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我们就是人民 联邦议会中基民盟的738 名代表聚集在不来梅市政大厅,全部沉浸在这些改变 世界的事件之中。科尔按惯例以党主席身份作完报告之后,便加入了讨论。有几个 代表对科尔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自己不得不再一次站到话筒前,发表了措词强硬 的讲话,对所有这些攻击进行了反驳。代表们受到了鼓舞,全场起立,报以热烈的 掌声。试图推翻他,不让他重新当选党的主席的无理要求失去了支持。罗塔。施贝 特由于没有正大光明的挑战科尔而遭到鄙视,末人选党的主席团。科尔的工作被证 实卓有成效,福尔科。吕厄也成功地成为了盖斯勒的接班人,成了总书记。 科尔说:“党代会后,我来到美因茨,到那儿的大学医院动手术。手术进行良 好,没有产生并发症。”在病榻上,他收到了乔治。布什发来的电报。这位美国总 统写到:“亲爱的赫尔穆特,我时刻想念你,为你祷告,祝一切好转。你的乔治。” 在住院期间,科尔收到的预祝他痊愈的明信片和信件总共有近2000封(张)。 “一个多星期后,我出院了,但还需要疗养。我在路德维希港养病期间收到的 消息喜忧参半。”这位联邦总理说:“给我带来喜悦的是,我们来自联邦共和国东 部的同胞们受到了热情洋溢的接纳。那些天我和几乎所有的公民一样,在电视中看 到的都是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年轻人抛弃了家中的一切东西,匆匆忙忙地选择 了奔向自由的道路;许多协会、企业和个人自发地进行救援活动,——这一切一下 子给人送来了一种亲如一家的感觉,使许多人难以置信。德国人就是一个大家庭, 这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一直坚信,一个民族只有紧密团结,它才能面对历史。如果 德国人民说‘我们同属一个大家庭’,那他们就会像基本法序言赋予我们的使命那 样,最终会以自主决定的方式完成德国的统一,无论曾经有过那段艰难的历史会持 续多长时间也会如此。” 西德媒体也给予来自民主德国,又绕道匈牙利,最后抵达联邦德国的德国人越 来越多的关注和同情,科尔强调说:“一个流传很广、无法让人忍受的偏见从新闻 报道中消失了,即:离开民主德国来到联邦共和国的是一些一事无成的人。”当时 有些人低估了这一戏剧性的事态发展,给联邦政府和联盟党提出了警告性的建议。 譬如柏林一勃兰登堡地区教会的红衣主教曼弗雷特。斯托尔拍在《明镜》周刊上发 表的专题文章中称之为“德国的夏日闹剧”,还含沙射影地将这比为纳粹时代,警 告这些曾使世界受尽磨难的“空洞的叫嚣”。斯托尔珀最后指名道姓地对联邦政府 发问,“它是否想重新鼓吹统一,这个美梦直到完全破碎为止,或者能够尝试给基 本法序言的词句进行重新诠解。” 来自东欧的质问性的反应给联邦总理增添了几分忧虑。“莫斯科电台”大声斥 责说:如果联邦德国马上给民主德国公民发放联邦德国的护照,就表明有人藐视战 后的事实。有关“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统一”的言论或私下存有这样的企望是没 有意义的。影响较大的戈尔巴乔夫反对者利加乔夫称之为“对民主德国主权的挑衅 性行动”。科尔说:“这些言论和另外一些说法使我更加清楚,戈尔巴乔夫的处境 是如何艰难。” 当由统一社会党控制的民主德国媒介刊登了莫斯科这些最为恶毒声音的时候, 麻木不仁的统一社会党领导层用近乎歇斯底里的口吻对匈牙利的边境开放作出了反 应。据说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艾里希。米尔克甚至威胁,东柏林将联合布拉格 和布加勒斯特对背信弃义的匈牙利进行军事干预。斯塔希还在措施计划和行动方面 有所保留,以此希望阻止“共和国的叛逃者”数量继续上升。 9 月12日,也就是科尔在不来梅党代会上再次当选为基民盟主席的当天,民主 德国向匈牙利外交部递交了抗议照会。东柏林用生硬的语词抱怨布达佩斯开放边境 的决定,要求后者马上关闭边境。匈牙利方面严正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部长会议 主席涅梅特赫声明说,他的政府是以人道主义的名义让民主德国的逃亡者通过边境 的。如果要真正建立起“欧洲大厦”,就不能重新关闭边境,这幢大厦中不能允许 有一间房间用带刺的铁丝网将自己与其他房间隔离开来。 逃亡者剧增使事情越来越乱糟糟起来。有数百名德国人一直滞留在波恩驻布拉 格的大使馆和驻华沙的大使馆中,人数每天还在递增。根据民主德国的谈判代表沃 尔夫冈。福格尔律师的允诺,他们中的约300 人将于9 月12日离开布拉格,踏上返 回家园的路程。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相反,9 月底滞留在驻布拉格大 使馆中的逃亡人数超过了3000人,驻华沙大使馆中滞留的人数超过了600 多人。两 个大使馆的卫生状况呈灾难性,而且补救措施也没有,原因是外交渠道的对话毫无 进展。东柏林方面顽固不化,布拉格的共产党执政人也同样不予以支持,因为他们 和昂纳克政权一起拒绝加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程。 科尔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存在幻想。“在老家路德维希港的电视上看到安 全部队残酷对待滞留在大使馆中人员的画面,我更加清楚这一点。此时此刻我回想 起1988年末对布拉格的访问。作为我访问的条件,我将拜会布拉格红衣大主教弗朗 蒂什科。托马什科。当我刚刚跨出飞机机舱,捷克斯洛伐克的部长会议主席斯托贾 尔告诉我说,拜会红衣大主教托马什科的活动无法落实,因为他不在城里。我回答 说,我不相信,并且威胁说:如果有人阻止这次拜会,我就在两小时内重新坐上飞 机离开这里。部长会议主席斯托贾尔最终让了步。” 他终于在一大群人的护送下坐车来到红衣大主教身旁。“我坚持要用这样的方 式来证明我对他的崇敬。这位红衣大主教曾被德国人投进了集中营,后来又遭到斯 大林主义者的拘禁。他居住在离总统府所在的哈拉辛德120 米远的地方。当时执政 的共产党政府把他整得人不像人,并对外封锁他的消息。一个老人身着红衣大主教 的教袍,站在教坛下流着眼泪。这一切至今依旧历历在目,好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 事情。我是少数还未将他遗忘的政治家之一。当时这位红衣大主教已年届九旬。我 在他的身旁度过了终身难忘的一个小时。 “后来我对托马什科红衣大主教进行了一次私人拜访。1992年我还出席了他的 葬礼。整个欧洲的政治家都参加了为他举行的追思弥撒,有数百名教徒和当地的牧 师前来和自己的红衣大主教告别。在作弥撒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向我道谢,他们都 清晰地记得我对托马什科的第一次拜访。” 联邦总理认为,在华沙集团中,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层属于改革的反对派。如 果说躲在大使馆的逃亡者问题能够得以解决,绝对不可能是布拉格专制政府的所为, “更多的可能则是来自躲在幕后起作用的莫斯科改革派的意愿。‘在这段乱糟糟的 日子里,科尔与戈尔巴乔夫通了电话,从而认定戈尔巴乔夫一直在努力促成大使馆 里的德国人问题的解决。联邦总理还指出,埃德瓦特。谢瓦尔德纳泽也在作类似的 努力。在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期间,外交部长根舍从他的苏联同僚处获得肯定的说 法,克里姆林宫正在与民主德国的领导人进行接触,愿就改善逃亡者的现状发挥一 点作用。 赫尔穆特。科尔回忆说:“此后不久的一个星期五晚上,鲁迪。赛特斯打电话 到我家,告诉我说,民主德国驻波恩的常驻代表打电话到总理府,提出在星期六上 午进行一次紧急会晤。我对鲁迪。赛特斯说,让汉斯一迪特里希。根舍参加会晤, 并要求他一直保持与我的电话联系。民主德国原本以为我们会迫于各种关系,对那 些逃亡者施加压力,让他们离开犬使馆。从一开始我们就表明,如果民主德国不改 变态度,我们将会长期等待,不会把任何一个人赶到大街上去。我们不会从这一立 场上有丝毫的退让,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驻布拉格大使馆里 的这一幕有损人格的情况已通过电视画面传遍了全世界,也给其他的东欧国家政府 留下了印象。时逢计划中的庆祝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的前夕,东柏林现在想尽可能 地避免继续丢面子,民主德国常驻代表最后提议,让躲在布拉格大使馆中的逃亡者 经民主德国的领土出境。这个决定显然是昂纳克亲自作出的。他不想要‘匈牙利的 解决方法’,想自己成为能否让民主德国公民出境的主宰,让这批人经民主德国的 领土出境。” 科尔感到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接受了这一提议。“当时我激动得想前往 布拉格,但我的医生马上劝阻我。因为这些逃亡者要经过民主德国的领土才能来到 联邦德国,关键的问题是要让这些人消除误解,使他们感到这条线路没有风险。因 此决定汉斯一迪特里希。根舍和鲁迪。赛特斯于当天下午,即9 月30日下午前往布 拉格。‘冷科尔感到不快的是,起先根舍不想带赛特斯一同前往布拉格。总理府因 而猜疑根舍想独吞新闻界的赞誉。可是更大的不快又发生了,载有根舍和赛特斯的 联邦空军飞机刚刚起飞几分钟,各通讯社就从飞机上发出了快讯称:联邦德国外交 部长正在前往布拉格的途中。尽管双方曾强调了精诚合作,但外交部还是把相关的 新闻报道捅给了新闻界。 那天晚上,科尔双眼盯着电视机,观看当天从布拉格传来的新闻画面,当时的 场面真是难以用文字来描述:晚上7 点不到,根舍和赛特斯站在“罗布科维茨宫” 的阳台上,向数千人宣布他们将获得自由的消息。科尔回忆说:“鲁迪。赛特斯每 隔一小时向我汇报一次,譬如他是如何步人大使馆,有人躺在楼梯的台阶上的情形, 父母们举起自己的孩子给他看。赛特斯在电话里说,这些人的举动表明了他们对自 由选举产生的联邦政府派来的代表的信任,一种难以置信的信任。在这一时刻,这 些人根本不知道会给他们带来的消息是好还是坏,或者根本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消 息。”与此同时,国务秘书苏德霍夫在华沙告诉滞留在大使馆中的逃亡者,保证他 们也可经民主德国的领土出境到联邦共和国来。就在第二天的清晨,总共六列专列 火车中的第一列火车驶离了布拉格,方向为终点站霍夫。 总理府部长赛特斯、办公室主任曼弗雷特。施贝克和外交部长很合办公室副主 任贝恩特。缨策堡紧密合作,刻不容缓地在总理府内成立了特别工作小组,联合内 政部和交通部,协调专列火车实施行动中的技术问题。施贝克每天晚上就以一个行 军床为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过夜。 最后一辆专列刚刚驶离布拉格,又有新的逃亡者涌进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 当天晚上的晚些时候就有第一批妇女带着她们的孩子冲进了大使馆,不久人数又达 到了数千人。为了能让他们也离开民主德国到联邦德国来,赛特斯约请民主德国常 驻波恩代表到总理府面谈。但这位常驻代表指责联邦政府,说原先达成的协议不适 用于这批人。赛特斯反驳了这些说法,并拒绝东柏林有关将这些人重新赶到大街上 去的要求。他说:联邦共和国不会在它的大使馆周围建立柏林墙,也不会将任何人 赶出去。 联邦总理说:“我再也无法呆在家里了。尽管我的医生们颇为不满,10月3 日, 我中断了在家里养病,告别了路德维希港,急匆匆地返回了波恩。当时的形势一触 即发。正像赛特斯向我汇报的一样,我们驻布拉格大使馆已应德国红十字会的紧急 请求,于当天夜里4 点钟关闭,主要的原因是鉴于那里陷入危机的卫生条件。” 这个时候,大使馆中已有了4700人左右。到10月3 日清晨为止,大使馆门前聚 集了约300 多名逃亡者,中午前后已达到1000多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警已将这幢 大楼围了起来,但绝望的民主德国逃亡者还是朝里冲。这就导致出现残酷的场面: 警察用警棍殴打这些人,有许多孩子遭到踩踏。科尔说:“为了解决这一危机,我 们没完没了地开会,商讨出路。由于东柏林无迹象表明会作出让步,事态日趋恶化, 我决定亲自给昂纳克打电话。但鲁迪。赛特斯得到的却是粗暴的拒绝:10月7 日之 前,总书记的日程已经排满,无法安排时间。”这些天,东柏林正忙于庆祝统一社 会党的国家成立40周年。 这位联邦总理在未能与昂纳克进行联系后,就在下午的晚些时候打电话给捷克 斯洛伐克总理阿达梅茨。“我对他说,我对事态发展深感不安。有关来自民主德国 的德国人情况进展令我感到焦虑。我期望在几小时内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我的愿望是,这个问题能在符合人道主义的条件下加以解决,捷克斯洛伐克方面能 做出一份贡献。” 阿达梅茨告诉科尔说,到下午4 点为止,滞留在联邦德国大使馆中的民主德国 公民有6000人,另外还有近2000人聚集在大使馆附近。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3000 -4000东德人正在来布拉格的途中。捷克斯洛伐克方面与民主德国约定,10月3 日 17点关闭边境,所有在此期间滞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德国公民都有可能于当晚 或这天夜里经民主德国出境去联邦德国。科尔说:“在回答我有关什么时候向公众 宣布此事的提问时,阿达梅茨回答说定在当天晚上。”科尔接着说,他紧接着安排 赛特斯前往联邦政府新闻发布会,公布这批新的逃亡者将从布拉格前来联邦德国的 消息。当时汉斯一迪特里希。根舍也在场。 匈牙利开放边境以及布拉格和华沙发生的事情动摇了统一社会党专制的根基。 没有苏联的改革,就不可能有民主德国境内的这些事情。科尔回忆说:“极其平凡 的普通百姓都开始走上了大街游行,公开反对民主德国的现状。他们鼓起了勇气, 不惧怕统一社会党政权的压迫。他们意识到,民主德国的现实并非一点不可改变, 还是有可能作一些变革的。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向榜样学习,开展民权运动。这些榜 样是贝玻尔。玻莱,弗雷雅。克里尔,雷纳。艾伯尔曼,柯利斯蒂安。费勒或沃尔 夫冈。敦普林和洛蒂。敦普林。 “在我看来,作为统一社会党专制的反对者的历史是德国历史中最佳章节之一。 应允许所有德国人以此为自豪,他们也应该以此为自豪。对于那些由于他们致力于 尊重人权和民权而被统一社会党当权者监视、迫害、拘禁和剥夺公民权的女士和男 士们,我们应致以崇高的敬意。我非常崇敬那些不屈服于专制、为成功地进行1989 年和平革命作出一份贡献的人士。 “东德民权运动的伟大遗产是从识到对一个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社会而言,民 主就像我们每天呼吸所需的空气。因此我非常赞同应重新给予民权主义者高度的评 价。现在议论专制统治的不人道行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而更多的则是认为专制 无害,甚至对其加以美化。如今一大批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物质上以统一社会党继 承人自居的人物和党派又大胆地公开言论,真是令人忍无可忍。对此我们应全力以 赴加以反对,否则我们就丧失了对某种价值的敏感性,而1989年秋天,许多人为了 这一价值,在民主德国的大街上和广场上举行了示威游行。” 过去积极反对统一社会党的人士现在大受欢迎。新联合阵线的形成和壮大就表 明了这一点。几乎每天都形成新的反对派组织,其中包括“新论坛派”,该派呼吁 民主德国所有男女公民参与社会变革;追求同样目的的还有“现代民主小组”和晚 些时候于10月初成立的“民主觉醒”,但也包括在勃兰登堡施朗特宣告成立的东德 社会民主党。这一切都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分不开。 就连执政党内部也有人开始转变方向了。长期以来一直是昂纳克忠实追随者的 德国自由民主党主席曼弗雷德。吉拉赫也要求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方式进行改革;东 德的基民盟也发表了类似内容的“魏玛公开信”,从而宣告了享有高级荣誉勋章的 前民主德国人民院主席吉拉尔特。哥延时代行将结束。而今的科尔总理对当时的情 形是这样估计的:“当时参与民主德国变革的许多人肯定是幻想建立一个人道的、 非集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其中也有一些人希望将变革置于共产党改革派的监督之下 进行。” 9 月25日,5000多人参加了在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举行的和平祷告,然后在这 座城市里进行了抗议游行,这是民主德国几十年来最为声势浩大的游行。整个游行 过程没有发生冲突,使总理府等松了一口气。当权者表现得非常谨慎。他们担忧的 则是民主德国南部的局势,因为满载着布拉格大使馆逃亡者的专列将从那儿通过。 10月4 日,德累斯顿市的火车站聚集了几千人,那里也发生了扣人心弦的一幕,有 些人甚至试图跳上飞驰而过的列车。以主席汉斯。莫德罗为首的统一社会党德累斯 顿市领导在晚上采用严厉的手段驱散游行队伍。人民警察动用了水枪和橡皮警棍, 接着发生了大逮捕,有许多人带着伤慌不择路地四处逃散。 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似乎越来越紧密地团结在重病在身的昂纳克身边,但这完 全是一种表面现象,他们对形式特别的改革挑战反应就像往常一样无能为力,只会 武断地指责所有提出批评的人,说这是“阶级敌人的复杂性”。同时对联邦政府猛 烈攻击,指责说联邦政府应对其“宣传政策和复仇主义政策”造成的民主德国当时 的问题负责。 这位联邦总理谈到:“事实上我们所作的努力旨在不让民主德国的事态发展激 化,我们当然不会从我们的德国问题政策的基本立场上后退。但最后还应由统一社 会党自己实施迟迟没有进行的改革,我们一再要求的改革,以此为缓解事态作出一 份贡献。人们感到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要求参与决策,要求旅行自由,要求畅所欲 言,不愿让别人骗走劳动的果实。” 在10月份的那些日子里,统一社会党专制政府还谈不上操纵,东柏林只是依旧 拼命压制民众的激忿,停止签发民主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间往来的护照和签证,以 此来阻止大批逃亡。因此,就发生了多起逃亡者在多瑞河淹死事件。这些逃亡者是 想泅渡多瑞河逃往匈牙利。 当戈尔巴乔夫为出席统一社会党政权成立40周年纪念抵达东柏林时,事态就开 始进一步扩大,民主德国的大多数德国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 革上。他来到了他们的中间。在菩提树大街的哨卡前,他说出了一句意义重大的话, 其中含沙射影地提到了昂纳克。他说:“谁珊珊来迟,必将受到生活的惩罚。”这 些出自苏联第一把手之口的话语激励了大家,使他们越来越公开地表露自己的不满。 10月7 日晚,东柏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不仅如此,全国各地的许多地方 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其中有德累斯顿、克姆尼茨(当时为卡尔。马克思城。 ——译者注)、哈勒、艾尔富特、波茨坦或莱比锡。参与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多。在 联邦总理府内,人们不仅仅是对其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自由愿望表示欣慰,同时也 担心民主德国安全机构的武力干预,因为这样会导致流血冲突。昂纳克的不妥协态 度也加深了这一担忧。 科尔说:“我们这些生活在自由德国的人们不能对事态的发展保持沉默。10月 9 日,我以基民盟主席的身份发表了一份声明,把计划中的民主德国40周年纪念日 称为‘民族震惊日’。”声明中写到:“当统一社会党用火炬游行、正步方队和阅 兵式举行庆祝活动的时候,全世界人民正注视着民主德国警察和安全部队动用残忍 的武力驱散和平示威。”此外,声明中还写到:“监狱里人满为患,受伤者不计其 数,逃亡运动此起彼伏。这些就是一个僵化的专制体系的象征。这个专制体系以对 内高压,对外关闭的政策,来确保自己的政权。同时这也表明了东柏林当局内心的 不安。” 科尔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民主德国的人民要求获得理所当然的当家作主 人的权利,为了获得更多的自由和人权,他们走上了街头。对于他们,我表示了同 情和支持。我向他们保证,联邦政府尊重所有人格,要求自己决定自己未来的改革 力量。高克局(GauckBehoerde 是联邦政府在两德统一后的专设机构,用于调查和 清算原民主德国”斯塔希“的问题。——译者注)的研究使我们今天更加清楚地了 解到民主德国领导人当时准备与自己的民众对抗到什么时候。有关拘捕和隔离的计 划早在1989年秋天,即在开放柏林墙之前不久就已经拟定好了,并重新拟定了要逮 捕的反对派分子名单。这个计划中包括了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数万多因其他原因 失去当权者信任的人士。” 在10月9 日的声明中,科尔总理再次敦促了民主德国领导人,按照其人民的要 求和心愿,最终开始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国内的和平和稳定不能靠动用武力和剥 夺他人权利来保障;如果民主德国领导人继续自我闭关,不赶上东西方的国际变化 和改革的步伐,仅仅靠进行对话和合作来维持外部和平和良好的睦邻关系是远远不 够的。只有民主德国才是对一种对内及对外非和平政策负有责任的惟—一方。”科 尔宣布,如果民主德国领导人愿意对其政治、社会和经济进行改革,联邦政府愿意 广泛深人地支持这一改革。 在声明的结尾,科尔写到:“德国基民盟认识到,历史正朝着其德国政策的目 标发展。与社民党不同的是,基民盟无需修改其政策。在东欧条约基础上,它坚持 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即‘发挥对欧洲和平现状的作用,以求德国人民在欧洲和平之 中自主决定达到自己的统一’。针对1970年莫斯科条约而发表的‘关于德国统一的 公开信’就表达了这个意思。” 科尔回忆说:那些天中,西德新闻媒体突然间发现民主德国并非什么东西都是 好的。每当他打开报纸或收听广播时,他必须刮目相看。“其中有许多人在前不久 还恬不知耻地将昂纳克描写成邻国的善良大叔。此前要是有人胆敢说民主德国破坏 人权,抗议柏林墙和带刺的铁丝网,就会被他们骂为‘冷战分子’。现在,他们突 然间都认识到,东柏林执政的都是一群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不愿进行改革。作为德 国政界代表人物走进电视直播室的却恰恰是反对派绿党的议员。我对大多数左翼党 派的厚颜无耻感到惊讶。几天过后,他们已反唇相讥,指责联盟党是反对统一的。” 科尔觉得,尽管可以对左翼党派的做法表示理解,但他并不准备把这些情况掩 盖起来。“我们过去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一点不可能、也不应该加以抹杀。我们的 对手曾经孤注一掷。必须让社民党,即萨尔州州长奥斯卡。拉方丹等人,回忆一下 他们前不久的言行。现在,社民党有关修改基本法序言和承认民主德国合法性的要 求也不屑一谈了。1987年,社民党曾自豪地展示了它与统一社会党的共同纲领,现 在也无人愿意坚持了。” 事实上,绿党的德国问题政策构想也早已过时了。“长期以来,他们中的大部 分人将德国分裂视为天经地义。在人权问题上,有些绿党成员比统一社会党还要勇 敢。这是无法掩饰的事实。因此,其和平主义的观点就特别容易为统一社会党的和 平高调所迷惑。如果我们要为人们做些好事,就必须与该党内有实权的人直接对话。 与社民党不同的是,我们基民盟与东德没有党之间的关系,也未曾在意识形态上寻 找过与统一社会党之间的相同性。首要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民族一体,国家 重新统一的想法。” 同时,他一再提醒基民盟的领导层,不要通过“大声谈论德国的现状”造成一 种印象,好像联邦共和国是欧洲一体化中的二等国家。“我要求联邦领导层的成员, 在与友好国家具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谈话中要施加影响,消除某种联邦德国正在摆 脱西方的印象。国家中立化的想法是社民党外交政策决策人的观点,不是基民盟的 事业。”科尔说,意义重大的是基民盟始终坚持明确的目标。“这一点正好发生在 1989年秋一系列事件的背景下,当时国外对联邦共和国的不信任有所抬头。如果我 们要在国家统一的方向中更进一步,自由世界中的我们伙伴的同心协力是至关重要 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对手可以成为朋友,但谁想抱怨他们中的某些人还有所保留 意见。‘这一切正好发生在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回想起50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 发的时候。 在这乱糟糟的日子里,科尔总理拿起了电话,要求接通美国总统,以此来亲自 强化亲西方的姿态。这次谈话由办公室约定和准备,这是与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通 话的惯例。先由当时的办公室主任霍尔斯特。退尔契克与华盛顿白宫的总统身边工 作人员商定一个具体的时间,届时请来翻译,让他坐在总理的办公桌前,面前放着 一个连接在热线上的电话听筒!热线的那一头的白宫,或克里姆林宫、爱丽舍宫或 唐宁街等,也同样如此。两位政治家用自己的母语说话和回答,再由对方译员进行 翻译。 “我对乔治。布什解释,目前在美国和欧洲邻国都有人在纷纷议论,说我们德 国人现在往往忙于自己的东方政策和统一的事情,我们与欧盟和北约,即整个西方 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了。这是无稽之谈。我一再公开地对联邦共和国的左翼人士说, 华沙集团内的巨变应归功于西方过去数年中的团结一致。联邦政府在补充军备问题 上的坚定举动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当初实施这一国内政策也非易事。他的前任罗 纳德。里根不是在其1987年访问柏林时曾提出要求:”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您把这 个城门打开。‘布什总统回答说,他听说过这些有关所谓德国中立化的恶毒诽谤, 但他不相信这是联邦政府的所作所为。美国赞同一个强大的北约和一个强大的欧洲 的存在,这种强大无疑会促使东欧变革。在这一点上,乔治。布什和我不谋而合。 “ 接下来,赫尔穆特。科尔谈到了民主德国的事态:“我对美国总统说,民众中 存在着巨大的恐慌。如果不进行改革,事态势必要失控。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民主德 国,这并非我们的利益所在,因为这会给民主德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将尽力用 理智的方法缓解民众的怨气。否则,事态将异常艰难。乔治。布什对我申明,美国 在民主德国事态发展上反应谨慎,议会中有人指责他没有尽力促使民主德国发生变 化。而他是有意识地不想走得太快,否则会给整个东欧的进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最 后他邀请我前往戴维营进行非正式访问。他想以此来表示他如何看待美德关系的意 义。” 10月11日,这位联邦总理与戈尔巴乔夫通了电话。科尔回忆说:这位苏共总书 记刚刚从东柏林的欢呼声中返回,对东柏林的印象很深。“我告诉他,联邦政府仍 然无限制地奉行他访问联邦德国时约定的政策方针。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乐意地 看到这一点。这很‘好’。他用德语说了这些词。就我们祖国的另一半的事态戏剧 性地发展,我向他保证,联邦共和国对民主德国的混乱局面绝无丝毫的私利。我们 希望那里的事态发展不要失控不要失去理智。我们感兴趣的是,民主德国应加人苏 联改革和转变的行列之中。让人们留在那里。戈尔巴乔夫回答说,能听到联邦总理 亲口说这些话,对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希望我能言行一致。 “为了消除他的疑虑,我和戈尔巴乔夫约定保持更加密切的接触。我请他在他 认为必要的时候随时给我打电话,我随时准备接听他的电话。我认为,现在比过去 任何时候都需要更为经常地进行电话联系,这肯定是正确的。戈尔巴乔夫同意我的 说法,说这是一条‘热线’,是我们必须在莫斯科和波恩之间加快架设的可信赖的 电话线。最后,他对我表示了信任,我们相互间,用书面语来说,进行了‘握手’ 告别。”。迫于事态的压力,昂纳克和他的党举行了政治局会议。会后的当天,他 们谈话中运用了“必要的革新”的说法,声称社会主义需要每一个人,它给大家带 来了地位和前景,它是新一代的未来。因此,如果工作于此和生活于此的人们说要 离开民主德国,国家不会袖手旁观。官方的文告中再次指责联邦德国违反国际法, 插手民主德国的内部事物。官方文告还为下一届中央全会提出了“我们持续性和革 新意义上的战略设想”提议。 东柏林答应,不久将释放全部在游行中被捕的人员。被捕人数估计在几百人。 科尔说,他很快就明确了,要想在昂纳克时代获得些什么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一点 在不久以后就为一个事实所证实,即与持不同政见者的对话没有列人工作日程。统 一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写到:民主德国拥有“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整个 制度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和解决。 尽管如此,由于每天继续有数百人从民主德国外逃,主要是南部地区持续表现 出来的自由意识,昂纳克政权更加陷人风雨飘摇之中。这一事态的发展使统一社会 党政治局的二号人物艾巩。克伦茨最后站了出来。他显然担心会错过成为统一社会 党政权第一号人物的机会。在斯塔希头目艾里希。米尔克,部长会议主席维利。斯 托夫和统一社会党柏林市委主席京特。沙波夫斯基的支持下,他于10月18日推翻了 总书记昂纳克。赫尔穆特。科尔说,当东柏林传来这个消息时,联邦总理府感到一 阵欣慰。“人们对改革的渴望终于导致了至少人事变动的结果,但它也不会停留在 纯粹的换人上面。由此产生的关键问题是,克伦茨是否会真正开始人们期待已久的 改革,或者这仅仅是为了维持统一社会党的权力垄断。” 联邦总理在他向民主德国新的第一把手发去的贺电中说:联邦共和国的德国人 希望,改革进程终于在民主德国获得了它的机会。“在他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之 时,我表达了自己的最好的祝愿,祝愿他为人民的利益而良好地工作。我还希望能 拓开我们两国之间的对话和合作,要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这对当时必要的改革具有 重要意义。” 11月18日晚,克伦茨向公众发表了声明。科尔和他的同事在联邦总理府聚精会 神地聆听了这篇声明。科尔回忆说:“一方面克伦茨引用了戈尔巴乔夫的话,提出 取消前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旅游的限制和对到西方国家去旅行重新作出规定,另一 方面,他像他的前任一样拒绝与反对派组织进行平等的对话,依然要坚决保持已获 得社会主义成就的独立自主的民主德国,其国内问题将自行解决,不要外国干预。” 受克伦茨于10月24日委派出任与赛特斯和朔伊布勒进行尝试性对话的民主德国谈判 代表国务秘书亚历山大。沙尔克一戈罗德科夫斯基坞表示了同样的态度。 当联邦总理想从克伦茨的具体动作中估测其方针政策时,这位统一社会党的总 书记已获得了来自社民党的大力支持。当时的西柏林市长瓦尔特。蒙帕尔把“民主 德国式的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种道路视为未来模式,这种模式不会 因多余的,日渐进入死胡同的重新统一论调而被扼杀。”社会民主党的其他著名活 动家如奥斯卡。拉方丹和石勒斯维希一霍因斯坦州州长布琼姆。恩霍尔姆也表达了 相同的看法,而社民党主席汉斯一约亨。福格尔则态度谨慎,他将信仰自由、言论 自由和旅行自由说成是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改革意愿的试金石。使基民盟领导层感到 惊讶的还有,欧共体官员马丁。邦格曼和其他几个人也匆匆忙忙地奔赴东柏林,向 艾巩。克伦茨表示他们的敬意。赫尔穆特。科尔对他当时的战略是这样解释的: “在我看来,没有理由去向一个专制政府保证,让它存在下去,使它得到稳定。经 济援助的前提首先是要继续改革。” 10月26日的早晨,联邦总理第一次与克伦茨通电话:“鲁迪。赛特斯和艾德瓦 特。阿克曼旁听了这次对话。显然,民主德国的电话线路有些问题,以致一开始还 有一个第三者旁听了一会儿我们的对话。克伦茨给人留下了的是硬装出来的轻松印 象,他说:”我很高兴这么一大早能听到您的声音。‘我在表示了类似的问候之后 解释说,我对能按时进行电话接触颇感兴趣,就像我与其他人之间能保持接触一样。 我有可能会拿起电话打给戈尔巴乔夫或他打电话给我,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如果 他克伦茨和我之间也能这样就好了。 “克伦茨马上表示同意:”行,总理先生,我想说,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您就 打电话;如果我有问题,那我就给您打电话。‘我们慢慢地切人正题。我向克伦茨 指出,民主德国的混乱局面不符合联邦政府的利益。他回答说,期望不久的将来能 有所结果。双方努力将相互关系提高到新的高度。“ 联邦总理说,他对此也颇有兴趣。但在谈到克伦茨在民主德国电视台的讲话时, 话题很快就变得具体化了,“我回答说,不用我多言,他的上台给许多事带来了希 望。接着便谈到了几个我认为特别重要的要点,比如有关出国旅行的新规定或已经 提出的对因非法越境和出逃而被判刑的人员进行大赦,此外还提到了国游行而被捕 人员遭受迫害问题等。” 他还提到了为所谓大使馆逃亡者问题寻找积极的解决方法,这在联邦共和国看 来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对我的通话伙伴解释说,这些人需要他们的证明材料,搬 家后的财产等。如果克伦茨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能使民主德国当局表现出宽宏大量, 肯定会在民主德国民众中获得拥护,联邦共和国也会将此事记人史册。克伦茨回答 说,他在电视讲话中有意识地说到了转折。科尔补充说道:”但转折并非决裂。‘ 我可能和他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也是欧洲稳定的利益所在。我补充说了 我的看法:当然,德国问题不能孤立起来看,它更多的是欧洲性的问题,属于东西 方关系的一部分。因此我将找个机会告诉戈尔巴乔夫,比方说在维也纳裁军谈判中 将这些问题考虑进去。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更进一步,那东西方的对立就可以缓解。 这对两德关系也是会有好处的。 “我向克伦茨建议,接着搞一个商务安排,如何使双方继续保持接触。我说, 我们双方关系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而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原则性原因无法一 致,永远无法达成一致。那就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商讨但毫 无结果,或者我们双方采纳对方的观点,以此为契机加以认识,在双方能够共同合 作的领域共同努力,使具体问题上的合作符合民众的福利和利益。我个人倾向于第 二种。在此意义上,现在很有必要加强和拓宽我们的对话接触,这位统一社会党领 导人对我的想法再次表示赞同:”我们对此表示欢迎‘。还说将向统一社会党中央 委员会报告此事。我接着回答说:“好吧,总书记先生,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此后不到一小时,科尔由于另外一件事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联邦总理回忆说: “我告诉他,我刚才与克伦茨通了电话。‘他说了些什么?’戈尔巴乔夫想知道这 一点。我对他说:”克伦茨想进行改革,但是要走民主德国自己的改革道路,不是 采用波兰式的,匈牙利式和苏联的模式。‘苏联总书记沉默不语,我此时此刻清楚 地知道,艾巩。克伦茨与他不是一路人。“ 在民主德国,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街头,要求实行民主和自由选举,要求党政 分离,建立法制国家和出国旅行自由。借助戈尔巴乔夫来到东柏林的东风,改革运 动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对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和仍位居关键职位的昂纳克时代的干部 来说,压力在增大。因此,11月2 日,昂纳克的老战友、自由德国工会联盟主席哈 雷。铁施引退了。与他同时引退的还有声名狼藉的教育部长玛格特。昂纳克,统一 社会党的几位地方党委主席和结盟党派的主席如德国国家民主党的亨利希。霍曼, 东德基民盟的格拉尔特。哥廷。11月3 日,克伦茨采取了意义深远的举措,将国家 安全部部长米尔克、负责意识形态的库特。哈格、外交政策秘书赫尔曼。阿克申和 其他几个人逐出了政治局。 但这些举措收效甚微。在民主德国的民众心目中,克伦茨这个名字就是意味着 不赞成改革,这一点明显表现在11月4 日东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举行的大游行之中。 当时有50多万人参加了这次游行。参加游行的除了曾是忠诚于这个国家的民主德国 著名艺术家、科学家和作家外,还有1987年撤除其对外宣传部主任之职的米尔克副 手马库斯。沃尔夫。他神情激动地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表示认同。这次游行对“统 一社会党权贵们”,也包括与克伦茨彻底的决裂。“当时那些备受这个专制政府恩 泽的人突然间站到了对立的一方。这是令人疑惑不解的事情。”科尔有这样的想法。 民主德国的局势越来越复杂。“弗朗索瓦。密特朗当时正在波恩访问,他问我 :除了压制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民主德国事态的发展?我给这位法国总统的 答复是,由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情况已不像过去那样了,压制也无济于事了。我 看事态对克伦茨很不利。如果他依然故我,就难以获得民主德国人民的信任。自从 民主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重新开放,在短短的几天中就有约5000个逃亡者进 入了我们驻布拉格的大使馆。我的着眼点是,11月6 日举行的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 员会会议将决定对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作进一步的人事变动,但我估计这也是无 济于事的。 “弗朗索瓦。密特朗说,在他看来,这样将使各派力量陷人动荡,因此谁也无 法预言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位法国总统接着认为,鉴于中欧和东欧的事态发展,应 加速西欧的一体化,以便获得必要的力量Z 齐心协力。进一步建设欧洲,欧洲大陆 战胜分裂,德国重新获得统一的那一天就离我们更近了。最终西方文明会占上风, 并将保持下去。对苏联来说,要认识这一事态的发展也并非易事。 “我表示非常赞同他的说法,并补充说,假如我们欧洲因80年代初的‘欧洲病 ’而病倒的话那东欧就不可能发生今年的这些事情。我提到了发自匈牙利的最新照 片:在布达佩斯,当人民共和国的名称被改成共和国时,年轻人高举着横幅标语, 上面写着:”从今以后,匈牙利又回到了欧洲的怀抱了。‘这是当天真实的消息。 解决德国分裂的前提是消除欧洲的分裂。“ 真如联邦总理在法国总统面前预言,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克伦茨不久就失去了对 局势的控制:11月6 日,斯多夫政府提出辞职;11月8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开幕的当 天,整个政治局提出辞职。这是战后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在重新选举时, 苏共总书记青睐的统一社会党德累斯顿市委书记汉斯。莫德罗被选人委员会,接替 斯多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即政府首脑之职。 科尔总理回忆起那年秋天的日日夜夜,沉思地说:“应该想象一下,当时这些 事态发展发生在仅仅三个月之中。在这段时间内,统一社会党不断地改变其立场, 修正其态度。尽管如此,事态的发展使它江河日下。由于它仍然不愿放弃领导权, 就越来越丧失民众的信任。假如昂纳克在一至二年前就采取克伦茨的当前步骤,肯 定会给民主德国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现在为时已晚了。民众不会满足于一点点 小恩小惠,他们要求获得全部东西,不再是对原有制度进行小修小补,而是要改变 制度本身。” 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看到出国潮仍旧在继续,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他的言词中 不再仅仅使用“改革”一词,而是“深人改革”。他的讲话还涉及到建立宪法法院, 进行行政改革,实行民兵预备役,但主要的话题还是停留在早已宣布的有关出国旅 行新规定上。11月6 日,东柏林发表了草案。尽管按照这一草案,今后到西方国家 旅行不再需要说明理由,但申请出国旅行者仍然必须提出签证申请,履行形式上的 审查。换句话说,允许谁出国旅行仍然是国家说了算。 科尔回忆说:“看到这份材料,不仅使我们感到失望,我们的同胞从这个法律 草案中得到证实,克伦茨不是真心搞改革。由于去捷克斯洛伐克的旅行限制已经取 消,加上谁也无法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背井离乡的人数与日俱增。”每隔20 分钟就有一个人进入联邦德国。在11月份,驻布拉格和华沙的大使馆里又有1000多 人期待不久能进入联邦德国。这个月中,这个人数达13.3万人。全年估算,几乎占 到民主德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崩溃愈发明显。 民主德国政府不得不正视民主德国灾难性的经济形势。正如现在从档案中揭露 出来的,一个受命于克伦茨的工作小组在国家计委主任格尔哈德。宣勒尔的领导下 搞了个秘密报告,预测民主德国正面临破产,称其原因是生产率低下,只有西德水 平的40%,投资率下降,尤其是对西方的债务居高不下,已从1970年的20亿西德马 克上升到1989年490 亿西德马克。为了防止1990年外债继续上升,这份报告说,应 将生活水平下降25%-30%,即便这样,民主德国也可能“失控”。 11月1 日,克伦茨进行了上台以后的第一次出访,前往莫斯科,试图获得戈尔 巴乔夫的认可,主要是为了获得他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安慰这位来访者说,德国问 题尚未列人国际政治的议事日程。他以此作为对民主德国这个“苏维埃的孩子”的 生存保证。克伦茨不加掩饰地向他的对话伙伴描述了民主德国的混乱局面,但他所 乞求的经济援助却落空了。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苏联一直在努力帮助民主德国方 面尽其义务,但也指出本国经济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在他发了一通言论之后, 他能交给克伦茨的锦囊妙计就是:除了向波恩求助别无他法。 紧接着,11月6 日,沙尔克一格罗德科夫斯基受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的委托在联 邦德国首都宣布,将与赛特斯和朔伊布勒商谈经济技术合作的问题。首先他暗示, 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内部有一大批人对自己的真实形势不抱幻想,内部有人提出问题 说,转轨到什么程度才行,实质性的改革到哪一步为止,其中也包括自由选举问题。 两德之间的旅行往来也应迈出一大步,因此柏林墙就名存实亡了。作为前提条件, 联邦德国政府应给民主德国提供90亿的贷款。联邦总理的关键性信号发自定于11月 8 日发表的“民族形势报告”。这肯定有助于东柏林方面加快其决策。 科尔说:“几小时以后,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和鲁迪。赛特斯与我在总理府平 房里会面。他们向我描述了与沙尔克的商谈经过,汇报了东柏林方面在深化改革和 有关出国旅行新规定方面的设想。这一商谈事实上对n 月9 日开放柏林墙起了一大 作用。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可以肯定,东柏林方面对事件的发展是另一种设想。 我决定在已经拟定的在*月8 日联邦议会讨论会上的发言稿中加人一点给克伦茨的 信息。我和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和鲁迪。赛特斯共同拟定了这么一段话:”我向统 一社会党的新领导申明,如果他们愿意进行改革,我愿意支持他们的变革之路。装 装门面的小修小补是不行的。我们不愿使一个不牢固的现状稳定下来。如果民主德 国相应地确定了对其政治关系进行彻底的改革,我们愿意提供广泛的援助。‘其中 最最主要的是关键词’广泛的‘,’彻底的‘和’相应地‘,这表明了我们援助的 严肃性,同时也使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弄清楚,我们见,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事实上 已没有了什么意义。 “如果要真正地从头开始,就必须十分正直地评论各国人民间的过去。德波关 系并非始于1939年,而是可以追溯到更远的过去。但实际情况是,德国人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对波兰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纳粹想彻底消灭波兰人民的优秀人士, 将他们投入了集中营。事实上波兰在驱逐无辜的德国人的所作所为上也是骇人听闻 的。双方不应在这些事情上纠缠不清,而应正视全部这些事实,不要纠缠于个别问 题。” 这位联邦总理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50年的今天,为欧洲种一棵“新树”, 达到与波兰和解和友谊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希望与波兰一起迈出关键的一步, 就像我们当初成功地与法国和以色列迈出的一步一样。其中也有我们德国人的民族 利益。如果在波兰的尝试失败的话,这对中欧和东欧、也包括民主德国是一个沉重 的打击。我们帮助马佐维耶克政府,就是间接地也支持了民主德国想进行的彻底改 革。” 科尔说,他的印象是,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对他的波兰之行能否取得成功并不特 别在意。“此外,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散布言论说我对波兰西部边界有不同看法。 对联邦共和国来说,‘1970年的华沙条约是有效的,其中明确写明我们对波兰无领 土要求;其中同样明确写明,只要整个德国还没有完全取得独立,联邦政府和联邦 总理就无权宣布最终承认波兰的西部边界。” 在他启程去华沙的前几天,他与波兰方面在已拟定的访问日程上发生了不太愉 快的争执。这位联邦总理回忆说:“那个夏天,俄帕尔那的阿尔方斯。诺索尔主教 来看望我。我们之间原先有些联系,因为我有时对他的主教辖区和生活在那里的德 国人提供帮助。他是一个伟大的神职人员,对我们同胞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他是 西里西亚人,他们家族源于那个地区,他对波兰人和德国人生活在一起的情况比较 了解。他拒绝民族主义,因此与一些教会同僚相处得不怎么好。诺索尔主教出了个 主意,想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人和德国人经常发生流血冲突的安纳贝格举行一 次德语的和解弥撒,并邀请我参加。我还记得我当时问道:”主教先生,这样做会 不会把问题扩大化?‘他回答说:“不会的。”’“科尔接着说:可惜事情的进展 出乎他的意料。”共产党方面加强了宣传攻势,其实际目的当然是想给马佐维耶克 政府制造麻烦。正是这些曾把波兰民族出卖给苏联的左翼党派,却自我标榜为波兰 伟大的爱国志士。我打电话给马佐维耶克总理,向他解释我的波兰之行的目标和目 的是部分实现与波兰的和解。我对计划中的参加安纳贝格弥撒始终是这样理解的。 生活在那里的德国人和波兰人一起作祷告,唱圣歌。如果不能允许我作为一个天主 教教徒参加德波和解活动,我觉得这是不合情理的。举行这样一个活动,让基督徒 们一起高唱德国歌曲和波兰歌曲,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信号。 “很显然,这位波兰总理受到了压力。他说,他知道我的动机是无可指责的, 但波兰的新闻媒体使他的政府左右为难。安纳贝格是西里西亚起义的象征,他担心 这种巨大的情绪一旦释放出来,可能会发生对立双方的示威游行。曾经遭受纳粹独 裁专制躁路并奋起反抗德国人的波兰人会加人;那些一直把自己视为德国民族一部 分的西里西亚人也肯定会来参加,将把我当做他们的‘联邦总理’来欢迎。我对马 佐维耶克说,‘正是这样一个重要地方才能够建立一个全新的开端,可以以和解的 精神去加以处理。我提醒他注意我在被驱逐者协会的发言,其中我表示,尽管不应 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但相互握手言和的时间已经到来了。这是我的暗示。德波 友谊属于我伟大的政策目标之一。” 两天过后,波兰总理又给他打了电话。科尔总理接着说:“显然这段时间内, 马佐维耶克受到的压力之大,使他不得不屈服。他一再申明,即使他的看法有所不 同,但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即大多数公众舆论认为,安纳贝格不是作为和解姿势 的最佳场所。到那儿访问会进一步加深他那业已陷入困境的国内政策局势。诺索尔 主教肯定也受到了压力,因为他请求我与拟定中的安纳贝格弥撒活动保持距离。会 有许多人参加这个弥撒活动,谁也无法保证这个活动能如愿进行。” 最终双方商定访问克莱骚,即莫尔特克伯爵庄园。这个伯爵曾召集了志同道合 的人士结束了希特勒的野蛮行径。科尔说:“尽管我对安纳贝格安排的分歧颇感惋 惜,但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在克莱骚举行的弥撒仍由诺索尔主教主持。对我来说, 重要的首先是也要邀请俄帕尔那地区的德国人前来克莱骚,与我们邀请作祷告。此 外,这位波兰总理也向我允诺,他将前来参加弥撒活动。我们约定唱德国歌曲和波 兰歌曲,诵读天主教和新教的祷告书,互致宗教仪式上的和平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