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条漫长的路 科尔说:“当10月2 日至3 日的那个夜晚,黑红黄三色国旗伴随着德国国歌在 帝国议会大厦门前冉冉升起的那一刻,对我来说则是一个梦想的实现。在经历了几 十年痛苦的分裂之后,我们的祖国以不流一滴血和泪的和平方式重新统一了。这是 当今世界的一大典范。我和我的妻子站在帝国议会大厦高大门楼下的台阶上,看着 周围50多万兴高采烈的欢庆人群,此时此刻,我感到无比幸福。 ‘在1990年10月 3日之前的几个月中,我们经历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但是 这个过程并未结束,那时苏联还存在,历史悠久的彼得堡依旧叫做列宁格勒。而我 们当时有充分的理由期望进行改革和改善我们大陆东半部民众的生活水平。40多年 来,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在毫无疑问的情况下为未来建成这座完整的’欧洲大厦‘。 “而我的内心则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许多人为德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此 时此刻有谁会忘记像乔治。布什和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这样的知名人士呢?但我 想提请大家记住德国政坛上、我们党内、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一基督教社会 联盟(基社盟)议会党团和联邦政府中难以计数的人士,是他们坚定不移地为统一 事业做着所谓平凡现实的工作。这些朋友中有些现已无法和我们共享德国统一的这 一天,譬如流亡期间的基民盟主席约翰。巴普蒂斯特。戈拉德尔,康拉德。阿登纳 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在柏林墙倒塌前三个月才刚刚去世的亨利希。克隆纳。如果没 有众多的女士和男士的努力,我们的梦想是难以得到实现的。 “这天晚上,我站在帝国议会大厦前还想到了制定基本法的女士和男士们,是 他们要求全体德国人民以自主决定的方式完成德国统一大业。当世界政治发展给予 我们这个机遇时,我们就运用自己的力量落实了宪法赋予的使命。这一点使我内心 激荡着一种满足感。” 赫尔穆特。科尔用这句话概括了当初让他激动不已的思绪。然后他提到了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 .阿登纳的名字。50年代为了确保德国的重新统一, 阿登纳顶住巨大的阻力,将德国问题搁置起来,用耐心和毅力来度过东西方的冲突。 这位总理说到:1989至199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力地证明了康拉德。阿登 纳的论点。他提到了这个伟大的老人的回忆录,其中写到:“苏联人迟早会认识到 必须与西方相互谅解,他们无法强迫西方投降。在这种和平的谅解之中蕴藏着我的 希望,我看到我们的机遇。只有当我们在东西方普遍一致的这一时刻能够证实我们 是西方可信赖的伙伴,那我们就可获得这一机遇了。只有这样,西方才会在双方谅 解中把我们的利益视为他们自己的利益。” ‘科尔认为,对他来说,步人德国统一是一个契机,可以促使他对这几十年的 祖国分裂进行一下回顾。如果说他感到此事比西方其他的事情更压抑,如果说国家 的统—一直是他崇高的财富,那么这是与他的出生和生活经历不无关系的。他出生 在法尔茨州。法尔茨人是一群很特别的人,他们与土地休戚与共,把根深深地扎在 自己的家乡,津津乐道于故乡的历史以及教会他们种植葡萄的罗马人的故事、世代 长眠于施佩耶尔教堂的德国皇帝、施佩耶尔的帝国议会和沃尔姆斯城。科尔补充说 :“直至今日,始于1832年5 月的汉姆巴赫节对德国民主主义者起义依然具有意义。 如今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黑红黄三色国旗就是在汉姆巴赫第一次作为民主的 大旗高高举起的。“ 这位联邦总理还谈到了法尔茨人的其他特点:“尽管莱茵河左岸的法尔汉人赞 同欧洲一体化,但他们同样是德国的爱国主义者,在本世纪中有的时候,他们的爱 国程度甚至超过了德国其他地方的人。其原因还是在于我家乡的历史。几百年来, 它作为靠近法国的边陲地区,每代人都要饱尝战争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莱 茵河左岸的法尔茨人不得不奋起反对法国的顽固主张,不愿从德国分裂出去。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也同样经历了这种情况,当时的占领当局曾竭力想把莱茵河左岸直至 科布伦茨城划归法国。” 与此相呼应,当时的巴黎也支持法尔茨的一派政治力量——分裂主义运动。科 尔回忆起当时有四千多人参加的政治集会,集会在郎道附近的大萨尔堡举行:“尽 管法国占领当局的一名上校作为观察员坐在主席台上,正用不信任的眼光注视着会 场,台下大厅中一个个演讲却是慷慨激昂,最后当集会负责人激动万分,昂着涨红 的脸高声喊道‘同胞们,现在让我们第一次重新高唱我们的德国国歌’时,这位上 校也同样大声地表示抗议,但那却是徒劳的尝试,四千人已经发自肺腑地唱起了德 国之歌。当时的气氛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在这一时刻许多人流下了泪水,没有 人会怀疑莱茵河左岸的法尔茨将继续留在德国。” 联邦总理继续说:“能留在德国,所有的德国人能彼此息息相关,这对我们这 些居住在被战争炸毁的路德维希港城里的学生来说,是特别崇高的财富。此外,我 们要从战争和暴力的痛苦体验中得出实实在在的结论,即我们年轻人要竭尽全力, 不再让过去的恐惧在法尔茨,在德国和欧洲重演。我们致力于与法国的和解,我们 梦想一个人民从此能够和平共处的欧洲。我们坚信,未来不再是19世纪以民族划分 的国家,我们必须开始建立统一的欧洲。” 这类想法原本属于基督教社会的思想财富,这是系主任约翰内斯。芬克告诉他 的。科尔继续叙述道:“约翰内斯。芬克是中心的议员,是坚决反对纳粹的。他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德国第一次民主及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开始并最终形成德国 的第二次民主之间的持续性。芬克是法尔茨基民盟发起人之一,战后在路德维希港 市郊组织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对话,我当时作为最年轻的党员被允许参加对话。我 们讨论了未来民主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基础。” 在回眸他早年在法尔茨的政治影响时,科尔把话题移到了另一个基民盟发起人 雅各布。凯瑟身上,他至今仍然对雅各布。凯瑟的勇气和原则性感到敬佩,凯瑟正 是以此反对苏联人的独裁和专制而在柏林被人行刺的。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凯瑟与 业已存在的法尔茨基民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用自己的言行支持该党开展反对法 国分裂政策的政治斗争。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莱茵河左岸的法尔茨得以留在德国, 成为1949年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科尔是这样描述他当时的感受的: ‘当基本法生效时,我激动不已。像许许多多与我同时代并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人一样,我体验到:这就是我们的共和国。在这万分激动的时刻,我们必须 清楚地认识到,苏占区和柏林东部的民众是无法享受到基本法赋予的和平制度的。 如果他们有可能对此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他们会赞同这个宪法的,我当时对 此就毫不怀疑。“ 基本法在其序言中就明确表明,德国人民的“意愿是维护民族完整和国家统一, 并作为统一的欧洲的一部分为世界的和平尽心尽责”,这个新的制度仅仅是为“过 渡时期”而设。基本法的起草人一再强调,他们也是为那些不能参加这一会议的人 们进行这项工作。序言以这样的一句话结尾:“全体德国人民被要求自主决定完成 德国的统一和和平事业。” 赫尔穆特。科尔继续说道:“像绝大多数德国人一样,我当时觉得这并非没有 希望让苏占区在不久的将来加人到民主的德国中来。然而克里姆林宫及其德国助手 于1949年10月在德国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二个德国。当这一事件发生时,我们失望到 了极点。” 当时康拉德。阿登纳指责苏联偏离了波茨坦公告的原则,即德国在被占领期间 应被视为经济和政治的一个整体。他强调指出,联邦共和国是德国人民惟一合法的 政府,直至德国统一。他将忠诚于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的 1800 万人民,并对他们 负责。 科尔说,直至1969年,历届由基民盟执政的联邦政府都不顾任何反对意见,不 遗余力地执行这一政策,即便1952年3 月斯大林向西方大国建议重建统一德国时, 这些政府仍然不为所动。这位苏联领袖明确提出的要求与他们的政策相左,即德国 应保证取消议会党团或不加人任何军事集团,统一的德国应保持中立。 阿登纳在他的回答中对西方大国提出了另外的要求,作为下一步发展的前提是 在全德境内举行自由选举。赫尔穆特。科尔坚信这是惟一正确的途径:“康拉德。 阿登纳有理由认为,这个德国中立化方案是苏联人隐蔽的扩张。他担心,德国 中立化将在中欧形成权力真空,而这一真空就会由他说的‘苏俄’来填补。这个猜 测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克里姆林宫的提议正是发生在德国协定签字前几个星期,在 这个协定中,同盟国中的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保证,将用和平的方式重建一个统 一、自由民主、与欧洲大家庭融为一体的德国。“ 赫尔穆特。科尔说:那时他还是个学生,属于阿登纳充满理智论点的同情者, “也就是从这个估计中我们认识到,西方要在政治上对德国统一负责,并无其他的 选择。这一认识在一年多以后得到了证实:1953年6 月门日,俄国的坦克镇压了苏 占区工人的起义。” 这些事件向世人表明,居住在民主德国的德国人与他们那听命于莫斯科的政府 之间存在裂痕。因此,联邦政府作为惟一代表的要求具有了持续的合理性。即便1954 年3 月东柏林形式上宣布民主德国独立自主也未能改变这一点。在1955年5 月5 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布独立自主的那天,阿登纳对民主德国的民众高声说:“你们 属于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你们的一部分!只要你们一天得不到自由,我们重新 获得自由的喜悦就蒙上了一层阴影。你们可以永远信赖我们,因为在你们还未获得 人权并和我们自由统一在一个国家里之前,我们以及自由世界都不会心安理得。” 科尔说,阿登纳也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还需要足够的耐心。联邦德国反对党 中的许多人却截然相反,他们幻想通过对东部好一点来早日达到德国的统一。这一 期待的姿态是与当时的世界政治现实格格不人的:“这种期待置德国分裂是冷战的 产物这一事实于不顾。这种分裂状况只有在东西方对峙结束以后才有可能结束。想 让这种政治局面永久持续下去,就是禁止‘分久必合’历史的重现和人民对自由的 渴望的落实。 “来自莫斯科及东柏林的和平和重新统一的交响曲听起来可信度特别差,言行 不一,两者严重脱节。特别表现在柏林问题上,苏联一直试图将自由的西柏林置于 自己的控制之下:首先我们经历了斯大林的封锁,1948至1949年间他想以此方式使 西柏林人忍饥挨饿,西方利用空中桥梁成功地进行了回击;川年以后是赫鲁晓夫, 他发出了最后通碟,希望以此将西方盟国赶出柏林。西方国家则用强硬政策对苏联 的威胁尝试予以回击,以求在任何情况下确保西柏林和联邦共和国的自由。‘先自 由后统一’原则始终贯穿其中,包括作出过渡时期将两个国家并列存在作为无可避 免方法痛苦地决定的时候。” 此事恰好发生在乌布利希的民主德国正面临着政治道德崩溃的时刻:仅仅在1961 年上半年就有几十万人背弃了民主德国政府,逃奔西方。至此,自1945年起逃离民 主德国的人数共计达到270 万,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一堵柏林墙将柏林一分为二。 而西方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事态的发展。从此,两个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就以德 国为分水岭。阿登纳的政策起先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西方对莫斯科造成的强权政治 现实进行了忍让,事实上承认了两个德国的存在。联邦共和国作为惟一合法代表的 要求失去了实质性的基础。 “但是,康拉德。阿登纳和他所领导的基民盟一基社盟毫不动摇地坚持将德国 问题搁置起来,这无疑是正确的。我们相信西方盟国出于精神道德及经济技术方面 的考虑和他们进行自我表达的意愿,更主要的是我们相信德国人从未间断的渴望, 他们渴望在一个自由和平的欧洲中完成国家的统一。”科尔说到这时引用了那位伟 大的老人的话。康拉德。阿登纳一直坚信,终有那一天,苏联会认识到事与愿违的 事实,德国乃至欧洲的分裂给它带来的并不是好处。当时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 必须注意这个时刻的到来。一旦这个能够带来有利机遇的时刻到来或将要到来,我 们就不能任其流逝过去。” 到路德维希。艾哈德担任联邦总理时就很清楚了,德国统一之路似乎是一条艰 苦而漫长的历程。一些细小的步骤如通行证协定、家庭团聚以及其他人道主义的简 便措施对国家分裂的命运带来的痛苦只能起到减缓的作用。格奥尔格。基辛格领导 的大议会联盟继续执行了路德维希。艾哈德开始的德国政策。惟一合法代表的要求 却一直极少作为事实。60年代末,许多国家与民主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想在外交 上孤立民主德国的愿望已经无法持续下去了。 维利。勃兰特和瓦尔特。谢尔在其执政时期开始了新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的 基础是艾巩。巴尔的公式“通过接触达到转变”。这一政策的结果是达成了东欧条 约和两德基础条约。但是,谈判的余地是非常小的,因为既没有提及美英法苏四大 国有责任把德国视为一个整体,也未涉及基本法序言中所写的重新统一要求。 1970年夏天签订了莫斯科条约,同年秋天又签订了华沙条约。赫尔穆特。科尔 于1969年当选为莱茵兰一法尔茨州州长,参加了联邦参议烷关于批准这些协定的讨 论。他回忆说:“当时我们联盟党主张:只要还无法确定某个和平协定把德国视为 一个整体,就必须为搁置的德国问题找到一种临时的解决方法。其实勃兰特的东方 政策的想法早在艾哈德和基辛格的东方政策中就业已存在,对此我们别无选择,只 好同意。但我们对条约中含糊不清的部分作了尖锐的批评。莫斯科和华沙的共产党 统治者将其理解为对现状的最终承认,而西方国家仍然将德国分裂视为暂时性的现 象。当时的在野党,尤其是基民盟一基社盟议会党团在雷纳巴泽尔的带领下进行了 一系列刨根问底的质询和坚持不懈的逼问,使东欧问题关上了实质性的大门,即一 开始的‘关于德国统一的公开信’,接着是1972年5 月17日的德国联邦议院的联合 决议。对当时的在野党来说,尤其是基民盟一基社盟议会党团,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关于德国统一的公开信”阐明,与东欧签订的条约不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的政治目的,即“根据欧洲和平的状况,让德国人以自主决定的方式获得国家的统 一”相抵触。 当联盟党在联邦参议院拒绝同意东欧条约的同时,维利。勃兰特会晤民主德国 部长会议主席维利。斯托夫。这第一次东西德会晤后开始了一系列旷日持久的谈判, 最终达成了有关货物从公路或水路出人柏林的有关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的基础条约于1973年生效。在基民盟一基社盟议会党团内部进行了激 烈的争论,最后几乎一致同意对此投反对票。科尔说:“党内同事们担心基础条约 可能会使德国分裂固定下来。正是出于这一担心,巴伐利亚州政府向卡斯如厄的联 邦宪法法院提出申诉反对这个条约,促使卡斯如厄作出判决。判决书明白无误地指 出,任何一个联邦共和国的宪法机构无权放弃德国的国家统一这一目标和任务。” 这位联邦总理指出:“卡斯如厄判决书的内容不仅仅是最终坚持了联邦共和国 的合法地位和重申了德德边界的特殊性质,主要是合法地位问题。正是这一问题成 了德国统一之路上的决定性因素。民主德国政府也许早就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这一点 上要如此起劲地努力改变联邦共和国的立场。” 1973年6 月,赫尔穆特。科尔被当选为基民盟全国主席。他自己回忆说,自那 时以后,他比以往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德国问题政策的讨论之中。当时联邦共和国的 各政党之间仍然在喋喋不休地争论,在不违背德国统一这一目的的前提下还能够对 民主德国当权者作出多少实质性的让步。基民盟一基社盟议会党团有足够的理由怀 疑社民党对德国政治的忠诚原则。因此社民党的领导人指责联盟党说,正是这些 “重新统一的言论”损害了缓和政策,就是说损害了和平。 “我1976年成为德国联邦议会反对党领袖,但很快被赶到了缓和政策的反对者 角落之中。其实促成一个真正的缓和一直是基民盟的政治宗旨。缓和政策不应该导 致对基本原则的否定。而当时的迹象表明,东西方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已开始在德 国国内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表现出来了。决定性的问题是谁将最终完成重新统一的 大业,是自由的力量还是非自由的力量。” 科尔继续说:“勃兰特任总理的后期就业已表明,受到广泛关注的新东方政策 中的期待没有得到落实。从政治上说,日益增多的合作过程中有关从规定的各自为 政走向真正的相互协作的期待并未出现,对两德之间家庭团聚、增加探亲旅游往来 的措施也不能评价过高。自60年代后期,每年有100 多万退休人员到联邦共和国旅 游,除此之外,还有几十万不到退休年龄的人员过境探亲。同时去东柏林和民主德 国的西德人人数也上升到100 万以上。这驳斥了昂纳克的谎言。60年代初,他曾经 嘲笑‘所谓和平的言论’,当时打算修改民主德国宪法,将其中‘民主德国是德国 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写成‘工人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令我深感不安的是,联邦共和国的许多政治团体中有人依然热衷于想继续在 国家分裂现状下维持民族统一。在这方面他们没有认识到,国家意识并非可以随意 曲解和任人摆布的东西。只要德国人在面对其他民族时觉得自己是德国人,那么, 他们是一个民族则是不争的事实。生活在两个分裂的德国的人民,尽管他们处在不 同的社会制度中,但毫无疑问都属于德意志民族。他们一如既往地拥有德国国籍, 即便将民族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共同性由于分割有所削弱。这种削弱应该制止,与之 相反应该加强民族的凝聚力。根据我们的理解,即对基本法的理解。坚持国家统一 的宗旨和坚持重建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感就是这个意思。” 可惜主要是许多西德的杰出人士对这一宗旨忧虑重重,当时他每说起“民族” 一词时,就必然会获得亲身体验。他被人骂为“死脑瓜子”,因为当时他承认 了他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在五六十年代曾是共同财富。他在70年代发表的关于德国 统一的言论,现在听起来是那么的理所当然,但在那个岁月却是无法想象的,就连 “德国问题”和“重新统一”等字眼也已不容置疑地从政治词语中消失了。谁还在 使用这些词语,尤其是他年龄还非常轻,定会被人嘲笑。70年代末,苏联外交部长 安德烈。葛罗米柯曾在波恩和蔼地拍拍他的肩膀说:“您还很年轻,怎么会一直相 信德国还会统一?为什么您还不明白,德国问题已经盖棺论定了?” 对于这种发展,联邦总理认为有多种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同事中 依然执着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越发满足于极其现实的政治社会世界观,而不再去 思考历史时期的变幻。另一个原因是,新的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了,他们一生中只 看到了分裂的现状,无法明确地区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没有自由,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专制。这肯定也是目前这种前所未有的福利生活带来的后果,在越来越多的 人看来,这种福利生活是天经地义的。有些人认为,未来就只存在于社会主义之中, 而不是资本主义。从这个视角去看问题,未来就会是民主德国和共产主义世界这个 设想。 “这就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即在民主共性的关键问题上,比如在苏联一统天下 的东欧地区要不要实现自由和人权问题上发生了党派意见分歧,在我记忆中与此相 关的事例有该与捷克斯洛伐克的CHARTA77民权运动保持怎么样的对话和接触的讨论, 以及后来对与波兰自治的团结工会建立什么样关系的不同意见或西方对苏联人侵阿 富汗的反应。” 科尔说,在他看来,西方价值观的一致性的丧失和美苏势均力敌的增多充分地 表现在80年代初北约双重决议之中。这一决定计划,如果直到1983年到来之际仍然 没有和莫斯科就全面放弃地面的中程导弹达成协议,那么就在欧洲部署先进的潘兴 导弹。“苏联以他们的SS-20导弹对西欧构成了可怕的核威胁。赫尔穆特。施密特 在70年代末就对此及时地提出了警告。”科尔继续说道:“在联邦德国,几十万人 高举着和平运动的大旗进行游行,不是把矛头指向SS-20导弹,而是抗议北约对这 一威胁作出的反应。他们结成统一的联盟,游行示威反对‘战争贩子’的政策,并 把美国及其北约盟国视为‘战争贩子’。” 与此相反,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反对华沙集团屯兵波兰,反对 一刻不停地在两德边界用铁丝网设路障和安装自动射击装置的东柏林民主德国当权 者。每当昂纳克口里说出“和平”两个字的时候,许多人的印象中所谓他们言行不 一的说法是无法接受的。此时联邦总理回想起1981年门月赫尔穆特。施密特在维尔 勃霖湖与昂纳克进行会晤。当时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谈到了缓和及和平保障,而 与此同时,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宣布军事戒严。 昂纳克借口北约的双重决议,进行公开的对峙,指责施密特。根舍的联邦政府 通过投票赞成双重决议,充当了扩充军备的马前卒。这位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同 时试图迫使当时的联邦政府承认现实,以期德国两个国家并存最终确定下来。他在 格腊提出要求联邦德国承认民主德国政府的合法地位和易北河的边界勘查,继而要 求将1972年基础条约中规定的正式代表机构升格为正式的大使馆,关闭设在萨尔茨 吉特对民主德国来说不合法的罪证搜集中心。 这个设在萨尔茨吉特的罪证搜集中心是在1961年柏林墙建立后由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司法部长和法律方面元老们一致同意建立的,其任务是搜集民主德国专制政府 动用暴力和违反人权的情况,目的是供今后对罪犯进行审讯时使用。在过去的十几 年中,包括柏林墙和铁丝网附近枪击致死在内的不法案件有高达4 万多起记录在案。 由于有这类罪证搜集中心的实际存在,所以有些边防士兵有意朝一些政治逃犯 身边开枪,使有些人免遭惩罚。因此,对许多民主德国的德国人来说,“萨尔茨吉 特” 就成了他们的最后一点希望。 在有关裁军的争论中,社民党内的多数人也渐渐地表示不赞成裁军。这二争论 以及80年代初日趋激化的经济危机致使执政联盟的两个伙伴分道扬镳,1982年秋社 会民主党(社民党)和自由民主党(自民党)联合执政时代宣告结束。“这不仅是 一场经济和外交政策危机,而且同时还是一场精神道德危机。这一危机是历史与许 多基本道德价值、社会伦理、国家和法律关系之间无法得到保证的结果,最终也是 西德人民族自信心难以得到保障的结果。 “就在我当选为联邦总理之初,迫在眉睫的是决定重振经济,其次是有两件事 要办。我敢肯定,要是没有这些决定,1989至1990年的历史走向完全会是另一码事。 第一件事是明确表示赞同实施北约的双重决议。如今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还记得 当时社民党对此不屑一顾,它在这一事关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关键问题上置本党 的联邦总理于不顾。在将这一决定在北约范围内的联邦共和国实施的问题上,赫尔 穆特。 施密特赢得了赞誉,但他未能获得自己党内大多数的赞同。 “是否实施北约双重决议即在联邦共和国土地上部署潘兴导弹和美国巡航导弹, 这最终关系到我们是不是一如既往的可靠伙伴。在我看来,假如 1983 年我们没有 开始部署这些导弹,联邦共和国与美国的关系就首当其冲地受到很大的动摇,北约 将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也许有可能就此解体。 “这一话题在苏联看来意义重大,这是我通过与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的一系 列谈话才了解到的。他当时承认,大力加强军备竞赛、分裂西方阵营和将德国从西 方联盟中分化出来都是毫无意义的冒险。也就是这些认识促使他进行改革开放。 “第二件事是克服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低潮。描写1982至1983年间欧洲状 况最常用的词是‘欧洲病’,将欧洲这个概念与一种可怕的疾病联系在一起。在当 选为联邦总理后的 1982 年12月,欧盟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聚会在哥本哈根召 开欧盟高峰会议,我必须清楚前景并没有那么幸运。联邦共和国和以弗朗索瓦。密 特朗为首的法国朋友开始了新的一轮合作,双方约定加强德法两国的关系,确定 1992 年末之前建立欧洲内贸市场。这是为了获取我们邻国和西方伙伴信任的决定性前提 之一。假如不巩固我们的欧美伙伴对联邦共和国的信任,1989至1990年事情的进展 是不可能实现的,对此我决无半点怀疑。” 与其前任总理的德国政策相比,由科尔总理领导的政府执行的德国政策更具有 连贯性和变革的特点。科尔总理强调说,在有关人道主义措施方面他致力于政策的 连贯性。他指出,维利。勃兰特和赫尔穆特。施密特在联邦议会的民主党派的支持 下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道主义援助,而这项工作早在阿登纳和基辛格执政时期就已 开始了,其中包括赎买在押人员、放宽探亲限制以及其他许多事情。 而变革则特别突出了对德国问题采取什么政策的基本立场,这是联盟党作为反 对党坚持了13年之久的基本立场。“其中首要的是基本法中的重新统一的条款。为 了在这个意义上发出一个信号,在我接任总理不久就将《民族现状报告》改为《被 分裂的德国的民族现状报告》。基民盟基本立场还包括严正拒绝昂纳克的格腊要求。 这个要求的核心是具有重要心理作用意义的合法地位问题和关闭设在萨尔茨吉 特的罪证搜集中心。“ 在这两个问题上,昂纳克在社民党中和绿党中找到不少盟友。在联邦议院讨论 有关要求关闭设在萨尔茨吉特罪证搜集中心问题时,许多反对党议员极不像话地主 张关闭,理由是,这是冷战的残迹。科尔一而再再而三地据理驳斥:两德边界仍然 像过去一样枪声不断,依旧有流着鲜血的人试图从那个德国逃到这个德国来。他表 示对社民党当政的联邦州停止提供经费无法理解,这一举动致使罪证搜集中心的工 作事实上停顿下来。这是统一前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中耻辱的一章。正是由于 联盟党当政的联邦州提供的经费基础和罪证搜集中心工作人员的榜样般努力才成功 地使社民党的计划落空。 在科尔刚上任的时候有人对两德关系的未来进行了预测,说这是缓和的终结, 甚至说这是新的“冰冻期的开始”。科尔说,为了阻止这些事发生,许多身负“时 代精神”的人们现在投身于社民党的两个德国并存和双重外交关系并存政策之中, 这是该党议会党团主席赫伯特。维纳在其柏林和莫斯科的秘密谈话中提出的。“竟 然有这样的社民党的领导人,不是为了去政治对话,而是——就像现在可以从德国 统一社会党的档案中看到的——为了与我的政策和我的朋友罗纳德。里根的政策保 持距离的目的前往民主德国,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在社民党的两个德国并存政 策中充当马前卒的正是社民党的柏林党部。它在80年代中期的党代会上提出的纲领 是联邦共和国必须捍卫和代表苏联的和平政策,必要时‘甚至不惜与西方盟国发生 冲突’,这一纲领获得了应邀出席大会的民主德国外交部代表的掌声。令人感到耻 辱的是,当罗纳德。里根于 1987 年在柏林出席建城750 周年庆典并在勃兰登堡大 门前要求戈尔巴乔夫拆除柏林墙时,有成千上万的人示威游行表示抗议。” 联邦总理认为,社民党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之间的关系早已不再是和平问题,而 是如何帮助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的问题。在这个背道而驰的行动中,社民党许诺在 合法地位问题上让步并最终关闭萨尔茨吉特罪证搜集中心。 科尔说:“除了突出我们的基本原则立场外,我首选的任务是保持和加强德国 人的凝聚力。由于长达几十年的分裂导致了相互间有一种陌生感,对此民主德国的 宣传也不无作用。同样这也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媒体从道德政治方面对德国统一社会 党专制统治日渐增多的评论有关。在联邦共和国内的某些对社会制度差异模糊不清 的地方,有关对生活在民主德国的同胞负责和与他们共生死同存亡的意识正在逐渐 消失。 “鉴于经济形势的戏剧般恶化,这是民主德国密使当时在与我们的会谈中第一 次明确承认的,对我们来说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可能通过经济援助把探亲的 大门开得更大一点。当时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和我相信,我们尽我们的一切 努力,让生活在民主德国的同胞能够更多地到西部来探亲访问。我们希望这将使更 多的民主德国人不再听信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敌对宣传。因此,1983年弗兰茨 .约瑟 夫。施特劳斯捎信给民主德国:将提供数十亿贷款,并由联邦政府提供担保。我们 的打算是,80年代初以前来探亲访问的除了退休人员外只有几万人,到大约1986年 从那个德国来的低于退休年龄的人员可超过50万人,这个数字还将不断上升。” 1987年达到500 万人,其中有100 万为年轻人。这意味着几百万的民主德国人 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了这个联邦共和国。通过探亲访问,双方建立和加强了人与人 的关系,这对于生活在东西部的德国人都是一家人的意识意义重大。当时约有二分 之一的东德人和三分之一的西德人保持着这样的接触。 为了能够进一步打开两德间的大门,他还容忍了昂纳克对联邦共和国的访问, “这肯定是1989年前我亲自作出的两德关系中最重要的决定。作出这个决定对我来 说是极不容易的违心举动。但是我们觉得这是必要的。谁如果看过我和昂纳克检阅 仪仗队的照片,看出我在联邦总理府门前演奏民主德国国歌时的心情,就会猜想到 我在那一天脑海里想些什么。”联邦总理说,他忍受了所有令他伤心的东西,因为 这次访问对联邦共和国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机会。在整个准备过程曾有几个讨论的 焦点,其中之一就是昂纳克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是否愿意向德国东西两部分实 况转播宴会祝酒辞。商谈中这个焦点的讨论异常艰难,因为昂纳克的谈判代表在不 取消访问的前提下竭力试图避免转播。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向他们明确指出,民主德 国必须作出让步,否则昂纳克的访问将一无所获。所以1987年9 月的那一天就出现 了他直接面对民主德国1700万同胞的场面。 赫尔穆特。科尔在其致词中说,民族要统一的意识将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保 持这一意识的意愿将永恒不变。这种统一的明证就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遗产 和悠久绵长的历史。两国的宪法中的原则问题,其中包括民族统一问题,不会也不 应该由于昂纳克的访问而发生丝毫改变。对联邦政府来说,基本法序言是不会有所 改变的。序言希望实现欧洲一体化,要求全体德国人民自主决定完成德国的统一和 自由,坚持这一宪法赋予的使命,毫无迟疑地认为这是符合德国民众的愿望和信念 的。 在昂纳克访问不久的联邦议院会议上,波恩的在野党议会党团以此为契机表明 了自己对德国问题政策的立场。社民党议员于尔根。施姆德谈到这次国事访问的象 征意义,他解释说,这是康拉德。阿登纳的德国问题政策的彻底失败。科尔说,他 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社民党主席兼议会党团主席汉斯。约亨。福格尔向联邦政府 提交了一份完整的清单,上面包括了在联邦议院与人民院之间建立“正常关系”和 关闭萨尔茨吉特的罪证搜集中心。 在联邦议院中,福格尔把社民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共同基础文件誉为跨越不 同制度的合作典范大加赞赏。在这个文件中双方相互承认对方具有改革能力,因为 它们负有宣教的精神使命。其中申明,双方都不否认对方的存在。合作的宗旨是重 新塑造欧洲的和平。 “这在社民党的双重外交并存的政策中加入了与昂纳克的党进行‘安全政策对 话’,并共同设想建立没有核武器的走廊,没有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欧洲或提出相 互不攻击对方的建议。西方防御联盟的战略似乎是建立在进攻上的。”科尔不无遗 憾地说,联邦共和国的许多杰出政治家们还没有意识到,自 1987 年苏联在改革开 放的口号下开始的显著发展给东西方关系带来的变化乃至为德国的事业打开了机遇 的大门。为什么会这样呢?科尔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又自己作了解答:“至少党内 有人在与昂纳克和他的党进行较量。” 在西德政界有许多人已不再坦诚地面对德国问题。科尔说:“时间老人的力量 太大了,听天由命甚至——我们必须说——背叛留下了太深的足迹。”科尔说着, 并用他的家乡法尔茨的一种现象作了描述:‘如今每当我回眸80年代的联邦共和国, 那我就会想到我们家乡那座建于上个世纪的陈旧的莱茵河大坝,它要不断地加固和 维修,以免在下一次洪水到来时不会决堤。联邦共和国的基石也常常受到侵蚀的威 胁,但我们还是成功地保持了她的稳定。对此我非常感激,否则当我们面临着1989 年下半年和1990年的挑战时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