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各级政府虽然告别了“全能政府”“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 空气”的无限权力,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限政府”,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 有所减弱,但是在许多领域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当前突出表现在各种项目的审 批权和人事任免权上。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高官把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 搬到政治生活中来。充分利用公共权力出卖党和国家的利益,大肆获取不义之财。 而在交换过程中,他们都不一定亲自出马,只要一个电话,一张白条,就会获取 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上千万巨额资金。 既然当官的有如此巨大的利润空间,也就难怪许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了。 当然,官员贪赃枉法不是没有风险,因为近几年每年都有高官被查处,不仅丢了 官,甚至断了性命。但是中国当官的利润太丰厚了,太诱惑人了,这也是慕绥新 等贪赃枉法的高官“前赴后继”的重要原因。 中国官员与发达国家的官员构成不同,发达国家的官员一般是解决了物质生 活后,才走上仕途的。他们许多人当官后的收入,甚至低于当官前。因此,他们 从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更高的欲望——他人认同感、自己的成就感。而在利 益方面,他们一般没有利润的期望值,也就不大可能从职务中捞取利益。如果为 了钱他们没有必要当这个比自己原来收入还低的官。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官员 大多是从基层做起,是职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就决定了他们基本上是一穷二 白走入仕途。因此,他们把人生的所有期望值——他人的认同感、自己的成就感、 生活的富足感都寄托在仕途上了。如果“当官不捞钱”就意味着“退了没本钱”。 为此,他们在职期间甘愿冒些风险。诚如马克思说的那样: 当利润达到300%时, 资本家就会铤而走险。而当官几乎用不着什么投资,仅凭手中的权力就可获取无 本暴利时,在一些贪官眼里这个风险值得一冒,所以即使杀头也在所不惜了。 其实相对于商人的投资冒险,官员的风险系数是比较低的。首先,凡是当官 的都有一顶红“乌纱帽”。这个“红顶子”不仅是他们捞取钱财的资本,也是逃 避监督、检查、免于制裁的“护身符”。官越大,其案件查处的阻力就越大,相 对而言保险系数就越大。大贪官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就曾毫不掩饰地 说过: 官做到我这个级别,就很少有人敢查了。其二,当前高官贪污受贿已不 是个别现象,而真正查实的比例并不高。受贿几十万元的原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李长河被捕后就曾叫板说:“我想现在的领导干部,谁也不敢保 证说自己没有经济问题。”根据有关部门资料显示,贪官的风险系数,就干部总 数而言,不到2%;就单个人而言,按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研究,其判 刑坐牢的比率也不超过6%。其三,经过这些年反腐败斗争的“磨炼”,一些腐败 分子也从中汲取了许多教训,手法越来越高明,行为越来越诡秘,查处越来越困 难。即便东窗事发,他们也能推的就推,能赖的就赖,最后只能落得个“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的罪名,纵使你从其家中搜出千万不明资产,最后也只能是判5 年、 10年了事。从这个角度讲,“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罪名,几乎成了大贪官的避 难所,免死牌。 2001年8 月5 日,新华通讯社记者刘欣欣、张非非在新华社第249 期《国内 动态》清样上,又从“带病提拔酿恶果”的新角度,对慕绥新腐败案进行了调查 与反思。新华社沈阳讯,最近召开的辽宁省委员会对慕绥新腐败案件进行反思和 剖析,许多省委委员和与会干部对慕绥新的使用问题提出疑问和批评,认为这是 用人腐败的一个典型。为此,记者采访了慕绥新曾担任过职务的多个部门和单位, 发现慕绥新多年前就是一个专权乱用、贪图享乐、口碑不好的人,但是10多年间, 却屡屡被“带病”提拔。慕绥新的升官之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行干部人事制 度值得深思的一些问题。 -------- 一米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