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修女戴安娜·奥尔蒂斯 那天是复活节又是星期天下午,相对这个时间来讲,詹妮弗的声音听起来有点 烦:“我签的合同里是做你个人的助手,不是做你的媒体代理人。”她在电话上开 玩笑地说。“这些媒体打来的电话,我怎么处理呢?先别回答。我先告诉你,我同 意了一个采访要求。” 我看了看车道上我汽车的后备箱还打开着。“詹妮弗,我刚从机场踏进家*” 我扑通倒在我床上的彭德尔顿毯子上。“我包还没拿进来。” “好,你看,你得准备走了。这次是《今日》节目。他们还在中央公园旁边给 你订了高级旅馆。”我能听到电话里她的两个孩子在哭,“如果你不去,我发誓我 会代你到那里去,告诉他们我就是你。” 《今日》节目想介绍高航爆炸凶手的画像和西奥多·卡津斯基照片的相像之处。 我想我可以利用这几分钟宝贵的国内广播时间,就见证人记忆方面做些培训,眼前 迫切需要这一点。毕竟,这方面的无知不是好事,什么途径的努力都行。就算是只 有一个调查人员明白了我说的道理,这趟旅行至少就值得。 我拨了全国广播公司制片人的电话,请求他们在我再上飞机前让我在自己的床 上至少睡完整的一夜。但她主动提供的条件更好,只要我答应不接受其他电台早间 新闻的采访,作为交换,她同意把采访往后推一天,并主动提出让我在纽约埃塞克 斯旅馆住两个晚上,而不是一个晚上。 就这么定了。 二十四小时后我到达纽约,我的房间俯视着公园。我订了个早晨四点钟的催醒 电话。第二天早晨我一身纽约时髦的黑色装束,在旅馆大厅里等司机。全国广播公 司的豪华高级小客车行驶在静静的大街上,把我放在洛克菲勒中心演播室门前,天 要过好一阵子才会亮。原来安排的是布赖恩特·阿贝尔采访我,但是商业部长罗恩 ·布朗在访问克罗地亚时,飞机在杜博罗夫尼克郊外坠毁,他和飞机上的另外三十 二人一起丧生。布赖恩特·阿贝尔不得不去参加他的葬礼。冈贝尔不在时,布赖恩 ·威廉斯主持节目,代替前者进行这次采访。 一个实习生把我从演员休息室领到采访区米色和黑色条纹相间的椅子上。多年 来,我一直对摸索这椅子扶手的不同的手着迷。我看到他们每个人在这个座位上讲 话,从希拉里·克林顿、贝蒂·米德勒、亨利·基辛格到保罗·麦卡特尼,从来没 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坐在同一个座位上。 布赖思·威廉斯走进采访现场,坐在对面的条纹椅子上,一直没往上看。他正 看腿上放着的一张条子,我身子前倾看着那些草拟出的问题。 “你知道吗?”我指着纸上的一个问题,“我可不可以建议你不要问第二个问 题?”我知道绝大多数电视台的采访人开摄影机前不讲话,这样效果清新,观众和 节目主持人同时见到客人。但这次我不得不说。“回答这个问题会花掉我们所有的 时间,讲不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事情,真的。”这个可怕的问题是“你是怎样开始 从事这项工作的”,回答会毫无意义地花掉五分钟时间。 威廉斯慢慢抬起头看我,“哦,这些是制片人建议的,”他把那张纸翻了过去。 “我问我自己的问题,”他一边解释一边把这张纸拿出了我的视线。 “好的,但有一件事我必须说:卡津斯基有罪还是清白一事,不要问我的个人 意见。你可以问我怎样画出了这张脸,或者是让我讲讲画出这个形象的采访技巧。 联邦调查局自己正在得出结论,他们不需要其他人的意见。所以,请——”我微笑 着,“不管你问什么,不要问我他们抓的是否罪犯本人。” 凯蒂·库里克坐在她主持节目的桌子后听着。舞台监督走到摄影机前部附近。 “四,三,二,一。”他猛然甩了一下胳膊,很快走出采访区,威廉斯开始讲话了。 “联邦调查局办案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是高航爆炸案,”他正视着镜头说,“每 个人对此事都有自己的看法。《纽约邮报》说你画得很准确,”他在座位上向我这 边挪了挪,“其他人说,‘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认为这个戴风帽和眼镜的人就是捕 到的那个有胡子的人,’你认为你做得怎么样?” 我深吸了一口气,拿不准是直接回答还是要保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我努力使自 己不要摇摆不定。这问题问得确实奇怪。《今日》节目的制片人们刚花了一千四百 美元让我乘飞机到纽约,如果他们认为我画得不成功不会这么做。那么威廉斯为什 么要花这极昂贵的时间把我置于防守地位呢? “我们掌握的情况非常少,”我开始委婉地说,接着尽量朝着某些可能有用的 东西策略地前进。我解释了1987年见证人刹那间看到嫌疑犯的情景;我采访她时, 事情已过去七年半了,我谈了第一幅画像的绘制为什么会严重破坏见证人的记忆, 以及为什么画像不准确引起的见证人的沮丧,实际上反而加固了她脑中本来的形象。 我努力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顺利得令人吃惊,我在谈话中成功地塞进去了一个 关键点:与通常的观点正相反,画像要绘制得准确,关键在于要把握住人的记忆活 动的心理特点,而并不像警察机构以为的那样,在于一个人的绘画水平。 “我们看一下,”他一边转向我们身后墙上的电视荧光屏,一边说,“我们看 看你的画像和嫌疑犯的照片。”我点了点头。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电子手段把它们两个合并到一起。”他说,我的画像中的 那个方下巴、带风帽的人移进了他一周前被捕时拍的面部照片。尽管机房犯了个错 误,他们用了1996年嫌疑犯被捕时拍的照片,而不是见证人看到他的时间前后拍的 旧照片,这两个形象在屏幕上的重合程度令人惊讶。画像的下颌下部、嘴唇和卡津 斯基的照片完全重合。 我的四分半钟差不多结束了。尽管重要的理论点讲得简洁清楚,但直觉告诉我 事情进行得有点太顺利了。 “上个星期,你曾经走过机场,”威廉斯说,他开始准备结束了,“你已经看 到你的作品遍布全国,你看到这种情况有好几年了。那么,我不得不问你——”他 会意地微笑着,“你是怎么认为的?你认为联邦调查局抓到了他们要抓的人吗?” 我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慢慢吸了口气。 “你知道吗?下这个结论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我对他微笑着,“我的工 作是要准确画出嫌疑犯的画像、我可以说,我认为在这个案件中我做到了。”我们 的眼睛定格在那一秒钟无声的较量中。 “珍妮·博伊兰,谢谢你今天早上和我们在一起。我想应该对你说‘了不起’。” 摄影机的灯光关闭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突然露齿无拘束地一笑。他这几分 钟过得很愉快,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了。威廉斯不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工作,他刚告 诉了我这一点。在摄影机前,我们的较量可能难以觉察,他问了我事先请求他不要 问的问题,从中感到的乐趣就像我努力不回答他的问题时感受一样。 “做得不错,”他笑着说,他把我的手握得有点儿太紧了。我微笑着起来,也 紧紧回握了他的手。 舞台工作人员拿走了麦克风,我还站在那里不动。凯蒂·库瑞克坐在主持节目 的桌子后面,笑了,朝我眨眨眼睛说:“说得好!” 我回到楼上的演员休息室,等着四月里这场罕见的暴风雪过去。巴里·西尔斯 博士,饮食营养书《食物结构带》的作者,和他的公关人员坐在长沙发上,开始与 我交谈。他正和我说话时,一个身材瘦小、虚弱的黑发女子走进房间,找了个座位, 怯懦地坐下了,显然她心情纷乱。泪水溢出她大大的棕色的眼睛。另一个女人保护 人似的坐在她旁边。我快步走到她身边,问她是否可以帮点什么忙。 “这是修女戴安娜·奥尔蒂斯。”第二个女人轻声说道,接着介绍自己名叫帕 特。“凯蒂·库瑞克刚才就她的不幸经历采访过她,让她谈这件事还是很困难。” 我在报纸上读过修女戴安娜·奥尔蒂斯的事情,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遇见她。 修女奥尔蒂斯是乌尔苏拉会的修女,1989年在危地马拉被绑架后受到残酷折磨。 四个强奸她的人依然身份不明,有些情况强烈暗示美国政府里有个高级官员参与了 对她的迫害行为。由于这个原因,她的苦难经历很快成为一个颇受争议的案例。 如果披露出美国政府或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迫害行为,将会产生非常可怕的政治 影响,不光对于现任政府,对于上任政府也是一样,因为案件发生在他们的任期中。 奥尔蒂斯遭遇到了政府部门的阻力,它们本来应该帮助她。政府部门里没人想挖出 事情真相。她绝望地希望有人听到她的呼声,她在华盛顿特区白宫的街对过拉斐德 公园绝食静坐已经是第二个星期了。 “没人理她的事情,”帕特在戴安娜起伏的抽泣中说。“根据查讯自由法,她 对这个案子的材料有查讯权。但好像这些文件被有意扣留了。在新闻界的一次活动 中,希拉里·克林顿约戴安娜和她见了面,还答应帮助她。但她的许诺没有下文。 我们担心公园里戴安娜的安危,但她发誓要一直绝食到有关部门不再扣留这个案子 的材料。但没人理她。” 我知道至少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她,我愿意帮她。如果我们能够绘制出强奸者们 的画像,不光有助于认出他们,而且此举5 !起的公众注意可能会迫使政府作出反 应。单单语言的力量还不够,要把这四个人的脸落实到纸上,有关方面最后可能会 注意到小修女奥尔蒂斯的呼声。 凯蒂·库瑞克担心她的采访对奥尔蒂斯的影响太大,到休息室来看她了。她双 手紧握放到膝间,弯下腰说:“你没事吧?”她的声音很轻。 我向凯蒂解释了为什么有希望找出这些罪犯。“全国广播公司可以为你这个想 法提供帮助。”她低声对我说,“你的计划里一定要包括我,把我放在前面。” 但没有计划这些事情的时间。修女奥尔蒂斯马上就要回华盛顿特区,我第二天 上午则要到亚利桑那。我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一张餐巾上写下我家的电话号码,塞到 修女戴安娜泪水打湿的手里。 如果我曾经问自己这样突然跑一趟为了什么,现在我不再疑惑了。我们见面后 我一个人坐着时,本能地感觉到和修女戴安娜会面才是我到那里的真正意义。我不 敢肯定我们是否会再见面,我甚至也没把握我是否能帮她从记忆中挖出折磨她的那 些人的脸。 我只是知道不知怎地我觉得必须去试一试。 我回到“家”时,南亚利桑那春天的气温正稳稳上升。连野猪也回到海拔较高 的地方去了。我知道我得快点搬家,但这个打算被一个电话推到次要地位。 “博伊兰女士,我是何塞·佩尔铁拉,”他带着浓重的西班牙口音说。“我代 表修女戴安娜·奥尔蒂斯给您打电话。我知道几个星期前你们两人在纽约《今日》 节目拍摄地见过面,她请求过你帮她。你能马上到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来吗?”一 边听他讲话,我就一只手把箱子扔到床上开始打点行李。 这个案件过程很长,佩尔铁拉答应把它传真过来。我清楚了其中的细节后,在 会面过程中就能特别注意该用什么词、短语和该否提到某件事,这些东西在正常情 况下看起来可能不重要,但在修女戴安娜这样一个深受创伤的受害者身上可能会再 次引起恐惧。 被绑架前她生活得很平静。她封闭的生活和她后来所受到的恶毒折磨形成强烈 反差,对她精神、情绪的影响就像在任何劫后余生者身上看到的一样,甚至像战争 经历对一个老兵的影响那么深远。 衡量创伤的深度没有标准的尺度。对一个受害者来说,一件事可能是毁灭性的, 会长期锁存在记忆中。而对另外一个受害者可能仅是一个普通事件,随后就被遗忘 了。了解这一点对于明白罪犯的形象在受害人的记忆中埋得多深,对于弄清受害者 后来对暗示的敏感程度都很重要。 对于修女戴安娜·奥尔蒂斯来说,没有什么能让她忘记那些创伤。创伤既会锁 住她大脑里那些给她带来灾难的形象,又是打开这种封锁的钥匙。我需要熟悉每个 会刺激感情的因素,并对其保持警惕。她的大脑会尽量把那些形象埋藏起来,另一 方面对暗示又非常敏感。我问问题时用什么词、什么声调,在谈话的某些部分我是 不是该一直和她有眼神的交流,我们在哪里谈话,我坐在哪里,周围的环境如何, 都得考虑。为保证取得的信息准确,每一个小细节都很重要。找到绑架修女戴安娜 的那些人的面部形象就像小心地、慢慢地走过一个布满地雷的区域。 传真过来的纸散落在赤褐色地板上,我伸手又拿了一张。 戴安娜·奥尔蒂斯离开新墨西哥去危地马拉教小学生阅读时二十八岁。1989年 11月 2日,一个装扮成危地马拉警察的人在校园里走近她,拿枪抵住她后背,逼她 上了一辆汽车。后来又把她推进了一辆小汽车,开车把她带到很远的一个秘密监狱。 连着二十四小时,三个男人审问她、残忍地折磨她,反复强奸她。他们用点着 的香烟烫她一百多次。其中有一刻预示了她的命运:她被抛进一个坑里,躺在正腐 烂的尸体旁边,接着又被他们捡回来,继续对她施以暴行。 她被蒙上了双眼,听到三个强奸她的人请第四个人“进来,乐一乐”。但那个 后到的人清楚地用美国话咒骂了一声。他说的是西班牙语,但修女戴安娜听出了他 浓重的美国口音。 这个后来的人大怒。他对其他三个人大吼,说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带来的 不是那个女人。从那时起城里已经都知道了她失踪的事。“我让你们带来的是维罗 尼卡·奥尔蒂斯·赫南迪兹!”他尖叫道。接着所有的折磨突然结束了,他们命令 戴安娜修女穿起衣服,这是发生在她的强奸者们把那些行为录下来之后,他们发誓 说需要时他们会用这录像带对付她。 这三个危地马拉人把那个美国人叫做“亚历杭德鲁”。他们去掉了蒙在她脸上 的东西,她第一次看到他们三个人。接着她看到那个高个子、大骨架的美国人,他 头上高高地戴着一顶廉价的浅黑色假发,眼睛被一副深色太阳镜遮住了。他胡子的 颜色有点像棕色,看起来是他自己的胡子。 亚历杭德鲁带她进了一辆吉普车,告诉她要把她带到“他在美国大使馆的朋友 那儿”。戴安娜修女会说两种语言,但只对他说英语,他听得懂,并用支离破碎的、 有浓重口音的西班牙语回答。在靠近安提瓜岛时车遇到红灯,她伸手去抓门把手, 恐惧得发抖,接着她跳出来,在城郊的车流中逃走了。拥挤的车辆挡住了亚历杭德 鲁,他没办法追她。 修女戴安娜设法去了马利诺教堂,从那儿她被带到罗马教廷使节那儿。她在这 里检查并治疗了背上的烫伤、全身的瘀伤和擦伤。危地马拉大主教检查过她的伤后, 美国大使托马斯·斯特鲁克来看她,但她当时精神状况太糟糕,不适合见陌生人, 谢绝了他的探望。 她的案件中有四个嫌疑犯,监狱中的三个危地马拉强奸者,还有,最为麻烦的 是亚历杭德鲁。他和她同是美国人,根据不成文的习惯,她在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 应该能够依靠他。就像斯特鲁克大使和各种政治势力后来想说明的那样,所有这些 绝不是“她凭空想象出来的”。她身上一百一十多处伤痕是最有力的证据。 但对于美国最高法院和国务院来说,一百一十处伤痕好像不足为证据。 人权监督会报告说,中央情报局秘密地为危地马拉专事镇压的军事情报部门提 供了几百万美元。从中美洲走漏的其他消息也证实了修女戴安娜已经知道的一些事 情。她只是不知道是谁下令绑架她、折磨她,为什么美国政府好像是在掩盖这个案 件的具体情况。她努力寻找问题的答案,揭示了危地马拉更多的侵犯人权的暴行。 有关方面却掩盖、忽略这些事实。修女戴安娜的呼声对于任何想保守上述秘密的人 都是威胁。她越是努力,就越是有人要让公众不相信她。 我在去杜勒斯机场的飞机上读了传真过来的其他材料。接着登记住人了希尔顿 酒店,离拉斐德公园两个街区。我选这个地方是为了修女戴安娜来去方便。 开始她害怕到我房间来。她的心理医生玛丽·法布里陪她来的,她从一个电话 亭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到街对过见她们。尽管修女戴安娜清楚我们为什么见面,尽 管是她自己请我来的,但和任何一个她不认识的人进入一个封闭的房间,对她可能 还是非常可怕的。我对她来说还是一个陌生人。我理解这一点。我挂了电话,跑出 房门。 “戴安娜,喂,我是珍妮。”我走近她时轻轻地说。她低着头坐在路边上,头 发垂到她脸两边。她双腿紧紧裹在长长的深色裙子里,双臂抱着腿。我知道不能碰 她,不能太接近她。信任需要时间。 戴安娜的美丽与她选择的生活显得矛盾、冲突。她三十四岁了,美丽的容貌还 没有开始衰退。她黑色的直发按照乌尔苏拉会要求的朴素风格剪到齐耳长,反射着 下午温和朦胧的阳光。前额边缘的刘海一缕一缕地垂在她大而清澈的棕色眼睛前。 她是个行走着的矛盾体,一方面身体单薄虚弱。另一方面精神惊人地强健。 她站起来,在头发的屏障保护下往外看。玛丽建议我们去她和其他修女共同的 家谈话。我同意了。 艾丽斯·扎克曼是在华盛顿特区的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主席,她开车把我们送 到哥伦比亚特区一个杂乱、危险的小区,那里破旧的砖房联成一排,我们来到其中 一幢前。破旧的人行道上橡树根斜翘着,人行道边上是一排共用一面墙的露台。 我们在起居室里开始工作,为了在空间上给戴安娜安全感,把一张咖啡桌放在 我们中间。我开始说话时看着她,但她的世界毁得如此惨重,温柔的注视对她都有 很强的侵略性。她问我是不是可以往旁边看。 她一句话没说完我就毫不犹豫地听从了。我一直让自己处于谈话的中心,这样 她就有理由一直看着我,慢慢习惯我出现在她面前。 我和高度受创伤的受害者们谈话并绘制画像已经整整十八年了,他们受害的情 形我都可以想象得出。修女戴安娜是我碰到的受创伤后压力最大、个人受打击最严 重的一个人。我以前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对这一刻的准备。 为了避开街上的噪音,我们换到楼上她的卧室谈话。戴安娜邀请我去她的房间, 说明她对我的信任进了一大步,尤其这个环境及其特征可能会让她忆起以前。每一 行动都必须是她主动选择的,不是为了我方便,也不是因为某个人劝她。 传统的采访技巧强调采访者要控制整个局面,认为绝不能给被采访人任何舒服 的躲藏之地。但这些规则不理解人的情绪,采访罪行受害者时没什么成效。 几个很大的海绵枕头将就着成为地板上戴安娜唯一的床垫的床头板。她说话时 抱起一个放在前面,把自己埋在大枕头里。 不管我话说得多委婉,不管我们进行得多慢,我的声音多温和,哪怕是以最间 接、最巧妙的方式问个问题,戴安娜就坍倒在泪水中。我想减轻她的痛苦,但首先 我得在她脑中最隐秘的深处摸到它。戴安娜不敢触及记忆,往后退缩,但她从来没 有逃避。 她身体很虚弱,抽泣引起换气过度,最后她昏过去了。玛丽和我默默地看着彼 此,不是担心,而是松了一口气。修女戴安娜终于滑向睡眠,她的呼吸渐渐平稳而 有节奏。不止一次,我们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为她有个机会能休息而欣慰、感激。 她住的房子很破旧,有裂口的窗子油漆都剥落了,大街上或小巷里不可避免地 有救护车哀鸣而过,或是狗叫,每次都把她惊醒。带回到严酷的现实。没什么能让 她注意力离开她经历的事。我知道玛丽和我只能就这样陪她慢慢地来,陪她从邪恶 走到美好,陪她用生命努力去实现这一点。 这天结束时,我们有了些收获。纸上开始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形象,是修女戴安 娜想先画出的那个美国男人,亚历杭德鲁。 修女戴安娜3 月31日开始静坐后,每天只靠水和三片面包活着,她住在一个蓝 色的塑料营地帐篷下,从下雪天到赤日炎炎,又到冰封地冻。 “她身体非常虚弱,”我们开车回宾馆时艾丽斯·扎克曼说。“她体重已经从 一百一十英磅降到八十七英磅。医生说她体重的减轻已经开始伤害她的重要生命器 官。得停止静坐了,但她拒绝这么做。我们有可能失去她。戴安娜奋斗的目标不过 是要让别人注意她的案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失去她。” 第二天有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修女戴安娜同意在希尔顿酒店见我了,这样她离 开静坐地点的时间就可以少点儿。为让光线柔和一些,我拉上了透明窗纱,使眼前 看不到任何事物,没有任何食物的味道。她害羞地进来了,待了几分钟。但过了一 段时间后,她来这里后会待半小时,接着是整整几个小时。有时她白天来,有时晚 上,由她决定。她一步步变化了,她会进步到拥抱我,当她每次来我这里或离开时、 我们一起站在电梯旁等着时她都会主动这样,每次我都非常吃惊。 有时她来时湿漉漉的,几乎冻僵了。有一次气象预报反复警报全市范围内会有 凶猛的风暴,感觉起来风和闪电好像要击倒旅馆的墙。她摇摇晃晃地进来了,颤栗 着,雨浸透了她简单的棉衣服。我说服她洗一个热水澡祛寒,放了满满一浴盆的水, 在里面撤了盐,然后走开站到窗边,一边等着一边看书。我听到水溅到瓷浴盆上的 声音,知道她走进温水里暖和起来了,我悄悄小声对上帝说了声“谢谢”。 我们每天谈话,这样整整一个星期后,慢慢地、有条不紊地完成了他们的画像, 他们可怕的形象渐渐浮现到她记忆的表层,以她终于能够面对的形式显现出来。 “我想马上看到他们所有的人,”我们完成最后一幅画像时她说。我心里战战 兢兢。每张脸像真人的一样大小,脸的长宽、颜色深浅表现出立体感,都很逼真。 马上看到他们可能会压垮她。我不情愿地把这四张画像挨着放下,不知道此举会不 会毁掉愈合的所有希望,我们本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她吸了一口气,接着眼睛看过这一排面孔,在每个面孔那里停了一下,她一个 人站着,平静而坚强。 “就是他们,他们所有人,就是这样子。”她埋藏了所有的痛苦坚定地说,双 臂紧紧抱在瘦削的身体上。这次她眼里没有泪水。她的姿势第一次改变了,站得笔 直。“我很抱歉你为帮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费了这么大力气。”她说,为花了我一 个星期的时间一再道歉。 “戴安娜,有一点我需要你理解。”我坐在她旁边看着她的眼睛说。“你听我 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哪座城市、哪家餐馆、哪个人能比此时此地我 正和你一起做的事情更让我动心。” 我听到自己这番话里可怕的矛盾。我拼命地想挣开这个工作。它让我失去了一 切,我的家庭、我的家、我的婚姻。我曾经穿过三个州想逃开这个工作。但我坐在 这里,最真诚地说着这些话。 我那样拼命想逃开这工作,同时,我想象不出任何更重要的。我该在的地方。 我们在纸上画出了这些脸,终于有了我们需要的工具,利用它我们就可以调动 媒体的能量。修女戴安娜起草了一份发言,计划我们把画像发给新闻界时她在台上 读。 我取出我破旧的厚厚的通讯录,上面有记者们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然后腿交叉 着坐到床上开始拨号。以前我经历了那么些采访、侵犯性的问题和无数的记者招待 会,现在是回报的时候了。 我打电话给全国广播公司的凯蒂·库瑞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组在波特兰 的制片人,洛杉矾的黛比·阿尔波特和戈登·瑞科特,纽约美国广播公司的威克· 沃尔特,《今日》节目的苏珊·弗里德曼,《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国内 公用无线电台,贾斯廷·琼斯案、肯尼·索默尔案和科拉·琼斯案的记者们,以及 曾经求我帮过忙的任何媒体熟人。“请告诉我在哥伦比亚特区谁和你做同样的工作?” 我问,然后记下这样问来的每个号码。 艾丽斯办公室的人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帮我们。我们通过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在 华盛顿马里奥特租了间会议室。接下来又在肯克店待了个通宵,四张画像各印出成 千上万份,并准备好给媒体的一包包材料。我最后走出他们前门时,人行道上已满 是上早班的人。然后我下了出租车跑到旅馆里洗澡换衣服。我们的记者招待会定在 上午十点进行。 联合通讯社需要张合适的照片向全国公布此事。单单修女戴安娜一个人站在讲 台上的照片对我们没用。我需要那四张脸和她一起出现在照片上,希望某个人能认 出亚历杭德鲁,即使他把自己伪装起来。1989年在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馆工作的人 们、到那里去旅游或访问的人们、美国政府里的某个人会知道这个亚历杭德鲁。我 们确信这一点。只要有人暗中报知我们。 为了这张关键的照片,我需要一个很轻的杆子,让修女戴安娜在身体很虚弱的 情况下也能轻松举起来。我买了两把尺子,把它们的一端重合一英尺,用胶带固定 在一起,这样就变长了,我把四张放大了的11X14 英寸的画像挂在这个杆子上。她 能把它们举起来,记者拿照相机拍照时都能看见。 我手臂抱着摞起来的一盒子一盒子给新闻界的材料,在楼上门厅处走下电梯, 穿过到我们的记者室人口,来到女宾休息室,修女戴安娜、玛丽和我约好了九点四 十五分在这里见面。 “那边很挤,你有没有看到出席情况?”玛丽问我,她显然很吃惊。摄像机的 三角架挨得那么近,支架互相交错着。一排一排的座位很快都坐满了记者们。代理 人何塞·佩尔铁拉正在简略地向到会者介绍案情背景。 戴安娜正在一个有镜子的台子前紧张地为发言作最后准备。 “请问我可以借用一下你的围巾吗?”我问她。我想用它蒙住画像。一旦画像 做好之后,很重要的一点是她不应再看这些画像,这样画像就不会影响她脑子里那 些真实形象。画像可能非常像本人,但原始的形象只有一份。 “你拿着这个杆子从后面进去。到讲台后把它放在你后面,然后开始念你的发 言稿。你准备好把这些脸给新闻界看时就举起它来。你准备好了,就仔细听我的, 好吗?你动作得快。一次就举起来。身体离这个画像要近,你明白吗?这非常重要。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这一刻的这件事。” “好的,”她紧张地抬头看着我,毫无疑问地相信我的话。 “我给你准备了这组画像。‘,我匆匆忙忙告诉她。”但请你不要看这些画像, 不要让它们面对着你。我想让你在脑子里留下你自己的那一组画像,不要再看它们。 宁可撕了它们,从一座桥或一幢房子上扔了它们,用车轧或用脚踩,随便你怎么处 置。你掌握着它们,不是反过来。“ 我拿不准她是否听懂了我的话,没有时间多解释了。记者招待会开始了。戴安 娜的母亲和姐姐刚乘飞机从新墨西哥赶来,就坐在我身后的第二排座位上。修女戴 安娜走到台子后开始讲话,房间里静下来。3 月31日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公开讲话。 “上午好,”她开始了,“我是修女戴安娜·奥尔蒂斯。苦难折磨的幸存者。 五个多星期前,我和其他在危地马拉遭受暴行的人一起站在拉斐德公园。” 她读发言稿时,我环顾拥挤的房间,许多摄像机在转动着,记者们的眼睛盯着 她,在笔记本上记下她说的每一个字。她继续说着,叙述着她经历的可怕的折磨, 详细描述了绑架者们对她的迫害和她自己的国家、美国的司法制度对她的欺骗。 “我在拉斐德公园静坐了五个星期,”她继续道,“遭受了风雨寒冷。但这都 不算什么。你们瞧,在危地马拉,仅我在那里的时间里,就有三十个人被痛苦折磨。 另外有十个人因为政治原因被杀害。”她高高地站在那里,坚定地说着。“我一直 在为公开危地马拉材料努力奋斗。从今天起,我将暂停绝食。但我3 月31日点燃的 蜡烛,会在拉斐德公园昼夜燃烧着,提醒克林顿总统,有几十万像我们这样的人在 危地马拉遭受着痛苦。这蜡烛依然燃烧着。我希望它现在也照亮你们的心。 “我现在想给你们介绍一下那些劫持我、折磨我的人。” 她举起那个细细的杆子,把这四张脸转向人群。惊讶的吸气声像一阵冷风掠过 房间。几十个照相机的快门几乎同时“咔嚓”一声。修女戴安娜形象具体地描述了 每一个人的特征和行为。她母亲在座位上哭着,第一次注视着强奸她女儿的人的眼 睛。但戴安娜描述最后一幅画像时停下来了,脸转向记者。 “这个人,”她深吸了一口气,接着呼出来,也呼出对那个伤害她最深的人的 轻蔑,“折磨我的那三个人把他当作上司。这个人清清楚楚发了命令,这个人出人 美国大使馆和危地马拉的秘密监狱。”她直视着镜头,然后又回到那张长满胡须的 脸,她的脊背坚定地挺直了,每个记者都在听着,每一家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摄像 机都在工作着。 “这是亚历杭德鲁,他不是,”她强调了每一个字,每个音节都停顿下来,以 增加力度,“我凭空想象出来的。” 她眼睛注视着广播、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戴安娜不是在对记者讲话,而是在 直对着斯特鲁克大使和司法部那些怀疑此案真实性的人。 这一天结束时,整个国家每家广播电台、电视台、每家报纸都在报道修女戴安 娜的经历,旁边是四张折磨她的人的脸。并且国外也在报道。这个瘦弱的美国修女 重新获得了力量。 这一次,世界在听着。 一队支持者和新闻摄像机跟着我们从华盛顿马里奥特来到拉斐德公园。修女戴 安娜举着权且当作旗帜的画像,上面的强奸者面对着人群。到达她静坐的地方后, 她把画像放在身边地上,跪下来开始拆她临时搭建起来的帐篷。我站在后面人群里, 这样新闻界就不会把我们放在一张照片里,不会因为介绍我而影响对这事的报道。 戴安娜停下来,抬眼往上看,在一排一排的肩膀中搜寻着,直到找到我的眼睛。 她不顾众人的注视,对我说:“珍妮,我把这些画像烧了,可以吗?”尽管我听不 到她说的话,我完全明白她的意思。她准备让这些事情过去了。 “是的,戴安娜。”我慢慢点点头,不出声地回答道,泪水溢出我的眼睛, “是的,这样很好。” 她慢慢把胶带从木杆上揭下来,把每一张画像卷成一个圆筒,用手压着,每一 张画像都成了一个紧紧的长棒。她一次在蜡烛火上烧一个画像筒,它们成为燃烧的 火炬。 火焰吞噬着她所经历的恐怖的象征,灰烬腾到半空中,她的眼睛一直没离开火 焰。最后一张画像燃烧完了,她站起来,把头发牢牢地捋到耳后。第一次,修女戴 安娜·奥尔蒂斯微笑了。她终于驱走了这些恶魔。 我们一起绘制画像时,有一次戴安娜从旅馆的沙发上望着我,用她虚弱的声音 说:“你知道吗?有件事非常奇怪,我说不出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喜欢过猪肉蚕 豆罐头,但我绝食静坐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非常想吃猪肉和蚕豆。” 我曾对艾丽斯提过她这句话。她在公园的最后一天,烧了劫持者们的面部画像, 燃烧的烟雾翻腾在她周围,戴安娜五个星期的静坐结束了。一个修女走过来,手轻 轻放在戴安娜肩上。她另一只手里是为庆祝戴安娜的变化带来的礼物。她递过来红 白两色坎贝尔牌的最大号猪肉蚕豆罐头。 人们为这事痛苦、抗议,呼声越来越大,现任政府没法再无视此事。起码最后 事情有了变化。 当天下午两点钟,克林顿政府宣布就修女戴安娜·奥尔蒂斯被绑架、虐待案和 危地马拉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发布美国政府长达二万多页的公文。 那天下午五点钟,我沉沉地睡在一架航班的座位上。太阳落山后,飞机降落在 亚利桑那,但就是那时候图森机场的水泥路上还散发着让人喘不过气的热气。上个 星期从头到尾都顶着压力,忽略了自己的肺充血,现在由于沙漠空气很干燥,我每 呼吸一次肺部都灼痛。 车道上扬起的灰尘还没落下,我就走进了小屋,打开所有的门和窗子,希望晚 间的微风吹进来。我第二次走向汽车时,路过电视,于是打开它做伴。 忽然,我听到戴安娜的声音,转身去看电视屏幕。我呆在那里,非常吃惊地听 她说话。她正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夜钓绳》节目的采访,显然是我去机场后开始的, 毫无疑问是因为我们早先的记者招待会引起了他们的兴趣。科基·罗伯兹代替特德 ·科佩尔作采访。 科基话说得慢而仔细,她惯常的进攻性好像因为戴安娜暂时没了,人变得温和。 采访正在结束。 “那么,现在看来政府已经这么做了。他们为你已经发布了成千上万页公文, 这样做可以了吗?”罗伯兹在座位上挪了挪地方。 “还不够,”戴安娜平静地强调说。“我还不知道我们政府在我被绑架、虐待 一事中起了什么作用,我相信我有权知道。” 罗伯兹往前推进了一步,“如果事实上政府公文永远不说出亚历杭德鲁是谁, 也许,也许他是一个政府人员,材料里没写这一点,又怎么样呢?” “我相信某个人,或者不止一个人知道亚历杭德鲁,”戴安娜坚定地回答道。 “我会一直寻找,不管花多长时间。” ‘你谈到过心灵的康复——“科基稍停了一下,”说你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要 让事情有个结束,并得到心灵的康复,但听起来好像你还没有康复。“ 戴安娜在她的座位上坐得那么直,看起来几乎是长高了。她的精神集中、清楚, 但声音时有几秒钟的停顿,她常停停再说话,这样她可以喘口气。静坐使她单薄的 身体很虚弱。 “心灵康复有多种不同的形式。我知道我会一直记得1989年11月2 日我遭遇的 事情。六年半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听任三个虐待我的危地马拉人和亚历杭德鲁索绕 于我脑际。很多次我感觉到他们好像活跃在我体内。很多次我感觉到我接近某个人 时,他们留在我身上的邪恶就会污染那个人。”戴安娜深吸了一口气。“但是今天, 我坐在这里可以说,我身上再也没那种邪恶了。这是我和珍妮·博伊兰共同努力的 结果。” 我双手掩住唇部,膝盖弯下去,我慢慢坐到了床边上。 摄像机镜头一直停在戴安娜身上,直到科基又说话,“现在让我稍微解释一下。 珍妮·博伊兰绘制了你们看到的危地马拉那几个人的面部画像。她让戴安娜能够安 然面对那些事情,是吗?”罗伯兹好像不理解——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人多数不能理 解这一点。 “对,”戴安娜继续说,“我脑子里一直有虐待我的人和亚历杭德鲁的形象。 一直觉得11月那一天发生的可怕的事情怪我自己。但是,今天,由于珍妮·博伊兰 的帮助,我能够安然面对这些恶魔了。我能够推开他们。我的灵魂里再也没有他们。” “这就是你为什么结束静坐?” “是的,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不能面对他们,我就永远不能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