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陶行知的追随者 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中,有两所都取名为行知学校。一所是易本耀创办的行知 打工子弟学校,另一所是黄鹤创办的行知学校。 尽管黄鹤的行知学校创办的时间比较晚,但易本耀认为,在所有打工子弟学校 校长中,黄鹤是最有教育理论的。 黄鹤说,是一本《行知书信集》,确定了他一生的志向。 黄鹤出生于安徽省肥东县一个小乡村。上小学时,村里来了一拨上海知识青年。 黄鹤和小伙伴们,整天缠着这些知青哥哥、知青姐姐讲外面世界的故事。三年后, 知青们陆陆续续返城。黄鹤与他们之间还保持着通信联系。不过,他总觉得自己写 不好信,心中有许多话要说,笔下却又表达不出来。那天,跟父亲到县城办事,在 新华书店,发现书柜里摆着一本《行知书信集》,他觉得这肯定是一本教人怎么写 信的书,便花了一元五角六分钱买了下来。待回到家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这是一 个名叫陶行知的教育家的书信集。那一封封书信,记载着这个从美国回来的大博士, 如何从事乡村教育的经历。陶行知说:“中国乡呢鼐玖诱矩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 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 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黄鹤尽管对这些道理还不是十分理解,但却牢牢记住了 一个名字:陶行知。 高中的一场大病,击碎了黄鹤的大学梦。 在彷徨与迷茫之中,黄鹤又想起了那个人:陶行知。他找来了凡是能找到的陶 行知的书,开始了一次“疯狂”的阅读。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他决定放弃复读与 高考,决意像陶行知那样从事乡村教育与贫民教育。 黄鹤告别家人,先是去安徽歙县陶行知的家乡、他当年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实 地考察。然后,来到合肥,好不容易办了一张借书证,在图书馆开始自学教育学, 研读陶行知著作。他还去当地一些最有名的中学听课。四年里,黄鹤自学完了师范 大学的全部课程,把八百万字的《陶行知全集》阅读了两遍。多次参加有关陶行知 研究的学术活动,撰写了十余万字的陶行知研究心得。 这之后,黄鹤又到华中师范大学,找到著名教育家王道俊,说出自己渴望攻读 他的教育学研究生的心愿。王道俊了解了眼前这位年轻人的独特经历后,被他的好 学精神深深感动了。最后学校作出了一项特殊的决定,允许黄鹤免费旁听研究生的 全部课程,但毕业时没有文凭,也不授与学位。三年里,他攻读了教育哲学、课程 论、教育学、学校管理等课程,完成了教育学研究生的全部学业。 一九九四年初,一则招聘消息引起黄鹤的注意: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 招兵买马。那几年,希望工程搞得红红火火。黄鹤知道,希望工程是在救助贫困地 区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从大的范畴讲,也是在推进乡村教育。 他来到了北京。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见面,是一种相见恨晚 的感觉。徐永光十分爱惜人才,听了黄鹤讲述的自己的经历,徐永光问:“教育是 块清贫的土地,你为什么却热衷于教育?”黄鹤说:“为了心中的理想和志愿。” 徐永光说:“那好,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援建了两百余所希望小学,你可以留在我 们这里,一块来参与希望小学的管理!”黄鹤正式到基金会上班。两年间,他考察 了几十所希望小学,参与起草了《全国希望小学建设和发展的若干意见》,负责希 望小学教师培训和模范希望小学的评选。 他还是想读书。一九九五年至九八年,又脱产去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儿童发展 心理学。毕业后,黄鹤被南京晓庄学院(前身为陶行知一九二七年创办的晓庄师范 学院),作为专业人才引进。一年后,他主动辞职走了,他觉得双方之间的教育理 念还是存在差异。 黄鹤开始在家闭门反思,研读大量哲学著作。 他觉得中国的教育界,自己已经转了一圈了。农村的、城市的;贫民的、贵族 的;小学、中学都呆过,山西、河南、深圳、武汉、南京、北京的各类学校也都接 触过。十五年来,他梦寐以求的就是运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办学校,走出一条自己 的路。但是,实践证明,靠公立学校不可能,靠私立学校也不可能…… 他在等待;他在寻找! 一天晚上,一家人正在吃晚饭,电视上播出一则报道,说的是北京师范大学 “农民之子”学会,关于北京地区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黄鹤把筷子一放, 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吧?北京会有那么多的农民工子女没学上?会有那么多的 打工子弟学校?” 一夜无眠。第二天,黄鹤对妻子说:“那么多的农民工自己都在办学校,我是 搞陶行知研究的,还不赶紧冲上去?” 二00一年七月十三日,正是北京市获得二00八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日子,黄鹤重 返北京。 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他先搞实地考察。从朝阳到海淀,从丰台到大兴,一个 多星期,跑了十几所打工子弟学校,他的感受是四个字:触目惊心。第一,原来他 怀疑北京是不是真有那么多的打工子弟学校,现在他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而且比 他想象的还要多;第二,这些学校的设施都十分简陋,有的把几十个孩子拢在一起, 铁门一闩,再养条狗看守,完全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教师的情况也很不理想,有 退休的,有民办的,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初、高中生。 黄鹤更坚定了自己的主意:办一所规范的打工子弟学校。但是,他觉得靠自己 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他来到北师大,找到“农民之子”的会长,当时还在 教育系读研究生的李庆丰,李立即表示赞同,并拉来了教育系另外两位研究生杨建、 徐晓龙加盟。 把学校办在哪里呢?他们开始四处找生源、找房子。 那天中午,顶着烈日,四人来到丰台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眼前的情景让 黄鹤他们大吃一惊:市场内到处是孩子,这儿一窝儿,那儿一窝儿;有的在地上玩 泥巴,有的在追逐打闹…… 四人一商议,当即决定把学校就办在批发市场附近。 离批发市场不远有一家村民办的小旅馆,是个四合院,正好有几间空闲的房子, 他们租了七间,六间当教室,一间当办公室。他们还给学校起个名字:棚鹏学校。 黄鹤解释说:第一个“棚”字,是说这里的学生大多是住在简陋的窝棚里,是弱势 群体;第二个“鹏”字,代表着办学的目标和希望,鹏程万里嘛! 黄鹤他们在学校在市场门口张贴了招生广告,三天内,有三十五名孩子前来报 名。 八月六日,棚鹏学校正式开学。 由于一时还拿不出钱来聘请教师,黄鹤和三位研究生便自己给学生们上课。他 们对课程作了精心的安排,除了规定教材,他们更看重广义的“课程”。他们认为 给学生上一堂课是课程;带学生参观一次博物馆是课程;老师站在讲台上衣服整洁 不整洁是课程;师生关系、校园卫生、校园墙上的标语等都是课程。他们还特别重 视教授学生社会生活技能,比如,和别人打交道时起码的礼貌、最简单的交通规则、 个人卫生。还有,怎样写借据收据、怎样记帐。按李庆丰的话说:“许多孩子放学 后是要帮助父母看摊的。” 八月十七日下午,学生刚刚放学,来了两个人,说是乡政府的。问黄鹤在这里 办学,有没有办学许可证。黄鹤说暂时还没有,来人立即勒令说,没有许可证不行, 限定在一星期之内停办。黄鹤急了,说我这学校才刚刚办起来,怎么就不让办了。 来人说,你没有许可证,本来就不应该办。 黄鹤赶紧去跑教育部、市人大、市教育局,没有人明确表示支持,也没有人明 确表示反对。 也是祸不单行,八月二十三日,十九个学生在旅馆搭伙,吃了没有炒熟的豆角, 发生食物中毒。吓得黄鹤他们赶紧将学生送到丰台医院抢救,整整折腾了一天,总 算全部解脱了危险。 八月二十五日,驻地村长喝了些酒,带了十几个人,把学校给砸了。村长一边 指挥着,一边还骂骂咧咧:“你们都吃了豹子胆了,没有手续竟敢在我这里办学, 还差点把孩子们给毒死了……” 学校不得不暂时停办。 最困难的时候,黄鹤想起了一个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徐永光 (此时,已由顾晓今接任秘书长工作)。在基金会工作期间,他对徐永光非常佩服, 觉得他是一个有魄力、有远见又体恤部下的领导。 黄鹤来到基金会,徐永光一见,忙问:“有两年没见了,你不是在南京吗?怎 么又回来了?”黄鹤答:“刚回来一个多月,正在办学校呢!”徐永光:“办什么 学校?”“我在办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徐永光把桌子一拍,站起身来,高兴地指 着黄鹤说:“好!这才是你最该做的事。我支持你!” 黄鹤给徐永光介绍了一些情况:“现在有几十万孩子,跟随父母到了北京,他 们的上学问题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北京的近郊区有二三百所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 校严格说,根本不能算学校,但它们却在承担着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重任。” 见黄鹤心事重重,徐永光问:“要我帮你办什么事吗?”黄鹤说:“学校被砸 了。”“为什么被砸?”“区里说我们没有办学许可证。”徐永光皱了皱眉头, “没有办学许可证就给砸了?你下一步想怎么办?”黄鹤:“我想找个地方重新再 办一所学校。” 徐永光问:“是不是想让我支持你些钱?现在希望工程还没有顾及到进城农民 工子女,很难拿出多少钱。你需要多少?” 黄鹤说骸坝懈鋈逋蚓托辛恕!?徐永光说:“行,这个数目我们还能承受。” 黄鹤要走时,徐永光又从抽屉里取出一只信封,说:“这里面有三千元,是我获得 国家普九教育先进个人的奖金,你拿去救急吧!” 九月初,租借丰台一个废弃的小学分校的校舍,棚鹏学校重新开学。学生不仅 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一百九十人。 这才刚刚安稳了两个多月。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花乡乡政府一位副乡长, 带领一百多人和三辆大卡车,进入学校。副乡长对黄鹤说:“全区现在正在进行教 育大整顿,棚鹏学校没有办学许可证,属于非法办学,必须立即关闭。”黄鹤反驳 说:“这么多农民工子女没地方上学,政府暂时又解决不了,我们办学何罪之有?” 副乡长说:“我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希望你能好好配合,否则,我们只好来硬的。” 黄鹤嗓门也大了起来:“告诉你,今天只要有一个学生受伤,我就跟你拼了!” 双方就这样“胶”着,黄鹤让学生照常上课,乡里的来人也不敢轻易动手。到 了下午四点多,接学生的家长陆续来了,家长们听说要查封学校,纷纷指责乡里的 来人。 副乡长怕控制不了局面,下令撤兵。 第二天,陶行知研究会的会长方明,闻讯赶来。他带着黄鹤到市里和区里跑了 一天,也没有解决问题。 三天后,夜里八点多,黄鹤接到学校一位老师的电话,说乡里来了许多人,把 课桌椅全拉走了,把学校也给砸了。 黄鹤从城北匆匆赶到城南,当他走进校园时,不禁有些懵了:所有的教室都是 空荡荡的,门被砸了,窗子被砸了…… 学校被取缔了,媒体将这一事件称为“棚鹏事件”。 二00一年的冬天,北京特别冷。黄鹤像一只受伤的兔子,感到身心极度的疲惫。 黄鹤百思不得其解:这么多的农民工子女上不了学,为什么当地政府不着急?我们 不是总喜欢把孩子们比喻为祖国的花朵吗?农民工的子女难道不是花朵,而是小草? 种庄稼还怕误了农时,孩子上学可比种庄稼重要,更耽误不起。黄鹤想,为了 孩子,再困难也得想办法复校。丰台没法呆了,也不想呆了。一个学生家长提供了 一条线索,说大兴西红门六村,有个闲置的养鸭场准备出租。黄鹤连忙跑去联系, 养鸭场在一条小河旁,位置虽然偏僻,条件也简陋了些,但环境很安静,村里答应 在一个星期之内,拾掇出六间教室和两间办公室。双方当即签定了合同。 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棚鹏学校正式复校。那天风雪交加,上午八时,学校专门 举行了升旗仪式。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黄鹤望着学生们高高地举起右手,向冉冉 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禁不住热泪盈眶…… 这期间,学校又搬迁了两次,直到二00四年七月五日,学校才搬到现址,并更 名为行知学校。 去年六月的一天,我如约来到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附近的行知学校。 黄鹤穿着一身有些过时的夏装,提着一只有些过时的人造革提包,那副黑框圆 形眼镜也显得有些过时,总之,整体形象都显得有些过时的黄鹤,更像是一名乡村 的中小学校长。 一进校门,我就被道路两旁墙上的两幅巨大的儿童画吸引住了:蓝天、白云、 飞翔的小鸟、欢乐的笑脸…… 黄鹤告诉我:“这是从美国来的一位教育家,带着我们的学生,用一个多星期 的时间,共同创作完成的。美国的教育家说:要让学生们每天早晨一走进校园,一 看见这幅画,就感到生气勃勃!” 黄鹤先带我参观了多功能厅和电脑室,这些设施一般的打工子弟学校是根本没 有的。 学校有教师和学生两个图书室,教师图书室的几千册图书,都是有关教育方面 的。黄鹤说,这些都是他自己的藏书,北京市别说小学,就是重点中学,关于教育 方面的书籍,都不一定有他收集的全。学生图书室一共有三万册的图书,全部是由 社会各界捐赠的。 一阵英语朗读声从三年级(1 )班教室里传出。 我知道许多打工子弟学校是不开英语课的,便问正在给学生们上课的许老师: “你们给几年级的学生开设英语课?” “跟北京市公办学校一样,我们从小学三年级就有英语课了。” 一旁的黄鹤插话说:“我们要让农民工子女与城市的孩子,享受同样的教育; 凡是城市公办学校开设的课程,我们这里全部开设。” 我们又走进四年级(2 )班的教室,上音乐课的学生们,正在自己改编儿童歌 曲《新年好》的旋律。 “改编旋律?小学生还能改编旋律?”我十分好奇。 毕业于井冈山师范学院音乐系的彭丽君老师,告诉我:“现在的音乐课,不像 过去那样,光教学生唱唱歌。要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让他们多动脑、勤思考, 从小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 “农民工子女,光有学上不行,还必须上好学。”黄鹤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他 对我解释说:“农民工子女是个非常独特的群体。一是这个群体的量大,有近两千 万人;二是这个群体承载的责任重大。你想,我们要改变农村的面貌,靠谁?靠城 里的孩子吗?不可能!只有靠农民自己的后代。因此,承载着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 貌的农民工子女,光有学上不行,还必须上好学。” 我问:“你这个有学上与上好学,有什么区别?” “说句得罪人的话,现在的打工子弟学校,不能说百分之百,但百分之九十以 上的创办者,是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的,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因此,他们不可能下 大力气投入硬件与软件建设。比如,他们的校舍一般都很简陋,教学设备也是缺三 短四;他们教师的工资一般只有五六百元、七八百元,很少超过千元的,这样的工 资怎么能吸引优秀的教师?没有优秀的教师,哪谈得上优异的教育?”黄鹤说: “我们学校的硬件你看到了,它已经达到北京市的基本标准。至于师资力量,它是 所有打工子弟学校中最强的。我们的教师里,有四个硕士研究生,两个双学士,两 个省级优秀教师,两个市级优秀教师,所有教师都有资格证。当然,我们教师的工 资也要比其他打工子弟学校高,平均高出百分之五十左右。” 黄鹤极为自信,他说自己是用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在办一所农民工子女的示范 学校。 “怎么来体现你这所学校的示范性呢?”我问。 “关于硬件与师资我就不再说了。”黄鹤说:“我们的独到之处体现在课程的 设置上。除了国家教委规定的课程,我们还有自己的校本课程,比如,创业课程、 环保课程、中华古诗文、快速阅读、商业与经济……。陶行知强调: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我们提出了‘生活课程化,课程生活化’的理念。” “怎么解释?” “生活课程化,我们将吃饭、穿衣、乘车……这些日常生活,上升到课程来教 育学生。比如,教育学生吃饭要讲卫生,不说话;穿衣服要注意仪表美,要节俭; 乘车要遵守交通规则,要主动给老人让座,等等。课程生活化,强调要尽量将所教 的课程,与社会、与学生的生活结合起来。上地理课时,要求每个学生画一张自己 家乡的地图,不仅要标明家乡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特征;还要说明家乡的 经济状况,土特产;甚至还要有家乡的旅游胜地,风土人情。这样就可以将原来的 ‘死地理’,变成了‘活地理’。所以说,课程结构决定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素质 结构。” 黄鹤显得有些激动,他说:“在北京的所有打工子弟学校中,我们独此一家; 在全国所有打工子弟学校中,我们也是独此一家。要不,为什么会引起海内外媒体 的关注?我希望,从行知学校走出去的学生,有信心去迎接高考的挑战;同时,我 希望学生是心理健康的人、有能力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即使他们考不上大学, 他们走上社会也同样有竞争力,因为,他们已经打好了心理素质和职业技能的基础, 即便他们干不了大事业,去做小生意,他们也是个正直的商人。” 行知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现有学生一千二百六十人,教职工六十人。二 00四年五月,该校已经拿到大兴区教育局颁发的办学许可证。 我问黄鹤:“现在你们学校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黄鹤脱口而出:“经费问题,时时困扰着我的是经费问题。” 我说:“有人告诉我,打工子弟学校,能招上一二百学生就可以维持,招上三 五百学生肯定赚钱,行知学校已有一千多裁茨慊贡痪盐侍饫牛俊?” 你说的没错,一般打工子弟学校,一千学生规模的话,光小卖部一年的利润就是三 四万元,食堂的利润还有百分之二十,他们用的课本还有盗版的,盗版的便宜啊! 光这些一年赚个十万元不算多。可我们不一样!“。 “区别在哪里?” 黄鹤说:“我们学校的定位是:非盈利性质的从事教育科学实验的平民学校。 我们的收费标准同一般打工子弟学校没什么差别,但我们的开支同他们就大不一样 了。硬件不说,我们教师的工资比一般打工子弟学校要高出百分之五十,甚至一倍。 还有一笔开支是,学校创办以来,我们先后资助了八百七十名(次)学生,有的是 全部减免学费,有的是部分减免学费。” “那么,你们是怎样解决经费问题的?” “一方面通过正常的学生收费;另方面就是接受社会捐助。领取了办学许可证 后,政府也资助了十万元。” 我说:“这就必然要出现一个问题,你是所打工子弟学校,也就是民办学校, 说得更直白一些,这所学校是你黄鹤办的,它的所有产权都属于你黄鹤个人的。” “不,这所学校不能说是属于我黄鹤个人的,但又不是股份制,也不是国家的。 怎么说呢?应该说是属于社会的吧。” “说是这么说,但实际情况还是属于你个人的。所以,你在接受社会捐助时, 必将会有人要产生疑问:你能用好这些捐款吗?你如何保证不发生贪污、腐败现象? 我在其他打工子弟学校采访时,就有校长说:黄鹤命好。有人说你拿这个钱去请客、 打的……” 黄鹤笑了,他檫檫眼镜,说:“还是作家厉害,什么话、什么意见都可以听到。 这么告诉你吧,前三年,在学校里我不拿工资,完全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奉献,人家 说我是靠妻子养着的男人。今年三月开始拿工资,是教师平均工资的一倍半,一千 八百六十元。作为校长,需要时我可以请客,也可以打的,当然还有手机费,但这 些费用全部加起来一年不得超过两万元。区教育局每年要来审计财务一次,我们的 财务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来查帐。学校现在正在组建理事会和监事会,以后, 学校大的决策和财务开支,都要经过理事会和监事会批准通过。” 在采访中,我也听到了对黄鹤的不同看法。有人说:“黄鹤对于陶行知的教育 理念,是理论多于实践。行知学校与其他打工子弟学校相比,只有教学质量高低的 差别,而没有本质的区别,更不是什么陶行知的‘做学教合一’的理论的典范。” 这些,我倒不担忧,事实摆在那里,其它打工子弟学校,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 是无法与行知学校相比的。至于教育理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有个实践的过 程。我担忧的是,一个善的事业的完成,毕竟不可能仅仅靠一种善良的愿望和理想 主义的激情所能保证。对于黄鹤来说,尽快认定行知学校的性质和归属,建立起一 系列刚性的约束和监督机制,这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未来,黄鹤充满着信心和憧憬。他要把行知学校办成一所教学科学试验学校, 使之成为师范学校的试验基地,教育科学创新基地,教师培训基地。 他告诉我:“十年之内,我们还要办三、五所行知小学和中学。到二0 一七年, 准备再办一所行知师范大学,招生对象是想当教师的高中生。入学后,一人两种身 份,一是行知师范大学的大学生,一是行知中小学的教师。按照陶行知的做学教合 一的理论,培养师范生,探索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之路,和中小学的教育创新之路。” 陶行知说过:“今日之学校是行以求学的地方,有行动的勇气,才有真知之收 获,才有创造之可能。” 在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实践中,有人说黄鹤像一名战士,永远充满着勇气!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