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无分文闯香港
主持正义,被学校勒令退学。一心想当外交官,却受家庭出身牵连,没有结果
;身无分文闯香港,进入《大公报》当编辑喜欢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金庸并不姓金,
而是姓查,本名查良镛。“金庸”是他的笔名,由“镛”字一分为二而得。1924年
2月,金庸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海宁查家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世家望族。在
查家祠堂内的几十个牌匾上,记录着族中功名人士,其中官至翰林的并不鲜见,而
查家最有名的先祖当算是查慎行、查嗣庭兄弟了。查慎行是清代的著名诗人。查慎
行的二弟嗣僳、三弟嗣庭都是翰林,另外堂兄嗣韩是榜眼,侄儿查升是侍讲,也都
是翰林。查慎行的大儿子克建、堂弟嗣绚都是进士。当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
五翰林”。金庸出生时,查家有3600亩田地,租户有上百户,因此金庸的父亲查枢
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地主。据说查枢卿不是那种土地主,他受过西洋教育,属于
那种过渡时代的中西混杂的人物。金庸生母名叫徐禄,19岁与金庸的父亲查枢卿结
为夫妇。查枢卿与徐禄感情甚笃,先后生下五子和二女,金庸是老二。1937年,日
寇侵入江南,他的家乡袁花惨遭轰炸,查枢卿夫妇带着全家逃难,徐禄得急症病亡。
当时,13岁的金庸尚在嘉兴读书。金庸的继母名叫顾秀英。11岁时,顾秀英押给查
家当丫环,起先伺候金庸的祖母。徐禄病亡满3 年后,查枢卿续弦再娶,小他17岁
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先后生下四子二女。
抗日战争后期,金庸考入当时设在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这个学校是国
民党培训政治干部的地方,外交系的学生毕业后大都被派往国外。金庸正是冲着这
一点来读这所学校的。金庸的学习成绩不错。当时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
很有影响力,金庸最喜欢每两周一期的“国际述评”专栏,专栏作者用的是笔名,
金庸通过打听,得知作者的真实姓名是当时的著名政论家乔冠华。没想到,十多年
后,金庸居然和乔冠华扯上了关系。
当时金庸只想把书念好,将来好当外交官。但在外交系才念了一年书,被校方
“勒令退学”。原因是当时学校中有不少国民党的职业学生横行霸道,当众殴打几
名有共产党员秘密身份的学生领袖。金庸当然不知这几名学生领袖的真实身份,于
是向学校告状,并与分管党务的训育长激烈争辩,态度“十分恶劣”。这下倒霉了,
“外交官之路”突然中断。好在金庸有个表兄是中央图书馆的馆长,名叫蒋复璁
(此人后来到台北任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通过这层关系,金庸在中央图书馆阅
览组谋到一个饭碗。
这是金庸走向社会的第一份职业。抗战胜利后,金庸随家人一起回到故乡,不
久来到杭州,在当地的《东南日报》当记者。大约干了不到一年时间,金庸辞职转
往上海,通过堂兄的关系(堂兄名叫查良鉴,当时是上海市法院院长,并在东吴大
学法学院做兼职教授),进入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直到今天,金庸填
写个人履历表,“学历”一栏都是东吴大学。毕业之前,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
围公开招聘3 名国际电讯编辑。应聘者有3000多人。经过激烈竞争,最终金庸得以
录用,成为兼职编辑。1947年年底,《大公报》经理胡政之组织了一个年轻班子,
亲自带队到香港恢复出版《大公报》,谋求异地发展。
1948年3 月15日,《大公报》在香港复刊,金庸被派往香港。当时金庸才24岁。
金庸接到调派通知异常兴奋,也许是走得太匆忙,飞机起飞后,金庸才发现连一分
钱也没带。这样连下飞机后搭巴士坐渡轮的钱都没有。金庸将口袋翻个遍,急得满
头大汗。正巧,坐在他身边的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潘公弼知情后马上借给
他10元港币,使他下机后得以顺利来到港岛的报社。
1993年,金庸在一首诗中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回首当年。金庸赤手空
拳赴香港,后来创下庞大的基业,应了“白手打天下”这句老话。和在上海《大公
报》一样,金庸在香港《大公报》继续做国际电讯翻译并编国际新闻版。在金庸到
香港的一年中,大陆易主,共产党已坐稳江山。《大公报》眼见大势已定,识时务
者为俊杰,于是向新政权靠拢,于1948年11月10日发表改换门庭的社会评论《和平
无望》,以此为标志,香港《大公报》变成“左派”报纸。在《大公报》这种政治
环境中生活和工作,金庸不可能不受到深刻影响。也就是说,他也要积极向“左”
靠拢。1949年11月9 日,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称“前
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
家所有,严禁冒领及私自承购”。而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派员到香港,想接管上述资
产。金庸立即写了一篇长文,题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于11月
15日和18日分两天在《大公报》发表,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
产。
此后,金庸还写了一系列文章。金庸这些文章得到了一个名叫梅汝敖的名人赏
识。此人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他在东京读到金庸的文章。一次路过
香港,特地约见金庸,发现金庸如此年轻,赞叹不已,称其前程不可限量。梅汝敖
原为国民党要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外交部将其聘为顾问。从东京到北京后,梅
汝敖身边缺少人手,马上想起金庸,立即给金庸拍了一个电报,要他到北京外交部
来工作。
金庸自然是十分高兴,决定马上动身。到北京后,金庸先见过梅汝敖,交谈中
金庸听出似乎有些什么问题。原来,梅汝敖供职的部门是外交学会,这只是一种半
官方性质的组织,而金庸所想的却是进外交部,当一个真正的外交官。两者有很大
距离。显然,金庸不想到外交学会做事。但是既然来了,就想再找找关系。
他拜见的人物是乔冠华。当时外交部长由周恩来兼任,乔冠华是周恩来的外交
秘书,在外交部颇有实权。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乔冠华曾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在香
港秘密工作过一段时期。1946年,他又受中共组织委托再次到香港创办新华社香港
分社,出任第一任社长,直到1949年底才返回北京。在香港期间,尤其是《大公报
》向“左”转后,乔冠华每周都与《大公报》的有关人员开座谈会。几乎每次座谈
会,金庸都能与乔冠华碰面。因此算得上老熟人。
乔冠华对金庸的到来表示欢迎,但也坦诚相告,国家外交部的确需要人才,不
过,按金庸的情况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这里所说的情况,是指金庸接受过国民党的
专门教育,特别是他家庭的“严重情况”。金庸所接受的国民党的专门教育,显然
是指重庆陪都时期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而他家庭的“严重情况”又是指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在所有介绍金庸的书籍和文章中都绝少提到。这是因为,在20 世纪
50年代初,金庸的父亲、大地主查枢卿被地方人民政府判处死刑———枪决了。金
庸这次找到乔冠华想进外交部,不知其父是否已被处决,但是在香港做过特殊工作
的乔冠华,对金庸的家庭成分一定心中有数。当时的政策是“按成分论,但不唯成
分论”,金庸在乔冠华眼里充其量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在金庸垂头丧气之时,乔冠华还是给这个一心想当外交官的热血青年指明了出
路。首先是要求他进入人民大学接受“脱胎换骨”的教育,并且凭着自己的现实表
现,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进入外交部工作。一瓢冷水劈头浇
下。这是毫无把握的事情啊! 金庸顿时透心冰凉。
多年以后,金庸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 “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
的事不敢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
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做出贡献来表现自
己……”30多年之后,1981年7 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
香港《明报》社长金庸,并同金庸的妻子和子女合影。谈话中,邓小平主动与金庸
谈起他父亲被杀的事情,说: “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说: “人入黄泉
不能复生,算了吧! ”这次接见之后,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
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金庸之父查枢卿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件错案冤案,
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
金庸得知后,专门写信给海宁县委的领导,信中说: “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
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
着重致谢。”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金庸未能当成外交官,却成就了一个“金大侠”。香港
回归之前,金庸作为筹委会的委员之一,到北京起草香港基本法,当时,外交部也
有人当筹委会委员,调协司的司长邵天生就半开玩笑地对金庸说: “查先生,幸亏
当年你没来,如果进了外交部,第一,凭家庭出身不好这一条,‘反右’这关你肯
定过不了; 第二,哪怕过了第一关,‘文化大革命’你也一定会遭殃。”
这次天真地北上求职,差点儿丢掉原来的饭碗———《大公报》的个别负责人
拒绝他,几经周折,金庸才回报馆复职,做一名月薪才200 港元的小编辑。
那时的《大公报》,业务会变成政治学习或思想汇报会。金庸擅自北上,同事
批评他不安心工作。金庸心情不太愉快,他想去《文汇报》,传说那里抓得更紧。
去其他报馆,又不懂粤语,很难跟广东人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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