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跟踪而来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突然按到一道发自香港而由 重庆转至天津的“十万火急”电令,要他克日往香港待命。 电报是戴笠发来的。戴笠,字雨农,小名春风,浙江江山人。他生于一八九七 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一九二六年进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未毕业便当了蒋介 石的副官和参谋,以后戴笠和张炎元、周伟龙、梁干乔等人结成“十人团”,正式 领有经费,从事情报活动。一九三二年复兴社设立特务处,戴笠任处长。后来国民 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戴任第二处处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戴任副局长,主持实际工作。“军 统局”完全以蒋介石马首是瞻,而戴笠又是“军统局”的化身,人称“戴老板”, 有他发来的“十万火急”电令,陈恭澍岂敢怠慢?他立刻启程,搭乘英商太古公司 的客货船,从天津经上海,改乘荷兰渣华公司芝沙丹尼号邮轮抵达香港,去接受任 务。 陈恭澍到香港后,即被约到半山区薄扶林道的高级住宅区去见戴笠。两人见面 后,戴笠就说:“我们一起去,该办的手续,(军统)香港区他们正在办,你和王 鲁翘联系就可以了。”陈感到迷惘,便去问王。王系山东人,国民党警官学校毕业, 原是戴的侍卫。两人寒暄之后,陈问道: “刚才戴老板说和他一起去,你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吗?”王告诉他:“到河内 去,这几天正在办签证,订机票,大概明后天就可以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第二天,戴笠偕同陈恭澍、王鲁翘等人搭机飞往河内。先他们十多天到达河内的是 方炳西。方曾留学比利时,攻读政治外交,回国后为戴笠所罗致,参加了军统。这 次,他遵戴笠的指令,在河内一处僻静的地方租赁了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楼上有 两间卧室,楼下是客厅连饭厅。戴笠等一行到河内后,郎被安排在这里。这幢房子 也就成了军统“河内工作”的指挥部。 到河内第二天晚上,戴笠才说出了此行的任务。他首先介绍了汪精卫等人逃离 重庆的大概经过,并特地将一份刊有汪精卫《艳电》的剪报给他们看,然后郑重其 事地宣布: “我们这次到河内来,就是为了这件事!目前,汪某仍在不断的与日本方百保 持接触中。最近这两天,我虽然和此地的几个关系人碰过面,也多少了解到一些实 际情况,可是总觉得还不够充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务求发挥我们的工作效能, 以不负上峰对我们的期望。”戴笠所说的“上峰”,就是蒋介石。汪精卫《艳电》 发表后,蒋介石在先后派遣萧同兹、谷正鼎等人奔赴香港、河内对周佛海、汪精卫 等人进行“游说”的同时,又令军统特务跟踪而往河内,对汪进行监视。因此,戴 笠在点明不要辜负“上峰”的期望后,极严肃地说:“希望大家能体认到这件事的 特殊性和严重性,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工作,假如我们处置失当,将会惹出麻烦, 甚至产生反效果;你们可要特别小心谨慎。”接着,戴笠指令此项工作由陈恭澍负 责,并布置了具体任务。他说:“在任务方面,我现在可以决定的有两点:第一、 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第二、要多方注意汪派分子的活动。此外,我回到重庆之后, 当会随时有电报来。电台和报务人员,日内即可赶到,马上就通报。我们经常保持 联络。”戴笠布置就绪,就独自飞往重庆复命。为了行动方便起见,此时在河内的 军统特务陈恭澍、方炳西、王鲁翘三人组成临时“工作组”,由陈任组长。 戴笠所交待的任务,虽然看上去很简单,可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原来,陈 恭澍等人则到河内,由于人地生疏,对汪精卫等人的活动情况一无所知,就是连汪 的住宅也还没有“查”出来。据得来的情报资料,有的说汪隐居在一个无名小岛上, 也有的说汪在铁路饭店或大陆饭店辟有房间;还有的说汪到河内后就寄居在老朋友 家里……象这样有头无尾的消息,该怎样确定汪到底住在哪里?连汪的住宅都搞不 明白,还谈得上什么“监视”?“工作组”的活动一时无法开展。 偏偏在这个时候,刚到重庆的戴笠打来电报,电文大意是:据报,汪某即将离 越赴港转日,或迳行去欧,是否有迹象,速即查报,并希妥为布置为盼。陈接到电 报,心里紧张,按照军统的“家法”,如果完成不了任务,轻者要受责备,重者可 能判刑。正当陈茫无头绪之际,戴笠又从重庆来电,催询陈联络“徐先生”的事, 还特别关照他:“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徐先生”磋商,任何工作要求,亦无 妨“谘请办理”。于是,陈恭澍才想起戴笠临行前向他推荐的那个称为“徐先生” 的神秘人物。他是戴笠在河内的重要耳目。此人是江苏无锡人,约莫四十多岁,曾 留学欧美,他的地位也很特殊,既能够在当地的华侨中享有声誉,又与法国驻河内 的官员们交往甚密,更与安南法国籍总监结为知己,因此神通广大,据说可以提供 “高级情报”。 戴笠还交代陈恭澍,只让他亲自我徐联络,不能交由第三者去找他。 按照戴笠的吩咐,陈恭澍就与徐取得了联系,徐当即表示愿意协助他们的“工 作”,不过只限于幕后而已。当陈面告他设法查明汪精卫的去向时,徐轻描淡写地 回答说:“这很容易,我去问问他们就知道了。”他们,当然指徐的那些外国朋友 了。 就在当天下午,“徐先生”果然打发人我到陈恭澍的住处,答复了他的问题。 但陈怕传言或有差误,于是亲自前往面晤徐。徐说:“汪先生的确是有离开河内的 意思,因为他已经向当地的主管方面有所说明;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汪本人尚未作 出最后决定,也就是说想走,可没有决定什么时候走。 至于准备到那里去,据透露,是先到西贡再搭轮转赴法国,是否去香港或日本, 他们并无所知。”这些情报,即由陈恭澍电告戴笠。 由于“徐先生”的帮助,军统河内“工作组”终于查证了汪精工一行的住宅。 原先,汪精工住在“丹岛”多边斯加·泰尔乔旅馆。据汪自称,那时,他“在静寂 的山上的旅馆中,翻译书籍,耽于过去的回忆及思索,来度过去。”高朗街离河内 闹区不远,但却很僻静,属高级住宅区。街道宽阔,两旁还植有一排棕榈,中间有 几棵高大挺拔的大王椰子,行人不多,显得十分幽静。二十七号是一幢西式洋房, 楼高三层,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且有后门,还有角门,如由后门 进出,要经过两道门。门前有一片草坪,匿居在这里的汪精卫象只见不得阳光的蝙 蝠,大白天一直躲在楼里,一般不到这里散步。除汪精卫夫妇外,二十七号内还住 着曾仲鸣、汪的秘书陈国琦等二十余人。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靠曾仲鸣,他每天进 进出出,有时候多达四、五次。曾还在写有“pAUL“BEYT”字母的大陆饭店开了一 个房间,以便代表汪对外接触。一般要会见汪精卫的人,得先和曾仲鸣洽谈好,再 由曾决定安排与汪见面。曾仲鸣也是一个生活靡烂之徒,据知情者回忆,曾每天晚 上十时一过,等汪夫妇就寝后就出门逛窑子,直至深夜二、三时才回来,因不敢开 铁门,怕声响惊醒汪夫妇,只好爬上围墙,然后循着预先安靠在墙边的竹梯逐级而 降到院子再跑回卧室。这些情况,都为军统特务所掌握。汪夫妇历来对曾纵容溺爱, 而全家大小又为曾所施的小恩小惠收买,所以汪夫妇对曾的行为竟颟顶到无所察觉。 随着军统特务在河内工作的进展,戴笠又陆续派人前来与他们会合。第一批派 来三人,其中余乐醒曾任军统局临沣特训班副主任,早年留法勤工俭学,“能操流 利的法语,对河内情况熟悉”;张逢义系黄埔生,此人动枪动笔均行,在陈恭澍任 军统北平站站长时,就是“行动组”组员;唐英杰则是陈任军统天津站站长时的工 作人员。不久又有两人结伴而来,他们是行伍出身,熟娴用枪,能连续发射的郑邦 国和陈步云。陈恭澍暗自检阅了这个阵容,意识到这些人都是于“行动”的! 果然有一天,有个名叫曹师昂的人偕同他的法国籍妻子从昆明飞至河内,约陈 恭澍到他住宅,说有“机密大事”相告,陈急忙前往见面。曹告诉他,戴笠在他出 发前为他饯行,并交给他一包东西代转陈恭澍。陈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两支美国造 的左轮手枪和一盒子弹。从此以后,戴又派人从昆明、广西边境、香港等地携带了 枪、械、弹、药(枪指手枪,械是板斧、利刃和钢锯,弹是子弹,药就是可以致人 死命的毒药)。三月初,戴笠致电陈恭澍,要他们作好行动前的准备。 军统特务们知道:“做好行动前的准备”意味着什么。为了执行任务,最重要 的是要尽快搞清楚汪精卫一行的生活起居。陈恭澍将侦察之事,责成在这方面有专 长的唐英杰执行,要他无论多么艰险,必须设法潜入汪宅内察看,如果实无可能, 至少要跃登房顶,以倒卷帘的姿式,加以窥探才行。除此而外,还得决定取什么样 的行动方式。 本来,军统特务在杀人时使用的手段一般分为“软性行动”和“硬性行动”两 种。“软性行动”一般采用“无声武器”,指使用刀斧格杀或用毒药毒毙;“硬性 行动”即使用“有声武器”,指的是用枪械轰击。这要看被杀对象的防卫情况和当 时的环境而定。开始,他们曾设想采用前者。一天晚上,善于此术的余乐醒取出一 个纸匣,打开后,里面有三个色样相同的玻璃瓶,整齐地排列在匣内。每个瓶里都 装着无色液体,上面分别贴着A 、B 、C 三个标志。余小心翼翼地拿起A 瓶,摇了 摇,解释说:“这种液体,无色无嗅,也没有沉淀物质,如果注入体内,一滴就可 马上致命,羼入食物里吞下去,也会很快因神经麻痹而失去知觉,如不立即施救, 将永不苏醒。”于是,他们通过“徐先生”的联系,在附近的面包店定做了大大小 小好几种面包,有长方形的枕头面包,俄国式的小型餐包,有两头尖的,也有编成 麻花的。他们准备收买为汪宅送面包的本地人,将毒药注入面包内,送给汪去“享 受”。 不料,将注入毒药的面包切开查看,发现面包瓤里有淡黄色的斑点,其接触注 入药水那一部分,结成了黄豆大的块状,而且近乎硬化了。这样子能叫人家看不出 来吗?经过几次试验,军统特务们对以药物为主的“软性行动”,感到兴趣索然, 于是决用采取“硬性行动”。 至此,“河内工作”转入了一个新阶段。军统特务处于“备战状态”,静候一 声令下。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