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审查初赢喝彩 影片于1963年中旬开始,1966年5月“文革”运动前夕结束,前后历时三年多 时间。但在影片拍摄中,所遭受到的各方面干扰,却是用文字难以形容的。 当时,与苏联关系恶化后电影胶片的短缺,摄制组只好暂时解散,其次,因要 远赴十几个故事发生的外景地,周期增长,再加上还有参加“四清运动”,更主要 的是受到政治风潮的严重影响,多处已经拍成的样片,被勒令修改、重拍、剪掉, 人物的语言、表情和动作,都受到了多方的无端指责。其中有许多场戏,演员本已 发挥得很理想,但是,却难以抗拒政治压力的无情冲击,譬如剧中人赵锦章在被暗 杀临死时,对着靳、顾俩人所说的那么一大段冗长的台词,明显是为了当时政治运 动的需要,而强迫地加在距此已有四十多年前的人物嘴上,给人以非常明显的生硬 之感,这使著名演员史进内心深感痛苦,但是难以抗拒; 而另一场戏表现老四杨如 宽对自己的恋人刘芬,充满憧憬和单纯幻想,所朗诵的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那 首“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却被指责为“小 资调”,而在完成本后,硬是通过对嘴形,而改补上另外一句直露的、充满革命意 味的话: “若我战死在沙场,切莫为我而悲伤,今朝慨歌洒鲜血,他日红花遍地香”, 虽符合剧情,但却使情节大为逊色。该片又在同时期出品的为数极其有限的影片中, 率先在开头处煞费苦心地硬加上一段毛泽东的话,也就是“文革”即将开始后流行 一时的“毛主席语录”——“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看是否走与 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以弄巧成拙地进行人为抛开艺术的政治主题图解。 就这样,反复地折腾,剪辑台上的胶片无休止地修补,从而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在 当时的电影生产制作中,创下了拍片周期最长、修改次数最多、审查次数最多的多 个之最。 1964年,影片部分完成片送领导机关审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首先肯定影 片的同时,特别指出其中一些情节不合理、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要求把影片改 好。根据他的指示,这部影片的部分样片又分别送给了周恩来、董必武、罗瑞卿等 领导同志以及一些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恳请他们提出宝贵意见。陶铸 为此两次亲临珠影厂,与影片的编导、演员和主创人员一起进行细致的讨论,影片 的修改方案经厂党委通过后,再次报请陶铸。1965年,陶铸专程邀请陈毅、张际春、 胡耀邦、王震等领导同志来到珠影厂观看影片,赢得大家的一致赞同。1966年初, 影片根据陶铸的具体意见全部拍摄和修改完成。陶铸又专门邀请陈毅、贺龙、叶剑 英、徐向前等领导同志来到珠影厂观看,并请他们几位审查,发表意见。这几位德 高望重的老领导看完之后,面含微笑地走出放映间,在技术楼前下台阶的时候,陶 铸笑着问大家: “你们看,这部片子还可以吧?”陈毅同志当时就举起双手豪爽地 说: “我举双手赞成!”随后,陶铸又和陈毅继续对这部影片交换意见,认为有个 别镜头在细节处理上还不够完善,并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供导演参考。 可是随着“文革”运动陶铸被打倒,影片的“幕后操纵黑手”被揪出,一部普 通的电影,由此上纲上线,快速升级,徒然成为政治运动中的大案要案,甚至还有 人别有用心、挖空心思地把剧中人“金公寿”的名字,非要说成是陶铸的隐喻,因 为在此前的剧本创作当中,作者曾把男主人公的名字叫做“公金寿”,电影界前辈 夏衍看了剧本之后,善意地提出意见说: 中国的百家姓里没有姓“公”的,再说在 南方叫“老公”,“老公”是指女方对自己丈夫的爱称,作为剧中的女性叫起来自 然是极不合适,即便是同一男性这样叫,听起来也很不顺耳,何不干脆把前后两个 字给颠倒一下。作者欣然采纳了夏衍的意见,于是,“公金寿”就变成了“金公寿”。 但想不到这个毫无政治色彩的剧中人的名字,却在此时意外地惹出了麻烦。因为考 虑到全部影片的对白已经完成,不得已,编导赶紧把此名改为“靳恭绶”三个字, 可是,当权者仍步步紧逼,围绕此名大做文章,离奇地编造出“靳”即“金”, “恭”即“公”,“授”与“寿”如出一辙,“授”和“公”字放在一起即为“铸” 意,再把这两个字一颠倒,即是“铸公”也,所以,男主角的原型就是暗指“陶铸”。 这一荒唐、可笑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却在“文革”中演变成一场人世间的浩劫。 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之一、资深著名摄影师姚士泉,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从艺,他 的黑白对比用光摄影堪称一绝,但在“文革”风暴中被打成“三四十年代的黑线人 物”,还要清查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姚士泉终因忍受不了人身污辱,而在厂外的甘 蔗地里割腕自杀,他的名字便从摄影名单中给无情地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