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这样一来,他的压力可就大了,他说回家之后,“我三夜没有睡着觉,想呀 想,他不收我的烟为什么?是对我有看法,还是不信任我?还是觉得我是外人, 不是能靠得住的人?”有了三天三夜不睡觉的体验,还能不设身处地的为送钱的 人着想吗?为此,他得出结论: 要理解送礼人的心情。 所以他说,“有些我比较欣赏的干部,我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我要收。还 有一些关系比较复杂的人,我不能不收,我不收矛盾就暴露了,我不希望生活在 这种环境之中。” 没有雪鸡的山谷,狐狸不来;没有草籽的山丘,田鼠不打洞。慕绥新既然有 收礼上这样体贴下情的理论基础,那送礼者岂不蜂拥而来。面对着那滔滔不绝的 “朝圣人流”,慕绥新不得不抬高门坎。换句话说伴随着慕绥新的步步高升,他 收礼的数字,也几乎是几何级数的增长,越来越多。特别是任位高权重的市长之 后,更是无所顾忌。他在笔录中讲,随着送礼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花样翻新, 慢慢地就把钱权的交易淡化了,而把这看成人情往来的一种方式,过年过节不送 土特产了,送个卡,后来卡也不送了,送俩钱,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结果这条 路就铺开了。 当然,送礼与收礼古而有之,并不是慕绥新的发明创造。可是慕绥新成为位 高权重的高级干部之后,早就越过了“抽烟靠送、喝酒靠贡、工资原则不动、老 婆基本不碰”的“原始小康”阶段,钱对于他来说,已经无足轻重了,但是他还 是被“世俗绑架”了,他既然认为收礼是“润滑油”,收礼属于“感情投资”, 有利于事业,有利于上下级关系,他就没有理由不把收钱的这种方式延续下来。 只不过他延续得富有创造性,延续得充满人情味。那就是慕绥新笑眯眯地收,收 得非常大度,收得不拖泥带水,收得干净利落,收得送礼人心里非常温暖,甚至 收得一点也不隐瞒,好像根本没有当成回事。根本使人没有往受贿方面想,而是 一厢情愿地认为: 这是人情往来礼尚往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在先进发达地区,每逢年节领导给下属发红包,已经属于一种昭示温 情、关心群众、鼓励干劲,调动积极性的一种方式。 而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相对滞后的沈阳送红包,就像钱塘江大潮似的海水倒 流,不是领导给群众分发红包,而是群众给领导送,并且已经蔚然成风,变成一 种时尚、一种风气。 不仅逢年过节必须送,送红包的时间也无限扩展,领导出国、领导住院、领 导过生日,只要能找到领导高兴的借口,都可以视为送礼的最佳时间;当然,水 涨船高送红包名目也跟着多了起来。什么生日礼、什么老人节、什么情人节等等。 于是,每天都有送礼的,有人给慕绥新平均一下,几乎一天就收近两万元,这岂 不使慕绥新每天都感觉生活在节日里,每天都感觉受到尊重,而心情极佳? 那时他大脑中也闪现过不辜负党的信任,坚决拒绝收礼。可是他万万没有想 到他到任第一个春节,第一个送礼的是马向东。他初来乍到,没有势力范围,如 果谁来送礼,慕绥新都清高自傲地拒人千里之外,那显然非常得罪人,马向东会 怎么想?工作怎么能好好配合?无疑马向东的礼,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事业的 角度,他都必须收。况且他当时并不富裕,他的财富与他的官衔很不相称。 而事实上大多数官员,没有立即送礼,不是不想送,而是开始摸不清慕绥新 的嗜好,不知道慕绥新得意“哪口”,送点什么礼品好?想来想去,大多数智商 不低的官员,都没有选择明晃晃拿着礼品,那样太显眼了,那不是给领导上眼药 么?而选择送点钱,这样不显山不露水,天知地知,含蓄方便,顺理成章、合情 合理。 况且,我们党在搞计划经济时曾经包打天下,施甘露于天下苍生,老百姓也 曾感激这社会,把账都记在党的干部身上。而在历史转型期,我们开始搞市场经 济,一时半时还离不开行政干预,而他作为一个大都市的市长,需要他帮助的人 太多了,给别人的好处都是国家的政策,他不过是执行政策的人。他无论给别人 多少好处,他慕绥新也不用掏自己腰包,可是人们还是把好处记在他的头上,因 为他是掌握政策的人。而任何政策都不是万能的。总是有利于一些人,而不利于 另一些人。他只不过是移动了政策“可给可不给”的砝码,这个“砝码”无论落 在谁头上,谁都要记住这个的恩惠,而不是好政策的本身。换句话说,我们的人 民就把过去对党的感激,转移到某个人身上。这是我们国家存在的一种现实,也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公仆,常常带有一种上帝的感觉。慕绥新把送礼和收礼看得这 样明白,理解得这么透彻,岂能装“二小子”? -------- 一米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