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骚动不安的冬季 每年12 月31 日午夜,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前,最高领导人向全国人民致辞 已成为苏联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通常,这些致辞主要是对过去一年所取得成就的 庆贺和对来年取得更好成绩的期盼。 但是,在1989 年12 月31 日的新年致辞中,传统的祝辞已不合适。这一年 中积压的问题太多,试图掩饰这些问题的存在必将激起公愤。戈尔巴乔夫明白这一 点,并且换以清醒而镇定的口气对其国民致新年贺辞。他承认1989年是“改革最困 难的一年”,也承认经济改革“处境艰难”,但是他声称1989年尽管遇到了各种各 样的困难和痛苦,但却为未来的和平与繁荣奠定了基础。冷战的结束使90 年代有 可能成为“文明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最需要的是“理智、友好、耐心和容忍”。 〔296 〕我和丽贝卡以及堪萨斯州来访的朋友在斯帕索住所的楼上书房通过电 视看了戈尔巴乔夫的新年致辞。我试图给朋友作同声翻译,因此我得更加注意新年 致辞。戈尔巴乔夫的新年致辞结束后,克里姆林宫敲响了午夜的钟声,我们拔掉香 槟酒瓶的瓶塞以示庆贺,但我总感到祝辞中缺少一点什么似的。 当我们为新年而干杯时,我忽然意识到:戈尔巴乔夫的祝辞中没有提到列宁、 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这些东西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在这种场合的发言通常是必须提 及的话题。会不会是这一切被忽略的第一年呢? 家里的客人安睡后,我查遍自己所有的录像带,找出了一年前我录制的苏联领 导人的新年祝辞。重新放了一遍后,我发现自己的记忆并没有错:1988年12 月31 日,戈尔巴乔夫谈到了“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构想的复兴”以及“列宁主义政党的 职责”。 那天晚上,宗教取代了列宁而成为热门话题。一个电视频道专门转播围桌而坐 的牧师们讨论信仰的社会和人文价值,并由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布道。过去大众 媒介提及宗教只是为了攻击它,而现在与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实际上,过去在 复活节时安排最流行的娱乐节目已成惯例,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不使年轻人到教堂去, 而把他们吸引在电视机前。 除夕之夜的电视节目是未来事情的预兆。一个星期后,根据公历,俄罗斯东正 教在列宁格勒举行圣诞仪式,一座教堂整整三个小时的庆祝活动以及牧师对仪式的 解释全部进行了电视实况转播。一年后,那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开始在节假日参加礼 拜。 进入1990 年,节日的气氛变淡并很快烟消云散。戈尔巴乔夫还没有从1989 年的烦恼事中缓过气来。在党内,他面临着一场因立陶宛人退出苏联共产党并要求 结束共产党独裁而引发的危机;日益衰退的经济;日益增长的反改革势力;东欧剧 变以及德国重新统一引起的动荡不安;对外政策第一次遭到批评而不是称赞。以前 主要集中在气候温暖季节的大型抗议性示威游行已成为许多加盟共和国的冬季活动, 特别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和外高加索地区的〔297 〕一些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地区 的暴力冲突仍继续不断,并且开始蔓延到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 戈尔巴乔夫最迫切的政治使命是出访立陶宛。中央委员会12 月25 日的全体 会议谴责了立陶宛共产党要求独立的企图,但是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出访这个共和 国时推迟了采取最后行动。显然,他希望说服立陶宛共产党留在苏联共产党内,并 希望立陶宛人在坚持分裂之前给予“真正的联邦”一个尝试的机会。 立陶宛之行必定是他艰难的政治生涯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戈尔巴乔夫喜欢出 访,也喜欢与友好的人们融为一体。但是这次出访所受的礼遇,尽管彬彬有礼,但 实质上是怀有敌意的。三天出访期间所进行的对话大多数是聋子式的对话。 萨尤季斯在戈尔巴乔夫1 月11 日到达维尔纽斯这一天组织了一次群众集会。 组织者还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但是,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市内一家更为友好的工厂 作为他露面的主要场合。同时,教堂广场上人山人海,甚至街道两边也挤满了人, 他们积极参与这一要求独立的集会。苏联中央新闻媒体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戈尔巴 乔夫身上,因而实际上忽视了这一大型的集会,但是我们驻列宁格勒总领事的代表 当时在场,美国国外广播信息服务局通过立陶宛电台的广播把集会的演讲都翻译了 过来。 卡兹米拉斯·莫季耶夫,去年夏天会见我的立陶宛人之一,于下午2 点宣布集 会开始,并宣布“不独立,毋宁死”。萨尤季斯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走到主 席合上的麦克风前发表演讲,他说,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都 “劝告立陶宛人民不要仓促和慌忙”。这些人应该到苏联来并在苏联生活,以设身 处地地感受一下他们的忠告意味着什么。在兰茨贝吉斯在台上发表演讲的同时,台 下集会的人们反复地高呼着“自由、自由”。 兰茨贝吉斯在演讲中指出,莫斯科假装没有听到发自立陶宛人民的清晰呼声: 180 万人联名要求在立陶宛只能实行立陶宛法律的请愿书;150 万人签名要求废除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298 〕请愿书;六个月前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代 表要求谈判独立问题的一封信。“我们该说的都说了,因此莫斯科不能假装成一个 不懂事的孩子。”兰茨贝吉斯为戈尔巴乔夫不能参加他们的集会而深感遗憾,但是 他又说他相信戈尔巴乔夫的善意。“他是我们东面一个强大而危险的国家的领袖, 同时他也是这个国家新政策的象征。我们希望与这个国家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 上建立一种友好和经济互利的关系。”并不是每个演讲者都愿意如此这般地相信戈 尔巴乔夫。维尔纽斯的俄罗斯人尼古拉·梅德维捷夫说:“我非常愿意相信戈尔巴 乔夫,但是我知道他的后台是谁……我记得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是 如何被唾弃的,我记得他们是如何不愿承认在布尔什维主义国家里发生的灭绝种族 的大屠杀。由于他们一直在撒谎,我没法相信他们。神圣的俄罗斯仍然存在着可怕 的马克思主义流毒。”⑤戈尔巴乔夫那天下午在一个电气设备厂发表讲话,强调他 在整个访问期间再三重复的一个话题,苏联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如果出现分裂,整个国家将受到破坏;分裂企图会导致种族冲突和流血;立陶宛人 民在一个新型的民主联邦中可以获得他们想得到的一切;苏联共产党应该保持中央 集权体制,为新的联邦提供一种凝聚力;加盟共和国要求自治的主张犹如要求拆去 支撑一座大桥的支柱。 显然,甚至从有关这次访问的官方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大多数立陶宛人并没有接 受戈尔巴乔夫的这些看法。他们认为独立不是割断经济和人员联系,经济联系和开 放边界仍要保持。也不会发生流血事件,因为不存在种族冲突的基础。而且,他们 不相信戈尔巴乔夫能建立一个真正的联邦,尤其是如果他不允许在共产党内建立联 邦体制的话。他反对立陶宛80%的共产党员要求自治的要求表明将来任何形式的联 邦都是一种虚假的托词。 1 月13 日,在戈尔巴乔夫离开维尔纽斯准备回到莫斯科时,他对这次失败的 出访强装欢颜。他说,“我们已奠定了继续对话的良好基础”,希望已与莫斯科断 绝关系的立陶宛共产党重新考虑他〔299 〕们的所作所为,并能够参加下一届党代 会。布拉藻斯卡斯在送别仪式上对戈尔巴乔夫的这番话作了强硬但又不失礼节的答 复,他重申,立陶宛共产党退出苏联共产党已不可挽回。⑥双方的对话不会按照戈 尔巴乔夫的条件进行。 戈尔巴乔夫离开维尔纽斯两天后,布拉藻斯卡斯当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 立陶宛共产党中忠于莫斯科的一小部分人,尽管在加盟共和国享有戈尔巴乔夫给予 他们的广泛权力,但实际上已失去了所有的政治影响。 让人纳闷的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进行这次注定失败的出访。任何一个了解 立陶宛人态度的人都知道戈尔巴乔夫的话在立陶宛民众中缺乏号召力。那么为什么 他还要去那里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在为政策变动做准备。他可以出访立陶宛, 在那里尽量争取好的结果,然后在返回莫斯科时他可以说,立陶宛给他的教训是将 来只有实行联邦的政党体制党组织才能生存下去。但实际上,他并未这样做。在他 离开立陶宛之前,他已拒绝考虑作出这个唯一可证明他此次出访有必要的让步。 他心里可能有许多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他有可能打算利用这次访问证明立陶 宛人是如何的“不可救药”,并用这一点来作为其后镇压的借口。但是,这种可能 性也不符合事实。在整个访问期间,虽然他碰到一连串带侮辱性的强硬言论和问题, 但他从未发出过一次威胁。他没有像去年8 月那样大喊大叫。而且,对立陶宛的镇 压将意味着改革的终结,他显然是要推进改革,而不是要放弃改革。 那么,他为什么要访问立陶宛,并且甘冒民众反对其请求从而使他的个人权威 受到损害的风险呢?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克格勃关于立陶宛“民族主义 者”只是一小撮的报告使他蒙骗上当,因此,他完全相信他可以利用当地的力量来 对付“分裂主义者”;其二,他进行这次访问是为了向党内的保守势力证明他决不 纵容那些分裂党的人。他当时正在准备有关改革党和政府体制的主要提案。这些提 案要得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通过会有相当的困难。如果他在民族主义势力面前 过于软弱的话,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他也许会落得和赫鲁晓夫同样的下场。 戈尔巴乔夫也可能是担心当地的武装力量在克格勃内和党内保守派的支持下试 图制造暴力事端,并期望迫使他进行干涉——〔300 〕一年后他们正是这样干的, 甚至强迫他下台。因此这次立陶宛之行也可能是他为了赢得时间的一次努力。 事实上,党内保守派和军方的许多高级官员把反对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 独立看作是对国家忠诚的一次决定性的考验。他们看到了东欧剧变和德国正迅速走 向统一时苏联所面临的处境,决心以抵制分裂加强苏联自己的边防。实际上,所有 了解苏联政治内幕的观察家都认为,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能让立陶宛、更不用说所 有的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而继续留在台上。我相信戈尔巴乔夫当时对 形势也是这样估计的,这样就可以解释他后来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了。 阿塞拜疆流产的革命正当戈尔巴乔夫还在立陶宛进行毫无意义的访问并告诫人 们分裂主义将导致流血斗争时,阿塞拜疆发生了骚乱和屠杀,数十人死于非命。然 而,这一事件不是分裂主义的结果,而是种族仇恨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郁 积的结果。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争端在1989 年间逐渐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埃里温和巴库的民众定期地举行示威游行,但是很少出现导致人员伤亡的冲突。这 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不是由阿塞拜疆当局来管理,而 是由苏联最高苏维埃派遣的专员——一位资深的共产党官员阿尔卡基·沃尔斯基来 管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都不满意最高苏维埃的这一安排,但是亚美尼亚人 比阿塞拜疆人更能接受这一现实。亚美尼亚人希望这是该地区划归亚美尼亚的第一 步,而阿塞拜疆人认为这是对其共和国领土完整的侵犯。 1989 年11 月,我访问了埃里温和巴库。很明显,两个城市的局势非常紧张。 亚美尼亚虽然仍处在一年前的毁灭性大地震所造成的混乱之中,但公众似乎更加关 注生活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亚美尼亚人的命运。要求把该地区划归亚美 尼亚的呼声日益强烈,引起了掌权者们的深切关注。但这一地区领土的变动显然会 引起阿塞拜疆人的强烈反应,亚美尼亚共产党新的第一书〔301 〕记苏连·哈鲁丘 年私下告诉我,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是让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处在莫斯 科的直接控制之下,但他担心不仅阿塞拜疆不能接受这一解决办法,而且戈尔巴乔 夫也不会接受这一解决办法。 巴库共产党书记阿卜杜尔拉赫曼·维吉罗夫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他认为亚美 尼亚人可以永远居住在阿塞拜疆并且永远受欢迎。苏姆盖特的骚乱是地痞流氓聚众 闹事引起的,这类事件不会重演。他觉得众多的亚美尼亚人惊慌失措地逃离家园是 不幸的,并决定保留他们的工作和居所,希望他们能尽早返回家园。那些从亚美尼 亚地区驱逐出去的阿塞拜疆人也应该被鼓励重返家园。他建议,亚美尼亚人放弃对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领土要求。 他认为亚美尼亚人的领土要求激怒了阿塞拜疆的民众,结果在两个加盟共和国 之间导致事实上的战争状态。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这两个加盟共和国。双方公众舆论的要求(不幸的是, 双方的知识界精英在给这些要求火上浇油,他们以扭曲的和夸张的历史观煽动人们 的情绪)很难有妥协的余地,事态正朝着一触即发的方向发展。 11 月28 日,我回到莫斯科才几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结束对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自治州特别管理的决议,决定把它交还给阿塞拜疆管辖。莫斯科当时这 样做是为了迫使两个加盟共和国通过谈判解决相互间的争端。事实证明莫斯科这样 做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误。 亚美尼亚人立即聚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首府斯捷潘纳克特,抗议 将他们交还给阿塞拜疆管辖。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谴责莫斯科的这一决定,并于12 月1 日批准合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阿塞拜疆则利用从莫斯科运往亚美尼 亚的所有燃料和大多数商品都要经过其领土这一有利条件,作出了反击,对亚美尼 亚进行物资封锁。 两个加盟共和国民众的骚动情绪不断发展,在阿塞拜疆尤为厉害。早在几个月 前,阿塞拜疆共产党书记维吉罗夫就同意给予其合法地位的阿塞拜疆国民阵线利用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争端问题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并且开始在好几个城市强 迫共产党官员让权。1990 年1 月11 日,戈尔巴乔夫访问维尔纽斯的这一〔302 〕天,示威游行者封锁了阿塞拜疆第二大城市连科兰的政府办公大楼,⑦在巴库的 市中心也有大规模的群众集会。 两天后,阿塞拜疆的首府发生了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最残酷的骚乱。 暴徒们攻击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公寓大楼,屠杀居住在大楼里的亚美尼亚人。妇 女和儿童被暴徒们从楼上的窗户中抛下来,惨死在公寓大楼下面的人行道上。 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夺取了加盟共和国的领导权。阿塞拜疆共产党的领导人 维吉罗夫逃亡到莫斯科,“人民阵线”控制了首府的所有要害部门。1 月15 日, 莫斯科派遣军队进入该地区,但是直到1 月19 日军队才大规模进入巴库。戈尔巴 乔夫第二天晚上发表电视讲话,呼吁保持冷静与和平,并指责两个加盟共和国的共 产党和政府官员未能团结合作。维吉罗夫被解除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 这说明他对这次骚乱负有责任。 1 月21 日,苏联军队完全控制了巴库,但是这座城市并不平静。阿塞拜疆最 高苏维埃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如果苏联军队继续占领该城市,那么阿塞拜疆将就 退出苏联一事举行全民公决。 在莫斯科,我们听到这些令人震惊消息时都深感恐慌。莫斯科中央电视台对该 事件做了许多可信的报道,尽管播音员只描述了所发生的暴力行为而没有把它们在 电视屏幕上曝光。1 月21 日,我看完了电视新闻后,匆匆记下以下一段文字: 昨天采取了军事行动后,巴库基本上恢复了平静,但是全体居民的情绪仍很激 昂。一名将军在接受采访时说,局势“紧张到了极限”。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不到 100 人,但是人人都觉得远不止如此。整个事件在今晚的“七天”——星期天晚间 的“一周评论”——这一新闻栏目中有详细的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说纳戈尔 诺地区已宣告从苏联分裂出去。 我注意到苏联的媒体没有说那里的局势是平静的。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宣布 明天进行总罢工,并举行纪念大会。显然,宵禁没有得到普遍的遵守。 由此看来,苏联领导层似乎已别无选择,只有动用军队,并下令遇到抵抗时可 以开火。但是,如果这次行动不迅速,或〔303 〕者这次行动拖延太久,或者死亡 人数过多,都将增加人们普遍的不满情绪。 还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共产党在该地区的统治彻底崩溃了。在某种程度上, 该地区有序还是无序都取决于“人民阵线”和苏联军方。它们二者起着同样的“领 导作用”。当我看到国防部长亚佐夫发表在1 月26 日《消息报》上的声明后,我 意识到我最初的关于武装干涉是必要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亚佐夫宣称军方逮捕了 “大约80 名”“人民阵线”和其他非正式组织的成员,并对逮捕行动作了以下说 明: 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扣留所有这些非法分子,而是要摧毁他们在所有的企事业单 位和机关设立的政权组织机构。 我并不是信口雌黄,我的意思确实是指政权。他们正准备夺权并且成功的可能 性很大,他们自己宣布1 月18 日晚11 点,也就是军队进入巴库的前一天,全城 处于紧急状态。当时,苏维埃和党的机构在该市的许多地区已失去了作用。他们号 召在1 月20 日举行一次公众示威游行,并打算届时宣告由“人民阵线”掌权执政。 因此,军事干涉的最初意图不是为了拯救百姓的生命,而是为了夺取“人民阵 线”的权力。的确,从中可以推断出,既然“人民阵线”在苏联军队干涉之前就已 宣告处于紧急状态,那么它可能已制止了骚乱。 几天以后,我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任书记安德烈·吉连科请教了这些问 题。当他还是克里米亚的党书记时,我就已经认识他。最近,他调到了莫斯科的共 产党书记处工作。阿塞拜疆发生骚乱后,他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一起被派到了 巴库,他说他们于1 月14 日,即骚乱发生的第二天抵达巴库,并试图“寻求政治 解决”。但是,他们发现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进步成分已经丧失”,并转化 为“恐怖主义”。1 月18 日,“人民阵线”宣布处于紧急状态,第二天早晨, “人民阵线”占领了政府和共产党所有的办公大楼。1 月19 日,莫斯科发布戒严 令并动用军队。 〔304 〕像亚佐夫一样,吉连科指出,在苏联军队干涉以前阿塞拜疆的秩序已 经恢复,军队干涉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共产党的统治。 这是大多数阿塞拜疆人和苏联穆斯林所得出的结论。“人民阵线”的支持者强 调说,1 月13 日所发生的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骚乱是由那些被亚美尼亚驱逐而无家 可归的阿塞拜疆人挑起的。阿塞拜疆当局试图回避给被驱逐的阿塞拜疆人永久性的 重新安置,希望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能够共同安置这些返回的难民。“人民阵线” 的支持者同时强调,在暴乱开始时,政府当局处于瘫痪状态,“人民阵线”实行了 强有力的控制,并且稳定了局势。 我认为这种解释难以自圆其说,因为“人民阵线”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 州问题上始终采取强硬立场并因此为1 月13 日的骚乱创造了条件。但是不管怎样, 回过头来看,显而易见的是苏联军队对巴库的占领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人员的伤亡, 而且做出这一决定时,政治因素的考虑多于人道主义因素。 由军方取代“人民阵线”的决定引起了该加盟共和国国民的不满,并且只能增 强将来要求分裂的呼声。它也在俄罗斯公众舆论中产生了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俄 罗斯的好几个城市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将苏联军队部署在巴库(不是因为对阿塞 拜疆“人民阵线”的同情,而是因为那些军人的家属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冒生命危险)。 俄罗斯人也开始认识到,他们也可能成为种族冲突的目标。迄今为止,大屠杀只是 发生在诸如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民族身上。但是,在苏联军队占领巴库后, 为确保他们住在阿塞拜疆的家属的安全,不得不让他们撤离。 军事干涉作为将来恢复加盟共和国秩序的方式,开始显示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俄罗斯公众越来越不愿意为维持苏联帝国的生存而付出代价。 帝国主义者的讲坛不管怎样,苏联帝国还有一批卫道士,当他们看到苏联在东 欧的地位崩溃、非俄罗斯民族要求独立以及中央集权削弱时,他们开始联合起来, 最初是对这些变化表示关注,然后又感到恐惧。〔305 〕1990 年1 月初,一位叫 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的年轻作者在《俄罗斯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份保 守的文学周刊成了那些准备不惜任何代价维护苏联帝国的人们的讲坛。⑧普罗汉诺 夫攻击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削弱了苏联统一的基础,即社会主义信念,中央集权和计 划经济。他预言如果苏联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紧随着外来入侵的就是混乱和内 战。 虽然普罗汉诺夫的这篇文章是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刊物上发表的,但它引起了 广泛的关注,因为它为有沙文主义倾向的俄罗斯人的政治联盟进行了辩护,这些人 大多数在感情上都依恋着沙皇的统治制度,因而本质上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以及共产 党的政治机器、军队和警察机关的。但统一这一话题与帝国密不可分,只有共产党 能够把帝国团结在一起,那么帝国主义者也将支持共产党。这是俄罗斯爱国集团所 遵循的信条,该集团到1989 年年底时已有12 个俄罗斯“爱国运动”组织,并力 图在即将进行的加盟共和国选举中支持它们心目中的候选人。⑨我读了普罗汉诺夫 的文章和俄罗斯爱国集团的宣言,感到十分担忧。他们进一步坚定了我多年来的信 念,即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是性质相同的政治运动,都是基于以武 力的独裁集团统治。传统上,西方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学者,总是受到下述 观点的迷惑:法西斯主义是“极右”运动,而共产主义是“极左”运动,因而它们 是对立的。本世纪30 年代,许多西方学者没有谴责斯大林的大清洗,因为他们担 心这样做会对希特勒有利,因此即使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协定,也没有动摇 许多人心目中的这种信念。1956 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时,法国学者当中持这一观点 的人仍占主流,到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有些人还持这种观点。与此 同时,“保守派”学者却经常为右翼的专制政权辩护,因为他们觉得右翼专制政权 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实际上,独裁者通常觉得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要比建立 民主制度更容易一些。所谓“左一右”二分法完全弄混了现实〔〕问题,掩盖了妄 自尊大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专制权力。 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自诩为俄罗斯“爱国者”的帝国主义分子往往拥护沙皇俄 国最令人厌恶的那些东西。他们大多数是排外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尽管只有极 端主义者才如此公开宣称。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俄罗斯负有统治从“君士坦丁堡”到 太平洋、从波罗的海到印度这一广大的区域的使命,并且应在所有的边缘地带实现 霸权。他们认为,俄罗斯帝国是俄罗斯民族的标志。维护帝国的完整应该高于个人 利益,高于俄罗斯民族以外其他民族的利益。尽管他们痛恨俄罗斯东正教会受到布 尔什维主义无神论斗士的打击,传统乡村生活遭到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的破坏以及环 境因无知的工业化而受到蹂躏,但他们愿意与这些维持俄罗斯帝国完整却糟踏过这 个国家的凶手合作。 最初,普罗汉诺夫和其他一些著名的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代言人在他们的公开言 论中避免指名道姓批评戈尔巴乔夫,尽管他们的攻击是直接冲着戈尔巴乔夫的政策 而来的。1989—1990 年冬春之交,他们还希望能影响戈尔巴乔夫,尤其希望能阻 止戈尔巴乔夫向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民族主义作出妥协。 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共产党、克格勃以及苏联军队中的保守力量的利益是一致 的。 党内改革派的组建改革派把他们的计划付诸有组织的行动比“帝国缔造者们” 更为迅速。 来自78 个城市的400 —500 名共产党员于1 月20—21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周 末会议,会上建立了“苏联共产党民主讲坛”。会议的组织者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 “地区间集团”领导人以及矿区罢工委员会的代表。 会议要求建立多党制;把共产党转换成一个普通的政党;反对“民主集中制” ;通过秘密投票从基层选举共产党官员。一些组织者,如鲍里斯·叶利钦,认为新 建立的“民主讲坛”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产党内部的改革上。 而另外一些组织者,如经济学〔307 〕家加夫里尔·波波夫和历史学家尤里· 阿法纳西耶夫,认为如果即将进行的共产党选举不能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的话,应促 使共产党内部发生分化。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被公认是 一位无声的支持者,他的得意门生、在中央党校部门任职的维亚切斯拉夫·索斯塔 科夫斯基是这次会议的领导者之一,实际上还起草了改革计划的许多文件。 回过头来看,对共产党实行“民主化”显然是毫无希望的空想。事实上,大部 分“讲坛”领导人对其改革计划的成功前景并不乐观。尽管如此,但他们感到在即 将召开的党代会上显示一下改革者的力量十分必要,戈尔巴乔夫只有在确信自己能 够赢得大选时才会果断地对党内保守派采取措施。因此,改革派认为对戈尔巴乔夫 继续进行国内改革给予充分的支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他们清楚普通的共产 党员憎恨专职的共产党干部享有的权威和特权。始于基层的民主选举的确能把只是 因为讨好巴结其上司而成为共产党官员的那些人赶下台。大量裁减共产党的官僚机 构也会削弱共产党官员控制或主导选举机构的能力。最后,还有共产党的大量财产 问题,尤其是它对许多传媒的所有权。如果改革派完全脱离共产党,这笔财产会落 入保守派之手。 无论如何,显示一下改革派的力量可能在将来的派系分裂中得到共产党财产的 一份。 然而,改革派组织起来的根本意图在于争取或强迫戈尔巴乔夫给予保护。尽管 要求戈尔巴乔夫公开承认他们的合法性还为时过早,但他的改革计划如果不采取 “民主讲坛”所开列的措施的话,就不会取得成功。 妥协与折中整个1 月份,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都在忙着起草将于月底召开的中 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主要政策文件。但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使得 全体会议推迟一周,到2 月5 日才召开。〔308 〕戈尔巴乔夫班子中改革派的态度 与“民主讲坛”的那些人的态度一致,敦促他与保守派决裂。其中的一份文件被法 国记者贝纳德·格特带到法国,稍作删改后发表在1 月31 日的《世界报》上。⑩ 该文件指出,共产党内部的保守派现在是改革的主要障碍,他们开始与社会上最反 动的沙文主义分子勾结起来。因此,戈尔巴乔夫不能够继续在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 之间寻求折中来领导这个国家。如果改革想要取得成功,戈尔巴乔夫必须与激进的 知识分子结成联盟,与党内保守派决裂。 这正是叶利钦近三年来采取的步骤。 虽然这一文件没有在苏联的新闻媒体上发表,但对党内保守派而言,戈尔巴乔 夫正在考虑与他们决裂已不是秘密。当共产党内部的争论愈演愈烈时,好几个政治 观察家告诉我,党内的保守派,包括利加乔夫,都确信戈尔巴乔夫已经偏离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并已蜕变成了一个西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党内的保守派人士看 来,戈尔巴乔夫反对阶级斗争就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政权所依赖的主要意识形态信 条。从东欧的退出证明他背叛了用自己的生命去打败纳粹德国的那些人,削弱共产 党对社会的控制使他的整个国家正面临着陷入混乱的危险。显然,他甚至不愿意维 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因为他反对使用武力镇压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以及别处 的分裂活动。 在2 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之前,利加乔夫接受了一位意大利记者的采 访,他对意大利记者说,他担心苏联正在失去其最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以及对未来的 信心。整个国家正变得难以控制,事事都会引起争论和分歧。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他借用了戈尔巴乔夫在80 年代早期讲的一句 话。但戈尔巴乔夫是在谈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萧条”时讲这句话的,而利加 乔夫却是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讲这句话的。利加乔夫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是:重新恢复共产党对全国的统治,换句话说,就是逆转戈尔巴乔夫自1987 年1 月以来所推行的政治改革进程。(11)〔309 〕对谙熟苏联政治的观察家而言,利 加乔夫的观点并不令人惊讶。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的这些观点是在公众场合接受 外国记者采访时表露的。毕竟,他在1988—1989 年间攻击叶利钦的一个主要方面 就是指责叶利钦利用外国的传媒评论苏联的局势。共产党内部斗争的方方面面越来 越多地在国内外的传媒中曝光。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是走向政治开放和政 治成熟的一步。这种状况确实与传统的苏联领导人政治斗争的秘密性形成鲜明的对 照。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依靠公众辩论来为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做准备。实际上,他 非常谨慎,没有透露他的计划。相反,他玩弄诡计和手腕,以确保控制中央委员会 全体会议,尽管许多中央委员会委员表露出对他的政策不满。 另外,他事先还采取了好几个步骤以防止叛乱的发生。 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之前更换了好几个加盟共和国党的书记。这 就提醒了中央委员会委员:引起戈尔巴乔夫的不快会带来痛苦的后果。 其次,他于2 月2 日接见了一群好斗的矿工,允许他们发表强烈批评党组织的 言论,他自己就此发表的评论文章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那天早上刊登在《 真理报》上。 第三,他对2 月4 日星期天莫斯科支持改革的大型示威游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进行干涉,这刚好发生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在外地代表下榻的莫 斯科宾馆周围的广场上,聚集了至少20 多万示威游行者,要求更加迅速地进行改 革。 当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时,我感到戈尔巴乔夫已老练地布置好了舞台。有 关他的反对派的政治流言四处传播,他还在反对派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些难以逾越的 心理障碍。除上面已经提及的三个步骤外,他还在开幕式上宣布全体会议所有过程 全部出版发行。我在日记中作了以下的评论: 那么,那些气势汹汹地来到莫斯科、迫不及待地要抨击当前政策的各加盟共和 国的党书记能干些什么呢?几个加盟共和国党的书记的更换“提高了戈尔巴乔夫的 权威……”星期天骚动人群。〔310 〕的场面是布加勒斯特市的翻版。戈尔巴乔夫 对矿工们的讲话是对中层党组织开战的宣言,接着他(突然地?)意识到在这里所 讲的每一句话都将在明天见报。对改革发了一通牢骚以后,矿工们各自回家注意事 态的发展。或者也许是……一种更谨慎的策略吗? 至于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战略,我相信也正变得更加明显。昨天发表演讲时,他 提到了研究总统制好处的必要性,反映出他确实打算为自己准备一个有充分权力和 权威的职位,从而在今年晚些时候让出他的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无论怎样,如果 共产党正迅速走向衰退,为什么他还想控制这个党直至它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呢? 垮台的谣言自1988 年党代会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反对公开化以来,莫斯科的 流言家们定期地放出一些戈尔巴乔夫政治地位岌岌可危的流言。我认为这些周期性 出现的流言是共产党内部明争暗斗的歪曲反映,一般情况下不予理睬,因为我相信 戈尔巴乔夫有能力控制共产党组织机构的运转。然而,当美国有线电视网驻莫斯科 记者于1990 年1 月30 日报道了这种流言后,引起了纽约交易所股票价格的急剧 下跌,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我是参加了美国出版商马尔科姆·福布斯举办的庆祝晚宴后回到斯帕索住所时 才知道有线电视网的报道的。那是非常尽兴的一天,让我想起了伍蒂·爱伦所说的 生活中的90%只是炫耀的那种感觉。作为一个大使,在适当的时候出头露面是工作 的一个主要方面。有时这种礼节性的场合令人厌倦,它被一连串生硬无趣的演讲搞 得拖拖拉拉,但大多数情况下是令人愉快的。 那天,有许多令人高兴的事:在克里姆林宫的钟楼上举办一个很有特色的海外 镶珠法贝尔彩蛋展览。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允许外国人在克里姆林宫主办展览,展览 开幕后我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发表评论说,这是我们两国之间正在增强新信任的象征。 〔311 〕接下来是为马尔科姆·福布斯和圣地亚哥的市长莫里恩·奥康纳(他 帮助组织了这次展览)举行的欢迎会和午宴。苏联新任文化部长、演员兼戏剧导演 尼古拉·古本科做东款待,使我有机会和他谈妥让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 及其指挥的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来莫斯科演出一事。 罗斯特罗波维奇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大提琴演奏家和最伟大的指挥之一。 他在本世纪70 年代被迫离开苏联,当时他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交情很深。 当他离开苏联时,他和他的妻子、歌唱家加丽娜·维什涅夫斯卡娅被剥夺了苏联公 民权,还剥夺了他们所有的荣誉。他后来成为美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指挥,并把 该乐团培养成世界上最优秀的乐团之一。自他被驱逐出境以来,现在是第一次打算 让他重返莫斯科。我对罗斯特罗波维奇重返莫斯科这件事有浓厚的兴趣,这不仅是 因为来访的是美国的乐团,而且还因为即将来访的罗斯特罗波维奇是我本人的座上 客。当我还在白宫任职时,他曾跟我说过,只有当我做驻苏大使并允许带他的乐团 的情况下,他才会重返莫斯科,因为我“会保护他”。现在这两方面的条件都成熟 了,他重返莫斯科也水到渠成。 我向古本科谈到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公民权问题。虽然没有把恢复公民权作为他 重返莫斯科的条件,但显而易见的是现政府对勃列日涅夫时期所做的惩罚做一些小 小的改动非常重要。 古本科得意地告诉我,他已经说服戈尔巴乔夫同意恢复罗斯特罗波维奇和维什 涅夫斯卡娅的公民权,并恢复他们的所有名誉。 午宴以后,我们匆匆忙忙地参加了苏联第一家麦当劳快餐店的开业仪式。看到 店里俄罗斯工作人员面带微笑,动作麻利,让人感到很高兴。苏联餐馆的服务一般 都是慢腾腾的,男女服务员认为顾客令人讨厌,因为顾客的来到打搅了他们的闲暇。 美国人经营管理的麦当劳快餐店培养服务人员把顾客当作受欢迎的宾客看待,这方 面的成功使我真正确信:俄罗斯人给予适当的刺激和培训,也能像其他地方的人一 样干得出色。如“巨无霸”面包,除了番茄酱外完全用当地的原料制作,其口味就 像在美国制作的一样。 后来,我和丽贝卡回到斯帕索住所为主办克里姆林宫展览的美国同胞举行一个 欢迎会。福布斯一家被允许乘坐其名为“资本主义工具”的家庭喷气式飞机来莫斯 科,还允许马尔科姆·福布〔312 〕斯把他的热气球停放在莫斯科市中心附近。 (12)而在一年前,苏联官员一想到允许这种“资本主义宣传”进入莫斯科市中心, 就会吓得脸色惨白。 欢迎会后,我们直接去重新装修一新的萨沃伊宾馆参加庆祝宴会,这次宴会由 马尔科姆·福布斯做东款待。我的座席紧靠着奥康纳市长,他向我谈了许多有关圣 地亚哥在一年前举办美苏艺术节的情况。当时最大的问题出在格鲁吉亚代表身上。 4 月份游行示威者遭屠杀以后,格鲁吉亚人拒绝参加苏联的任何节日,尽管他 们早先签订了参加协议。我参与了调解,让格鲁吉亚外交部长说服格鲁吉亚人派一 支舞蹈队参加艺术节,他们最后答应了这一要求,但是他们仍然拒绝按照早先的承 诺参加博物馆展览。在圣地亚哥,格鲁吉亚舞蹈队拒绝上台表演节目,直到所有的 苏联国旗从演出大厅拿走。奥康纳市长认为,圣地亚哥市难以让格鲁吉亚人履行协 议表明,第比利斯大屠杀后反苏情绪极其强烈,同时一些苏联机构开始脱离莫斯科 而单独行动。 无论如何,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家里。这一天充满了真正的和鼓舞人心的 变化迹象。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开放;正扩大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正与流亡国外的 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持不同政见者重新讲和。自由企业得到了生存的机会。格鲁吉亚 人对所受暴行的反应增强了要求在将来形成一种机制以反对滥用权力的压力。 我们回到斯帕索住所的大门口时大约是10 点30 分,这时电话铃响了。 我拿起听话筒,听出对方是詹姆斯·多比斯,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他在电话里讲,有线电视网报道说戈尔巴乔夫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请我们弄 清楚这一报道的准确性。我告诉他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当时我们在莫斯科还收 不到有线电视网的节目),也不相信戈尔巴乔夫有辞职的打算,但我会就此进行调 查。 当时华盛顿还是下午的早些时候,显然我们不能等到第二天早晨再提供详细的 材料。我打电话给我的副手迈克·乔伊斯,请他让我们的使馆工作人员找一找有关 有线电视网报道的情况,因为我可能很快要向总统或国务卿回话。五分钟内,我们 的政治顾〔313 〕问打电话告诉我,有线电视网驻莫斯科记者站的报道说,戈尔巴 乔夫在他的别墅与其最亲密的朋友开会考虑他是否应该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作为 共产党全面重新改组的一部分。他们不清楚他是否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决定。 当电话铃再次响起的时候,我几乎没来得及宽慰地舒口气(我们大使馆在消息 方面毕竟不会很迟钝,我们也知道他们正在开会)。这次是国务卿贝克打来的,我 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他,有关戈尔巴乔夫辞职的报道显然有点为时过早。但是,我 指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将来某个时候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不足为奇。但是,我认为 只要戈尔巴乔夫在不断变化的时局下还可以有效地领导这个国家,那么他是不会辞 职的。我确信他不会自愿地放弃国家的领导权,同时他的对手在当时也无力把他赶 下台。 一个星期后,戈尔巴乔夫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纽约时报》记者比尔· 凯勒注意到戈尔巴乔夫耍弄了同样的政治花招: 现在戈尔巴乔夫先生,政治家中的胡迪尼,再次稳坐钓鱼台,准备他的下一任 执政。他闯过了立陶宛和阿塞拜疆这两个可怕的麻烦,又一次混淆了受骗的旁观者 的视听,这些旁观者相信,每次主人都会被套上枷锁,丢到河中,他们正冷眼观察 他最后的花招。(13)共产党独裁的终结1989 年12 月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全体 会议,甚至拒绝讨论改革派要求修订宪法第六条的建议,该条款为共产党实行一党 专政提供了法律基础。发生争论的那天,戈尔巴乔夫因这个问题攻击安德烈·萨哈 罗夫,并拒绝给他发言权。我当时在想,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如此坚决地反对这个建 议?当我同亲近戈尔巴乔夫的人,诸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讨论这个问题时,我 所得到的答复是“时机不对”,或者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实行了多党制,只要看 一看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情况就知道了”。 〔314 〕后来我才得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以及谢瓦尔德纳泽在1989 年时曾就结束共产党合法的独裁专政问题,试图得到政治局的支持,但没有成功。 戈尔巴乔夫在12 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对萨哈罗夫以及其他改革派的粗暴态度可能 是因为他不得不为一个他反对的东西而辩护的缘故。他可能知道要求结束共产党独 裁专政的那些人是对的,但是他对这些人在公开场合向他提出这一建议不满意,他 受共产党纪律的约束而必须反对这种建议。 那场激烈的争论过后还不到一个月,就有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可能已有 所变化。在他访问立陶宛期间,当有人提及宪法第六条时,他暗示不会再维护宪法 第六条。“我认为多党体制并不是坏事……只要它作为正常的历史过程出现并且满 足社会的需要”。(14)莫斯科的政治观察家们把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声明解释为一 种试探性的气球,赞成结束共产党独裁专政的情绪显然正在酝酿中。 2 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前几天,我打电话给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 的编辑伊万·拉普季夫。拉普季夫的观点与戈尔巴乔夫非常接近。但是,他能比政 府官员更加坦率地讨论这些问题。每个问题都能从他那里得到详尽而迅速的答复, 他的讲话速度快并且常有省略,这要求我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以免遗漏任何一个重 要的字。以前,我曾听人说他讲的东西很有价值;他的观点和预测往往异常准确。 当我问及有关宪法第六条的问题时,他说在召开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 时将删除这一条款。他坚决主张建立法治;同时认为除非剥夺共产党凌驾于普通政 府部门之上的权力,否则法治就不可能实现。正如他所指出的,习惯于控制其他三 个政府部门的“第四个政府部门”必须转变为“一个普通的政党”。 拉普季夫还说他赞成实行总统制,这样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中更有自主性,共 产党对整个国家的行政控制也将被打破。赞成实行总统制还有其他一些人,诸如费 德罗·布尔拉茨基,他是赫鲁晓夫的演讲稿撰写人,现是《文学报》编辑,这是一 份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周报。但是,戈尔巴乔夫直到1989 年秋还反〔315 〕对这种主张,指出总统制会把太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直到2 月5 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时才最后摊牌。召 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正式理由是确定下一届党代会召开的日期和通过一项提交 党代会讨论的计划草案。只有党代会有权改变共产党的体制,戈尔巴乔夫迫不及待 地要在下届党代会之前贯彻他心目中的改革。1988 年,党的全体会议提出一些激 进的解决办法并引起了一些人事变动,但是没有改变共产党的组织和使命。党章规 定每五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但没有说不能多开几次全体会议。然而,党内“保守 派”清楚他们在下一届党代会上可能失败,因此,他们反对在规定召开党代会的时 间之前,也就是在1991 年的2 月或3 月之前召开另一次代表大会。 1989 年12 月,戈尔巴乔夫不顾反对派的反对,促使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 将党代会提前六个月召开。现在是决定党代会研究什么问题的时候了。 主要问题有:共产党是否应该放弃它一党专政(宪法第六条);它的“统治机 关”是否应该重新组织和调整;联邦体制是否可行;总统制是否应该在国家的体制 中采用。经济改革的基本问题是私有财产问题:能否允许个人拥有土地以及诸如商 店和工厂这些生产性资产? 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强调了共产党本身进行“革命 性变革”的必要性,并正式提出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正如他所指出的:“在一个 正在更新的社会中,共产党只有作为一种民主的组织力量才可以存在并履行它的先 锋模范作用。这意味着它的地位不应该由宪法条款来确立。”(15)他没有强调党 内人士提出的建立总统制的建议,但是这一点在打印好并分发给代表们的有关共产 党改革的方案中有详细的说明。戈尔巴乔夫又一次没有经过公众的广泛讨论而突然 提出了一个主要提案,不〔316 〕给反对派以有组织反抗的时间,希望能够强行通 过。 这一策略成功了。经过三天激烈的争论后,中央委员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提案。 这些提案完全是革命性的。如果这些提案能够得到落实的话,这些重大的改革步骤 会创造一个完全独立于共产党的最高权威,共产党自身只有赢得选举才能继续掌权。 我很清楚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提出这些提案。尽管他没有在公众场合如此讲过, 但是正如叶利钦所指出的,共产党机关已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戈尔巴乔夫被迫抑 制他的改革进程以免遭到没有同情心的中央委员会的驱逐。真正的选举的开始和人 民代表大会的创设,给他提供了一些赫鲁晓夫不可能得到的保护。但是,这种保护 仍不够。如果由中央委员会选择的话,它会撤消戈尔巴乔夫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 格从而迫使他辞去国家元首的职务,因为他是共产党在人代会的代表。而总统有规 定的任职期限,这样他就不会受到这种阴谋诡计的陷害。总统制的创设也为戈尔巴 乔夫削弱共产党提供了一种动力,尽管他仍是共产党的总书记。 那么,戈尔巴乔夫是如何说服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使其通过了这一将导致他 们自己走向毁灭的提案呢? 首先,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戈尔巴乔夫给反对者心理上设置了一个难以逾越 的障碍,永远支持总书记的传统还有影响力,尤其在党内“保守派”中有影响力, 他们清楚,如果他们处于这场争论中不利的一边,有可能会终结他们的政治生命。 对当前形势的笼统批评是可以的,但不应该公然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具体提案。 其次,公众舆论,尤其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地莫斯科的舆论强烈地转向 支持激进改革。2 月4 日,大型的示威游行就是最好的证明。“布加勒斯特12 月 的回忆”在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高级干部的脑海中还记忆犹新。 第三,戈尔巴乔夫谨慎地与党内“保守派”妥协,并在他们反应最强烈的一些 问题上做了答复:他继续坚持反对各加盟共和国的“分裂主义”的强硬路线,继续 支持中央集权制的共产党体制。他不支持党内的宗派斗争合法化。他继续为“社会 主义”辩护——虽然要求重新予以界定——反对土地私有化。 这些妥协最终削弱了改革的力度,但在1990 年1 月时,戈尔〔317 〕巴乔夫 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认为总统职位的设立和在宪法中增加承认多党政治体 制的条款是先于其他方面的改革的。在他摆脱党内上层人物把他赶下台的危险之前, 他不能在所有的方面推进。 实际上,2 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争论是激烈而广泛的。一个接一个的发 言者指出国家的危机和共产党的危机。大多数发言者的讲话有一种潜在倾向:国家 需要更强硬的领导来恢复纪律,尽管这些言词是针对戈尔巴乔夫的,但同时也使得 反对他设立总统职位的提案更为困难。戈尔巴乔夫含蓄地说:“好吧,你们想要一 个更强硬的领导,这正是一个机会。”利加乔夫无疑说出了许多与会者想说的话。 他指责政治局和政府在推行改革过程中犯了“严重的失职和错误”。他反对把共产 党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组织,一个政治俱乐部”,并抨击了私有财产合法化的企 图。他还用警告的口吻谈到德国正走向统一,并把“二战后边界的修订”比作1938 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绥靖。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的条件问题上还没有与西德总 理科尔达成协议,利加乔夫在公众场合提醒他注意:在这一问题上妥协将在国内付 出沉重的政治代价。(16)但利加乔夫并不反对对宪法第六条的修订,也不反对设 立总统职位,显然政治局事先在这些方面已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叶利钦却不受政治局纪律的约束,利用这一机会提出了改革共产党 的10 点计划——基本上是“民主讲坛”观点的概括。他要求删除宪法中“民主集 中制”的原则(实际上已成为没有民主的集中);对所有共产党官员的选举实行无 记名投票;取消专职的共产党官员;废除任命制;有组织不同派别的自由;由基层 控制党组织经费;在共产党内部采用自愿的联邦体制。(17)他的大多数建议未被 采纳,于是他单独投票反对改革草案。立陶宛是另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12 月25 日中央委员会全〔318 〕体会议推迟对脱离关系的立陶宛共产党做出决定,以等待 戈尔巴乔夫1 月访问这个加盟共和国,现在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这次又是12 月 全体会议的重演。双方都坚持他们以前的观点,戈尔巴乔夫继续坚持中央集权的共 产党体制,而分裂主义领导人布拉藻斯卡斯,拒绝改变去年12 月在维尔纽斯党代 会上投票脱离苏联共产党的决定。 在这一问题上双方唇枪舌剑,但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却显得比较温和。 它在谴责大多数立陶宛共产党员脱离共产党的同时,表扬了一小部分仍然忠于 莫斯科的立陶宛共产党员。因此,会议决定把共产党在立陶宛的财产置于这一小部 分人的控制之下,同时,中央委员会请求立陶宛共产党重新回到苏联共产党的怀抱, 并派代表参加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党代会。 “民主主义者”叛变我无法估计反对共产党内部改革的力量,但是我听说他们 的力量是强大的。因此,我惊叹戈尔巴乔夫的高明之处,他能够保证正式通过改革 措施,而这些措施将使他摆脱党内保守派的强大压力。如果他最终的打算与我想象 的一样,我是不愿意在事后对他的手法加以评说的。然而,国内的改革派并没有如 此厚道和仁爱。他们对戈尔巴乔夫在党内民主问题上所作的妥协感到惊诧,认为在 即将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代表时,党内的保守派将占上风。尽管他们原则 上愿意支持总统制,但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未经充分讨论便企图强行通过它持保留态 度。 刚好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200 名主张改革的“莫斯科共产党俱乐部” 成员(基本上是莫斯科地区的“民主讲坛”的成员)在一起聚会,并发表声明说, 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政纲草案“混乱、自相矛盾、完全不符合现实的需要和要求”。 声明中还说,〔319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到了但没有解决多党制的问题,批评 会议没有废除民主集中制原则,认为实行总统制“在目前情况下具有反民主的特征”。 后面的责难显然是针对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这类言论足以引起戈尔巴乔夫的敌 意,同时这些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前共产党的总书记, 拥有不受任何宪法和法律规定所约束的权力。他现在提出解除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 压制,并创设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权力有限的职位,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 没有这种变革,所有的改革努力都将失败。这些改革的“理论家们”(如他所称) 所进行的繁琐的细节争论,使党内保守派有时间组织起来阻挡任何真正的改革。 敌视改革的那些人比改革派更能看透戈尔巴乔夫的心理。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 夫利用戈尔巴乔夫对个人批评的敏感性,强调了群众集会上“民主人士”发表的批 评言论,或把非批评性言论歪曲成攻击政府的言论。(18)例如,2 月4 日大型的 群众性示威游行支持戈尔巴乔夫促成中央委员会通过修改宪法第六条和设立总统职 位,但是克留奇科夫认为这是一次反政府的举动,因为他所收到的克格勃报告中强 调了少数几个示威游行者发表的批评言论,并把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的“1990 年 和平的2 月革命万岁”的口号错误地解释成是反戈尔巴乔夫的口号。实际上,这次 示威游行主要是支持和拥护戈尔巴乔夫的,但是克留奇科夫歪曲的报告导致了完全 不同的效果。 当同一批组织者要求2 月5 日星期天在莫斯科再举行一次甚至规模更大的示威 游行时,戈尔巴乔夫感到惊恐万状。这也许是由于日期的问题:2 月25 日(旧历) 是1917 年沙皇被推翻的日子,俄罗斯人喜欢历史性的纪念日;也许是由于上一次 示威游行的假情报;也许是由于克留奇科夫孜孜不倦地散布的谣言,他谎称示威游 行者计划冲击克里姆林宫。很可能是所有的这一切,再加上戈尔巴乔夫实行总统制 的计划受到质疑所引起的愤怒。 不管是什么原因,戈尔巴乔夫没有支持这次示威游行,也没有将其作为人民支 持改革的证据,相反,他试图阻挠示威游行。谣言家们散布着计划发动暴乱的谣言, 并警告人们不要卷进去。最〔320 〕高苏维埃通过一个声明强调,只允许在被认可 的地点进行被批准的示威游行。总理雷日科夫发表电视讲话,要求老百姓呆在家里 不要离开。最后,允许示威游行者在高尔基公园举行集会,并沿着莫斯科宽阔的花 园环形道到外交部前面的广场一线进行游行,但是,军队被调入莫斯科城以加强警 戒,防止示威游行者进入市中心冲向克里姆林宫。 一般情况下,我都远离政治示威游行,因为对一个外交官来说,公开支持某个 政治派别是不合适的,并且我是众所周知的人物,那样做不可能不被人发觉。但是, 这次事先安排好的示威游行刚好要从离我们住所仅几个街区的地方经过,我和丽贝 卡步行过去,站在街道边上观看示威游行,只想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我们觉得 官方的恐慌和预防措施完全没有必要。一切都很平和,气氛更像是节日庆典。10 万名左右的示威游行者聚集在高尔基公园,然后平和宁静地沿着花园环形道向斯摩 棱斯克广场移动,在斯摩棱斯克广场搭起了一个演讲台。没有人试图冲进市中心, 更没有人想冲击克里姆林宫。演讲的内容也没有特别革命性的:他们的要求完全与 “地区间集团”和“民主讲坛”的改革者们几个月来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一样。一个 巨幅标语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72 年走投无路”,这与戈尔巴乔夫后来 所暗示的并没有很大的不同。 但官方对这次有计划的示威游行的反应激怒了民主运动。戈尔巴乔夫对民主的 理解如此肤浅以致他要用武力来阻挠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吗?命令军队进入莫斯科以 防止一场从来就不存在的对克里姆林宫的进攻至少表明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谁会喜 欢一个强硬的表现出如此荒谬猜疑的总统呢?反对戈尔巴乔夫实行总统制提案的人 增多了。 示威游行两天后,当政府实行总统制的提案最后提交给最高苏维埃时,“地区 间集团”的许多成员批评总统制有缺陷。大多数人同意总统制最终是应该实行的, 但同时认为对授予合法权力这一问题考虑得太匆忙,而且授予总统的权力过大。 〔321 〕谢尔盖·斯坦凯维奇首先对该提案提出批评,他认为由于立法授权总 统不与各加盟共和国协商就可作出影响各加盟共和国的决定,因此该提案带有“帝 国总统职位”的特点。因此,他建议采纳该提案之前应该对提案草案进行进一步修 改。(19)斯坦凯维奇对提案的发难引起了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共鸣,同时还提 出了他自己的建议:戈尔巴乔夫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被暂时授予特殊权力,然后修 改总统职位法,明确和限制总统权。(20)那天晚上,我通过电视观看了整个会议 的过程,我注意到当与会者一个接一个站起来指出戈尔巴乔夫提交的草案的不足之 处时,他显得很不高兴。 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投票表决之前,他站起来为他自己的提案辩护。他的脸色显 得很疲惫,他的讲话更多的是出于防卫和感情冲动,而非出于必要。但是,他已知 道他有足够的选票,他似乎已没有必要再做更多的事情,他只需要说,在召开人民 代表大会以修改宪法之前,将给上述建议以充分的考虑。 在他那缺乏条理的讲话中,有许多讽刺影射和偏激的词句,我觉得更像爆发了 一场情人之间的争吵而不是一场政治争论。他谴责批评家们“虚伪而蛊惑人心”并 试图以拖延“葬送”他的提案。所有人的发言都暗示他正在寻求更大的权力,他因 此而受到伤害。“这和戈尔巴乔夫有什么关系呢?”他不合逻辑地反问,好像没人 知道谁会“当选”为总统。(21)这种行为无法令人心悦诚服,但戈尔巴乔夫所说 的与表决的结果无关。 最高苏维埃以压倒优势决定在3 月12 日召开特别人民代表大会,并接受了将 创设政府总统制的立法草案作为修订宪法的基础。 鲍里斯·叶利钦不同于他那些民主运动的许多同仁,他投票支持戈尔巴乔夫的 提案。他想讨好戈尔巴乔夫吗?或者他仅仅是希望他自己最终能担任这个得到设立 的职位?确实,只有他自己清楚,但当时他私下里仍说他没有非分之念,只想加入 到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 立陶宛毁了党〔322 〕正如我的萨尤季斯朋友7 月份所希望的那样,1989 年 底以前立陶宛没有组织选举,但他们在1990 年2 月25 日举行了选举,这比大多 数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选举早一些。正如所预料得那样,萨尤季斯赢得了绝对多数。 最后选举在3 月4 日和8 日举行,立陶宛新的最高委员会(立陶宛宁愿不用西方语 言中的“苏维埃”这个词)第一次全体会议计划在3 月10 日举行。 事态似乎正朝着立陶宛人曾向我谈论过的方向发展。新议会2/3 以上的成员是 以独立的政纲选举产生的。人们认定他们将首先通过一个正式的独立宣言,但何时 宣布还不清楚。 立陶宛选举不久以后,萨尤季斯领导人要求与我们在3 月7 日见面,这一天他 们打算来莫斯科。见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给我们讲一讲选举后立陶宛的局势。我邀请 他们上午11 点来斯帕索住所。 那天,我醒来以后感到头皮发紧并有些发烧,显然是莫斯科一年中这一时期很 普遍的“24 小时流感”在我身上发作了。这种流感来势凶猛但往往持续的时间不 长。我在想我是否应该呆在家里休息一下以治好流感。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征求 我的医生的意见,我的办公室便通知我说,谢瓦尔德纳泽有重要的事情希望能在上 午10 点钟私下见我一面。外交部离我所住的斯帕索住所只有三个很小的街区,我 经常步行过去参加约会,但是这一次我穿得严严实实,并驱车前往外交部。 一般情况下,我与谢瓦尔德纳泽见面时,房间里至少有两个别的人,即我们双 方各有一名记录员对我们所讨论的事情作记录。由于他经常邀请他的副手或一些专 家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所以经常有更多的人在场。然而,这一次却只有我们两人。 他热诚地向我问好,但表情非常严肃,并为在顷刻间召见我而表示歉意。 他让我坐在我平常所坐的地方、靠近他手扶椅的沙发上。一个助手走了进来, 给他一杯奶茶,给我一杯清咖啡后,又〔323 〕出去了。我的来访相当频繁,因此 助手也知道我偏爱的饮料。谢瓦尔德纳泽从文件夹中拿出一张写满字的纸条放在他 前面的桌子上,我注意到纸条的字是用他的母语格鲁吉亚文而不是用俄文写的,显 然这张纸条是他自己写的。 他非常严肃地看着我,并对我说他希望向我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他想要我们理解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即3 月10—12 日,对苏联的前途将是 “决定性的”。戈尔巴乔夫计划实行总统制和建立一个主权国家联邦,但是引起了 强烈的反对。虽然国家的经济问题严重,但比较容易处理,相反,民族问题解决起 来相当困难。 他以前曾私下里跟我们谈到过民族问题的棘手性,因此,他认为这些问题仍比 引起公众注意的经济问题更严重毫不足怪。我当然了解戈尔巴乔夫的设想,也知道 存在强烈的反对。我感到奇怪的是,谢瓦尔德纳泽竟然觉得本周末事态就会向危机 方面转化。我没有问为什么,他进一步向我解释。 他说国内的局势已经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特别是苏联军方。若一步走错完 全会引发一场内战,导致军事独裁专政。他接着讲,立陶宛的局势尤其棘手。如果 它的新议会在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总统制提案之前就试图宣布独立的话,一场内战将 不可避免。他没有准确详细地说明内战将如何开始,但他指出立陶宛有很多防御工 事,并驻扎了许多军队,其言下之意是苏联军方可能在没有取得戈尔巴乔夫同意的 情况下夺取立陶宛的政权——他们甚至可能将戈尔巴乔夫赶下台。 我瞥了一下手表,时间将近10 点30 分,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会谈时 间是11 点整。我觉得推迟这次会谈并不是很好,而且,即使想推迟也来不及了。 在萨尤季斯领导人来我住所之前,我没法通知他们会谈的时间已经改变,而且不与 他们见面也没法解释清楚。他们肯定会告诉新闻界,许多人因此会得出结论说,美 国对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政策已经有了变化。 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会谈不得不如期举行,但我并非没有考虑谢瓦尔德 纳泽的提醒,局势可能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微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有人会毫无证 据地猜测立陶宛人和美国大使间的任何接触都意味着美国正操纵着苏联的解体。对 这些人而言,这将是支持用武力镇压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运动强有 力的证据。 我对谢瓦尔德纳泽说,我欣赏他的坦率,我相信我国政府理解他对局势的阐述。 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虽然我们从来不承认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强行并入苏联,但 我们不会怂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采取轻率的行动。实际上,他通过他自己的情报渠 道可以确信(我知道克格勃在我房间安装了窃听器),我一直在告诉波罗的海沿岸 诸国,在它们完全独立之前别指望得到美国的承认,我还对他们进一步指出,如果 苏联不允许的话,来自外部的经济援助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我们不提供任何建 议也不给予任何援助时,我们的政策相当于一个慎重的忠告。 我接着说,至于我会见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事,按事先计划将在几分钟后进行。 我认为不应推迟。当我回去以后,他们可能已经到达了我的住所,如果我不与他们 见面,这可能会成为我们两国政府间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我向谢瓦尔德纳泽保证, 我不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怂恿他们采取轻率急躁的行动。 当我向谢瓦尔德纳泽解释我不会推迟这次会谈时,他的脸拉得很长,但是他没 有提出异议。他仅仅问了一下会谈能否尽可能短一些。我告诉他说,我已感到很虚 弱,会谈不会进行很长的时间,因此他可以相信我不会沉溺于冗长的讨论之中。 我开车回到斯帕索住所时,立陶宛萨尤季斯的领导人也正好〔325 〕到达。 领队者是萨尤季斯的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他很可能在宣布独立后当选 为立陶宛的领导人,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其他几张熟悉的面孔,诸如罗姆阿尔达斯· 奥佐拉斯、瓦伊多塔斯·安塔纳伊提斯、艾吉迪尤斯·比斯卡乌斯卡斯。 我向他们问候致意,并向他们说明我患了流行性感冒,因此只能与他们进行短 时间的会谈,在我提前离开后欢迎他们继续与在座的大使馆其他官员会谈。按照谢 瓦尔德纳泽的请求,我可能需要装病,但事实上我不用假装: 脑袋正在嗡嗡作响,我感到面颊发烫,嗓子也开始发哑。 在提醒他们我很快就不得不提前离开之后,我强调我们都必须特别小心(因为 克格勃的窃听装置像来访的人一样多),以免这次会谈以及别的类似的会谈被人误 解。我们美国人不会对他们一些具体的决定和行动出主意,我们本身不会给他们任 何的建议。他们不是按照美国的指示办事这一点对我们两国很重要。我强调说,苏 联的政治发展很快,这意味着所有的改革参与者应在采取行动时极度小心。然后, 我问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兰茨贝吉斯解释说,他们是来告诉我们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将在本周末召开会议, 很可能宣布独立。他们这次来主要带着两个问题:第一,美国对立陶宛宣布独立将 做出何种反应;第二,美苏之间在民族问题上是否达成过一些共识。 我回答说,正如我在去年夏天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说过的那样,宣布独立不会引 起美国的自动承认。通常只有当该政府能有效控制它的领土时,美国才会承认。仅 仅宣布独立并不意味着控制领土,因此他们不应该期望得到美国的承认。 至于他们所提的第二个问题,我向他们保证说,美苏在民族问题上绝对没有达 成过“共识”。我解释说,我们之间有时讨论这些问题,但只有在我们相互阐明各 自的政策时才这样做。我们始〔326 〕终一致地向苏联当局重申,我们不承认波罗 的海沿岸诸国是苏联的一部分,我们这一政策不会改变。 兰茨贝吉斯说,立陶宛绝大部分石油都是从苏联输入的,所以,如果石油供应 被停止的话,立陶宛将会不堪一击。如果莫斯科对立陶宛停止石油供应,美国会援 助立陶宛吗?我回答说,由于莫斯科控制了立陶宛的港口和机场,我不知道美国怎 样才能提供援助。 其中一位来访的客人又一次提出承认问题:为什么美国不愿意承认一个经自由 选举产生的、它一直认为法律上是独立国家的政府呢?我再次解释说,承认某一政 府包括确认该政府已控制了它声称拥有的领土。另外,我补充说,美国立即承认立 陶宛对立陶宛人是危险的。我们的承认不是为强硬派以武力镇压立陶宛独立提供了 借口吗?仅在几个星期前,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就被苏联军队用武力赶下台。虽然阿 塞拜疆的形势与立陶宛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苏联政府已经表示它有能力用武力恢复 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如果它决心这样做的话。如果立陶宛出现了武装干涉,为 此付出代价的不是美国人。 过了一会儿,他们几个中的一人——我不记得是谁了——说他同意我的看法。 实际上,美国推迟承认立陶宛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苏联军队会认为美国承认立陶 宛是一种挑衅,从而唆使他们采取行动。兰茨贝吉斯没有反驳他的看法。 在我离开之前,我问他们为什么急于在本周末作出宣布独立的决定。兰茨贝吉 斯回答说,时间非常紧迫,因为他们想在戈尔巴乔夫行使总统权力之前就宣布独立。 他们相信戈尔巴乔夫为了扼杀他们的独立运动正在谋求这些特别权力。 我说我不能对戈尔巴乔夫说三道四,但是我告诉他们,他们应该知道,苏联官 员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这么回事。苏联官员跟我们说,戈尔巴乔夫决定不使用武力, 但是在代表大会确立总统的职位之前,宣布独立会被看作是一种挑衅行为从而导致 武力冲突。我强调说,我们不能为这种解释作担保,但是我们没有驳斥它的任何证 据。 “我们完全不相信他。”兰茨贝吉斯回答说,“他得到总统权〔327 〕力之后 肯定会镇压我们。”“你是说如果他想镇压的话,他现在无权使用武力来镇压吗?” 我质问他。他默不作声,我接着说:“我认为他得到总统的职位之后,不会比现在 更容易使用武力镇压你们。”然后,我重申我的立场,我不会给予他们任何的建议, 但他们应该知道我对局势的看法与他们的看法不一样。 我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会谈了15 分钟之后,感到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我 说了声“对不起”就先离开了,并请他们继续与我的同事们讨论,我回到了自己楼 上的书房。在吃大夫送来的药之前,我一气呵成写完了概括上午有关事情的报告, 并让人送到大使馆发回华盛顿。然后,我争取好好休息一下,因为在应付这个繁忙 的周末之前,我必须康复过来。 晚上的时候,我感觉好多了,我能够去参加我们为美苏学者组织的陀斯妥耶夫 斯基在现代世界中的意义的讨论会。讨论会非常生动,活跃。莫斯科一份文学杂志 随后发表了会议记录,但是我无法全身心投入讨论之中。谢瓦尔德纳泽关于迫在眉 睫的军事政变的预测是有充分道理的,我感到坐立不安。我觉得立陶宛人并没有完 全意识到他们正在从事的这一切活动的风险,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认为在戈尔巴 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之前宣布独立是很重要的。如果戈尔巴乔夫决心要镇压他们, 他是不会考虑他们宣布独立的时机的。 我并不同意戈尔巴乔夫谋求得到总统的职位是为了镇压立陶宛人这种看法。显 然,他更可能把总统职位作为他摆脱共产党监护以及更好地控制那些强烈要求制裁 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军队的一种手段。如果是这样的话,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应该欢 迎戈尔巴乔夫获得总统职位而不是先发制人。但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没有可 靠的证据来证明,因此不可能说服我们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朋友。 讨论会刚刚结束,与会者刚刚散去,华盛顿打来了电话。这是我的老朋友斯坦 普利顿·罗伊打来的,他当时是国务院行政秘〔328 〕书(后来做了美国驻华大使)。 他告诉我说,我的报告引起了总统的直接关注,明天早晨我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指 示。 他的预测与往常一样是很准确的。第二天早上7 点15 分(华盛顿时间晚上11 点15 分),他又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应该想法与谢瓦尔德纳泽举行一次会谈以 进一步讨论形势。虽然3 月8 日是苏联的节日,政府部门不上班,但外交部的值班 人员告诉我们说,谢瓦尔德纳泽乐意在当天晚些时候与我见面。接下来,下午6 点 我被邀请与谢瓦尔德纳泽见面。 我的感冒已经全好,感觉基本上正常,因此我步行去外交部。不应该让人们对 美国大使在节日与苏联外交部长会谈产生猜疑,但如果我的挂着美国国旗的公车停 放在外交部大门前面的话,可能会引起猜疑。 在外交部呆了一会儿后,谢瓦尔德纳泽接见了我。像一天前一样,他单独与我 会谈。我告诉他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非常重视他前一天的讲话,美国不会对苏联紧张 的局势火上添油。然后,我简要地向他谈了前一天我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会谈 的情况。虽然我猜想他可能已从克格勃那里获得了他希望知道的一些情况,但我开 始怀疑克格勃的情报并不总是很准确,我觉得他和戈尔巴乔夫直接从我这里得到有 关会谈的情况会更好。毕竟,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情报。 谢瓦尔德纳泽听我把话讲完,尽管他没有表示赞同,但他显然很满意我与立陶 宛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会谈方式。我告诉他,兰茨贝吉斯及其同事们显然决定在本周 末宣布独立,我觉得谁也没法劝阻他们。但是,如果局势像他所描述的那样不可挽 回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种值得考虑的办法。 我接着说,立陶宛人急于宣布独立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不相信戈尔巴乔夫谋求总 统职位的动机,这一点很明显。在这一点上,我对他们判断的准确性表示怀疑,但 我也无法使他们相信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误的。如果他们确信戈尔巴乔夫不会利用 他的总统职位来使用武力镇压他们,他们可能会推迟一个星期左右宣布独立。让他 们相信这一点不容易,并且这样做的时间也不多了,但我愿〔329 〕意向布什总统 建议,我们私下催促兰茨贝吉斯和他的同事们推迟一个星期左右,如果戈尔巴乔夫 以他个人的名义保证他当选总统之后会以友好的方式就立陶宛独立问题进行谈判。 我强调说,我事先不能够保证兰茨贝吉斯会同意。他对戈尔巴乔夫的猜疑很深,考 虑到戈尔巴乔夫近来的一些言行,我能理解他这一点。然而,我想不出别的更好的 办法来说服立陶宛人等待。 谢瓦尔德纳泽说这个主意很有意思,但它提出了许多微妙的问题。在没有得到 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前,他不会同意这一办法。 我对他说,我完全理解事情的微妙之处。为了说服兰茨贝吉斯,我们有必要告 诉他,我们已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到了许诺,但如果他做出许诺的事被外界知道的 话,苏维埃中的反对派将以此来反对他。因此,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兴趣这样做, 我也能够理解。我只想说明一点,如果他认为确定了总统职位之后才宣布独立很重 要的话,那么就值得冒险。 谢瓦尔德纳泽说他感谢我提供了与萨尤季斯领导人会谈的有关情况,并会去核 实一下。他要我们不要再进行任何活动直到他允许我们“继续干”。 我向他保证本周末,我会一直呆在家里,他可随时与我电话联系。 我感到他没有一天前那样担心了,他起身送我到门口,眼睛看着我,显得很激 动,并对我说:“杰克,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如果出现了独裁专政,我打算辞职。 我不愿成为手上沾满血腥的政府中的一分子。”我蹒跚地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因从 一个政治局委员口中得知恢复独裁迫在眉睫这种荒唐的现实而失去平衡。当他在12 月发表了震惊世界的辞职演说之后,他的话得到了兑现。 整个周末,谢瓦尔德纳泽都没有给我打电话。维尔纽斯的事态发展正如兰茨贝 吉斯告知我的那样如期进行。3 月11 日,星期〔330 〕天,凌晨,正好是戈尔巴 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五年之后,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以124 票赞成、6 票弃权、 O 票反对宣布恢复立陶宛民主独立的共和国地位。议会确定国家的名称为“立陶宛 共和国”,取代以前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音乐学教授维陶塔斯· 兰茨贝吉斯当选为主席和国家首脑。 主席的选举是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的。兰茨贝吉斯获得92 票,从莫斯科分 裂出来的立陶宛共产党主席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获31 票。投票还没有结 束时,就已表明了布拉藻斯卡斯的冒险是成功的,他和他的政党作为立陶宛的一支 政治力量而保存下来,尽管这时他还不是多数党。如果他听从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 或屈从于他的压力的话,他可能会在立陶宛正在进行的这场政治选举过程中失败。 几天以后,卡拉兹米拉·普隆斯基涅当选为立陶宛总理,布拉藻斯卡斯当选为第一 副总理。动不安的冬季 每年12 月31 日午夜,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前,最高领导人向全国人民致辞 已成为苏联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通常,这些致辞主要是对过去一年所取得成就的 庆贺和对来年取得更好成绩的期盼。 但是,在1989 年12 月31 日的新年致辞中,传统的祝辞已不合适。这一年 中积压的问题太多,试图掩饰这些问题的存在必将激起公愤。戈尔巴乔夫明白这一 点,并且换以清醒而镇定的口气对其国民致新年贺辞。他承认1989年是“改革最困 难的一年”,也承认经济改革“处境艰难”,但是他声称1989年尽管遇到了各种各 样的困难和痛苦,但却为未来的和平与繁荣奠定了基础。冷战的结束使90 年代有 可能成为“文明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最需要的是“理智、友好、耐心和容忍”。 〔296 〕我和丽贝卡以及堪萨斯州来访的朋友在斯帕索住所的楼上书房通过电 视看了戈尔巴乔夫的新年致辞。我试图给朋友作同声翻译,因此我得更加注意新年 致辞。戈尔巴乔夫的新年致辞结束后,克里姆林宫敲响了午夜的钟声,我们拔掉香 槟酒瓶的瓶塞以示庆贺,但我总感到祝辞中缺少一点什么似的。 当我们为新年而干杯时,我忽然意识到:戈尔巴乔夫的祝辞中没有提到列宁、 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这些东西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在这种场合的发言通常是必须提 及的话题。会不会是这一切被忽略的第一年呢? 家里的客人安睡后,我查遍自己所有的录像带,找出了一年前我录制的苏联领 导人的新年祝辞。重新放了一遍后,我发现自己的记忆并没有错:1988年12 月31 日,戈尔巴乔夫谈到了“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构想的复兴”以及“列宁主义政党的 职责”。 那天晚上,宗教取代了列宁而成为热门话题。一个电视频道专门转播围桌而坐 的牧师们讨论信仰的社会和人文价值,并由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布道。过去大众 媒介提及宗教只是为了攻击它,而现在与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实际上,过去在 复活节时安排最流行的娱乐节目已成惯例,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不使年轻人到教堂去, 而把他们吸引在电视机前。 除夕之夜的电视节目是未来事情的预兆。一个星期后,根据公历,俄罗斯东正 教在列宁格勒举行圣诞仪式,一座教堂整整三个小时的庆祝活动以及牧师对仪式的 解释全部进行了电视实况转播。一年后,那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开始在节假日参加礼 拜。 进入1990 年,节日的气氛变淡并很快烟消云散。戈尔巴乔夫还没有从1989 年的烦恼事中缓过气来。在党内,他面临着一场因立陶宛人退出苏联共产党并要求 结束共产党独裁而引发的危机;日益衰退的经济;日益增长的反改革势力;东欧剧 变以及德国重新统一引起的动荡不安;对外政策第一次遭到批评而不是称赞。以前 主要集中在气候温暖季节的大型抗议性示威游行已成为许多加盟共和国的冬季活动, 特别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和外高加索地区的〔297 〕一些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地区 的暴力冲突仍继续不断,并且开始蔓延到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 戈尔巴乔夫最迫切的政治使命是出访立陶宛。中央委员会12 月25 日的全体 会议谴责了立陶宛共产党要求独立的企图,但是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出访这个共和 国时推迟了采取最后行动。显然,他希望说服立陶宛共产党留在苏联共产党内,并 希望立陶宛人在坚持分裂之前给予“真正的联邦”一个尝试的机会。 立陶宛之行必定是他艰难的政治生涯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戈尔巴乔夫喜欢出 访,也喜欢与友好的人们融为一体。但是这次出访所受的礼遇,尽管彬彬有礼,但 实质上是怀有敌意的。三天出访期间所进行的对话大多数是聋子式的对话。 萨尤季斯在戈尔巴乔夫1 月11 日到达维尔纽斯这一天组织了一次群众集会。 组织者还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但是,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市内一家更为友好的 工厂作为他露面的主要场合。同时,教堂广场上人山人海,甚至街道两边也挤满了 人,他们积极参与这一要求独立的集会。苏联中央新闻媒体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戈 尔巴乔夫身上,因而实际上忽视了这一大型的集会,但是我们驻列宁格勒总领事的 代表当时在场,美国国外广播信息服务局通过立陶宛电台的广播把集会的演讲都翻 译了过来。 卡兹米拉斯·莫季耶夫,去年夏天会见我的立陶宛人之一,于下午2 点宣布集 会开始,并宣布“不独立,毋宁死”。萨尤季斯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走到主 席合上的麦克风前发表演讲,他说,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都 “劝告立陶宛人民不要仓促和慌忙”。这些人应该到苏联来并在苏联生活,以设身 处地地感受一下他们的忠告意味着什么。在兰茨贝吉斯在台上发表演讲的同时,台 下集会的人们反复地高呼着“自由、自由”。 兰茨贝吉斯在演讲中指出,莫斯科假装没有听到发自立陶宛人民的清晰呼声: 180 万人联名要求在立陶宛只能实行立陶宛法律的请愿书;150 万人签名要求 废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298 〕请愿书;六个月前立陶宛最高苏维 埃代表要求谈判独立问题的一封信。“我们该说的都说了,因此莫斯科不能假装成 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兰茨贝吉斯为戈尔巴乔夫不能参加他们的集会而深感遗憾, 但是他又说他相信戈尔巴乔夫的善意。“他是我们东面一个强大而危险的国家的领 袖,同时他也是这个国家新政策的象征。我们希望与这个国家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 基础上建立一种友好和经济互利的关系。”并不是每个演讲者都愿意如此这般地相 信戈尔巴乔夫。维尔纽斯的俄罗斯人尼古拉·梅德维捷夫说:“我非常愿意相信戈 尔巴乔夫,但是我知道他的后台是谁……我记得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 夫是如何被唾弃的,我记得他们是如何不愿承认在布尔什维主义国家里发生的灭绝 种族的大屠杀。由于他们一直在撒谎,我没法相信他们。神圣的俄罗斯仍然存在着 可怕的马克思主义流毒。”⑤戈尔巴乔夫那天下午在一个电气设备厂发表讲话,强 调他在整个访问期间再三重复的一个话题,苏联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如果出现分裂,整个国家将受到破坏;分裂企图会导致种族冲突和流血;立陶 宛人民在一个新型的民主联邦中可以获得他们想得到的一切;苏联共产党应该保持 中央集权体制,为新的联邦提供一种凝聚力;加盟共和国要求自治的主张犹如要求 拆去支撑一座大桥的支柱。 显然,甚至从有关这次访问的官方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大多数立陶宛人并没有接 受戈尔巴乔夫的这些看法。他们认为独立不是割断经济和人员联系,经济联系和开 放边界仍要保持。也不会发生流血事件,因为不存在种族冲突的基础。而且,他们 不相信戈尔巴乔夫能建立一个真正的联邦,尤其是如果他不允许在共产党内建立联 邦体制的话。他反对立陶宛80%的共产党员要求自治的要求表明将来任何形式的联 邦都是一种虚假的托词。 1 月13 日,在戈尔巴乔夫离开维尔纽斯准备回到莫斯科时,他对这次失败的 出访强装欢颜。他说,“我们已奠定了继续对话的良好基础”,希望已与莫斯科断 绝关系的立陶宛共产党重新考虑他〔299 〕们的所作所为,并能够参加下一届党代 会。布拉藻斯卡斯在送别仪式上对戈尔巴乔夫的这番话作了强硬但又不失礼节的答 复,他重申,立陶宛共产党退出苏联共产党已不可挽回。⑥双方的对话不会按照戈 尔巴乔夫的条件进行。 戈尔巴乔夫离开维尔纽斯两天后,布拉藻斯卡斯当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 立陶宛共产党中忠于莫斯科的一小部分人,尽管在加盟共和国享有戈尔巴乔夫 给予他们的广泛权力,但实际上已失去了所有的政治影响。 让人纳闷的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进行这次注定失败的出访。任何一个了解 立陶宛人态度的人都知道戈尔巴乔夫的话在立陶宛民众中缺乏号召力。那么为什么 他还要去那里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在为政策变动做准备。他可以出访立陶宛, 在那里尽量争取好的结果,然后在返回莫斯科时他可以说,立陶宛给他的教训是将 来只有实行联邦的政党体制党组织才能生存下去。但实际上,他并未这样做。在他 离开立陶宛之前,他已拒绝考虑作出这个唯一可证明他此次出访有必要的让步。 他心里可能有许多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他有可能打算利用这次访问证明立陶 宛人是如何的“不可救药”,并用这一点来作为其后镇压的借口。但是,这种可能 性也不符合事实。在整个访问期间,虽然他碰到一连串带侮辱性的强硬言论和问题, 但他从未发出过一次威胁。他没有像去年8 月那样大喊大叫。而且,对立陶宛的镇 压将意味着改革的终结,他显然是要推进改革,而不是要放弃改革。 那么,他为什么要访问立陶宛,并且甘冒民众反对其请求从而使他的个人权威 受到损害的风险呢?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克格勃关于立陶宛“民族主义 者”只是一小撮的报告使他蒙骗上当,因此,他完全相信他可以利用当地的力量来 对付“分裂主义者”;其二,他进行这次访问是为了向党内的保守势力证明他决不 纵容那些分裂党的人。他当时正在准备有关改革党和政府体制的主要提案。这些提 案要得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通过会有相当的困难。如果他在民族主义势力面前 过于软弱的话,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他也许会落得和赫鲁晓夫同样的下场。 戈尔巴乔夫也可能是担心当地的武装力量在克格勃内和党内保守派的支持下试 图制造暴力事端,并期望迫使他进行干涉——〔300 〕一年后他们正是这样干的, 甚至强迫他下台。因此这次立陶宛之行也可能是他为了赢得时间的一次努力。 事实上,党内保守派和军方的许多高级官员把反对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 独立看作是对国家忠诚的一次决定性的考验。他们看到了东欧剧变和德国正迅速走 向统一时苏联所面临的处境,决心以抵制分裂加强苏联自己的边防。实际上,所有 了解苏联政治内幕的观察家都认为,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能让立陶宛、更不用说所 有的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而继续留在台上。我相信戈尔巴乔夫当时对 形势也是这样估计的,这样就可以解释他后来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了。 阿塞拜疆流产的革命正当戈尔巴乔夫还在立陶宛进行毫无意义的访问并告诫人 们分裂主义将导致流血斗争时,阿塞拜疆发生了骚乱和屠杀,数十人死于非命。然 而,这一事件不是分裂主义的结果,而是种族仇恨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郁 积的结果。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争端在1989 年间逐渐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埃里温和巴库的民众定期地举行示威游行,但是很少出现导致人员伤亡的冲突。这 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不是由阿塞拜疆当局来管理,而 是由苏联最高苏维埃派遣的专员——一位资深的共产党官员阿尔卡基·沃尔斯基来 管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都不满意最高苏维埃的这一安排,但是亚美尼亚人 比阿塞拜疆人更能接受这一现实。亚美尼亚人希望这是该地区划归亚美尼亚的第一 步,而阿塞拜疆人认为这是对其共和国领土完整的侵犯。 1989 年11 月,我访问了埃里温和巴库。很明显,两个城市的局势非常紧张。 亚美尼亚虽然仍处在一年前的毁灭性大地震所造成的混乱之中,但公众似乎更 加关注生活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亚美尼亚人的命运。要求把该地区划归 亚美尼亚的呼声日益强烈,引起了掌权者们的深切关注。但这一地区领土的变动显 然会引起阿塞拜疆人的强烈反应,亚美尼亚共产党新的第一书〔301 〕记苏连·哈 鲁丘年私下告诉我,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是让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处在 莫斯科的直接控制之下,但他担心不仅阿塞拜疆不能接受这一解决办法,而且戈尔 巴乔夫也不会接受这一解决办法。 巴库共产党书记阿卜杜尔拉赫曼·维吉罗夫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他认为亚美 尼亚人可以永远居住在阿塞拜疆并且永远受欢迎。苏姆盖特的骚乱是地痞流氓聚众 闹事引起的,这类事件不会重演。他觉得众多的亚美尼亚人惊慌失措地逃离家园是 不幸的,并决定保留他们的工作和居所,希望他们能尽早返回家园。那些从亚美尼 亚地区驱逐出去的阿塞拜疆人也应该被鼓励重返家园。他建议,亚美尼亚人放弃对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领土要求。 他认为亚美尼亚人的领土要求激怒了阿塞拜疆的民众,结果在两个加盟共和国 之间导致事实上的战争状态。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这两个加盟共和国。双方公众舆论的要求(不幸的是, 双方的知识界精英在给这些要求火上浇油,他们以扭曲的和夸张的历史观煽动人们 的情绪)很难有妥协的余地,事态正朝着一触即发的方向发展。 11 月28 日,我回到莫斯科才几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结束对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自治州特别管理的决议,决定把它交还给阿塞拜疆管辖。莫斯科当时这 样做是为了迫使两个加盟共和国通过谈判解决相互间的争端。事实证明莫斯科这样 做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误。 亚美尼亚人立即聚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首府斯捷潘纳克特,抗议 将他们交还给阿塞拜疆管辖。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谴责莫斯科的这一决定,并于12 月1 日批准合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阿塞拜疆则利用从莫斯科运往亚美尼 亚的所有燃料和大多数商品都要经过其领土这一有利条件,作出了反击,对亚美尼 亚进行物资封锁。 两个加盟共和国民众的骚动情绪不断发展,在阿塞拜疆尤为厉害。早在几个月 前,阿塞拜疆共产党书记维吉罗夫就同意给予其合法地位的阿塞拜疆国民阵线利用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争端问题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并且开始在好几个城市强 迫共产党官员让权。1990 年1 月11 日,戈尔巴乔夫访问维尔纽斯的这一〔302 〕天,示威游行者封锁了阿塞拜疆第二大城市连科兰的政府办公大楼,⑦在巴库的 市中心也有大规模的群众集会。 两天后,阿塞拜疆的首府发生了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最残酷的骚乱。 暴徒们攻击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公寓大楼,屠杀居住在大楼里的亚美尼亚人。妇 女和儿童被暴徒们从楼上的窗户中抛下来,惨死在公寓大楼下面的人行道上。 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夺取了加盟共和国的领导权。阿塞拜疆共产党的领导人 维吉罗夫逃亡到莫斯科,“人民阵线”控制了首府的所有要害部门。1 月15 日, 莫斯科派遣军队进入该地区,但是直到1 月19 日军队才大规模进入巴库。戈尔巴 乔夫第二天晚上发表电视讲话,呼吁保持冷静与和平,并指责两个加盟共和国的共 产党和政府官员未能团结合作。维吉罗夫被解除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 这说明他对这次骚乱负有责任。 1 月21 日,苏联军队完全控制了巴库,但是这座城市并不平静。阿塞拜疆最 高苏维埃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如果苏联军队继续占领该城市,那么阿塞拜疆将就 退出苏联一事举行全民公决。 在莫斯科,我们听到这些令人震惊消息时都深感恐慌。莫斯科中央电视台对该 事件做了许多可信的报道,尽管播音员只描述了所发生的暴力行为而没有把它们在 电视屏幕上曝光。1 月21 日,我看完了电视新闻后,匆匆记下以下一段文字: 昨天采取了军事行动后,巴库基本上恢复了平静,但是全体居民的情绪仍很激 昂。一名将军在接受采访时说,局势“紧张到了极限”。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不到 100 人,但是人人都觉得远不止如此。整个事件在今晚的“七天”——星期天晚间 的“一周评论”——这一新闻栏目中有详细的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说纳戈尔 诺地区已宣告从苏联分裂出去。 我注意到苏联的媒体没有说那里的局势是平静的。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宣布 明天进行总罢工,并举行纪念大会。显然,宵禁没有得到普遍的遵守。 由此看来,苏联领导层似乎已别无选择,只有动用军队,并下令遇到抵抗时可 以开火。但是,如果这次行动不迅速,或〔303 〕者这次行动拖延太久,或者死亡 人数过多,都将增加人们普遍的不满情绪。 还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共产党在该地区的统治彻底崩溃了。在某种程度上, 该地区有序还是无序都取决于“人民阵线”和苏联军方。它们二者起着同样的“领 导作用”。当我看到国防部长亚佐夫发表在1 月26 日《消息报》上的声明后,我 意识到我最初的关于武装干涉是必要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亚佐夫宣称军方逮捕了 “大约80 名”“人民阵线”和其他非正式组织的成员,并对逮捕行动作了以下说 明: 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扣留所有这些非法分子,而是要摧毁他们在所有的企事业单 位和机关设立的政权组织机构。 我并不是信口雌黄,我的意思确实是指政权。他们正准备夺权并且成功的可能 性很大,他们自己宣布1 月18 日晚11 点,也就是军队进入巴库的前一天,全城 处于紧急状态。当时,苏维埃和党的机构在该市的许多地区已失去了作用。他们号 召在1 月20 日举行一次公众示威游行,并打算届时宣告由“人民阵线”掌权执政。 因此,军事干涉的最初意图不是为了拯救百姓的生命,而是为了夺取“人民阵 线”的权力。的确,从中可以推断出,既然“人民阵线”在苏联军队干涉之前就已 宣告处于紧急状态,那么它可能已制止了骚乱。 几天以后,我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任书记安德烈·吉连科请教了这些问 题。当他还是克里米亚的党书记时,我就已经认识他。最近,他调到了莫斯科的共 产党书记处工作。阿塞拜疆发生骚乱后,他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一起被派到了 巴库,他说他们于1 月14 日,即骚乱发生的第二天抵达巴库,并试图“寻求政治 解决”。但是,他们发现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进步成分已经丧失”,并转化 为“恐怖主义”。1 月18 日,“人民阵线”宣布处于紧急状态,第二天早晨, “人民阵线”占领了政府和共产党所有的办公大楼。1 月19 日,莫斯科发布戒严 令并动用军队。 〔304 〕像亚佐夫一样,吉连科指出,在苏联军队干涉以前阿塞拜疆的秩序已 经恢复,军队干涉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共产党的统治。 这是大多数阿塞拜疆人和苏联穆斯林所得出的结论。“人民阵线”的支持者强 调说,1 月13 日所发生的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骚乱是由那些被亚美尼亚驱逐而无家 可归的阿塞拜疆人挑起的。阿塞拜疆当局试图回避给被驱逐的阿塞拜疆人永久性的 重新安置,希望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能够共同安置这些返回的难民。“人民阵线” 的支持者同时强调,在暴乱开始时,政府当局处于瘫痪状态,“人民阵线”实行了 强有力的控制,并且稳定了局势。 我认为这种解释难以自圆其说,因为“人民阵线”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 州问题上始终采取强硬立场并因此为1 月13 日的骚乱创造了条件。但是不管怎样, 回过头来看,显而易见的是苏联军队对巴库的占领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人员的伤亡, 而且做出这一决定时,政治因素的考虑多于人道主义因素。 由军方取代“人民阵线”的决定引起了该加盟共和国国民的不满,并且只能增 强将来要求分裂的呼声。它也在俄罗斯公众舆论中产生了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俄 罗斯的好几个城市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将苏联军队部署在巴库(不是因为对阿塞 拜疆“人民阵线”的同情,而是因为那些军人的家属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冒生命危险)。 俄罗斯人也开始认识到,他们也可能成为种族冲突的目标。迄今为止,大屠杀 只是发生在诸如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民族身上。但是,在苏联军队占领巴库 后,为确保他们住在阿塞拜疆的家属的安全,不得不让他们撤离。 军事干涉作为将来恢复加盟共和国秩序的方式,开始显示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俄罗斯公众越来越不愿意为维持苏联帝国的生存而付出代价。 帝国主义者的讲坛不管怎样,苏联帝国还有一批卫道士,当他们看到苏联在东 欧的地位崩溃、非俄罗斯民族要求独立以及中央集权削弱时,他们开始联合起来, 最初是对这些变化表示关注,然后又感到恐惧。〔305 〕1990 年1 月初,一位叫 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的年轻作者在《俄罗斯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份保 守的文学周刊成了那些准备不惜任何代价维护苏联帝国的人们的讲坛。⑧普罗汉诺 夫攻击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削弱了苏联统一的基础,即社会主义信念,中央集权和计 划经济。他预言如果苏联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紧随着外来入侵的就是混乱和内 战。 虽然普罗汉诺夫的这篇文章是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刊物上发表的,但它引起了 广泛的关注,因为它为有沙文主义倾向的俄罗斯人的政治联盟进行了辩护,这些人 大多数在感情上都依恋着沙皇的统治制度,因而本质上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以及共产 党的政治机器、军队和警察机关的。但统一这一话题与帝国密不可分,只有共产党 能够把帝国团结在一起,那么帝国主义者也将支持共产党。这是俄罗斯爱国集团所 遵循的信条,该集团到1989 年年底时已有12 个俄罗斯“爱国运动”组织,并力 图在即将进行的加盟共和国选举中支持它们心目中的候选人。⑨我读了普罗汉诺夫 的文章和俄罗斯爱国集团的宣言,感到十分担忧。他们进一步坚定了我多年来的信 念,即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是性质相同的政治运动,都是基于以武 力的独裁集团统治。传统上,西方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学者,总是受到下述 观点的迷惑:法西斯主义是“极右”运动,而共产主义是“极左”运动,因而它们 是对立的。本世纪30 年代,许多西方学者没有谴责斯大林的大清洗,因为他们担 心这样做会对希特勒有利,因此即使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协定,也没有动摇 许多人心目中的这种信念。1956 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时,法国学者当中持这一观点 的人仍占主流,到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有些人还持这种观点。与此 同时,“保守派”学者却经常为右翼的专制政权辩护,因为他们觉得右翼专制政权 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实际上,独裁者通常觉得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要比建立 民主制度更容易一些。所谓“左一右”二分法完全弄混了现实〔〕问题,掩盖了妄 自尊大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专制权力。 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自诩为俄罗斯“爱国者”的帝国主义分子往往拥护沙皇俄 国最令人厌恶的那些东西。他们大多数是排外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尽管只有极 端主义者才如此公开宣称。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俄罗斯负有统治从“君士坦丁堡”到 太平洋、从波罗的海到印度这一广大的区域的使命,并且应在所有的边缘地带实现 霸权。他们认为,俄罗斯帝国是俄罗斯民族的标志。维护帝国的完整应该高于个人 利益,高于俄罗斯民族以外其他民族的利益。尽管他们痛恨俄罗斯东正教会受到布 尔什维主义无神论斗士的打击,传统乡村生活遭到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的破坏以及环 境因无知的工业化而受到蹂躏,但他们愿意与这些维持俄罗斯帝国完整却糟踏过这 个国家的凶手合作。 最初,普罗汉诺夫和其他一些著名的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代言人在他们的公开言 论中避免指名道姓批评戈尔巴乔夫,尽管他们的攻击是直接冲着戈尔巴乔夫的政策 而来的。1989—1990 年冬春之交,他们还希望能影响戈尔巴乔夫,尤其希望能阻 止戈尔巴乔夫向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民族主义作出妥协。 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共产党、克格勃以及苏联军队中的保守力量的利益是一致 的。 党内改革派的组建改革派把他们的计划付诸有组织的行动比“帝国缔造者们” 更为迅速。 来自78 个城市的400 —500 名共产党员于1 月20—21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周 末会议,会上建立了“苏联共产党民主讲坛”。会议的组织者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 “地区间集团”领导人以及矿区罢工委员会的代表。 会议要求建立多党制;把共产党转换成一个普通的政党;反对“民主集中制” ;通过秘密投票从基层选举共产党官员。一些组织者,如鲍里斯·叶利钦,认为新 建立的“民主讲坛”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产党内部的改革上。 而另外一些组织者,如经济学〔307 〕家加夫里尔·波波夫和历史学家尤里· 阿法纳西耶夫,认为如果即将进行的共产党选举不能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的话,应促 使共产党内部发生分化。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被公认是 一位无声的支持者,他的得意门生、在中央党校部门任职的维亚切斯拉夫·索斯塔 科夫斯基是这次会议的领导者之一,实际上还起草了改革计划的许多文件。 回过头来看,对共产党实行“民主化”显然是毫无希望的空想。事实上,大部 分“讲坛”领导人对其改革计划的成功前景并不乐观。尽管如此,但他们感到在即 将召开的党代会上显示一下改革者的力量十分必要,戈尔巴乔夫只有在确信自己能 够赢得大选时才会果断地对党内保守派采取措施。因此,改革派认为对戈尔巴乔夫 继续进行国内改革给予充分的支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他们清楚普通的共产 党员憎恨专职的共产党干部享有的权威和特权。始于基层的民主选举的确能把只是 因为讨好巴结其上司而成为共产党官员的那些人赶下台。大量裁减共产党的官僚机 构也会削弱共产党官员控制或主导选举机构的能力。最后,还有共产党的大量财产 问题,尤其是它对许多传媒的所有权。如果改革派完全脱离共产党,这笔财产会落 入保守派之手。 无论如何,显示一下改革派的力量可能在将来的派系分裂中得到共产党财产的 一份。 然而,改革派组织起来的根本意图在于争取或强迫戈尔巴乔夫给予保护。尽管 要求戈尔巴乔夫公开承认他们的合法性还为时过早,但他的改革计划如果不采取 “民主讲坛”所开列的措施的话,就不会取得成功。 妥协与折中整个1 月份,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都在忙着起草将于月底召开的中 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主要政策文件。但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使得 全体会议推迟一周,到2 月5 日才召开。〔308 〕戈尔巴乔夫班子中改革派的态度 与“民主讲坛”的那些人的态度一致,敦促他与保守派决裂。其中的一份文件被法 国记者贝纳德·格特带到法国,稍作删改后发表在1 月31 日的《世界报》上。⑩ 该文件指出,共产党内部的保守派现在是改革的主要障碍,他们开始与社会上最反 动的沙文主义分子勾结起来。因此,戈尔巴乔夫不能够继续在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 之间寻求折中来领导这个国家。如果改革想要取得成功,戈尔巴乔夫必须与激进的 知识分子结成联盟,与党内保守派决裂。 这正是叶利钦近三年来采取的步骤。 虽然这一文件没有在苏联的新闻媒体上发表,但对党内保守派而言,戈尔巴乔 夫正在考虑与他们决裂已不是秘密。当共产党内部的争论愈演愈烈时,好几个政治 观察家告诉我,党内的保守派,包括利加乔夫,都确信戈尔巴乔夫已经偏离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并已蜕变成了一个西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党内的保守派人士看 来,戈尔巴乔夫反对阶级斗争就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政权所依赖的主要意识形态信 条。从东欧的退出证明他背叛了用自己的生命去打败纳粹德国的那些人,削弱共产 党对社会的控制使他的整个国家正面临着陷入混乱的危险。显然,他甚至不愿意维 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因为他反对使用武力镇压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以及别处 的分裂活动。 在2 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之前,利加乔夫接受了一位意大利记者的采 访,他对意大利记者说,他担心苏联正在失去其最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以及对未来的 信心。整个国家正变得难以控制,事事都会引起争论和分歧。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他借用了戈尔巴乔夫在80 年代早期讲的一句 话。但戈尔巴乔夫是在谈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萧条”时讲这句话的,而利加 乔夫却是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讲这句话的。利加乔夫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是:重新恢复共产党对全国的统治,换句话说,就是逆转戈尔巴乔夫自1987 年1 月以来所推行的政治改革进程。(11)〔309 〕对谙熟苏联政治的观察家而言,利 加乔夫的观点并不令人惊讶。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的这些观点是在公众场合接受 外国记者采访时表露的。毕竟,他在1988—1989 年间攻击叶利钦的一个主要方面 就是指责叶利钦利用外国的传媒评论苏联的局势。共产党内部斗争的方方面面越来 越多地在国内外的传媒中曝光。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是走向政治开放和政 治成熟的一步。这种状况确实与传统的苏联领导人政治斗争的秘密性形成鲜明的对 照。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依靠公众辩论来为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做准备。实际上,他 非常谨慎,没有透露他的计划。相反,他玩弄诡计和手腕,以确保控制中央委员会 全体会议,尽管许多中央委员会委员表露出对他的政策不满。 另外,他事先还采取了好几个步骤以防止叛乱的发生。 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之前更换了好几个加盟共和国党的书记。这 就提醒了中央委员会委员:引起戈尔巴乔夫的不快会带来痛苦的后果。 其次,他于2 月2 日接见了一群好斗的矿工,允许他们发表强烈批评党组织的 言论,他自己就此发表的评论文章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那天早上刊登在《 真理报》上。 第三,他对2 月4 日星期天莫斯科支持改革的大型示威游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进行干涉,这刚好发生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在外地代表下榻的莫 斯科宾馆周围的广场上,聚集了至少20 多万示威游行者,要求更加迅速地进行改 革。 当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时,我感到戈尔巴乔夫已老练地布置好了舞台。有 关他的反对派的政治流言四处传播,他还在反对派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些难以逾越的 心理障碍。除上面已经提及的三个步骤外,他还在开幕式上宣布全体会议所有过程 全部出版发行。我在日记中作了以下的评论: 那么,那些气势汹汹地来到莫斯科、迫不及待地要抨击当前政策的各加盟共和 国的党书记能干些什么呢?几个加盟共和国党的书记的更换“提高了戈尔巴乔夫的 权威……”星期天骚动人群。〔310 〕的场面是布加勒斯特市的翻版。戈尔巴乔夫 对矿工们的讲话是对中层党组织开战的宣言,接着他(突然地?)意识到在这里所 讲的每一句话都将在明天见报。对改革发了一通牢骚以后,矿工们各自回家注意事 态的发展。或者也许是……一种更谨慎的策略吗? 至于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战略,我相信也正变得更加明显。昨天发表演讲时,他 提到了研究总统制好处的必要性,反映出他确实打算为自己准备一个有充分权力和 权威的职位,从而在今年晚些时候让出他的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无论怎样,如果 共产党正迅速走向衰退,为什么他还想控制这个党直至它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呢? 垮台的谣言自1988 年党代会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反对公开化以来,莫斯科的 流言家们定期地放出一些戈尔巴乔夫政治地位岌岌可危的流言。我认为这些周期性 出现的流言是共产党内部明争暗斗的歪曲反映,一般情况下不予理睬,因为我相信 戈尔巴乔夫有能力控制共产党组织机构的运转。然而,当美国有线电视网驻莫斯科 记者于1990 年1 月30 日报道了这种流言后,引起了纽约交易所股票价格的急剧 下跌,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我是参加了美国出版商马尔科姆·福布斯举办的庆祝晚宴后回到斯帕索住所时 才知道有线电视网的报道的。那是非常尽兴的一天,让我想起了伍蒂·爱伦所说的 生活中的90%只是炫耀的那种感觉。作为一个大使,在适当的时候出头露面是工作 的一个主要方面。有时这种礼节性的场合令人厌倦,它被一连串生硬无趣的演讲搞 得拖拖拉拉,但大多数情况下是令人愉快的。 那天,有许多令人高兴的事:在克里姆林宫的钟楼上举办一个很有特色的海外 镶珠法贝尔彩蛋展览。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允许外国人在克里姆林宫主办展览,展览 开幕后我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发表评论说,这是我们两国之间正在增强新信任的象征。 〔311 〕接下来是为马尔科姆·福布斯和圣地亚哥的市长莫里恩·奥康纳(他 帮助组织了这次展览)举行的欢迎会和午宴。苏联新任文化部长、演员兼戏剧导演 尼古拉·古本科做东款待,使我有机会和他谈妥让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 及其指挥的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来莫斯科演出一事。 罗斯特罗波维奇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大提琴演奏家和最伟大的指挥之一。 他在本世纪70 年代被迫离开苏联,当时他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交情很深。 当他离开苏联时,他和他的妻子、歌唱家加丽娜·维什涅夫斯卡娅被剥夺了苏 联公民权,还剥夺了他们所有的荣誉。他后来成为美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指挥, 并把该乐团培养成世界上最优秀的乐团之一。自他被驱逐出境以来,现在是第一次 打算让他重返莫斯科。我对罗斯特罗波维奇重返莫斯科这件事有浓厚的兴趣,这不 仅是因为来访的是美国的乐团,而且还因为即将来访的罗斯特罗波维奇是我本人的 座上客。当我还在白宫任职时,他曾跟我说过,只有当我做驻苏大使并允许带他的 乐团的情况下,他才会重返莫斯科,因为我“会保护他”。现在这两方面的条件都 成熟了,他重返莫斯科也水到渠成。 我向古本科谈到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公民权问题。虽然没有把恢复公民权作为他 重返莫斯科的条件,但显而易见的是现政府对勃列日涅夫时期所做的惩罚做一些小 小的改动非常重要。 古本科得意地告诉我,他已经说服戈尔巴乔夫同意恢复罗斯特罗波维奇和维什 涅夫斯卡娅的公民权,并恢复他们的所有名誉。 午宴以后,我们匆匆忙忙地参加了苏联第一家麦当劳快餐店的开业仪式。看到 店里俄罗斯工作人员面带微笑,动作麻利,让人感到很高兴。苏联餐馆的服务一般 都是慢腾腾的,男女服务员认为顾客令人讨厌,因为顾客的来到打搅了他们的闲暇。 美国人经营管理的麦当劳快餐店培养服务人员把顾客当作受欢迎的宾客看待, 这方面的成功使我真正确信:俄罗斯人给予适当的刺激和培训,也能像其他地方的 人一样干得出色。如“巨无霸”面包,除了番茄酱外完全用当地的原料制作,其口 味就像在美国制作的一样。 后来,我和丽贝卡回到斯帕索住所为主办克里姆林宫展览的美国同胞举行一个 欢迎会。福布斯一家被允许乘坐其名为“资本主义工具”的家庭喷气式飞机来莫斯 科,还允许马尔科姆·福布〔312 〕斯把他的热气球停放在莫斯科市中心附近。 (12)而在一年前,苏联官员一想到允许这种“资本主义宣传”进入莫斯科市 中心,就会吓得脸色惨白。 欢迎会后,我们直接去重新装修一新的萨沃伊宾馆参加庆祝宴会,这次宴会由 马尔科姆·福布斯做东款待。我的座席紧靠着奥康纳市长,他向我谈了许多有关圣 地亚哥在一年前举办美苏艺术节的情况。当时最大的问题出在格鲁吉亚代表身上。 4 月份游行示威者遭屠杀以后,格鲁吉亚人拒绝参加苏联的任何节日,尽管他 们早先签订了参加协议。我参与了调解,让格鲁吉亚外交部长说服格鲁吉亚人派一 支舞蹈队参加艺术节,他们最后答应了这一要求,但是他们仍然拒绝按照早先的承 诺参加博物馆展览。在圣地亚哥,格鲁吉亚舞蹈队拒绝上台表演节目,直到所有的 苏联国旗从演出大厅拿走。奥康纳市长认为,圣地亚哥市难以让格鲁吉亚人履行协 议表明,第比利斯大屠杀后反苏情绪极其强烈,同时一些苏联机构开始脱离莫斯科 而单独行动。 无论如何,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家里。这一天充满了真正的和鼓舞人心的 变化迹象。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开放;正扩大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正与流亡国外的 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持不同政见者重新讲和。自由企业得到了生存的机会。格鲁吉亚 人对所受暴行的反应增强了要求在将来形成一种机制以反对滥用权力的压力。 我们回到斯帕索住所的大门口时大约是10 点30 分,这时电话铃响了。 我拿起听话筒,听出对方是詹姆斯·多比斯,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他在电话里讲,有线电视网报道说戈尔巴乔夫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请我们弄 清楚这一报道的准确性。我告诉他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当时我们在莫斯科还收 不到有线电视网的节目),也不相信戈尔巴乔夫有辞职的打算,但我会就此进行调 查。 当时华盛顿还是下午的早些时候,显然我们不能等到第二天早晨再提供详细的 材料。我打电话给我的副手迈克·乔伊斯,请他让我们的使馆工作人员找一找有关 有线电视网报道的情况,因为我可能很快要向总统或国务卿回话。五分钟内,我们 的政治顾〔313 〕问打电话告诉我,有线电视网驻莫斯科记者站的报道说,戈尔巴 乔夫在他的别墅与其最亲密的朋友开会考虑他是否应该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作为 共产党全面重新改组的一部分。他们不清楚他是否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决定。 当电话铃再次响起的时候,我几乎没来得及宽慰地舒口气(我们大使馆在消息 方面毕竟不会很迟钝,我们也知道他们正在开会)。这次是国务卿贝克打来的,我 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他,有关戈尔巴乔夫辞职的报道显然有点为时过早。但是,我 指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将来某个时候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不足为奇。但是,我认为 只要戈尔巴乔夫在不断变化的时局下还可以有效地领导这个国家,那么他是不会辞 职的。我确信他不会自愿地放弃国家的领导权,同时他的对手在当时也无力把他赶 下台。 一个星期后,戈尔巴乔夫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纽约时报》记者比尔· 凯勒注意到戈尔巴乔夫耍弄了同样的政治花招: 现在戈尔巴乔夫先生,政治家中的胡迪尼,再次稳坐钓鱼台,准备他的下一任 执政。他闯过了立陶宛和阿塞拜疆这两个可怕的麻烦,又一次混淆了受骗的旁观者 的视听,这些旁观者相信,每次主人都会被套上枷锁,丢到河中,他们正冷眼观察 他最后的花招。(13)共产党独裁的终结1989 年12 月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全体 会议,甚至拒绝讨论改革派要求修订宪法第六条的建议,该条款为共产党实行一党 专政提供了法律基础。发生争论的那天,戈尔巴乔夫因这个问题攻击安德烈·萨哈 罗夫,并拒绝给他发言权。我当时在想,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如此坚决地反对这个建 议?当我同亲近戈尔巴乔夫的人,诸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讨论这个问题时,我 所得到的答复是“时机不对”,或者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实行了多党制,只要看 一看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情况就知道了”。 〔314 〕后来我才得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以及谢瓦尔德纳泽在1989 年时曾就结束共产党合法的独裁专政问题,试图得到政治局的支持,但没有成功。 戈尔巴乔夫在12 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对萨哈罗夫以及其他改革派的粗暴态度 可能是因为他不得不为一个他反对的东西而辩护的缘故。他可能知道要求结束共产 党独裁专政的那些人是对的,但是他对这些人在公开场合向他提出这一建议不满意, 他受共产党纪律的约束而必须反对这种建议。 那场激烈的争论过后还不到一个月,就有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可能已有 所变化。在他访问立陶宛期间,当有人提及宪法第六条时,他暗示不会再维护宪法 第六条。“我认为多党体制并不是坏事……只要它作为正常的历史过程出现并且满 足社会的需要”。(14)莫斯科的政治观察家们把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声明解释为一 种试探性的气球,赞成结束共产党独裁专政的情绪显然正在酝酿中。 2 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前几天,我打电话给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 的编辑伊万·拉普季夫。拉普季夫的观点与戈尔巴乔夫非常接近。但是,他能比政 府官员更加坦率地讨论这些问题。每个问题都能从他那里得到详尽而迅速的答复, 他的讲话速度快并且常有省略,这要求我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以免遗漏任何一个重 要的字。以前,我曾听人说他讲的东西很有价值;他的观点和预测往往异常准确。 当我问及有关宪法第六条的问题时,他说在召开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 时将删除这一条款。他坚决主张建立法治;同时认为除非剥夺共产党凌驾于普通政 府部门之上的权力,否则法治就不可能实现。正如他所指出的,习惯于控制其他三 个政府部门的“第四个政府部门”必须转变为“一个普通的政党”。 拉普季夫还说他赞成实行总统制,这样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中更有自主性,共 产党对整个国家的行政控制也将被打破。赞成实行总统制还有其他一些人,诸如费 德罗·布尔拉茨基,他是赫鲁晓夫的演讲稿撰写人,现是《文学报》编辑,这是一 份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周报。但是,戈尔巴乔夫直到1989 年秋还反〔315 〕对这种主张,指出总统制会把太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直到2 月5 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时才最后摊牌。召 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正式理由是确定下一届党代会召开的日期和通过一项提交 党代会讨论的计划草案。只有党代会有权改变共产党的体制,戈尔巴乔夫迫不及待 地要在下届党代会之前贯彻他心目中的改革。1988 年,党的全体会议提出一些激 进的解决办法并引起了一些人事变动,但是没有改变共产党的组织和使命。党章规 定每五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但没有说不能多开几次全体会议。然而,党内“保守 派”清楚他们在下一届党代会上可能失败,因此,他们反对在规定召开党代会的时 间之前,也就是在1991 年的2 月或3 月之前召开另一次代表大会。 1989 年12 月,戈尔巴乔夫不顾反对派的反对,促使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 将党代会提前六个月召开。现在是决定党代会研究什么问题的时候了。 主要问题有:共产党是否应该放弃它一党专政(宪法第六条);它的“统治机 关”是否应该重新组织和调整;联邦体制是否可行;总统制是否应该在国家的体制 中采用。经济改革的基本问题是私有财产问题:能否允许个人拥有土地以及诸如商 店和工厂这些生产性资产? 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强调了共产党本身进行“革命 性变革”的必要性,并正式提出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正如他所指出的:“在一个 正在更新的社会中,共产党只有作为一种民主的组织力量才可以存在并履行它的先 锋模范作用。这意味着它的地位不应该由宪法条款来确立。”(15)他没有强调党 内人士提出的建立总统制的建议,但是这一点在打印好并分发给代表们的有关共产 党改革的方案中有详细的说明。戈尔巴乔夫又一次没有经过公众的广泛讨论而突然 提出了一个主要提案,不〔316 〕给反对派以有组织反抗的时间,希望能够强行通 过。 这一策略成功了。经过三天激烈的争论后,中央委员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提案。 这些提案完全是革命性的。如果这些提案能够得到落实的话,这些重大的改革 步骤会创造一个完全独立于共产党的最高权威,共产党自身只有赢得选举才能继续 掌权。 我很清楚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提出这些提案。尽管他没有在公众场合如此讲过, 但是正如叶利钦所指出的,共产党机关已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戈尔巴乔夫被迫抑 制他的改革进程以免遭到没有同情心的中央委员会的驱逐。真正的选举的开始和人 民代表大会的创设,给他提供了一些赫鲁晓夫不可能得到的保护。但是,这种保护 仍不够。如果由中央委员会选择的话,它会撤消戈尔巴乔夫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 格从而迫使他辞去国家元首的职务,因为他是共产党在人代会的代表。而总统有规 定的任职期限,这样他就不会受到这种阴谋诡计的陷害。总统制的创设也为戈尔巴 乔夫削弱共产党提供了一种动力,尽管他仍是共产党的总书记。 那么,戈尔巴乔夫是如何说服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使其通过了这一将导致他 们自己走向毁灭的提案呢? 首先,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戈尔巴乔夫给反对者心理上设置了一个难以逾越 的障碍,永远支持总书记的传统还有影响力,尤其在党内“保守派”中有影响力, 他们清楚,如果他们处于这场争论中不利的一边,有可能会终结他们的政治生命。 对当前形势的笼统批评是可以的,但不应该公然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具体提案。 其次,公众舆论,尤其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地莫斯科的舆论强烈地转向 支持激进改革。2 月4 日,大型的示威游行就是最好的证明。“布加勒斯特12 月 的回忆”在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高级干部的脑海中还记忆犹新。 第三,戈尔巴乔夫谨慎地与党内“保守派”妥协,并在他们反应最强烈的一些 问题上做了答复:他继续坚持反对各加盟共和国的“分裂主义”的强硬路线,继续 支持中央集权制的共产党体制。他不支持党内的宗派斗争合法化。他继续为“社会 主义”辩护——虽然要求重新予以界定——反对土地私有化。 这些妥协最终削弱了改革的力度,但在1990 年1 月时,戈尔〔317 〕巴乔夫 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认为总统职位的设立和在宪法中增加承认多党政治体 制的条款是先于其他方面的改革的。在他摆脱党内上层人物把他赶下台的危险之前, 他不能在所有的方面推进。 实际上,2 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争论是激烈而广泛的。一个接一个的发 言者指出国家的危机和共产党的危机。大多数发言者的讲话有一种潜在倾向:国家 需要更强硬的领导来恢复纪律,尽管这些言词是针对戈尔巴乔夫的,但同时也使得 反对他设立总统职位的提案更为困难。戈尔巴乔夫含蓄地说:“好吧,你们想要一 个更强硬的领导,这正是一个机会。”利加乔夫无疑说出了许多与会者想说的话。 他指责政治局和政府在推行改革过程中犯了“严重的失职和错误”。他反对把 共产党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组织,一个政治俱乐部”,并抨击了私有财产合法化 的企图。他还用警告的口吻谈到德国正走向统一,并把“二战后边界的修订”比作 1938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绥靖。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的条件问题上还没有与西 德总理科尔达成协议,利加乔夫在公众场合提醒他注意:在这一问题上妥协将在国 内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16)但利加乔夫并不反对对宪法第六条的修订,也不反 对设立总统职位,显然政治局事先在这些方面已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叶利钦却不受政治局纪律的约束,利用这一机会提出了改革共产党 的10 点计划——基本上是“民主讲坛”观点的概括。他要求删除宪法中“民主集 中制”的原则(实际上已成为没有民主的集中);对所有共产党官员的选举实行无 记名投票;取消专职的共产党官员;废除任命制;有组织不同派别的自由;由基层 控制党组织经费;在共产党内部采用自愿的联邦体制。(17)他的大多数建议未被 采纳,于是他单独投票反对改革草案。立陶宛是另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12 月25 日中央委员会全〔318 〕体会议推迟对脱离关系的立陶宛共产党做出决定,以等待 戈尔巴乔夫1 月访问这个加盟共和国,现在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这次又是12 月 全体会议的重演。双方都坚持他们以前的观点,戈尔巴乔夫继续坚持中央集权的共 产党体制,而分裂主义领导人布拉藻斯卡斯,拒绝改变去年12 月在维尔纽斯党代 会上投票脱离苏联共产党的决定。 在这一问题上双方唇枪舌剑,但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却显得比较温和。 它在谴责大多数立陶宛共产党员脱离共产党的同时,表扬了一小部分仍然忠于 莫斯科的立陶宛共产党员。因此,会议决定把共产党在立陶宛的财产置于这一小部 分人的控制之下,同时,中央委员会请求立陶宛共产党重新回到苏联共产党的怀抱, 并派代表参加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党代会。 “民主主义者”叛变我无法估计反对共产党内部改革的力量,但是我听说他们 的力量是强大的。因此,我惊叹戈尔巴乔夫的高明之处,他能够保证正式通过改革 措施,而这些措施将使他摆脱党内保守派的强大压力。如果他最终的打算与我想象 的一样,我是不愿意在事后对他的手法加以评说的。然而,国内的改革派并没有如 此厚道和仁爱。他们对戈尔巴乔夫在党内民主问题上所作的妥协感到惊诧,认为在 即将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代表时,党内的保守派将占上风。尽管他们原则 上愿意支持总统制,但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未经充分讨论便企图强行通过它持保留态 度。 刚好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200 名主张改革的“莫斯科共产党俱乐部” 成员(基本上是莫斯科地区的“民主讲坛”的成员)在一起聚会,并发表声明说, 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政纲草案“混乱、自相矛盾、完全不符合现实的需要和要求”。 声明中还说,〔319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到了但没有解决多党制的问题, 批评会议没有废除民主集中制原则,认为实行总统制“在目前情况下具有反民主的 特征”。 后面的责难显然是针对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这类言论足以引起戈尔巴乔夫的敌 意,同时这些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前共产党的总书记, 拥有不受任何宪法和法律规定所约束的权力。他现在提出解除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 压制,并创设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权力有限的职位,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 没有这种变革,所有的改革努力都将失败。这些改革的“理论家们”(如他所称) 所进行的繁琐的细节争论,使党内保守派有时间组织起来阻挡任何真正的改革。 敌视改革的那些人比改革派更能看透戈尔巴乔夫的心理。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 夫利用戈尔巴乔夫对个人批评的敏感性,强调了群众集会上“民主人士”发表的批 评言论,或把非批评性言论歪曲成攻击政府的言论。(18)例如,2 月4 日大型的 群众性示威游行支持戈尔巴乔夫促成中央委员会通过修改宪法第六条和设立总统职 位,但是克留奇科夫认为这是一次反政府的举动,因为他所收到的克格勃报告中强 调了少数几个示威游行者发表的批评言论,并把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的“1990 年 和平的2 月革命万岁”的口号错误地解释成是反戈尔巴乔夫的口号。实际上,这次 示威游行主要是支持和拥护戈尔巴乔夫的,但是克留奇科夫歪曲的报告导致了完全 不同的效果。 当同一批组织者要求2 月5 日星期天在莫斯科再举行一次甚至规模更大的示威 游行时,戈尔巴乔夫感到惊恐万状。这也许是由于日期的问题:2 月25 日(旧历) 是1917 年沙皇被推翻的日子,俄罗斯人喜欢历史性的纪念日;也许是由于上一次 示威游行的假情报;也许是由于克留奇科夫孜孜不倦地散布的谣言,他谎称示威游 行者计划冲击克里姆林宫。很可能是所有的这一切,再加上戈尔巴乔夫实行总统制 的计划受到质疑所引起的愤怒。 不管是什么原因,戈尔巴乔夫没有支持这次示威游行,也没有将其作为人民支 持改革的证据,相反,他试图阻挠示威游行。谣言家们散布着计划发动暴乱的谣言, 并警告人们不要卷进去。最〔320 〕高苏维埃通过一个声明强调,只允许在被认可 的地点进行被批准的示威游行。总理雷日科夫发表电视讲话,要求老百姓呆在家里 不要离开。最后,允许示威游行者在高尔基公园举行集会,并沿着莫斯科宽阔的花 园环形道到外交部前面的广场一线进行游行,但是,军队被调入莫斯科城以加强警 戒,防止示威游行者进入市中心冲向克里姆林宫。 一般情况下,我都远离政治示威游行,因为对一个外交官来说,公开支持某个 政治派别是不合适的,并且我是众所周知的人物,那样做不可能不被人发觉。但是, 这次事先安排好的示威游行刚好要从离我们住所仅几个街区的地方经过,我和丽贝 卡步行过去,站在街道边上观看示威游行,只想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我们觉得 官方的恐慌和预防措施完全没有必要。一切都很平和,气氛更像是节日庆典。10 万名左右的示威游行者聚集在高尔基公园,然后平和宁静地沿着花园环形道向斯摩 棱斯克广场移动,在斯摩棱斯克广场搭起了一个演讲台。没有人试图冲进市中心, 更没有人想冲击克里姆林宫。演讲的内容也没有特别革命性的:他们的要求完全与 “地区间集团”和“民主讲坛”的改革者们几个月来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一样。一个 巨幅标语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72 年走投无路”,这与戈尔巴乔夫后来 所暗示的并没有很大的不同。 但官方对这次有计划的示威游行的反应激怒了民主运动。戈尔巴乔夫对民主的 理解如此肤浅以致他要用武力来阻挠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吗?命令军队进入莫斯科以 防止一场从来就不存在的对克里姆林宫的进攻至少表明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谁会喜 欢一个强硬的表现出如此荒谬猜疑的总统呢?反对戈尔巴乔夫实行总统制提案的人 增多了。 示威游行两天后,当政府实行总统制的提案最后提交给最高苏维埃时,“地区 间集团”的许多成员批评总统制有缺陷。大多数人同意总统制最终是应该实行的, 但同时认为对授予合法权力这一问题考虑得太匆忙,而且授予总统的权力过大。 〔321 〕谢尔盖·斯坦凯维奇首先对该提案提出批评,他认为由于立法授权总 统不与各加盟共和国协商就可作出影响各加盟共和国的决定,因此该提案带有“帝 国总统职位”的特点。因此,他建议采纳该提案之前应该对提案草案进行进一步修 改。(19)斯坦凯维奇对提案的发难引起了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共鸣,同时还提 出了他自己的建议:戈尔巴乔夫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被暂时授予特殊权力,然后修 改总统职位法,明确和限制总统权。(20)那天晚上,我通过电视观看了整个会议 的过程,我注意到当与会者一个接一个站起来指出戈尔巴乔夫提交的草案的不足之 处时,他显得很不高兴。 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投票表决之前,他站起来为他自己的提案辩护。他的脸色显 得很疲惫,他的讲话更多的是出于防卫和感情冲动,而非出于必要。但是,他已知 道他有足够的选票,他似乎已没有必要再做更多的事情,他只需要说,在召开人民 代表大会以修改宪法之前,将给上述建议以充分的考虑。 在他那缺乏条理的讲话中,有许多讽刺影射和偏激的词句,我觉得更像爆发了 一场情人之间的争吵而不是一场政治争论。他谴责批评家们“虚伪而蛊惑人心”并 试图以拖延“葬送”他的提案。所有人的发言都暗示他正在寻求更大的权力,他因 此而受到伤害。“这和戈尔巴乔夫有什么关系呢?”他不合逻辑地反问,好像没人 知道谁会“当选”为总统。(21)这种行为无法令人心悦诚服,但戈尔巴乔夫所说 的与表决的结果无关。 最高苏维埃以压倒优势决定在3 月12 日召开特别人民代表大会,并接受了将 创设政府总统制的立法草案作为修订宪法的基础。 鲍里斯·叶利钦不同于他那些民主运动的许多同仁,他投票支持戈尔巴乔夫的 提案。他想讨好戈尔巴乔夫吗?或者他仅仅是希望他自己最终能担任这个得到设立 的职位?确实,只有他自己清楚,但当时他私下里仍说他没有非分之念,只想加入 到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 立陶宛毁了党〔322 〕正如我的萨尤季斯朋友7 月份所希望的那样,1989 年 底以前立陶宛没有组织选举,但他们在1990 年2 月25 日举行了选举,这比大多 数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选举早一些。正如所预料得那样,萨尤季斯赢得了绝对多数。 最后选举在3 月4 日和8 日举行,立陶宛新的最高委员会(立陶宛宁愿不用西 方语言中的“苏维埃”这个词)第一次全体会议计划在3 月10 日举行。 事态似乎正朝着立陶宛人曾向我谈论过的方向发展。新议会2/3 以上的成员是 以独立的政纲选举产生的。人们认定他们将首先通过一个正式的独立宣言,但何时 宣布还不清楚。 立陶宛选举不久以后,萨尤季斯领导人要求与我们在3 月7 日见面,这一天他 们打算来莫斯科。见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给我们讲一讲选举后立陶宛的局势。我邀请 他们上午11 点来斯帕索住所。 那天,我醒来以后感到头皮发紧并有些发烧,显然是莫斯科一年中这一时期很 普遍的“24 小时流感”在我身上发作了。这种流感来势凶猛但往往持续的时间不 长。我在想我是否应该呆在家里休息一下以治好流感。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征求 我的医生的意见,我的办公室便通知我说,谢瓦尔德纳泽有重要的事情希望能在上 午10 点钟私下见我一面。外交部离我所住的斯帕索住所只有三个很小的街区,我 经常步行过去参加约会,但是这一次我穿得严严实实,并驱车前往外交部。 一般情况下,我与谢瓦尔德纳泽见面时,房间里至少有两个别的人,即我们双 方各有一名记录员对我们所讨论的事情作记录。由于他经常邀请他的副手或一些专 家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所以经常有更多的人在场。然而,这一次却只有我们两人。 他热诚地向我问好,但表情非常严肃,并为在顷刻间召见我而表示歉意。 他让我坐在我平常所坐的地方、靠近他手扶椅的沙发上。一个助手走了进来, 给他一杯奶茶,给我一杯清咖啡后,又〔323 〕出去了。我的来访相当频繁,因此 助手也知道我偏爱的饮料。谢瓦尔德纳泽从文件夹中拿出一张写满字的纸条放在他 前面的桌子上,我注意到纸条的字是用他的母语格鲁吉亚文而不是用俄文写的,显 然这张纸条是他自己写的。 他非常严肃地看着我,并对我说他希望向我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他想要我们理解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即3 月10—12 日,对苏联的前途将是 “决定性的”。戈尔巴乔夫计划实行总统制和建立一个主权国家联邦,但是引起了 强烈的反对。虽然国家的经济问题严重,但比较容易处理,相反,民族问题解决起 来相当困难。 他以前曾私下里跟我们谈到过民族问题的棘手性,因此,他认为这些问题仍比 引起公众注意的经济问题更严重毫不足怪。我当然了解戈尔巴乔夫的设想,也知道 存在强烈的反对。我感到奇怪的是,谢瓦尔德纳泽竟然觉得本周末事态就会向危机 方面转化。我没有问为什么,他进一步向我解释。 他说国内的局势已经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特别是苏联军方。若一步走错完 全会引发一场内战,导致军事独裁专政。他接着讲,立陶宛的局势尤其棘手。如果 它的新议会在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总统制提案之前就试图宣布独立的话,一场内战将 不可避免。他没有准确详细地说明内战将如何开始,但他指出立陶宛有很多防御工 事,并驻扎了许多军队,其言下之意是苏联军方可能在没有取得戈尔巴乔夫同意的 情况下夺取立陶宛的政权——他们甚至可能将戈尔巴乔夫赶下台。 我瞥了一下手表,时间将近10 点30 分,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会谈时 间是11 点整。我觉得推迟这次会谈并不是很好,而且,即使想推迟也来不及了。 在萨尤季斯领导人来我住所之前,我没法通知他们会谈的时间已经改变,而且 不与他们见面也没法解释清楚。他们肯定会告诉新闻界,许多人因此会得出结论说, 美国对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政策已经有了变化。 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会谈不得不如期举行,但我并非没有考虑谢瓦尔德 纳泽的提醒,局势可能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微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有人会毫无证 据地猜测立陶宛人和美国大使间的任何接触都意味着美国正操纵着苏联的解体。对 这些人而言,这将是支持用武力镇压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运动强有 力的证据。 我对谢瓦尔德纳泽说,我欣赏他的坦率,我相信我国政府理解他对局势的阐述。 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虽然我们从来不承认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强行并入苏联, 但我们不会怂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采取轻率的行动。实际上,他通过他自己的情报 渠道可以确信(我知道克格勃在我房间安装了窃听器),我一直在告诉波罗的海沿 岸诸国,在它们完全独立之前别指望得到美国的承认,我还对他们进一步指出,如 果苏联不允许的话,来自外部的经济援助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我们不提供任何 建议也不给予任何援助时,我们的政策相当于一个慎重的忠告。 我接着说,至于我会见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事,按事先计划将在几分钟后进行。 我认为不应推迟。当我回去以后,他们可能已经到达了我的住所,如果我不与 他们见面,这可能会成为我们两国政府间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我向谢瓦尔德纳泽保 证,我不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怂恿他们采取轻率急躁的行动。 当我向谢瓦尔德纳泽解释我不会推迟这次会谈时,他的脸拉得很长,但是他没 有提出异议。他仅仅问了一下会谈能否尽可能短一些。我告诉他说,我已感到很虚 弱,会谈不会进行很长的时间,因此他可以相信我不会沉溺于冗长的讨论之中。 我开车回到斯帕索住所时,立陶宛萨尤季斯的领导人也正好〔325 〕到达。 领队者是萨尤季斯的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他很可能在宣布独立后当选 为立陶宛的领导人,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其他几张熟悉的面孔,诸如罗姆阿尔达斯· 奥佐拉斯、瓦伊多塔斯·安塔纳伊提斯、艾吉迪尤斯·比斯卡乌斯卡斯。 我向他们问候致意,并向他们说明我患了流行性感冒,因此只能与他们进行短 时间的会谈,在我提前离开后欢迎他们继续与在座的大使馆其他官员会谈。按照谢 瓦尔德纳泽的请求,我可能需要装病,但事实上我不用假装: 脑袋正在嗡嗡作响,我感到面颊发烫,嗓子也开始发哑。 在提醒他们我很快就不得不提前离开之后,我强调我们都必须特别小心(因为 克格勃的窃听装置像来访的人一样多),以免这次会谈以及别的类似的会谈被人误 解。我们美国人不会对他们一些具体的决定和行动出主意,我们本身不会给他们任 何的建议。他们不是按照美国的指示办事这一点对我们两国很重要。我强调说,苏 联的政治发展很快,这意味着所有的改革参与者应在采取行动时极度小心。然后, 我问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兰茨贝吉斯解释说,他们是来告诉我们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将在本周末召开会议, 很可能宣布独立。他们这次来主要带着两个问题:第一,美国对立陶宛宣布独立将 做出何种反应;第二,美苏之间在民族问题上是否达成过一些共识。 我回答说,正如我在去年夏天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说过的那样,宣布独立不会引 起美国的自动承认。通常只有当该政府能有效控制它的领土时,美国才会承认。仅 仅宣布独立并不意味着控制领土,因此他们不应该期望得到美国的承认。 至于他们所提的第二个问题,我向他们保证说,美苏在民族问题上绝对没有达 成过“共识”。我解释说,我们之间有时讨论这些问题,但只有在我们相互阐明各 自的政策时才这样做。我们始〔326 〕终一致地向苏联当局重申,我们不承认波罗 的海沿岸诸国是苏联的一部分,我们这一政策不会改变。 兰茨贝吉斯说,立陶宛绝大部分石油都是从苏联输入的,所以,如果石油供应 被停止的话,立陶宛将会不堪一击。如果莫斯科对立陶宛停止石油供应,美国会援 助立陶宛吗?我回答说,由于莫斯科控制了立陶宛的港口和机场,我不知道美国怎 样才能提供援助。 其中一位来访的客人又一次提出承认问题:为什么美国不愿意承认一个经自由 选举产生的、它一直认为法律上是独立国家的政府呢?我再次解释说,承认某一政 府包括确认该政府已控制了它声称拥有的领土。另外,我补充说,美国立即承认立 陶宛对立陶宛人是危险的。我们的承认不是为强硬派以武力镇压立陶宛独立提供了 借口吗?仅在几个星期前,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就被苏联军队用武力赶下台。虽然阿 塞拜疆的形势与立陶宛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苏联政府已经表示它有能力用武力恢复 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如果它决心这样做的话。如果立陶宛出现了武装干涉,为 此付出代价的不是美国人。 过了一会儿,他们几个中的一人——我不记得是谁了——说他同意我的看法。 实际上,美国推迟承认立陶宛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苏联军队会认为美国承认 立陶宛是一种挑衅,从而唆使他们采取行动。兰茨贝吉斯没有反驳他的看法。 在我离开之前,我问他们为什么急于在本周末作出宣布独立的决定。兰茨贝吉 斯回答说,时间非常紧迫,因为他们想在戈尔巴乔夫行使总统权力之前就宣布独立。 他们相信戈尔巴乔夫为了扼杀他们的独立运动正在谋求这些特别权力。 我说我不能对戈尔巴乔夫说三道四,但是我告诉他们,他们应该知道,苏联官 员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这么回事。苏联官员跟我们说,戈尔巴乔夫决定不使用武力, 但是在代表大会确立总统的职位之前,宣布独立会被看作是一种挑衅行为从而导致 武力冲突。我强调说,我们不能为这种解释作担保,但是我们没有驳斥它的任何证 据。 “我们完全不相信他。”兰茨贝吉斯回答说,“他得到总统权〔327 〕力之后 肯定会镇压我们。”“你是说如果他想镇压的话,他现在无权使用武力来镇压吗?” 我质问他。他默不作声,我接着说:“我认为他得到总统的职位之后,不会比现在 更容易使用武力镇压你们。”然后,我重申我的立场,我不会给予他们任何的建议, 但他们应该知道我对局势的看法与他们的看法不一样。 我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会谈了15 分钟之后,感到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我 说了声“对不起”就先离开了,并请他们继续与我的同事们讨论,我回到了自己楼 上的书房。在吃大夫送来的药之前,我一气呵成写完了概括上午有关事情的报告, 并让人送到大使馆发回华盛顿。然后,我争取好好休息一下,因为在应付这个繁忙 的周末之前,我必须康复过来。 晚上的时候,我感觉好多了,我能够去参加我们为美苏学者组织的陀斯妥耶夫 斯基在现代世界中的意义的讨论会。讨论会非常生动,活跃。莫斯科一份文学杂志 随后发表了会议记录,但是我无法全身心投入讨论之中。谢瓦尔德纳泽关于迫在眉 睫的军事政变的预测是有充分道理的,我感到坐立不安。我觉得立陶宛人并没有完 全意识到他们正在从事的这一切活动的风险,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认为在戈尔巴 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之前宣布独立是很重要的。如果戈尔巴乔夫决心要镇压他们, 他是不会考虑他们宣布独立的时机的。 我并不同意戈尔巴乔夫谋求得到总统的职位是为了镇压立陶宛人这种看法。显 然,他更可能把总统职位作为他摆脱共产党监护以及更好地控制那些强烈要求制裁 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军队的一种手段。如果是这样的话,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应该欢 迎戈尔巴乔夫获得总统职位而不是先发制人。但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没有可 靠的证据来证明,因此不可能说服我们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朋友。 讨论会刚刚结束,与会者刚刚散去,华盛顿打来了电话。这是我的老朋友斯坦 普利顿·罗伊打来的,他当时是国务院行政秘〔328 〕书(后来做了美国驻华大使)。 他告诉我说,我的报告引起了总统的直接关注,明天早晨我可能会得到进一步 的指示。 他的预测与往常一样是很准确的。第二天早上7 点15 分(华盛顿时间晚上11 点15 分),他又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应该想法与谢瓦尔德纳泽举行一次会谈以 进一步讨论形势。虽然3 月8 日是苏联的节日,政府部门不上班,但外交部的值班 人员告诉我们说,谢瓦尔德纳泽乐意在当天晚些时候与我见面。接下来,下午6 点 我被邀请与谢瓦尔德纳泽见面。 我的感冒已经全好,感觉基本上正常,因此我步行去外交部。不应该让人们对 美国大使在节日与苏联外交部长会谈产生猜疑,但如果我的挂着美国国旗的公车停 放在外交部大门前面的话,可能会引起猜疑。 在外交部呆了一会儿后,谢瓦尔德纳泽接见了我。像一天前一样,他单独与我 会谈。我告诉他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非常重视他前一天的讲话,美国不会对苏联紧张 的局势火上添油。然后,我简要地向他谈了前一天我与立陶宛萨尤季斯领导人会谈 的情况。虽然我猜想他可能已从克格勃那里获得了他希望知道的一些情况,但我开 始怀疑克格勃的情报并不总是很准确,我觉得他和戈尔巴乔夫直接从我这里得到有 关会谈的情况会更好。毕竟,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情报。 谢瓦尔德纳泽听我把话讲完,尽管他没有表示赞同,但他显然很满意我与立陶 宛萨尤季斯领导人的会谈方式。我告诉他,兰茨贝吉斯及其同事们显然决定在本周 末宣布独立,我觉得谁也没法劝阻他们。但是,如果局势像他所描述的那样不可挽 回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种值得考虑的办法。 我接着说,立陶宛人急于宣布独立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不相信戈尔巴乔夫谋求总 统职位的动机,这一点很明显。在这一点上,我对他们判断的准确性表示怀疑,但 我也无法使他们相信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误的。如果他们确信戈尔巴乔夫不会利用 他的总统职位来使用武力镇压他们,他们可能会推迟一个星期左右宣布独立。让他 们相信这一点不容易,并且这样做的时间也不多了,但我愿〔329 〕意向布什总统 建议,我们私下催促兰茨贝吉斯和他的同事们推迟一个星期左右,如果戈尔巴乔夫 以他个人的名义保证他当选总统之后会以友好的方式就立陶宛独立问题进行谈判。 我强调说,我事先不能够保证兰茨贝吉斯会同意。他对戈尔巴乔夫的猜疑很深, 考虑到戈尔巴乔夫近来的一些言行,我能理解他这一点。然而,我想不出别的更好 的办法来说服立陶宛人等待。 谢瓦尔德纳泽说这个主意很有意思,但它提出了许多微妙的问题。在没有得到 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前,他不会同意这一办法。 我对他说,我完全理解事情的微妙之处。为了说服兰茨贝吉斯,我们有必要告 诉他,我们已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到了许诺,但如果他做出许诺的事被外界知道的 话,苏维埃中的反对派将以此来反对他。因此,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兴趣这样做, 我也能够理解。我只想说明一点,如果他认为确定了总统职位之后才宣布独立很重 要的话,那么就值得冒险。 谢瓦尔德纳泽说他感谢我提供了与萨尤季斯领导人会谈的有关情况,并会去核 实一下。他要我们不要再进行任何活动直到他允许我们“继续干”。 我向他保证本周末,我会一直呆在家里,他可随时与我电话联系。 我感到他没有一天前那样担心了,他起身送我到门口,眼睛看着我,显得很激 动,并对我说:“杰克,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如果出现了独裁专政,我打算辞职。 我不愿成为手上沾满血腥的政府中的一分子。”我蹒跚地走出他的办公室,我 因从一个政治局委员口中得知恢复独裁迫在眉睫这种荒唐的现实而失去平衡。当他 在12月发表了震惊世界的辞职演说之后,他的话得到了兑现。 整个周末,谢瓦尔德纳泽都没有给我打电话。维尔纽斯的事态发展正如兰茨贝 吉斯告知我的那样如期进行。3 月11 日,星期〔330 〕天,凌晨,正好是戈尔巴 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五年之后,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以124 票赞成、6 票弃权、 O 票反对宣布恢复立陶宛民主独立的共和国地位。议会确定国家的名称为“立陶宛 共和国”,取代以前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音乐学教授维陶塔斯· 兰茨贝吉斯当选为主席和国家首脑。 主席的选举是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的。兰茨贝吉斯获得92 票,从莫斯科分 裂出来的立陶宛共产党主席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获31 票。投票还没有结 束时,就已表明了布拉藻斯卡斯的冒险是成功的,他和他的政党作为立陶宛的一支 政治力量而保存下来,尽管这时他还不是多数党。如果他听从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 或屈从于他的压力的话,他可能会在立陶宛正在进行的这场政治选举过程中失败。 几天以后,卡拉兹米拉·普隆斯基涅当选为立陶宛总理,布拉藻斯卡斯当选为 第一副总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