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
生前收入不菲,辞世时一家人的经济却陷入困顿; 面对非原则性的攻击,鲁迅
隐忍退让; 与国学大师梁实秋的论战,鲁迅打了漂亮的一仗著名的共产党早期领导
人瞿秋白对鲁迅先生有一个中肯的比喻———称之为一位狼的乳汁喂养大的英雄。
这个评价为鲁迅本人所欣然接受。他虽出身于封建士绅家庭,却吮吸着中国劳
苦大众的精神养分。一反传统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和奴性,独具反叛特色,以一支如
椽大笔横扫南北,最终铸就成了没有丝毫奴颜媚骨,从头到脚都是钢铁炼成的民族
英雄。对此,鲁迅自己评价说: “我其实是知识阶级中最末的一个,而又是最顽强
的。我没有照着同阶级的人们的意志去做,反而时常向他们挑战,所以旧的知识分
子如此恨我。”
一些没有读过鲁迅的书、不了解鲁迅经历的人,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逆反
心理,是否定误解鲁迅的,认为他刻薄、好斗,没有包容慈善的胸怀。其实,生活
中的鲁迅待人是宽厚的,也很少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以他的稿费收入为例,有人算过一笔账,他生前写文章,当教授挣下的大洋,
约值今天人民币170 万元左右,那么,这笔数目不菲的收入哪里去了呢? 除去购买
北京的住宅,维持两个有了家室的弟弟一家的生活外,他还支援了别人不少。以至
于在他辞世后,身无长物,一家人的经济陷入了窘境。
至于他生前,那些反对他的人,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在政治上给鲁
迅栽赃,扣帽子,说鲁迅靠日本特务的津贴出书,或被金灿灿的卢布收买。有人泼
妇骂街似的指斥他为“封建余孽”、“法西斯”、“二重反革命”……更有甚者,
在学术成就上对其狂贬,称他的小说仅有一两篇可取,杂文叽叽喳喳,拨弄是非,
至于《中国小说史略》则是剽窃之作,读其译著如同天书,文风是“流氓风格”,
个别对他恨之入骨的人,更以撤职、起诉、呈请通缉等方式对他进行迫害。直至临
终前夕,他还梦见有人埋伏在两旁,暗中对他进行偷袭。
像鲁迅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文豪,如此这般被攻击得遍体鳞伤,恐怕无有二者。
鲁迅对此是宽容的,他通常采取隐忍退让的态度,尤其是对青年,更默默甘受
贬损。但是,对原则性的问题,他却丝毫没有妥协和退让。
这其中,令人熟知并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便是与散文大家、国学大师梁实秋
的论战。
梁实秋是以徐志摩为首的新月派的主要批评家。鲁迅跟他的论争主要是文学中
的人性与阶级性的问题。
当然,这场论战,后来逐渐升级,彼此唇枪舌剑,再不相容,不少左翼文人都
卷了进来,加入了批评梁实秋的行列。最为精彩的莫过于那篇《丧家的资本家的
“乏走狗”》,文中嬉笑怒骂,其讽刺挖苦之深,令梁实秋不堪其辱。自称“我不
生气”的梁实秋当时执教于国立青岛大学,在青岛的那天上午,他正在课堂上口若
悬河地向学生讲授他的论战观点时,忽然,一位学生夹着一卷杂志,神情颇为不安
地叫住了他。
梁实秋不明就里,正为学生打断他的授课而愠怒时,那位学生将《拓荒者》上
载有的那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文章递给了他。梁实秋急忙在教台上
踱着步细细阅读起来。渐渐地,他铁青着脸,继而脸红筋涨,浑身不住地颤抖,他
愤愤地将那篇文章往桌上一掷,口中喃喃自语: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
这对于素以清新洒脱、温文尔雅的形象而立世的梁实秋而言,如此的情绪激动
在其人生中是并不多见的。鲁迅自然是不亦快哉!
据知情者回忆,这是鲁迅参加左联后以最愉快的心情打下的最漂亮的一仗。
晚年,梁实秋在台湾提及他与鲁迅的这场论战,倒是显得心平气和,他说:
“鲁迅的杂文肯定是一流的,但他多了几分意气,似嫌少了些平复与宽容。”
杂文毕竟不是闲适雅致的小品文,缺乏了战斗性、缺乏了犀利的刀锋,批评便
显露不出。比之时下的许多不咸不淡,论点加事例,四平八稳的所谓杂文,鲁迅当
然是一座丰碑,强似了他们千百倍。诚如他在杂文《死》中所说的: “我的怨敌可
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 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
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鲁迅被神化了,凡三十年代与他论战过的人,
都被揪出来,清算了一番。如此,文坛巨匠郭沫若亦不能幸免。
这场当年上海滩上的“文笔官司”同样是充满了戏剧性。1927年,国民党清党
分共,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国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
开始重新寻找新的精神起点。一些早期的文艺团体,在血雨腥风中擦亮了眼睛,渐
渐转向革命。如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等人,他们以文人的浪漫和青年人的率真,
树立起使命意识,觉得有必要对中国旧的作家队伍进行一次清算。
华山论剑。他们居然选定了鲁迅,群起围攻,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论战。
这其中,以郭沫若表现最甚。他在《文化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说鲁迅是
“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是“不得志的fascist (法西斯蒂)”。这种带有人身
攻击的文字,开创了20世纪批判文章的先河。
鲁迅对这篇文章很有感慨,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不过,饶有兴味的是,郭沫若当时用的是“杜荃”的笔名,到了文化大革命期
间,郭沫若为此惹来了不小的麻烦。1968年春,上海的一个红卫兵组织从图书馆的
故纸堆中查找30年代曾参与攻击并与鲁迅论战的人。他们找出了化名“狄克”的张
春桥,顺带也找出了“杜荃”的文章,其时,鲁迅已被请上了神坛,任何对之过侮
的言行都被视为是大逆不道的。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居然敢恶毒攻
击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法西斯蒂”,那还了得? 红卫
兵一面贴出大字报,写出辩论文章,对该文万炮齐轰,一面四处查找“杜荃”其人。
郭沫若这时的处境本就不妙,与毛泽东的诗友关系已不复存在。上海的红卫兵
组织费尽心机,终于打探到杜荃便是郭沫若无疑,他们如获至宝,积极串联北京各
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准备对郭沫若进行揪斗。
郭沫若一时陷入困境。他将这段30年代的笔墨官司中的是非曲直,宏篇大论地
写出来,主动交到中国科学院,并反复借用鲁迅生前对自己的评价。鲁迅自己就说
过: 他“跟郭沫若虽然曾以笔墨相讥,但因为大目标相同,并不日夜记着个人之间
的恩怨。”后来,周总理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在他的亲自过问下,郭沫若方才涉险
过关。
鲁迅生前,在他批判论战过的对手中,有一位名叫徐志摩的“新潮诗人”,面
对鲁迅的恢宏气势与排山倒海般的咄咄逼人,颇具小资情调的徐志摩几番论战下来,
不堪招架。无奈之下,他亲自致书周作人,希望与鲁迅和解,并请他代言,他已领
教鲁迅的千古文章。
文章发出,立时在知识界中传为笑谈,因为鲁迅兄弟早已失和,这场文笔官司
岂是周作人所能化解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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