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新的开始 我还记得我父亲看到马路边有个男人和他的家人围着一辆坏车的事。我父亲不 仅把车拖到城里,还让这个人、这个人的太太还有他们的四个孩子在我家住了七天, 等需要的汽车零件到了,才让他们上路。我就是被这样教大的。不要问什么问题, 只要去做“正确的事情”。 每次我打破自己的计划又登上飞机,我父亲的言传身教是我作出决定的主要依 据。但有个南卡罗来纳的家庭主妇动摇了我二十年来的利他主义的信条。 洛杉矾的斯蒂芬·杰·克耐尔制片公司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想把我的生平拍 成电影和电视。我很愿意离开绑架和谋杀。他们发来的联邦快递里有一张头等舱的 机票和在罗斯福宾馆四个晚上的住宿凭证。我想没有比好莱坞更好的逃避现实生活 的地方了。 “你好,这是珍妮·博伊兰的语音信箱,您可以留言,如果要找到我——”不, 这次不,我想。我挂了电话,走出门,没有留下可以找到我的号码。 克耐尔制片公司在洛杉矾机场给我订了一辆林肯牌车。我开车到罗斯福宾馆, 它就在有名的曼氏中国剧院对过,沿着好莱坞大街下去过几个街区,就是一幢壮观 的黑色玻璃的办公楼,会议就安排在这里进行。我沿着人行道,踩着镶嵌的黄铜星, 走过南侧巨大的艾米雕像,然后穿过街道来到办公室。 我走进门时,两个项目监制安·格洛斯和玛茜·威斯丁都对着我左脸颊示吻。 “我们太激动了,珍妮,这个项目妙极了,会绝妙的。非常谢谢你来。” 接着,执行制片人走了进来,旁边有两个他们聘来写“电影/电视脚本”的年 轻男作家。他们打算把这“电影/电视脚本”卖给电视连续剧制作部和电台的每周 电影部。 这是了不起的一刻,要实现他们计划了八个月的事情了。作家们挥舞着手臂, 像是喜欢自夸的意大利妈妈要展示自己怀孕了一样。我从包里拿出拍纸簿,抓起一 支铅笔,这样我就可以记下每一个“绝妙”的字。 “好吧,你知道,”有一个人开始说了,“我们需要有点艺术突破。” 当然,他写的时候得用点虚构,我理解这一点。他们已经告诉过我金·贝辛杰 太老了,不能饰演我,尽管她和我同年出生,他们考虑希瑟·洛克利尔这样的年龄 比较合适。我在座位上挪了挪,离他们稍微远了一点。 “你看,现在,”他继续说,“一个聪明、独立、善言谈、抱负远大。富有魅 力的单身女子——”他停了一下,给我足够的时间来接受这些恭维,然后说—— “不会受欢迎的。大众不会喜欢的,所以,你看……我们变了变你的特征。” 我真的是哑口无言,而且完全呆住了,直到我听到我的铅笔“砰”地一声掉在 地上又弹起来。 他们详细说着他们的设想,我一直沉默着。在每周电影上,我遭人蹂躏、像个 流浪儿、邋遢、刚被解雇、住在乡下、害怕一个人待着。一个很快要获假释的人说 他一出狱就来杀她,并部分地向她描述了自己的相貌,向她挑战让她画出将要杀她 自己的那个人的画像。接着,当地的县治安官出于同情来救她,当然这时他们相爱 了,尽管她和凶手一起逃走的情节可能会更引人人胜。 这故事很蠢,我看任何人在第一个女性产品广告结束后都不会看下去的,但不 止如此:他们还有另一个想法,打算卖给电台系列剧部。 在一个星期长的连续剧中,我或者说她是一个司法心理学家,住在芝加哥。为 增加经济来源,她为这个城市的一家报纸画了一个星期的漫画,她在这里面编织进 了自己白天处理的刑事案件。一个退休的侦探对生活不满,勉强和她做伴,他会俯 在她肩膀上看她画漫画,挑剔她某个地方画得不好,无意识中帮她完善了她的画, 直到这画能用来破解现实生活中的犯罪案件。 “那么,珍妮,”其中一个作家问道,“你看怎么样?”我看着他们年轻乐观 的眼睛,他们看起来像两只喘着的小狗求人把它们抱起来。我没有勇气对他们说实 话。为了让那一天过得有点亮色,那天晚上我自己出去看了《流行小说》。 第二天早上,我们来到唐娜·库拍在伯班克市全国广播公司演播室的办公室。 她站起来,抓住我的手握了握,像干旱两年后的水泵在工作。 “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情况,读过很多,我对你的工作非常感兴趣。” 她让我们都坐下,开始就我的经历问一些聪明而又活跃的问题。我们进入了一 个快节奏的谈话,谈得很好,这时我一眼瞥到一个作家眼里的神色。 和电台有这样的约定很难得——电台只是偶尔接受新计划,这二十分钟是作家 们的机会。我领会了这个暗示,一句话没说完就停下来转向年轻的作家们。唐娜身 后是一束氦气生日气球,其中一个已经瘪得很厉害了。他们的计划还没谈完,她已 经很像慢慢漏气的银色气球了。他们结束后,她站起来,无精打采地伸出手,礼貌 地说了再见。 我的感觉和她一样。我们结束了全国广播公司的工作,庆幸的是美国广播公司 下一季没有新计划。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我畏缩地重复了一次上面的事情。最后是 我们和福克斯电视台的约定。 星期五下午五点钟,我们的车停在比科大街上黄色砖建大楼旁的二十世纪福克 斯电影公司停车场。保罗·内格尔同意最后开个会。我在房间后面找了个最偏的地 方坐下来,希望自己消失在厚厚的鸭绒坐垫里。 红头发的保罗在桌面上敲着橡皮擦,像一个敲打节奏的鼓手。他在谈话中间打 断作家们的夸夸其谈:“等一下,等一下,这里有些东西我不理解,”他说着,奶 白色的手举到空中,“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个国家前十年里每一个主要的、影响重大 的、公众都知道的案子里有个共同点,有一个可以把它们串起来的线索,我绝不会 相信的。但她已经坐在那里。你们为什么要渲染发挥呢?” 我感到脊背啪地直了,接着双手直举起来,站起来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个歌剧 音符,我还从不知道我有这种音域。我双手放到胸前,看着保罗的眼睛说:“谢谢 你。” 福克斯电视台会议因为一些实际原因,那一刻就结束了。买家要真人真事,卖 家坚持要“艺术突破”。我知道任何注重真实感的电视、广播公司都不会买这两个 脚本。感谢上帝,我可以轻松一下了,尽管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理解“根 据真事”这几个字了。 那天晚上,我打扮了一下,去我喜爱的比弗利山庄餐馆的户外露台上吃饭。白 色的路灯排列在罗迪欧大道两边的树中,吃完饭后我在路灯下浏览橱窗。我从法拉 盖摩商店的窗子往里看,想认出意大利男鞋后跟上标着的价格,看能否找一双在我 丈夫的橱子里看到过的鞋子。 我回到宾馆时已经晚了。我走过长长的、毛绒绒的罗斯福宾馆的走廊,高跟鞋 在我的脚尖上晃荡着,慢慢拧开房间门上的水晶把手。克耐尔公司送来的玫瑰花到 了四天后还有香味弥漫在空中。我打开浴室的灯,解开头发,开始放洗澡水,接着 看了看电话,心里想:我敢给他打电话吗? 我慢慢拨了我家的老号码。电话铃只响了一下,我刚决定要挂,太晚了,罗伯 特接电话了。 “罗布,喂,你怎么样?”我的电话出乎他的预料。 “哦,我的上帝,珍妮。听到你的声音真好,我想你,你在哪里?” 他的反应让我放松地吐了口气。我们的婚姻一直是嚓——嚓——嚓的舞步。我 靠向他时,他后退;我走开时他要我离他近一些。这种模式必须改变。 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结束时我告诉他我需要时间重建我们之间的信任。我们 商量好了对婚姻的事一做出决定就回家,他说到那时不管是什么样的决定,都是最 后的、决定性的。 我需要找一个中立的地方来思考这些事情,清理我自己的感情。班德太小,见 他的诱惑太大。我看了一眼我的小提箱和所有没有用过的返程票——这些是很多次 旅行中中途改变方向去参加其他案件的结果。我计算了一下这些频飞乘客英里数, 突然有了个主意。我从宾馆壁橱里拿出洗衣袋,把我的轻便鞋、化妆品和几件衣服 扔进去。然后很快地淋浴了一下,我把我的职业装放进小提箱,拖着小提箱穿过走 廊来到好莱坞大街上仅有几个街区远的一个邮政所。我付了七十一美元,二十分钟 后,我的小提箱已经上路去俄勒冈了。去租车的路上,我花十一美元买了个越南人 的背包、一双凉鞋和一条帆布毛边短裤,然后开着租来的林肯车到了洛杉矾国际机 场。 我给售票代理人看了我的频飞乘客号码后问道:“我可以飞多远?” “你的英里数可以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她说。 “到哥斯达黎加够吗?” 我乘坐的飞机黄昏时分降落在圣约瑟机场。我在聚乙烯壁面的出租汽车后部坐 了六个小时才到了哥斯达黎加西海岸的尼可叶半岛。还不是旺季,有很多空房间。 塔摩林多海滩上温暖的白沙正适合休息放松。我在安静的海滩上散了几天步, 为了让自己得到点锻炼并清理自己的思路,我还和当地一个垒球队签了合同,做一 些练习。我计划一直待在外地,直到我本能地感到该回去了。 两周后,我们在弗莱明格海滩宾馆附近结束了一场球赛。既然我没有在俄勒冈 的语音信箱留下找我的号码,我也没有期望有什么电话,但我还是走到宾馆的投币 式公用电话那里查了一下。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珍妮,你好,亲爱的,我是莉莎,莉莎·达尔。”她说话时半句半句的,不 自然,“何塞·阿维纳因为杀害贾斯廷被判刑。法官判他十六年。” 十六年——也许四年就出来了——但至少现在阿维纳在监狱里了。这个案件的 两个负责探员审讯时也在场,很可能是在安吉拉·阿里奥托的“建议”下。他们整 个破案过程中都不见人,至少他们现在愿意露面了。莉莎和安德里亚的心终于可以 开始慢慢痊愈了。我能听出她声音里开始露出平静,她终于为贾斯延伸张了正义。 所有我参加破的案子里都有一条教训循环往复地出现:没什么比家庭更重要了。 不是工作,不是钱,最终,家庭关系是真正重要的一切。我开始焦躁不安地想回家 了,回到我的丈夫身边,回到我的婚姻中去。 第二天早上,我走到电话边又查看了一次留言。但这次,我信箱里塞满了记者 从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和密尔沃基打来的电话。 “博伊兰女士,我是从《芝加哥论坛》打电话给你。科拉·琼斯案件中你的画 像和被捕的嫌疑犯那么像,我们想知道你是怎么看这事的,请你打电话回来说两句 好吗?” 杀害科拉的凶手抓到了?每个记者的留言都给我更多的信息。 一名叫斯潘伯尔的男子人侵一户人家后,企图强奸一名女子时被捕。记者们说 他的脸和我画的完全一样,媒体想知道为什么画像没早点发布。这些电话是一天多 前打来的。太晚了,不能回电话。根据记者们话里的言外之意,我知道他们不是在 问我什么,而是在质问。 我把钱包里的所有东西倒在地上,心急火燎地寻找埃德·布鲁纳探员的电话号 码。埃德接了电话,给我详细讲了一下。 “老天,珍妮,你去哪里了?我一直在找你。你在干什么?离开这个该死的国 家了?新闻界全都揪住这件事不放。你的画像很准,我们可倒了霉。新闻界正在追 根刨底问画像为什么没发布。” “你没解释吗?”我问,“我们不能发布,埃德,破案工作已经遭遇那样的惨 败,不能发布这幅。已经有两幅肖像了,和我画出来的甚至都不相近。你们已经没 有可信度。一团糟!”但是我简直是在对合唱团讲话。 “我知道,但这家伙又作案了,这次是一个在自己家里的年纪较大的妇女。和 其他的案子都没有相似之处。” 1994年12月8 日,五十三岁的大卫·弗·斯潘伯尔又一次强奸时被捕。他被捕 后供认杀害了科拉·琼斯。接着是对质,他承认他绑架、杀害了二十一岁的特鲁迪 ·杰斯克和十岁的罗耐尔·艾希戴特。科拉自己被绑架前一直担心忧虑的就是后者。 斯潘伯尔供认自己的罪行那天正好是科拉的十三岁生日。“也许我们可以把这 作为给她的礼物。”科拉的妈妈对媒体说。 标题合理而又犀利。整个中西部的报纸上都是斯潘伯尔被捕时的照片,旁边是 我作的画像。标题抨击联邦调查局扣留住一张非常准确的画像不发布,公众要求有 关方面予以解释。 县治安官发表声明说画像没公布是因为“州和联邦有关方面担心发布这幅画像 会5 !起太多的头绪”。还说“当时认为画像不可靠”。 我几乎把埃德的耳膜吼破了,“什么?不可靠?太多头绪?他们怎么想的?画 像本身不是问题,是在那之前当地已采取的行动,那才是问题。他们想把责任推到 我身上?太多头绪是什么意思?一幅画像的意义就在于要产生头绪。媒体买他们的 账吗?” 问题是有关方面知道,若说出没发布画像的真实原因,他们会很没面子。 新闻界找不到我问问题,所以县治安办公室就把民愤从自己身上引开了。联邦 调查局没有辩解,尽管他们顶着压力,不发布画像既不是他们决定的,也不是由于 他们的行为不得已而为之造成的。 现在我们都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主要目击证人的记忆从一开始就被保护 起来、仔细对待,他最后一次强奸之前有没有可能捕到他? 这个案子甚至有更长的历史,损失了甚至更多的生命。一位名叫卡罗尔·格莱 迪的女子19ho年就是斯潘伯尔的受害者。那时他闯进她叔叔、婶婶家——她正在那 里照看小孩。他残酷地奸污了格莱迪,然后又回来开枪杀死了她叔叔。他。因为那 天晚上的罪刑被判七十年徒刑,卡罗尔·格莱迪以为这是终生监禁。她看到他的名 字和照片作为中西部系列杀人犯被公布出来时,震惊而愤怒。 “你能否想象我知道大卫·斯潘伯尔服了七十年中的八年就被释放出来时所感 到的恐惧和背叛吗?”卡罗尔·格莱迪带着这个问题开始反击,她很快发起了一场 集体请愿,请求实行名副其实地执行判决的法律。 我语音信箱里的留言络绎不绝,这些留言都是讲我协助侦破的那些悬而未决的 案子很快就要有结果了。好像上天安排这些同时发生一样。 有人把苏珊·史密斯案件的最新消息告诉我,说正对她实行二十四小时监控, 防止她自杀,她的律师正考虑为她进行精神错乱辩护,这很可能会引发对几年以前 她指控继父对她性骚扰一案的重新审判。 我的心又开始动感情了。我能感觉到。我甚至感觉到对苏珊一阵阵的同情,也 许不是原谅她,而是,最起码,稍许理解了她深深埋藏着的痛苦的根源。 我对苏珊的愤怒和所感到的心酸和我对罗伯特的原谅混在一起。这些教训都来 得不容易。我一心一意地努力,也祈祷了很多很多,我感觉我终于找到了平和安宁, 恢复了信念,这些是我飞到哥斯达黎加想寻找的东西。 我在村里买了个小小的、手工做的雕刻,它象征着我们的信念和对彼此的信任。 是白色大理石做的,两个抽象的人物坐在一个牢固的底座上,胳膊和谐地连在一起。 这是一个完美的圣诞礼物,象征着我们新的开始。我把它仔细地包起来,去圣约瑟 机场乘飞机回去前先放在我的背包里。 我的到来和我的答案会让罗伯特吃惊的。 是该回家了,该回到我的丈夫身边、回到我的家庭里去了。 我们都不知道,罗伯特和我在同一天,在波特兰机场的同一个大厅里月半个小 时内,在同一个航线上向相反的方向错过了彼此。我回到班德后,才知道他刚刚去 了夏威夷帮助一个朋友做一个建筑项目。 他不在的两个星期里,我锻炼、读书、等待。我生气勃勃、信心坚定。快到圣 诞节了,我丈夫正好回来和我一起度假。 12月22日,我打他的电话,但电话铃声响起来没个完,应答机没有接电话,这 意味着他终于回到城里来了。我拿起包好的礼物,从较快的小道上开车去那座房子, 后来冲进了车行道,但不得不小心绕过房前的一辆庞大的卡车。我的车在这巨大的 车身旁几乎开不过去,它前面连着驾驶室,带着防护灯,特大号车轮,黑暗的窗子。 罗伯特有个朋友用这种卡车拉过挂车,我猜一定有个朋友来欢迎他回家。 冰冷的夜空里飘着小小的雪花,我步行绕过卡车的前部,嘎吱嘎吱踩着人行道 上丝毫未融化的雪,胳膊下夹着他的圣诞礼物,甚至紧张地最后梳了梳头发。 我突然停住,伸手去握金属门把手。 里面奇怪的光跳动着。我听到了声音:先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然后是罗伯特的。 接着声音大起来了,话也多了,我以前听过这些话一一但从来没这样在门外听到过。 我回“家”来了,但好像在我做错误的决定之前命运之手指引我要面对现实。 我静静地站着,时间长得足可让我记住这一刻的一切:冷风吹在我脸上,阳台上的 雪粒,洒在墙板上的光线,冷冷的月光,里面跳动的灯光,他们的声音,响声…… 忘不了的响声。 我把给罗伯特的礼物扔到黑暗中,跑回车里,启动发火装置,倒回到路上。汽 车转弯时,前灯照到那辆卡车定制的汽车牌照上,上面写着“WLD -WMN ”。 准备离婚材料没花多长时间。我签掉了过去。 我租到一个冬天用的房子,从家庭旅馆小小的房间搬到了一个新的、宽敞的环 境。这是一个开始:新地方,高高的天花板,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山里的景色, 在这里可以休养我的灵魂。 我们原来的木房子卖给了第一个来看它的人,新的主人连迪伦都要下了。我们 梦的每一部分都结束了,但是我仍然感到内心涌动着希望,这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 会,我要建立更坚固、更美好的东西。 宣判离婚的那天是星期一,晚上我跑过班德街去一家饭店庆祝,春天的倾盆大 雨浇透了我的头发。 “为你,”我的朋友帕特高举起一杯香槟说,“今天你终于摆脱了原来的婚姻, 摆脱了工作中感情上的牵扯。前景广阔,就在眼前。希望一切从现在开始,从今天 开始,1995年4 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