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探微五:“水”和“鞋”的关系 有一句话,我们都不陌生:“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把这句话拿到贪污 受贿犯罪中分析一下,“鞋”,是权力的象征,“水”,是金钱的写照。“水”对 “鞋”的“亲吻”,是金钱对权力的腐蚀,同时,也是通过权钱交易,来实现其 “水”的增值。 因此,有些“水”就会漫向有权力的“鞋”,而这些“水”最终又会由温柔的 “亲吻”变成汹涌的“淹没”。如果把你淹没了,就是灭顶之灾了。 有一句话,我们都不陌生:“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把这句话拿到贪污 受贿犯罪中分析一下,“鞋”,是权力的象征,“水”,是金钱的写照。“水”对 “鞋”的“亲吻”,是金钱对权力的腐蚀,同时,也是通过权钱交易,来实现其利 润增值。 在采写王建业案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王建业作为一个特大受贿案中的被告, 最能说明他的犯罪事实的应是行贿人和指证人,他们是“鞋”和“水”的关系。同 时,采写这样一个特大受贿案,不能不采访行贿人和指证人。可是由于一些特殊的 原因,我很难见到这些人,而这些人对我当然也是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我想,要想深刻揭示这个案件,要想最有说服力地证明王建业贪不贪,要 想更深一层剖析王建业其人,不能不采访指证人、行贿人。尽管要采访他们面临重 重困难,但我坚持这一点,并为此做出努力。 我通过各种途径,终于找到王建业案中的一个重要的指证人,也是行贿人的深 圳某公司业务部经理H(这里仍然不能出现这位指证人的姓名和单位,这是有关方面 的要求)。 H自然是极不情愿,我对他这种心情表示理解。无论是作为行贿人还是指证人, 这种心理压力是非常沉重的,对待他与王建业案的这种关系,他当然是希望尽早摆 脱干净为好。 但作为一个记者,我不是个人对此事猎奇,报道王建业。史燕青特大经济犯罪 案件是社会的需要,是党和国家反腐倡廉宣传的需要。何况王建业案在社会上传得 沸沸扬扬,一些推理和想像以及“传说中的再创作”,已使这个案件在社会上被传 得面目全非。作为一个记者,我有责任去揭示这个案件的真象,以正视听。因此, 我说明了我的理由,不管他愿不愿意,我坚持要见他,他终于极不情愿地答应了。 1995年4月5日上午9点,我按照事先的约定准时走进了H的办公室。出乎我的意 料,王建业在他的申诉材料中说几年来一共赚了几千万的H的办公室十分狭小,并不 豪华,甚至有点简陋。门口没有接待人员,也不见有女秘书。H正在打电话,他刚从 国外考察回来,在电话中正与人商谈着考察的情况和能否投资的事宜。 我打量着H,他貌不惊人,人显瘦削,但透着几分精明。在采访之前,我得知, 他早先是深圳一家国营公司的业务员。后来自己出来承包了一家公司的业务部,各 种生意都做,主要是做钢材生意,王建业说他现在是腰缠万贯。 我们见面时,他递给我的名片上的公司名称和《起诉书》上说的公司已不一样。 改革开放创造了许多经济奇迹,也产生了一些经济畸人(是畸人,不是奇人)。 他们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靠着党的优惠政策或者叫善于利 用优惠政策,打通各种关节,通过各种关系,“苦心”经营,去赚各种钱,逐渐逐 渐地富裕起来。 有一位美国人(记不清他的名字了)说过这样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大 意是“商人在白色地带(循规蹈距经营)经商,赚大钱难;在黑色地带(违法经营) 经商,利润大风险也大,只有在灰色地带(白色地带与黑色地带的交叠处)经商, 才能既减少风险,又扩大利润”。 我对政治经济学是一知半解,更不懂经商,我理解所谓“灰色地带”,即是我 们中国人所说的“政策的空子”,或者用一句著名的国语叫“打擦边球”。 改革开放,经济领域有一个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这个转型 至今也没有彻底完成(最近我看到一份资料: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在 一份专题报告中称,我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在65%左右),因此,经济领域的秩 序必然有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一段时期内也必然会留 下许多政策空子,因此,也就产生了一批善于钻政策空子的经济行为人,我把他们 称为“经济畸人”。之所以称他们为“畸人”,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一种正常成长起 来的经济行为人,他们所赚取利润的方法,随着我们的经济秩序逐步完善而逐渐失 灵。 我认为三类这样的“经济畸人”具有典型意义: 一种是有背景、有关系、有后台、有办法搞到别人搞不到的“指标”、“物资”、 “额度”等批文的。这些人并不真正经商,他们将通过各种关系搞来的紧俏物资的 批文,转手倒卖给别人,从中赚取巨额利润。史燕青就属于这一种,她通过王建业 搞来的批文,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而是转手倒卖给别人。当然史燕青在这一类“经 济畸人”中,属于“小儿科”之列。 一种是没有什么背景、后台,但他们有与第一种“经济畸人”的关系,他们利 用这种关系,可以从第一种“经济畸人”手中买到市场紧俏的物资指标,然后转手 买卖,从中赚取利润。这类人一般自己经营,所赚取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H大概 就属于这一类,他们像藤蔓缠绕着大树一样,跟着大树一道枝繁叶茂。当然当大树 枯死的时候,藤蔓也无法生存了。 还有一种,他们既没有背景后台,也不懂经商买卖,而是有着一种机灵的头脑, 再加上一种“赌”性,遇上了经济转型期所产生的机遇,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们暴 富起来。比如,有这样一位小姐,早先来闯深圳辛辛苦苦干了几年(“什么都干过, 差点没做‘鸡’,”这是她的原话)也才赚了几万块钱。这时,听说蛇口安达公司 发行股票,那时股票还没有像今天人们对它的认识,她像下赌注一样一下将几万元 全部投进去,买了几万股原始股。后来安达股票涨到十几块,她一次全部抛出,几 万元变成了几十万。这时又遇上1992年房地产热,她再一次下赌注似的将几十万又 全部投进炒“楼花”,结果楼价飞涨,她又全部抛出,几十万变成近千万。她拿这 些钱,在××山庄买了一幢别墅,又买了一辆宝马轿车,银行里还有一笔存款(现 在谁也说不准她究竟有多少钱)。当初一个东奔西跑的业务员,如今成了千万富姐。 这也是一种“经济畸人”,所不同的是,她靠的不是钻政策的空子,而是靠改革开 放带来的机遇,她可以说是“赌”富了,但她赚的钱你不能说不合法。 在深圳,15年来的建设历史,曾经创造过许多机遇,这些机遇,谁要是抓住一 个,也许就会基本富裕起来。谁要是抓住几个就要暴富了。比如,“股票热”你抓 住了,接着“房地产热”你又投入了,你只要对时机抓得好,你口袋里的钱恐怕就 要成几何级数增长了。这些抓住机遇的人,常常并不是一个人比另一个人聪明多少, 而只是比别人早行动一步。往往“聪明”的人,却因为“聪明”而顾虑重重,反而 失去了机遇。但是,抓住机遇的人,常胜将军却不一定多,因为商场上有一个铁的 规律:任何行业的利润都是从零到最高值,然后又从最高值返回。就像股市上的一 句名言:怎么上去,还会怎么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别人做这种生意赚了,而你去做 就亏了,这是因为你在最高值时而市场已近饱和,你接过了最后一棒。因此,常常 有人从几万元变成成百上千万,然后又返回来,甚至当初的几万元也没有了。这种 例子太多了。前面讲的这位小姐是因为她每次都是在最高值时“急流勇退”了。这 种“幸运儿’生活里不会太多。 这三类“经济畸人”要想赚大钱,都有可能会变成“湿鞋”的“水”,尤其是 前两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要赚钱做买卖,看上去做的是钱,实际上做的 是关系。他们要做的“关系”,最终都必须是像王建业这样,手中有使他们赚钱的 权力。因此,这些“水”都会漫向有权力的“鞋”,而这些“水”最终又会由温柔 的“亲吻”变成汹涌的“淹没”。如果把你淹没了,就是灭顶之灾了。 H见我到来,匆匆结束了在电话中的谈话。 看得出H有些心不在焉,他希望这种谈话早点结束,我事先对这次采访作了充分 的准备,我知道像这样的谈话不可能有第二次。 我事先准备了8个问题,一古脑全部提了出来:你和王建业是怎么认识的?王建 业平时的爱好、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的态度?你认为王建业这个人到底贪不贪?他 要你的钱是赤裸裸的,还是含蓄的?你认为史燕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知道史燕青 与王建业认识的经过吗?王建业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一般持什么态度,如对待史 燕青,对待他妻子,对其他的女人的态度?王建业对史燕青有感情吗,为什么?王 建业对待自己妻子有感情吗,为什么? H没有按照我提出问题的顺序回答,他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中间还不停有电话 打进他的“大哥大”,因此,谈话断断续续。 H说,1987年和王建业认识,那时王建业还是一个科长,我在××国营公司当业 务员(就是王建业曾经报销了一万多元发票的那个大型公司)。当时的王建业为人 比较直爽,讲义气,可办可不办的事,找到他,一般都帮你办,而且不图回报。那 时王建业的爱好是下围棋,打扑克。后来,我离开了那家国营公司,承包了另一家 公司的业务部。 我插话说,办案人员曾向我介绍了一段关于王建业向你索贿对半分成的对话, 是怎么回事? H说,是这么回事。我出来承包以后,有一次碰见王建业,这时王建业已经当处 长了。(以下是H所说的他与王建业的对话): H说:王处长,我已经从××公司出来了,你可要帮帮我。 王建业说:我怎么帮你? H说:我现在自己出来做了,赚了钱是自己的。 王建业说:按规定,你现在承包的公司不能直接给计划局申请指标。 H说:我可以以正规国营公司名义给计划局打报告。 王建业说:你以正规国营公司打报告,我批给你,利润你能不能控制? H说:没问题。 王建业想了想又说:我批给你,我有什么好处? H说:王处长,你放心,我会做的。 王建业说:那好,你赚的利润,我们二一添作五。 H给我复述的这段话基本同办案人员向我介绍的情况一样,并且被记录在案。这 是王建业索贿受贿的一个重要情节。 H接着说,有了跟王建业的这个“默契”后,心里反而坦然了,并不怎么欠王建 业的人情,因为反正是利润分成。 以后,H就将王建业批给他的指标所赚的利润,分一半给王建业。 办案人员也告诉我,据他们统计,H给王建业的钱,差不多是王建业批给H的指 标所赚利润的百分之五十。 H又对我说,以后王建业经常关心他的生意,又介绍史燕青与他做生意。他与史 燕青是这种特殊关系,他完全清楚史燕青与我做生意的情况,好多事就是他在背后 操纵的,可生意做成以后,他又会问我赚了没有,赚多少?H说,实际上他在了解你 的利润情况。 王建业在案发后,自始至终根本不承认曾接受过H的贿赂;当然更不承认曾跟H 有过的这段对话。他把H送给他的并且已经进了他香港帐户上的钱,说成是H利用他 的帐户做生意,炒外汇,甚至说,H和L等指证人是合伙栽他的赃。但是,王建业在 看了所里所写的申诉材料中,又非常清楚地给H算了一笔帐,说H几年来一共赚了20 00多万,并且能说出H的这些钱,现在都用在哪些地方。 我弄不明白的是,王建业怎么能这样清楚地算出别人的一笔帐,这不正说明王 建业始终在关心H的生意利润吗?他这样关心一个人的生意利润干什么?! H告诉我,王建业和史燕青是怎么认识的他不知道,不光是他,所有王建业的朋 友都不知道,因为王建业这个人城府很深,对任何人都留有一手,跟谁也不讲心里 话,史燕青的事他从来没有和朋友谈过,尽管圈子内的人都知道他和史燕青的关系, 王建业也是公开化地带着史燕青同进同出,出席他们的聚会,但他从来没有在朋友 面前承认过他和史燕青的事。朋友们也曾劝过王建业,不要多跟史燕青交往,对老 婆要尽丈夫的责任,王建业从来也没有听进去,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一笑了之, 有时甚至连笑都不笑,是没听进去呢?还是根本就没听。 王建业跟朋友们从不谈心,比如他曾高过婚和老家还有一个女儿的事,好多朋 友都不知道。王建业也不跟其妻子谈心,他在家里得不到温暖,也不给家里温暖。 王建业跟史燕青的关系比较稳定,有了史燕青没有再见到他和别的女人有什么 较多的关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他有跟妻子离婚的打算。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 他有出国的打算。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 H告诉我,王建业的一帮朋友都不喜欢史燕青。认为她是“板爷(不懂却处处装 懂)”,仗着她与王建业的这种关系,是居高临下看待王建业的这帮朋友的(史燕 青认为王建业结识的这帮朋友层次太低,要王建业少和他们来往,王建业不听,所 以两人闹得不愉快。史燕青瞧不起王建业的这帮朋友,可又要和他们做生意)。 H说,他与史燕青认识是王建业介绍的。史燕青非常精明,也十分计较,一分一 厘都算得很明白。她卖指标给H,事先都要了解一下市场行情,然后用稍低一点的价 格卖给他,她自己绝不吃亏,也让别人有一些赚头。 H又一次说到王建业这个人谁也不相信的例子,他说,每次王建业叫转钱,给的 都是“李亚平”的名字,谁也不知道李亚平是谁。直到案发后,办案机关告诉我们 搜到了贴有王建业的照片的李亚平的护照,我们才知道李亚平就是王建业。H谈到的 王建业又是一副面孔。 我梳理了一下我在采访中得出王建业的形象,感觉到不同的人给我描述的是不 同的面孔,这不是人们的看法有误,而是王建业就是这样,在单位里是一副面孔, 在朋友面前是一副面孔,在妻子面前是一副面孔,在史燕青面前又是一副面孔;在 仕途得意的时候是一副面孔,在官场失意的时候又是一副面孔。所以我说他是副多 棱镜似的面孔,从不同的方面看,映出不同的形象。 结束这次谈话时,我看得出H如释重负,我也不感到轻松。 我打量着这个从国营公司一个小小的业务员发展起来的“经济畸人”的背影, 生出一番感慨:H是否如王建业所说腰缠万贯,只有H自己心里最明白。但他确实是 那种不露富的人。他没穿名牌,不显山不露水,但确实生意做得很大,生意的大小 一般来说应该与利润成正比的。像H这类“经济畸人”正是使像王建业这类手中大权 在握,而收入却少的政府官员产生心态不平衡的因素。同时他们也是使王建业这类 的干部,“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水”。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深圳,H应该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这种成功也同样需要付出 心血和汗水,以及千百个不眠之夜。这些不眠之夜有商场中的风云变幻,同行间的 竞争倾轧,资金上的周转不灵……还有,就是怕检察院的半夜敲门……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位朋友和我讲起的一个故事:一次,一位日本商人,一位 香港商人和一位中国商人同乘一驾飞机,恰巧坐在一排座位上,飞机起飞以后,三 人无聊就“侃”起商人辛苦。由此引出什么是幸福的话题。 日本商人说,幸福就是在一个严寒的冬季,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除夕前夜,我身 心疲惫地冒着风雪回家,提包里放着一份明年全年的已签了字的订货合同。推开家 门,妻子女儿迎到身边帮我换上已烤得暖烘烘的和服和棉拖鞋,接着递上一杯热清 酒,然后全家围坐在一起,欢歌笑语,无限温馨。 香港商人不屑一顾地说,幸福就是到大陆商务旅行,找一位风情万种的“秘书” 小姐“同吃同住同劳动”。分手时,递给她一些小费,然后一声“拜拜”,再也不 回头。 轮到中国商人说幸福,他沉吟半晌开了口:幸福就是在半夜熟睡中被敲门声惊 醒,打开房门,门口站着检察院的人。一位检察官手上拿着一张《逮捕令》对我说: “胡清明经理,你因行贿政府官员,现在依法逮捕你,请你签字。”我说:“对不 起,检察官同志,胡清明经理住我楼上。” 我听完后笑不出。 这当然是一个杜撰的“黑色幽默”,因为任何一个检察官也不会在未验明身份 前出示《逮捕令》。我笑不出来的原因是掂出这个故事后面的沉重:“中国商人” 为什么会把检察官敲错门当作幸福?这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有受贿就有行贿,像H这样的商人构成的“湿鞋的水”,其面的大小显而易见。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就喜欢行贿?然后又为行贿而半夜担心有人敲门?!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太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