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不合理性(2) (4 )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本质特征。 综观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说,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国家 的现代化中最为本质的层面。 首先,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科技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社会支 持力量。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企业家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 办事人员阶层,工业化是不可能达到非常发达的水平的;如果没有一支有相当规模 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就不可能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可能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水 平;同样,如果没有农业劳动者向非农领域的大量转移和流动,那么农业不可能走 向产业化、现代化,农业劳动者自身也不能很快地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其次,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稳定基础。现代化的社 会阶层结构,意味着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绝大多数人享受着体面的 生活和社会经济地位,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受益。例如,巴西、阿根廷、秘鲁、墨西 哥等拉美国家以及伊朗、伊拉克等亚洲国家,曾于20世纪60~70年代取得世界上最 快的经济速度,但是它们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出现相应的现代化转变,结果,城乡 差别急剧扩大,规模最大的农民阶层利益受到损害,普遍处于贫困状态,而少数权 势者阶层则大发横财,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乃至社会动荡和暴动。 总之,在判断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时,不能只看到这个国家或地 区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速度,还要看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否带动其社会 阶层结构朝着现代化方向变化,还要看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什么样的 形态,即能否将其归入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范畴。所以,判断一个国家、地区是否 实现了现代化,仅有3000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是远远不够的,这还只是表面性的现 象,只有研究和揭示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具有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才足 以更深刻、更本质地判断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现代化水平。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 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国情、区情, 或者说,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本质特征。 2.我国现有阶层结构不合理,存在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与上述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相对照,可以认为,现阶段我国的社会 阶层结构形态并不合理。客观地说,可以把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不合理 的基本表现概括为两句话: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 来。社会中间层的规模过小,而像农业劳动者这样的构成社会中下层的阶层规模还 过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系统调查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尤其值得我们 高度注意的是,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阶层结构比例失调往往是引发经济— 社会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或者会使一个社会难以应对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经济—社会 危机,难以迅速从危机中恢复过来。 (1 )该缩小的阶层没有小下去。 在真正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农业劳动者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阶层, 例如,1992年,农业就业比重在英国为2%,在德国和美国为3%,在日本为7%,在韩 国也仅为17% 。相比之下,中国在这方面落后很多。 首先,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与中国现有的工业化水平严重不相称。由于种 种原因,中国近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一直未能起到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的作用, 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极不相称。据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在1999年的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仅占17.3% ,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合计占 82.7% 。也就是说,44% 的农业劳动力,由于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太少,仅仅创造了 17.3% 的GDP ,而他们所能分享的GDP 就更少。这种状况,是与世界各国现代化发 展的普遍趋势相背离的,也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累积了沉重的结构性负担。 其次,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观念和文化素质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农业劳动者阶层不仅规模过大,而且还存在着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 展的观念与文化素质。中国的农民大部分还是小农生产者,更多地习惯于家庭生产 的经营模式,缺乏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社科院的一项调 查表明,1999年,湖北汉川与贵州镇宁两地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是所 有阶层中最低的,分别为5.38年与3.15年,各相当于其本地各阶层总平均水平的60.4% 与76.6% 。若与合肥和深圳各阶层的总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则更大。这种状况,无 疑限制了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市场竞争能力,这也是农民外出找工作难的一个重要原 因。而且,他们即便向非农产业转移了,往往也只能干一些收入低、工作条件差的 体力活。可以说,目前农业的过剩劳动力从某种意义上看,基本上是低素质的过剩 劳动力,这种低素质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严重软约束,也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和 现代化的一个瓶颈性问题。 (2 )该扩大的阶层没有大起来。 前文已述,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必 定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口构成总人口的主体,这是社 会稳定的坚实力量。日本曾有“一亿皆中流”的说法,美国的中间阶层约占总人口 的60% 。相形之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中间阶层不仅出现得较晚,而且规模过 小:目前能够将其归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5% 左右。社会中间层过 小的结构性后果,在许多方面与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的结构性后果相同,都意 味着社会结构的不稳定。 首先,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的一个结构性后果是不利于社会稳定。中间阶层规 模过小,直接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较为不平等,贫富差距巨大。因为这种结构形态 意味着:大多数社会成员处于社会中下层和下层,他们所享受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很 小,小得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严重不相称;少数人处于社会上层和中上层, 他们享受的社会资源份额很大,大得同样与他们在总人口所占比例严重不相称,其 结果就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未能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好处。 其次,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使国家缺乏抵抗风险和持续发展的结构性条件。 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就可具备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发 展的实力,否则,便难以抵抗各种经济风险或危机,难以迅速从各种经济—社会危 机中恢复过来,难以获得持久的发展潜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南亚各国(地区) 由于有着不同规模的社会中间层,在应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时就表现出很 不相同的能力。在此次危机中,韩国是应对危机的能力最强、恢复得也最快的国家, 而这与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不无关系。有资 料显示,早在1980年,韩国的中间阶层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就已经达到55% 以上, 此后这一比例还一直在提高。 相反,作为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印度尼西亚,迄今尚未从此次危机中恢复过来, 除了其他原因外,也与印度尼西亚社会缺少一个庞大社会中间层有关。例如,1998 年,该国城市化水平为38.8% ;另外,1996年该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 例为44.0% ,1998年甚至还上升为45.0% 。这种城市化水平和就业结构,当然无法 产生一个支撑社会稳定的社会中间层。 韩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正反经验还表明,一个国家,即便在经济上达到了中等收 入国家的水平,但如果其社会结构没有实现现代转型,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社 会中间层,便仍然不能算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国家。显然,中国目 前的社会中间层规模同样过小,还跟不上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