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特罗欣档案 本书是在作者大量接触了克格勃国外情报部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后撰 写而成的。这些档案是世界上最机密、保守最严密的档案之一,此举在历史上是前 所未有的。迄今为止,国外情报局,即现在的俄罗斯国家情报机关,仍非常自信地 认为不可能出现像这样的一本书。1996年12月德国《焦点》杂志曾报导称,一位前 克格勃官员“带着一份有上百名俄国间谍的名单”叛逃到了英国,国外情报局的发 言人塔蒂亚娜·萨莫利斯当即嘲笑此事为“纯属胡言”。“数以百计的人,根本不 可能!”她说,“叛徒可能得到一个、二个或许三个特工人员的名字--但绝不可 能是数以百计的!” 虽然国外情报局用“不可能”这样一句话轻描淡写地使这个报导不了了之,但 是事实却远非如此。克格勃的叛逃者带给英国的不只是几百人,而是遍布全球的数 以千计的苏联特工和情报人员的详细资料,其中一些是隐藏得很深的“特工”,他 们用假的外国公民的身份做伪装。从十月革命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所有为苏联从事 间谍活动的人,如今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1992年,当英国秘密情报 局帮助那位叛逃者秘密逃离俄罗斯的时候,他们不仅带上了这个叛逃者的家属,也 带走了六个箱子,其中装有至1984年他退休前十二年来,几乎是他每天记载的关于 克格勃绝密档案的详细材料,甚至还包括远至1918年的档案。这些箱子所包含的内 容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形容为“有史以来从一个情报人员手中得到的最完整、最全面 的情报”。 瓦西里·尼基季奇·米特罗欣,这位收集了此份非同寻常的档案的克格勃官员 现在已成为一名英国公民。他1922年出生于苏联中部,1948年开始了作为一名苏联 国外情报官员的生涯。当时,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的前身)的国外情报部门与总情 报局暂时合并在一起,形成了情报委员会。1952年,当米特罗欣第一次被派往国外 执行任务时,情报委员会已经解体,国家安全部又恢复了与总情报局的传统的竞争。 在情报局工作的前5年,他是在一种极端多疑的气氛中度过的。当时正是斯大林执政 的最后时期,苏联情报部门受命在全苏联进行政治迫害,以防止任何铁托主义和犹 太复国主义的阴谋。尽管这些阴谋绝大多数都是臆想出来的。 1953年1月,有人公开指责国家安全部开展的追捕阴谋家的行动是“缺乏警惕性” 的。苏联的新闻机构塔斯社发布的一则耸人听闻的通告称,在过去的几年中,全世 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西方情报机构一直在与一个由犹太医生组成的恐怖组织共同 策划一个阴谋,旨在“消灭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执政的最后两个月里,国家安 全部力图通过追捕这一臆想中的阴谋的参与者来证明他们那高度的警惕性。实际k, 他们所谓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顶多也就是一场略作伪装的反犹太大屠杀。就在19 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前不久,米特罗欣受命调查《真理报》驻巴黎记者尤利·茹 科夫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这个人的妻子的犹太血统使他受到了怀疑。米特罗 欣感觉到斯大林残暴的安全主管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打算将茹科夫卷人 杜撰的犹太医生阴谋。然而就在斯大林葬礼的几周后,贝利亚突然宣布该阴谋从未 存在过,那些被称为阴谋家的人也随之被宣告无罪。 到了1953年夏天,贝利亚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中的大多数同事又团结在一起,原 因是慑于另一桩阴谋--那就是贝利亚正在策划政变,企图夺取原来被斯大林占据 着的职位。7月,当米特罗欣在某外国首都访问期间,收到一封要求他亲自破译的绝 密电报。他惊奇地发现贝利亚已被指控犯下“反党、反政府的罪行”。后来他才听 说贝利亚在主要竞争对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秘密策划下,已于6月 2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被捕了。在他的单人牢房里,贝利亚给他以 前的同僚们写了多封求饶信,苦苦恳求他们饶他一命: 给我一个不起眼的工作吧,两三年后,你们就会发现我已改过自新,仍然对你 们有用……在现在这种境况下,同时也因为光线差,又没戴眼睛,信写得稍微零乱、 潦草了点儿,请求同志们原谅。 因为不再害怕他,同志们仅仅把这当成是他惊惶失措后的笑料而已。 12月24日,有消息说,经最高法院审判,贝利亚已经被判处死刑。由于担心破 坏共产党政权的形象,他对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屠杀所应担负的责任和强奸过数名 未成年少女的记录不能被公开,他的罪名被莫须有地宣称是与英国及其他西方情报 部门勾结,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恢复资产阶级政权”。贝利亚因而成为继30年代 的雅戈达和叶若夫后,第三位被枪决的苏联安全长官,其罪名包括充当英国特务 (臆造的)。按照斯大林时代的传统,凡购买《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读者都被要求 用“一把小刀或剃须刀”将有关贝利亚的条文挖掉,代之以一篇关于白令海峡的文 章。 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一直被人们广为 传诵,那次报告是对斯大林主义的第一次官方批判。赫鲁晓夫认为,对斯大林的 “个人崇拜”是导致“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党性原则、党内民主及革命法制的扭曲” 的根本原因。此次讲话由中央委员会通过秘密信函传达给克格勃内的党组织。米特 罗欣所属的支部用了整整两天时间讨论它的内容。他仍可以清楚地回想起支部书记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捷尼科夫(后来任克格勃驻芬兰情报站站长)的结论: “斯大林是个土匪广’听到这句话后,有些党员因为震惊--或者是出于谨慎-- 而说不出话来,其他一些人则同意捷尼科夫的观点。虽然米特罗欣确信他们脑子里 都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但没有人敢说出来,那就是“当这些罪行发生时,赫鲁晓夫 在那里?” 受这个秘密报告的影响,米特罗欣变得越来越敢于为自身的利益说话。尽管以 西方的标准来衡量,米特罗欣对克格勃运作方式的批评并不算严厉,但是他还是在 1956年被从行动部门调到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馆工作。在那儿,他的主要职责 是负责回答其他部门和各地方克格勃机关提出的咨询。米特罗欣发现,贝利亚的个 人档案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被销毁了,这样一来,他所收集的有关他以前同事的负 面资料便不会留下任何痕迹。1954至1958年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 洛夫曾非常尽职地向赫鲁晓夫报告说,贝利亚的档案中有很多“煽动性、诽谤性” 的资料。 一些曾在斯大林统治后期备受冷落的作品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重新出版,米 特罗欣是这些作品的忠实读者。1954年发表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新诗集,这 是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发表他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是从苏联革命前即开始文学生 涯的最后一位俄罗斯著名作家。这是斯大林死后发生在莫斯科的第一件文学领域里 的大事。这组题为《来自小说“日瓦格医生”的诗歌》的作品与一部尚未完成的长 篇巨著的简要描述一起发表在一份文学杂志上,这组诗将在那一长篇大作中出现。 完稿的《日瓦格医生》讲述了一位谜一般的男主人公从沙皇统治后期到苏维埃政权 早期的曲折人生。1956年,这本书被官方认定极富颠覆性,并被禁止出版。在小说 中,当日瓦格听到苏联革命的消息时,“他为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所震撼,觉得它 的深远意义将世代流传。”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更进了一步,他把作品中所显现出来 的对这一政权的精神虚无的感觉准确无误地传达出来:列宁是“复仇的化身”,斯 大林是“长满麻子的暴君”。 帕斯捷尔纳克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第一位在国外出版作品从而逃避了被禁命 运的苏联作家。当他把《日瓦格医生》的打字稿交给意大利出版商的代表詹乔科莫 ·费尔特里奈利时,詹乔科莫·费尔特里奈利忧郁地笑着对他说:“我在此特邀请 你届时观看我面对行刑队时的情景广’不久,迫于官方命令,帕斯捷尔纳克给费尔 特里奈利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从出版社撤回原稿;但私下里,他写信告诉费尔特里 奈利继续出版。1957年11月,《日瓦格医生》以意大利文首次出版,并被译为24种 语言,成为畅销书。一些西方评论家称赞此书是继托尔斯泰1899年出版的《复活》 之后最著名的俄国小说。虽然莫斯科官方对《日瓦格医生》一书的成功十分震怒, 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却在195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发给瑞典文学院的电报中, 帕斯捷尔纳克称自己“非常感激、感动、自豪、惊讶和惭愧”。苏联作家协会的报 纸《文学报》则称他是“为了30块银币一一诺贝尔奖金--而出卖自己人民的文学 犹大”。在官方的巨大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致电斯德哥尔摩称,“考虑到我所属 的这个社会赋予这一奖项的重要意义”,他不能接受该奖。 米特罗欣虽然不欣赏帕斯捷尔纳克,但他仍然认为官方对于《日瓦格医生》的 批判正好代表了赫鲁晓夫在文化上的野蛮意志。“文学和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 发展进程,”赫鲁晓夫蛮横地坚持说,“必须……由党来决定。”对于莫斯科文学 机构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新斯大林主义式的谴责,米特罗欣感到非常气愤,于是1958 年10月,他给《文学报》写了封匿名信。尽管信是用左手写的以便掩饰其笔迹,但 在一段时间里,他仍很担心自己的身份会被识破。米特罗欣知道克格勃的档案中保 存着大量经常用以追查匿名信作者的资料。他甚至担心,因为他封信的时候舔了一 下信封背面的胶纸,克格勃的实验室可能由此鉴别出他的唾液。整件事加深了他对 赫鲁晓夫的怨恨,因为他并未像1956年秘密报告中所表示的那样,开展一场全面的 反斯大林运动。他怀疑是赫鲁晓夫亲自下令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迫害,以警告那些 试图挑战他的权威的人。 那时,米特罗欣并不是一心要推翻苏维埃政权,而是渴望出现一个比赫鲁晓夫 少一些斯大林时代印记的新领导人。到了1958年,谢洛夫的克格勃主席职位被他最 主要的批评者之一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所取代。米特罗欣相信,期盼 中的新领导人出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仅40岁的谢列平就以游击队司令而 闻名。在1952到1958年间,作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共青团)的领导人,他曾在赫 鲁晓夫的“处女地”运动中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去把荒芜的大草原变成适于耕作的 农田。尽管这些新集体农庄后来由于水土流失垮掉了很多,但从短期来看,这次运 动的成就还是相当辉煌的。苏联的新闻片中经常映出无数排联合收割机在麦浪起伏、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前进的画面。 正如米特罗欣过去所希望的那样,谢列平迅速在克格勃中树立起了彻底的改革 派形像,从共青团中挑选了一批精干的年轻人代替了许多老斯大林主义分子。米特 罗欣印像非常深刻的是,谢列平发表电视演讲的时候,只是非常简单地看一眼稿子, 然后就直接对观众演讲起来,不像大多数苏联领导人那样机械地读早已准备好的文 章。谢列平试图为克格勃树立一个新的公众形像,他在1961年时声称,“违反社会 主义法制的行为已经被彻底消除了……契卡主义者们(克格勃的官员们)可以问心 无愧地面对党和苏联人民。”米特罗欣对谢列平怀有深刻印像,还因为他对他的一 个亲戚非常照顾。 像他之前的贝利亚以及他之后的安德罗波夫一样,谢列平的雄心壮志远比做克 格勃主席更为远大。据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说,还在上大学的时候, 当20岁的谢列平曾被人问起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他马上回答说,“当领袖!” 谢列平希望他的政治生涯能把他引向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这一职位,而克格勃只是 这一征途中的一块垫脚石。1961年12月,他离开了克格勃,但作为新成立的很有权 威的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他仍继续指导克格勃的工作。新任克格勃主席是 时年37岁的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俾特内,他曾经是谢列平的部下。他 年轻但不如谢列平那样有闯劲。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谢米恰斯特内重新又开始销 毁那些能从中洞悉苏共中央主席团在斯大林时期的活动的档案材料,他下令毁掉了 有关清除中央委员会委员、高级情报官员和斯大林时期住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主义 者的材料。 米特罗欣一直把谢列平视为未来的第一书记,故此,当1964年谢列平成为打倒 赫鲁晓夫的政变中的领导人之一时,他丝毫也不觉得惊奇。然而,对贝利亚的记忆 仍十分鲜明地留在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人员的脑子里,以致于他们一时还难以接 受一位安全长官作为党的领导人。对于谢列平的大多数同僚来说,取代赫鲁晓夫成 为第一书记(后来的总书记)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是一个让人放心得 多的人物,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调和对立派别时很有耐心,尽管他也很善于 与他的政敌周旋。1967年勃列日涅夫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足够稳固了,就抛弃了不 受欢迎的谢米恰斯特内,并让仍旧野心勃勃的谢列平坐上了冷板凳。谢列平被从苏 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降为相对来说影响力较小的贸易联合会主席。一来到他宽敞 的新办公室,谢列平就发现他的前任维克托·格里申在隔壁的房间弄了一个梅德维 杰夫后来婉转地形容为“特殊装备”的按摩室。作为对自己被降职的报复,谢列平 在莫斯科到处宣扬有关格里申性丑闻的故事。 谢米恰俾特内垮台及谢列平被贬之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接 任克格勃主席,成了主要的受益人。此人有一种他的一些手下所谓的“匈牙利情结”。 1956年匈牙利动乱期间,作为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他透过大使馆的窗户看着那些 令人痛恨的匈牙利安全机构的官员被吊死在路灯杆上的情景时,满心恐惧。在那以 后,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一个表面上看来非常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旦倾覆是如 何迅速地走向终结。后来,当其他共产主义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196年在布拉格, 1979年在喀布尔,1981年在华沙)他确信,就像1956年在布达佩斯时那样,只有武 装部队才能保障它们的存在。自从1957年离开匈牙利,安德罗波夫一直任苏共中央 联络部的领导人,负责与苏联集团国家的共产党的联系。1967年他被任命为克格勃 主席,是第一位走上这个职位的党的高级官员。勃列日涅夫此举意在确保对安全、 情报系统的政治控制。安德罗波夫后来成为所有克格勃头目中任期最长,最具政治 手腕的领导人,他15年的克格勃主席生涯在1982年走到了最高峰:接替勃列日涅夫 担任总书记一职。 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任职期间,第一个重大危机来自‘布拉格之春”。捷克斯 洛伐克的改革者们试图创造一种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完全不能接受的非正统的“带着 人道主义面孔的共产主义”。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样,1968年8月华约武装力量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米特罗欣自己所谓“思想变化的漫长旅途”中的一个重要的 加油站。“布拉格之春”期间,米特罗欣被派驻东德。在那里,他可以从英国广播 公司国际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和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俄语节 目中听到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报道,但是他却不能对其他任何人倾诉对布拉格改革 的同情之心。大约在苏联坦克进人布拉格前的一个月,一件事给他留下了特别深的 印像。一位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处(“特别任务”处)的官员维克托·利亚波夫上校 对米特罗欣说,他“要去瑞典几天”,但从他的表情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瑞典并不是 他真正的目的地。利亚波夫回来几天后告诉米特罗欣,第二天的《真理报》将刊登 一篇十分有意思的文章,暗示那与他这次任务有关。第二天米特罗欣在报纸上读到 有关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帝国主义分子的武器库”被发现的报道,他立刻意识到这 是利亚波夫和其他五处的官员故意栽赃陷害、刻意败坏改革运动者们的声誉。 “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不久,米特罗欣听了安德罗波夫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 霍斯特克格勃驻东德总部发表的一次讲话。像谢列平一样,安德罗波夫也是直接对 听众讲话,而不是像众多苏联官员那样盯着早已准备好的陈辞滥调的稿子念。安德 罗波夫有着一张严肃的面庞,银发背在宽宽的额头后,带着一副金属框架的眼镜, 再加上他的学者风度,似乎与俾大林时期的恶棍贝利亚和谢洛夫有着天壤之别。他 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释比苏联公众所听到的要精辟得多。他坚持认为,那是保 障苏联安全和卫国战争后建立的欧洲新秩序的唯一办法。这种客观的政治需要,安 德罗波夫称,就连伟大的物理学家彼得·卡皮察那样的非正统人物也能够理解,尽 管他一开始对于布拉格的改革者们也表示了一定的同情。然而从华约的入侵中米特 罗欣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确信,捷克斯洛伐克“带着人道主义面孔的共产 主义”的灭亡证明了苏维埃制度是不可以进行改革的。时至今日,在他的心目中愈 加认为,那个他仍记忆犹新的稀奇古怪的神话形像,“一个长着三个脑袋的蛇”奴 役着俄国人民。这个奇怪的三个脑袋就是:共产党,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和克格勃。 从东德返回莫斯科后,米特罗欣继续收听西方广播,不过由于苏联采取电波干 扰,他必须频繁地改变波段,以便找到一个可以听清楚的电台。通常,他都是在听 完简短的新闻报道后就结束收听。在这些新闻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像的要属《时 事实录》中的内容。《时事实录》是1968年由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首次发行的地下出 版刊物,它主要传播一些与滥用人权做斗争的新闻。这个《实录》在头版头条刊登 了捍卫在苏联遭滥用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表述的自由。 随着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进行的斗争的日益加剧,米特罗欣看到了无数克 格勃实际上肆意操纵苏联司法制度方面的例子。他后来抄录下一份苏联最高法院院 长戈尔金于1967年12月寄给安德罗波夫的一封满篇阿决奉承的祝贺契卡成立50周年 的祝贺信: 苏联法院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是同时成立的,但这不是促使我们 在一起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我们工作的同一性……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国家安全机关和法院在互相理解的宗旨下,在良好的职业关 系中,解决了所有复杂的工作。 米特罗欣在内部的秘密刊物《克格勃文集》和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中看到, 许多证据表明,安德罗波夫主张消灭各种形式的不同政见,并认为为人权而斗争只 不过是帝国主义在众多领域内阴谋破坏苏维埃政权所做的斗争中的一部分。1968年, 安德罗波夫签发了克格勃主席第005号令。“国家安全部门的任务就是对反对派在思 想领域的破坏活动展开斗争”,号召人们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者 进行更积极的斗争。这种积极斗争的一个例子使米特罗欣感到非常愤慨,这就是他 作为基洛夫芭蕾舞团的一个热心崇拜者,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中发现了对叛逃 的芭蕾舞明星鲁道夫·麦列耶夫进行迫害的计划。 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米特罗欣可以从克格勃记录和西方媒体上了解情况, 他的政治观念深受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影响。“我当时是一个不合群的人,”他回 忆道,“但是我现在知道,那时的我并不孤独。”尽管米特罗欣从未想过公开地投 身于人权运动,但《时事实录》的事例与其他地下出版物促使他产生了一个念头: 他要汇编一份秘密材料,来记录苏维埃制度的种种恶劣行径。于是,渐渐地在他的 脑子里产生了要把克格勃在国外的活动作一份个人记录的想法。 1972年6月,当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搬离位于莫斯科鲁比扬卡克格勃总部 (十月革命前曾为全俄保险公司)过于拥挤的办公室,迁人莫斯科东南部的雅瑟涅 沃,距外环公路半英里的一幢新建筑物时,米特罗欣的机会来了。由芬兰设计师设 计的这幢Y字型七层办公大楼的一侧为礼堂和图书馆,另一侧为一所综合医院、体育 馆和游泳池,漫山遍野的白烨树、绿草地,令人赏心悦目。到了夏天,还能看到成 片的小麦和黑麦地。克格勃的其他部门绝大多数在莫斯科市中心一个拥挤的环境中 工作,雅瑟涅沃被称为“丛林”--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带有一种羡慕而不是轻蔑的 意思。 随后的十年里,不论是在鲁比扬卡还是在雅瑟涅沃的个人办公室中,米特罗欣 单独负责检查和密封了近30万份还没有转移到新总部的克格勃第一总局档案馆中的 档案。管理档案期间,从目录的编辑和索引卡的填写中,米特罗欣就能够察觉出哪 些档案是这个或另一个办公室所需要的。除了米特罗欣,几乎没有哪个克格勃官员 能够花这么长的时间阅读、更不用说记录这个国外情报机构的档案了。除克格勃第 一总局档案人员以外,只有最高层官员才享有他这种无限制接触档案的权利,而实 际上这些人连阅读他记录的部分材料的时间都没有。 米特罗欣通常每周的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五在他雅瑟涅沃的办公室度过。星 期三,他前往鲁比扬卡处理克格勃第一总局有关S局的绝密档案,S局负责管理特工 --克格勃官员与间谍。这些人大多数为苏联国籍,在外国扮作外国居民以便掩护 自己工作。米特罗欣曾经回忆说,每一批档案都是在他的监视下,于星期四早晨放 人密封的集装箱运至雅瑟涅沃,抵达后再由米特罗欣检查一遍。与那些1972年迁入 新总部的部门不同的是该局又继续在鲁比扬卡驻留了十年。 这样一来,米特罗欣发现自己花在处理作为克格勃第一总局最高机密的S局档案 上的时间比处理苏联其他国外情报机关的档案的时间要多得多。在克格勃内部,特 工们保持着一种古怪的神秘仪式。每一位特工在被派驻国外前,都必须宣誓,誓辞 虽然好像有些夸张但也不失庄严: 我万分珍惜党和祖国对我的信任,对把我派往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最前线的决 定充满了强烈的感激之情……作为一名祖国有用的子孙,我宁愿牺牲也不会泄露托 付给我的秘密或致使秘密落入敌对势力之手,因为这将对国家利益造成政治上的损 害。我以我的生命宣誓,我将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苏联人民。 克格勃的档案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常被人称为“大特工”的传奇式的情 报人员在国外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二战以后,克格勃通过外交或其他官方掩护, 在外国国家的首都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情报网,他们在成立“合法情报站”的同时, 还成立了“秘密情报站”,试图再创它在战前的辉煌。 S局的记录显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殊成就,克格勃的特工成功地伪装成外国人 的身份,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跨度很大,有哥斯达黎加的大使,有钢琴调音师,甚至 还有纽约州的州长。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克格勃的宣传资料仍把这些特工描述为 秘密情报部门武士精神的最高化身。已退休的英国的克格勃间谍乔治·布莱克1990 年写道: 只有那种有远大理想的人才能从事这一职业,虽然在这儿用“事业”一词可能 更合适。只有成就一番大事的情报部门才能要求它的官员们做出如此的牺牲。据我 所知,这就是为什么,至少说在和平时期,只有苏联的情报部门成立了“秘密情报 站”。 国外情报局延继了克格勃的这一传统。1995年7月,在美国出生的最著名的间谍 莫里斯·科恩死后一个月,叶利钦总统授予他“俄罗斯联邦英雄“的称号。 米特罗欣记录的S局档案展示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特工。克格勃第一总局中除 了那些在整个间谍生涯中一直隐瞒身份、严守职业纪律的忠诚官员外,也有一些人 在苏联宣传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像与西方现实生活的矛盾面前没有经受住考验。S局记 录中有一种更为隐蔽的秘密,上面记录了在苏联的最后25年里,这些特工所从事的 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在华沙条约集团的其他国家中找出并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这种 反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颠覆活动”的卑鄙斗争不但是S局的任务,也是克格勃第一 总局下属其他部门的任务。 1972年,当米特罗欣开始编辑常人接触不到的克格勃第一总局档案时,他异常 小心。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开始的几个星期,他回到家后每晚都努力回忆档案中 的名字、代号和关键的事件,并把它们记录下来。由于这样太慢也太笨,他放弃了 这种方法,开始用很小的宇在小纸片上做记录,再把纸片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里。 每天晚上,他从废纸中找出纸条并藏在鞋中偷偷带出雅瑟涅沃。渐渐地,米特罗欣 变得更自信了,因为他确信雅瑟涅沃的保安人员只是偶尔检查一下他们的手提包和 公文包,却从不搜身。几个月以后,他开始把档案抄在一般的公文纸上装,装在夹 克和裤子口袋里,带出办公室。 米特罗欣在抄录第一总局档案的这十二年中,不止一次地被扣留搜查,经历了 无数次九死一生的紧要关头。他时常发现(正如第一总局其他官员们一样)自己被 人跟踪--不是七局(负责监视)的人,就是第二总局(负责反间谍)的人。在一 次被跟踪时,他正在逛迪纳莫足球俱乐部体育用品商店。令他惊恐万分的是,他发 现自己正站在两个英国游客身旁,这两个人很可能被监视他的人怀疑成是前来与他 接头的特务。如果被搜查,那么他身上的绝密档案的记录将顷刻间被发现。米特罗 欣迅速走向另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期望令监视他的人相信他的的确确是在逛商店。 当走向自己公寓时,他发现两个人站在位于自己九层公寓的门边,可走到门口时, 这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在第一总局有一条长期生效的规定,那就是第一总局的官员 必须上报诸如此类的可疑事件。然而米特罗欣却没有照办,他惟恐吸引他们的注意 力,促使去调查他曾被看见站在两个英国游人旁边的事实。 米特罗欣每晚回到莫斯科的公寓时,便把记录拿出来藏到褥垫底下。周末,他 把它们带到他亲属的一所离莫斯科三十六公里远的乡间别墅,并尽可能地把它们打 出来,然而记录越来越多,米特罗欣不得不被迫留下其中一些手抄的原稿。他把第 一批打字稿与记录原稿放在一个搅奶桶里藏到地板底下。别墅的地基建得比较高, 给米特罗欣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爬到地板下,用一短把铁锹挖洞。当他往里爬时,经 常与小狗、小猫打照面,挖洞时还经常惊动老鼠,但是他认为这种地方就连盗贼也 不会跟他进来;这也是他经常用来自我解嘲的一个办法。搅奶桶装满了,他又把记 录和打字稿藏到一个用来给衣服消毒的铁桶里。最终,他的档案装满了两个铁箱, 两个铝盒,所有这些,都被埋在别墅的下面。 有一个周末是让米特罗欣感到最不安的时刻,当他到达别墅时发现一个陌生人 藏在阁楼上,他立即回想起几年前的一起事件。那是1971年8月,作家亚历山大·索 尔仁尼琴的一个朋友无意间到他的别墅去拜访,索尔仁尼琴不在,惊动了阁楼上两 名可能在搜查颠覆性手稿的克格勃官员。其他克格勃人员迅速到达出事地点,并痛 打了索尔仁尼琴的这位朋友一顿。事后,安德罗波夫极轻蔑地通知索尔仁尼琴,克 格勃参与这件事的情况纯属杜撰。当米特罗欣到达别墅时,这件事在他脑海中仍记 忆犹新,因为他近来所记录的档案恰恰反映了克格勃计划迫害索尔仁尼琴的详尽细 节和克格勃希望通过西方媒体低毁索尔仁尼琴的名誉而采取的“积极措施”。然而 令他大为欣慰的是,阁楼上那个擅自闯人的人却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暑假期间,米特罗欣在奔萨附近另一个亲戚的别墅里从事整理他所抄录的一批 批档案的工作。为了不引起注意,他身着农民的衣服,并用一个旧帆布袋来运送这 些记录。奔萨位于莫斯科东南630公里处,1918年夏天,这里曾经爆发过第一次农民 反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暴动。 20世纪50年代,当索尔仁尼琴开始写作时,他告诉自己,‘他继承了所有追求 真理的现代作家的遗风”: 我写作只是为了确保它不会被忘记,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日后有可能知道它。 我必须把“能在我的有生之年出版我的书”这个想法从我的头脑中、从我的梦想中 赶出去。 正如米特罗欣把他的第一批手稿藏在搅奶桶里埋到别墅底下一样,索尔仁尼琴 最早期的手稿也用很小的字体写在纸片上,塞进一个空香按酒瓶子埋在院子里。 “反斯大林主义”早期,有一段短暂的宽松时期,索尔仁尼琴描述在古拉格(苏联 内务部劳改局)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才得以出版。这之后,他 为防止克格勃没收他的其他手稿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直到1974年他最终被驱逐 出境,。米特罗欣从没想过拿他自己与诸如布尔加科夫和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文学巨 子相比。但是,像他们一样,他开始积累档案,“以确保真理不会被忘记,子孙后 代日后将会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在感情上对米特罗欣影响最大的是克格勃有关阿 富汗战争的档案。1979年12月28日,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一位由莫斯科选出的 阿富汗新领导人--请求已经入侵阿富汗的苏联红军给予“兄弟般的援助”,并在 喀布尔电台天天播出他的前任,哈菲佐拉·阿明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经‘革 命法庭”审判,被处以死刑。米特罗欣很快就从源源不断涌人档案馆的有关此次战 争的档案中发现,实际上,在喀布尔总统府被假扮成阿富汗士兵的克格勃特种部队 袭击后,阿明是和家人及其随从一起被暗杀的。 有关克格勃在战争期间的大量档案经政治局和苏联统治集团的其他部门传阅后, 交由档案馆中的女职员们整理归档。由于量很大,她们有时一次就要送交多达30份 的档案,让米特罗欣审核批准。这些档案中记录的恐怖事件被小心地对苏联人民隐 瞒了。苏联的媒体也对在成千上万个阿富汗村庄里进行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彻底清剿 保持缄默,这些村庄现今已荒无人烟,到处残垣断壁。四百万难民背井离乡,一百 万阿富汗人死于战乱,而事后戈尔巴乔夫对此却仅用“错误”一词来不了了之。以 往在战争中阵亡的烈士总是伴着等候在那里的仪仗队与庄严的乐曲回到祖国。而这 一回,在这场战争中阵亡的1.5万名红军士兵的灵枢只是被静静地停放在苏联空军 机场,秘密地举行了葬礼,阵亡战士的亲属仅仅被告知他们的亲人已为“履行他们 的国际义务”而殉职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秘密埋葬在库兹明斯基公墓,正好在米 特罗欣父母坟墓的附近。他们的墓碑上不允许提及有关阿富汗的事。阿富汗战争期 间,米特罗欣第一次从他雅瑟涅沃的一位过于坦率的同事那里听到对苏联政策的公 开批评。一天,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一位上校问他,“难道战争没有令你羞于做一名 俄国人吗?”,“你的意思是说羞于做一名苏联人?”米特罗欣脱口而出。 米特罗欣1984年退休后,仍专注于对阿富汗战争的研究。退休后的头一年半时 间,他用来整理他的记录,摘出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材料,并用连续的叙述性语言把 这些材料汇集在了一起。戈尔巴乔夫1985年成为苏共领导人之后,号召“公开性”, 但是米特罗欣认为苏联的体制是绝不会允许公开有关这次战争的真实情况的。于是, 他想方设法要把这些档案记录转移到西方并在那里出版。 1987年5月28日,19岁的西德人马休斯·鲁斯特驾驶单引擎塞斯纳飞机由苏芬边 境进人苏联领空,飞行了450英里竟无人察觉,最后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上。在场的克 里姆林宫保安人员一时还以为鲁斯特是在拍摄电影,在整整一个小时的混乱之后, 他才被带走并关进了克格勃的列弗托沃监狱。这一事件使米特罗欣大受启发,他曾 设想过用克格勃运动俱乐部的微型飞机把他的档案带到属于另一个世界的芬兰,但 他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米特罗欣在苏联瓦解之前曾拟定了一系列计划,其中最为切实可行的就是在当 地党委找个负责签发出国旅行许可证的关系,为自己及家人搞到出境许可,然后再 从列宁格勒到黑海敖德萨之间的旅行路线上选定地点,一旦旅行途中到达某个西欧 国家的港口停靠,米特罗欣就能与当局取得联系,并安排将其档案投进莫斯科附近 的一个废弃不用的死信箱里,再由某西方情报机构将其取走。但要想在旅行途中获 得足够的时间来详述他的故事并安排档案传递细节绝非易事,因为他很难避开始终 保持警惕的旅行团负责人的监视,并设法从苏联旅行团里抽身出来。米特罗欣最终 放弃了这个计划。 柏林墙在1989年11月轰然一声倒塌了,苏联集团也随之开始趋于崩溃,此时的 米特罗欣告诫自己一定要耐心等待机会,与此同时他在莫斯科公寓里将自己过去记 下的手写便条打印成稿,并在他的两幢乡间别墅里把文稿中有关克格勃第一总局主 要对像国家的资料整理成册,其中美国位居其首,在克格勃的术语中被称为“主要 对手”。1991年8月,苏联强硬派发动军事政变,企图罢免戈尔巴乔夫并恢复一党专 制的苏维埃国家体制,但最终以失败收场。米特罗欣和大多数莫斯科人一样对此大 感欣慰,这场未遂政变的首要头目竟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契科夫, 这在他看来并不足为奇。克留契科夫在1974年至1988年期间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 并从1988年至政变时担任克格勃主席。 尽管克留契科夫的人际关系要比大多数前任克格勃主席好得多,但他在克格勃 第一总局所担任的大部分角色都是米特罗欣所深恶痛绝的。在克留契科夫还是苏联 驻布达佩俾大使馆的一位年轻外交官的时候,他就坚决反对1956年爆发的所谓的匈 牙利“反革命”暴乱,此举受到了时任大使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注意。当安德罗波 夫于1967年担任克格勃主席的时候,克留契科夫成了他的私人秘书。安德罗波夫醉 心于打击各种形式的“和平演变”,克留契科夫也是这一运动的忠实支持者。米特 罗欣所看到的材料表明克留契科夫在担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时,曾和克格勃五局 (反和平演变局)密切合作,打击国内外持不同政见者。他曾让五局的一个资深人 员I·A·马尔克洛夫担任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副局长,负责协调与五局共同“反和平 演变”的工作。1991年的这场未遂政变恰合时宜地使克留契科夫可耻地结束了他的 克格勃生涯。这场政变并没能挽救苏联及其一党专制的政权,反而加速了它的崩溃。 1991年10月11日,苏联时已分崩离析,其国家委员会取消了克格勃的现存体制, 以前的克格勃第一总局被重新变为俄罗斯联邦国外情报局,简称SVR,并独立于国内 安全局之外。尽管如此,国外情报局并没有完全抛弃其在苏联时期所担任的角色, 他们反而自视为前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继任者。米特罗欣曾见过国外情报局新任局长 叶夫盖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院士的有关材料,普里马科夫以前曾是世界 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又是戈尔巴乔夫身边有影响的对外政策顾问团成员 之一。这些材料证明普里马科夫早已被吸收进克格勃,化名为马克西姆,曾被频频 派往美国和中东执行间谍任务。普里马科夫随后又在1996年担任叶利钦政府的外交 部长,继而在1998年担任总理。 在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联邦新划边界上相当薄弱的 边防检查,终于为米特罗欣携带档案材料潜逃西方开了方便之门。1992年3月,米特 罗欣踏上了由莫斯科开往新独立的一个波罗的海共和国首都的夜行列车,他随身携 带了一个行李箱,上面放着旅行所需的面包、香肠和饮料,下面放着换洗衣服,而 箱子的最底层则藏着他精心挑选出的一些手稿。第二天,米特罗欣悄无声息地来到 了英国驻该国的大使馆,要求与使馆“负责人”对话。在此之前,英国人给他的印 像是相当刻板并“略带神秘感”,但在大使馆里他却被前来接待他的“年轻、迷人、 善解人意”,并操一口流利俄语的年轻女外交官所深深吸引。米特罗欣告诉她他带 来了有关克格勃的重要材料。当他从香肠和衣物下面拿他的材料的时候,女外交官 为他要了一杯茶。就在米特罗欣品尝着有生以来第一杯英国茶的时候,女外交官看 了他带来的部分手稿,并就此向他询问。米特罗欣告诉她这只是大量人事档案中的 一部分,这些人事档案中包括有关克格勃在英国行动的材料。他还答应一个月之后 再返回大使馆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代表见面。 有了3月份轻易穿越俄罗斯边境的经验,米特罗欣勇气大增,在第二次到这个波 罗的海共和国首都时,他携带了2000页打印好的文稿,这些文稿是他事先埋藏在莫 斯科郊外的那所别墅下面的。4月9日清晨,他一到英国大使馆,就向秘密情报局官 员出示了他的护照、共产党党员证和克格勃养老金领取证明以证实自己的身份,同 时递交了他的大量打印文稿,然后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就有关他本人、他的这些文 档以及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等问题进行了说明。两个月后,米特罗欣应邀再次回 到英国大使馆商讨到英国旅行的事宜。5月初,英国秘密情报局驻莫斯科站向伦敦汇 报了米特罗欣准备在6月份乘夜行列车离开莫斯科的计划。6月11日,米特罗欣随身 携带一个帆布背包来到了这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首都,包里装着他档案中的另一部 分材料。在此以后他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进行了多次会谈,就其如何在该年秋季 到伦敦作进一步汇报进行了反复磋商。 9月7日,米特罗欣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的护送下来到英国。在离开了苏联解 体后近乎杂乱无序的莫斯科之后,伦敦在他看来简直就是“首都城市的典范”。即 便是他以前只在照片中见过的街上长长缓行的车龙,其间点缀着黑色的出租汽车和 艳红的双层巴士的情景,也足以证明伦敦的繁华。米特罗欣在伦敦市区和郊外非常 秘密的、没有门牌号的房间里接受了盘问。在此期间,他终于拿定主意离开莫斯科 到英国定居,并和英国秘密情报局达成协议:他吐露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并拿出全部 档案,英方则安排他的家人到英国。10月13日,米特罗欣潜回俄罗斯,为他的叛逃 作最后的安排。 199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75周年这一天,米特罗欣和家人来到他首次 和秘密情报局接触的该波罗的海共和国的首都,几大以后他们就来到伦敦,在英国 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这是一段甜蜜温馨的时光,米特罗欣感受到了自20年前开始 收集这些秘密档案以来从未有过的安静和从容,但时不时却有一丝脱离祖国的失落 感掠上心头。他知道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的祖国了,但这种失落感很快就消失殆尽, 尽管他仍然热爱着俄罗俾,但是他现在已是一位英国公民了。他用高级公民的铁路 票证到英国各地游览,从此他的眼界大开,他对英国的认识甚至比本地人还要深刻 得多。米特罗欣从1992年起,每周花数天时间整理他的档案,或把剩下的手稿打印 成册,或就这些档案回答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部门的询问。到了1995年底,他第 一次和克里俾托弗·安德鲁会面,讨论编辑出版此书。虽然《克格勃绝密档案》 (原书名《米特罗欣档案》--译者注)一书没有出俄语版,米特罗欣仍坚持认为 克格勃的秘密历史是前苏联史的核心部分,俄罗斯人民也有权了解它。他在1972年 就有了这种想法,他还认为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的对外活动是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人们往往忽略这一点。 由于档案里的材料涉及到如此多的情报机构和安全部门,英国媒体没有透露有 关米特罗欣及其档案的半点消息,但其中的点滴情况还是令人不可思议地泄露到了 国外。在米特罗欣叛逃9个月后,美国得到了首份经过略微篡改了的有关这份档案的 介绍材料。1993年8月,美国一位喜爱调查的新闻撰稿人罗纳德·凯塞勒出版了一部 有关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畅销书,该书部分取材于联邦调查局的内部资料,该书有一 段简短但耸人听闻地提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从一个前克格勃工作人员那里探得情 报,这名工作人员曾接触过克格勃档案’: 据他供认,克格勃在最近几年曾雇用好几百名,甚至可能有一千多名美国人为 他们从事间谍活动。这份情报如此明确,以至联邦调查局迅速查证了消息来源的可 靠性……到1993年夏天,联邦调查局驻各大城市的机构就已开始对此类案件进行调 查,并在联帮调查局国家研究室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策划应因策略。 凯塞勒没有指明由这位克格勃叛逃者证实的‘数百名美国人’中的任何一名, 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证实了美国联 邦调查局曾收到准确情报,这份情报使其对前克格勃在美活动的调查工作取得了 “非常重要”的持续性进展。但他拒绝透露到底‘有多少人牵涉此案’。《时代》 杂志报道说这名克格勃叛逃者透露了‘类似的有关此案的情报’,这证明他曾是前 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工作人员,但同时又指明凯塞勒‘严重夸大’了‘近期’在美活 动的苏联间谍人数。 在米特罗欣的手稿里的确提到了‘好几百’名20年代以来各个时期在美国活动 的克格勃官员、特工或是联络员的名字,但凯塞勒误把这个数字错误地当成是‘近 期’的,而不是苏联在美间谍活动的整个时期的间谍人员数量。虽然凯塞勒的这个 数字受到普遍怀疑,但关于这名克格勃叛逃者并没有去英国而是到了美国的说法却 没有人怀疑。以后再也没有关于这名未透露身份的叛逃者的进一步消息,媒体对这 个故事的兴趣也逐渐淡漠下来。 在以后的三年里,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没有再被泄露出去。但到了1996年10月, 法国通迅社有报道称,在1981年至1985年期间担任国防部长的夏尔·埃尔尼从1953 年至少到1963年间曾效力于苏联集团的情报机构,但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接到 法国安全部的调查报告后,却将这个丑闻遮掩起来,秘而不宣。“世界报”报道说, 从1993年起英国情报部门就陆续给法国安全部提供了‘一份大约300多名法国外交部 官员和驻外人员的名单,据说他们曾效力于苏联情报部门’。事实上,在由英国秘 密情报局提供给法国安全部的法国外交部官员和驻外人员名单,仅占米特罗欣抄写 的名单的很小一部分,例如夏尔·埃尔尼并未包括其中。而英法两国媒体对此事的 报道竟没有一篇将英国秘密情报局获取苏联派驻法国特工的名单一事和早些时候美 国凯塞勒关于一克格勃叛逃者曾广泛接触克格勃档案的故事联系起来。 1996年12月德国《焦点》周刊报道说,据‘可靠消息’,英国秘密情报局也曾 向德国安全局提供过一份和克格勃有牵连名单,上面有数百名德国政治家、商人、 律师和警官的名字。至此这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消息灵通人士被证实是一名曾广泛 接触过克格勃档案的俄罗斯叛逃者。《焦点》周刊稍后的一篇文章做了如下报道: 联邦检查官正在核实大量详细线索,这是有关至今仍隐匿在德国的前苏联秘密 机构-一克格勃谍报网的最新线索。在克尔斯鲁厄的调查员正集中审查那些受雇于 克格勃的继任者俄罗斯国外情报局而为莫斯科提供情报的人员,这些人可能在冷战 结束后又开始重新进行间谍活动。此项调查工作是根据一份有关克格勃特工的详尽 情报进行的,这份情报由一位俄罗斯叛逃者从莫斯科情报部门偷带到英国。在经过 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美国情报部1996年初将其中克格勃和德国有关联的所有情报 转交给了在科隆的德国安全局。 到了1997年7月,在奥地利又一次透露出了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里的一些情况。 奥地利的新闻报道引用了一份克格勃文件,这份文件在1963年被藏匿在萨尔茨堡郊 区的一个死信箱里,它为寻找一个代号为GROT的秘密武器库指明方位,该武器库里 藏有地雷、炸药和雷管,以备武装破坏活动所需。这份文件这样写道: 从萨尔茨堡市出来沿沙勒莫瑟·豪普茨拉塞大道走上158号国道,在离市界8公 里处,巴特伊施尔--格拉兹方向前进,那里有一个大石桥横跨山谷。在到这座桥 以前,离开国道,向右转向一条沿山谷通向埃伯纳的地方公路;然后继续前行200米 到达公路左边金属护栏的尽头。在到达金属护栏尽头之后,马上向左转沿与路标相 反方向的一条乡村路前行。武器库就位于离公路和乡村路岔道050米处(约60步)…… 虽然这家奥地利媒体并未指明这份文件的出处,但它却是来源于米特罗欣抄录 的档案。这份文件还表明在1964年维修公路时,武器库的人口被盖住了,地表也被 抬升,周围环境也改变了。克格勃决定不再打开GROT武器库并将之转移位置。奥地 利当局在1997年企图找到这个武器库的努力也告失败。米特罗欣的手稿表明与此类 似的克格勃武器库和电台掩埋点散布在欧洲和北美各地,有的周围还设有陷阶。 在所有针对此事的新闻报道中,最能揭示米特罗欣档案的存在这一事实的还是 德国《焦点》周刊对此事的进一步报道。1998年7月,《焦点》周刊报道说,前克格 勃第一总局的一位上校曾接触过‘有关苏联特工的所有档案’,他把这些档案的手 抄本偷带出克格勃总部,并把它们藏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焦点》周刊报道称, 此人1992年叛逃到英国,而后英国秘密情报局将这些‘具有爆炸性效应’的手稿从 别墅里取出带回了英国。四年后,在一次代号为“周末”的行动中,英国秘密情报 局就该档案中有关德国的材料向德国安全局作了简要通报。《焦点》周刊的这篇文 章这样写道:‘该叛逃者向德国安全局提供了数百份有关莫斯科派驻西德间谍网的 线索。’据说一位‘德国安全局高级官员’曾对此作出评论说,‘我们对这名叛逃 者知道如此多的情况感到大为震惊。显然莫斯科方面掌握着难以计数的敲诈勒索材 料。’据报道,联邦德国安全局已经得到50例间谍案的线索,并着手对另外12例间 谍案展开调查。 但《焦点》周刊上的这篇文章受到普遍的怀疑,部分原因是因为从俄罗斯一间 别墅里竟泄露出所有有关克格勃的绝密档案的故事本身听起来就是不可能的;另外 一个原因则在于《焦点》周刊所提供的这些情报中唯一的一份详细材料耸人听闻。 这份材料指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偶像’,前总理威廉·勃兰特在二战期间曾是一 名苏联间谍。德国国外情报局新闻处处长尤里·科巴拉兹认为有关勃兰特的这个故 事‘非常荒谬’,因而对此一笑置之。当问及按惯例国外情报局从不对被指称为俄 国间谍的个人发表评论,为什么对此事却一反常规时,科巴拉兹回答说: 在我们的“账单”上要是能有这么一位地位很高的政治家,那当然是不胜荣幸, 但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性,我们认为有必要否决这种杜撰,因为这种捏造可能会因 某种政治目的而被误用。 科巴拉兹对一位克格勃上校别墅里藏有秘密档案这一说法也同样认为是荒诞不 经而不予理会。他确信关于勃兰特的这个故事是出于前克格勃少校米哈伊尔·布特 科夫之口,他曾被苏联派驻奥斯陆情报站,1991年叛逃至英国。 尽管科巴拉兹关于秘密档案的看法是错误的,但他关于勃兰特不是苏联间谍的 判断却是正确的。米特罗欣的记录稿表明,在克格勃的档案里确实有一份关于勃兰 特的文件(代号为北极探险者),这份材料证实勃兰特在二战期间曾在斯德哥尔摩 向苏联派驻该地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员传递过情报,但这份材料也清楚地表明勃 兰特也与英国和美国的情报官员有接触,同时与列昂·托洛茨基的前任秘书也有来 往。此人是挪威人,被内务人民委员会视为苏联历史上的头号叛徒。而勃兰特向战 时同盟国的这三个国家提供一切情报的动机却完全是为了加速阿道夫·希特勒的失 败。他估计(这一估计是正确的)同苏联联系的最佳渠道是通过苏联驻俾德哥尔摩 的这个情报站。然而,被这份代号为“北极探险者”的文件推向尴尬境地的倒不是 勃兰特,而是克格勃。1962年,克格勃在获得赫鲁晓夫的个人同意之后,展开了一 次要挟勃兰特的行动。克格勃威胁勃兰特答应同他们合作,否则他们将拿出其在二 战时和苏联驻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的交往的证据,这将‘引发不愉快’事件,但他们 的勒索阴谋最终遭到了失败。 在这几年间,同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和奥地利反间谍局一样,从斯堪的纳维亚 半岛一直到澳大利亚,世界各国的安全部门和情报机构,也一直在审查米特罗欣秘 密档案提供的线索,但这些通常并未引起媒体的关注。这些线索大多用于反间目的 --或澄清以前的悬案,或取消在克格勃时期就开始的一些行动--而不是一味地 去调查起诉某人,但也有许多案件的定罪证据就是来源于米特罗欣的这份档案。 有一次,连米特罗欣本人也差点被要求出庭作证。一位叫罗伯特·利普卡的陆 军人员涉嫌此案,此人在60年代中期被分配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技侦情报单位) 工作,米特罗欣证实了此人的克格勃间谍身份。1993年5月,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德 米特里·德鲁金斯基假扮成一名叫‘谢尔盖·尼基京’的苏联总情报部派驻华盛顿 的官员,前去和利普卡接头。利普卡向他抱怨说早在25年前他就因为搞间谍活动而 负债累累,于是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总共接受了‘尼基京’给他的1万美元。对以 前的间谍活动利普卡显得很自信,他告诉‘尼基京’说“法律追诉的时限已经过期 了”,但‘尼基京’纠正他说:“在美国法律中对间谍案的追诉是没有时限的。” 利普卡却回应说“无论从何种法律角度”,他“绝不会承认任何事情”。美国联邦 调查局随后对此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调查,最后于1996年2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勒斯维 尔镇利普卡的家中将其拘捕,并指控他曾向苏联提供秘密文件。 由于利普卡拒不承认对他的所有指控,美国方面要求米特罗欣于1997年5月在费 城美国行政法庭审判利普卡时出庭作证。但正如《费城调查报》所说那样,利普卡 在法庭上的态度却出现了“惊人的转变”,“利普卡声泪俱下地承认了他曾给克格 勃特工传递过情报”。原来利普卡的律师诺纳德·F·奇德说服了他,让他在达成辩 护协议的条件下接受对他的指控,这样他将被判人狱18年,如表现良好还可能被提 前释放,这总比不停地申辩自己无罪而一旦定罪则将在监狱里打发余生强得多。尽 管法庭上从未提及米特罗欣的名字,但看来正是从米特罗欣的克格勃档案里获取到 的证据迫使利普卡改变了主意。他的律师对记者说:“我们很清楚这些证据极其重 要,但政府也明白他们不可能彻底查证此案池不会让这位秘密证人露面。”,这位 “秘密证人”正是米特罗欣。在利普卡招供之后,美国助理检察官巴巴拉·乔·科 汉承认道:“我们有一位非常敏感的证人,如果他必须出庭作证,则只能在玻璃墙 后面提供证词,而且必须用假名,但现在我们再也用不着非让他出面不可了。”利 普卡于1997年被判人狱,当时他说:“我觉得自己就像里普·万式的间谍,我早在 许多年前就把这些事置之脑后了,从未想到竟在今天被查了出来。”利普卡最后被 判18年监禁,罚款1万美元,同时还得偿还先前‘尼基京’从联邦调查局资金里给他 的1万美元。 还有许多“里普·万”式的人物,他们对其在冷战时期间谍生涯的记忆很有可 能也将被米特罗欣档案“惊醒”。在以后的章节中将提到一些人,他们将被剥去伪 装。还有另外多起重要案件,现正在对它们展开积极的调查,但由于法律上的原因, 在他们被带上法庭之前还不能公布出来,这其中甚至牵涉到某些北约国家。虽然只 有极少数苏联间谍的代号出现在此书中,但一旦俄罗斯国外情报局着手展开对俄罗 斯情报机关有史以来最大、最复杂的一次损失评估时,它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 实,那就是它无法确定倒底有多少间谍在被米特罗欣指证之后,成为双面间谍。 每当米特罗欣抄录档案揭示出上述内容之后,俄罗斯国外情报局肯定就会对此 进行例行的损失评估,以确定所暴露的情报和造成的损害程度。国外情报局在1996 年对此发表了官方声明(1998年6月又对此作出强调),宣称所谓一名叛逃者很可能 将有数百名苏联间谍的名单提供给了所有的西方情报机构,纯属无稽之谈。这份声 明表明其损失评估的最后结论根本没有切中要害。看来直到1999年此书出版之后, 苏联国外情报局才真正了解了这种早已发生的情报大量流失的情况。 米特罗欣抄录的一些文件生动地描述了克格勃总部(习惯称“中心”)历来对 泄露其过去的国外行动情报的人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报复的事实。约翰·伯伦在 1974年根据苏联叛逃者和西方情报机构所提供的情报,出版了一本题为《克格勃: 苏联秘密间谍的秘密活动》的书,结果促使苏联提出了不下370次的损失评估及其他 报告。伯伦时任《读者文摘》高级编辑。米哈伊尔·科尔尼耶维奇·波洛尼克当时 正被派驻华盛顿,代号为“阿尔多夫”,他受命搜集有关伯伦的所有情况,并向中 心建议“低毁”他的手段。在克格勃试图低毁伯伦声誉而采取的“积极措施”中, 大多是利用他的犹太人出身作手脚。他们捏造谎言说伯伦是某个犹太复国主义阴谋 集团的成员(这也是苏联散布谣言的一贯伎俩),但这个谎言看来在中东地区以外 几乎没有引起丝毫反响。 克格勃对其他几位根据伯伦的书撰稿的记者采取的报复行动则更富有想象力。 例如,当断定奥地利的新闻撰稿人曾采用《克格勃:苏联秘密间谍的秘密活动》一 书的材料来攻击苏联“爱好和平”的政策后,克格勃决定对他采取行动。他们预先 伪造好不同版本的奥地利公安局的空白“资料卡片”,再由克格勃第第一总局第一 处的报复行动专家在上面填写上一些捏造的条目,企图制造出奥地利公安局早就知 道这些撰稿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交往密切的假像,然后在奥地利媒体四处散发这些 卡片和照片。在米特罗欣的手稿里还列举出了克格勃还在其他国家对伯伦的著作采 取的针对性措施,其范围之广竟远至土耳其、塞浦路斯、利比亚、黎巴嫩、埃及、 伊朗、科威特、索马里、乌干达、印度、斯里兰卡以及阿富汗等国。 在其他几本有关克格勃的研究性书刊中,最让中心大为光火的是1990年出版的 《克格勃:从列宁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国外行动内幕》,该书取材于戈尔迪耶 夫斯基获取的克格勃文件和其他情报,由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奥列格·戈尔迪耶 夫斯基合著而成。戈尔迪耶夫斯基曾于1974年至1985年期间作为英国特工打入克格 勃内部。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克格勃对此书及其作者采取了对应措施(戈尔迪耶夫 斯基在撰写该书时就已被莫斯科判处死刑这一事实至少部分地说明了克格勃一直对 其恨之人骨。)然而,克格勃,尤其是其头子克留契科夫,对由安德鲁和戈尔迪耶 夫斯基合作出版该书采取了一种新的对应措施。1990年,克留契科夫签发了一份绝 密的“主席令”,强调对此制造影响活动和采取其他对应措施(这是“克格勃国外 情报局最重要职能之一”)的重要性,克留契科夫在“主席令”中指示“要更广泛 地利有档案材料”来宣传克格勃的“正面”形像及其“更值得称赞的事例”。 克格勃为了为自己塑造“正面”形象而向西方作家提供档案材料的第一个渠道 就是约翰·科斯特洛。此人性情反复无常,是一位搞历史研究的英国自由职业者, 常以各种评判眼光来研究历史,对“阴谋理论”情有独钟。1991年,科斯特罗出版 了一本有关50年前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秘密飞往英国一事的书,此书取材于 由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挑拣出的克格勃档案,该书认为这一事件的关键在于由英国情 报部门一手策划的一个阴谋(此种观点对大多数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专家们来说是 难以使人信服的)。两年以后,科斯特洛在俄罗斯国外情报局顾问奥列格·察列夫 (前克格勃第一总局官员)的合作之下,又发表了一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联情报 官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个人传纪,这本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第一本源于克格 勃档案的书--英国政府不想让人看到的克格勃秘密”。和前一本书相比,这本传 纪倒还很少受到质疑。此书在进人正题之前先对可耻的前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 克留契科夫及前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莱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启动 该项计划大肆恭维了一番,科斯特洛并加注对“俄国外情报局对出版该书所给予的 一贯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称“此书在无论是对俄罗斯,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情 报史的研究上的坦率程度和客观性是前所未有过的”。 科斯特洛与察列夫联手撰稿奠定了以后其他经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挑选或许可的 俄国作家与西方国家撰稿人(其中包括在俄罗斯及西方国家都非常知名的历史学家 和一名退休的美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合作模式,美国皇冠书局最初曾出资赞助 科斯特洛与察列夫撰写此书,但随后又停止了赞助。此类出版物,所讲述的主题是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直至冷战初期的事件。在撰写每一册书时,都是由俄国外 情报局为作者们提供独家的绝密文件副本,这些文件是从克格勃档案中挑选出来的。 所出版的此类书刊迄今仍具有可读性,有时还能在里面看到一些新颖的重要材料, 甚至其中的几本书因其透彻的历史分析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像。这些书也存有缺 陷,但这并不能责怪作者,因为作者编撰此书时所依据的克格勃文件是由俄罗斯国 外情报局而不是作者本人挑选的。 俄罗斯所提供的档案有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例如,90年代,国外情报局为俄 罗斯和西方作家连续提供了克格勃最有名气的英国间谍吉姆·菲尔比的档案材料。 然而,为了维护菲尔比的英雄形像和俄罗斯对外情报机构的名誉,国外情报局非常 小心地隐瞒了菲尔比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驻美国站站长(这是他作为苏联间谍的职 业生涯的顶峰)的情况。后来,菲尔比与他的不称职的指导员因经费问题和对他的 指导不当而发生矛盾,后者被不光彩地召回莫斯科。米特罗欣关于菲尔比的那部分 至今仍然被国外情报局认为不适于公开的记录第一次揭开了这段滑稽历史。 国外情报局曾经公开否认一些可能会使它陷人尴尬处境的档案的存在。俄罗斯 和美国的作者(其中一人曾经是第一总局的副局长)在根据国外情报局提供的档案 材料撰写修建柏林墙以前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在柏林的斗争情况时,要求查看克格 勃间谍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科帕茨基(化名伊戈尔·奥尔洛夫)的档案。 国外情报局称,它没有使用这个姓名的间谍的任何记录。关于“伊戈尔·奥尔洛夫” 唯一的记录,它声称,就是在1965年这个人曾经去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在那里 他抱怨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折磨并向苏联寻求政治避难。虽然至今为止在国外情报 局的俄罗斯情报历史中并不存在这个人,但是科帕茨基的确是克格勃的一个间谍, 而且还是最受推崇的一个。米特罗欣抄录的关于这个人所谓不存在的档案显示,至 少曾经有23名指导员负责指导过科帕茨基的工作。 除了创意在西方出版一系列合作撰写的历史揭秘著作以外,国外情报局还在俄 罗斯的市场上推出了一些小型作品。1995年,为了纪念苏联对外情报机构成立75周 年,把自己视为它的后嗣的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根据克格勃时代那些不容批评的传纪, 出版了一部记载着75名情报官员--所有这些人都被视为无所畏惧的英雄--生涯 的书。1995年,国外情报局还开始出版一部多卷本的克格勃对外活动史,到1997年 时它已经讲述到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了。虽然这部情报历史巨著几乎可以称得 上是可靠的填补空白的宝贵材料,但是它也代表了经过选择和“卫生处理”的苏联 情报史观,它也保留了一些经过稀释的克格勃的传统阴谋理论。这部官方历史的文 学编辑罗里·扎莫伊斯基是前第一总局里的一位高级分析员,因其对世界范围内存 在的共济会一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的阴谋的崇信而闻名于中心和苏联驻外国的情报站。 1989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题为《在共济会正面的背后》的书,书中指责共济会 会员对冷战的爆发负有责任。 国外情报局在为撰写过去行动的历史选择课题和资料时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 展现苏联对外情报机构组织严密和高度职业化的形象,把它描述成一个与西方情报 机构职能相近,但是经常在同它们斗争中取胜的部门。即使对它在斯大林时期所扮 演的角色,苏联的对外情报部门也被描述成大恐怖的受害者而不是凶手。然而在30 年代后期,它的首要任务却是在国外追杀“人民公敌”。与这种做法相类似,国外 情报局还尽量把第一总局冷战时期在国外开展的情报活动与国内的克格勃机构侵犯 人权的行为区别开来。然而,事实上,在国内外开展的镇压“意识形态颠覆活动” 的行动是经过境密协调的。在1956年镇压匈牙利起义、1968年扑灭布拉格之春、19 79年入侵阿富汗和1981年迫使波兰当局解散团结工会的行动中,克格勃都扮演了主 角。与在苏联国内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迫害有着密切联系的行动,是第一总局在苏 联集团其他国家中展开的“进步行动”和在西方国家里对苏联难民的迫害。到了70 年代中期,第一总局在西方开展的反意识形态颠覆行动,已经发展到对被认为违反 莫斯科制定的党的路线的西方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开展行动了。 关于这些行动和其他一些行动,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中包括国外情报局至今不 愿公开的一些克格勃档案。国外情报局解密的档案只是60年代以前的文件,而米特 罗欣的档案记录几乎覆盖了整个冷战时代。许多档案至今在莫斯科仍然属于高度机 密。米特罗欣记录或整理的许多档案的原件可能已经不复存在。1989年,被安德罗 波夫视为“头号人民公敌”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列·萨哈罗夫的大量的、多卷档案 中的绝大部分都被销毁了。此后不久,克留契科夫宣布根据《刑法》第70条(进行 反苏的煽动和宣传)受到指控的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档案也被销毁了。那么,米特 罗欣关于这些人的档案记录可能就成了唯一的见证。 因此,瓦西里·米特罗欣使拓展约翰·科斯特洛在1993年标榜的“在研究情报 历史上的开放性和客观性的新的先例”成为可能,其程度是克留契科夫和他的国外 情报局的接班人设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