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恐怖 虽然“特别行动”1937年才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对外工作中的主要任务,但是, 自30年代初开始,越来越受到苏联国内反对势力困扰的斯大林,就已经开始隐约注 意到国外的“人民公敌”这个问题了。1932年秋,莫斯科党的前任书记米哈伊尔· 留托金和他的一小撮支持者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抗议信,这封信对斯大林统治下 的俄罗斯的残酷性进行最大胆的批判。直到1989年,“留托金论坛”的这封信才被 公开。信中对斯大林及其恐怖统治,包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实行的集体化政策进 行了猛烈的抨击。曾经见过这封信的托派人士认为,这封信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为 了激怒斯大林而杜撰出来的。信中不仅谴责俾大林是“俄罗斯革命的魔鬼,他在报 复性心理和对权力的贪婪的欲望驱使下,把革命5响了深渊”,而且要求把他撵下台, 并称:“继续容忍斯大林的枷锁,容忍他的独裁行为和他给党及劳动人民造成的损 失,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耻辱。” 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要求处决留托金。只有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基洛夫敢反对他。“我们决不能这样做!”他坚持说,“留托金并不是不可救药, 他只是迷失了方向。”当时,斯大林做出了让步,留托金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五 年后,在大恐怖的年代里,斯大林掌握了对每个苏联公民的生杀大权,而且已经没 有人能够挑战他的地位。于是,留托金被枪毙了。 30年代初,斯大林已经丧失了区别反对他个人的人和“人民公敌”的能力。当 时,他认为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流亡在外国的列昂·托洛茨基(中心给他的代号是 “老人”)及其追随者。托洛茨基在1933年写道:“现在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 已经不可能把当权派(斯大林主义者)赶下台了”,“推翻这个官僚统治,把权力 归还给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武力。”于是斯大林根据托洛茨基的这 一主张强调指出,苏联国家面临着武力颠覆的威胁,只有使用武力才能避免这种情 况的发生。 在1934年党的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反对意见又露出了端倪,不过它是以缄 默的形式出现的,并没有引起老百姓的注意。在进行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斯大 林比基洛夫少了几百票。可是基洛夫在年底的时候被暗杀了,或许是斯大林下的命 令。然而越来越困扰俾大林的不是反对他的那些没有权力的残余势力,而是帝国主 义国家的秘密机关及其内部的托派雇员暗中策划的一个巨大而又神秘的阴谋。虽然, 斯大林这种偏执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赫鲁晓夫所说的“病态的多疑” 的个性来解释,但是完美的列宁主义的逻辑学才是造成斯大林困惑的根源。列宁曾 经断言,帝国主义者是不会停止颠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个工农当家做主的 国家的。斯大林对此也深信不疑,他说: 我们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国家当中,而且我们处身于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体系当 中。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共存的局面会维持多久,谁也无法知道。但在这种状态结 束以前,苏联和资产阶级政权之间一系列激烈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还指出,国外的敌人显然会与国内的叛徒相互勾结。只有那些“盲目自 大的人和暗藏的人民公敌”才会对这一基本的逻辑表示怀疑。那些反对这种说法的 人自然也就表明了自已的叛徒身份。 虽然在整个30年代中,斯大林一直被托派的阴谋困扰着,但是,实际上,托洛 茨基从来也没有对斯大林的政权构成过实质性的威胁。在早期的流亡生活里,托洛 茨基曾经试图在欧洲寻找一个基地,以便把他的支持者组织起来,但并没有成功。 1933年,他离开土耳其去了法国,两年后,又转到挪威。他在这三个国家的政治活 动都受到了不愿意收留他的政府的严格限制。1937年,托洛茨基最后失去了建立欧 洲总部的希望,不得已去了墨西哥。三年后,他在那里被暗杀了。在30年代的大部 分时间里,在欧洲负责组织托派运动的并不是托洛茨基本人,而是他的大儿子列夫 ·谢多夫。自1933年起,谢多夫就一直在巴黎活动。1938年去世之前,他一直组织 出版他父亲办的《反对派简报》,并负责与分散在各地的支持者进行联络。和他父 亲一样,在他的身边也潜伏着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从 1934年开始,他在巴黎最信任的人、也是他的合作者,马克·茨博罗夫斯基就是苏 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工。他是一名出生在俄罗斯的波兰共产党员,谢多夫只知道 他叫伊蒂安。中心前后给这个特工起了几个代号:马克斯、马克、图利普和坎特。 谢多夫非常信任伊蒂安,把自己信箱钥匙交给他保管,允许他接收他的信件,并让 他保管他父亲最机密的文件和档案。 作为托派运动和白色卫队的总部,巴黎自然也就成了由“雅沙”·谢列布朗斯 基负责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任务组活动的中心地区。特别任务组的特长是从事暗 杀和诱捕活动。除了托派分子和白色卫队以外,谢列布朗斯基的巴黎特工站还有其 他目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机智的雅克·多里奥。这位具有煽动性的演说家曾经在 30年代初被视为法国共产党未来的领导者。1934年上半年,他号召法国共产党与社 会党联合组成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这一举动引起了莫斯科的极大愤怒,至今莫斯 科还谴责这一组织的成员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莫斯科要求多里奥到苏联接受 教育并放弃他的主张,但是他没有去。1934年6月,因为不服从组织纪律,多里奥被 开除出党。可笑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决定实行人民阵线的策略;法国共 产党也因此来了个大转变,接受了多里奥的主张。 然而,多里奥竟然用一连串对斯大林的“东方”专制统治和那些被他称为“斯 大林的奴隶”的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越来越猛烈的抨击来回应法国共产党的这一转变。 由于害怕多里奥那富于煽动性的演讲会对法国左派人士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中心命 令谢列布朗斯基对他进行密切监视。1935年,根据多里奥提供的材料,几乎所有的 非共产党报刊同时批露了法国共产党接受莫斯科秘密经费和指示的消息。之后,中 心指示谢列布朗斯基制定一项暗杀多里奥的计划。然而中心可能从来也没有下达过 实施暗杀计划的指示,这可能是因为,多里奥领导的人民阵线在1936年的选举中取 得了重大胜利。人民阵线也迅速发展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法国人民党。共产党人指 责多里奥是法西斯主义的同党,对此他为自己进行了公开的辩护。然而,虽然他的 辩护使中心在宣传上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胜利不但没有给暗杀行动提供任何便利, 反而还对它造成了破坏。 谢列布朗斯基的暗杀对象还包括法西斯头子赫尔曼·戈林。得到戈林将访问巴 黎的消息后,特别任务组要求巴黎的情报站招募一名狙击手,并想办法安排他进人 布尔歇机场。戈林乘坐的飞机将在那里降落。但是,戈林并没有去法国访问,那个 狙击手也只好被暂时解雇了。米特罗欣所见过的档案并没有对中心下达这个无疑是 斯大林亲自批准的暗杀令的动机做出解释。然而其主要的目的可能在于破坏法德之 间的关系,而不是打击法西斯主义。1932年,非共产党的杀手在法国领土上刺杀了 共和国总统和南斯拉夫国王,这使中心相信,一旦有机会,在这里暗杀戈林,不但 能成功而且能够逃避责任。 虽然谢列布朗斯基在巴黎的情报站肩负着许多其他任务,但是监视和分裂在法 国的托派分子仍然是它的主要职责。由于列夫·谢多夫错误地信任了“伊蒂安”· 茨博罗夫斯基,从而使自己变成了苏联关于黄鼠狼(中心给托派分子起的代号)的 情报的重要来源。因此,直到1937年,他还没有被定为暗杀对象。1936年秋,茨博 罗夫斯基急报中心说,由于财政方面的问题,托洛斯基正在向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 历史研究协会巴黎分会出售部分档案(包括以前谢多夫交给茨博罗夫斯基保管的一 部分)。谢列布朗斯基被命令组织一个别动小组(代号亨利小组),把这些档案弄 回来。谢列布朗斯基先在位于米舍莱大街的研究分会的楼上租了一间公寓,把分会 置于监视之下;然后,他指示当时在巴黎一个电话交换中心工作的获博罗夫斯基在 分会的电话线上作手脚,这样,他才有机会去侦察档案的存放地点和观察门锁的样 式。然而,当这个研究分会第一次反映它的电话线出了毛病的时候,交换中心却没 有派茨博罗夫斯基去,而是派了他的一个同事前去排除故障。茨博罗夫斯基只好再 一次作手脚,使分会的电话再出毛病,这一次交换站终于派他去排除故障。在他离 开分会的时候,不仅修理好了电话线,而且仔细观察了前后门门锁的样式。分会的 负责人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还给了他五法郎小费。尼古拉耶夫斯基是孟什维克 的主要成员,而且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划定为“人民公敌”。 谢列布朗斯基规定了人室行窃那些档案的时间是1936年11月7日凌晨2点,并要 求最迟要在清晨5点钟以前完成。由于无法找到分会大门的钥匙,特工们只好用电锯 把锁锯断。他们把电锯放在一个盒子里,然后再塞上锯屑和棉花,以降低它的噪音。 他们成功地偷回了托洛茨基的档案。但是,谢多夫和巴黎警方很快就怀疑这起行窃 案件是内务人民委员会所为,因为做案的手法非常职业化,而且除了档案以外,分 会里的钱和有价值的东西一样也没少。谢多夫向警方保证,绝对可以排除对他的助 手“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的嫌疑,而且重要的档案还都存放在茨博罗夫斯基的 家里。可笑的是,茨博罗夫斯基反而提出,可能是由于分会负责人尼古拉耶夫斯基 的不慎,使内务人民委员会掌握了档案交易的情况。 中心为“亨利小组”颁发了红旗勋章。由此可以看出偷回来的档案是何等的重 要。然而,从职业角度讲,这次行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从分会偷回来的档案(许 多是剪报)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也不如茨博罗夫斯基手中的档案那样具有历史意义。 茨博罗夫斯基掌握的档案后来进了哈佛大学。到了30年代中期,在追查托派分子- -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一问题上,斯大林已经丧失了辨别轻重缓急的能 力。托洛茨基不仅成为白天经常困扰他的问题,有时甚至还会把他从梦中惊醒。正 如托洛茨基的传记作家伊萨克·多奇尔所说的那样: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盛怒态度,使这个问题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 当务之急,而且它牵涉到苏联的政治、策略、理念等多方面的利益。历史上还从来 没有出现过如此兴师动众地动用各种手段和宣传工具去对付一个人的现象。 英国外交家R.A.赛克斯后来曾英明地形容斯大林的世界观是“精明与荒谬的 奇妙混合”。说他精明是因为在列宁去世后,他能够使用各种手腕打败他的对手, 一步步把权力抓在自己手中并最终当上了党的总书记;另外就是因为,二战中他能 在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谈判中实现自己的意图。历史学家们发现,很难理解为什么 一个如此聪明的人竟然会相信许多胡说八道的东西。但是,如果不了解一直困扰着 斯大林的、由他自己设想出来的托洛茨基(等人)的阴谋,也就无法理解这种现象, 就像如果不了解希特勒自己虚构出来的更可怕而且更可笑的犹太人的阴谋,就无法 理解他的偏执狂思想一样。 1934年到1936年间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杰利克·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格 达并不像斯大林那样对托洛茨基着魔。斯大林觉得雅格达没有尽全力去追踪托派叛 徒,因而对亚越来越不满意。1936年9月,雅格达终于遭到了报复。斯大林和他的追 随者安德烈·日丹诺夫给中央委员会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指出雅格达“已经表现 出他自己没有能力挖掘出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成员”,并要求由尼古拉· 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接替他的职务。 以后的两年,叶若夫在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期间执行了一条在欧洲历史上 和平时期最大范围内的政治迫害和流血政策。这个时期被后人称为大恐怖时代。叶 若夫时代的一份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文件声称:“卑鄙的雅格达”把肃反行动巧妙地 集中于在地下活动的“右派一托洛茨基分子的中下层人士”身上,从而引开了对托 派的真正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季科夫、托姆斯基、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 等人的注意。文件还声称,雅格达对内务人民委员会里试图对这些列宁时代的英雄 提出(莫须有的)指控的官员,采取了解雇或让他们靠边站的作法。这些文件无疑 反映了--实际上是奴隶般地照搬--斯大林的观点。而这些托派领导人,除了托 姆斯基自杀了以外,其余的人都在1936到1938年间受到了公开审判。其实这只是一 场令人厌恶的道德游戏,它把国内外的反对派意见集合在一起,拼凑成了稀奇古怪 的阴谋理论,而且套用了诸如“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变体,而季诺维也夫 的思想又是从托洛茨基主义发展而来的”这样的固定公式。在最后一次公审中,尽 管雅格达“跪在地上”乞求宽大处理,但是他还是被指控为托派的主要阴谋家。内 务人民委员会不容置疑的阴谋理论的始作涌者、大恐怖时代的精神支柱,就是斯大 林自己。在公布之前,为了确保他们绝不会偏离已经定下的基调--承认那些莫须 有的罪名,俾大林亲自核对公审的判决书和辩护人的辩护词。那个时期的内务人民 委员会的报告以突出的阿波奉承的口吻写道:“斯大林同志亲自监督揭发右派托洛 茨基分子地下活动的实际组织工作,在1936到1938年间,对这群乌合之众给予了沉 重的打击。” 和在国内一样,苏联在国外对真正的和臆想的托派“乌合之众’也实施了“沉 重打击”。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给谢列布朗斯基领导的特别任务小组和整 个外国科开辟了一片广大的新天地。西班牙共和政府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权,与弗朗 西斯科·弗朗哥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叛乱分子的斗争,在整个欧洲左派力量看来是 一场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三万五千名外国自愿者--绝大多数是共产 党员--来到西班牙,组成国际纵队保卫共和国。1936年10月,斯大林在致西班牙 共产党的公开信中宣称:“把西班牙从反革命分子手中解放出来不仅是西班牙人自 己的事,也是所有进步力量的共同事业。”然而从一开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就 在西班牙的两个战场上同时作战:一方面与在共和派和国际纵队里的托派分子作斗 争,另一方面与弗朗哥和法西斯势力进行斗争。内战爆发后,以前在伦敦工作的特 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被派遣到西班牙组织特工情报站。他在10月份给中心的报告 中自信地说:“可轻而易举地消灭托洛茨基分子的组织--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 (托派)工人统一党。” 当奥尔洛夫正在协调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西班牙国内的两个秘密战线的斗争的时 候,谢列布朗斯基在国外采取了行动。他在巴黎为国际旅的战士们开设了开展破坏 活动的训练班。训练班的教员有:吉吉--法国共产党员、机械师,他通常是免费 为D;D练班授课;弗拉尼亚--一个波兰籍女大学生,她每月的薪水是1500法郎; 第三个人是莱格朗德,没有关于他的更详细的资料。据谢列布朗斯基称,在波罗的 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活动的恩斯特·托尔斯迪特工小组的破坏行动取得了很大成 绩,他们炸沉了17艘为弗朗哥运送武器的船只。最有成绩的破坏者是一位年轻的德 国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恩斯特·沃尔韦伯,20年后,他当上了民主德国国家安全 部部长。然而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谢列 布朗斯基的报告虚报了炸沉船只的数量。 内务人民委员会训练游击队和破坏分子的基地主要在西班牙国内,设立在巴伦 西亚、巴塞罗那、毕尔巴鄂和阿尔让地区的训练营由奥尔洛夫领导。他的若干个游 击排在民族主义势力的后方,成功地破坏了输电线路,炸毁了桥梁,并多次袭击敌 人的运输车队。这些后来都成了奥尔洛夫炫耀自己的资本。奥尔洛夫在国外情报局 资助出版的回忆录中称,自己的目的是“建立一支受内务人民委员会控制的秘密警 察力量,通过它在西班牙实现斯大林式的统治。”前红军情报部门负责人,内战时 任苏联驻西班牙共和国首席军事顾问的扬·别尔津将军当时批评奥尔洛夫和内务人 民委员会对待西班牙共和国的态度时,说他们把西班牙当成了苏联的一个殖民地, 而不是当作盟友。 1937年春,奥尔洛夫和谢列布朗斯基接到指示,把工作重点从监视和分裂托派 分子转变为消灭托派领导人。当谢列布朗斯基开始准备诱捕谢多夫的时候,奥尔洛 夫则正在向西班牙政府提供伪造的文件,目的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工人统一党是一 个“德国一弗朗哥集团的间谍组织”。6月16日,马克思主义工人统一党的领导人安 德列乌·宁和其他四十位主要领导人遭到逮捕,其总部被查封,武装组织也被解散 了。不到一星期后,宁从监狱里神秘地失踪了。官方的调查报告称他逃跑了。实际 上,他被奥尔洛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机动小分队” 劫持出监狱后杀掉了。除了他以外,还有许多托派分子和不是托派的人也遭到了与 他一样的命运。1938年,由于担心自己也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人了死亡黑名单,奥 尔洛夫叛逃到了美国。此前,他在组织消灭“人民公敌”的行动中,一直过着奢侈 的生活。有一名国际旅的青年战士奉命到他的住所去办事。这位年轻人闻到了房间 里浓重的科隆香水味,更让他羡慕不已的是,一位身穿白领制服的服务生用餐车推 进来的丰盛的早餐。他已经二十四个小时没吃过东西了,可是,奥尔洛夫没有给他 一点赏赐。 虽然奥尔洛夫经常被人们提起,但是由于后来的叛逃,因此他永远也不可能被 奉人克格勃的英烈词。国外情报局更不愿意对外公开关于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资料, 因为那样会有损于苏联对外情报部门里一些英雄的名誉,例如斯坦尼斯拉夫·阿列 克谢耶维奇·沃普沙索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勇敢地在敌后开展破坏活动而 闻名的沃普沙索夫,曾经四次荣获列宁勋章,两次荣获伟大卫国战争勋章,他获得 的奖章足以挂满衣服的胸襟。他是苏联最推崇的情报战线上的英雄。1990年,苏联 还专门出版了一套他的纪念邮票。然而,他在战前从事的暗杀活动至今仍然被国外 情报局当作不能公开的秘密。20年代中期,他曾经领导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下属的 一支秘密武装力量,他们经常穿着波兰和立陶宛军队的制服,袭击这两个国家边境 的村庄。1929年,他因为谋杀了一名同事而被判处死刑,后来被改判为10年徒刑。 然而他很快就被释放了,而具重新开始了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暗杀专家的职业生涯。 他在西班牙的任务之一是修建和管理一个火葬场。内务人民委员会用它来处理被害 人的尸体,那真是连碴都不会剩下。许多暗杀对象就是被引诱到这座建设物中之后, 惨遭杀害并被当场火化的。 负责火葬场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是何塞·卡斯特洛·帕切科(代号何塞、 潘索和特奥多尔)。他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1910年出生于萨拉曼卡,1936年,被 奥尔洛夫的副站长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艾廷根发展为间谍。卡斯特洛去世 几年后,他的一个侄女于1982年写信给克格勃要求抚恤金,并声称卡斯特洛生前曾 向她交代过“如果你遇到困难又没有办法时,也就是说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 能与我的苏联同志联系。”虽然卡斯特洛的档案显示,他发过誓,绝不泄露半点自 己从事间谍活动的详细情况,但是,很有可能,他的这位亲戚已经掌握了他为内务 人民委员会的火葬场工作的情况。因此,中心认为拒绝她的要求会造成“不良后果”。 1983年1月,她被召到苏联驻马德里大使馆领事部,那里的官员告诉她,她本无合法 权利要求抚恤金,但苏联决定给她特殊优待,给了她5000可兑换卢布,在当时相当 于6680美元。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卡斯特洛曾经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过这件事 了。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关于斯大林时期的令人尊敬的研究成果都没有涉及苏联在 西欧秘密进行的残酷的追杀“人民公敌”的行动。结果使苏联经常能够对其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夕的外交政策进行冠冕堂皇而又苍白无力地解释,否认暗杀是它的重点 任务之一。除西班牙以外,内务人民委员会开展暗杀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战场是法国, 他们在那里的主要暗杀对象是列夫·谢多夫和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库捷 波夫的接班人、俄罗斯军人协会白色卫队的领导人)将军。1937年夏天,谢列布朗 斯基制定了消灭这两个人的两份相似的计划。他计划在巴黎先绑架这两个人,然后 偷偷地把他们带到事先等候在英吉利海峡海边的船上,再把他们引渡回苏联,在苏 联对他们进行审判并处决他们。执行这一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渗透到他们的随从 中去。 和谢多夫身边的“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一样,米勒的助手尼古拉·斯科布 林将军也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除了他,谢列布朗斯基还安排了一名特工 负责监视米勒。这个特工叫米莱伊尔·路德维戈夫娜·阿比亚蒂(代号是阿维阿托 尔莎,意思是“飞行员的妻子”)。这一点可能连斯科布林自己都不知道。阿林亚 蒂是圣彼得堡一位音乐教师的女儿,出生在俄罗斯,并在那里长大。1920年,她的 家人回法国的时候,她留在俄罗斯,并与飞行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叶尔莫洛夫 (这也就是她的代号的依据)结了婚。1931年,她去法国探亲的时候,被发展为内 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在法国期间,她还把她的兄弟罗兰德·路德维戈维奇·阿比 亚蒂也发展成了特工,代号是飞行员。阿维阿托尔莎在米勒将军的隔壁租了一间公 寓,偷偷溜进他的房间,窃取了一些文件并在隐蔽的地方安装了一个麦克风,这样 她就可以对将军的房间进行窃听活动了。1937年9月22日,和七年前的库捷波夫一样, 米勒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巴黎的大街上失踪了。巴黎警察厅的调查结果是,他被 押进了苏联大使馆。被害后,他的尸体被装在一个大箱子里,用福特牌卡车送到了 勒阿弗尔港。据几位目击者称,大箱子被装上一艘苏联货船,但被装在箱子里的米 勒还活着,只不过被施用了大量药物。与1930年库捷波夫的情况不完全一样的是, 他在运往莫斯科的旅途中苏醒过来了,在莫斯科他受到审判,并被枪决了。出事后, 斯科布林认为自己很快就会受到米勒的支持者的怀疑,于是他跑到了西班牙。没有 暴露身份的米莱伊尔·阿比亚蒂获得了红星勋章,并被赋予新的对付谢多夫的任务。 米勒失踪的时候,诱捕谢多夫的行动刚刚展开。本来在布洛涅港租用了一艘渔 船,打算在回苏联的路上,先用此船运他一段。但是,由于米勒的失踪引起了法国 人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怀疑和愤怒,这个计划不得不被放弃了。几个月后,谢 多夫以与米勒完全不同的形式结束了他的生命。1938年2月8日,谢多夫因急性阑尾 炎住进了医院。“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以避免内务人民委员会监视为由,说服 了谢多夫不去法国医院,而到一家俄国移民开设的小诊所里做手术。对于苏联来说, 对这家小诊所进行渗透是再容易不过了。后来茨博罗夫斯基承认,叫了救护车后, 他就通知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为了所谓的安全原因,他拒绝告诉法国的托派人士们 这家小诊所的具体位置。谢多夫的手术非常成功,而且看起来他恢复得不错;但就 在这时,他的病情突然恶化,连他的医生都觉得纳闷。虽然医生们不停地为他输血, 2月16日,谢多夫还是因承受不了剧痛而去世了,当时他只有32岁。档案里并没有发 现内务人民委员会应该对他的死负责的证据。但是,内务人民委员会中有一个先进 的医学部门--卡莫拉,它试验能致人于死地的毒药,而且完全能够对谢多夫下毒。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确想除掉谢多夫,正像它计划要除掉托洛茨基和他的其他主要追 随者们一样。但是谁也说不清楚,1938年2月,谢多夫是被内务人民委员会谋杀的, 还是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下手之前,正常死亡的。 谢多夫的死亡使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托派组织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茨博罗夫斯基 成为了《反对派简报》的发行人,并负责托洛茨基与其欧洲重要支持者的联络工作。 在谨慎地挑拨托洛茨基不同派系间自相残杀的斗争中,茨博罗夫斯基成功地隐藏着 自己的真实身份。有一次,他写信给托洛茨基,告诉他,《简报》上准备刊登一篇 题为“托洛茨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文章。文章将对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墨西哥的活 动进行揭露。1938年夏天,已经叛逃到美国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给托洛茨基写了 一封匿名信,信中警告他说内务人民委员会派遣到巴黎的一名特工正威胁着他的生 命。奥尔洛夫不知道这个特工的姓,只知道他叫马克(“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 的真名),并详细地描述了此人的相貌和背景情况。然而托洛茨基认为这封信和其 他一些类似的信件一样,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耍的花招。茨博罗夫斯基也同意他的 看法。当得知有人指证他的时候,茨博罗夫斯基的反应是报以“开怀地一声大笑”。 谢多夫死后,德国人鲁道夫·克莱蒙特就成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欧洲的下一个 暗杀目标。他是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书记,该组织的成立大会定于下半年召开。 1938年7月13日,内务人民委员会把克莱蒙特从他的家中诱骗了出去。几星期后,一 具无头尸体被冲上塞纳河的岸边,经辨认,死者就是克莱蒙特。9月份召开的第四国 际成立大会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大会。只有来自门个国家的托派团体的ZI名代表出席 这次大会。俄罗斯支部几乎所有的精英都被消灭了,只好让茨博罗夫斯基作为代表 出席了会议。美国的托派分子--大会的翻译之---西尔维亚·安格洛夫在她的 西班牙情夫雷蒙·梅尔卡德的陪同下参加了这次大会。梅尔卡德是苏联内务人民委 员会的一名特工,他的掩护身份是比利时记者。据档案记载,他就是后来在墨西哥 城暗杀托洛茨基的凶手。 到了1938年,谢列布朗斯基领导的特别任务小组成了苏联对外情报活动中最大 的一个部门,它在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德国、 拉脱维亚、爱莎尼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等十六个 国家里安插了212名特工。除了托洛茨基分子以外,在国外情报部门工作的人员成了 大恐怖时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国外追杀的重点对象,据认为,在这个群体里存 在着为数众多的“人民公敌”。在接到莫斯科发来的关于指控他们的同事是帝国主 义间谍和审判他们的报告的时候,驻外国的情报官员不仅说话要小心,而且还要注 意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对莫斯科来的报告中所述的根本不存在的阴谋,你 如果不表示足够的、看得见的、发自内心的义愤,就可能被汇报给中心;如果是这 样的话,那么后果将是致命的。 1936年8月,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曾经是列宁的助手的一些“堕落分 子”进行审判后,中心收到了巴黎情报站反映其军事情报官员阿布拉姆·米罗诺维 奇·阿尔巴姆(代号别洛夫)未能对这些人表示出令人满意的愤慨情绪的汇报。该 汇报非常气愤地指出: 别洛夫未能对这些政治流氓表示出憎恨和尖锐的批判态度。在关于对托洛茨基 一季诺维也夫集团进行的审判的讨论过程中,他一直保持着沉默。别洛夫希望这十 六个被定了罪的人能够得到同情,当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他们被执行枪决时,他还 吸了口气。 这口气不仅使他自己,而且使他的一些同事和他一起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他的材料中涉及到的十三名与他熟识的人因此而被捕,其中至少有一些,或者说大 多数都被枪毙了。他的妻子弗里达·利沃芙娜为了挽救自己而背叛了他。“对于一 名诚实的共产党员来说,”她在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信中愤慨地写道,“最可怕的 发现莫过于认识到他也是人民公敌当中的一分子。”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那些能够在大恐怖中幸存下来的人都是些道德败坏 的家伙。那些越快给自己的同事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的人,就越有机会成为少数幸存 者之一。大恐怖时代初期担任驻柏林大使的雅科夫·苏里茨是少数几个幸存下来的 高级外交官员之一。他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就是因为他非常善于谴责别人。为了 避免使馆里负责情报站工作的B.M.戈登对他发难,苏里茨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 在大恐怖刚开始的时候,苏里茨就设法引起了中心对与戈登交往甚密的一位外交官 员的注意,称这位官员曾经是社会革命党的党员,而且经常去探望在布拉格的亲戚, ‘用p里还居住着其他一些社会革命党的成员”。1937年1月,对“托洛茨基一季诺 维也夫恐怖分子集团”的公开审判结束后,苏里茨向中心提供了戈登同情托洛茨基 的证据: 2月2日,驻柏林大使馆召开了一次党的会议。在会上,负责情报站工作并兼任 党组织委员的戈登,传达了关于对托洛茨基集团进行审判的报告。 关于这群政治流氓已经制定了明确的行动计划的事实,戈登只字未提;他也没 有说明,为什么这些社会的渣滓要对工人阶级和所有工人同志隐瞒这个计划;为什 么他们要过双面生活;为什么要从事地下活动。 他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敌人的破坏活动能够持续这么多年。 他也没有谈到,为什么尽管存在着敌人制造的灾难、破坏、恐怖和间谍活动, 我们国家的工业和运输仍然能够持续不断地得到发展。 他更没有解释这次审判的国际意义。 然而,就在苏里茨攻击戈登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后院也着了火。他的 一位秘书正在向中心汇报他的不是: 这些天,在苏里茨同志的办公室里挂着布哈林的照片,上面还写着:‘谨以深 情挚爱,送给我的老朋友,亲爱的苏里茨同志--布哈林。’我故意没有把它取下 来,并不是因为我喜欢面对着它;只是我不想再面对上一次我取下叶努基泽的照片 时苏里茨同志的白眼。 我等着他自己把它取下来,因为布哈林已经成了我党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敌人; 即使以前他真的是他的朋友,那么他现在也应该认定他是敌人了。他应该马上把照 片丢进火里烧掉。 我认为,向您汇报这些情况是一名党员的责任。自斯大林宪法(1936年)实施 后,它赋予了我们很大的权利和责任,要求我们遵守纪律、诚实工作和提高警惕, 因此我不能对上述事实保持沉默。 1937年至1938年,由于绝大多数官员被召回和处决,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许多情 报站都停止了工作。虽然设立在伦敦、柏林、维也纳和东京的情报站没有关闭,但 每个情报站里也只剩下一名,最多两名情报官员。绝大多数大特工都遭了殃。第一 个被中心盯上的对象是内务人民委员会里最成功的大特工特奥多尔·马利。他的宗 教背景和他对使用恐怖手段的反感自然引起了中心的怀疑。1937年6月,带着理想主 义的宿命论,他接受了返回莫斯科的命令。“我知道曾经当过牧师的经历使我根本 不可能有机会,”他对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但是我之所以决定要回去是因为 这样就没有人能够说:‘那个牧师可能真的是德国间谍。”’一回到莫斯科,他就 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并受到了审判;几个月后,他被枪毙了。驻意大利情报站站长 (也是杜坎的指导员)莫伊谢伊·阿克塞尔罗德也被召回莫斯科。这位十年来曾经 提供了大量关于英国情报的间谍,在度过了短暂的狱中生活后,也以“人民公敌” 的罪名被枪毙了。 在大恐怖时代的中期,作为犹太人和奥地利人的混血儿,并在其职业生涯初期 不守正统的阿诺德·多伊奇自然引起了中心的怀疑。在马利、阿克塞尔罗德及其他 特工相继被召回之后,他肯定担心自己在不久以后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为了使自 己的护照获得延期,他经常与一位居住在伯明翰的亲戚奥斯卡·多伊奇联系。奥斯 卡是当地犹太人教堂的主持人,也是剧院经理。有时,阿诺德会在星期五晚上到这 个亲戚家里去吃安息日的晚餐。奥斯卡也答应为他提供一个工作,以便他能够继续 留在英国。这些接触无疑更加重了中心对阿诺德的怀疑。 但是,多伊奇竟然幸存下来了。他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可能是另一位内务人民 委员会的特工叛变的结果。这个叛变了的间谍是驻巴黎的特工伊尼亚斯·波雷茨基 (化名赖斯,代号雷蒙德)。1937年7月,“谢列布朗斯基小组”的一名法国特工罗 兰德·阿比亚蒂(化名罗西,代号飞行员)在瑞士发现了波雷茨基。当时,罗兰德 的妹妹(也是谢列布朗斯基小组的成员)米莱叶正准备在巴黎引诱米勒将军。为了 除掉波雷茨基,阿比亚蒂利用了他的一个朋友格特鲁德·西尔贝什。他说服了这个 沦落为难民的德国共产党员写信给波雷茨基,声称她急需得到他的帮助。西尔贝什 拒绝把一盒涂有士的宁的巧克力(后来,这盒巧克力被瑞士警方发现了)交给波雷 特斯,但是她把他带到了洛桑郊外的一条小路上,阿比亚蒂拿着冲锋枪早就等候在 那里了。在最后一刻,当意识到自己落人陷阶的时候,波雷茨基试图抓住首尔贝什。 后来,人们发现了他满身弹孔的尸体,手里还摸着首尔贝什的一缕灰白色的头发。 由于几年前,多伊奇曾经和波雷茨基一起在巴黎工作过,因此波雷茨基叛变后,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损失报告认为他可能把多伊奇出卖给了西方的情报部门。正是因 为多伊奇被视为托洛茨基和西方阴谋理论的牺牲品,才使他避免被指控为那些阴谋 的参与者。1937年11月,他被召回莫斯科。因为中心相信他受到了波雷茨基和其他 叛徒的陷害,因此他并没有像马利那样被枪毙。 马利的死和多伊奇的被召回给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英国的情报工作造成了灾难性 的严重破坏。由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损失报告认为马利“把金上尉(马格)出卖给 了敌人”,因此与这位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于1935年被发展的间谍的全部联系都 中断了。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里并没有包括对给在剑桥发展的间谍造成的损害的评 估报告,但是,由于马利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中心无疑会担心他们也已经被 出卖了。11月份,驻荷兰的特工瓦尔特·克里维茨基的叛变更加重了中心的疑虑。 虽然克里维茨基不知道剑桥五杰的名字,但是他了解关于他们的一些情况,其中包 括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个人以记者的身份被派遣到西班牙执行暗杀弗朗哥的任务。 在多伊奇被召回莫斯科之后,留在英国的五杰中的三个人--伯吉斯、布伦特 和凯恩克罗斯与中心的直接联系中断了九个月。但是,他们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即 使在无法得到情报站连续指导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伯吉斯 这位被多伊奇和马利允许把自己看作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而不是完全依靠 指导员的间谍,继续按自己的意愿发展着间谍。他把自己视为多伊奇的间谍发展策 略的继承和发扬者,不断地在牛津和剑桥大学里招募杰出的、能够渗透到政府部门 中去的大学生。 伯吉斯认为戈伦韦·李斯是牛津大学里最重要的发展对象。这位年轻的威尔士 同学会的成员还是《观察家》杂志的助理编辑。他与伯吉斯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32 年,虽然他抵抗住了伯吉斯的诱惑,但是不管怎么说,伯吉斯还是给他留下了相当 深的印象:“在我看来,他具备一些与生俱来的东西,他的谈吐都能反映出他鲜明 的个性。’可能是李斯在1937年下半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使伯吉斯认识到发展他成为 间谍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李斯是这样评论发生在威尔士南部地区的大规模失业现象 的: 这是一个特殊和特别的的灾难……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意味着对造成了这种现 象的社会的谴责……如果你对已经产生了急躁情绪和倾向于传统的革命观点的人们 说,他们所受到的苦难都是由于无情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那么你只给他们留下了 一条出路。列宁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可能就是在1938年元旦的晚上,伯吉斯坐在李斯的公寓里,和往常一样,在两 个人中间还摆着一瓶威士忌;伯吉斯对他讲,《观察家》上发表的这篇评论已经证 明,“他掌握了事情的核心”。李斯回忆说,接着伯吉斯异常严肃地说:“自从毕 业后,我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名间谍。”在以后的几年里,李斯一直试图表示出他 并不同意成为间谍。但是在克格勃关于他的档案里却清楚地显示出他的确被发展了; 虽然档案记录也确认,伯吉斯并没有要求他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而是要求 他“帮助党”。在这一年的年底,曾经与伯吉斯联络过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 案调查员后来向中心汇报称,他认为李斯(从那以后,中心给他起的代号是弗利特 或克罗斯)是牛津--剑桥发展策略的关键一环: 能够使他得到精神上的巨大满足,也是他最有信心取得成功并产生影响的工作, 就是我们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年轻的、准备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毕业生中间发展成员。 在这项工作中,托尼怖伦特)是他在剑桥的助手,而克罗斯(李斯)则在牛津大学 里协助他。在历次会议上,伯吉斯总是提到这个想法…… 虽然对伯吉斯不遵守纪律的招募办法不甚满意,但是,中心仍然认为李斯是一 名非常有潜在价值的重要间谍。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爵士、后来担任内务大臣的约 翰·西蒙爵士和《泰晤士报》的主编杰弗里·道森,这三位英国主要的绥靖主义者 都是威尔士同学会的成员。为了夸大李斯的重要性,中心还声称他经常在高层会议 上见到这三位大员。中心也过高地估计了李斯的朋友、退休少将厄尼斯特·斯温顿 爵士的影响力,此人曾自1925年起担任过丘吉尔的军事历史学教授;中心称他为 “斯温顿将军”。 就在伯吉斯积极地实施其牛津一剑桥发展战略的时候,外国科却陷入了一片混 乱之中。1938年2月17日,外国科的负责人阿布拉姆·斯卢茨基被发现倒毙在他的办 公室里;据称,他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但是,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俱乐部里 为他举行的告别仪式上,他的上司却在他的脸上发现了氰化物中毒的迹象。与此同 时,雅格达在审讯过程中承认自己为德国、日本和波兰情报部门工作,并毒死了他 的前任缅任斯基,还准备对他的接班人叶若夫下手的罪行。到了年底,俾卢茨基的 两个接班人泽尔曼·帕索夫和谢尔盖·什别盖尔格拉斯都被以“人民公敌”罪名枪 毙了。1938年,外国科陷入了困境,它曾连续127天未向斯大林提交一份有关国外情 报的报告。12月,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接替了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会主 席的职务;几个月后,叶若夫被指控犯有勾结英国、德国、日本和波兰的叛国罪。 对于那些晚上回到家里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们来说,清晨的敲门声可能就意味 着恶运的来临。 外国科的绝大多数官员在斯大林及其内务人民委员会头子的各种反叛理论之下, 于30年代后期都因遭受审讯和残酷折磨而未能活下来,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一位 能够幸存下来,并向后人讲述这段历史的第一个大特工就是德米特里·比斯特罗列 托夫。1937年,他被派到柏林,与一位潜伏在德军参谋部里的苏联间谍联系。临行 前,叶若夫拥抱他,并告诉他说:“你应该为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一最棒的情报来源 而感到骄傲。斯大林和你的祖国不会忘记你。”然而,在1938年初,比斯特罗列托 夫的任务被中止了,并被调到了莫斯科商会,直到9月份被捕前,他一直在那里工作。 一次,索洛维约夫上校对他进行审讯的时候,叶若夫走了进来,并询问指控他什么 罪名。当得知他被控替四大国从事间谍活动后,叶若夫的反应是“太少了!”然后, 他脚跟为轴,来了个向后转,接着就离开了审讯室。 当比斯特罗列托夫拒绝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的时候,索洛维约夫和他的助手 就用绑在铁丝的一头上的球形物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断裂的骨头刺穿了一片肺叶。 他的头盖骨被包着棉花和绷带的铁锤打成了骨折;审讯员在审讯中时常踢他的腹部, 造成了他腹部肌肉的撕裂。在意识到如果刑讯持续下去,他可能被打死以后,比斯 特罗列托夫在索洛维约夫交给他的认罪书上签了字。绝大多数屈打成招的外国科的 官员“认罪”后,都会被带到离审讯室不远的一个行刑室里,接着一颗子弹会从后 面击中他的头部。但是,比斯特罗列托夫却幸免此难,而且还记录下了对他的审讯 过程。虽然,他在1939年的时候被判处20年徒刑,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却逐 渐恢复了健康。到他被释放的时候,他的妻子谢尔马托娃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 早已被送进了劳改营,她用一把菜刀割断喉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年迈的母亲 也已经服毒自杀了。 马利的死和多伊奇被召回导致了伦敦情报站的瓦解。中心计划利用设在肯辛顿 的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中的情报站来继续操纵其在英国的间谍。1938年,新任情报站 站长格里戈里·格拉夫潘走马上任了。由于外国科里绝大多数有经验的官员都遭到 了清洗,这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质量带来了戏剧性的影响。多伊奇、奥尔洛夫 和马利在与自己的间谍接触时,都曾经采取过精心策划的、能够避免受到监视的防 范措施。但是中心派来监督格拉夫潘情报站的一个缺乏经验的使者对类似的接头活 动一无所知;他认为只要能够以使馆为依托进行活动就是安全的。他天真地向莫斯 科报告说:“使馆旁边的一个公园(肯辛顿公园)就是与间谍接头的一个方便的地 点,接头的人可以假装是去那里散步。” 格拉夫潘的第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与唐纳德·麦克莱恩这位当时剑桥五杰中最有 成就的、能够从外交部窃取大量机密文件的间谍恢复联系。4月10日,一位年轻且显 然没有经验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女官员,代号诺尔玛,在位于莱斯特广场的帝国电 影院与麦克莱恩接上了头。几天后,麦克莱恩带着一大捆外交部的机密文件,来到 了诺尔玛住的公寓。在那里,诺尔玛把这些文件拍照下来,并把没有冲印的胶卷交 给格拉夫潘,再由他传送回莫斯科。自那次开始,这位年轻的英国间谍和她的上司 不仅给这些文件拍照,而且还一起上了床。诺尔玛违反规定的另一个行为就是告诉 了麦克莱恩--或许是在床上的时候--他现在的代号(他自己是不可能知道的) 是利芮克。 1938年9月,带着外交部给他的充满肯定之辞的推荐信,麦克莱恩到驻巴黎大使 馆开始了第一次驻外工作的经历,他当时的职务是三等秘书。推荐信是这样写的: 麦克莱思,老唐纳德·麦克莱恩爵士的儿子……在两年来的工作中表现出色, 是西方事务部里的一个支柱。他人品好、有头脑且主动热情。另外,他相貌英俊。 我们认为,无论从丰富社会经验角度,还是从工作角度出发,他都应该在巴黎取得 成功。 麦克莱恩赴巴黎上任之时,适逢慕尼黑危机发展到顶峰之际。捷克的苏台德区 被耻辱地拱手奉送给了纳粹德国。9月30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回到伦敦并受 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挥舞着希特勒签了字的一纸空文,声称这不仅意味着“光荣 的和平”而且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对于剑桥五杰来说,慕尼黑阴谋进 一步证明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不过当时他们不可能想象得到,不到一年 功夫,斯大林将与希特勒签署一项协定。 慕尼黑危机期间,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凯恩克罗斯接触到了一些关于英国政策 方面的情报,伯吉斯认为这些情报是“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情报”。这些情报通过 克卢格曼和伯吉斯传送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凯恩克罗斯提供的关于英国讨好德国的 情报,特别是慕尼黑协定,为中心关于“合谋反对苏联的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 据,该理论认为,得到法国支持的英国外交政策的秘密目标就是‘引诱德国对俄国 发动进攻”。虽然这一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是斯大林,但是它得到了外国科的积极拥 护。在整个冷战时期里,克格勃的历史学家们仍然坚持认为,英国在慕尼黑问题上 的目标不仅是为了讨好希特勒,更重要的是,他想借此来促使德国打苏联。直到90 年代中期,尤里·穆丁一一剑桥五杰战后时期的指导员--还坚持认为“这个看法 既不是出于宣传的目的,也不是假情报,而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伯吉斯为我们提供 的文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大部分有关文件是凯恩克罗斯提供的。) 慕尼黑危机时期,麦克莱恩调往巴黎后,中心原打算让凯恩克罗斯代替他成为 在英国外交部里的主要情报来源。然而,伦敦情报站的格拉夫潘却把这件事搞砸了。 凯恩克罗斯是个刺头,又缺乏优雅的举止,因此他的同事和外交部人事部门对他的 评价远不如对麦克莱恩那种贵族气质的赞誉。1938年12月,凯恩克罗斯被调到了财 政部。就在他被调到财政部的时候,格拉夫潘因为其他原因被召回莫斯科。刚一回 国,他就被“揭发”为托派分子,然而并没有被带到设在鲁布扬卡的行刑场,而是 被判处了五年劳教。1938年12月,格拉夫潘在回莫斯科的途中,陪同诺尔玛(由于 早些时候的不慎重,当时她的代号已经改成了阿达)一起去了巴黎。在那里,她的 任务是与麦克莱恩恢复联系。阿达汇报说,麦克莱恩与在索尔邦尼的一名美国女大 学生关系暧昧。这位女大学生名叫梅林达·马林,后来麦克莱恩与她结了婚。阿达 还发现麦克莱恩染上了严重的酗酒毛病,而且麦克莱恩承认自己在喝醉酒的时候对 梅林达和他的哥哥说了他在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阿达住在巴黎,负责给麦克莱恩 从使馆里偷出来的文件拍照,然后把拍照后的胶卷交给一个代号为福特的特工,再 由这个人把胶卷转送回中心。 一个巨大的成功转移了人们对由于麦克莱恩的酗酒而造成的安全上的漏洞的注 意力。1938年12月,伯吉斯汇报说,他已经成功地(可能是通过巴黎)加人了英国 秘密情报局。他被分配到年初成立的一个新单位--D处。该处负责在未来战争中使 用从破坏到心理战(他们巧妙地称其为“使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潜在敌人”)等种种 伎俩。然而,中心并没有为这一消息而感到兴奋,相反地陷入了深深的担忧和疑虑。 由于伦敦的两个特工--雷夫和马利暴露、格拉夫潘被怀疑为敌人的间谍,再 加上奥尔洛夫的叛变,使苏联在英国的情报工作的未来呈现出一片茫然。伦敦情报 站被关闭了,除了一位情报官员留在大使馆外,其余的全部被召回莫斯科。留下来 的这位外国科的官员叫阿纳托利·韦尼亚米诺维奇·高尔斯基。此人连苏联在英国 最重要的间谍的情况都知之甚少。1939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当菲尔比将从 西班牙返回伦敦的时候,高尔斯基报告中心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下达命 令,应该拿泽恩琴怎么办。如果你们能够给他定位,那么我们将非常感激;我们对 他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只知道个大概。” 中心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在英国的情报工作是“靠可疑的情报来源和在一段 时期内受‘人民公敌’指导的谍报网络支撑的,因此是非常危险的”。该评估报告 在结论中建议:断绝与包括五杰在内的所有英国间谍的联系。中心虽然与五杰没有 彻底断绝关系,但是在1939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中心仍 然接受他们提供的情报,但是没有显示出什么兴趣;同时中心还在就他们中的一些 人或者全部是不是敌人的卧底进行着辩论。阿达报告说,菲尔比“经常”对麦克莱 恩抱怨内务人民委员会缺乏与他的联系,对他兴趣不高。1938年到1939年间,被伯 吉斯和其他人当作通信员的利茨·菲尔比(代号玛丽)和伊迪丝·图德·哈特(代 号伊迪丝)负责与内务人民委员会联系;但是她们也经常抱怨自己的开支得不到报 销。高尔斯基在1939年7月给中心的报告中称: 玛丽声称,由于四个月来没有与她取得联系,我们久她和马德琴65英镑。我答 应替她向家里(中。C)查询此事,并先给了她30英镑;因为她说他们需要一些东西…… 出于一些原因,玛丽仍然居住在法国的一所非常大的公寓里,她说这是根据我们的 命令,等等。中心的答复是: 以前由于工作需要,玛丽曾经得到过维持在巴黎的公寓的命令。现在这已经不 必要了。让她搬出这所公寓,并过节简的生活,因为我们不会再付钱给她。玛丽不 会得到那65英镑,因为我们认为不久她的。我们同意支付给她30英镑。并转告她, 我们不会再付给她更多的钱了。 虽然中心里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但是,在英国的主要间谍的思想却仍然相当稳 定。1938年,伯吉斯发展了他的一个情人,瑞士记者艾里克·凯斯勒。后来,凯勒 斯成了一名外交家,在瑞士驻伦敦大使馆里任职。中心给他起的代号是“奥伦德” 和‘瑞士人”。凯斯勒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他提供了许多关于瑞 士与德国关系方面的情报。可能是在1939年,伯吉斯的另一个外国情人--匈牙利 人安得鲁·雷沃伊也被发展为间谍。他后来成了战争时期流亡在伦敦的自由匈牙利 组织的领导人。中心给他的代号是“太妃糖”;在克格勃的档案中,他被描述成一 名男妓。还有人说“他与一名外交部里的官员有同性恋关系”。可笑的是,1942年, 伯吉斯还想让他成为能够从英国安全局向外提供情报的人。 克格勃的档案中仍然把吉姆和利茨·菲尔比当作是好同志;虽然当时他们已经 有了不同的情人,但是他们却在1939年发展了一位比前两者都重要的间谍--奥地 利记者H.P.斯莫尔卡。利茨是在维也纳结识斯莫尔卡的。1938年,奥地利和纳粹 德国合并后,斯莫尔卡成了一名中立的英国人,名叫彼得·斯莫雷特。中心给他的 代号是阿保。斯莫尔卡后来当上了战时情报部俄国科的科长。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举行了签字仪式,这给内务人民委 员会的英国间谍们的思想上造成的打击比中心里出现的混乱还要大。与希特勒的外 交部长约阿西姆·冯·里宾特洛甫相互敬酒的时候,斯大林对他说:“我可以用名 誉保证,苏联不会背叛自己的伙伴。”30年代在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成为苏联间谍的 这些人就是为了,至少部分是为了同法西斯进行斗争。这些人多数在经历了不同程 度的思想斗争后,克服了苏德条约给他们造成的突如其来的震撼。在过去的几年中, 他们受到的思想上的灌输是非常充分的,而且那些都是自觉地自我教育,因为为了 支撑苏联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工农政府、是人类进步的希望这一信念,他们必须接受 斯大林的双重思维,而且必须能够及时地在思想上来一个大转弯。 当然,也有少数在西方国家里工作的间谍因苏德条约的签定而发生了思想动摇, 他们终止了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英国的弗利特,即戈伦韦 ·李斯。1993年,李斯的女儿珍妮到了莫斯科,国外情报局的代表明确地告诉她, 自苏德条约签署后,李斯就拒绝再提供合作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得到关 于他的消息”。了解了情况之后,珍妮·李斯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关于李斯, 你们还掌握着其他一些没有告诉我的情况,是不是?”国外情报局的确还掌握着另 外一些情况。它最不愿意公开的秘密就是,当时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的伯吉斯知 道李斯打算退出后非常紧张,他向中心发了一个急电,说李斯可能出卖他和布伦特, 并要求暗杀李斯。但是中心没有同意这种做法。相反,克格勃的档案显示,由于与 伯吉斯长期以来的友谊,李斯并没有背叛他和布伦特。为了降低李斯叛变的可能性, 一次伯吉斯对他说,他也为苏德条约的签定感到非常失望,并停止了为共产党的非 法工作。麦克莱恩也对李斯的“叛变”表示非常担心。多年后,当他开始无法忍受 这种一边是英国的外交官,一边充当苏联间谍的两面人生的时候,他与李斯争辩说: “以前,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可是你背叛了我们2”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英国的一些间谍对莫斯科的疑虑,远远比不上中心对他 们的怀疑程度。中心对菲尔比究竟是德国还是英国的间谍一案展开了调查。由于菲 尔比是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之前在剑桥大学里发展的第一个间谍,对他的不信任也 就说明了对整个英国谍报网的不信任。1940年,随着唯-一名情报官员戈尔斯基被 召回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英国的情报活动降到了最低点;在英国已经没有一 个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情报官员了。克格勃的一份档案中记录着:“贝利亚下命令关 闭了情报站”。档案中并没有解释贝利亚下达这个命令的原因,至少在米特罗欣见 过的档案中,没有看到过有关的解释。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对当时的英国谍 报网的深深怀疑了。1940年2月,中心下达命令终止了一切与菲尔比的联系;与伯吉 斯的联络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停止了。 30年代后期,追捕“人民公敌”已经代替了情报搜集,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在 国外的首要任务。其最活跃的国外情报机构是谢列布朗斯基领导的特别任务组;这 个组织对外国科官员的迫害不但减少了外国情报的数量,而且降低了中心对这些情 报的分析评价等级。然而,就连在国外从事猎杀活动的人也未能逃避来自国内的清 洗。谢列布朗斯基也成了自己领导的追捕行动的牺牲品。虽然他曾因追捕“人民公 敌”有功而被授予列宁勋章,但是,在1938年11月,他被召回莫斯科并被扣上了 “英国和法国情报部门的间谍”的帽子。后来的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他的机构中 容纳了“许多叛徒和土匪”。虽然把他指控成英国和法国的间谍是十分荒谬的,但 是中心得到的关于他发展自己的特工网和扩大业务范围的报告却不胜枚举。 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接替了谢列布朗斯基的工作。几个月 前,他创造性的用一盒下了毒的巧克力暗杀了流亡在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叶 夫克汉·科诺瓦列茨。1939年3月,苏多普拉托夫成了国外情报局的第二把手,他使 特别任务组和外国科合作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斯大林亲自给他下达命令, 告诉他,他的首要任务是向墨西哥派出一支特别行动队去行刺莱昂·托洛茨基。这 次代号为“鸭子”的暗杀行动是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第一目标。耷1939年9月第二次世 界大战爆发之后,即使察明阿道夫·希特勒的战略意图的任务与除掉这个异已分子 相比,也要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苏多普拉托夫的特别任务组由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发 展的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特工组成,由苏多普拉托夫的副手莱昂尼德·艾庭根领导。 此人在西班牙积累了丰富的开展“特别行动”,包括消灭“人民公敌”的行动经验。 暗杀托洛茨基的特别任务队由三个小组组成。第一个小组是一个以西班牙共产 党员卡里达·梅尔卡得·德·里奥(代号母亲)为首的特工网络。她是被艾庭根, 这位称得上是内务人民委员会里最出名的女杀手迷惑并发展成为间谍的。该小组中 最重要的成员就是她的儿子雷蒙(代号雷蒙德),他使用的是伪造的护照,护照上 的姓名是弗兰克·杰克逊。和艾庭根使用的手段一样,雷蒙·梅尔卡得也采取色情 引诱的办法,他利用与美国的一名托派分子西尔维亚·安格洛夫的关系,混进了位 于墨西哥城附近的托洛茨基的别墅。1940年,当安格洛夫成为托洛茨基的秘书时, 雷蒙的机会来了。每天早上,他都开车把安格洛夫送到别墅,下班后,再把她接回 来。渐渐地,警卫和托洛茨基身边的一些人都认识了他;1940年3月,他被第一次允 许进人了这个别墅。在这一阶段,梅尔卡得的任务仅仅是混人托洛茨基的住地,报 告别墅的防卫措施、居民和警卫情况;他还算不上是一个杀手。 第二小组负责进攻别墅,它由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一些老兵组成,著名的墨西 哥共产党员、画家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代号科恩)是这个小组的领导人; 艺术修养、革命信念、斯大林主义理论和爱出风头的性格结合在一起,使他表现得 异常活跃。后来,梅尔卡得和西凯罗斯都因为参与“鸭子”行动而出了名。根据克 格勃档案的记载,由最杰出的苏联特工约瑟夫·罗穆阿尔多维奇·格里古列维奇 (代号马克斯和菲利普)领导的第三个更隐蔽的小组也参与了这一行动。西班牙内 战时期,约瑟夫在执行消灭托派分子的任务方面占据着领导者的地位;同时,他还 负责训练在弗朗哥控制区里从事破坏和纵火的“特种部队”。利用假身份是他的另 一项专长,虽然他是出生在立陶宛的犹太人,但是十年后,他摇身一变就成了哥斯 达黎加的一名外交官员。1940年初,他把西凯罗斯以前的学生安东尼奥·普霍尔 (代号乔斯)发展成了间谍。对于这位画家,约瑟夫评论他虽然缺乏创造性,但是 “非常忠诚,绝对可靠而且非常勇敢”;后来在进攻托洛茨基的别墅时,安东尼奥 成为西凯罗斯的副手。格里古列维奇发展的间谍还包括后来成了他妻子和助手的墨 西哥共产党员劳拉·阿劳苦·阿吉亚尔(代号路易莎)。 进攻计划中的关键一环就是要让一名年轻的美国间谍在1940年4月份打入托洛茨 基的别墅。这名间谍名叫罗伯特·谢尔登·哈特(代号阿穆尔);化装成来自纽约 的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他自愿在别墅里担任警卫。哈特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暗杀小组 在午夜发动突然进攻的时候打开别墅的大门。虽然他很有热情,但在政治上仍然非 常单纯。格里古列维奇不打算告诉他大门被打开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 克格勃的档案显示,进攻托洛茨基别墅的行动实际上是由格里古列维奇指挥的。 他肩负着双重任务:其一是,确保西凯罗斯的进攻小组能够顺利地进人别墅的大院; 其二是,尽可能规定突袭时必须遵守的一些纪律。西凯罗斯则自行其是,带领着他 的人大摇大摆地出发了,可能根本就没有试图掩盖他的踪迹。1940年5月23日,西凯 罗斯和二十名特务身穿军装和警察服装,携带着手枪和左轮手枪,只有普霍尔一个 人扛着机关枪。据其中的一名成员回忆说,当时他们“说着、笑着,就象过节一样”, 格里古列维奇和他的别动队就这样出发暗杀托洛茨基去了。 5月24日凌晨,他们到达了别墅,格里古列维奇对美国的自愿警卫哈特说了几句, 哈特打开了大门。别动队员冲入托洛茨基的卧室,一阵乱射。墨西哥警察事后在托 洛茨基卧室的墙上清点出73个弹孔。然而,躲在床底下的托洛茨基夫妇却逃过了这 场劫难。虽然一枚燃烧弹被扔进了托洛茨基的小孙子的卧室,但是躲在床底下的他 也幸免于难。这一行动,特别是试图杀害托洛茨基的孙子的作法,使哈特惊呆了。 他气愤地对别动队成员说,如果知道他们会这样做的话,他是绝对不会让他们进人 别墅的。为了不让他把事情的真相泄露出去,哈特被带走并被枪杀了。几个月后, 西凯罗斯被找到了并遭到了逮捕。但是,格里古列维奇却成功地把自己、普霍尔和 劳拉偷渡出了墨西哥。墨西哥警方也未能查出他的真正身份。从1942到1944年,他 在阿根廷经营一个情报站;据克格勃的档案显示,这个情报站在开往德国的轮船和 将被运送到德国的货物上安放了150多枚水雷。 由于进攻托洛茨基别墅失败,加上西凯罗斯的别动队被解散,促使雷蒙·梅尔 卡得由一名普通的渗透间谍变成了杀手。他的成功,一部分来自于他的耐心。袭击 事件发生五天后,他第一次去拜访托洛茨基。和以前一样,他表现得十分亲热,还 给托洛茨基的孙子带去了一架玩具滑翔机,并教他怎么样让它飞起来。在以后的三 个月里,他到别墅去过十次,有时他会带上一些小礼物,而且每一次他都注意不逗 留得太久。8月20日,最后一次去拜见托洛茨基的时候,他拿出了自己撰写的一篇文 章,请求托洛茨基给他提些意见。正当托洛茨基在书桌前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梅 尔卡得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冰凿,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它刺进了托洛茨基的 头盖骨。 本来,他以为托洛茨会立刻安静地死去,然后,他就能够逃到停在附近的车里, 他的母亲和情人艾庭根都在车里等着他。但是,托洛茨基虽然受到了致命伤,仍发 出了“一声撕心裂肺般的惨叫”。(“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叫声”,梅尔卡得后 来说。)他被捕了,并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艾庭根说服了梅尔卡得的母亲与她一起 逃到了苏联,并答应如果她到苏联,她就和梅尔卡得结婚。在莫斯科,塞诺拉·梅 尔卡得受到了贝利亚的欢迎,并在克里姆林宫里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还被授予了 列宁勋章。然而几年后,艾庭根抛弃了她,苏联方面又不允许她离开,她为自己使 儿子变成了一名杀手且在墨西哥的监狱里受苦而深感愧疚。 在二十年的监狱生活中,雷蒙·梅尔卡得一直坚持着斯大林主义的信仰。他认 为,历史会证明,他是一个为工人阶级革命事业清除了叛徒的战士。克格勃的档案 显示(与大多数的公开报导并不一致),1960年,梅尔卡得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 并回到了莫斯科;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享受着将军级的养老金和一套三居室的 公寓,并得到了赫鲁晓夫的祝贺。托洛茨基被刺二十年后,虽然在国外,肃清人民 公敌的行动范围缩小了,但是它仍然是克格勃对外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