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群体”与“弱势群体”分化明显(1) 这一问题前文已有涉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整体的富裕水平大为提高, 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 亿,下降到2002年的近3000万人,年均减少近1000万人。 我国的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也由1978年的25% 降到目前的10% 以下。无 论是从我国的情况或是全球范围的情况来看,社会总财富都是呈现迅速增长的势头。 但是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整体走向富裕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几千万贫困 人口与几百万个百万、千万和亿万富翁并存,进而形成了两大群体:先富群体和弱 势群体。 1.我国社会的先富群体 目前,我国社会到底有哪些人先富了起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份报告对此做 出了回答。从地域看,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先富。1981~1997年,东、中、西部 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了12倍、10.6倍和10.3倍。从就业者经济类型看, 私营、三资企业等其他经济类型的从业者先富。以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100, 1984年,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128 ,其他经济类型为129 ;1990年,国有企业 为136 ,其他经济类型为177 ;1997年,国有企业为150 ,其他经济类型为195 。 由于在分配格局中,通向个人收入的分配渠道变化极大,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先富者, 如利用国家垄断掌握社会和自然资源者、权钱交易者、偷税漏税者等。 对于先富群体的成因,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使我国多数居民受益,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相当数量的高收入者。 这其中又分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金融部门和金融行业的发 展、个人财产的滚雪球效应等。 第二,经济改革催生出数量可观的先富者。如企业改革使得部分国营大中型企 业的老总或国营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和承包者以及在公司改制过程中获得股份或分红 的公司管理人员和资深职员迅速致富,其资产的增长速度是呈几何级数的;住房改 革使那些通过各种方式占有较多住房的人,也就成为先富群体的一员;教育收益率 迅速提高使得一些紧俏特长技艺的家教教师,收高额讲课费的官员、专家或学者等 都成为先富群体中的一员。 第三,政府政策的作用,使财富向高收入者手中集中的进程大大加快。如农村 政策、特区政策、税收政策、行业垄断等。 第四,不正当致富。表现在:一是权力寻租让四类人获取了大利,如部分社会 资源的管理者、部分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有能力将这种权力变换金钱的中介者、驻 国外及港澳等地的中资机构的掌权者;二是投机致富,如“十人九倒”,批地、占 地、圈地、炒地皮、炒楼房、炒楼花等“圈地运动”使多少人一夜暴富,难以尽数。 第五,其他一些先富者。如具有一技之长的歌星、影星和头脑灵活的文化、艺 术人士,也充分利用了社会发展提供的各种“卖点”成为先富者。 总之,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组成我国先富群体的人群、 致富的手段和方式、富裕的程度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富裕起来的一些人也由最 初单纯追求财富到现在同时追求社会政治地位。 2.我国社会弱势群体透视 与先富群体相对应的,是我国正在形成的弱势群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社会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伴随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而出现了一个社会弱 势群体。 所谓“弱势”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他们的现实生活处在一种很不利的状况 之中。从更现实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其物质生活的贫困状态。“弱势群体”这个概 念与“贫困人口”是高度重叠的,弱势群体中的一些人,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没 有完全解决。第二,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我国 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个人的地位、个人从社会中能够得到的报酬,更多地要取 决于个人的努力和竞争能力。这样的机制有助于造就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同 时会对个人造成极大的压力。而弱势群体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地位,有社会的 原因,如社会的制度安排;也有个人的原因,如身体的原因、智力的原因、性别的 原因、受教育程度的原因等。第三,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他们也往往处于弱势的地 位。这主要表现在他们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有钱有势的强势群体,可以 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影响公共舆论,影响政治家的态度,甚至可以影响选举过 程,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弱势群体,他们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 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他们自己也很难有效地表达和追求自己的利益。 (1 )我国弱势群体的形成。 目前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由如下的几个部分构成: 第一,贫困的农民。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的能量基本释放完毕,农民 的收入增长幅度便开始明显放慢,1986~199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423.76元 增加到708.55元,平均每年增长10.8% ,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2.7%。90年代中 期,乡镇企业的困境越来越明显,加之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农民的弱 势特征开始逐渐显露出来。据估算,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粮食的价格下降了30% 多。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近年来实际收入是下降的。一方面是农 民实际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结果就是城乡差距的迅速扩 大。1978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2.4 ∶1 ,到1983年缩小到1.7 ∶1 ,呈明显 缩小的趋势。但到了1997年,又迅速扩大到2.5 ∶1 ,2000年扩大到2.79∶1 ,2002 年达到了3.1 ∶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历史上的新水平。从占有的金融资产来 看,1999年末农户储蓄余额约为10000 亿元,不到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1/5 , 而农民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近65% 。更严重的问题是,只要农民被束缚在“乡 土”这一不变的结构性条件上,就看不到希望的前景。中国农民的收入,即使是在 丰收之年也没有增加,甚至反倒是下降的。即使中国已经“入世”,但国内大部分 农副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故依靠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 收入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这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底层 群体。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到目前为止, 从农村涌向城市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上亿人的规模。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 1978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农村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3 亿人,平均每 年转移591 万人;动态地看,据“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今后几年, 每年新增外出打工农民将不少于800 万人,即使考虑到回流因素,新增外出打工农 民的数量也不会少于600 万人。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已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身份 和社会地位相当独特的社会群体。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工一开始就是以 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份进入城市的。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虽然是居住在城 市,工作在城市之中,但在制度上他们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僵硬的户籍制度仍然 将他们排斥在他们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之外,他们无疑是下等人。而在工作场所中, 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工所从事的都是 城里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工作环境差,待遇低;二是基本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 ;三是工资经常被拖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