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处于守势的保守党 对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和他的政治局来说,戈尔巴乔夫对联邦德国的 访问,特别是联合声明简直是一大羞辱。就像历史在不久的将来所表现的那样,他 们这样做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他们的立场是,民主德国的存在基础主要是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进行对抗”。而戈尔巴乔夫在联邦德 国访问正是回避了这一对抗原则,显而易见是孤立了不愿进行改革的德国统一社会 党领导集团,增加了对它的压力。换句话说,从东柏林的眼光看,改革这一题目正 逐渐成为对生存的威胁。 赫尔穆特。科尔说:“假如让我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假如让我来为昂纳克设 身处地地想一下的话,1989年初时他还以为自己掌握着主动权。至少在那个时候, 他与实际情况已有了距离。这一点在他1987年9 月访问波恩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当时我与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和他的经济负责人同特。密塔克进行交谈。在聊天 中我问昂纳克,他选定的接班人是谁。他已经不年轻了,提这样一个问题也并不唐 突。令我惊讶的是,昂纳克和密塔克的反应是那么不同寻常的爽朗。昂纳克也许会 想:”这个赫尔穆特。科尔倒一点也不那么令人讨厌,但确有几分天真。‘“’倒 一点也不那么令人讨厌‘,是因为我们尽管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假如我们之间建立 一种异乎寻常的关系,却又有几分人情味。我们俩是1984年在莫斯科出席已故苏联 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葬礼时见的第一面。那次相遇真的是很不寻常。昂纳克 来到我下榻的国宾馆看望我,进入国宾馆时,两旁站满了摄影记者和电视台报道人 员。当他看到我时明显有些拘谨,甚至尴尬,因为当时恰逢部署美国中程导弹时期, 在共产党人的眼睛里我是十足的大恶棍。我指着丰盛的冷餐食品对他说:”总书记 先生,您品尝了吗?’他说:“已经品尝了。‘对此我回敬了一句:”您多吃一点, 你们民主德国反正要为此花钱的。’他吃惊地朝我看了看,坐到我的身边,又拿了 一点。紧接着我向昂纳克提议用法尔茨方言进行交谈,因为‘这样连翻译也无法窃 听了’,我暗示我们俩几乎来自同一个家乡。他又一次惊愕地看着我,然后真的纵 情大笑了。 “然而我们很难用法尔茨方言进行交谈,因为他出生于萨尔州的贝克斯巴赫, 离路德维希港有80多公里路。我们谈到了家乡的风土人情,聊了一个多小时。昂纳 克谈起了他的老家,谈到他在萨尔河畔当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时的情形。我们喋喋 不休地把整个故乡都聊了一遍,从而认定,有许多人我们都认识,尤其是天主教的 教士。 “我们也谈到了维利。格拉夫,这位医科学生曾和索尔姐弟一起参加过抗争, 最后被纳粹杀害了。格拉夫的父母那时在萨尔布吕肯经营一个KOLPING -HAUS. 年 轻的共产主义者昂纳克也时常出现在那里。后来由于我的牵线搭桥,被害者的妹妹 才有可能通过昂纳克获得东柏林档案馆所收藏的人民法院文件,这是她一直梦寐以 求而又未能如愿的东西。 “交谈气氛越来越轻松愉快。对昂纳克来说,这自然是他在莫斯科摆脱那些政 治琐事从联邦总理处获得的乡音。他肯定对他的政治友人们也谈起了这次交谈,因 为此后不久,民主德国的人民院主席霍斯特。辛德曼来到波恩访问。他相当直接地 对我说:”您和我们总书记所讲的一模一样。‘我问他昂纳克说我些什么,辛德曼 向我提起了国宾馆的事。 “另一方面,昂纳克肯定以为我是‘确有几分天真’,说到这个问题时还如此 小心翼翼。这一想法一直延续到以后的几年中,最迟可延续到1989年夏天,因为根 据他所获得的报告和消息,他可以设想,我正坐在一张被锯断了腿的椅子上,摇摇 欲坠而毫无察觉。这不仅仅是从现在揭露斯塔希过程中公开的文件中了解到的。” 昂纳克在1989年夏天所持的结论是,科尔所领导的联邦政府不久将垮台,这位 联邦总理是这样认为的:“只有反对党会从中获得好处,被他们到处诬蔑为‘统一 的高调’行将寿终正寝,实现‘务实的波恩德国政策’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了。这不 仅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期待,同时也是社民党和绿党的希望所在。”这里的“现实” 是指承认民主德国的合法地位,从事实上放弃基本法中的重新统一要求。 由于经济困难日趋严重,特别是未能如愿地进行改革,民主德国民众中的不满 情绪也逐渐公开化,尽管政府采取了政策加强压制,但也无济于事。昂纳克自以为 对己非常有利的形势已开始恶化。 科尔说:“昂纳克问题的症结在于整个华沙集团内部所具有的原则性发展。对 于这一点不宜用史学研讨的眼光,而要从民众的实际看法出发去看问题。当时我们 民主德国的同胞们每天从西方电视中又看到了什么呢?某天,他们看到波罗的海三 国有几十万人上街示威游行,抗议50年前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达成的吞并他们国家 的协约;另外的某一天,他们能够看到有关主张改革的人在红场上举行集会的追踪 报道;他们收听了最高苏维埃有关少数民族权益的议会争论片断,这个问题已经议 论了很长时间,但迄今为止所有的人还不加区分的一律都是苏维埃人;他们还看到 了波兰,看到了波兰总理正由那些不久前还在追捕他的警察簇拥着,还受到他们的 保护。许多民主德国人有机会前往匈牙利度假,亲眼目睹那里的变化:他们看到匈 牙利人清晨从布达佩斯出发去维也纳采购东西,晚上又回来。因此,在德累斯顿、 莱比锡、德绍和波茨坦人的眼里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民主德 国究竟怎么了?是不是该轮到我们说:我们要出国?“‘事实上从1989年初开始。 要求出国的人数急剧上升。这理所当然会给两个德国间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对联 邦共和国来说,一方面应在人道主义意义范围内小步骤、谨慎地执行实际政策,如 放宽双方人员往来等措施,另一方面要维护德国问题政策的基本立场。1989年7 月 4 日,科尔的新任总理府办公厅主任鲁迪。赛特斯刚刚上任就前往东柏林,访问昂 纳克。他当时在政府中负责德国问题政策的实施。科尔说:”鲁迪。赛特斯在很短 的时间内就熟悉了总理府办公厅主任的艰巨工作。他绝对可靠,具有良好的洞察力 和富有人情味的言谈举止,对此我特别欣赏。正是他的这些特点使他在极其艰难的 环境中镇定自若,游刃有余。“ 除了宣布将继续改善两个德国的关系和对一连串务实的问题进行讨论外,赛特 斯在东柏林还提到了欧安会有关人权义务的实施结果问题。人权义务是明确写人赫 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对每个签字国,其中也包括对民主德国,都具有约束力。 这位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总书记坚持他的和平基本条件,即所有欧洲国家互不侵 犯别国边界、尊重别国领土完整和独立。赛特斯保证,联邦政府承担义务,不提出 边界问题。但联邦政府仍然指出,签署和平条约的条件尚未成熟。 令人吃惊的是,昂纳克对两德边界下达射击命令进行了解释:今后只会在“正 当防卫,受到外来攻击和出现叛逃的情况下才动用武器”。在此之前,民主德国领 导人还从来没有直接承认过有这么一个射击命令,大约在1986年末或1987年初,昂 纳克声称,动用武器的范围限制在边防士兵遇到危及他们人身安全的时候。事实上, 据设在萨尔茨吉特的罪证搜集中心的报告,仅在1988年就发生了至少29次边界射击 案;就在几个月前的1989年2 月,一个名叫克里斯。古夫罗伊的年轻人在试图从东 柏林逃往西柏林时被民主德国边防士兵开枪打死。 就在赛特斯还未从东柏林返回之前,许多事件就接踵而至:华沙集团在布加勒 斯特的最后决议中废除了勃烈日涅夫主义。正是这个勃烈日涅夫主义使苏联在出现 “危及社会主义”的时候可以有权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行武装干涉,比如1968年 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改革运动,即所谓的布拉格之春。最后决议说:任何一种 对别国内政干涉,任何限制国家独立的企图都是无法接受的。这一点与同年6 月发 表的德苏联合声明有不可忽视的相似性。昂纳克对此极为恼火,第二天就启程离开 了华沙集团高峰会议。事后的官方解释是,他患有胆绞痛,前去度假。 但两德关系却变得复杂起来:从7 月中旬开始,被拒绝出国旅行的东柏林德国 人在波恩驻东柏林的常设代表处内寻求避难;在驻布达佩斯的波恩大使馆也遇到了 类似的情况。民主德国外交部指责联邦德国“粗暴地干涉了民主德国的主权事务”。 有人怀疑联邦德国的大使馆为民主德国的逃亡者提供方便。履行保护义务是“典型 的大德意志意识在作怪”。赫尔穆特。科尔说:“我们当即发表声明予以反驳。声 明指出,不应该把民主德国的德国人进入联邦政府的常设代表处和大使馆说成是违 法举动,代表机构的大门是向所有德国人敞开的,这是符合欧安会马德里续会有关 规定的。” 8 月8 日,联邦德国驻东柏林常设代表处除对外办公时间外全部关闭。波恩方 面透露,这一举动完全是被迫的,因为在此期间共有130 人在那儿寻求避难,已无 法为此后进入常设代表处的德国人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暂时的关闭并不意味着联 邦政府抛弃了原有的政策,联邦政府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为民主德国公民出国旅行 问题寻求人道主义的解决方法。 科尔说:“我非常同情那些人,他们说:”我们要出去,我们别无选择。‘我 觉得,如果我们对这些人说,你们只能出于经济原因才能过来,那是卑鄙的。自由 是不能分割开来的,经济方面的自由如择业自由权利和私人财产权利都是其中的一 部分。一个人要是已有二十六七岁,现在正面临着人生这一最大的冒险,而他对自 己说:“我要抓住这个机会申请出国,要么就逃到常设代表处去,开始一个新的生 活。’即便是他们手上只有一个塑料袋,我也不能把他们武断地归于这样一个浅薄 的、惟利是图的动机。” 鉴于这一戏剧般的事件,总理府办公厅主任赛特斯在征得联邦总理的同意后中 断了在蒂罗尔的休假。科尔自7 月ZI日起正在他那奥地利沃尔夫冈湖边的度假地圣。 吉尔根逗留,他想在经历了苦心积累的整整一年后好好放松一下。“惟一固定的安 排是每天给总理府的埃杜阿德。阿克曼打电话。大约在9 点钟,我的外交顾问霍尔 斯特。退尔契克就集中到他的办公室,有时还有鲁迪。赛特斯。他们将电话机调到 免提一挡。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布置当天的重要工作。其他的电话记录则由我像 往常一样在晚上处理。和平时一样,我的办公室负责人瓦尔特。诺约尔陪同我前往 圣。吉尔根。他把移动办公室设在肯特勒宾馆里,安装了一台传真机,用于接受密 码写成的报告,并能够进行解码。” 尽管科尔与波恩的总理府保持着联系,并不断地获得有关这一戏剧般事件的消 息,但他一开始也没有发表公开的声明。“我们不愿意让民主德国领导人感到更加 不安。我们没有兴趣让事态扩大化。而东部有人却期待着波恩的激烈言词,以便能 够重新启用冷战时期的相互攻击的方法。我相应地用温和的口吻起草了一封给昂纳 克的信件,并通过总理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于8 月11日交给了民主德国外交部副部长 库特。尼尔。在信中我再一次不容置疑地表明,联邦共和国不会从对全体德国人负 责的现实立场后退,同样,它对那些进入常设代表处寻求避难的人也负有责任。” 这位联邦总理在这封信中还写到:“我们的愿望确定无疑的是,让人们在其生 养长大的故土过着一个有意义的生活。而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 群人,特别是许多年轻人在现有的条件下看不到希望。能否改变这种情况应是由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负责的事。……这一事态一直延续下去,就很难排除在所 有领域对我们的关系会带来负面效应。” 和尼尔一样,昂纳克也重弹民主德国的主权论调,再一次提出,联邦政府对民 主德国公民不拥有管辖权。他威胁说,“坚持这种现实立场……就不能排除给我们 双方间的关系增添麻烦。”要想有可能让现有的问题得以解决,联邦德国政府只有 负起责任来,使民主德国公民“无条件地走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处。”昂纳 克保证,这些人员在离开代表机构后不会遇到任何麻烦。但他不可能作出其他的保 证。此外,他将联邦总理的规劝视为“对另一个主权国家主权事务的干涉”,这对 建立两国友好睦邻关系是不利的。 尽管如此,这位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还是在他的8 月17日回信中任命了一位 谈判代表,即外交部副部长维尔纳。克罗里柯夫斯基,与赛特斯进行谈判。商定于 第二天在东柏林举行的谈判毫无结果,使局势更加严峻。显然,东柏林方面的目的 是将谈判规格提高到最高级别。 这位联邦总理说:“我该去民主德国了。我申明,如果东柏林的常设代表处和 布达佩斯的大使馆里的形势激化,非进行直接对话不可,我原则上愿意前往。但鉴 于当前形势,我拒绝进行正式访问。我坚信,对昂纳克来说,时间对他不利。塔雷 郎德对拿破仑说的那句名言对他正合适:”先生,刺刀尖上是不能坐人的。“‘这 位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魁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攻击联邦德国。他声称这是联邦德 国的”不断攻击和各式各样的破坏企图“,其宗旨是想在德国的土地上消除社会主 义。昂纳克说,事实证明,”最近他们正在特别加紧活动,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强 加于我们头上,尽管他们闭口不谈自己使千百万人重新受苦受难。其目的是在民主 德国的民众中低毁社会主义。这是痴心妄想。今后我们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工农政 权。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一政权。“ 1989年8 月13日是星期天,是柏林墙建成28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东柏林的宣传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过境检查站莎里埃又一次发生出逃失败,民主德国民众的绝 望越来越深之时,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中央机关刊物《新德意志报》却以无以复加的 方式无视实际情况,声称“不断增强的经济力量”已显示了其作为“日益增长的生 活水平、社会稳定、全民就业、高超的教育水平和免费医疗的坚实基础”的能力。 这座愚昧的墙成了稳定的保证并被加以庆祝,而改革却必然会失败:“只要建立柏 林墙的条件继续存在,这座墙就不会倒塌,而这些条件将继续存在。”柏林墙的建 造保证了欧洲人民免受“新的战争地狱”的折磨。 昂纳克自己也借民主德国自行制造的先进的微电子加速器的交付使用大作舆论 宣传,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此作为依据证明,“西方媒介关于社会主义制 度的构想失败的喧嚣一文不值。‘他还补充说:”社会主义前进的车轮是任何一头 牛或驴都无法阻挡的。“这一德国工人运动的古老格言在民主德国劳动人民的伟大 积极性中得到了现实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