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布拉格之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克格勃及其前身在苏联集团形成过程中扮演过非常重要的 角色。所有东欧国家里共产党控制的安全部门都是按照克格勃的体制建立起来的, 而且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其他东欧国家的安全部门都受到苏联“顾问”的 监督,监督着各个国家向所谓的“人民民主制度”过渡。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政治 发展都是按照同一个基本模式进行的。德国军队被赶走后,这些国家马上建立起了 联合政府,虽然非共产党的部长在政府中占有相当数量,但是共产党却掌握着新成 立的安全部门和其他重要的权力机关。在以后的几个月到三年不等的一段时间里, 这些政府即被共产党操纵的虚假的联合政府所取代,这种联合政府为走向听命于莫 斯科的、斯大林式的一党专政国家铺平了道路。 一直流亡在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1945年4 月 30 日返 回柏林时对他的亲信说:“一定要有民主的样子,但是也必须把一切都置于我们的 控制之下。”由于东欧要保持表面的民主,所以应该尽可能避免公开使用暴力来夺 取非共产党党派手中掌握的权力。相反,新生的安全部门使用匈牙利所谓的“腊肠 战术”(即一层一层地清除反对势力)手段,带头进行幕后恐吓活动。最后,在清 除了所有看得见的异己分子后,共产党通过安全部门操纵的选举,以虚假的压倒多 数使一党专政下的人民民主得以合法地确立起来。 在苏联集团形成的初期,苏联顾问严密把持着新成立的安全部门。为了清除东 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领导层中支持铁托的人士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绝大多数是虚 构出来的),上演了一幕幕政治迫害和公开审判的闹剧,而这些都是由莫斯科在幕 后导演的。匈牙利内务部长拉斯洛。拉伊克因为并不存在的铁托主义阴谋于1949年 被处决。据其所谓的同谋者回忆说,在对他进行审讯的过程中,当“俄国人对匈牙 利安全部门官员说话时,匈牙利官员的脸上立刻呈现出奴颜婢膝的笑容”,而“对 于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官员讲一些哪怕是最无知的笑话,匈牙利官员也总会报以 奉承拍马的纵声大笑”。 即使在俾大林死后,苏联集团国家里克格勃不喜欢的情报官员仍然会变成嫌疑 分子。1953年至1957年担任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的恩斯特。沃尔韦伯就是其中 之一。他与苏联情报界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他是苏联内务人民委 员会的间谍,专门从事海上破坏活动。但是莫斯科专横地发号施令和克格勃对他封 锁其在西德的活动的作法逐渐引起了沃尔韦伯的反感。克格勃也不信任他的妻子, 德国共产党党员克拉拉。法特。和她的许多同志一样,在斯大林的大恐怖时期,她 也曾被冤屈地关进了监狱。在东德,克格勃明目张胆地对她和她女儿(沃尔韦伯的 养女)进行监视。1956年,沃尔韦伯的职位被好拍马屁的亲苏分子埃里希。米尔克 所取代。在莫斯科的庇佑下,此人在国家安全部长的位子上一直坐到了1989年,成 为世界上在情报机构首脑职位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官员之一。 苏联红军曾三次(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在阿富汗) 介人了在不听话的共产党国家恢复亲苏的正统统治的行动。在这三次被委婉地 称为“恢复正常秩序”的行动中,克格勃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956年10月, 当“匈牙利起义”随着要求自由选举和撤出苏联部队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开始时,克 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将军飞到布达佩斯亲自指挥克格勃的行动。 在内政部举行的安全和警察部门长官会议上,谢罗夫强烈批评了不愿意向游行 群众开枪的现象:“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分子把他们的突击部队都摆到布达佩斯的街 道上来了,而在你们国家的军队里竟然还有对使用武力持怀疑态度的同志!”不久 后站在自由战士一边的布达佩斯警察总监山多尔。科帕奇轻蔑地答道:显然,莫斯 科来的顾问同志还没来得及了解我们国家的形势。我们应该告诉他,组织跨行示威 的并不是“法西斯分子”或其他“帝国主义分子”;他们都来各个大学,是工人和 农民的优秀儿女,是我们国家知识分子中的美丽花朵,他们在争取自己的权利…… 25年后,科帕奇仍然能生动地回忆起当时谢罗夫用他那铁青色的眼睛死死地、 咄咄逼人地盯着他的样子。在科帕奇逃到西方前不久,谢罗夫对他说:“我要把你 吊死在布达佩斯最高的那棵树上!”1956年11月3 日夜,国防部长帕尔。毛莱泰尔 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被邀请到设在托科尔的苏联驻军指挥部,商谈苏联红军从匈牙 利撤出的最后细节。午夜,正当与会者在相互祝酒的时候,谢罗夫挥舞着毛瑟手枪, 带着一队克格勃军官冲了进来,逮捕了毛莱泰尔及其同僚。这之后,持续了几个小 时闹剧一般的处决仪式过后,匈牙利代表团都非常清楚他的同事已无一人幸免于难 了。门月4 日凌晨4 时,苏联红军开始镇压匈牙利起义。谢罗夫和他的助手,克格 勃的K.格里宾尼克将军(他成了驻布达佩斯军事长官一直留在布达佩斯监督“恢复 正常秩序”的行动。 虽然直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爆发后,苏联红军才又再一次介人到强制 推行苏联的正统意识形态的行动中来,但是自60年代初开始,莫斯科就越来越担。 0 西方世界对苏联集团内部日益强烈的影响。克格勃的报告指出,西方正在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广泛开展颠覆活动…。。妄图使人们相信西 方生活方式的优越性。”这些“颠覆活动”采取了多种形式,包括:广播、宣传出 版物、通过使领馆散布的信息、东西方文化和科学交流、旅游和书信等。在中心看 来,像英国广播公司和自由广播电台这样的西方电台为了破坏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 国家之间兄弟般的友谊进行的宣传很可能造成“巨大的危害”。克格勃最担心的是, “这些电台非常受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的欢迎”。据统计——这些数据很可能来自克 格勃的匈牙利战友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在匈牙利有超过20%的年轻人收听西方 电台的广播。1964年匈牙利居民与西方的邮件往来数量达到了5000万份,比1963年 多了80 0万。克格勃也担心越来越多的赴西方国家旅游的东欧人可能会带回来反动 思想。1 964 年,有16.8万匈牙利人和15万捷克斯洛伐克人赴西方国家。更糟糕的 是,在中心看来,许多人在西方期间没有受到监视。克格勃抱怨说它的波兰同事—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在其驻外情报站里没有官员专门负责监督波兰赴外国旅游 者和在外学习的人。1964年有34500 名波兰人以个人身份,而不是随任何团体去了 西方。 克格勃保存着有关苏联集团内出现的“有害思想”和“敌对行为”的统计数据, 这些统计有些令人莫名其妙,把喜欢西方流行音乐和背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行为 一古脑都混在了一起。据说在1965和1966年,匈牙利青年的“有害思想”和“敌对 行动”每年都约有87000 项。据官方的秘密统计,在1968年,这个数字却降到了680 00项——这一变化虽然令人感到有些意外,但数据的可信度倒也增加了一点——而 且在以后十年中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然而,让人不安的是,记录在案的30%的 案件都与“共青团”这个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员有关。 克格勃在一份报告中抱怨道:“西方的颠覆活动”正在危害苏联集团国家的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它刺激了东欧国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破坏了这些国家与 苏联的关系。而其中,对知识分子和青年人造成的危害最大。克格勃还注意到在作 家中存在着“一种不健康的倾向”,那就是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共处”,而且他们 越来越认为共产党不应该干预文学事务。学生们也表现出让克格勃担忧的倾向,热 衷于成立独立的:无党派组织,进行“英国俱乐部式的自由讨论”。克格勃一份没 有标明日期的报告特别提到了两本当时“越来越引起人们兴趣的”反动书籍:一本 是离经叛道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米洛万。吉拉斯撰写的《新阶级》;另一本是德国 十九世纪晚期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作品。 吉拉斯称苏联的体制是由一群获得特殊利益的党的特权阶级操纵的寡头政治。 人们不难发现,为什么他对苏联这一具有破坏性的揭露会被视为颠覆性言论。 1963年,年仅20岁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因为有一本《新 阶级》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即使对于克格勃官员来说,这本书也有着潜在的危险。 1981年,《新阶级》在西方出版24年后,奥列格。卡卢金将军终于在克格勃图书馆 读了读这本书,而他发现自己竟也暗自赞同书中的观点。把尼采和吉拉斯归为同一 类人的作法更让人觉得莫明其妙。尼采主张只有“对所有价值进行重新评估”,才 能使强大的事物的生命力摆脱衰弱的事物的束缚,虽然这个主张与俾大林主义的实 际应用有些联系,但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却是大逆不道的。但是与吉拉斯的作品不同, 尼采的作品几乎不可能对苏联集团国家里的年轻人起到策反的作用。或许那份克格 勃报告的作者除了知道尼采是出了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之外,对这位伟大的德国 哲学家一无所知。 相对而言,捷克斯洛伐克在60年代中期进行的第一波改革浪潮倒并没有引起中 心的过多注意。改革者们针对的主要目标是年迈而又残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 导人安东宁。诺沃提尼。莫斯科越来越把他看成是一个难缠的新斯大林主义者,而 不是一道反修正主义的防洪堤。1967年12月,应诺沃提尼的要求,勃列日涅夫在事 先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对布拉格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诺沃提尼一直集总统和第 一书记职务于一身,而现在面临着让他交出第一书记职权的巨大压力。对此勃列日 涅夫拒绝干预,并且很干脆地告诉他这个问题应该由他自己去解决。得不到苏联的 支持,诺沃提尼只好给改革者让路。 1968年1 月5 日,46岁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第一书记,最初这并 没有引起克里姆林宫和中心的不安。杜布切克在苏联度过了他大部分的童年时光, 19 58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高级党校,克格勃以一种屈尊俯就的姿态把他称 作“我们的萨沙”。当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尝试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时,克格勃 第一总局第十一处(东欧处)起初还认为“我们的萨沙”是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巧妙地利用了。后来,当它发现杜布切克自己就是改革的推动力 量之一时,中心感到自己被出卖了。 回顾当时的情况,杜布切克认为在他接替诺沃提尼仅仅两个月之后,莫斯科就 已经秘密作出决定,要用红军来镇压“布拉格之春”了:在诺沃提尼及其前任执政 时期,苏联被允许以各种方式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和秘密警察,包括批准重要 任命的绝对“权力”。直到3 月中旬,他们才意识到,未经他们同意,他们手中的 权杖可能已经被收回并被烧毁了,他们这才决定进行干预。 事实上,直到苏联8 月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夕,勃列日涅夫还不能确定进行 军事干预的做法是否明智。和他一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也对军 事干预的作法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向政治局里的强硬派妥协了。 采取军事干预行动是在3 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得出的。在会上乌克兰 共产党书记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声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都因 为“布拉格之春”而受到了威胁。他强调说,虽然“关键是要更主动地在捷克斯洛 伐克挖掘进步(亲苏)力量”,但是“军事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谢列斯特得到 了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的积极支持。安德罗波夫要求采取“具体措施”准 备进行军事干预。虽然当时他只是个(没有选举权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在捷 克斯洛伐克危机中他成了一个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人物,敢于挑战柯西金等职位比他 高、但不愿意使用武力的人。 1956年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罗波夫,在镇压匈牙利起义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他坚持宣称来自反革命的威胁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程度,这一言论促使本来 不愿意使用武力的赫鲁晓夫批准了军事镇压行动。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里一位非常 敬重安德罗波夫的下级外交人员后来回忆说,安德罗波夫是第一个“看透”改革派 总理伊姆雷。纳吉的人,而且,当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时安德罗波夫似乎仍然能 够完全控制局势,“即使是在子弹呼啸而过,使馆里其他人都觉得像身处一个被围 困的城堡的时候,他仍然是那样的镇定”。安德罗波夫是一个坚决主张使用武力的 人,同时也是一个使用欺诈手段的高手。他一边成功地使纳吉相信红军正在撤退, 而另一边却在同时策划着颠覆纳吉政府的行动。当匈牙利武装力量总司令N 月4 日 凌晨致电纳吉总理,向他汇报苏联军队已经开始进攻时,纳吉却对他说:“安德罗 波夫大使就在我这儿,他告诉我这是个误会,苏联政府并没有下令进攻匈牙利。大 使和我正准备给莫斯科打电话。” 和1956年在匈牙利时一样,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德罗波夫使用的仍然是 欺骗和武力相结合的战略。“布拉格之春”期间,伪装成西方人的克格勃特工是欺 骗行动的主要工具之一。在后来被称为“进步行动”的一系列行动之初,克格勃即 往捷克斯洛伐克派遣了大量特工,这标志着克格勃在使用特工方面的又一重大创新。 在此之前,特工的主要派遣对象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东方国家。大多数派遣到苏 联集团国家的特工的任务(行动代号贝加尔)要么是为了在西方旅游者中培养间谍 对象,要么是为了监视苏联公民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例如,1966和1967这两年, 不少特工被派遣到保加利亚境内的黑海旅游胜地,混迹于越来越多的来这里度假的 西方人之中,从中物色间谍发展对象。曾伪装成西方记者被派遣到乌克兰、保加利 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旅游胜地的斯坦尼斯拉夫。费奥多洛维奇。马洛膝 科就是一名特工,他除了别的任务之外,还调查“在没有得到克格勃允许的情况下, 女间谍是不是愿意和外国人发生亲密关系。” 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克格勃第一次在苏联集团国家里动用了相当数量的特 工。他们伪装成西方游客、记者、商人和学生,既从事情报搜集,又负责实施积极 措施。中心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分子会更坦诚地向他们所认为的“西方同 情者”而不是东欧邻居们介绍他们的颠覆计划。即使在第一总局,也只有少数一些 高级官员了解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展的‘进步行动“。一开始,涉及”进步行动“的 档案保存在S 局(特工局)局长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拉扎列夫将军的办公室里。 随着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的进一步扩大,局里了解这一秘密的人也越来越多。 1968年,中心最初为“进步行动”挑选的20名特工中,至少有五名(格罗莫夫、 萨德科、谢维多夫、弗拉基米尔和弗拉斯)冒充西德人,另外可能还有两名(古里 耶夫和叶夫多基莫夫)也伪装成西德人。另有三名(阿尔乔莫娃、季姆和维克托) 伪装成奥地利人、三名(别利亚科夫、乌斯科夫和瓦利亚)伪装成英国人、两 名(阿拉和塞普)伪装成瑞士人、一名(叶夫拉特)伪装成黎巴嫩人、还有一名 (罗伊)伪装成墨西哥人。很可能是在3 月份,安德罗波夫下令在5 月12日以前至 少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布置15名特工。这个数量超过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向任何一个 西方国家派遣的特工数量。每个特工每个月都能得到300 美元津贴,另外还有出差 费和足够租用一套公寓的经费。 安德罗波夫还增加了克格勃在布拉格的公开情报站的数量。除了由M.G.科托夫 负责的、过去20年来一直在捷克俾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克格勃的捷克同行)总部 里运作的克格勃联络处以外,安德罗波夫还在苏联大使馆里秘密地设立了一个没有 对外公开的克格勃情报站,情报站由V.V.斯鲁扎尼诺夫负责,从4 月26日开始该情 报站正式启动。第一总局S 局副局长G.F.博尔佐夫和另一名N 线(特工支援)高级 官员V.K.乌姆诺夫被派到这个情报站负责协调特工的活动。情报站PR线(政治情报 处)和克格勃驻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联络处共同的主要任务是,在捷克斯洛 伐克共产党里寻找可靠的亲苏党员,以便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组成一个政府。 在克格勃的名单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里四位强硬派人物:阿洛伊斯。英 德拉、约瑟夫。莱纳特、德拉霍米尔。科尔德、瓦西里。比拉克以及1962年被解职 并被判刑的前内务部部长鲁道夫。巴拉克被排在了最前面。当时官方宣称比拉克受 到惩罚的原因是侵吞党内资金,但真正的原因是他利用了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 局收集用来指控诺沃提尼的材料。 安排与经常出人苏联大使馆的英德拉、莱纳特、科尔德和比拉克等人见面,对 驻布拉格的克格勃官员来说不是件难事。但是与5 月份才刑满释放的巴拉克进行直 接联系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克格勃下令一位名叫加林纳。列奥 厄多夫娜。利宁斯卡妞的女特工(代号阿拉洗和他建立联系。利宁斯卡妮持瑞士护 照,化名玛丽亚。维尔纳。多年来,活泼的阿拉已经精通于和那些克格勃感兴趣的 到苏联的外国游客打交道。克格勃关于她的档案一本正经地批评她“性欲过盛”, 虽然她有一个女儿,但是“却不是一个爱管家务的人‘”D 果类似评语出现在男性 特工的档案里,那可不是批评)。1961年,阿拉见过当时还是内务部部长的巴拉克。 他出狱后不久阿拉即成功地恢复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在她的要求下,巴拉克同意会 见克格勃情报站的B.S.伊万诺夫。 英德拉、莱纳特、科尔德和比拉克都证明是新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坚定的支持者, 就是这个政权后来摧毁了“人道的社会主义”。然而巴拉克却证明并不像布拉格情 报站想象的那么有用。部分原因是,甚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里一些亲苏分 子也很憎恶他担任内务部长并主管安全与情报局时的那种残暴作风。直到1975年, 也就是在被释放七年后,他才官复原职。 被克格勃派遣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工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打入‘布拉格之春 “ 期间建立起来的反革命组织,汇报他们的颠覆企图;二是实施一系列旨在使这 些组织失信于民的积极措施。打入反革命组织的任务被交给了叶夫拉特、古里耶夫、 叶夫多基莫夫、格罗莫夫和萨德科。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被中心视为颠覆思想主要发 源地的下列机构和人士:——作家联盟(特别是该组织主席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 副主席扬。普罗哈兹十以及知名作家帕维尔。科胡特和米兰。昆德拉);——摆脱 了共产党控制的激进杂志,例如作家联盟的《文化报》和社会党的怕由言论报》以 及越来越离经叛道的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电台和电视台里的主要改 革派(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的总编伊日。佩利坎);——查尔斯大学,特别 是它的哲学系(因为它带头强烈要求制定保护学术自由的新法律),以及主要的学 生活动家,如卢博米尔。霍莱切克和伊日。穆勒;——K -231 俱乐部,这是一个 由以前一些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刑法第23条被宣判为政治犯的人组织的俱乐部;—— “卡恩”俱乐部,该俱乐部由无党派活动家在4 月初组建,目的是给那些无党派人 士提供参与社会生活和建立“一种至今从未实现过的、新的政治体制——民主社会 主义”的机会;——社会主义人民党,它们正在努力恢复其在1948年共产党接管政 权后丧失了的独立地位。 “五一节”举行的穿越首都的大游行标志着反映政治自由新气象和官方审查制 度行将就木的“布拉格之春”的开始。全国观众都通过电视看到了这次游行的盛况。 与以往的游行不同,这次游行中没有出现给党的领导人歌功颂德的令人讨厌的 阿谈奉承,也没有赞美与苏联的友谊的陈词滥调的标语,取而代之的是表现广大人 民对改革运动的支持的、自发的庆祝活动和向莫斯科发出的毫不客气的信息,比如 这样的标语:“永远与苏联团结在一起——但时间不超过一天”;“苏联万岁—— 但要它自己养活自己!”回忆起当天的情景,杜布切克总会流露出“深厚的感情”, 他被K -23俱乐部的前政治犯们以及“卡恩”俱乐部的无党派活动家们对他的支持 “真正打动了”。但是对于莫斯科来说,这一天是让人气愤的反革命挑衅,它显示 出捷克斯洛伐克一党专政的政府已经发发可危了。 在中心看来,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本身也已经越来越不可靠,情况 就变得更加危急了。或许在4 月份上台的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政府中最让莫斯科 讨厌的人就是负责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工作的内务部长约瑟夫。帕维尔。带 有讽刺意味的是,克格勃把对帕维尔的任命都归咎于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而此 人后来变成了改革派的反对者并在恢复亲苏正统统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 克格勃档案中的一份报告称,被任命为总理后不久,什特劳加尔来到切尔尼克的办 公室,由于担心这间办公室已经遭到窃听,他建议切尔尼克和他一起到穿过布拉格 市中心的伏尔塔瓦河边去散散步。散步时,什特劳加尔强烈要求切尔尼克让帕维尔 负责内务部。因为帕维尔曾在50年代初坐过几年牢,因此什特劳加尔称帕维尔一定 能保证警察部队和安全与情报局都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在这一点上帕维尔是值得 信任的。据说切尔尼克同意了他的说法。4 月底,刚当上内务部长不久的帕维尔宣 布,从今以后,由政府而不是政党来控制内务部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事务 ;而且一大批高级官员将被撤换,其中就包括安全与情报局局长、亲苏分子约瑟夫。 豪斯卡。他在6 月份被撤了职。在离任几星期前,他把拍摄了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 情报局里工作人员档案的底片交给了克格勃。 5 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切尔尼克 一封信,信中对捷克进行了愤怒的指责,其中提到由于边界安全措施不完善,伪装 成西方游客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得以潜人捷克斯洛伐克。然而可以预料的是,他 没有提到那些持西方护照的最活跃的间谍和所有的破坏分子正是克格勃派遣的特工。 就在他送出这封信的当天,伪装成西德人的格罗莫夫(瓦西里。安东诺维奇。 戈尔蒂叶夫斯基)和古里耶夫(瓦连京。亚历山德洛维奇。古京)正准备绑架“布 拉格之春”中最具煽动力的民众领袖。格罗莫夫近期内就有过一次进行绑架活动的 经历。 仅仅一个月前,他刚在瑞典执行了帮助另一名克格勃特工(福斯特)潜逃出境 的任务,并因此得到了中心的褒奖。中心认为福斯特得了虐待狂。福斯特一回到苏 联就被送到精神病医院里住了一年,出院后他被克格勃开除了。 1968年5 月,格罗莫夫和古里耶夫选择的绑架出境对象是瓦茨拉夫。切尔尼和 扬。普罗哈兹卡教授。切尔尼(代号捷姆内)是捷克斯洛伐克浪漫文学研究的主要 权威作家之一,1948年政变后,他被从查尔斯大学的职位上赶了下来,‘布拉格之 春“ 期间他又复出,成为‘十恩“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并积极宣扬学术自由。在 1967年6 月举行的作家联盟大会上,普罗哈兹卡是带头谴责官方审查制度的作家之 一,要求”创作自由“。声称自己很为切尔尼的安全担心,古里耶夫试图使切尔尼 相信他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威胁自然是来自反对改革的强硬派),并且提 出帮他找一个临时藏身之处。格罗莫夫也向普罗哈兹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一旦切 尔尼和普罗哈兹卡被说服确有躲藏的必要,他们就会被交给V 处(第一总局负责” 特别行动“ 的部门)的暴徒,这些人会用在进入东德时不用接受检查的专用汽车把他们送 走。 如果他们反抗,克格勃会用在行动档案中含蓄地称为“特殊物质”的东西来对 付他们。 但是这个行动最终遭到了惨败。古里耶夫不可能使经受过二十年残酷迫害的切 尔尼相信有什么比他以前的处境更危险的情况。同样让格罗莫夫感到失望的是,帕 维尔给普罗哈兹卡安排了一个保嫖。另外,中心也忽视了行动中将会遇到的语言问 题。虽然切尔尼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但是普罗哈兹卡只会讲捷克斯洛伐克语。 伪装成不会讲捷克斯洛伐克语的西德人的格罗莫夫发现与普罗哈兹卡交流是件 非常困难的事,虽然他能用俄语使普罗哈兹卡明白他的意思,但是这样做可能会暴 露他的真实身份。几星期后,格罗莫夫和古里耶夫放弃了绑架计划。 除了“布拉格之春”期间的其他任务,克格勃特工还奉命执行一系列代号为 “中间人”的积极措施任务。这些行动的目的在于通过伪造捷克斯洛伐克“右派分 子”和西方情报机构阴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给苏联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找 到借口。装扮成同情“布拉格之春”的西方人的苏联特工试图说服捷克斯洛伐克的 编辑和记者发表攻击苏联的文章和其他挑衅性言论。他们还试图引起切尔尼和K - 2 3 俱乐部对接受一个虚构出来的地下组织提供的援助的兴趣,据称这一组织还得 到了西方的武器援助。中心将“中间人”行动秘密通报给了6 月份被帕维尔撤了职 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局长豪斯卡,他表示同意提供合作。 到7 月中旬,作为“中间人”行动的一部分,苏联特工已成功地布置了伪造的 有关武装政变的准备情况的证据。7 月19日,《真理报》报导称,在西德边境附近 发现了藏有美式武器的“秘密窝点”。其中一些武器被简单地装在带有“美国制造” 字样的包装箱里,据说这些武器是被“寻求报复和拥护旧秩序的人”走私到捷克斯 洛伐克境内来的。据报导,苏联政府还得到了美国制定的推翻布拉格政府的“秘密 计划”的副本。其他苏联集团国家的所有新闻机构为了加强《真理报》的报导效果, 都纷纷报导称,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内都发现了暗藏的西方武器。同时,暗示K -23 俱乐部和‘卡恩“俱乐部与西方情报机构共同策划反革命阴谋的假情报也被送到了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 就在《真理报》编造第一份关于反革命武装窝点的报告当天,苏联政治局召开 会议,讨论苏联在这场危机中应该采取的第二个步骤。会议开始时,勃列日涅夫建 议最后会见一次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有在这个努力失 败的情况下再采取“极端措施”。安德罗波夫是主张立即采取极端措施的一派的代 言人。他声称,双边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任何拖延都会增加‘右派分子“造成 的威胁:”他们在为生存而战,是在拼命…。。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做准备,而且 他们做的准备是全面和彻底的。他们使工人阶级,工人武装(为冲突)做好了准备。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都表现得相当暴躁。安德罗波夫与柯西金争论得异常激烈, 他谴责柯西金,就因为他主张立即采取军事介人行动,而对他进行“攻击”。柯西 金反驳道:“我并没有攻击你,相反,是你一直在攻击我。”政治局正式委员中只 有K.T.马祖罗夫支持安德罗波夫反对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举行最后一次会 议的意见。和安德罗波夫同样是候补委员的外交部长,后来成了安德罗波夫死党的 安德烈。葛罗米柯宣称,与杜布切克和他的同事举行会晤只不过是入侵前必要的预 备行动:“显然他们是不会接受我们的建议的。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下决心采 取极端措施了……”这或许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 正如葛罗米柯预料的那样,7 月29日至8 月1 日在边境城市蒂萨河衅切尔纳举 行的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与苏联政治局的会议没有达成协议。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 情报局进行调查后,帕维尔向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报告说,所谓反革命武装窝点只 是个“挑拔行动”。虽然这些武器是美国二战期间制造的,但是它的一些包装却来 自苏联。其他将K -23俱乐部和“卡恩”俱乐部与西方秘密机构牵扯到一起的情报 也被发现是伪造的。但是“中间人”行动背后的特工却没有被挖出来。捷克斯洛伐 克安全与情报局的一个叛徒声称,克格勃准备在8 月份暗杀几位捷克斯洛伐克公民 的苏联籍妻子,并把这些人的死归罪到反革命分子头上,米特罗欣记录的克格勃档 案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说法,但这种证实还算不上是结论性的。 8 月初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党委会会议上,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 斯拉沃伊。弗劳兹(代号法尔卡奇)指出,克格勃向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派 遣的顾问违反了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的情报联络原则,应该被召回莫斯科。其他安 全与情报局官员也支持他的提议。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报告很快传到了克格勃手里。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所有要求召回克格勃顾问的官员都遭到了逮捕,只 有弗劳兹是个例外。这或许是因为他提出这种要求是在苏联的授意下进行的,目的 在于找出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存在于安全与情报局中的主要的反苏分子。 除了编造用于公开宣传的西方颠覆计划的证据外,危机期间,安德罗波夫还向 政治局提供了旨在加强政治局采取军事干预的决心的、带有倾向性的情报。“布拉 格之春”期间提交给中心的关于美国政策的最重要的准确情报来自华盛顿情报站。 这份情报是34岁的精力充沛的政治情报处负责人奥列格。卡卢金提供的,他称 这份情报来源于“绝对可信的文件”。文件证明,中央情报局或者美国其他情报机 构并没有操纵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然而,由于这份情报违背了安德罗波夫提 出的存在一桩“帝国主义阴谋”的阴谋理论,因此这份情报并未被上报政治局。返 回莫斯科后,卡卢金惊讶地发现,中心命令“我的情报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而且必 须销毁。”按照安德罗波夫的命令,“克格勃煽起了政治局对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成 为北约的侵略或者一场政变的牺牲品的恐慌。” 在8 月18日召开的会议上,苏联以及华约集团中四个“可靠”成员国——保加 利亚、民主德国、匈牙利及波兰——的领导人正式商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二 战结束后在欧洲展开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8 月20日下午4 时,帕维尔的副手, 亲苏分子尼利安。沙尔戈维奇召集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里的‘可靠“成员开 会,向他们通报将于当晚展开的入侵行动的计划,并分配协助华约部队行动的任务。 两个月前被帕维尔撤了职的豪斯卡重新执掌了安全与情报局的工作。 ZI日上午9 时许,当苏联军队已经控制了布拉格关键位置后,捷克斯洛伐克安 全与情报局元老博胡米尔。莫尔纳中校向克格勃挑选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 报局官员下达了逮捕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中的改革派领导人的任 务。 莫尔纳曾在1956年协助苏联镇压匈牙利起义,并因此得到克格勃主席伊万。谢 罗夫奖励的一把雕有特别花纹的自动手枪。在克格勃官员陪同下,这些人来到中央 委员会大楼杜布切克的办公室,其中一个人用一种在杜布切克看来是二流的业余演 员的“机械的声音”宣布:“我以英德拉同志领导的工农政府的名义拘留你。”停 顿了一下之后——可能是要想一下接下来的台词——他补充道,杜布切克和他的同 党将很快受到以阿洛伊斯。英德拉为首的革命法庭的审判。 英德拉等莫斯科挑选的傀儡政府的主要成员,已经在苏联大使馆里准备接管政 权了。可就在这时,入侵计划不得不作出修改。英德拉及其同谋曾经向莫斯科保证, 军事干预会得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中多数人的支持,而这种保证显然是错 误的。事实是,杜布切克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里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而且在 群众中也得到了广泛支持,这迫使莫斯科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组建一个傀儡政府的 计划,并把杜布切克和他的同事——在克格勃官员“护送”下——带到了克里姆林 宫,试图通过恫吓来使他们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屈服。勃列日涅夫非常相信克格勃编 造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正在准备发动政变这个说法:地下指挥所和武器库已经被 我们发现了。我们并不想对你个人提起起诉,说你有罪。或许你自己也不知道这些 情况…… 但是,在以后几天的讨论中,苏联政治局逐渐放弃了为入侵行动开脱的努力以 及假装出来的同志间的团结,转而诉诸于威胁和强迫。杜布切克感到除了对苏联提 出的主要要求作出让步外,他已经别无选择:“其他办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处理的 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的事务,我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在苏联的枪杆子的瞄准之下。” 8 月26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签署了秘密协议,接受了华约军队对捷克斯洛 伐克的“暂时”占领状态。8 月22日匆匆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特别 大会作出的谴责苏联入侵的决议被废除了。党和政府、电台、电视台里曾经激怒过 莫斯科的一些主要改革派成员被解除了职务。 克里姆林宫把莫斯科协议仅仅视为“秩序正常化”行动的开端,这一行动将很 快让“布拉格之春”变成冬天。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后来的一份官方历史记录 中所抱怨的那样:‘右派……仍然掌握着党、政府和大众媒体中关键位置……党和 国家中的马克思一列宁主义力量在1968年8 月到1969年4 月间,领导了一场艰难而 复杂的斗争,右派逐渐受到了压制。 安德罗波夫最关心的是,虽然豪斯卡逮捕了一些主要的改革派成员,但是捷克 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里的“右派”势力依然很强大。来自布拉格的克格勃报告显 示,这种情况在对外情报机构中尤为严重:(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一处 (对外情报处) 里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点燃了,出现了一些带有反苏性质的行为:扯掉苏联国旗、 张贴(充满敌意的)标语、攻击被派去保护一处原址的苏联军队,情报官员转入地 下活动、交回了他们的官方通行证,并在苏联军队到达时停止工作以示抗议。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一处党委会全体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使中心非常 恼火。这些决议是:1.一处共产党组织的全体共产党员欢迎从莫斯科归来的捷克斯 洛伐克代表团,也为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克里格尔、斯沃傅达 和其他同志有可能恢复宪法和党赋予他们的职责而感到高兴。(实际上,在苏联的 坚持下,克里格尔已经被撤了职。) 在表达对这些同志信任的同时,一处党组织的全体共产党员将继续全力以赴地 支持他们完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制定的(改革)行动计划。 2.一处党组织对莫斯科会谈后发表的最后公报的内客表示关注,它反映出会谈 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我方代表处于压力之下,而且占领军就在捷克斯 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 3.一处全体共产党员再次表示对合法选举产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关领导的 支持,并欢迎他们④来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全体党员一致要求对违背局领导和内 务部帕维尔部长(因为莫斯科的坚持而被撤职)命令的所有事件立即展开调查。与 此相关的是,有必要查明苏联克格勃官员在其中究竞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党组织认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做出的决议是合法的,并把这次危机事件的责 任归咎于苏联军队。 克格勃发现捷克俾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驻纽约情报站站长,代号帕特尔,正在 无谓地力劝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伊日。哈耶克置莫斯科协议于不顾,将苏联的人 侵行为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帕特尔坚持说:‘如果我们不向安理会提出捷克斯 洛伐克问题,人民会把我们视为叛徒。“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驻华盛顿情报 站站长也眼睛里含着泪水对奥列格。卡卢金说:”我的孩子们会因为你们对我们国 家所做的这些事而痛恨你们。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们的这些行为。“捷克斯洛伐 克安全与情报局里的亲苏分子,即克格勃所谓的”进步力量“,花了好几年时间才 彻底消除了修正主义的后果。 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克格勃特工仍然是实施安德罗波夫制定的打入 和动摇“右派”势力的战略的中坚力量。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步行动”也得 到了苏联集团其他成员国的情报机构的支持。“布拉格之春”期间,米尔克曾把民 主德国的特工派遣到捷克斯洛伐克。8 月25日,他向中心汇报说,他又向布拉格派 出了一支小分队和负责指导这支小分队行动及与克格勃情报站联络事宜的民主德国 国家安全部官员。9 月,安德罗波夫和第一总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来到华沙,同意 了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相当于波兰的克格勃)制定的一项计划,该计划准备利用间 谍和特工向捷克斯洛伐克“地下反革命组织”、流亡团体和怀有敌意的情报机关进 行渗透。 据米特罗欣见过的档案记载,克格勃在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组织”普通成员 中最有价值的但自己并不知情的情报源是列奥。拉皮(代号弗雷迪),拉皮曾经是 政治犯,也是K -23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虽然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但他却是德 裔,这使他比不大会讲西方语言的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更容易发展成情报来源。 阿拉是第一个与拉皮接触的人,1968年,她伪装成会讲德语的瑞士人,与拉皮进行 了第一次接触。两个月后,发展他的工作交给了另一位女特工阿尔乔莫娃,她的公 开身份是一位奥地利女商人。1969年2 月起,专门负责接近拉皮的是一名代号为费 奥多罗夫的特工。他使用的是德国护照,公开姓名叫瓦尔特。布雷德,在这之后的 十年当中,他成了精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间谍活动的主要特工。因为阿拉和阿尔乔 莫娃都向中心汇报过拉皮向外国人出租房屋的情况,于是,费奥多罗夫就以自己是 个商人、需要在布拉格寻找一个住处为由,与拉皮进行了第一次接触。 拉皮根本不知道阿拉、阿尔乔莫娃和费奥多罗夫这三个人是克格勃特工,是来 执行消灭“人道的社会主义”残余势力的任务的。相反,他们都成功地使他相信, 他们是支持“布拉格之春”的西方人,非常希望能为帮助恢复这一运动尽一点力。 由于当时西方几乎普遍存在着反对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情绪,拉皮错误地 相信这三位来自瑞士、奥地利和德国的朋友也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了。他的这个 错误正好被费奥多罗夫无情地利用了。拉皮完全信任费奥多罗夫,以至于在赴罗马 尼亚度假期间还让他照看自己的公寓。拉皮还把费奥多罗夫介绍给K -23俱乐部的 活动家以及基督教民主党、社会主义人民党的领导人。这些党派都曾在“布拉格之 春”期间试图重建自己的组织。在费奥多罗夫与这些人会晤时拉皮一直为他充当翻 译。费奥多罗夫提供的关于自己与这些反革命分子会晤情况的一些报告受到中心的 高度重视,并被提交给了政治局。 当然,克格勃的档案中并没有记录特工在背叛那些有时候可以算得上是英雄的 “布拉格之春”的幸存者时的感受。与那些没有在苏联集团国家以外工作的亲身经 历的苏联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不同,这些特工非常了解西方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生活 的现实情况,以至于他们都无法使自己相信,他们是在进行一场维护社会主义价值 观、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第一总局S 局里时常有人抱怨,被派遣出国的 特工在回国后时常会对苏联生活产生“不正确的”看法。有时候,他们的态度实在 错误得令中心无法接受,从而导致了他们间谍生涯的提前结束。1966年,克格勃驻 布达佩斯联络处向中心汇报了在莫斯科休假后返回加拿大工作的女间谍埃尔娜的一 系列政治上有错误的看法,据说这些看法甚至让她的克格勃同事“感到震惊”,其 中包括:在莫斯科我不敢坦诚地发表对一些事情的意见。毕竟,我能想象得到,他 们认为我的思想里不仅仅是存在着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 为什么党会允许再次出现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呢?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赫 鲁晓夫个人就能决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呢?其他的中央委员都在干什么?对斯大 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后果难道在他们的记忆中已经不够清晰了? 现在发射这么多人造地球卫星干什么?关注地球上发生的更重要的事情不是更 好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20年T ,可是老百姓还是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 也是他们应得的物质财富。但是在西方,就连最卑微的人也早就享有这些东西了! 极少有哪个特工敢公开宣扬这些煽动性的言论。但实际上有不少人明显存在这 些思想,只是他们不敢表达出来,而这就使得他们身上的悲观主义越来越严重,有 时候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亲身经历更加深了他们的这种情绪。 1963至1972年间,在国外情报局和哥本哈根情报站N 线(特工支援处)工作的 奥列格。安东诺维奇。戈尔蒂耶夫斯基写了一本关于他哥哥格罗莫夫——“布拉格 之春”期间最早受命向“右派”组织进行渗透的五个特工之———的回忆录,从中 可以看出格罗莫夫的一些真实看法。1933年出生的格罗莫夫,用奥列格的话说: “成长在一群因战争而变得残酷无情的男孩子中间”,长大后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 崇尚物质利益的人。与在捷克斯洛伐克相对贫困的生活相比,他更喜欢生活在西方。 奥列格在受训期间被告之要在捷克斯洛伐克语和瑞典语中作出选择时,他哥哥 对他说白痴才不选择瑞典语呢:“如果你选择捷克斯洛伐克语,那么你将坐在破烂 的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或驻布拉迪斯拉发领事馆里度过你的余生……(但是)瑞典 可是个很好的国家……从那里你可以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去。”费奥多罗夫给中心 的报告里也有对捷克人的冷嘲热讽的评论,虽然他的态度表达得没有那么明目张胆。 他说到苏联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作用时写道:“苏联的武装力量扮演了一个 站在交通拥挤的十字路口的警察的角色;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而这就足以使得交 通变得井然有序了。”换句话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因为害怕而不得不屈服。 对于少数特工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产生的影响可能比单纯加深他们的 悲观态度要严重得多。几年后,阿拉曾试图自杀。虽然她的克格勃档案对这件事的 解释只是因为她的姘夫抛弃了她,但是很难相信,背叛那些她有过密切交往的捷克 斯洛伐克人没有加深她感情上的伤害。而有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经历之后,苏 联特工的一种更普遍的反应是借酒消愁。格罗莫夫甚至在到东南亚执行任务得了乙 型肝炎之后也无法戒酒,于1972年去世时年仅39岁。博贡和他妻子也变成了酒鬼。 1976年,他被送到布尔坚科军事医院接受“全面戒酒治疗”,他的妻子则在克 格勃中心医院精神一神经科接受戒酒治疗。几年前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 执行大量的“进步行动”任务给博贡造成的心理打击,比他在美国当特工时承受的 精神压力大得多。 国外情报局里另一个工作人员的情况则无疑证明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某 些人的影响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对于格罗莫夫的弟弟,当时在哥本哈根工作的奥列 格。戈尔蒂耶夫斯基来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那可怕的一天对我以后的生活 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使他认识到苏联这个一党专政国 家在本质上就是对人类自由的一股破坏力量。在以后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 在暗自琢磨如何去推翻这个一党专政国家,最后下定决心做一名潜伏在克格勃里的 英国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