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 1965年苏联宪法日内月5 日)这一天,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首次公开亮相。 大约200 名持不同政见者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举行游行,声援作家安德烈。西 尼亚夫斯基和尤利。丹尼尔(这两位作家都被苏联政府指控为企图通过他们的作品 颠覆苏联社会制度,不久就将接受审判)。一些示威者还打出了“尊重宪法”、 “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旗帜,不久即被克格勃便衣抓到警察 局里去了。 从此,苏联的民主和人权活动分子就被称为英语的dissidents“(持不同政见 者),而不是与此相当的俄语inakomysliashchil 思想异己分子)。苏联官方一直 说这些人是西方国家的走狗,他们并不能代表苏联抗议者的真正心声。用一个英语 词而不是俄语词来形容他们,恐怕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吧。 克格勃追捕两位作家的行动出奇地慢。作家西尼亚夫斯基,笔名“阿布拉姆。 捷尔兹“,从1959年起开始在西方发表自己的作品,最初是在巴黎。而他的朋 友丹尼尔,笔名”尼古拉。阿尔扎克“则仿效他的做法,从1961年开始在西方发表 作品月p 些身为克格勃间谍和眼线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捷尔兹“和”阿尔扎克 “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研究之后,中心在对他们真实身份的判断上产生了分歧。一派 认为,两人对莫斯科生活的熟悉程度说明,他们两人就生活在苏联境内,并将自己 的作品偷偷送到国外发表。克格勃巴黎情报站也赞同这种看法,并上交了一份报告 称”捷尔兹“的作品《审判开始了》的原稿就是从莫斯科送到法国的。而中心的其 他一些人则赞成一些文学评论家的分析,他们认为,这两位作家对莫斯科生活的” 不准确“ 的描述说明他们是居住在西方,并以克格勃的其他报告为依据,声称“捷尔兹” 和“阿尔扎克”都居住在西欧。由于西尼亚夫斯基使用的是一个犹太笔名,使克格 勃错误地断定他本人就是一个犹太人,这令克格勃对他们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更多的 疑惑。后来苏联官方报纸指责使用这个笔名是一种“阴险的挑拨行为”。一位作家 在拥息报》上写道:西尼亚夫斯基使用阿布拉姆。捷尔兹这个名字在国外出版反苏 作品,企图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即我们国内存在着反犹太主义,而且一个用阿布 拉姆。捷尔兹这样笔名的作家,要想“坦率”地写一些关于苏联生活的文章,他就 只能选择西方的出版商。 经过几年对数位选错了对象的作家进行毫无结果的监视之后,1964年一名隐藏 在莫斯科文学界,代号为叶菲莫夫的克格勃特工报告说,一位名叫尤利。丹尼尔的 作家拥有“反苏材料”。而就在同时,驻雅尔塔的克格勃情报机构报来了另外一名 特工的报告称,“仅凭他的一份手稿,丹尼尔就可以被判人狱15年”。通过对丹尼 尔的监视,克格勃很快就发现了西尼亚夫斯基。1964年5 月,中心展开“追随者” 行动,以图获得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就是在西方大量出版“反苏”作品的作家的 证据,并力图发现他们藏匿书稿的地方及其偷运书稿出境的方法。在克格勃的策划 下,西尼亚夫斯基被他所供职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安排离开莫斯科去出一趟公 差。 在他离开莫斯科后,克格勃对他的住所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并安装了窃听装置。 然而搜查丹尼尔的住所并在其中安装窃听装置则遇到了一点困难。丹尼尔住在列宁 大街85号,这是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公寓,还与别人共用一个厨房。据报告称,“他 的家人,他的一个朋友和一条狗成天都在他家里。”最后,一名克格勃官员假扮成 一位邻居的亲戚成功地在这套公寓里呆了一段时间,并伺机制作了钥匙的蜡模,为 以后进行彻底的搜查创造了条件。 “追随者”行动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取得了重要结果。虽然克格勃没有足够的 证据,但却得出结论认为,西尼亚夫斯基最初是在一位前法国海军武官的女儿埃莱 娜。扎莫伊斯卡的帮助下将他的作品偷偷送到西方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西尼亚 夫斯基是在埃莱娜。扎莫伊斯卡在莫斯科大学上学时认识她的。1965年夏天,克格 勃截获了一封署名“阿尔弗雷达”的寄给西尼亚夫斯基的信,但是没有回信地址, 信中邀请他在莫斯科的布加勒斯特饭店见面。在发现“阿尔弗雷达”就是阿尔弗雷 达。奥库蒂里耶——埃莱娜。扎莫伊斯卡的一位朋友之后,克格勃希望在西尼亚夫 斯基向阿尔弗雷达交付书稿的时候抓住他。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都被克格勃置于 24小时不间断监控之下,同时克格勃还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准备当场抓 获奥库蒂里耶女士。尽管监听了奥库蒂里耶女士访问西尼亚夫斯基公寓时的情况, 并对他俩后来在地铁的大虾车站附近的会面进行了录像,但是这个行动小组并没有 发现任何交付书稿的举动。而且令克格勃十分失望的是,9 月8 日在苏波边境检查 奥库蒂里耶的行李时也一无所获。对奥库蒂里耶的长时间的审问也毫无结果。克格 勃企图说服奥库蒂里耶女士承认“捷尔兹”的真名就是西尼亚夫斯基,但也没有成 功,反倒让奥库蒂里耶女士认识到克格勃手里并没有掌握什么真凭实据。 在奥库蒂里耶刚刚获准离开苏联后,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就遭到了逮捕并被 送进了莫斯科的列弗托沃监狱。审问当中,两人都承认在西方用笔名出版过作品, 但否认这些作品是反苏的。而且他们也都不承认扎莫伊斯卡女士曾经帮他们把书稿 偷运出苏联。就在他们两人被捕之前,克格勃的一份报告称,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 尔怀疑所有他们新认识的人,生怕他们可能是克格勃派来的特工。但是,在列弗托 沃监狱,西尼亚夫斯基却中了克格勃最老套的一种圈套。一个代号为米哈伊洛夫的 卧底(也许就是特工格利。费奥多罗维奇。瓦西里耶夫)被送进了西尼亚夫斯基住 的那间四室,并成功地取得了他的信任。就在米哈伊洛夫*月份被“释放”之前, 西尼亚夫斯基请他帮忙给妻子带去一系列的记号和密码,这样她来探监的时候他们 俩就可以进行秘密的交流。米哈伊洛夫的情报及对西尼亚夫斯卡妮与丈夫会见情况 的监视提供了关于“追随者”行动的档案所谓的“关于西尼亚夫斯基的联络情况的 重要材料”。在他的联络人中,最重要的就是莫斯科外国文学图书馆馆长安德烈。 雷米佐夫。 在审问中,雷米佐夫承认曾经用“伊万诺夫”这个笔名在西方出版了剧本《火 星有生命吗?》以及1964年在《交流》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俄罗斯良心的美国 苦责》。他还承认在一次去法国的时候,曾经将西尼亚夫斯基的一份书稿交给了埃 莱娜。扎莫伊斯卡。刚开始的时候,克格勃的计划似乎是要将雷米佐夫与西尼亚夫 斯基、丹尼尔一道审判。但是当雷米佐夫试图自杀后,这个计划不得不有所改变。 克格勃决定主要利用雷米佐夫充当检举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证人。而对他 的案件则另案处理,并且为了防止他再次自杀,不得不对他进行24小时监视。为了 阻止雷米佐夫与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妻子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两人曾经试图说 服雷米佐夫不要提供任何证据,文化部将他送往库尔斯克和图拉执行所谓的“公差”。 在那里,他还是被置于24小时的监视之下,直到审判当天。而通过对丹尼尔妻 子的跟踪,克格勃发现她正在收集档案材料,并准备在审判之前将这些材料在西方 发表。 于是克格勃成功的在她的身边安插了一名特工,这名特工装扮成一位同情她的 遭遇的西方商人,只不过他并没有将那些档案交给西方,而是交给了克格勃。 虽然早已有很多苏联作家因为非正统观念,而在没有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的情况 下就受到了迫害,但是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却是第一起仅仅因其作品而被送上法 庭的两个人。官方称1966年2 月的这次审判是一次公开审判,两位被告都“充分‘ 享受他们的权力。正如《纽约先驱论坛报》指出的,”这些权力包括被当局一手挑 选的近70名听众嘲笑的权力……以及只听诉讼方报告案情的某些细节,而被告方的 有关人员因为没有通行证而不能进人’公开法庭‘辩解的权力“。但是这些事先安 排好的程序却因为被告的不合作而被打乱了。与其他苏联传统的公开审判不同,西 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既没有承认有罪,也没有表现出悔过。 尽管有事先安排好的“听话的”听众,但是整个起诉显然还是被被告的勇气和 口才所破坏。西尼亚夫斯基揭露这起诉讼案从一开始就是在混淆是非,把虚构的文 学作品中的观点与作者本人联系在一起。在他中途被打断之前,他也提及了安装在 自己住处的窃听器。而公诉人,不顾自己思想的混乱以及对法律的理解的模糊,最 后竟然十分可笑地指责他们两人的作品:“它们给最神圣、最纯洁的事物——爱、 友谊和祖国——抹黑。他们作品中所描述的女人都是怪物和婊子,而男人则都十分 放荡。”但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所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还是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 里进行颠覆活动: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在现今这个时代 尤其严重,目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正在加剧,国际反动势力的宣传机器与情报 机构串通一气,正高速开动起来,用极端虚无主义毒害我们的年轻一代,不择手段 地把它们的触角伸入我们的文化领域…… 结果,西尼亚夫斯基被判劳教7 年而丹尼尔被判5 年。 官方宣布要公布审判记录,却始终未见公布,这更加说明这件案子的证据非常 不充足。但是,被告的支持者们收集整理的一份非官方记录却在西方发表了。为了 对那些因为支持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而走到一起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渗透,中心 挑选了两名年近30的特工——阿纳托利。安德烈耶维奇。传科诺戈(代号达诺夫) 和他的妻子叶连娜。季莫费耶夫娜。费奥多罗娃(代号达诺娃)。传科诺戈报 告说,在西方出售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判记录是克格勃的特工,企业家尼古 拉。瓦西里耶维奇。季亚科诺夫(代号果戈尔)安排的。此人曾供职于《消息报》 社驻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分支机构。据传科诺戈的一名内线称,季亚科诺夫是一 个“真正的胆大妄为的人”,他买卖外汇,还把苏联的抽像派画作和没有出版的文 学作品卖给西方商人。 虽然克格勃显然认为起诉季亚科诺夫将使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但是经过 长时间的调查后,1968年1 月,它还是将编辑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判记 录及其他文件的四名年轻人推上法庭进行审判。这四个年轻人分别是:亚历山大。 金茨堡,尤利。加兰斯科夫,阿列克谢。多布罗沃尔斯基和藏拉。拉什科娃。其中 金茨堡和加兰斯科夫多年来一直在出版地下出版物方面担当重要角色。对他们的审 判程序与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程序如出一辙。旁听审判的听众也是经过克 格勃挑选的,而且禁止被告要求传唤证人进行对证。两个主要的被告全茨堡和加兰 斯科夫这一次也拒绝与这种装模作样的公审合作;他们俩分别被判5 年和7 年劳教。 受这些被告在审判时的勇气及西方媒体的鼓励,丹尼尔的妻子拉里莎。博戈拉兹和 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帕维尔。利特维诺夫向国外记者发表了一份谴责这些审判的激 情洋溢的声明,并要求记者们“尽快出版并且通过电台播出”。后来,传科诺戈报 告称,1969年莫斯科红场的那场针对苏联军队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小规模游行示威 也是拉里莎。博戈拉兹组织的。这一次,利特维诺夫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曾经劝阻 过她,但当她坚持要干下去时,他们中只有10人参加了这次游行。可以想见的是, 克格勃驱散了这次游行并且逮捕了参加游行示威的人。 那个时候,最令苏联当局担心的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克格勃给他的代 号是“蜘蛛”)还没有遭到被逮捕的厄运。这其中他的名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描 写劳教生活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使得他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一 个默默无闻的数学、物理老师变成了世界知名的大作家。经赫鲁晓夫亲自同意,这 本小说于1962年出版。1965年9 月,在逮捕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之后不久,在对 莫斯科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的一次大扫荡中,克格勃发现并查收了索尔仁尼琴为安 全起见保存在朋友家里的书稿。克格勃向苏联中央委员会报告说,这些书稿证明 “索尔仁尼琴沉溺于带有政治破坏性的言论并且散布谣言”。但克格勃主席弗拉基 米尔。谢米恰斯特内和公诉人罗曼。鲁坚科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世界知名作家。 最后只得把索尔仁尼琴的书稿交给作家联盟,而作家联盟在18个月内也没有像他们 所希望地那样对索尔仁尼琴进行任何责难。等到1967年3 月,当苏共中央委员会再 次提到这件事时,索尔仁尼琴已经将他最新完成的新小说《癌病房》送到了西方, 而且他关于劳教生活的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也即将完稿。在苏联中央委员会内 部,19 67 年夏天接替谢米恰斯特内出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提出应该采取 “果断措施” 来制止索尔仁尼琴的“反苏活动”。 在他生命的最后门年中,安德罗波夫一直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领导层中 最大的敌人。在出任克格勃主席的第一年直接参与镇压匈牙利起义的经历以及有关 “布拉格之春”的间接经验,都使他确信,对苏联集团国家的主要威胁之一来自西 方主使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敌人对反革命分子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 从事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破坏活动,建立各种反社会主义、反苏联和其他的敌对组织, 并企图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就是明证…… “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安德罗波夫建立了一个新的克格勃五局来监控并镇 压各种持不同政见者。该局内还专门设有一些部门来监视知识分子、学生和少数民 族民族主义者、宗教人士以及犹太人。 索尔仁尼琴越来越成为困扰安德罗波夫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颠覆分子在1970年 10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促使安德罗波夫向苏联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该 备忘录附有一份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公民权、将其驱逐出境的命令草案,鲁坚科也 在这份备忘录上签了名:分析索尔仁尼琴的材料与他的作品,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 出结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苏联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政治敌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后,索尔仁尼琴如果还继续在苏联居住的话,他的地位将更加巩固,并使得他能 够更积极地宣传自己的观点。 但是,安德罗波夫没有能够说服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勃列日涅夫更赞成其亲 信、内务部长尼古拉。谢洛科夫的反对意见。这位部长在1971年秋天提出,应该争 取索尔仁尼琴,而不是起诉他:“我们高级领导人中的某个人需要和索尔仁尼琴坐 下来谈一谈,需要把起诉在他嘴里留下的尖刻口吻去掉。”勃列日涅夫在谢洛科夫 的备忘录中的一些评论下面划了线——显然是表示赞成的意思——而这份备忘录对 安德罗波夫来说则无异于诅咒:解决索尔仁尼琴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分析一下以前 在对待这些文艺界人士方面的错误……“索尔仁尼琴问题”是那些管理文学界的人 造成的,他们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公开处 死我们的敌人,而应该靠拥抱令他们窒息。 从此之后,安德罗波夫就开始对付谢洛科夫。勃列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指 控谢洛科夫犯有贪污罪,但是在审判之前,谢洛科夫就自杀了。 在1971年秋天的时候,安德罗波夫知道自己是不能公开反对勃列日涅夫所同意 的事情的。但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1972年3 月,安德罗波夫提供了更多的“不可 辩驳的”证据来说明索尔仁尼琴“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与苏联政府为敌的道路并 且不顾一切地斗争着”。安德罗波夫试图用这些证据说服苏联政治局同意驱逐索尔 仁尼琴。但是,苏共中央政治局虽然也同意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真正的堕落分子”, 它却不打算驱逐他。这一决定无疑使安德罗波夫极端失望。 从70年代初期开始,另一个最令安德罗波夫感到麻烦的人就是核物理学家及苏 联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克格勃给他的代号是“苦行僧”,他是苏联的氢 弹之父,三次获得过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虽然失宠于科学管理机构,但他在茹 科夫卡保留着一套官方别墅,同时在莫斯科还有居所。1970年末,萨哈罗夫和另外 两名物理学家瓦列里。恰立泽和安德烈。特维奥尔多赫列波夫成立了人权委员会, 并且说服索尔仁尼琴(虽然不是十分积极)做他们的通信会员。和索尔仁尼琴一样, 萨哈罗夫在国际上享有的地位使得克格勃不可能像对付其他无名小卒一样自由处置 他。萨哈罗夫的克格勃档案荒谬地声称,萨哈罗夫“运用自己的声誉影响司法机关 的决策,并在审判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之类的反社会分子的过程中制造混乱”。 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于1972年1 月被送上法庭,罪名是伪造他本人和其他 一些持不同政见者需要进精神病院治疗的证据。令克格勃真正担心的是,萨哈罗夫 和他的委员会虽然不能完全阻止苏联政府滥用司法程序,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 种做法。 1972年10月,37岁的特工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科特利亚尔,代号“伯特兰 德”,取得了萨哈罗夫的信任,并且与萨哈罗夫及他的妻子叶莲娜。邦纳建立了中 心所谓的“相互信任关系”。科特利亚尔出生于法国,他成功的将自己的身份改变 成一位名叫“阿兰。布科”、过去10年中一直在墨西哥工作的法国考古学家。他成 功的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并且不断提供有关萨哈罗夫及其妻子邦纳的情报,使得克格 勃五局局长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和他的副手尼卡申对他十分赞赏。同样, 克格勃也曾试图在索尔仁尼琴身边安插特工,这其中就有经常去国外演出的钢琴家 米罗卡。科科尔尼亚(代号就是米罗卡)。1973年,克格勃试图说服索尔仁尼琴在 访问西方时能带米罗卡随行,但是没有成功。 1973年夏天,克格勃终于成功的进行了一次公审。在这次公审中,被告们都像 斯大林主义时代那样进行了自我控诉,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士气也受到了不同程度 的打击。在这次苏联司法当局传统的、滑稽的审判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出版地下 出版物《时事实录》的组织的主要成员彼得。亚基尔和维克托。克拉辛。亚基尔是 一位军官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大恐怖时代被杀,他也在监狱中度过了自己大部分的 时间。当1972年6 月他被捕时,其他持不同政见者都知道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而且 酗酒很厉害。在审判布科夫斯基后,克格勃偷听到他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无 法面对再一次坐牢……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在被捕前,亚基尔曾散发了一项声明, 称任何他在狱中说出的坦白的话都不能算数。虽然多年的迫害已使得亚基尔心力焦 枯,他在审讯的开始阶段还一直顽强进行着反抗,但是最后还是在长期的压力下崩 溃了。审问他的官员残酷而得意地说,“他开始公正地、客观地用一种政治上合格 的态度评价他的行为和他散发的那些反苏文学作品了。”亚基尔最终被说服在一份 克格勃准备好的、制式的招供书上签了字:在调查的过程中,我终于明白自己犯下 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罪行:我曾经在声称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因为信仰而被判刑的 诽谤信上签过字;我曾多次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发表诽谤性的言论;我还保留、 复制并散发有类似内容的文件;我还经常向西方记者传递有偏见的信息,让他们用 于宣传目的。 我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并真心悔过。我不仅在将来不会重蹈复 辙,而且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影响我身边的人,并揭露他们的错误立场。 如果说亚基尔在审问中崩溃,在持不同政见者中引起了不小的惊讶的话,那么 克拉辛在审问中崩溃则更出乎他们的意料。在有关他的克格勃档案中这样记载着: “(克拉辛)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对年轻时曾经拥护过的苏维埃制度抱有极端 的敌视态度;因为他在工作中十分顽强和持之以恒;因为他那种不管有什么障碍都 要将事情进行到底的决心。”他是地下出版物“法律指南”的共同撰稿人之一,在 书中他向那些被克格勃召去问话的人建议拒绝回答任何问题。1968年至1972年间, 克拉辛曾七次被克格勃传唤,他在这些问话中严格地执行了自己的策略。但是经过 长期的监视,克格勃五局认为一个“礼貌而冷静”。“不带任何嘲弄”的审问,加 上在他牢房中安插一个假装同情的诱饵,最终将磨灭他的反抗意识。克拉辛喜欢反 驳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而且在1971-1972年的时候逐渐对这些持不同政见者 的前途感到灰心。他曾经说“在最后关头没有几个人会挺身而出”。 像人们预料的一样,在漫长的审问刚开始的时候,克拉辛还带着一种大义凛然 的态度。审讯官帕维尔。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中校问他,“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所作所 为没有犯罪的话,你为什么拒绝说出自己到底做过什么?”,克拉辛回答说,“我 认为我的所作所为没有犯罪,但是你却认为是。所以如果我告诉你们我的所作所为, 那就等于在向你们提供控告我的材料。我不想这么做。”对克拉辛心理防线的第一 次突破是由与他关在一起的克格勃特工完成的。这个特工装作因为倒卖外汇而被捕, 他向克拉辛请教该如何应付对自己的指控。克拉辛没有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不要回答 任何问题,而是告诉他如何在审讯中建立起自己最坚固的防线。这位卧底十分赞赏 克拉辛在犯罪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同时还劝克拉辛在面对对他自己的指控时也采取 这种办法:您非常聪明。我要是对法律也这么在行就好了! 什么审讯官您都可以应付。要诱骗或者是恐吓您简直是异想天开!如果您可以 证明您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犯罪的话,那么您就可以帮助您那些现在还没有被捕的 朋友! 克拉辛的这位克格勃室友声称他已经从以前对政治持怀疑态度转而完全相信克 拉辛的那套非正统的观念了,并且逐渐让克拉辛相信,如果在审讯时他为这些理论 进行辩护,他就是在继续为苏联的民主进行斗争。审讯报告用一种拔高的、可笑的 语言这样写道:“这位卧底在他们的谈话中也谈到了自然的美好以及文学艺术的意 义,这些都使克拉辛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爱并且忘记了自己清醒的痛苦。”克格 勃故意向克拉辛透露有关亚基尔已经向审讯官招供的传闻,而这可能就是最终促使 克拉辛采纳同室狱友建议的原因。“亚基尔已经完整、准确、详细地供出了所有证 据,”克拉辛的审讯官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夸张地说:“这种念头就像达摩克利斯剑 一样悬在他头上。” 克拉辛在刚开始回答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的问题时非常小心谨慎。一开始,他仅 限于反驳那些所谓的可以证明他试图颠覆或削弱苏联政权的证据,拒绝回答任何他 认为有诱导性的问题。对那些他可以接受的问题,他准备了书面的回答,有时在这 些书面材料上交给审讯者之前他还要几易其稿。这个艰苦的过程持续了两个月,而 克格勃认为这个阶段克拉辛所提供的都是一些“无用的材料”。但是,像其他优秀 的审讯官一样,亚历山德罗夫斯基非常有耐心。他认为“这些初步的审问之所以重 要,是因为它们能够建立心理上的联系。” 1972年9 月27日,第一次出现了有所突破的迹象。像平常一样,克拉辛坚持认 为,“对我的这些指控都是荒谬的。我不可能做违背良心的事情。我不可能为自己 没有做过的事承认有罪或者为我没有犯过的罪忏悔。”但是,看来他第一次承认自 己持不同政见者的生涯即将结束。他宣布“我将不在从事我的工作。”克拉辛还说 他认为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的主要目的不是将他送到劳改营。从此之后,审讯的范围 扩大了。每天亚历山德罗夫斯基都允许克拉辛自己选择讨论的内容,但是一旦有机 会,他就将话题引向一些特别的话题,说明克拉辛现在的立场和持不同政见事业是 毫无希望的。当谈到捷尔任斯基时代与反革命的斗争时,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提到了 反布尔什维克头子鲍里斯。萨温科夫,他于1924年8 月被诱骗回苏联。克拉辛的克 格勃室友故意问他萨温科夫的审讯持续了多长时间。答案是审讯仅仅持续了9 天, 萨温科夫就公开宣布放弃与布尔什维克政权进行“流血斗争”的念头,并宣布无条 件地承认苏联。而这一答案显然是克拉辛从审讯官借给他的书中发现的。当克拉辛 问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为什么萨温科夫最后放弃了斗争的时候,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回 答说,那是因为萨温科夫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经没有希望了,认识到自己反对苏联 政权的斗争最终将以失败而告终,并且已经明白自己的行为是违反苏联人民利益的。 当克拉辛在审讯中对某一问题表现出兴趣时,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总是尽力去找 可以对他产生“积极影响”的相关书籍或是文章。据说,令克拉辛特别感动的一本 著作是英国记者亚历山大。沃思的《战争中的俄罗斯》,该书讲述的是伟大卫国战 争时期苏联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克拉辛被著作中震撼人 心的描述所深深打动。有一次,他们甚至还给了克拉辛几本被查禁的期刊《播种》, 该刊由苏联国家劳动联盟(一个社会民主组织)出版,上面刊有克拉辛自己和亚基 尔的文章。有人看见克拉辛在翻开这期杂志之前满怀期望地搓了搓手。但过了一段 时间之后,他就非常厌恶地扔下这些杂志,称它们是“白卫军的胡言乱语”,并且 说他从来没有读过“这么幼稚。这么没有思想的东西”。米特罗欣对所看到的档案 产生了怀疑,他觉得克拉辛所看到的这期刊物是特别伪造的,想故意激起他的愤慨。 克格勃还利用克拉辛和被流放到叶西涅斯克的妻子叶梅尔姬娜分隔两地这一点 来增加他的心理压力。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曾冷嘲热讽地指出,“克拉辛非常爱他的 妻子并且准备为她牺牲一切。”在叶西涅斯克见到叶梅尔姬娜后,亚历山德罗夫斯 基发现她也十分急切地想与自己的丈夫团聚。也许是作为她能够见到克拉辛的一个 条件,叶梅尔姬娜同意说出自己藏匿“反苏联的文学作品”的地点。1973年1 月怀 着激动的心情与妻子重新团聚后,克拉辛告诉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四个藏有60部所谓 的“颠覆性国外出版物”以及140 个摄有其他“反苏内容”的微缩胶卷(总共有5 , 00 0幅照片)的地点。克格勃还对克拉辛的母亲及其他亲戚朋友进行了巧妙的威胁, 让他们在看望克拉辛时进一步对他施加压力。 甚至在同意承认对他的指控之后,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克拉辛仍然拒绝指证 自己的朋友。但是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一步一步地让他放弃了抵抗。首先,克拉辛同 意谈一谈那些早已招供的持不同政见者,然后是谈一谈那些已经离开莫斯科的外国 记者和在美国及以色列的苏联移民,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人是“克格勃鞭长莫及” 的。接着,他说出了一些他认为没有犯罪的人,这些人仅仅是读了些“反苏文 学作品”并且在向外国记者提供《时事实录》时在场。然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克 拉辛仅存的一点儿拒绝指证其他持不同政见的防线也崩溃了。他用了10天写了一份 100 多页的材料,交待指证持不同政见者的证据,并指出了60名持不同政见者,还 详细叙述了大量克格勃五局事先并不知道的事情,其中包括《时事实录》发起的来 龙去脉。 在洋洋得意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看来,克拉辛好像是在“给自己卸下一个大包 伏” 一般。 这之后,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的鼓动下,克拉辛用了两个月时间给持不同政见 者们写了一封呼吁信,这封信于1973年4 月在亚基尔家的会议上进行了宣读,根据 克格勃的报告,这份材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克拉辛说“我们本来以要求尊重 法律为出发点,但是最终却破坏了法律。我们都忘记了最基本的事实——我们是苏 联的公民,有义务尊重并维护国家的法律。”莫斯科的克格勃机构对克拉辛和亚基 尔所提到的57名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了传唤和审讯。一些人被带去直接与克拉辛与亚 基尔当面对质,在情绪激动的对质当中,他们俩都呼吁他们结束这种持不同政见者 的活动。根据克格勃的记录,他们中有42人最终屈服。另外8 人“对自己的活动的 看法仍游移不定”但是“保证以后他们再不会进行反社会的活动了”。只有7 人死 不悔改,他们都受到了官方的警告并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1973年间,总共有 154 人由于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有牵连而遭到莫俾科克格勃的警告,他们中有8 人是“因为拥有、撰写和散发思想上有害的材料以及从事反社会和在政治上有危害 的活动”。 1973年8 月27日,在莫斯科对亚基尔和克拉辛进行了公审。索尔仁尼琴在审判 之前就预测这场审判将是“一幕沉闷的。拙劣的模仿斯大林一维辛斯基时代的闹剧” :在30年代……这些闹剧,尽管编剧技巧极其拙劣,演员的化妆极其丑陋,台词的 提示极其直白,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有思想的(‘看来仍然是巨大的成功。但是 如果没有(国外)记者被允许参加公审,那就意味着公审还要被降低两个档次。 西方记者倒是被邀请参加了一个克格勃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亚基 尔和克拉辛都对着摄影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忏悔。克拉辛的转变是如此的 剧烈,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甚至都错误地认为他本来就是克格勃的间谍。 在中心,这次公审被认为是一次重大胜利。亚基尔和克拉辛的专案官员因为受 到上级的赞扬而洋洋得意,他们在克格勃内部刊物《克格勃文集》L 发表了一篇自 我表扬的文章,介绍“周密筹划的审讯被告的战术”和训练有素的卧底“经过深刻 思考在狱室中巧妙地感化被告的方法”,并解释这两者是如何结合起来“造成了本 案听证会上出现的积极效果”。 但是,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却仍然逃脱了克格勃的处罚。当对亚基尔和克拉 辛的审判还在进行的时候,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就公开指责美国以缓和东西方关 系为名对苏联做出让步的行为,从而加大了他们斗争的赌注。9 月17日,萨哈罗夫 向美国国会递交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国会支持杰克逊一瓦尼克修正案,反对给予苏 联最惠国待遇直到苏联停止对移民的限制:这个修正案并不代表对社会主义国家内 政的干涉。它只是为了维护国际法,没有国际法就不可能有相互信任。 《华盛顿邮报》用大写字母刊出了萨哈罗夫的这封信。人们普遍认为正是这封 信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了该修正案,尽管当时尼克松政府极力反对这个修正案。 可以想到的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此极为愤怒。勃列日涅夫荒谬地指责萨哈罗 夫的这封信“不仅仅是反国家和反社会主义的行为,而且是一次托洛茨基主义行为”。 他宣称他们忍受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的行为的时间已经实在太长了:“我们 应该一开始就制止他们。”为确保政治局其他成员对这件事的一致愤慨,已经成为 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安德罗波夫提交了一系列带偏见的情报报告。安德罗波夫宣称, 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已经加紧了向反动的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兜售他们的效忠的行动”,他们已经被西方情报部门利用或者干脆就与西方情报部 门串通在一起了。1974年2 月7 日,安德罗波夫又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法令草案, 要求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公民权并将他驱逐出境。同时,他还亲自给勃列日涅夫 写了一封危言耸听的个人信函,暗示说如果这个法令不能通过的话,党内及军内将 产生强烈的不满:我们无意破坏国际关系,但我想解决索尔仁尼琴的问题不能再拖 了,否则将在我们国内产生极坏的后果。 这次克格勃向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施加的压力产生了效果。2 月二日, 政治局正式批准了“安德罗波夫同志的建议‘。三天之后,索尔仁尼琴被克格勃官 员强制送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苏联航空公司的班机。在飞机将要起飞的时候,他转 过身对着自己的祖国深深鞠躬,因为他可能再也看不到这块故土了。 到法兰克福后,索尔仁尼琴又转机去了苏黎世,在那里他在市中心租了一套房 子。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克格勃在瑞士比在苏联时更容易打入他的周围。在国 外,索尔仁尼琴发现自己比在苏联时更难区分陌生人中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克 格勃利用索尔仁尼琴对“布拉格之春”的幸存者的同情心,很快就用捷克移民中的 捷克特工取得了他的信任。第一个赢得他的信任的是出生在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安 全与情报局官员瓦莲京娜。霍卢博娃。虽然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中并没有记载她与 索尔仁尼琴第一次会面的经过,但是她似乎是在索尔仁尼琴到达苏黎世的第一天就 手捧一束玫瑰和丁香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声称自己来自梁赞(索尔仁尼琴曾在那里 当过中学教师)。她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古老的梁赞谚语,并说这束丁 香花就是想提醒他,每到春天梁赞的丁香花就会盛开。至多不过几个星期,霍卢博 娃和她的丈夫弗朗齐歇克。霍勒布博士(另外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特工) 就成功地成了索尔仁尼琴在苏黎世的非正式顾问,瓦连京娜同时还成了他的兼 职秘书和发言人。 1974年3 月,霍勒布夫妇带着索尔仁尼琴去离苏黎世不远的普费菲孔村的一个 画廊参观艺术家露西姬。拉多娃的画展。该画廊属于一位捷克移民奥斯卡。克劳斯。 当克劳斯告诉他自己也曾经是一名被关在捷克监狱中的政治犯后,索尔仁尼琴 紧紧地拥抱了他,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霍勒布夫妇紧接着就将他介绍给了年轻的 捷克作家托马什。热扎奇(代号雷波),这位作家也是一位捷克安全与情报局官员, 并已伪装成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渗透到了移民社团中。后来索尔仁尼琴同意让霍勒布 博士主持,由七位翻译家将《古拉格群岛》翻译成捷克文出版,同时热扎奇将翻译 索尔仁尼琴1949年在狱中写成的长篇叙事诗《普鲁士之夜》。 过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在白卫军及托派领导人自己最信任的顾问 中不知不觉地混进了苏联间谍。而在战后,索尔仁尼琴则是这个长长的著名苏联移 民的名单中最近一个遭此厄运的人。霍勒布和热扎奇翻译索尔仁尼琴的叙事诗的做 法无疑令中心颇费了一些思量。但是:雷波翻译索尔仁尼琴的所有作品在行动策略 上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他不能拒绝翻译任何反苏联的作品或者试图减轻作品中的语 气,因为如果这样可能会失去索尔仁尼琴的信任,而且这些作品也总会有人翻译。 由于“蜘蛛”(索尔仁尼琴)案件非常重要,对雷波的指示都是捷克斯洛伐克 安全与情报局国外情报处处长赫拉迪克以及他的助手多维恩经与克格勃协商后亲自 下达的。 霍勒布夫妇及热扎奇提供的情报使得克格勃可以监控索尔仁尼琴与其在苏联境 内的支持者的联络,以及他在西方的活动。5 月2 日安德罗波夫向苏联政治局报告 说:索尔仁尼琴正在酝酿旨在颠覆苏联的活动计划。 在苏黎世,他特别与瑞士的捷克移民代表建立了联系,并试图通过这些人的帮 助将他的作品和其他反苏材料非法带入苏联。在一次与捷克斯洛伐克移民的讨论中, 索尔仁尼琴说,他将来的活动将服从于“苏联国内的反对派”的利益。 按照惯常习惯,安德罗波夫没有指明情报的来源,特别是他没有向政治局指出 与索尔仁尼琴谈话的主要移民都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特工。7 月24日, 安德罗波夫报告说,索尔仁尼琴已经建立了一个“俄罗斯社会基金”,用他自己的 稿费来“帮助那些被关押在苏联集中营的政治犯的家人”。就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 安德罗波夫对在流放中的索尔仁尼琴的影响作出了歪曲的评估。他告诉苏联政治局 “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在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后,西方对他的兴趣越来越小了。”可 是就在这个时候,《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很快就成了一本畅销书,仅其平装本在美 国的印数就达200 万册。克格勃对索尔仁尼琴的歪曲评估,像对其他目标的评估一 样,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首先,各情报站都向中心报告总部最爱听的内容。第二, 安德罗波夫只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他想让它听到的内容。1974年夏天,他强调了 驱逐索尔仁尼琴决定的正确性,但是对他的作品在西方十分畅销这一点却只字未提。 1974年9 月19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一项庞大的旨在低毁和骚扰索尔仁尼琴及 其家人并切断他与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联系的“综合计划”(第5 /9 -16091 号计划)。一位在处理“蜘蛛”案件上十分有经验的克格勃五局官员被派往瑞士长 期指导一系列针对索尔仁尼琴的行动。克格勃还发行了一系列低毁索尔仁尼琴的书 刊,其中包括一册以索尔仁尼琴的第一位夫人纳塔利亚。列舍托夫斯卡妮的名义发 表的、但其实主要是由A 局撰写的回忆录。1975年,热扎奇突然带着《普鲁士之夜 》的书稿离开了苏黎世,直奔莫斯科并开始撰写一部旨在破坏索尔仁尼琴名誉的传 记。不久之后,索尔仁尼琴意识到他从到达苏黎世起就一直非常信赖的霍勒布夫妇 也背叛了他,于是中断了与他们的联系。安德罗波夫下令不断散布索尔仁尼琴周围 的人都是克格勃特工或是正在通过各种手段欺骗他的谣言,以便在“蜘蛛”与他周 围的人之间形成一种不信任和怀疑的气氛。“ 骚扰索尔仁尼琴的计划还包括,通过不断威胁他的孩子及寄送一些似乎是装有 炸弹的可疑的盒子“在其家中制造紧张气氛”。萨哈罗夫的家人也受到了类似的骚 扰。就在叶莲娜。邦纳要进行眼部手术之前,他们收到了眼球被挖出眼窝以及其他 一些十分恐怖的眼部伤残照片。1974年的圣诞节他们又收到了大量的车祸、脑部手 术以及头部植有电极的猴子的照片。索尔仁尼琴对《时代》杂志称,所有这些威胁 ‘都来自同一个组织——克格勃“。 克格勃针对流放到瑞士的索尔仁尼琴的行动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克格勃赋予 了这项计划极大的重要性并倾注了大量精力。1975年针对索尔仁尼琴和与他合作的 移民杂志《大陆》将要展开的“特工行动措施计划”,是在1974年底经克留契科夫, 格里戈连科和博布科夫(他们分别领导克格勃国外情报局,第二总局和五局)三人 批准的。这项计划分为19个部分,仅前三个部分就包含了二十几种不同的敌对行动。 设在柏林、日内瓦、卡尔斯霍斯特、伦敦、巴黎、罗马和斯德哥尔摩的情报站 都参与了这一“特工行动措施计划”,此外,还筹划了一系列与苏联集团国家的情 报站共同实施的联合行动。1976年7 月,由克留契科夫,格里戈连科和博布科夫三 人联合提议的、更多的“积极措施”计划得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批准。 骚扰索尔仁尼琴的行动取得了一些成功。瑞士报纸报道称,索尔仁尼琴曾要求 警方的政治保护,但是警方却没有同意他的要求。克格勃在苏黎世对他的骚扰至少 是他下决心于1976年搬到美国的原因之一。自从两年前被驱逐后,索尔仁尼琴就失 去了一些以前作为受迫害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所享有的非常高的威信。西方对苏联恶 行的漠不关心,使他感到非常灰心。于是他开始指责这个他并不完全理解的西方道 德沦落,有时甚至是用一种夸张的预示灾难的口吻。在弗蒙特定居后,他便躲进了 自己8 英尺高、安有尖刺的围墙内,在那片50英亩的土地上过起了真正的隐居生活, 致力于撰写一系列描写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的历史小说。 索尔仁尼琴的隐居生活(偶尔也外出参加一些活动,如在1978年哈佛大学毕业 典礼上致词或正式发表一些有关东西方问题的见解)也许确实使克格勃停止了像在 苏黎世那样对他周围的渗透活动。在此之前,安德罗波夫于1975年8 月23日批准了 克格勃国外情报局局长克留契科夫和五局局长博布科夫联合提出的命令草案(第150 /S -9195号),把派至少一名苏联特工渗透进索尔仁尼琴的亲信圈当成针对流亡 者的行动的首要任务。索尔仁尼琴到了美国之后,纽约情报站KR线官员L.G.博尔博 肤科就受命负责针对他的行动。虽然设计了很多“积极措施”来低毁索尔仁尼琴的 声誉,并使他和其他流亡者牵连在一起,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一个特工取得过 他的信任。 尽管没有能够对索尔仁尼琴在弗蒙特的堡垒进行渗透,但是到了70年代末这位 著名作家的名誉在西方迅速下降似乎令克格勃十分满意。1978年夏天,克格勃第一 总局和五局在克格勃首脑和苏共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安排放映了索尔仁尼琴在哈佛 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词的录像。这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时刻。在此之 前,还从来没有这样一群听众集合起来听一位主要的反苏人士的演讲。在哈佛广场 上,哈佛的学子们不顾小雨打湿他们的毕业礼服,聆听索尔仁尼琴述说着一个不折 不扣的“痛苦的真相”,而此刻莫斯科的要人们也在倾听他的演讲——而且很可能 听得很专注。索尔仁尼琴谴责西方那些习惯于沉默和无为的人们实际上成了共产主 义制度的“帮凶”,使那些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民倍受折磨。西方人被实利主义 和自私的个人主义所腐化,在精神上已经十分贫穷:“250 年以前,现在想来好像 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美洲,个人被给予了无限的自由,没有其他目的,唯一的目的 就是满足他自己突发的奇想……”虽然在哈佛广场的许多人都对此有所怀疑,有些 人情绪甚至还十分激昂,但是他们还是按照惯例对索尔仁尼琴的致词给予了热烈的 掌声。 放映完索尔仁尼琴的演讲录像后,克格勃国外情报局和五局的官员还作出一些 评论。虽然米特罗欣简短的记录中只有他们的结论,但他们很可能引用了《纽约时 报》和《华盛顿邮报》对索尔仁尼琴所谓的“痛苦的真相”充满敌意的评论。《纽 约时报》的社论作者认为,“索尔仁尼琴先生的世界观比那种在他看来令人愤怒的 随遇而安的精神危险得多”;而《华盛顿邮报》则谴责他“对西方社会的理解是完 全错误的”。克格勃的评论者们都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反动观点以及他对美国生活 方式的毫不留情的批判”疏远了他的美国听众,而‘这一点无疑将对他在西方人眼 中的威信以及他在反苏宣传中的利用价值产生消极影响“。在这次会议上,克格勃 的首脑及苏共领导人也同意不需要针对索尔仁尼琴的哈佛讲话展开什么“积极措施” 了。他们显然相信,索尔仁尼琴已经自毁了自己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