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计划的破产 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活动,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其中土肥原贤二的工作最 为突出。 土肥原贤二,一八九一年八月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陆军少佐的家庭。 一九○四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十六期,后又被选送陆军大学深造。一九一二 年十一月陆大毕业后,任参谋本部部附,被派驻北京,开始其特务生涯,一九三一 年八月,就任奉天(沈阳)特务机关长,与关东军领导机关合作,积极制造九一八 事变,是日本“满洲政策”的主要决定者之一。一九三二年,他又一手策划清朝末 代皇帝溥仪逃往长春,建立伪满洲国。此后,土肥原又勾结驻华日军,参与策划华 北一系列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土肥原曾任第十四师团师团长,亲自指挥 侵华战争。对这个日本法西斯军人、特务头子一身而二任的土肥原,中国人憎恨他, 斥之为“土匪源”。一九三八年六月,土肥原调回参谋本部供职。当时,日本政府 为了解决陆军、海军、外务三省各派出机关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的状况,组成一个 “对华特别委员会”。 作为“专门负责以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 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有陆军派出的土肥原中将,海军派出的津田静枝中将,外 务省派出的陆军退伍将官板西利八郎中将,经三中将协商,由从事于中国特务活动 二十多年之久的土肥原负责。因此,外间称该委员会为“土肥原”机关。该委员会 在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七号的一幢西式洋房里设立办事处,后由土肥原将此处命 名为“重光堂”。 “对华特别委员会”一成立,土肥原立即带着特殊的任务,从东京赶到上海, 计划策动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等人为未来的“中央政府”领导人,以便在“临 时”、“维新”政府之上,建立一个中央政府,从而“和平地”把中国推入日本侵 华战争的轨道。 唐、吴、靳三人成为土肥原工作的对象,不是没有原因的。靳云鹏,生于一八 七七年,山东邹县人,字翼青,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此人受袁世凯信任, 曾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山东都督。一九一九年后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代理国 务总理、总理等职,成为当时煊赫于世的风云人物。 一九二○年底因北洋军阀内部派系之争下台,此后一直在天津租界内过着寓公 生活。但他不甘寂寞,又与日本人联合投资创办了济南鲁丰纱厂等企业,以此关系, 使他与日本各类人物有了往来。 吴佩孚生于一八七四年,山东蓬莱人,字子玉,清末秀才。一九○六年任新军 第三镇曹锟部管带。辛亥革命后因与护国军作战“有功”,升任第三师第六旅旅长, 并被袁世凯晋升为陆军中将。一九二○至一九二二年在直皖、直奉战争中,率部打 败皖系、奉系,掌握直系军权,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使等职;驻洛 阳,操纵政局。一九二三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一九二六年 冬,吴佩孚的主力被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打垮,率残部退至四川,依附于杨森等川军。 九一八事变后,辗转至北平,隐居于什棉花园。这位素以儒将自命的吴大帅,一面 写诗作画,讲述春秋易礼的微言大义;一面却倡办救世新教会,自任教统,在家里 成立了“正一堂”,扶乩唪经,以神道论教,团结旧部,联络各方,足见其“雄心” 未已,他想[ 日]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 卷, 第102 页。 乘国难之机,以重整旗鼓。吴的政治地位及其当时的动向,不能不引起日本特 务的注目。 尤其是唐绍仪,他最为土肥原重视。唐生于一八六○年,广东香山唐家湾(今 属珠海市)人,字少川。为避溥仪讳,曾改名绍怡,辛亥革命后恢复本名。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文科毕业。曾任外务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总办,邮传部左侍郎等 职。一九一二年三月任中华民国内阁第一任总理,为标榜政党内阁,加入中国同盟 会。同年六月因不满袁世凯的专横,愤而辞职。 一九一七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财政部长,后又被推为七总裁之一,一九三一 年九一八事变后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因与蒋介石关系不好, 长期寓居于上海。抗战爆发后,与汉奸温宗尧及土肥原等人均有往来。 九月下旬,土肥原在上海秘密访问了唐绍仪,同唐进行了会谈。在他的引诱下, 唐跃跃欲试,准备登台。并由他女婿岑德广代表其对外活动。在这期间,唐为了出 山“收拾时局”,草似了种种方案。 先看唐方关于《解决东亚危机及谋永久和平之方案》。该《方案》提出以“庙 绍仪氏为中心”,并向日方提出了组织统一政府的条件: (甲)中日必须永久亲善,以备应付世界; (乙)应早谋停战以保存东亚力量; (丙)必以自主政治之力量,遏止排外思想及行动; (丁)平等的经济合作; (戊)联合中日实力以抵御外患。 同时,唐方又要求日方应注意下列数点: (甲)日本既有不承认蒋政权之宣言,即应遵照宣言迈进,傅以中国统一政府 而为将来之对手; (乙)尊重中国统一政府之政治独立; (丙)先提出解决中日问题之草案,傅双方负责人研究,获得谅解。 再看唐方对未来政府的设想。关于基本国策,唐方提出“以防共睦邻为保持东 亚永久和平,并以民主政体彻底保障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对于友邦之一切条约均 继续实行”。关于政权的政治体制,唐方拟定政府的名称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首都设于南京,国旗用青天白日旗;标榜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对于各地方政府, 规定必须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惟华北之情形特殊,以北京为陪都,由国民政府 特派一政务高级大员常驻,以便就近处置一般事务,但须不背国民政府之意旨,而 受国民政府之监督指导”。关于军事,唐方提出为“维持国内治安及剿灭共产党之 必要”,建立国防常备军八十万人。关于财政金融、各种税收、对外贸易等,规定 均由新国民政府“统一支配”。唐方所制订的这套设想虽未公诸于世,但与后来汪 精卫集团对日交涉过程中提出的方针,却十分相似,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除此而外,唐方对所谓“干部人才”的罗致,“中心机关”的活动经费,工作 事项的注意点,反蒋、倒蒋计划,中日关系,以及唐绍仪登台前准备发表“和平救 国宣言”的提纲,甚至对新政府的组织系统,都作了较详细的规划。 不料,唐绍仪与土肥原之间的秘密勾结活动,为国民党军统局特务机关所侦知。 就在土肥原计划即将付诸实施之际,九月三十日,军统局特务分子谢志磐等,装扮 成古董商,利用谈生意的机会,在唐家的客厅里,举起利斧将唐劈死,然后从容逃 逸。 唐绍仪一死,土肥原在上海失去了工作对象,当即离沪北上,着手进行吴佩孚 和靳云鹏的工作。靳当时正隐居于天津,对土肥原的“邀请”,他表示响应。但日 本人认为靳在地位和声望上都远不如吴佩孚,因此,土肥原将北上工作的重点放在 吴的身上。但吴坚持以日本从中国撤兵,作为自己出山的条件,并想利用这个机会 在黄河以南的开封地区及山东境内招兵买马,以扩大个人的武装力量,这是日本方 面绝对不会答允的。加上“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与吴佩孚之间犹如冰炭,在华北 日本派遣军的暗中支持下,王总是从中作梗,也造成了土肥原机关与华北派遣军之 间的矛盾。因此,对吴佩孚工作的展开极不顺利。事情持续了大约半年多,土肥原 灰心丧气地承认:“可恶的吴佩孚已经没有希望了!”土肥原计划的失败,为影佐 祯昭等人开展的对汪工作造成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八年春夏之际,当董道宁、高宗武相继赴日,影佐等人已经着手于汪精 卫出马的活动时,由于日本军政当局对汪的工作成功与否还不敢寄托太大的希望, 因而积极地推行土肥原计划。但这一计划在实践中不断碰壁。相反,对汪工作正在 顺利地进行之中,于是,日本政府才逐渐将诱降活动的重心转移到国民党内汪精卫 身上。十月底,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广州,但战争长期化的局势,给日本法西斯 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使其深感财力、兵力的严重不足,国内人民的反战情绪和 外交上越来越孤立的处境,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检讨对华国策”,在坚持灭亡 中国的总方针下,修改了对华策略,转移其主要兵力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 日武装力量,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十一月三日,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东京再次发表对华政策声明,提出所谓建立以中日平等合作关 系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假惺惺地表示,说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并期望 与中国合作,来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野心和争夺”。并 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 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从而修改了第一次对华声明所提出的“不 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 这就是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这一声明一出笼,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严正驳斥, 也为许多国民党人士所抗议。蒋介石集团鉴于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也对日方要求 “更换人事组织”,迫他们下台感到难堪,因而满怀怨愤地作出反应,于十一月十 三日重申“继续抗战”。然而,汪精卫集团听到这个声明,却认为是日本为促成汪 精卫早日出马而进一步展开的和平攻势,就象加服了一帖兴奋剂,使汪精卫集团的 投放情绪达到了新的高涨。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