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天堂里的眼泪:告别一个天使 “珍妮,他们逮到他了!”是美国广播公司的黛比·阿尔波特。 十月份波莉在通宵聚会时被绑架近两个月后,一个叫理查德·艾伦·戴维斯的 假释犯被逮捕了。他被捕是因为假释期间酒后驾车,但他的脸无意中暴露了真相。 帕特拉摩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确信是他绑架了波莉。 “他是个偷车销赃贼,珍妮,你逮住了他,报界都在报道这件事。你的画像真 神了。你自己看看吧。”她转成了制片人的角色,“美国广播公司已经订好机票请 你马上到这里来,我们会在旧金山机场接你,开车把你送到帕特拉摩。我们要拍下 你在这种情况下的反应。” 但是黛比不能回答我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波莉在哪里?人们逮住衣衫不整的 戴维斯时,她没有跟他在一起,联邦警察局突击搜查了他姐姐在尤基亚破旧的家, 那里也没有她的踪影。他在那里和他姐姐待了几天。 这茫然中寄托着我们的希望,如果他们找到了绑架波莉的人,而这人又没带着 她,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她一定还活着。 我把衣服塞到一个袋子里,奔向雷德蒙德机场。这么长时间的搜寻绝对是对人 的意志和人与人之间情谊的考验。 马克·克莱斯比其他人更加突出,他从不气馁,以积极的行动驱散人们的消极 情绪,他的感情朴素真切、一直不停地努力。为了不让其他的父母再经受同样的痛 苦,他在努力改变一些东西。我和他及他的未婚妻维奥利特的友谊加深了。我六月 份停止工作开始家庭生活,但是我的“家庭”发生了我始料不及的变化。 伊娃·尼科尔斯靠自己的信念默默忍受着波莉失踪的痛苦,在她的影响下,很 多人相信有可能出现的结果、而不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第四街她凸窗里的蜡烛燃 烧了五十八夭,现在还在燃着。戴维斯被捕了,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人 们越来越乐观地认为波莉很快就会回家了。 他的被捕揭开了10月1 日那天和以后事情的真相。伊娃拨了911 后,帕特拉摩 警察局向加利福尼亚高速公路巡逻队和金门桥区发了绑架布告,以防罪犯逃离帕特 拉摩。因为布告上写着“禁止报界传播”,布告没有传到附近的执法部门,如索诺 马和麦林县治安官办公室。第二次警报发出时刚过子夜,只有非常有限的几个无线 电频率广播了这则消息。 波莉失踪仅仅一个小时后,达纳·贾菲打电话叫索诺马县治安所的人到皮提亚 路来——皮提亚路离帕特拉摩二十五英里,达纳·贾菲拥有圣罗莎和纳帕山谷间一 块偏远的土地。她想让他们查一下为什么有辆破旧的品托车在她的私有土地上陷在 沟里。 贾菲打电话叫来的两个人不知道绑架布告,尽管如此,他们见到理查德·艾伦 ·戴维斯时,也不喜欢眼前看到的景象。他们让他站在明亮的汽车前灯前,执行 “缉拿和搜查”令长达三十多分钟,查看他的车里,检查他的牌照,看车是不是偷 的。一切都证明他“清白”无罪。 他们站在那块偏僻的私有土地上时,波莉大概还活着,被捆着,塞住了嘴巴, 藏在仅仅四十英尺外一个树林茂密的地方,他们无从知道戴维斯因为绑架和抢劫被 判了为期八年的监禁,此刻正在假释中。他们车上的无线电设备无法仔细检测到戴 维斯漫长的犯罪历史,也没有理由再留住他,他们就用车钩钩住戴维斯的车,把它 从沟里拖出来,把他送到地产界线外,让他走了。 他们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回到所里时,有人告诉他们绑架案的事,并给他们看了 第一张嫌疑犯画像。他们刚刚离开理查德·艾伦·戴维斯,但他们认为刚才在良好 的光线下检查了半个多小时的那个人和正在搜寻的绑架犯不相干,因为他身高不对、 没有头箍,和刚发布的画像不像。由于他们认为理查德·艾伦·戴维斯和绑架案没 有任何潜在联系,也就把这事放在脑后,继续进行波莉案件调查了。 10月2 日早上展开了一场全面搜寻,整个国家都怀着同一个目标:找到波莉的 绑架者。 整整两个星期之后我绘制的新画像才发布,这时两个治安官早忘了陷在沟子里 的那个人。 “看着他的眼睛,”马克·克莱斯在新闻媒体的会议上讲,“女孩子们就是这 样做的,你们得看他的眼睛。”但无可避免的是,两个治安官这时脑子里已经没有 几星期前碰到的那个人的印象了。 10月中旬画像在全国范围内发布,带来了大量新线索。波特兰警察局一个探员 对《洛杉矾时报》表扬我做的事情,后者引用了他的话,我打电话向他表示感谢。 “你知道,那个案子我们这儿知道的不多,”他说。 “真的吗?”我问,“从南美到欧洲都有报道,在一个临近州却没有?如果绑 架犯要逃往北加利福尼亚,他会到哪里去呢?往回穿过大城市区或向北到俄勒冈的 偏僻地带和华盛顿林区?我们要让《俄勒冈人》和地方报纸登载波莉的相片,现在 就登。”我把伊娃提供的波莉的照片包起来,开车去波特兰,让他们报道这件事。 “对不起,这不是我们这里的事。”一个编辑说。后来他重新考虑了一下,同 意了,条件是把我参与此事写进去以吸引当地读者。 我留下了一个马尼拉纸信封和一张一页纸大小的、新闻媒体立即可用的嫌疑犯 画像,信封里装满了波莉的照片。 两天后,这件事在全国传播开来。登出来的报道四英寸宽整整两页长,但是嫌 疑犯画像又小又模糊,只有一英寸见方,根本没有波莉的照片,我的照片却有四英 寸宽五英寸长,是我一年前拍的老照片。我沮丧地用手捧住脑袋。这文章忽略了最 重要的一点,我们主要是想让西北部每一个读者知道一个失踪的十二岁孩子的长相。 如果报界不肯帮我们,也许电视、无线电广播的访谈节目会帮我们。我给我在 波特兰和西雅图的熟人打了电话。伊娃三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同意离开她的电话,乘 飞机去这两个地方,和我一起参加这两个城市美国广播公司的姐妹电台的访谈节目。 每个制片人都同意我们的请求:在节目播放期间一直播出波莉的照片;节目结束时 播放录像剪辑带,并以逐渐淡人显出的方式展示波莉从小到大的照片。录像带里有 她在父母怀中的样子,和她的婴儿妹妹开玩笑的样子和她在帕特拉摩中学舞台上的 表演。两次广播后,电台电话交换机上的灯闪个不停,很多人打电话来帮忙。 在波特兰,KATtJ 新闻编辑室改成的休息室光线暗淡,伊娃和我坐在演播室午 餐桌的两头,等着录像结束和片尾字幕。 有个男人在和伊娃讲话,但是她在看着他肩膀后面,盯着三十英寸的监视器荧 光屏上她女儿的脸——微笑、大笑、玩耍。她没有觉察到他的存在,她瘦瘦的双臂 抱在胸前,慢慢地前后摇晃着,好像是在摇着一个婴儿一自己的婴儿,但她双臂空 空,黑色的眼睛满是泪水。她盯着荧光屏上波莉的脸,慢慢地无声地说:“我的孩 子,我的孩子。” 我听说过那个富有感染力的录像磁带,是一个志愿者为休·刘易斯和新闻义演 音乐会录制的。但是在这之前我没看到过。我看着上面波莉稚嫩的脸,林达·伦斯 达德的歌“外面某个地方”越过演播室的高空飘向远处。 看着伊娃的样子,我心里一阵焦灼似的痛。我唯一有可能帮她做的就是绘制出 那个绑架人的画像给官方看。但是,我开始接触这个案子时,案件调查人员无意中 已经犯下简单而无知的错误,影响画像准确性的因素多得令人吃惊。这就像有个人 走过一片泥泞的沼泽地,人们却期待他拿着一瓶矿泉水出现。 我离开伊娃的视线,走进走廊,往后一倚,感觉到我的衣服蹭在砖墙上,我沮 丧地慢慢坠向地板。泪水洗掉了我因为演播做的面部化妆。我一定能做点什么。 我想到罗伯特和他对我的工作的反对。我想到我的“同事们”以及警察局的画 家怎么样对心理学研究嗤之以鼻,他们这样的态度完全是出于一种没必要的担心。 他们担心自己不懂这些。我由此想到,任何事情如果不以以前的方式处理,就会遭 到执法部门的强烈反对。 接着我想起了马克和维奥利特,眼前浮现出伊娃的脸。我想起了凯特、吉莉安 和他们的痛苦,警方的沮丧,联邦调查局的决心,志愿者们的努力,以及他们全都 依赖于我的画像——我不得不根据当时证人残破的记忆绘制画像,证人记忆以前是 完整的。 这种情形要重复多少次呢?一定得改变,这次是我的事情。我就是不能一走了 事。这是大家的事情:是每个警察人员、每个父母和每个将要发生的犯罪行为受害 者的事情。我知道有些事情必须改变,我感觉到我内在的力量在增强。 等了两个月,最后终于有了结果:有个人被拘留了。我飞到旧金山,内心充满 着希望:领波莉回家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黛比·阿尔波特和她的同事们在旧金山机场接我。现在去帕特拉摩的路已经很 熟了。美国广播公司把“拥有”我看作是他们的工作成绩;我们小心地穿过条条街 道,他们保护性地把我藏起来,不让其他到现场的新闻机构发现。 “趴下!‘黛比命令道,她发现警察局前面的草坪上竞争对手在和他们做同样 的实况转播。 我偷偷从后车窗往外看,刚好能看到喧闹的场面。媒体车的灯光在天空的低云 上打出一圈光晕,停车场的每个角落都传来发动机的嗡嗡声。几个月以来工作人员 都在采访、报道这件事;尽管多年的肇事逃跑事故和政治会议造成他们对一些事很 麻木,但他们都爱上了波莉。 我们悄悄把车停在志愿者中心前面一个很挤的地方。 “待在车里,我们会回来。”黛比命令道,她锁上车门,和她的同事走出前门, 消失了。 “因为门锁上了,因为一个现场监制命令我待在这儿,我就待在这儿?我不这 样想。”我一边说一边打开门,我走到附近一个小酒店里用投币公用电话打电话。 我匆匆忙忙赶去机场,路上没遇见我丈夫。我想打他手机告诉他这个消息。 “喂,亲爱的!你好吗?我来到了——”我正要解释我人在哪里,小店的门砰 地开了,黛比·阿尔波特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抓住我的茄克衫后部。 ‘珍妮,不要再对我这样!“她挥着胳膊,因为我暴露在另一群新闻人马面前 而狂怒。她手里有一张戴维斯面部照片的彩色复印件,是在中心隔壁拿的。是十年 以前他第一次被捕时拍的。 摄影人员提醒她我还没看过这照片,但是他说慢了。我的眼睛已经盯着挥舞在 我面前的那个形象。我不能相信我的眼睛。我看到照片上的脸一点都不像我画的那 个人。报界可能正对此大肆报道。但是为什么呢?我不理解,我感觉心沉到了地上。 “亲爱的,我可以叫你回来吗?”我的话慢下来,连着三次我没能把听筒放到 听筒架上。我从黛比的手里扯过照片,盯着它。我以前从没见过这张脸。音响师从 我手里拿过听筒,挂上了电话。 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我的脊椎软下来,感觉像要吐了。我眼前这个人黑亮 的头发、粗壮、不修边幅、浓浓的胡子、比我画的那个人年轻得多。我画得不对。 整个国家六个星期的追捕都是以我的画为依据的,这都错了?我一想到这些, 胸口、整个身体充满了恐怖。我们走到隔壁房间的拥抱、赞扬和祝贺中,但这一切 对我都毫无意义。我为嫌疑犯被找到而激动,但是还是不能抖掉心里的内疚和责任 感,因为我画的画像那么不准确。 如果我事实上误导了这次调查呢?这个错误的信息发布后波莉在哪里? 如果这次误导使她丢了性命,或是她还活着但是因为我做的画像不对而使调查 她的线索遗漏了呢? 不管是哪种可能性,是我画了那张脸并决定发布它。我回到宾馆,整夜大睁着 眼睛,我想到我做的画像可能会妨碍调查工作,或者更糟糕,使波莉的生命有更多 的危险,我就无法人眠。 到第二天早晨,戴维斯已在索诺马县监狱被起诉,仅仅二十四小时前拍的他的 新面部照片公布给了报界。照片很快在志愿者中心散布开来,但我无法忍受再看到 它。放大了的一张新照片在我面前移向墙壁,有人用胶布把它固定在放大了的我做 的画像旁边。 我勉强往上一看,但是震惊代替了我整夜的紧张。我眯起眼来看才能相信我的 眼睛。我慢慢站起来,靠着桌子站稳,然后走过去更仔细地看。“哦,我的天—— 就是他!这才是那张脸!” 眼前这张面部照片:额头上有皱纹,眉毛更饱满,粗糙的花白头发呈波浪形, 下嘴唇较丰满,脸颊饱满,还有鼻孔、瞪着的眼神。眼睛周围的皱纹都有我画的每 个面部特征。他看起来和昨天晚上公布的面部照片完全不同。吉莉安和凯特一直是 说实话,她们终于有了证据。 新希望使我的心开始怦怦乱跳。甚至可以用这张画像逼迫嫌疑犯认罪,戴维斯 看着通缉布告上自己的眼睛时甚至将一句也辩解不出。 新照片是戴维斯现在这个年龄的照片,头发比那张十年前的老照片要短得多, 额上的胡须现在修过了。他老了很多,从他眼角和前额上的皱纹可以看出他在监狱 里的岁月。每一个细微的不同、每一条皱纹,一直都在两个十二岁孩子的脑子里, 但是这个人在波莉被绑架的那天晚上逃掉了。 事实上,头箍从来没存在过,它实际上是戴维斯前额上深深的皱纹。这个蹩脚 的头箍是早先那个画家第一天晚上制造出来的,他从带来的一盒子照片中拿出了一 系列头饰照给两个女孩子看。任何视觉辅助手段都强烈暗示着那个东西存在。 一旦给女孩子们看过头箍,她们的眼里就存在这个东西了,会压制任何真实细 节,不让它们浮现出来——这是暗示影响力的一个好例子。一旦这个特征进入了早 期的案件记录,就变成了事情的一部分。 10月1 日两个治安官认为他们看到的那个人不是绑架犯是因为,“首先,”在 记者招待会上,县治安官辩解说,“他没戴头箍。第二,他看起来不像他们第二天 早上拿到的第一幅综合素描像,第三个原因是上面说嫌疑犯六英尺三英寸高,理查 德·艾伦·戴维斯正好是五英尺十英寸高。” 新闻媒体立即追查到了把他假释出来的官员,他们认为他应该最有条件把理查 德·艾伦·戴维斯和这起犯罪联系起来。他知道戴维斯正在外面服刑,知道他有绑 架记录,他还知道已经允许他经常来往于他的住所和尤基亚之间,这条路正好通过 帕特拉摩,离波莉家只有三条街。但是负责假释的官员从来没有把这些事联系起来 过,尽管新旧画像都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 他的反应是:“该死,我们从来不注意那些综合素描像——它们从来就没什么 用处。” 他是对的——画像没用的时候太多了。一般来说,公布出来的传统的警察画像 中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是基本准确的,而百分之八十是不准确。不幸的是,他说对 了。 很快又弄清楚了戴维斯被捕的一些情况。达纳·贾菲是皮提亚路地产的主人, 10月1 日戴维斯在那里受到盘查。11月27日她遛狗时看到有块红布,走近后发现是 条红色紧身裤,旁边有一件很大的黑色长袖无领衫,上面有一条胶带。她在附近发 现了布条和更加让人生疑心的阴茎套。但那是感恩节后的星期六,她给索诺马县治 安官打电话时,没有人接。第二天她又试了一次。 贾菲提醒他们想起来,在同一个地点10月1 日有一桩非法侵入案。这使官方想 起了戴维斯的名字,特别行动组在警察局总部看了戴维斯的档案,非常吃惊,又拿 出他的缓刑照片,放在桌子上综合素描画像的旁边。圣罗莎联邦警察局探员埃迪· 弗雷尔说:“那时我们才知道我们找到了这个人。” 他们把在贾菲的地产上得到的证据空邮到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联邦调查局的办 公室。很快,结论下来了,他们这才在门月下旬逮捕了他。 到12月4 日,还是没有波莉的消息。我该回到丈夫身边了。我在波莉·克莱斯 中心费力地想在打字机上打一个感谢条给联邦调查局。我很长时间没用手工打字机 了,进展的结果还没浪费的纸多。所以,我决定本人过去和他们说再见。 警察局的大厅里出奇地安静,没有案件调查的车,也没有媒体的影子,这种没 有活动的情形令人感觉不祥一奇怪,我想,一边在前台手写一个条子。正在这时, 埃迪·弗雷尔从指挥中心的边门走出来。 “你要走了?”他静静地问我。 “是,我想该走了。现在什么都不能做,除了希望,我想我在家里也可以希望。” 他抬起头来,“珍妮,你留下来好吗?‘他咬住嘴唇,一个拳头放在嘴边。 “哦,天,埃迪,不。”不用他说话,我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他们找到 了她。尽管大家都有受过训练的直觉,我们都让自己相信波莉会回来。但早在12月 4 日以前,理查德·艾伦·戴维斯就已经决定结束我们所有的希望。他知道了他的 指纹和在波莉房间找到的指纹完全相同,要求打个电话。他打了电话给帕特拉摩警 察小队长和侦探长迈克尔·米斯。 米斯是一个父亲,和我们很多侦探、志愿者、新闻工作人员一样,把波莉当成 了自己的孩子。他从事的工作很残酷,人却很温和。他圆脸,圆肩膀,甚至手也是 圆的。他的一切都温和美好。由于他的善良;戴维斯选择了向他吐露秘密。戴维斯 打电话对他说自己绑架了波莉时,米斯温和地说,“我们可以去接她吗?”戴维斯 的回答是他预料中的,也是他最为害怕的:“不。” 波莉·汉娜·克莱斯,十二岁,死了。 我和埃迪谈话时,戴维斯正领着米斯和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拉里·泰勒去找波莉 的尸体。 戴维斯说,10月1 日他来帕特拉摩找他妈妈。他在假释期间,需要钱。他想他 妈妈可能会借给他。她搬家很久了,但是他在附近待着,想打听到她的去向。日子 一天天过去了,他买了一些啤酒和大麻烟,他说那里面混合着天使粉。 他说天使粉使他脑子糊涂了,他不知道波莉怎么进了他的车。事实不是这样: 他随身带了捆绑的带子和胶带,说明他是预谋这样做的。他说的话充满了矛盾。米 斯把这次面谈录到了录像带上。 戴维斯的粗率无礼变为含糊其词,粗鲁变为后悔。最后,他说他在10月1 日夜 里、早上太阳升起时杀死了波莉,这离县治安官派来的两个人对他进行盘查仅五个 小时。波莉是因脖子被突然拧断而死的。 从她的尸体可以看出她的经历其实还要悲惨。 他们在圣罗莎北部克洛弗代尔外的一个废弃的磨坊场找到了她,这里离一个主 要高速公路四十英尺远,附近有个铁锈色的、顶部有罩的圆锥形锯末燃烧炉。这些 燃烧炉以前曾有很多,点缀着西部乡间木材加工区。 第一批侦探找到她的尸体时,天气阴沉、潮湿。他们在几码远的地方,又发现 了她黑色的波浪形头发,那是动物弄的,她独自一人在外冻了两个月。 他们说戴维斯看到这个景象什么都没说。米斯和泰勒说不出话。 帕特·帕克斯副巡官和联邦调查局特别助理侦探主管马克·摩尔森请伊娃·尼 科尔斯和马克·克莱斯到指挥中心来,首先一起告诉他们波莉找到了。 “这事必须慎重、仔细。”埃迪·弗雷尔解释道。五点钟告诉家里人,六点钟 告诉女孩子们,然后告诉志愿者们;接下来七点钟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媒体和其他人 宣布此事。 “你愿意留下来吗?”埃迪的声音变了,“你愿意告诉孩子们吗?我想他们最 好是你告诉她们。” 我打电话给孩子们的辅导员贝蒂·雷斯尼克,请她和我一起来。吉莉安和凯特 在一家匹萨店里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晚会。我们请她们把晚会转移到吉莉安家里, 但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 我本来以为一开车就会好了,但是每个红灯都让我更加不知所措,我手麻,动 作机械,我都离开警察局几条街道远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启动汽车的。视线所到之 处都是波莉的脸,街灯上、电话线杆上、还有我在十字路口时身边车子的窗子上。 我的车歪歪斜斜地冲进加油站,我见凯特前在这里换了衣服。我锁上浴室门,倚在 洗脸池上,控制不住地哭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不得不控制自己,振作起来。天快黑了,我得收拾收拾自 己去见小姑娘们。我想走走路可能会好些,就在帕特拉摩市区逛了一逛。无意中透 过平板玻璃窗看到第一个志愿者中心里面,我第一次就是在这幢破房子里见到马克 ·摩尔森探员,搜捕行动的前几个星期用了这所房子,后来因为这个地方不够大, 中心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长长的房间空荡荡的,只有真空吸尘器靠后墙放着。地板上有个横幅,有一部 分卷着。只能看见“波莉请回”几个字,两端因为时间久了卷起来了。 透过玻璃看到这空空、静静的房间,我感觉我看到了将来。一天一天,这房子 里所有的工作和能量,都白费了。 我思索着,可以看见我身后的人们,仍然步履轻快地从布告上她的画像边走过, 他们还不知道结果,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希望,他们的心还没有破碎,就像刚刚我 的心一样。 我慢慢开车到了吉莉安家,脑子里终于不再是一片空白的状态,刚好接下来做 事情。 客厅里只有圣诞树的光,两个十二岁的孩子坐在长沙发上等着我们,急得像热 锅上的蚂蚁一样,她们还不知道等到的将是什么。,“波莉不会回来了——永远。” 她们业已长成人的身体躺在父母腿上,她们哭时,她们的父母和我们一起像摇 着婴儿一样摇着她们。后来,我走到外面,透过起居室的窗子往里看,温暖的圣诞 灯光和弥漫在房间的恐怖悲哀多么地不协调。呜咽声穿过晚间的大雾传到几百码以 外。我内在的一切能力都体味到这个自私的人在这些无辜、可爱的孩子们身上施加 了多少罪恶,他还要无情地使全国人们为之心碎。 伊娃和她的丈夫,艾伦·尼科尔斯为了逃避新闻界和筹划葬礼,隐居到了海洋 牧场一个海边房子里,是别人主动提供的。伊娃请我和威诺娜到他们那里去。 我花了些时间引开波莉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安妮,让伊娃处理些具体的事情。我 们画漫画、玩游戏。安妮只有很少几次保持短时间安静,那是她幼稚的礼貌。她会 演罗宾·威廉斯的电影《达沃特费尔夫人》中的一幕,拿着防烫布垫穿过房间,装 作扑灭她胸口的火。这时的笑声是我们在安排波莉葬礼时紧张和压力中唯一的放松 和安慰。 葬礼前一天雾很大,天色阴沉,为了让伊娃最后一天和她的直系亲属单独在一 起,我和威诺娜离开了。在去城里的路上,我突然有了个想法。 天下着雨,我在一个公用电话间停下来,给苏珊·弗里德曼打了电话。她当时 是全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西部海岸的监制主管,1987年她为做这个节目,就我 的工作采访过我,从那时起她就是我的好朋友。 “苏珊,我是珍妮。想让你帮个忙,你有办法和罗宾·威廉斯取得联系吗?” 我打算请罗宾和安妮、凯特、吉莉安见个面,或许这能改善一下她们的情绪, 因为准备葬礼的那些天里他已经改善了安妮和我们的情绪。 苏珊说她会尽力而为。因为她一直是个纽约人,“尽力而为”很可能足够了。 帕特拉摩的圣文森特·德·保罗教堂可容纳一千五百人。12月9 日的葬礼上, 成百上千的人们站在教堂外面。罗伯特让我吃了一惊,他冒着雪从俄勒冈开车来参 加葬礼。 教堂里柔和、富丽的光线透过染色玻璃,像是来自几个世纪以前,以永生的希 望安抚着人们这一刻的痛苦。 住在麦林县附近的电影制片人乔治·卢卡斯想帮忙,他让他最好的灯光师透过 圆花窗做泛光照明。几英里以外的地方都能看到大教堂。儿童唱诗班厢席里一把空 椅子上亮着一盏灯——只有波莉的座位空着。她的朋友们唱着她最喜欢的歌,埃里 克·克拉普顿①的《天堂里的眼泪》,波莉刚刚学会用钢琴演奏这首歌。 林达·伦斯达德飞到这里来演唱,琼·贝兹③也来了。加利福尼亚州长和参议 员范斯坦都讲了话,联邦调查局探员擦去了他们脸上的泪水,教堂外的人们在大众 场合下都哭了。旧金山湾地区一片静止,所有的广播公司都改变了他们的节目安排 同时报道这一葬礼。 波莉·克莱斯成为每个人的孩子,象征着整个国家失踪的那些孩子。我们整个 国家为他们感到难过,或许是第一次共同意识到他们经历了多么严重的灾难。波莉 的父亲会继承波莉留下的遗产,马克·克莱斯不会让大家忘记这件事。 我感觉到肩上马克·摩尔森的手。我一转身,他叫出了我的名字,他的眼睛悲 哀地垂下了。我伸手去握他的手,他往前轻轻拥住了我。 罗伯特把我的大衣紧紧裹在我身上,他的手紧握着我的手。我们向凯特、吉莉 安道了别,然后走出教堂的大门,离开灯光,离开新闻媒体,离开人群,走进帕特 拉摩冰冷的夜里。我感到我身边不仅是罗伯特的形体,而是一个完整的他。 我第一次不必向他描述看着一个孩子父母痛苦时。自己会感到多么悲伤,也不 必向他描述因为自己能做的远远不足以解决问题而感到无尽的沮丧。我不必担心我 下飞机后他会对我生气,这次他和我一起在那里。他看到了,他感觉到了,不是由 于我错过了一顿饭让他很沮丧,不是通过一次长途电话,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在现 场。罗伯特亲眼看到了这个家庭,他第一次注视着他们的眼睛。 现在他也用不同的目光看我了,他紧紧地拥着我,好像他最终理解了为什么我 那么难以拒绝别人的求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