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水湾旅馆中会面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在香港一家豪华的避暑旅馆——浅水湾旅馆内十号房间, 高宗武、董道宁及松本重治、西义显、伊藤芳男开始会谈。会谈从上午十一时起到 下午六时,围绕中日“和平”谈判的主题,一直谈了七个小时。 据松本重治回忆,会谈一开始,就由高宗武说明在汉口的国民党中枢方面的情 况,对陶德曼调停经过和蒋介石、汪精卫的意见,作了介绍。他说,当蒋介石接到 陶德曼送来的日方条件时,即召集在南京的将领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 讨论,白崇禧甚至说:“如果是这样的条件,那么为什么要打仗呢?”顾祝同说应 该接受,唐生智也说如果各人都赞成,他也没有异议。会后,蒋介石接见了陶德曼, 蒋认为日本不可相信,但是如果在德国始终担当调停者的条件之下,那么可以考虑 以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至于汪精卫,高宗武介绍他曾主持国防最 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意见,一致同意以日方所提条 件作基础,进行谈判。高宗武强调说,他之所以将这些情况向日方报告,是为了使 在坐的日本人“了解中国方面对陶德曼大使所转达的广田外相的和平条件,大体上 是可以接受的,是面向和平的。如果日本稍加忍耐,那么两国就是已经走到和平的 大门口了。”听了高宗武的介绍,松本重治与西义显接着谈了日本方面的情况,说 近卫内阁在日军攻下南京后,因为处于当时风靡一时的“攻击中国的声浪”之中, 才不得不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直至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然而, 对于那个声明,陆军中的“不扩大派”,即可以说是“和平派”的多田骏参谋次长、 影佐祯昭大佐、今井武夫中佐和堀场一雄少佐等人一直待“猛烈反对”的态度,甚 至行使了“帷幄上奏权”。虽然其结果仍为“扩大派”所排斥,但由于董道宁在东 京的活动,使多田、影佐等对于“和平”的愿望越来越加强了。松本重治和西义显 认为,作为日军统帅部的现役军人影佐祯昭,他能够直接写信给何应钦、张群,证 明他有着“布下背水之阵的决心”。他们希望高宗武对此认真考虑。 于是,这几个人得出了一个相同的见解:中日两国间的“和平”意向如果能信 息相通,加上两国“和平派”的交互作用,中日间的“和平运动”的可能性是充分 具备的。这时候,高宗武又向日方透露了汪精卫、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的 活动情况,说他们已经形成了国民党内的“和平派”,并且将“逐渐占有势力”, 松本重治、西义显、伊藤芳男三人一听高的话,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兴奋 异常。最后,中日双方又讨论了如何把影佐的信件送交汉口的何应钦和张群这一 “悬案”,经过权衡利害得失,决定按照高宗武的意见,将信件不先直接给何、张 两人,而是由周佛海转交给蒋介石。于是,会谈结束。第二天,高宗武、董道宁从 九龙的启德飞机场乘机飞回汉口。西义显随即去东京,大约十天以后,又到达香港, 等待高宗武的答复。 高宗武回到汉口后,立即向周佛海汇报了与日方接洽的情况,并让周看了影佐 的信。周觉得很受鼓舞,“加强了他实行对日和平的决心”。两人商量之后,又拿 给汪精卫看。汪认为,这是日本方面的重要意见,以给蒋介石看为好。于是通过侍 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把这两封信丈给了蒋介石。蒋命高宗武再去香港,说: “把这一主要意思传给日本,我们并不是反对和平,不过先反共然后和平,这是不 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反共的。”三星期后,四月十六日,高宗武从汉口 到达香港,在浅水湾旅馆再次会见西义显,郑重其事地声称:“蒋委员长(即蒋介 石)读了影佐大佐之信非常感动,拟向日本当局以口头传递委员长之意向。”高对 蒋介石的“意向”,作了如下传达: “影佐大佐致张群、何应钦之书简,已看过。向敌将致书,等于以武士之生命 交予敌将,而影住敢于出此,足证其对于两国和平外交之诚意,至为铭感。对其诚 意与勇气深表敬意。”“我方以武士之心情与礼仪,除对此事深表铭感外,当绝对 不发表,请予安心。”“以我(蒋自称)自己对日折冲多年之经验,这次董道宁与 高宗武所携回的报告,最使我感觉日本之诚意,故我自己亦披沥诚意,以求了解。” “中国与日本作战之根本意旨,是不战则亲日不可能,而胜败则非所问。若我的真 意能承你们了解,我有考虑下列条件之意: 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之真正意图:一、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二、对中国经 济发展及依存之确保。 这两项趣旨,原则上可予承认。 第一项更分类如下: (1 )东北四省;(2 )内蒙;(3 )河北、察哈尔。 (1 )(2 )两项可留待他日协议。(3 )须绝对的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 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领予尊重。 若上述趣旨承你们谅解,则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入和平细目 的交涉。”高宗武一再强调,上述提案是蒋介石亲口告诉他,希望西义显不要错过 这个机会,马上转告影佐。 四月二十七日,西义显由香港回到东京。在参谋次长室,多田骏次长、本间雅 晴第二部长。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出席,影佐与伊藤芳男列席,西义显报告 他与高宗武接洽的经过,以及高所提出的条件,然而讨论时,被称之为“事变不扩 大派”的首领多田骏次长却保持缄默,甚至连影佐祯昭也不发一言。 原来,此时东京的情势已发生了变化。三月底至四月初,侵华日军在台儿庄战 斗中被歼二万多人,损失惨重,正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徐州,气焰嚣张。在这种气 氛下,影佐没有表态,西义显也就只好空手而返,将东京的“实情”告诉了高宗武。 同时,西义显还带来一个消息,即日本因看出对华战争有长期化的危险,为了对付 中国的持久抗战,即将改组内阁,重新策划其对内对外政策。西义显要求高宗武亲 自赴东京,向日本当局“游说”。 五月底,高宗武又返回汉口,同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商讨对策。这时,日 本近卫内阁果然实行改组,宇垣一诚继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宇垣生于一八六八 年,冈山县人,陆军大学毕业。历任清浦、加藤、若槻各届内阁的陆军大臣。一九 三一年发动“三月政变”未遂,退入预备役,是一个被称之为日本军人的“中庸派” 人物。字垣对英美较亲近,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和反抗力量也有一定的认识。卢 沟桥事变后曾主张“不扩大”方针,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去实现侵华的战略总 目标,以保持力量对付苏联。据战后公布的史料,宇垣答允出任外相一职曾提出过 四个条件:(一)内阁统一强化;(二)对华外交一元化;(三)开始与中国政府 和平谈判;(四)取消一月十六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在得到首相近 卫文麿同意后,宇垣才同意出任外务大臣一职。上任后,宇垣宣称:只要中国放弃 抗日政策,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日本愿意考虑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声明,再次向国民党政府施放钓饵。对此,蒋介石集国表示欢迎,国民党行政院 副院长兼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电贺宇垣出任日本外相,实现中日“友好亲善” 的夙愿,并表示日本如果有意重开“和平”谈判之门,可由汪精卫或他本人出面接 洽。而汪精卫集团更显得倍受振奋。周佛海认为,日本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政策有较大的可能性,于是频频劝说高: “到东京去一趟怎么样?”高宗武跃跃欲试。但这时,蒋介石已在考虑自己另 派亲信到香港,和日本接洽和谈。原来,蒋害怕高宗武往返次数太多,为外间所闻, 要遭到舆论的谴责,使自己被动。同时,蒋还担心如再派高去香港,可能会被“和 平派”所利用,因此很犹豫,准备不让高再去香港,而让他仅在汉口活动。在蒋介 石看来,无论是“和”是“战”,都得由他负责,而不许他人染指。如果因高宗武 的活动而促使汪精卫与日本相勾结,这对他的地位,不能不是一个威胁。以后事态 的发展证明,蒋介石的这种顾虑是有道理的。陈布雷将此情况暗中告诉高宗武。高 正在兴头上,听了这个消息,十分沮丧,急忙向周佛海求计。周佛海认为中日“和 平”有望,不能就此撒手,就给高宗武打气: “蒋方面由我负责,你应该断然到东京去!”“你只有快走。这件事外面知道 得多了,你要负责。好事成功,大家高兴,万一不顺手,老头子(指蒋介石)会为 你负责吗?”高宗武给周佛海这么一吓,便于六月初行色匆匆地再次赶到香港。虽 然高宗武此行未经蒋介石的同意,但陈布雷认为高的任务尚未完结,因此仍批准照 发其活动经费。六月十四日,高宗武与西义显在香港九龙广东酒家会面,双方订立 了保证今后共同行动的《觉书》,其内容如下: 一、鉴于日华两国内部事情,为仲介和平,计划第三势力之结合。 二、第三势力,对于互相交战之日华两势力须保持公正妥当之立场。 三、和平实现之绝对条件,为日本放弃其帝国主义,以两国平等之原则,相互 承认其立场。这种条件为和平之前提,并为使和平仲介能以成交之条件。因此希望 日本方面确立进步的指导势力,使此势力确约上述条件之实现。 四、第三势力于达成和平仲介之目的时,即行消解,不使妨害统一中国之实现。 所谓“第三种势力”,说穿了就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主和派”,而日本方面的 所谓“进步的指导势力”,亦即影佐祯昭等的“不扩大派”。 《觉书》签订后三天,六月十七日上午,松本重治也从东京到达香港,与高宗 武再次会谈。而人一致认为,“和平运动”的“首要之点”在于日本撤兵。高宗武 甚至提出“日本方面如果声明在一定期间内撤兵,仅仅有这个声明,和平运动必定 成功”。高还讲了自己的设想:日本撤兵声明一发表,汪精卫即以下野响应,向全 国发出“和平通电”,然后由各种“杂牌军”,如云南的龙云,广东、四川将领, 以及山西的阎锡山等,从“各方面响应”。 这样,就可使汪的“和平运动”变成全国性运动。松本重治听后,表示希望高 宗武一定去东京,以实现他的上述计划。于是,高宗武决定背着蒋介石,亲自前往 东京。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