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可可西里 一个大胆的、富有挑战性的计划一直在我心里燃烧着:那就是去可可西里采访。 为此,在1990年初的东北评选工作结束以后,我就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一方面积 极和青海省的王启发同志联系,一方面做社里领导同志的工作。经过一番努力,社 领导的工作很快就做通了,青海方面也已经有了回音。但有一个问题很难解决,成 为我这次西行的难点:经费问题。社里只同意我的正常采访费用,不同意缴纳管理 费,而青海方面则坚持交纳几万元的采访管理费,否则不同意前去采访。当时,单 位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拿出几万元钱到一个地方采访一个专题。于是,决定如法炮制, 向我第一次进藏那样,再次采用追赶考察的方法。这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计 划确定之后,我思想反而轻松了很多,不再像前些日子那么火急火燎,日夜不定。 现在,我只需要和青海方面保持联系就可以了。 1990年的五月中旬,大规模的可可西里科学探险考察队在青海省的首府西宁正 式开始了。王启发同志及时打来电话,把详细情况告诉了我,这时,我开始收拾行 李,到单位财务室办理了借款手续。与此同时,购买了大量胶卷,一切就绪后,我 毅然踏上了西行之路。这次西行,不像5年前我第一次进藏北时那么匆忙,这次,妻 子和5岁的女儿到火车站为我送行,尽管我一再安慰家里人,但妻子和女儿同我分别 时仍显得很悲伤,哭了起来,女儿哭着说:“爸爸早点回来!” 到了西宁,已是第二天的清晨,王启发同志准时在火车站接了我。我在西宁没 有久留,拿着王启发同志的几封介绍信,我正式踏上了可可西里采访之路。 到达格尔木以后,我来到解放军的一个运输团,找到了团长,向他说明了我的 身份,同时,请求搭乘他们团的军车去可可西里采访。团长是一位很热情的人,他 爽快地答应了我这一请求,并反复询问了我一些有关可可西里的情况,然后,接通 了电话。不一会儿,一名连长来到了团长的办公室,团长向他交待了这次任务,要 我们路上注意安全,还叮咛连长要挑选一辆质量好的车去可可西里。我衷心谢过团 长,然后和那名精干的连长一起来到了他的连队。连长叫了一名年轻的汽车司机, 向车上装了两桶备用的汽油,就发动引擎出发了。不久,我们的汽车就行驶在了青 藏线上。沿线经过了纳赤台、西大滩等地,一路向昆仑山方向疾驶而去。 中午,我们在沿途一家四川人开设的餐馆里吃了午饭,我点了几个菜,向连长 和司机略表谢意。下午,我们来到昆仑山脉的风火山附近,发现了公路上面有很多 车印向北去了,下车后一查看,发现车胎印很杂乱,起码有好几种汽车在此走过。 我来到前面的一处兵站,询问可可西里考察队的踪迹。兵站的同志用手指着告诉我 们说:“你们刚才停车看的地方,就是可可西里考察队的汽车走过的。”这样,我 们寻找可可西里考察队的方向明确了,同时信心也增强了,很快,我们的汽车也下 了公路,沿着走过的车印,一直向北赶去,汽车在一处山口翻过了昆仑山,出了山 口以后,发现有一大片颜色鲜艳的帐篷坐落在山下的平地上。终于追上了可可西里 考察队的大本营,一看时间,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强劲的夕阳,把荒漠的可可西里 大地照射的一片金光灿烂、生机无限,我们行驶的汽车也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看到突然有汽车开过来,考察队的同志都好奇地围了过来。到了营地,不等车 停稳,我就拎着地质包,从汽车上跳了下来。这时连长追了过来,问我还有什么事 情,我一边向前走着,一边回过头对他说:“没有事了,你们可以返回了,非常感 谢!”连长好奇地看了几眼考察队的大本营,转身上了已经调过头的汽车。在一阵 阵晃动声中,军车向来时的方向疾驶而去。 我跳下汽车,在一名后勤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背着行李来到了一片帐篷的中间 的一座单人帐篷跟前,见到考察队队长。我把单位的介绍信,王启发的私人信件一 起拿了出来交给他。他不等看完就说:“要交采访管理费。”他解释说这是规定, 如果我不交,他不好交待。并告诉我,前些天他们在格尔木时,人民日报社的记者 追到那里,不交钱也没有去成,被他打发回去了。此后,他又以种种理由拒绝我留 下来。最后,他看我坚持要留下来,就让步说:“如果你不嫌冷,就先睡在放东西 的大帐篷里吧!”我一听,心里却是一阵欢喜。他这样说,就等于同意我留下来了。 这样一来,我所做的一切努力,总算是没有白费。 我被安排在考察队放东西的一个特大的帐篷里,里面堆放了很多东西,有一大 堆粗绳子,我永远难忘的。当晚我睡在大帐篷里,虽说有睡袋和大衣,可是没有铺 的东西,直接把睡袋铺在地上太凉,把大衣铺上,又没有盖的东西。环视一周,我 把睡袋铺在帐篷里的那一堆绳子上面。绳子很粗、睡袋很薄,人躺在上面并不很舒 服。晚上10点多钟,外面突然降起大雪,宽大的帐蓬如同一座冰窑,这是6月中旬一 场罕见的暴风雪。随之气温也急剧下降,狂风卷着雪粒从帐篷四周吹了进来。雪粒 频繁地落在我的脸上,钻进脖子。那一夜的寒冷,是我在藏北三个月中不曾遇到过 的。我不停翻转身体,把身体缩成一团,同时用手紧紧拉着睡袋的封口,艰难度过 这漫长的一夜。 第二天天早,考察队员和一些新闻记者早早起来,走出帐篷,开始活动和采访。 尽管是一夜未睡,头痛的厉害,我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起了床,背上摄影包,开始 了紧张的拍摄采访工作。在如此恶劣气候条件下,一个人有所追求,必须首先战胜 自我,这是对人类自身的考验。我很庆幸,在任何困难条件下,我都能做到这一点。 当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可可西里艰苦的生存环境和往事历历在目,它唤起我 对许多人生美好事物的回忆。正因为生活中有了这么多的经历,任何困难都吓不倒 我,它使我感到永远年轻,充满激情。 这天早晨的采访,也使我第一次发现有众多的新闻记者跟随考察队来到了可可 西里,有些出乎我的预料。我见到了新华社著名的摄影记者唐师曾,他以采访海湾 战争新闻而著称。我想起新华社摄影瓿主任徐佑珠在吉林做评委时说过的话:“我 们要派最优秀的摄影记者去可可西里采访。” 而此时,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在人类地球上仅存的一块未被外界认识的土地 上,也有陕西画报社的记者身在其中,这无疑是我们画报社的光荣。如今,世界上 许多著名的通讯社共同的座右铭是:不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不管哪里有新闻、有 突发事件,哪里就本社的记者在场。这就是当今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大趋势和显著 特征。在那几年中,陕西画报社在全国之所以小有名气,这对于我们青年记者整体 追求是分不开的。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冒着生命危险在西部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采访 报道,为陕西画报在中国新闻界赢得了荣誉。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再回到海拔5000米的可可西里雪地高原, 可可西里是一块 既神奇而又特殊的地域,它的西部与藏北紧紧相连,北部属新疆,而它大部分的面 积在青海省的西部。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特殊,地处三省区的交界处。长期以来,对 可可西里很少有人过问,像这次大规模系统的科学探险考察,在我们国家尚属首次。 可可西里和藏北紧紧相连,有相似之处:同属大面积的无人区。但是,它的地 貌特征更加荒漠,由于它处在死角地带,气候也更加恶劣,严重缺氧,淡水贫乏。 险恶的地理环境,使人类无法长期生存。藏北高原和它本同属一块大陆,气候虽然 也很险恶,但是那里湖泊星罗棋布,淡水资源相对比较丰富,为人类的生存,野生 动物种群的繁衍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在藏北,即使一些咸水湖,湖的面积之大,湖 水之深都很罕见。可可西里则完全不同,仅在它的边缘地带尚有人类活动,野生动 物资源也还丰富,而一旦深入进去,则情况完全不同。它的腹地大都处在荒漠状态, 草类低矮,动物稀少,湖泊数量也很少,而且多呈季节性。从大部份已经干涸的湖 底来看,湖的四周沙土呈现白色粉状,是碱化所致。所以,可可西里的科学探险考 察,除了条件艰苦以外,同时也多了一份的枯燥。 这次的可可西里科学考察,队伍规模十分庞大,参加人数之多,学科之广,为 历届西部考察之最。光大小车辆就有20部之多,其中还备有拖车和发电专用车。国 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担任这次科学探险考察总指挥,考察的级别和南极北极 考察同等重要。为了搞好这次考察,在可可西里的大本营建起了气象服务站,每天 有专人观测记录气象预报,为考察队提供准确的气象服务。 由于参加考察人员众多,每天吃饭时,都要在雪地中排起长长的队伍,等候开 饭。粗略统计一下,这次光是新闻单位来参加采访考察的人数就占整个考察队的三 分之一,庞大的队伍,给后勤保障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每到一处,安营扎寨要 占去很多时间,相当繁琐。 在可可西西里采访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这样下去不行,尽管付出很大代价, 而不会有过多的收获。因为来这里的记者太多,有电视台的记者,还有民族画报社、 新华通讯社,以及一些地方报社记者,大家都集中在一点上,即使有一点新闻也只 会重复报道,在这里,没有独家新闻可言,而在藏北时,题材比现在不知广泛了多 少倍,而且只有我一个专业记者在场采访,许多新闻事件的报道,都属于首次向外 界介绍。就是多年以后,仍有很强的新闻价值。而现在,我作为一名地方性画报记 者,在发稿上,毫无优势可言,很难超过新华通讯社和电视台的专业记者。基于上 述原因,可可西里对于我来说,渐渐失去了吸引力。另外,当时我还有一些活思想, 这次下如此大的决心来可可西里,我是把很多东西都抛弃了,打算长时间跟随考察 队采访。我来时,西北四家兄弟画报社正在筹备举办首届中国大西北摄影艺术展览, 计划在8月份评选作品,而我作为此次组委会的秘书长,还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我 的许多摄影作品均拍自大西北,正是参加评选的好机会。如果在可可西里长期呆下 去,这些事情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是独家新闻,有很广泛的拍摄题材,留下来倒 也还值得,而眼下的情况并非如此。一名成熟的记者,不但要善于发现新闻,追踪 采访新闻,而且要能根据事物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策略。基于以上想法,我毅然决定 调整这次采访计划。这样做虽然有些惋惜,我还是随考察队的后勤采购汽车从可可 西里撤了出来。 后来的实践证明,我当初的决定非常正确。因祸而得福的这句传统老话,在这 里再次得到了印证。从可可西里撤出来以后,给我的第一厚报是:在气候条件最为 恶劣的五道梁附近,发现了数千只产子归来的大队藏羚羊群。当时,在空旷的荒野 上,那场面之宏伟,数量之多实属罕见。迁移的藏羚羊群呈一长线排开,浩浩荡荡, 如同军阵,达数公里之远,向前缓缓移动。我在这里足足拍摄了好几个胶卷,直到 迁移的大队藏羚羊群全部走完,我的拍摄工作才告结束。 在北京与中央电视台《人与自然》节目主持人赵忠祥同志交谈,当他看到我在 此拍摄的藏羚羊群照片时,觉得有些惊奇,把照片拿起来仔细看了一会儿才放下。 后来我得知,就连专门研究藏羚羊群产仔地的科研人员,也很少看到数量如此多的 藏羚羊群。而我很轻易地和藏羚羊群相遇,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和缘分。 在可可西里采访后,我又独自采访拍摄了中英联合气垫船长江源头漂流探险活 动,稿件发往世界各地。 在青海湖一周的深入采访,和鸟岛看岛人吃住在一起,为我写作野生动物中篇 小说《青海狐》积累了大量活生生的创作素材,而这一切都归功于这次活动的初衷。 伟大的可可西里之行!感谢可可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