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五相会议的决定 当汪精卫拿着《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赴日谈判组府条件的时候,日本方 面却“全然没有足以与之相对应的准备”。这种状况,说怪也并不怪,原来,日本 政府的“对汪工作”另有所图。 还在重光堂会谈时,汪日双方所签订的《日华协议记录》,就取得了以近卫为 首的日本五相会议的许可,但当时日本政府却把注意力放在怎样利用汪精卫集团的 出逃,以达到其分化、瓦解中国人民抗日阵线的目的。据接近近卫的当时人回忆, 近卫对汪组织政府的设想,表现了“冷淡的、猜疑的、悲观的”态度,他感兴趣的 只在于鼓励汪的叛变及促进国民党内部的倾轧。 他“真诚希望汪作为居间调解人,使[ 日本] 得以跟中国谈判,这样一来,事 情就可以进行得更顺利一些。”不久,近卫内阁在内外交困中总辞职,平沼骐一郎 继而组织新内阁。平沼比近卫采取了更加悲观的“等着瞧”的态度,因而他上台后 有好几个月都没有什么迹象表示对汪另组政府的活动感兴趣,而是让汪呆在河内 “静观”。战后,影佐祯昭所说的“日本政府当时没有要求汪氏建立政府,也没有 怂恿汪氏建立政府”,就是指这些事。四月一日,在日本政府兴亚院会议上决定要 在四月以后的六个月内,“从海关余款中每月支付出三百万元,合计一千八百万元, 作为汪兆铭一派的救国反共同盟会所需的经费。”五月十一日,今井武夫将汪精卫 准备在南京建立政权的设想向东京作了报告,日本政府犹豫不决,甚至想阻止汪的 东京之行。由于影佐祯昭等人陈述利害关系,说“现在好不容易鼓足了劲,而且汪 的周围,有日本政府有意同蒋交涉的传闻,踌躇形蛰渐有露头,为此,无论如何请 准予按预定的安排偕其来东京。”日本政府才勉强答允汪赴日。 这时,日本内部各种势力也都在拨弄着算盘珠,以便通过汪精卫的赴日和汪伪 政权的建立,为自己谋求更多的侵略利益。由有田八郎主持的日本外务省,其工作 的依据主要来自在华外交人员的报告。五月三十一日,有田外相接到田尻爱义发来 的“关于汪工作”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田尻一再强调说明,重庆方面的抗战气 氛是很浓厚的。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势力外,还有以五十万国民党中央军 为基础的主战派,因此,要想使蒋介石屈服或使中央军“从内部转向和平的方向”, 都并非易事。“至于有的情报说,他们有向蒋表明不继续抗战的动向,那可以说是 梦想。”田尻还分析了重庆方面以孔祥熙为首,“和平”的气氛也很浓厚,而且在 重庆赞成汪精卫主张者“不在少数”,这些人虽想待机脱出重庆,但目前只能进行 “地下活动”,“还没有到公然主张和平的地步”。田尻认为:“如果不愿蹉跎岁 月,坐失时机,则目前我国对华政策的唯一道路,就是以汪为中心迅速建立作为新 中央政府母体的占领区统一政权”,通过这个政权再加强调整各地的地方政权, “使防共国家予以承认,这样使战争变为内乱”,使日本好收渔翁之利。田尻的电 报,代表了外务省的企图。他们打着“迅速恢复外交关系”的幌子,决定“推进汪 的新中央政府树立工作”,甚至“希望以双十节为目标付之实现,在适当时期予以 承认,向中外阐明日本的坚强决心,使各国放弃援蒋。”同外务省的主张有共同之 处的是海军省。海军省也表示支持江政权的建立。虽然,海军省并不否认汪的工作 “其前途还难于预测”,“但也可承认,汪的出现,使在全中国各部内在充溢的和 平希望的底流表面化,可以成为予以一大刺激的动机,这就是日本的目标所在。” 基此认识,海军方面表示对汪的工作“极力予以支援”,同时提醒日本政府:过去 实施结束中日事变的各种措施之所以“没有奏效”,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陆军的决 心和态度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三心二意”的。海军省认为,陆军目前首先有必 要对“对华处理的根本指导方针加以重新检查”,“使之从对苏、中两国正面作战 的迷梦中摆脱出来,以便倾注其全力于结束事变”。出自对陆军的不信任,海军还 对陆军设置新政权指导机关的做法表示异议,认为这不是陆军一个方面的事,“这 是涉及日本帝国国务和统帅的根本问题”。按照海军的意见,与新政权工作有关, “最好采取大使、大都督(或大联络部长官)与军司令官三位一体的体制”。上述 情况表明,海军支持汪政权建立的目的是:一方面借此阻止陆军独占中国的局面; 一方面则是通过汪政权的建立,以巩固和扩展海军的既得利益。 对汪精卫赴日和汪政权成立最为关心的莫过于陆军。无论从已经占领的地域还 是从今后作战的目标来看,汪政权要在日本陆军的占领区成立,无疑与陆军的利害 关系最为密切。平沼内阁成立后,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板垣生于一八八五年,是 日本岩手人。他青年时入日本士官学校,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永 田铁山同为十六期生,曾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驻中国边防军参谋,云南、汉口、 沈阳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公使馆武官等。 一九二九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与石原莞尔等共同策划九一八事变。后任伪满 军最高顾问,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五 师团师团长,参加侵华战争。一九三八年五月平沼内阁登台时,日本军部内的多田 骏、石原莞尔等为了改变日军陷入对华长期战争的不利境地,正谋扩张自己一系的 势力,他们和大川明周等一帮人,策动板垣出任陆相,以为这样可以压住陆军方面 的气焰,以早日解决中日事变。于是,板垣被奉调回国,并于六月三日以一个陆军 中将、师团长跃入台阁,代替杉山元大将为陆相,主持军政,这在日本很少先例。 板垣上台后,曾表示说自己已经下了支持汪的决心,声称“要把反对汪的人调 职到对华处理无关的职务上去”。但板垣的这种“决心”是有条件的。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七日,板垣采纳了所谓“汪——吴合作”方案,即让汪精卫 与吴佩孚共同出面建立新的政权。第二天,参谋本部谋略课就此起草了题为《汪— —吴工作指导腹案》的文件,防述了对待汪赴日的态度,其指导要点是:“在现阶 段,我方的指导在于争取重庆各派势力特别是其中的要人,并为建立强有力的政府 准备实力。”这就是说,陆军最重视的是能否建立起一个持有强大实力的政权。五 月二十九日,陆军省军务课的永井八津次中佐访问了有田外相,进一步说明了陆军 的主张,申明陆军省关于新中央政府的构成及其建立日期,必须强调“适应于综贯 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主观点处置之,为此,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 础实力”,换言之,新中央政府的成立,不是交给汪精卫一手办理,而是要由日本 方面的判断来作决定。这是日本陆军的主张。 为了统一内部的意见,使汪精卫组织伪政权的全部活动纳入日本侵华战争的轨 道,在汪精卫一行到达东京后,日本政府“被迫作出了决定方针的工作”。于是, 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及兴亚院分别命令驻中国各地的日军及各机关参谋长一级, 迅速回东京与中央各机构进行协商。六月二日至三日,陆、海军举行了“驻在地与 中央恳谈会”,陆军驻华军方面对汪精卫要求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以及解散临时、 维新政府,表示反对,但鉴于中日战争延长,渴望尽速摆脱困境,因此对于建立以 汪精卫为中心的新政府,一致商定予以援助。 六月六日,日本政府汇总了“恳谈会”的意见,召开了有首相平沼骐一郎、陆 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交大臣有田八郎、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 参加的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规定: (一)新中央政府以汪[ 精卫] 、吴[ 佩孚] 、现有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 府等为其构成分子,该政府作为中国方面的问题,由这些构成分子作适当协力以建 立之。 (二)新中央政府以《调整日华新关系原则》为准绳,正式调整日华国交。构 成分子当事先接受上述原则。 (三)新中央政府的构成与建立的时期,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 以自主的观点处置之,为此,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 (四)中国将来的政府体制,当适应其历史与现实,以分治合作主义为准则。 有关内容依据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华北应是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 (蒙疆为特别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区在经济上,作为日华紧密结合 地带;华南除沿海特定岛屿设立特殊地位外,内政问题以交给中国方面为原则,尽 量避免干涉。在适应新中央政府的体制并尊重其执政者的意向的同时,特别要考虑 到我国对现有政权的特殊关系的处理。 (五)关于国民党以及三民主义,在其放弃容共抗日、改以亲日满防共为方针 时,当与其他亲日防共为主义者一样,允许其存在。 (六)重庆方面在其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作必要的人事更替,并接受上述第一 及第二项的情况下,即认作为屈服,得成为新中央政府的构成分子之一。 这一决定,大大背离了“重光堂会谈”所制订的《日华协议记录》内容,也离 开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内容,表明日本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 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懈的“全国性”的傀儡政权而已。为了引诱汪 精卫就范,日本政府还指令:对于这次谈判,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要让汪的愿望得到 满足,使他觉得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产生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但在一切 重要问题上,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精卫同意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 然而,汪精卫一伙却蒙在鼓里,对日本政府的上述决定一无所知。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