政治参与的另一种模式:与米尔斯的对话(1) 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与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与米尔斯所描述的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的新、旧中产阶级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米尔斯所说的中产阶级的 政治特征是否已经不适用于以韩国为典型的另一类中产阶级了,或者说韩国中产阶 级政治上的作为是否已经完全超越了米尔斯的预测,这个问题仍然需要谨慎对待。 其一,由于从一开始就是由利益、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等彼此各异的成分组成 的异质性群体,而且加之他们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具有较大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因 此中产阶级有一种内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自然而 然地表现在他们的政治取向和政治行动中。正如米尔斯认为的那样:“中产阶级无 论是整体还是两翼,都没有什么共同的忠诚和象征,也没有共同的要求和希望。各 种各样的人加入到已有的各大集团中去,以压力为手段在政党和国家内部进行竞争。 各方的分歧还不至于严重到允许他们进行自己的政治斗争,更不用说鼓励他们这样 做了。”Mills,op cit,p351 在这一点上米尔斯是对的,美国中产阶级表 现出的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同样也在韩国中产阶级——政治上的机会主义 者身上表现了出来。其二,米尔斯曾经断言由于中产阶级“既不团结也无机会,他 们不可能成为政治性很强的集团或者形成独立的政党”, “新中产阶级没有任何 可能形成、创立或领导任何政治运动”。Mills,op cit,p353 韩国中产阶 级的政治参与似乎也证明了这点。虽然韩国中产阶级会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得较为激 进,但在韩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那一次政治运动的始作俑者是中产阶级, 而且虽然参与过多次政治行动,但至今为止中产阶级仍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如果 在这种社会转型的政治冲突多发时期韩国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那么未 来的希望就更渺茫。其三,尽管表现出进步与激进的一面,但这种进步与激进并不 是没有原则和底限的,韩国中产阶级往往在政治运动可能进一步升级并威胁社会稳 定的关键时刻让步、妥协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政治热情是有限度的激情,他们没 有像马克思所言的工人阶级那样具有一往无前、破旧立新的勇气,因而在本质上他 们是保守的,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只能是“后革命时代”。所以韩国中产阶 级仍然是韩国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一点,是自亚里士多德起就被看重的, 也与米尔斯所强调的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作用并不矛盾。然而,由于韩国中产阶级 毕竟具有了政治参与和政治取向上进步和激进的一面,因而,他们仍然与米尔斯的 预言有所出入,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韩国中产阶级已经超越或者突破了米尔斯的 断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上。其一,中产阶级激进、进步的政治取向已经使他 们成为韩国社会变迁与政治舞台上一支至关重要的生力军。这一点就可以说明米尔 斯所认为的中产阶级“没有任何政治热情”,“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可能 采取的战略使他们成为历史性变革的后卫,而不是变革的倡议者和主力军”,Mills,op cit , 同上引书,第394 页。至少在目前的韩国中产阶级身上是不能完全成立 的。 尽管在关键时刻,韩国中产阶级往往可能收回他们的热情,尽管目前韩国中产 阶级的政治热情可能大多是由转型时期的特殊时局和对专制政府的不满所引发的被 动的、有限的或者说是暂时的激情,但这也是米尔斯所始料未及的。就此而言,本 质保守的韩国中产阶级在韩国民主化进程无疑是有所作为的,这也是正确估价其他 与韩国境况相似的后发展国家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时应该予以考虑的。其二,在米 尔斯眼中,中产阶级的政治行为是完全缺乏自觉性、目的性的被动的盲目跟从行为。 他认为:“在政治斗争中,新旧中产阶级都成了其他更有权力、更有声势的压力集 团的别动队。”“新中产阶级的政治问题是,他们最有可能跟在哪个集团的尾巴后 面跑呢?答案是:看上去最有可能取胜的集团和运动。”Ibid,p 394 这一 点在韩国中产阶级身上也不成立。事实上,韩国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目的始终是包 括结束军政统治、实行直接自由的选举、争取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等等在内的政治 民主,也就是说他们的政治参与是有目的的、有选择性的。同时韩国中产阶级(如 知识分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他们有力地声援工人、学 生运动,力图影响选举而不是“只会在他们选择的对象赢定了之后才选择”,这些 都表明他们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他们的政治行为是从专制政府手中谋取更大权 利的博弈行为,而当他们发现可能会出现“零和博弈”的结果时,他们会审时度势, 及时全身而退,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行为。而主动性的参与,也使得中产阶级不只 是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依赖变量”,同时他们也可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对意识形 态领域施加重要影响。 因此,与其说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与政治参与跟米尔 斯所预测和断言的以美国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政治特征形成了对比,不如说 韩国中产阶级提供了中产阶级的另外一种可能的表现形式。因为韩国中产阶级与美 国中产阶级政治表现的差异,更多可归结于两国发展道路、政治体制与社会转型过 程的不同;而韩、美中产阶级的相似则是由中产阶级的构成及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 地位本质上的相同所决定的。可以说,韩国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了米尔斯及其原有的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因为米尔斯与传统 的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实质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为立 足点的。 中产阶级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产物,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中产阶 级无疑是在自发的、内生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而以韩国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则是 在后发的、外来式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韩国中产阶级与美国中产阶级的差别可 能正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社会转型过程的反映。由韩、美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不 同,我们可能会导出这样的结论: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出于本性上对自由、民 主的渴求,中产阶级会为了在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中谋取更大空间从而表现出激进、 进步的一面,而在社会结构基本趋于稳定之时表现出安于现状的保守一面;在一个 集权、专制的如韩国这样的“权威主义”国家,中产阶级会表现得较为激进、进步, 而在民主、自由的国家,他们则可能更加保守、温和。至于后发展国家正在兴起的 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的具体形态与表现形式,如同韩国中产阶级所表明的那样,应 该具有多元化与异质性的特征,不能简单地归于单一的模式之中。这样,韩国中产 阶级将完全有可能代表另外一种理想类型,另外一个极端上与美国相对立的中产阶 级模式。而且,由于其特征与表现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因而更值得研究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