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 以汪精卫为首的卖国集团,在日本侵略者的庇护下,进入上海虹口日军控制区, 他们把建立伪政权的计划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汪精卫深知,要在沦陷区建立伪政权,首先是取决于日本的支持与否。 因此,他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汪精卫先让周佛海、梅思平 在土肥原公馆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进行预备性谈判,希望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实现 近卫声明,用实际行动证明“日本的政策不是侵略性的”。接着,他又与周、梅、 陶希圣、高宗武以及褚民谊等人反复商讨,拟订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 作为向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 褚民谊是汪精卫的连襟,他的妻子陈舜贞是汪妻陈璧君母亲卫月朗的养女。此 人生于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原名明遗,字重行,浙江吴兴人,曾留学日本 攻读政治经济学。一九○六年,褚民谊随同乡张静江去法国,途经新加坡时,由中 国同盟会会员尤烈、陈楚楠两人介绍,参加了同盟会。抵法国巴黎后,即与吴稚晖、 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一起创办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世界画报》等 刊物,出版各种小册子,“鼓吹宗教革命、政治革命,主张民族解放、教育平等、 思想自由”,宣传反清思想。一九二○年,与吴稚晖、李石曾等创办里昂中法大学, 任该校副校长。同年,进斯特拉斯堡大学学医,专攻组织学,以“兔阴期变论”论 文,得该校医学博士学位。一九二四年年底,褚民谊回国,先后任广东大学教授、 代理校长,并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大”上 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嗣后递升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 军后方军医处处长,留广州负责后方医务。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共事变后,褚民谊 追随汪精卫,参予武汉政府的反蒋活动。一九三二年蒋、汪合作,褚应汪精卫之邀, 担任行政院秘书长,不久又兼任国民党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但褚不但办 事糊涂,连起码的官场惯例都不懂,而且标榜从事所谓“国术”的研究,提倡踢毽 子、放风筝、打太极拳,有时还登台唱“大戏”。后来,蒋介石集团在攻击汪精卫 集团时,就拿褚民谊做例子,以证明汪派执政无能。但褚毕竟对汪精卫很顺从,这 使得汪既讨厌他的无能,又舍不得抛弃他。褚民谊也确实有他的“修养”,虽屡遭 汪责骂,也从不在意。抗日战争爆发后,褚民谊在上海任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 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汪精卫逃出重庆,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褚为了 表明自己“清白”,于一九三九年春召集工学院教职员及学生,举行“国民公约” 宣誓,并于上海各大报刊登启事,“声明一切,盖犹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 表示对汪的“和平运动”,“绝无参加之意向”。汪精卫到上海后,立即秘密召见 褚民谊,在汪的“启发”、“诱导”下,褚决定参加“和平运动”。由于他在国民 党内原来就享有较高的地位,同时又与汪精卫有亲戚关系,因而落水后,就成了汪 精卫汉奸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汪要商讨赴日谈判组府之事,褚民谊当然参予。 汪精卫等人在《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中,首先规定了“和平运动”的主 旨:“此次收拾时局办法的根本精神在于笼络人心,因此,不变更政体和法统,而 以变更国策收拾此次时局为要务”。基于这一“重要观念”,他们提出了建立伪政 权的三个必要的环节。 第一步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集团认为,“目下中国的政治体制依 然为党治,依照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法统,如欲变更国策,则非根据党的决议不可”, 只有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才能使国策的变更成为合法化。 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失去法律上的“依据”,使汪精卫无可以国民党的立场, “进而使号召国民党员的工作发生困难”,并且“将给重庆方面以破坏工作的机会”, 也“给反对政府者随意召开国民会议留下恶劣的前例”。为了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汪精卫集团拟订的具体办法是: 一、由汪精卫指定人员组织大会筹备委员会,进行召开大会的筹备工作。 二、推举汪精卫为国民党总裁,授权他指定中央委员。 三、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改总章。 四、重新制定国民党的政纲及政策。 五、宣布重庆国民党中央今后一切措施及文告概属无效。 六、宣布“实行三民主义”,“彻底肃清共产主义思想、行动及一切组织之宣 传”,“调整国际关系,确立东亚和平”为国民党的最高指导方针。 七、授权汪精卫以党内同志及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起改组国民党 及还都南京之责”。 第二步在国民党代表大会召开后,组织中央政治会议,由汪精卫招聘党内外人 士参加。通过会议,指定还都南京的一定期限,推举五院院长并任命行政院各部部 长,同时改组军事委员会。汪精卫集团标榜,他们将废除一党专政,一切政治问题 均由包括各党派人士组成的中央政治会议作决定。 第三步即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精卫集团声称,伪政权必须统一,因此在还都 南京的同时,临时、维新政府应立即“自动宣告完成任务,自行取消政府的名义”。 待国民政府发表还都宣言后,宣告重庆国民政府为伪政府,其对国内发表之法令、 规章及对外缔结之条约协定,一律无效。宣告以“和平建设、睦邻反共为指导方针”, 并发布前线各军停战的命令。 上述提案,是汪政权建立过程中一个纲领性文件,作为与日本讨价还价的一个 筹码而贯穿于汪伪集团的洁动之中。在拟订了上述提案后,汪即与周佛海作了分工 :他自己将同近卫文麿公爵、平沼首相以下各重要大臣进行“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 而周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为了“和平运动”的开展,日本应表示“丝毫没有侵 略、统治中国或干涉中国内政的想法”,为使中国国民谅解,必须向日本政府提出 “有关实行尊重主权原则的各种要求”。 二是向日方强调,新政府不是因日本的压迫而成立,有必要不使法制中断。 所以,新政府的名称定为“国民政府”,建立的形式是“还都”,以三民主义 作为指导原则,国旗为青天白日旗。以这些作为绝对条件,求得日本政府的谅解和 同意。 五月三十一日,一架神秘的飞机从上海大场机场起飞。这时,机场附近十步一 岗、五步一哨,临时断绝通行,戒备非常严密。原来这一天,汪精卫亲自带了周佛 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一行十一人,在日方影佐祯昭、犬养健、清 水董三、矢野征记等陪同下,赴日谈判组府条件。 当天黄昏,飞机在横滨须贺追滨机场降落,在机场迎接的,既不见日本官员, 也没有东洋群众,只有几个策划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日本“同志”如伊藤芳男等, 场面够冷落的了。下机后,汪精卫等被告知:汪下榻之处,在东京北郊泷野川古川 男爵的一幢别墅,那儿离机场还有八十公里路程,要坐两三小时汽车。为什么不由 上海直飞东京再驱车前往,而要绕道横滨须贺,舍近而就远?这是因为汪精卫此行 原是见不得人的事,必须掩人耳目。 这时,日本内部对汪精卫等人的赴日和他们所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 法》,正处在激烈的争论之中。汪精卫一行的到来,使他们手忙脚乱,不得不匆匆 忙忙地研究对策。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