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元和时代的最后一年,元和十五年(公元819 年),实际上是穆宗皇帝的头一 年,因为宪宗在正月就去世了。新帝即位后,朝廷对河北采取了一系列后续措施, 目的是进一步巩固战果。 中央政府首先是把各大方镇的首脑来了个大掉换:将魏博的田兴(此时已赐名 弘正)调往成德,李由昭义调往魏博,刘悟自义成徙驻昭义,而将成德的王承元 (承宗之弟,其时承宗已病死)调防义成,同时又任命田弘正的儿子田布为河阳、 怀、孟节度使。调换节将同分割藩镇一样,都是朝廷的政治手段,既可以成事,但 也可以败事。 成德的王承元受诏上路时,诸将号哭喧哗,不让他走。承元感慨往事,不愿再 与朝廷对抗,去意甚坚,甚至杀掉了几个带头挽留的将领。这一次,成德镇破天荒 的没有率先闹事。淄青镇在刘悟杀李师道而归顺后就立即被一分为三,由朝廷委任 马总、薛平、王遂三人分领,刘悟被调领义成,虽然失望至极,但不敢抗命,此番 徙往昭义,也就不好再说什么。麻烦出在最北的幽州镇。 第二年,公元821 年,穆宗改元“长庆”。 这时幽州的节度使是刘总,他是原节度使刘济的第二个儿子,在元和五年(公 元810 年)伙同亲将毒死了其父,并又杖杀了亲兄刘绲,得以总领军务。此人极为 阴险狡诈,从其弑父杀兄上即可见之。在河北战场上,刘总表面上接受朝命对成德、 淄青开战,实际上却按兵不动,空领朝廷供馈。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先后死去 后,三镇相继归服,刘总失去党援,明白朝廷不会放过他,忧惧万分。 不知怎么,在恐怖之下,他的良心突然发现,夜夜做噩梦,看见父兄被杀时惨 烈的情景。刘总悸惕不已,遂于官署后置道场,令数百和尚昼夜作法请父兄恕罪。 这样度过了不少个忧惧不安的日子后,刘总感到无法忍受了,万念俱灰之下,选择 了遁入空门来彻底解脱。临行前上表求归,朝野闻之颇为感慨,穆宗赐法号“大觉”。 或许“大觉”后必证涅槃,刘总离开幽州还未走出多远就暴卒而亡。 朝廷派前相张弘靖人幽州主事。弘靖虽不是个无行之辈,但却不会办事,安抚 工作尤其没有做好,给不满于归顺朝廷的人找到了借口,相率谋反。本年的七月十 日,幽州旧兵们鼓噪而起,把弘靖囚禁了起来,并杀掉了他的随官。这件事情本来 还闹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有一个早有异心的人利用了这次事变,此人就是当年 朱滔的曾孙--朱克融。第二天,朱克融在哗变军士的拥戴下,宣称“权知军务”。 八天后.田弘正也被不满于受他节制的成德军士所杀,领头者是成德镇都知兵 马使王庭凑。这个胡人的后代暴悍凶险,共杀了田弘正及其手下将领、家属三百余 人,自称留后,逼着监军宋惟澄奏求节度之职,成德镇终于再叛。 八月三十日,宋惟澄把消息报告到长安,震撼了朝野。 谁都没有思想准备。 去年在任的宰相萧俛当初就是反战派之一,他一向认为不宜穷兵黩武,在河北 初平后,更是屡劝穆宗就此息兵。为此,萧俛给皇上献了一条“消兵”的秘策,这 条计策建议朝廷容许各军镇每年有百分之八的军士逃亡,从而渐渐地削减天下兵员 之数。致乱之由,实因地方兵多将广,既不足以平叛,又徒耗民力,因此这个建议 确实是一个聪明的策略,但却根本来不及实施。河北的根基尚存,叛乱只是时间问 题。 继幽州、成德之后,魏博的田布也没能压住阵脚,在士兵的压力下无可奈何, 不得已自杀身亡。朝廷没法,只能以带头煽动的将领史宪诚为帅。魏博一乱,形势 就不妙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变故不绝。 新帝是个典型的享受派,好击毬,喜狎俳优、观杂戏,尤沉溺于畋游。享受天 子的乐趣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他可没有像他祖父、父亲那样的雄心大志,自然也 就管不了这许多。 幽州之乱,朝廷命刘悟出征,但被他推辞。李愬尽管壮心未已,准备出战,但 不幸得病谢世。于是裴度立即又被任命为征讨河朔的主帅,领李光颜、乌重胤等名 将再度出击。但是,十万之众,在近半年的战事中却一直没有取得效果。次年二月, 朝廷不得不给王庭凑昭雪,并授为节度使。宪宗勘定藩镇的所有成就从此化为泡影, 短暂的“中兴”也宣告结束。 理固其然。在几十年的战争之后,朝廷与藩镇最终落得了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谁也不能把对方一举吃掉,寻求一种根本妥协已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天平的两头 一旦开始均衡,冲突就不再显得那样激烈,如同阴阳之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似乎都不成为对立面了。不过,令人焦虑的是从长远来看,朝廷这一方是慢慢地衰 落着,而藩镇却是一天天强盛起来,总有一天这种平衡会被彻底打破,那就将是毁 灭性的。 但这不是现在的事,当前的问题是帝国的政治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并足以让 这些自霸一方的藩镇退到次要的位置上去。实际上,从宪宗之死开始,就已标志着 这个时代的到来。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宦官得以走上了国家政治的舞台,九世纪的 波澜中,又多了一股汹涌的狂潮。 风云再起。 宦,仆隶也。“宦官”,原就是指宫内侍奉之官,起初并不都是阉者,后汉时 宦官开始全部用刑余之人,不复杂间它士,后世遂以“宦官”称宫中为皇帝仆役之 阉人。士人蔑视之,亦或称“宦寺”、“宦竖”、“阉宦”。 说起来,一切原委还肇始于有一位万人之上的天子存在。人之初,性本善,但 若是生为人主,天赋权威,则后天之习必与常人迥异,以天下为娱乐之具而遂一己 之好,也就成为他们的本性了。后世君主固不待言,即使先圣先王,亦从无例外。 于是崇宫室,于是广嬖幸,御柳宫墙之内,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 风雨凄凄,后宫三千犹不得足,恨不得天下女子皆为我有。历代相因,竟成定式, 这倒也罢了,关键是后宫既广,则需要有人为天子管理守卫,所以阉人应运而生。 阉割称为“宫刑”,残暴酷烈,莫此为甚。但不如此,则不能保证天子的私有财产 不被沾染。阉者刑余之后,人道已失,守之后宫,断无可忧,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 的办法! 无数不幸的人们就这样成为天子的家奴,他们既为人主所驱役,又为世人所不 齿,心中惨怛,发之于外,遂有慷慨偏激之举。从后汉时期起,就有宦官们干预朝 政、擅权自利的记载。在惨痛的教训面前,天子和朝臣定下了许多防范的措施。然 而,宦者既为天子所必需,就注定了那些规矩是挡不住被压迫者的奋发的。 本朝虽也不能幸免,但在立国之初,情形倒还不错。 起先宦官常员所设,主要就是一个“内侍省”,掌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 内府、内坊六局,有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给事十人,此外还有内谒者、内寺 伯、寺人等名目,皆为清一色宦官担任。太宗皇帝为限制宦官之权,曾立制规定内 侍省不置三品官,以此本省最高官“内侍”不过为“从四品上”,防范不可谓不力。 太宗皇帝在这方面是很有心计的,有几次他派宦官出使外地,结果反应不好, 太宗就非常生气。宰相魏征--本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对此发表了一个观点,可以 说是代表了朝臣对宦官的普遍看法。 他对太宗说:“阉竖地位虽微,但是狎近左右,时有言语,易为人主所信,若 出谮言,为患更深。圣上明鉴,可以无虑,然为子孙万世计,不可不杜绝其源!” 太宗深然,遂下诏自此以后,不再以宦官充使外出。这可谓是最好的防范措施, 但同限制官品一样,后来也没能坚持,以致最终形成了宦官不仅有高官厚禄,而且 不断充当各种专使、通过使职擅政的恶劣局面。若要就事论事地追究起来,造成这 一恶果的罪魁祸首是太宗以后的两位皇帝:玄宗和德宗。 玄宗实在是出于无奈。“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外重内轻的 态势下,为保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不得不行宦官监军之制。时势使然,不能求全 责备。但德宗却难逃其咎。 就以此事来说,以宦官监军分领军权,固可以使将兵叛变之事多些阻碍,但打 不了胜仗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这对于久经战乱的帝国来说,是不能不思变革的。 况且宦官跋扈娇纵,有时甚至还激起兵变,已经成为百弊而无一利的东西。肃、代 两帝以来,议者论之不绝,废停此制已成共识,就是德宗皇帝本人,肚子里对此也 是清楚得很。 顺宗时倒王(叔文)主将之一的薛盈珍,德宗时就曾出任义成军监军。此公仗 恃圣眷,欲夺节度使姚南仲的军权,南仲不从,两人翻脸。盈珍便屡向德宗密报对 方的种种不是,果然搞得皇上对南仲发生怀疑。不久盈珍尚不满意,又派一员小吏 程务盈从驿道赶往长安诬奏。巧得是,南仲手下的一位牙将曹文洽正要赴京公干, 得知个消息后昼夜兼行,追上了程务盈。 驿馆中,文洽假装与他亲热,乘机将其灌醉后杀掉,把薛盈珍的上表丢在了茅 厕中。自己又同时写了一封上表给皇上,一封信给姚南仲,然后自杀。 这是其时监军、节度使之间闹得还算小的一件事。事发后,姚、薛二人都被召 来长安。 德宗问姚南仲:“薛盈珍干扰你了吗?” 南仲答得好:“盈珍没干扰臣,但乱了陛下的法。且天下如盈珍之流者,何可 胜数!臣等又如何行恺悌之政,成攻取之功?!” 说得德宗默然。 然而他还是我行我素,继续他的方针。德宗不是不知道其中潜伏的危机,在他 “不知依仗何人”的表面下,德宗其实固执地坚持着一条原则,在他看来,宦官尽 管有着多少不是,但却不会反对自己,因为皇帝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比起那些 朝官来,他们更可靠、更易于驱使。德宗在纷扰的现实面前,选择了一条自以为聪 明的道路: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包括与自己二位一体的宦官。德宗没有想 到的是,他最终把灾难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贞元八年(公元792 年),左神策监军窦文场排挤了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独 掌军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 年),德宗又设立左右护军中尉,并以宦官担任。 鸟瞰帝国的首都长安城,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宫城居北,为皇 宫所在,包括太极宫、东宫、掖庭宫;南五门,承天门居中:北三门,以玄武门分 左右。皇城居城南,为各官衙所在,北面无墙,与宫城以横街相对;其间南北七街、 东西五街,中央各署分列其间;南面正门取法天象号曰“朱雀”,与“玄武”对称。 朱雀门出一大街直趋外郭城,宽一百二十步,纵九里又一百五十五步,可称名副其 实的“天街”。 外郭城位于皇城、宫城的东、南、西三面,为官民住宅及市肆所在,共有东西 大街二十五条,街面宽广,两侧均有整齐水沟,当初裴度就是因落到沟中才得以逃 生。此二十五条大街分全城为两市、一百零八坊里,以朱雀大街为界,东半五十四 坊及东市属万年县,西半五十四坊及西市属长安县。白居易有诗道“百千家如围棋 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真是形象无比。 很清楚,宫城居北,因而守卫京城的卫戍军主力必定是布置在这里,地点就在 宫城北大门玄武门之外。其军初由禁军中之“羽林军”、“龙武军”组成,本朝人 又称之“北军”,与由十二卫将军掌握以护卫皇城百司的“南军”对称。北军所处 地势极其重要,掌握着天子所居之地掖庭宫的北大门,玄武门一旦生变,则宫闱必 不保。当年太宗皇帝杀兄逼宫,就是因为有北军之助,于玄武门一击成功的。 后来情形略略有了变化。 一是高宗嫌太极宫潮湿,扩建了位于宫城东北的大明宫,并迁居该地,此后除 玄宗外,诸帝都在此居住听政,大明宫取代太极宫而成为了宫廷中心。 二是神策军渐渐成为禁军北军的绝对主力。神策军早先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 支劲旅,起初主要承担的是西北的防务。直到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 年),宦官 鱼朝恩率此军在吐蕃的入侵中为保护代宗立下大功,才成为禁军编制。此军经常出 征,地位日重,由于德宗归之于宦官,因而赏赐亦丰,于是驻防长安四周的部队纷 纷请示隶名于神策军籍以广其衣粮,以至挂名之旅遍于全国,数量迅速扩大,贞元 时已至十五万人。但其核心仍是京师左右神策军,实际上的统帅就是左右护军中尉, 与禁军中的左右龙武、左右羽林军分驻大明宫东北、西南两侧的九仙门、太和门外。 在这一点上,一如太宗时玄武门外的情形。与以前所不同的,也是最要紧的是:它 却是由宦官所掌握。 所以,当年顺宗的嗣君地位发生危机的关键时刻,他即使重病在身,也不得不 强扶病体力疾出九仙门安抚;而右中尉梁守谦与王守澄诛杀了左中尉吐谷承璀之后, 立即就赐给左右神策军士每人钱五十缗,其他六军每人却只有三十缗,都是出于这 个道理。 宦官有了神策军,长安城的格局也就不再是横平竖直的方正之相了。有一种势 力正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将会彻底摧毁旧的态势而建立一个新的战场。这一天已经 慢慢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