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研究中的多性伙伴现象(2) 在西班牙人中,20%的人和他们的稳定的性伙伴使用安全套,29%的人与 他们第二个性伙伴使用安全套。在男人中,安全套的使用率随着性伙伴数目的增多 而减少。(Sabogal, Fabio, Faigeles, Bonnie, 1993) 另一项研究说,35%女性和53%男性说他们在最近一次性生活中使用了安 全套,是否使用安全套与性伙伴数没有关系。(Santelli, John , Brener, Nancy, Lowry, Richard, Bhatt, Amita, Zabin, Laurie,1998) 又一项调查显示,同第二个性伙伴使用安全套的人多于同主要性伙伴的,但4 7%的人在过去一年间不同主要性伙伴使用安全套,35%的人不同第二个性伙伴 使用安全套。(Peterson, John , Catania, Joseph, 1993) 还有调查显示,多性伙伴行为者中40%的人无论和第一还是和第二个性伙伴 都没有用过安全套,并且安全套的使用率也随着性伴数目的增加而减少。(Binson, Diane, Margaret, 1993) 也就是说,“人口中性生活最为活跃的人们,也就是那些被传染上艾滋病的风 险最大的人们,好像并没有因为害怕艾滋病而改变他们的行为。” (罗伯特·迈 克尔等,1996:151) 二,中国的多性伙伴研究 潘绥铭等人对前面提及的全国随机抽样获得的多性伙伴情况进行了分析,这是 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此前对多性伙伴行为者唯一的研究。其中,性别差异,阶层差 异,文化差异等等,同样成为重要视角。 “在每月收入最高的那5%的人里,有45·1%有过婚外性行为。可是在每 月收入最低的那40%的人中,却只有5%的人有过婚外性行为。” (潘绥铭等, 2004:269) “婚外性行为最多的是上过大专的男女(27·6%-29·9%)和上过高 中的男女(24·3%-25·4%)。可是大学文化以上和只上过初中的人,有 过婚外性行为的却少了将近一半。……从表面上来看,婚外性行为主要是那些念书 不多不少的人们的事情。但是,这其实并不是文化高低的问题,而是机会多少的问 题。上学太多就容易眼光高,减少了选择的机会,而不上学则几乎没有机会去选择。” (潘绥铭等,2004:271) 对有过21个以上的性伙伴的人的分析显示,“他们全部是男人,年龄中位数 是30岁半,文化程度主要是初中和高中,几乎都不是党员(指中国共产党党员), 个人收入在中等以上,以商业服务业、娱乐业和个体劳动者居多,主要是初婚者, 主要居住在大城市里,单独外出时间和平时的社交频率几乎都在中等以上,没有一 个身体不太好的,基本上都认为自己的魅力比较大和很大,尤其是性观念的开放程 度都在中等以上。”(潘绥铭等,2004:260-261) 潘绥铭针对这次调查对多性伙伴行为者做出了更多分析:“至少在笔者所考察 的阶层变量中,无论归属于哪个阶层的男女,发生多伙伴性行为的可能性都没有显 著的差异。也就是说,多伙伴现象并不是一种阶层化的行为的产物。或者反过来说, 当前的任何一个社会阶层给自己规定的行为规范,或者已经不足以阻止多伙伴性行 为的发生,或者根本就没有包括这样的禁规。”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那些性欲望和性能力都比别人更强的人,才会去寻 求和发展多伙伴性行为,而‘一般人’只要有一个性伙伴就足矣;但是我们的统计 分析却揭示出:性状况(包括性欲望和性能力两个方面)越良好的人,反而越不容 易发生多伙伴性行为。或者说,在性方面不那么‘强壮’的人,发生多伙伴性行为 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一些;只不过在男性中表现得更显著一些而已。” “越是目前性爱状况好的女性,越不可能发生多伙伴性行为。可是如果再看男 性,就可以引出一个似乎违背常识的推论:越是现在的性爱状况好的男人,发生多 伙伴性行为的可能性反而越大。这其实说明了一个社会性别意义上的问题:由于社 会地位在整体上的不平等,男人和女人对于现有的性爱的依赖程度也就大不一样。 对于处在弱势地位的女性来说,现有的性爱越美好,女性就越容易更加依赖它,因 此不再他顾。可是对于处于强势地位的男性来说,性爱现状越良好,往往越容易增 强他在处理性关系方面的自信,从而更可能去寻求新的、他认为肯定是更加美好的 性爱。” “自己可能不可能发生多伙伴性行为,是女性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基本价值观。 在它面前,现有性爱的好坏、周围人的潜移默化、性的生物状况等等虽然也在发挥 着作用,但是其作用强度却相对地小得多。”(潘绥铭,2002b ) 三,继续研究的空间 正因为以往的研究都是调查统计的定量研究,而缺少深入的个案研究,所以, 为本项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扩展空间。 定量方法的标准化和精确化程度较高,逻辑推理比较严谨,因而更客观,促进 了对现象之间普遍的因果关系的精确分析。但定量方法也有局限性,比如说,由于 是对大量样本的少数特征做精确的计量,因而定量方法很难获得深入、广泛的信息, 容易忽略深层的动机和具体的社会过程。它得到的信息往往是表面的、浮浅的,难 以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而对多性伙伴行为者的研究,如果不抓住不同个体的内心 动机,便难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