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陈寿椿勇挑重担 陈寿椿搞火箭的志向,应该说在他念中学时便确定了。陈寿椿念中学时物理成 绩最好,受物理老师的影响也最大。一次,他问老师:“将来我选什么专业为好?” 老师说:“你最好将来去搞火箭!”他摸着后脑勺莫名其妙:“老师,火箭是什么 东西?”于是,老师便给他讲德国的V-2导弹,讲得他如痴如醉,神魂颠倒。后 来他报考武汉大学填写专业时,要填火箭专业,却找遍了所有栏目也没找着火箭专 业,最后只得填了个无线电专业。 陈寿椿在武汉大学只学了一年,便作为留苏学生被选拔到北京学了三年俄语, 然后于1955年到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深造,1960年回国后分配在国防部五 院搞火箭的总体设计。 1965年,刚到而立之年的陈寿椿被提拔为研究室副主任。当时他所在的研 究室共57人,有31人都跑到外边“革命”去了,在家“生产”的,加他一起只 剩下26人。主任已离京劳动改造,他便成了惟一的领导。大伙眼睁睁地看着“长 征1号”火箭的研制工作停滞不前,个个心里都十分着急。身为研究室副主任的陈 寿椿以及其他几位业务骨干,自然更是急不可待,跃跃欲试。 于是,当“长征1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正式接手,仅凭任新民总师的口头 交待,陈寿椿、韩厚健便承担起了“长征1号”火箭设计研制的具体组织工作,如 方案的修订、计划的编制、进度的安排、组织的协调、情况的总结,以及吃喝拉撒 等一系列工作、生活诸多方面的事情。 这一时期里被人们叫做“小陈”、“小韩”的陈寿椿和韩厚健,在工作上简直 就成了“大拿”,有人竟风趣地叫他俩为“陈副院长”、“韩副院长”。 然而,那毕竟是一个被“左”的政治统治的年代,随着运动的恶性发展,两派 组织的愈加对立,“长征1号”火箭的研制工作也就愈加显得阻力重重,甚至充满 艰险! 陈寿椿后来回忆说:“最艰难也最艰险的,是试车!” 所谓试车,即指火箭研制完毕后,要先在地面将火箭捆绑起来,让发动机真正 点火,进行模拟发射——除了不让火箭飞起来外,其他工作程序与真正发射一模一 样。只有试车完全成功,方能运往发射场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发射。 但“长征1号”火箭首次试车,便运气不佳。首次试车是在1967年。那天, 由于两派群众组织互相扭打,互相围攻,结果把火箭研究院总体设计部的大楼围了 个水泄不通。试车工作队只好派出代表与两派组织的头头谈判。还好,两派组织之 间有矛盾,但对火箭没意见,何况要“抓革命”,也得“促生产”。于是,同意放 行。 参加试车的队伍总算走出了总体设计部的大楼,可当专列拉着“长征1号”火 箭快到试验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故发生了:就在载着火箭的专列隆隆驶进试验 区时,一个手持钢枪正在站岗值勤的战士在回头的一瞬间,突然发现铁轨当中冒出 一块大石头。而这时的专列已来不及刹车,若是一旦与石头相撞,肯定会出轨或者 翻车。值此关键时刻,站岗的小战士几乎没作任何考虑,便一个箭步冲了过去,用 尽全身力气将石头推出铁轨。但这时专列已经逼近,来不及躲闪的小战士当场被专 列碾成肉团。 无疑,这是再典型不过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案情很快报到科委,再报到中央,尔后便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紧张而恐怖的 追查。 陈寿椿说,由于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有些该做的试验也不敢做了。譬如, 做火箭的爆炸试验时,需要使用5公斤的炸药。个别领导一听说要用炸药,好像一 下子就联想到了原子弹,非要让搞试验的同志写个报告,呈报上级部门。 可是当报告送到航天部后,航天部不敢批,便送到国防科委。国防科委见了后, 还是不敢批,又送到中央军管会。送来送去,几个星期过去了,仍不见回音——既 不说可以,也不说不可以。 但试验得往下进行。于是,神圣的责任驱使陈寿椿等人决定冒险自己干。 那天,每个人的心都禁不住微微发颤甚至怦怦直跳——要是试验平安无事,那 皆大欢喜;若是万一出点事故,谁能担此责任?还好,上苍总算良心未泯,当炸药 引爆后,试验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