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理想与理性的合一(2) 采访者:更高一层次? 郭凡生:高一层次!第二,道德有两种,一种是必须,是你被迫不得不这样做。 被迫去做的人是把道德作为一个底线;另外一种道德是一种追求,成功的企业家最 后追求的并不是钱,而是变成对道德、文化以及成就的追求,是一种较高的升华。 所谓最成功的管理,不是制度管理,是道德管理。但是又不能没有制度,制度 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制度的表率。 没有一个道德界限,管理是不行的。处罚人是为了呼唤道德的出现,不是为了 显示你的威严,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违反道德的事不是一件好事,逐渐地就会形成一 种文化。大家都不违反了,这种制度就没有了。当制度变成“没有制度”,这种 “没有制度”的管理就是最好的。所以,道德管理是管理的极致。 采访者:你觉得这十几年中有没有什么遗憾? 郭凡生:遗憾当然很多了。每个人都有理想,你的理想不可能都实现。去年 (2002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校庆的时候,七七级、七八级学生都回去了,我们毕 业二十年了。当年走进大学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理想是一样的,都希望自己成为 合格的大学生。今天,二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成功了。我们这么多人中,有当领导 的,也有很多人成了企业家,跟当年比,今天,我们这些人已经很难在一起去谈未 曾实现的理想是什么了。但是,人们还会记住有这样一代人,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帮助中国人走向小康,他们有共同的名字,就是人大七七、七八这两级毕业生。 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我们这一茬儿人已经做到的。 采访者:现在在企业家这个职业生涯中,我觉得你还是在做一些研究,还是没 有离开以前学者的思维惯式。 郭凡生:经济学方面的学者和企业家的身份是可以兼顾的。我的计划是,到五 十岁,或者是五十二岁,如果我能退出来,我将再回去做学者。我有七年的学者生 涯,在那期间我做的研究,大家都承认做得很好。这十五年的企业我也做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再去做学问很重要。中国缺慧聪,但是像慧聪这样 的公司,我一个人只能做一个。中国最缺少的是怎样把企业都做成拥有慧聪这种思 想和理论的公司。如果谈到个人的成就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采访者:你对中国传媒业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郭凡生:中国传媒正经历着从不开放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国的传媒一定要开放, 而现在不开放也是合理的,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现在民营企业没有进入传媒业。 事实证明,国营企业体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而传媒业又更多地体现了知识经济的 色彩,国营制度的某些落后性在其间就会体现得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的传媒业必 须迅速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来改造自己的制度,否则,它在完全开放以后将会失去 优势。 慧聪不到五十万元的投资,铸就了今天全国最大的信息服务商。走近有着“中 国商情与分类广告之父”美誉的郭凡生,我们就可以找到如何把知识变成最具有商 业价值产品的答案。 郭凡生,男,慧聪国际资讯总裁兼慧聪商务网CEO 。1955年出生,经历过上山 下乡, 当过兵,参加工作后,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经系。1982年至1990年, 先后在内蒙古建委研究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是国内知名的经济学者。 1990年从商,先后在三个国营企业任职,并承包经营部分业务,但终因体制问题, 未获成功。1992年10月,出资十四万八千元与王永慧、王冲等人共创慧聪公司,该 公司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信息服务商,郭凡生本人也被誉为“中国商情与分类广告 之父”。 媒体管理的效应涉及三个方面,即受众、内容和广告。广告结构、内容结构、 用户偏好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媒体运营的基本模型。当三者能够完全匹配 的时候,就形成了最大的商业利益,犹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当这个三角形各条边以 均等比例扩大的时候,它的每一毫米、每一微米的扩大,都是在最大地扩大等边三 角形——企业的利益。 如果你去经营一个媒体,你所面对的最大问题不是简单的管理技巧问题,而是 管理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是知识经济的规则在知识经济最典型的媒体业能否得到体 现的问题。知识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财富的分配规则。知识占大头,资本占小头, 让企业里的优秀人才和知识分子能够与企业共同成长,共同发展,这就是知识的逻 辑和知识的道德。 没有理想的人无法成就大事业;而缺乏理性的人,则会使理想沦为空想。经营 媒体是理想与理性的结合,并将二者抽象成简单明了的理念去约束、指导、激励每 一位员工的行为,变个体为集体,达到1+1>2 的系统目标。将理念上升为理性,是 企业做大做强的基础,而只有成功的理论创新,企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并发挥巨 大的社会效益。 《经济观察报》的进步与成长,得益于处理好了若干个关系,如内容与经营的 关系、投资人与办报人的关系、报社内部与外部的关系等。 这是一个生产“读者注意力”的行业,我们的发行是生产环节而不是销售环节。 报纸是一个前期成本并不高的行业,要开张简单,买些电脑就可以了,但是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十年、二十年下来我们留下了什么?就是一个“牌子”。 “理性、建设性”意味着什么?就是三件事:一是要有新思维,因为新的东西 在市场上可能会有一些超过平均利润的东西;二是要有新技术,我们现在希望要有 更多的方法、技术和程序;第三就是做人,最终我们的报社有多大发展,个人能前 进到多远,取决于我们每一位员工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位管理大师说,你 一生所卖的商品,其实只有一件,那就是你自己。我们最终能够有什么样的成功取 决于我们做一个好人的决心与能力。 对郭凡生的采访,始终让你浸透在知识与理论的理性氛围中。你所感受到的是 他的学者风范,然而慧聪商情的业绩却又时刻提醒着你: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 而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对中国的市场调控产生巨大影响的“商情与分类广告 之父”,因为他最终让知识变成了最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 在“狼来了”的惊呼声中,在国际化的趋势和竞争带给企业更多担忧的时候, 我们所感受到的却是郭凡生的那份自信,这是基于深厚的经济理论的根底和对知识 经济的深刻洞察,也是基于对慧聪这个亲手培养出来的“孩子”彻头彻尾的了解— —慧聪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慧聪是典型的知识型和学习型企业。 对于郭凡生乘地铁或打车上下班,我们早有所闻。提及此事时,他说:“比如 我坐着奔驰车上班来了,而当我看到我们那么多职工从地铁、公交车下来时,我会 觉得很羞愧。而我打的或骑自行车来了,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特别幸福。” 从这句简单的话里,我们恐怕不难理解慧聪公司“大家都过好日子”的企业文 化了,也不难理解他所创立的“全员劳动股份制”的具体含义了。而另一个让我们 既惊讶又疑惑的问题是,他上下班也要同普通职工一样打卡,最直接的感受是他在 以身作则,然而,往深处思考,你的体会却是,他在呼唤制度与道德! 慧聪知识经济的激励制度和管理的科学性,已经赢得了世界品牌的投资和战略 合作。那么,我们的媒体业——这一智力密集型的行业在大声疾呼与渴望资本的同 时,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它的本质?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去品味知识经济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