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转折期间的国家人民军 1989年10月4 日晚,国家人民军庆祝民主德国建国四十周年阅兵式总彩排在柏 林举行。尽管我作为海军司令负责指挥罗斯托克的舰队阅兵式,但身为国防部副部 长,我又不得不参加位于卡尔马克恩大街的总彩排。 我刚刚抵达柏林,就被部长凯斯勒大将用一辆指挥车接走了。已经到达会场的 有其他几位副部长兼备总部、各军种和边防军的领导——布吕纳上将、戈尔德巴赫 上将、格雷茨中将、施特希巴特上将和鲍姆加尔滕上将。总参谋长施特雷利获上将 由施特格尔中将代表,空军/防空军司令赖因霍尔德上将由贝格尔中将代表。 部长通报说,德累斯顿出现了极为严峻的局面。数千人(大多是年轻人)试图 冲进火车总站,目的是挤上从布拉格经德累斯顿开往西德的火车。这列火车的任务 是运载那些逃进西德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东德公民。部长提出了一个问题:是 否应当派出军队支持警察乡戒车站地带“ 总彩排结束后我们再度坐进指挥车。部长在经过简短会议后作出决定,下令让 第3 军区(驻地为莱比锡)进入“高级战备状态”,并通知军事学院的非建制分队、 第7 坦克师以及位于德累斯顿军区的各所军官学校。其任务是支援警察警戒重要目 标。不得使用任何射击武器。因此,在确定提高战备状态时下发的各种武器,又于 10月6 日奉凯斯勒大将之命重新收回。 正在柏林参加阅兵式总彩排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军事学院院长格默特中将, 受命确保与德累斯顿专区人民警察局行动指挥部的协同动作。他于当夜乘机飞回德 累斯顿同行的还有人民军总政治部的高级军官科柯特少将。 会议期间还讨论了种种可能性,在庆祝东德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尤其是在具有 象征意义的柏林勃兰登堡门一带,是否会出现大规模冲击边界的行动?是否会出现 反对阅兵部队的示威活动?是否会发生冲击人民军装备的行动、在匈牙利边界于9 月间开放之后,东德的政治危机急剧恶化。发生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 事件,对东德来说十分丢面子。在沉默数周之后,东德党和国家领导层作出了且光 短浅的反应,此举甚至在许多党员中间也引起了更加强烈的愤怒。 部长下达任务,要求加强对军事目标以及武器弹药的保卫工作。令人惊讶的是, 此外我还得到了指示,要求第6 海岸防卫旅进入“全面战备状态”。在未征求我意 见的情况下,我居然会得到这样的专业性指示,此举绝非寻常。何况,几周以来早 已没有人企图从海上边界离开东德。 在乘车驶回罗斯托克途中,我暗自思考个中原因。我决定违抗命令,不要求第 6 海岸防卫旅进入“全面战备状态”。从军事和政治局势角度看,这样做毫无必要 性,反而会在群众中引发更加强烈的骚乱。 此时此刻,我更担心的是罗斯托克舰队阅兵式的安全问题。为参加这次国庆四 十周年庆典,苏联和波兰军舰将专程来访,人民海军的舰艇则从各港驶来。 当我回到罗斯托克时,夜生活早已结束,整个城市已经陷人沉睡,我的紧张情 绪也平息下来。我与第6 海岸防卫旅旅长通了电话,向他传达上级的指示,并解释 了我为何作出与此命令相悻的决定。他同意我对局势的判断建议暂时不要采取任何 特别措施。我们准备第二天会商一下。是否有必要加强乌泽多姆岛的边防警戒力量, 因为自夏天度假季节以来,东德公民由此越境前往波兰的现象有所增加。 果然不出所料,代理总长施特格尔中将于10月5 日打来电话,嘱我报告边防旅 进入全面战备状态的执行情况。我向他解释了未执行这一指示的理由。原因之一这 一战备状态意味着要进行战争动员要将边防舰艇移交各区舰队,而这一切显然不是 下达指示的领导人的原本目的。施特格尔中将当即声明。同意我的决定和考虑。 当天,兄弟国家的波罗的海舰队各编队驶抵罗斯托克的瓦尔内明德港。我为苏 联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和波兰海军舰队司令举行了欢迎仪式。10月6 日,当我同两位 海军上将拜访东德国防部长时,均未提及近几周乃至近几日发生的高度爆炸性事态。 波兰方面也对这些事态负有直接责任——西德驻华沙大使馆也接纳了数百名企 图外逃的东德公民。 有关德累斯顿、莱比锡以及其他中心城市公民示威的事态发展,人民海军领导 层根本得不到正式的通报。当我晚间从电视中见到自由德国青年团火炬游行盛况和 人群中的激动情绪——主要是欢呼戈尔巴乔夫,心中反而平静了几分。埃里希昂纳 克在庆典演讲中居然未对国内存在的现实问题作出丝毫分析,仍然试图向全世界展 现一个美满杜会主义共和国的形象,此举当然不仅引起了我个人,也包括我的部属 和家人的不满。他的演讲无异于东德中央控制的所有大众媒介中的男高音独唱。 1989年10月7 日,群众踊跃参观了舰队,包括军营、训练设施、作战舰艇和舰 队阅兵式。这是一次站立式阅兵“也就是说各型舰艇统统停靠码头、抛锚泊位。作 为”检阅官“我乘坐一艘鱼雷快艇在舰艇编队前驶过。紧接着开始表演节目。武装 泅渡者从高速行驶的小型鱼雷快艇上跃入水中还有一些蛙人从直升机上操纵滑翔伞 落在水面上。所有参演者和参观者大概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人民海军乃至全东德 的最后一次舰队阅兵仪式。 在柏林,当人民军和边防军的仪仗队列队走过检阅台时观摩者肯定会油然生出 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钢盔底下,军官、军校生、准尉、士官和士兵们的脑子里究竟 在想些什么“他们真的是那种”红色普鲁士人“?他们真的会拥有意愿和能力,” 无条件地执行工农政权发布的每一道命令?人民军内的真正局势究竟如何?政 治危机和不断升级的群众骚乱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军队产生影响?武装力量究竟 将面对何种额外的特殊问题? 早在1988年10月,内部有关“情绪和意见构成情况”的各种分析报告就向最高 军队领导表明东德目前被视为十分糟糕的局势应归咎于中央领导机关的失误和失灵。 由于商业和服务行业供不应求的现象日益严重和明显,即使在军官圈内也引发 了对统一社会党主导下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日益增长的怀疑情绪。人们对住房建设计 划中提出的主要任务“即”目标明确地实现生产现代化,以提高群众的物资和文化 生活水平“的可行性也产生了怀疑。 国家安全部曾向米尔克和凯斯勒两位部长提交了一份报告,内容是为各种武装 力量制定“年管理规划”。这份报告在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领导才能进行评价 时,批评的尖锐程度进一步增强。在讨论中,人们把主要原因说成是年事过高因而 自然难以适应过于复杂的要求。此外,报告还认为领导干部因为拥有特权而对日常 供应问题缺乏了解。在群众传播政治意义消极的笑话时居然有越来越多的“好同志” 参与。影射的含义越来越有针对性,人们对这些传言的真实性几乎毫不怀疑。 两位部长了解的这些情况,均属于“高度机密”。 在边防部队内,人们也把越来越多的东德公民背离家乡的关键原因归咎于统一 社会党的经济、新闻和信息政策的失误。1988年12月初东德国防部长得到报告:仅 在10月和11月间,边防部队即有98名军人从直接警戒边界的岗位调去后勤分队,原 因是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可靠性值得怀疑。1988年度,调离前线——直接警戒边界 勤务——的总人数因而达到422 人。 东德边界警戒措施,尤其是边防勤务中使用射击武器的做法,成为西德和东德 大众媒介的报道焦点。《时代》周报刊登了一篇采访凯斯勒大将的文章此文也被《 新德意志报》全文转载。有关“射击命令”是否存在的说法颇多争议。他在文中说, 只有“在边界受到武装冲击时”和“受国家委托保卫边界者遭遇攻击时”,方可使 用射击武器。尽管这一讲话含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当时被视为边界警戒制度将趋于自 由化的信号。 绝大多数东德公民和军人对80年代的缓和政策、对话诚意、裁减军备与军备控 制措施持赞同态度。当苏联政治家和军方力主华约通过在东德增加部署导弹的决议 以反击北约关于增加部署中程导弹的决议时,昂纳克公开声称“现在才是与波恩及 其北约伙伴继续对话的时刻”,不愿导致新的冰冻期。 这一举动在昂纳克1987年9 月对西德的国事访问期间也受到了西德政界名流的 高度评价。我始终关注着这次访问及其反应。《新德意志报》不仅不加评论地全文 刊登了昂纳克的的讲话也刊载了西德联邦总理及其他政治家的公开演讲,包括对保 障人权和迁徙自由的所有警告。 我的同事、朋友和家人都把这次国事访问视为两德关系的真正新开端。我们甚 至希望很快就能与西德联邦海军军官开展近于正常的接触,如同我们与瑞典、芬兰 和其他资本主义海军已有的关系。 1989年1 月23日昂纳克在欢迎瑞典总理卡尔松的一次宴会上出人意料地宣布, 东德国家人民军将在1990年年底前单方面裁军10000 人,削减国防支出10%并将在 1990年底前使人民军体制更加具有严格的防御特点,而这一切措施完全不取决于谈 判的结果。他的讲话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好感,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这一决定是否有财政背景,当时还看得不大清楚。然而此举旨在政治得分,试 图使东德在裁军方面扮演领头羊角色,这一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在昂纳克这一声明发表之前,戈尔巴乔夫早于1988年12月7 日即在纽约联合国 大会上宣布,苏联武装力量将在1991年前单方面削减50万人此外还将从东德、捷克 和匈牙利撤回并解散6 个坦克师。1 月19日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系列措施,声称苏 联将在未来数月内即从上述M 国撤回5 万人。 1989年1 月29日华约公布了《国防部长会议声明),自华约成立以来首次公开 了欧洲各国武装力量及其装备的官方数据。这种做法在北约自一开始就相当普遍但 在华约却是首次实践。这些数字反映的是1988年7 月1 日的实力与当时北约成员国 有关标准相比不得不承认在不少领域中处于军事劣势。 在东德方面也首次公布了国家人民军的实力——此前均为绝对的国家机密。在 此,我将东德的这些数字与西德联邦国防军的相关数据作一下比较;华约在军备控 制、缓和与裁军方面迈出的此类步伐,尽管赢得了普遍欢迎但在职业军人中间却引 发了顾虑。军官们反复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未能改变实力对比不利现状的情况下华 约在单方面超前行动上究竟要走多远?因为,北约显然不肯在加速裁军方面随后跟 进。 何况在出人意料地突然宣布裁军决定时,对内未能就真正的改革意图提供具体 的信息。由于一系列重要问题得不到解答因而在内部引发了不安情绪导致传言四起、 信任感丢失。 ——像坦克部队这样的兵种未来前景如何? ——如间看待各部队和分队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其任务? ——在非计划性裁军情况下转入预备役后,年龄较大的军官是否会有再就业的 机会?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裁军而无法避免地造成了日常勤务的更大压力。1998 年底对1997年进部队的一批青年军官工作时间的一份分析报告表明,某些军官的工 作已经达到极端负荷,某些情况下几乎无法产生体力和心理上的再生产能力。30% 以上的青年军官因每天至少工作11小时而心力交瘁,包括星期六也无法休息。 人们担心的还包括以下问题;因部队改编、驻地变迁和额外增补的职业培训措 施,会对军人家属和日常生活状况带来什么后果‘当我获悉国家人民军将裁减1 万 人时,以为近年来持续萎缩的人民海军会幸免裁军。在总参谋部召开的前几次会议 上这一希望接近落实。但是这一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据国防部的命令我们 应在1990年前达到削减1050人的计划指标,其中包括辞退450 名职业军人。这意味 着将涉及七分之一的海军军官。如此大规模的削减是难以接受的,职业军人裁减的 份额太大。因此而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准尉军衔是否有必要重新取消、海军领导层 反对这一方案,因为职业军人不仅是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而目也是一个军事集体中的 教育者和指挥者。 对那些确定辞退的职业军人,尽管制定了财政方式的支持措施,但未考虑职业 转向的专业培训计划也没有考虑提前退休的规定。其结果导致就连58至59岁的军人 都不得不到人浮于事的民事部门增添负担。与此同时无法考虑在国家行政机关—— 如国防部文职官员所属部门——安置退伍军人。因为这些部门同样面临大幅裁员。 因此,不少职业军人及其家局突然失去适应的工作岗位,处于前途未卜的窘境。 从民军报》报道了一名同样面临转业的海军上士的故事。我本人自25年前就认 识一级准尉布施纳,了解他的处境,也能够对他施援——但是,还有其他449 人呢! 新闻界的批评并非针对柏林或施特劳斯贝格,即仓促作出单方面裁军总体决定, 旨在获得政治上的宣传效应,却全然不考虑后果未能制定明智规章的那些人,而是 针对罗斯托克和德兰斯克,即与负效应进行斗争的那些人。如第6 区舰队司令及其 副手们! 根据一项社会调查的结果,在公布了有关军事力量对比的数字之后认为已经宣 布的裁军措施只是削减华约现有军事优势的军人,比例从14%增加到了29%。当时, 认为华约现有军事潜力过于强大的士兵和士官,比例已经分别高达24%和17%,在 公布决定之后则增至35%和22%。 此外值是注意的是,在严格不记名(使用问答器)条件下进行89年觉悟分析时 得出的结论是,45%的士兵和20%的士官认为应当实施志愿兵役制(以取代普遍兵 役制)而大约20%的士兵以及10%的士官甚至认为所有兵役制都是多余的原则上予 以抵触。 在相当一部分士兵和士官中间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观点除了因为国际形势出现了 有利于缓和的发展趋势而且还由于另一进程起到的作用,即越来越多的军人作为劳 动力投入国民经济的某些缺乏人力的薄弱环节。 在过去几十年内人民军只是在收割农作物、抵御严寒积雪(主要是交通业和产 煤业)时才会成建制地投入各分队。例如 1987 年 1月曾在两周以上的时段内投入 整整 1万兵力。根据1988年第104 号部长命令,1989年全年共投人1 万正规军和边 防军兵力,始终参与64个联合企业和工厂的一班制和多班制劳动a 国家计划委员会 希望通过此举使工业品生产增加10忆外汇马克。此外使社会主义经济区增加出口额 12亿,向非社会主义经济区增加出口额6400万,并偿付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额145 亿外汇马克。 对陆军而言,此举意味着14个现役摩托化步兵团中将有半数,即7 个团脱离常 年战备状态。在第11摩步师(驻地为哈勒)中,甚至需要调用3 个摩步团中的两个。 有两个坦克师将会由于调用自步团而几乎丧失作战能力。尽管制定了在战备警 报时期立即回调作战兵力的应急措施,但这至少需要36个小时,并须额外调用38个 运输部队和分队因为有的部队运输距离远达230 公里。何况,共有370 辆军用卡车 始终用于企业用途,因为许多企业根本不拥有接送军队支援兵力的能力。 此外在大约30个企业中,个别军人的劳动处在有害健康的状况之下。除了比特 费尔德化工联合企业以外其他企业并不发放健康劳保或类似费用。然而令人注目的 是,相当一部分调用的土兵和士官却把此举视为十分有意义的行动。当然,也有许 多人认为,作为受过培训的专业工人,他们如果回到原企业去劳动会比为国家解决 经济问题的此类行动效率高得多。 这类支援生产的行动,也涉及人民海军各区舰队的舰艇分队。海军兵力主要投 入国民经济的重点领域,如斯特拉尔松造船厂,劳动项目包括“除锈”,而留守兵 力则在负责维持舰艇的技术性战备状态。 为了完成上述兵力规模政治局作出决议,自1989年1 月中旬至2 月中旬增派960 名正规军和边防军兵力,充实25个国营林业企业,为纤维工业和家具工业砍伐并运 输木材——因为与苏联签署的出口合同没能及时供货。 对东德经济的紧张状况,正在服基本兵役的年轻人大都在其所在企业即已十分 了解。然而,公开的宣传都以人们想象得到的最大程度作了相反的报道。令人痛心 的是中央的某些做法太过明显:在1989年6 月底的统一社会党中央第8 次会议上, 除了吹嘘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的成绩外,还把地方选举的结果(所有有效票的98%投 向了全国阵线的候选人)、青年团中央和第9 届教育大会组织的圣灵节聚会活动均 当成突出的明证,证明“民主德国政治局势多么稳定,经济建设多么卓有成效,我 党的政策多么具有延续性和革新精神,多么符合全体公民的利益”——政治局报告 中原文如此。 当时,我并不知道篡改选举结果的做法,但感到很惊讶。一向选举结果十分乐 观的人民海军,此次获得了98%的赞成票,然而仍旧低于全国的赞成率!不少军官 在选举之前认为,鉴于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要求移居西德的申请表格日益增多, 此次选举的赞成率肯定低于以往,从而有利于改善东德形象表明东德的民主合法性 正在提高。 如果我们丝毫也没有听说对选举结果的抗议呼声其原因自然是由于我们职业军 人对国内局势并不完全了解,也几乎得不到任何通报。我们很早就去上时间也几乎 只与职业军人打交道。接收西方大众媒介是禁止的,尽管战士们几乎根本不遵守这 一规定。军官们大多不承认接收西方信息,为的是避免遭到军纪党纪的惩罚。至于 东德的大众媒介,所有频道和出版物充斥了溢美之词——1989年10月7 日东德建国 40周年和将于1990年春季召开的统一社会党第12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乃是主宰 性的宣传题目。 每当我与妻子讨论国内的整体形势时她不止一次地说:你究竟是否了解群众中 的情绪?你从来不去排队,听不见别人都骂些什么广事实上,这种不满情绪确实日 益增长。商品供应方面的瓶颈现象未能消除;等待购买小轿车的年头越来越长,而 不是逐渐缩短;零配件供应总体情况越来越糟;公民前去社会主义国家旅游的可能 性也没有好转,更别提去西方和南方旅游了。 党和国家领导层大张旗鼓宣布的在1990年底前将“住房建设社会问题”予以解 决的诺言,显而易见根本无法兑现。相反旧住宅区和处于纪念性保护下的老城区, 也日渐衰败。人民海军官兵每天都可以在当年的汉萨同盟城市罗斯托克、施特拉尔 松、维斯马和格赖克斯瓦尔德看到这一切。 东德媒体对苏联民主化和全面改革的报道,尤其是对戈尔巴乔夫1989年夏天访 问西德的奇特报道方式,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关的报道被有意识地给予了淡化处 理,突出报道是教育大会之类的东德成就。这一新闻政策导致的结果是不仅士兵与 士官,而且连军官也转而接收西方新闻,因为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此行的进程抱有浓 厚的兴趣。 顺便说一句,国家人民军已经几十年没有对内使用过任何形式的武装行动,也 没有考虑过用以打击“反革命”或“挑衅分子”;既没有此类计划和装备,也没有 进行过此类训练。即使在军人政治道德教育和自我解剖时也严格针对防范外部进攻 或威胁。 1989年8 、9 月间,当越来越多的东德公民离开国家当匈牙利于9 月11日打开 通向奥地利的边界后,情绪状态尤其尖锐化我们清楚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群众对党 和政府的政策已经失去了信任,导致群众外逃意愿的根源不在于“阶级敌人”或己 方阵营同志的背叛,而盲先在于国家领导层政策的失误和缺陷。在1989年夏末为准 备统一社会党选举而进行的全党党员广开言路活动中,人们一再提出同一个问题: 政治局究竟是否还能认清国内形势、至少看上去对事态的发展已经没有能力施加影 响了。 我本人就曾经历过这种软弱无能的例子。那是9 月8 日,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凯斯勒大将把国防部领导小组所有成员召到施特劳斯贝格国防部会议大厅。通 知中说,要就国内形势和存在的问题作一个原则性的讲话。部长的讲话统统将被录 音——这在以往是禁止的。20多位将校军官,统统都有20年以上党龄都接受过高等 教育,如今十分紧张地等待着政治局委员海因茨凯斯勒的分析和未经化装的表演。 随后而来的是一个冗长的、不断重复的报告,没有讲稿显然只有一个简短的笔 记,是在参加统一社会党选举人学习班时,在令人打瞌睡的无聊报告中所作的笔记。 然而,国防部最高领导班子内的气氛十分奇特:除了互相之间交换意味深长的 目光外,没有人表现出恼怒情绪,没有人提出咄咄逼人的问题,也没有人对这类思 路紊乱的观点提出反驳意见。因此在部长看来没有理由认为党和国家领导层已经陷 于瘫痪。把许多年轻人离开祖国的动机,说成是冒险心理和逃避个人困难(“如女 朋友怀孕了),与人们对糟糕现象的愤怒和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仇视相提并论。真正 的、关键性的原因只字不提。能够使我们充满希望的也许是这一条消息:据说一部 分共和国逃亡者已经打算返回祖国。部长认为,其中肯定也有一些是”派遣过来的, 必须提高警惕。 还有更糟糕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已经失去方向不知道应该怎样走出危机;除了 一再信誓旦旦地教育人们“确信”和平问题和揭露帝国主义以外不知道应当做些什 么。然而,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按照党章要求的那样去做。当 然,“不看对象地对部长那种不切实际的观察方式进行批评的做法。早已不流行了。 短短几天后,匈牙利政府打开了通向奥地利的边界,紧接着便是东德领导人容 忍潜入西德驻布达佩斯、布拉格和华沙使馆内的国民出走。当捷克斯洛伐克也无法 引导东德公民回心转意,最终打算打开通往西德的边界,而东德作为反措施关闭了 通往捷克的边界时,共和国似乎已经自我封闭,切断了通向所有方向的途径,从而 使灾难无法避免了。 事态已经极为严峻,谁还会相信,那些出走者和企图出走者中大多是因为反对 社会主义、逃避劳动和仇恨社会主义?这些人来自我们身边,是与我们孩子一同上 学、一同玩耍的朋友我们一直把他们视为正经孩子、出身于正派家庭——很多孩子 甚至来自有头有脸的党和国家干部家庭。 有一天,我正在休年度假,我的副手、负责训练工作的吉里斯巴赫海军少将打 电话来间我,是否能够立即向部长报个到他有急事找我。我问他是什么事他告诉了 我一个坏消息:海军工程营的一位少校参谋长夫妇俩一同开小差了。他的妻子也是 海军的职业军人。这俩人我都认识,他们在本单位都很受器重,工作上很有成就。 我对他们的出走颇不理解。他们的开小差行为着实让我忙了几天。遗憾的是, 这不是仅有的一例。 前些年(自1980年以来)很少有开小差现象(每年最多有3 名军人逃往“非社 会主义国家”,并有17至26人在东德领土即被抓获)。1989年7 月初至10月中已有 38名逃兵潜往西德(其中14名职业军人)并有50人在抵达边界之前即被抓获(其中 职业军人为12名)。 10月7 日以后,公民外逃浪潮和逃兵现象并未杜绝,反而更加严重。由此造成 的人员紧缺尤其是在卫生事业和供应行业内,不得不由武装力量派员弥补。 鉴于党和国家领导层的束手无策,我有一天半开玩笑地对一位副手说,在这样 的局势下,每一个理智的军队领导都应当立即接管政权。 1989年9 月,人民海军像以往一样对过去的训练周期和教学方法进行总结并对 新的训练年度作准备。在报告的军事部分中我首先作了正式的评价。当时,将校军 官的情绪普遍十分压抑,部队官兵中的精神迷茫现象不容忽视。尤其是在第6 海岸 防卫旅期间,人们频频问我,如果东德政府每天批准数干人离境,边防警戒的耗资 和边防战士的勤务强度究竟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应付? 我的感觉是,人们期待着的是另一种表态,而不是每天从大胆媒介获悉的那一 套。因此我在关于教学方式的总结部分结尾处谈了对国内局势和外逃浪潮的个人看 法。我明确表示我井不认为所有游行示威者都是敌人和反革命分子,大多数外逃者 并不是反社会主义分子。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井不是西方的宣传,而是“东德特 色社会主义”自身的失误和缺陷,是缺乏旅行自由,是官僚主义行为,是经济管理 的荒唐,是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方面的许诺未能兑现。 我要求属下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批评性的评价因为海军内部也需要进行关键性的 变革。必须开始制定新的任务引进新的体制必须改善军队人员的服役与生活条件。 人民海军内部讨论最集中的问题是决策的过度集中,缺乏明确的责任制,有关 报告和检查的文件太多,组织竟赛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忽视效率原则,所有物资的 供给保障均出现紧缺状况。人们常常谈论的还有一个问题即在宣布提高战备状态之 后人为地给测队人员带来了过度的负担。 我的感觉是,我的部属们不仅期待着我发表公开的讲话,而且对我的论述持赞 成态度。在这样的场合下,我也不可能讲得更多因为我完全不是反对党的身份,我 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原则上认为是正确的,并在讨论和报告中积极地为之辩护。1989 年令我十分反感的是,我明显感觉到了政治局大部分成员的衰老化和领导体制的萎 缩化。我同其他许多党员一样,希望1990年春季的统一社会党第12次代表大会能够 实现领导人年轻化。然而,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时间如同沙钟漏沙一样飞逝而 去,与之一同逝去的还有那原本存在的可能性——统一社会党及其200 多万党员本 来可以克服政治危机,本来可以自行作出决策,从最高层开始进行必要的革命性变 革,以真正实现社会主义革新,而不是满足于夸夸其谈。 我与或许大多数党员们一样,希望1989年10月中旬统一社会党开除埃里希。昂 纳克、京特米塔克和约阿希姆海尔曼之举是对近年来业已失败之路线的毅然决然的 背离。然而,如果说已经迈出了必要的步伐,其初衷也是半心半意。广大基层党员 越来越感到失望,对新旧参半的领导层的犹豫不决和拖延战术作出了相应的反应。 在东德群众心目中,统一社会党的形象急剧下降。早在从宪法中删除党对领导 作用的要求之前,党组织在大多数人民群众当中已经失去了影响。尤其是在媒体报 道领导干部拥有不公平特权、滥用职权和中饱私囊的种种真实的或杜撰的事例之后, 更加激起了民愤民怨。人们对国家人民军高级军官的高级住宅区、军事禁区、军队 宾馆和狩猎区以及因私动用公车和军用飞机的做法也纷纷指责。 在大街上、饭店里和火车上人民军和边防军战士经常受到年轻人的侮辱,而且 有的行为相当具有挑衅性。这种现象加剧了一种倾向,即职业军人在公众场合不再 穿着军装。 在军人当中,反对派的思想也开始蔓延。出现了一些现象:某些士官和年轻军 官投身于“新论坛”活动,参加了柏林、马格德堡、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示威游行。 军官学校中出现了要求成立学生委员会和军人委员会以真正代表军人和军官生 利益的呼声。建筑部队中,许多人对反对派势力的行为持赞成态度对人民警察和国 家安全部的行为进行了激烈批评。这种现象在10月7 日前夕尤为突出。 在这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就连我们这样的军队领导人,也几乎不了解群众组 织及其所提要求的具体内容。一方面要求我们对他们的纲领进行讨伐对他们的观点 给予驳斥,另一方面却没有人向我们通报和解释他们的纲领与观点。在一天早晨的 会议上,我们要求海军政治部主任介绍一下群众运动的情况。我们所有人直到此时 才失望地得知,原来他在总政治部那里也没有了解到任何实质性的情况,因此无法 介绍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只有一点是明确的:群众组织是敌性的、反革命的与这些 组织没有什么可对话的。 1989年10月18日,总政治部确确实实为国家人民军七位最高领导人出版了一期 《军政特别情况通报》。这份通报中的数据有别于西方媒介所报道的政治力量、政 治口号和声明。在提及民主觉醒这一组织时介绍了它的主要代表是埃佩尔曼牧师和 朔尔勒默牧师,它试图成为一个吸纳社会主义的。民主的、信奉基督教的、崇尚经 济的和放弃武力者的组织,从所有社会团体中招募人员,也向统一社会党党员们敞 开大门。报告说,埃佩尔曼与西方媒体始终保持着电活接触。 情绪最为尖锐的也许要数非建制单位“百人行动队”这些百人队是在1O月4 日 德累斯顿火车总站发生骚乱后组建起来的任务是在东德建国四十周年庆典期间支持 警察力量,在可能发生骚乱时维持秩序。这些组织主要是为德累斯顿(共24个)、 莱比锡(30个)和柏林(30个)等地区组建的,时到处于战备状态有的还配备了盾 牌和木棒。 这些百人队的成员中,起初有少数人,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包括士官和军 官,拒绝参加”维持及恢复秩序和安全“的行动他们或是出于政治和道德的考虑, 或是担心自己的家庭。士兵和军官生的保留态度格外强烈因为他们有可能被派去对 付那些愿望与自己相近的示威者。在10月旧日统一社会党第9 次中央全会和10月24 日埃贡。克伦茨在人民议院发表声明之后,许多人发问:如今军人如果再参与此类 行动是否还合法理?实际上已经开始进行的对话,游行示威自始至终的非暴力性质, 以及党和国家领导对未经申请的游行示威活动的”容忍态度“,均促使人们产生这 样的问题。 10月底的情绪与民意分析结果表明“新论坛”在武装力量内部也产生了相当的 影响,军官团中要求将其作为社会力量予以承认的呼声日高。在军队和边防部队中, 也有人要求就社会间题进行广泛的对话。但是有报道说,高级指挥官和政治部门都 害怕进行这类尖锐的讨论。一些军官以嘲讽的口气指出,以往首长视察部队时常有 数辆大轿车载满将军和上校,可是偏偏在这动荡的时期,最多只来个把中校。 首先是国防部绝对保持缄默。10月18日晚在部长那里开会,会后我向凯斯勒大 将通报说,罗斯托克地区的人民军内部也出现了日益尖锐的批评,我建议在波罗的 海军区的媒体上表明军队对转折的立场。我愿意承担这一任务,但是海因茨凯斯勒 对这一建议无动于衷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应当在媒体上毫无批评地附和官方的 立场、或许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做传一周?我在10月底与我的副手和直接下属的海军 司令部各部局长曾经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之所以进行这种讨论,其缘由是党和国家 领导层的政策已经明显失败,海军官兵对统一社会党的信任已经明显丧失,各地的 实际状况令人深思。讨论的结果是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相当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的总 结并得出了结论:转折的到来,并非是由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内比较年轻的委员们所 使然,而是迫于相当一大批群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压力。 群众运动的目标绝大多数能被我们所认同因为海军的许多军官也赞成增加民主, 赞成经济改革,赞成贯彻效率原则,赞成取消旅行限制和所谓合理的特权。各个机 关,包括国防部内的“特殊商店可以用东德货币购买西方商品;而一些”国际商店 “则越来越多地提供。通常,根本买不到的东德产品——这类现象引起了某些”没 有特权者“的嫉妒,也引起了广大职业军人的愤怒。 我充满激情地向广大海军将校军官表示,国家人民军应当进一步增加透明度, 从而较好地解决我军在捍卫国家领上任务方面的各种问题。我们应当进一步打开军 营大门,尽可能也能让人民群众利用我军的各种设施。尤其是在许多人通行的交通 确实十分拥挤的地段,我们必须提供帮助。为此,我并不需要做很多的说服动员工 作对特供商店、军事禁区、休假疗养中心等设施和公车私用等问题亦即不仅在人民 群众当中而且在人民海军内部引起激烈讨论的这类问题我都表明了立场。例如,当 时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海军军官的一部分薪金是用外汇支付的。我的立场是:必须 停止一切不合理的特权——但特殊的勤务负担理应得到公平待遇的补偿。针对不实 的指责必须拟定一种客观的解释观点。 我在报告中提出的各种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我们决定也在部队中和驻 地大会上公开宣布这一基本立场。为此我亲自到第回区舰队、第6 海岸边防旅、第 18海岸导弹团和斯特拉尔松军官学校宣讲了海军领导层的立场。我在罗斯托克海军 司令部党员干部和文职人员大会上也表明了观点。这些立场和观点博得了普遍的欢 迎。为了达到更加广泛的公众舆论效果,我在第6 边防旅进行训练年度评价时还邀 请了新闻界。记者们听了我的总结报告,并利用这一机会提出了问题——这在当时 是完全不寻常的会议形式,因为其中涉及的不少问题迄今为止一直属于严格保密的 范畴。我对东德新闻界代表们给予了很大的信任,以至于我相信他们肯定会遵守相 关的提示。事实上最紧要的是公开表达海军领导的立场,同时又避免与国防部长的 立场相悖。 在罗斯托克,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聚会游行。不排除他们有朝一日冲击军队和边 防部队设施的可能性。其结果将会使武器弹药流入外人之手。于是,我们指定了若 干安全预防措施。各级指挥官都得到了一份密封的书面命令,在遇有特别危险时可 根据信号实施这一命令。这道命令主要涉及舰艇、武器、弹药和炸药的安全问题。 当这些作战技术装备遭受袭击时,海军部队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射击武器。但 是,在保卫党和国家机关重要目标时,不得使用武器。幸好事态并没有发展到按照 这一命令行事的地步。 1989年11月4 日,柏林出现了大规模示威游行。11月8 日至10日,统一社会党 中央召开第10次会议。11月7 日,政府决定宣布辞职,但在选出新的部长会议前仍 然留守。在10月18日的党中央第9 次会议上决定接受昂纳克的辞职请求,解除米塔 克和海尔曼的职务——尽管有几名中央委员表示异议,但仍然没有说明理由——并 推选埃贡。克伦汉为新任总书记。在这次会议后,除了克伦茨作了一次电视讲话外, 没有向公众舆论透露任何信息。于是,无论党员中间还是公众舆论,均不知道曾经 有过针对政治危机起源的任何讨论。 海因茨凯斯勒并未参加 10 月 17 日和 18 日导致昂纳克下台的政治局会议 (他当时宰一个东德军事代表团访问尼加拉瓜,中途被无线电召回参加中央会议)。 他主要针对北约对东欧采取的危险政策和战略提出了质间。他援引东德情报部 门关于北约各主要国家国防部长在华盛顿召开了若于次会议的内部报告,以电报一 样简洁的形式指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这些变化是在北约的压力下出现的,而且现 在仍然得到了北约的支持。采取军事或武力手段子以推翻的企图已经让位于通过演 变排除社会主义的目的。演变的主要途径是政治领导和经济体制的分散化、建立自 由币场原则、增强内部反对势力,并最终和平瓦解社会主义。 凯斯勒的初衷肯定是为迄今为止的僵硬路线进行辩解,对“退让的危险提出警 告,这并没有任何新意(每一个人都知道西方也从不讳言这一点)。但是,据备忘 录记载他的发言遭到了批评性的打断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内容不当,毋宁说是他的 发言有可能迟滞克伦茨原定的电视露面。 在第10次中央会议的准备阶段,统一社会党分别在国防部和各军种召开了党员 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充满了逐渐高涨的反叛情绪,反映出基层党员对党和国家领导人 日益明显的职权不分、专横武断、滥用权力、中饱私工等行动的不满。在第10次中 央会议的初始阶段,老政治局集体辞职,选出了一个新的政治局。但是政治局成员 中大多还是老面孔,而且此举仍然为时太迟。好几个专区的党组织立即要求罢免刚 刚选入政治局的本专区党委第一书记。 人民海军内部也要求选出一个新的、比较年轻的党委领导班子,井要求召开一 次特别党代会——而不是像埃贡克伦茨一直到最后一刻仍然希望召开的那种党员大 会——从而在纲领和人事上能够实现“桌面干净”。根据当时的规定,只有党员代 表大会才有权利作出原则性决议并选举中央委员会。海因茨靓斯勒在第10次中央会 议上宣称,人民军和边防部队许多党组织向他提出申请,要求召开一次党员大会。 他的说法表述了老政治局意在阻滞召开党代会的战术意图,与事实根本不相符 合。 中央会议召开之前的几天内各地发生了许多大规模的、总的来说是和平进行的 群众活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莱比锡每周一举行的示威游行和数十万人11月4 日在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召开的庄严集会。我观看了电视实况转播确实对这次群众集会、 对施特凡海姆和弗里德里希绍勒姆的睿智发言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我也对马尔库 斯。沃尔夫的个人勇气印象十分深刻。作为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他遭受了一片口 哨声,但是,他顶住嘘声为同志们辩解,并告诫人们要警惕一场个人迫害运动。所 有这一切,进一步坚定了我的看法,即广大人民群众确实支持我们社会实现民主化、 清除统一社会党垄断权力和垄断言论等现象的要求人民群众希望实现和平改革、实 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11月9 日我奉命参加在斯特拉尔松召开的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在行车途中我阅 读了《新德意志报》上刊登的埃贡克伦茨在第10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有关柏林 统一社会党在党中央大楼前示威集会的报道。我还读到,克里斯塔沃尔夫、贝贝尔 博莱、克里斯多夫海恩、施特凡海姆等艺术家和各个群众组织(新论坛、民主觉醒、 社会民主党、即刻民主、和平与人权倡议)的代表,向那些意欲出走的公民们发出 呼吁,要求他们留在家乡为建设“一个能够保持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真正的 民主社会助一臂之力。 1989年M 月9 日晚,我同领导小组中那些非党中央委员的同事一道,在斯特拉 尔松等待部长及其副手们的到来。他们正在柏林参加第1O次中央会议,此会一直开 到了将近21点。 接着,开始了一个令所有人厌倦的、最终毫无结果的会议。在1998年11月中旬 以前,这种领导风格始终是国防部的特点。凯斯勒大将向中央会议的参加者和未参 加者一并传达了第二天就能在报纸上见到的那些情况。 但是有一点事实他没有提到,其他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包括总参谋长和边防 军司令在内,也都没有提及:新任总中记兼国务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 茨,在下午的会议刚开始时就宣布了部长会议有关出境旅行和永久性出国的规定。 这条规定将于11月10日公布并在人民议院批准一项新的旅行法之前仍然有效。 因为11月初公布的旅行法草案遭到了极其尖锐的批评。 当中央会议还在进行过程中时,分管宣传媒介的书记京特萨博夫斯基在晚间的 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这项规定。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他似乎随口地宣布,此项规 定应当可以立即生效。如用文字明述,这意味着即时可以临时性或永久性地从东德 出境前往西德和西柏林。 尽管对我们不利,但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些自19时开始坐在领导小组会议室 里等待那些中央委员们回来的非中央委员们对萨博夫斯基的记者招待会的了解,与 那些正在党中央大楼会议厅内开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们一样知之甚少。 但是有一件事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边防军司令鲍姆加尔脸上将在领导小组 会议期间被电话召了出去。他的参谋长向他报告,有一股人潮涌向了边界,据称政 府已经作出打开边界通道的决定,但他丝毫没有听说。他请求澄清事实和受领指示。 所有与会者都表现出了惊讶。部长指示鲍姆加尔滕上将了解情况。总参谋长也 急于了解信息。此间接到了包括国家安全部在内的无数个电话从而证实了边防军参 谋长的报告。鲍姆加尔滕将军请求退席,亲自回去接管司令部的领导工作。由于从 司令部到边防连队,所有边防军人均对边境情况完全一无所知,因而在边境哨所受 到冲击或突破时,不可排除边界引发严重事件甚至动用射击武器的可能性。 事后可以判明,这种形式的开放边界,其实是一种经过思考的或未经思考的政 变,与一种自发的、试图“核实那次决定是否属实的相互作用的产物,根本不是那 种完全意外的、在宪法机关以外通过西方媒介所宣布的出境规定。早在东柏林几乎 还没有一点动静之前,西方电视台的摄像机已经在各个边界哨卡前占据了拍摄位置。 尔后,有关群众冲击边界的事态与报道相互升级最终导致一场真正的政治决堤, 导致自发的喜悦与依恋之情的倾泻,这一切也感动了各个哨卡的边防军人。 然而,在午夜前的几小时内我们领导小组会议的与会者们肯定没有得悉柏林和 四部边界发生的事态否则至少会议会被中止。在这种完全模糊不清的局势下,所有 注意力都会集中在如何援助边防军问题上。 边防军人们有权力认为他们当时已经被人放任了。我在11月间访问中部边防司 令部及其驻柏林各分队时,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听那些不满国防部和边防军司令部的 尖锐谴责。11月9 日之后,许多统一社会党基层组织以少数反对票通过了对其上司 的手足无措表现的强烈抗议。当年的隆梅尔斯堡边防团基层组织曾经宣称“作为共 产党人,我们对这种领导,包括我们的部长和人民军、边防军其他中央委员们均失 去信任。他们要求领导对自己的失职作出解释并承担责任。 对许多边防军人来说,世界已经崩溃了。当然,他们大都为同胞们分享旅行自 由的喜悦,他们的所有表现也十分出色既没有试图阻挡人潮,也没有听天由命或失 去必要的控制力在后来的几天乃至几周内,连续24小时不间断地在过境关卡和额外 增设的过境口值勤,已经不是偶然的了。对此,成千上万的东西柏林人、东西德国 人都自发地表达了谢意。联邦总统冯魏茨泽克则以一种特别诚挚的、令人钦佩的方 式表达了谢意。 然而,边防军的军官们根本无法理解,他们的领导,至少是边防军司令,居然 丝毫不知道边界即将开放的消息,更别说预作磋商了。对所有的指挥原则乃至政治 理智而言这种现象确实是一种嘲讽。因此,即使不在这一天夜里哪怕是在第二天早 晨或至迟是周末,必须预计到过境关卡处和警察局申请签证处会出现大规模群众拥 塞现象因为几乎每一位东德公民都有可能乐于在政府宣布的那种快速的、非官僚主 义的审批手续下参观西方的福利大堂。事实上,在星期日亦即11月12日中午之前, 已有4298375 人向人民警察申办了私人旅游签证,另有10144 人申请永久性移居境 外。 对这一事实,我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由于包括捷克边境在内的压力不断增大, 起草的旅行法草案又遭到失败加之群众要求辞职的呼声高涨,使得当时的领导人试 图硬着头皮挺住。也许他们未曾料到,这一天夜里会有这么大规模的人群涌到边境, 根本无法制止,其效应也无法收回了。就这一点来说,恰恰正是人民群众,即东德 公民们以其和平的行动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正如他们在10月间以出境浪潮和示威 游行迫使时局转折一样。 新游行法的颁布竟然如此缺乏深思熟虑表明在采取这一举措前即使真的曾经有 过放松旅行途径和边界严厉管制的冲动,也没有与苏联领导人进行过协商,甚至都 没有通知苏方。尽管埃贡克伦茨在11月1 日访问莫斯科时向戈尔巴乔夫宣布,新的 旅行法正在筹备之中。根据这一法规,东德公民将可以获得旅行护照,井可以得到 前往所有国家的出境签证,但无法向旅行者提供外汇兑换条件。 与此同时他还谈到了柏林墙和边防体制问题,认为这一切已不适应当今时代, 但仍有必要存在下去。在谈到旅行法时克伦茨详细介绍说,此法还将经过讨论尔后 在圣诞节前在人民议院获得通过。然而,11月9 日宣布的规定远远超出了这一切。 在苏联大使表示了保留意见之后,克伦茨于1989年*月10日向戈尔巴乔夫发了 一份电报。 那份电报的全文是;民主德国局势的发展现状使得我们有必要于昨夜作出决定, 允许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出境前往西柏林。在各过境关卡处聚集了较大规模的人 群,要求我们在短时间内作出决定。若不允许群众出境前往西柏林可能导致严重的 政治后果,其局面难以预料。这一决定并未触犯有关西柏林的四方协议基本原则因 为允许群众出境前往西柏林探望亲戚的规定现今本身就已存在。 昨夜共约6 万民德公民通过边界前往西柏林,其中约有45万人重新返回民主德 国。 自今晨6 时以后,只有拥有民德相应签证者方可出境前往西柏林。此原则亦适 于有关永久性离开民德出境的事宜。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我请您委托苏联驻民德大使即 刻与西方各国驻西柏林代表取得联系,以保障该市内正常秩序的维持,阻止西柏林 一方国家边界的挑衅行为。 克伦茨在11月10日上午统一社会党中央的会议上说,他不知道是否所有人或多 数人已经认识到事态的严峻性。至昨天为止针对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压力,今天夜 里已经针对我国边境。存在着许多人离开我国的危险。但是,这一压力无法抵挡除 非使用军事手段。然而,“在我国边防军人和内务部、国家安全部的同志们的镇静 处置下事态已经十分平静地得以控制。昨夜前往西柏林的人中此时已有三分之二回 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他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压力仍在增大。 中央在会议结束时作出决定通过同意社会党人民议院议会党团提出建议由新当 选的政治局委员汉思莫德罗出任新总理,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民德经济现状及其 原因。 此后几天,一系列大事相继发生。11月12日,由于基层呼声越来越高政治局决 定召开一次特别党代会。11月13日,人民议院终于召开代表大会(首次以秘密投票 方式)选举民主农民党主席京特马洛伊达为议院主席,并选举叹恩莫德罗为新的部 长会议主席——只有一票反对。不仅在东德而且在西方莫德罗当时都被视为坚决改 革派他对激进的政治变革持支持态度。人们寄希望他能走向公开化和民主化的道路 并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比较紧密的经济与政治关系。 国防部在同一天发出通知,与西德和西柏林接壤的国家边境封锁区立即取消。 人民军司令部已于11月8 日下令,对体育艇舟和冲浪运动全部开放。 11月14日,国防部领导小组又在施特劳斯贝格召开了一个长会。在此之前的星 期六,即11月11日已经召开了一个戏剧性的党内积极分子大会。这次大会刚一开始, 就有一个基层党组织要求部长和总参谋长辞职但因不断传来所谓的“人群冲击勃兰 登堡门的消息会议主持人仓促宣布中止会议。当与会者事后得知当时的态势后,所 有人都表示了猜测要么是国防部领导陷人了慌乱,因为他们以为柏林的事态已经失 去了控制;要么他们是想阻止会议对解除部长和总长职务的动议进行正式表决。 在11月14日的领导小组会上,凯斯勒大将首先评述了东德和统一社会党内部的 局势。尔后总参谋长施特雷利茨上将宣布了一系列决定。这次决定是就军队人员提 出的主观要求和东德局势所形成的客观要求作出的,内容涉及改变战斗状态和动员 状态,改变国家人民军的年度主要任务计划,其中尤其是削减动员演习和支援国民 经济建设的任务。这些规定中还包括军人与文职人员前往西柏林和西德的旅行关于 度假和服役时间等规定。最后我们还得知有关民役法的法律正在起草之中。 由于高级将领们意识到自己因为事实上或名义上享有各种特权而遭到了敌视, 因为对将领们在军队的林区内——即在部队演习场上——打猎、使用军队宾馆、享 受疗养待遇、在军贸组织特供商店购物的特权和私用公车等作出了重新规定,换言 之进行了坚决的限制。 然而,无论海因茨凯斯勒还是其他与会者都没有涉及东德现实争论的最重要问 题,没有涉及宪法和原则条令中以法律形式规定的统一社会党在国家、军队和所有 其他社会领域中的领导作用。 我必须对人民军总政治部美言几句;总政的工作人员中也已开始转变观念。总 政主任布吕纳上将应我的要求提供了一份13页长内容全面的文件。这份文件是由总 政起草的,文中第一次包括了“在东德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军事改革)”的设想。尽管这不是领导小组会议的产物,但在11月15日又一次国 防部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作为11月11日中断的那次会议的续会)上公布了它的主要 内容。在这份文件中,还试图重新确定国家人民军的使命,不过起初更多只是形式 上的更动:“与国家人民军作为一支人民军队的性质相符,其使命应坚决遵循民主 德国的宪法、军事理论以及联盟义务(不再提及‘阶级’使命)。 为了把社会上根本性革新过程中的坚决性引人武装力量,也是为了建立对武装 力量的监督,文件要求扩大人民议院国防委员会和当选人民代表的权力,并公开国 防预算,审查财力和物力的效益优劣。 总政的文件起草者当时显然还遇到了一些表述困难,例如“统一社会党和其他 群众组织在国家人民军内的作用和影响”“及其与其他联盟政党的关系定位(迄今 为止那些政党尚不许在武装力量内部开展活动),”武装力量内政治工作与党务工 作的分离。与之相比,有关民主与法制的表述比较切合实际。文件要求制定法律和 法规,以保障所有军职和文职人员的平等地位清除任何专制行为,并确保职业干部 服役关系的法律保护。所有服役关系均应扩大为双向关系,包括解除服役合同以及 保证达到最低服役年限之后职业发展的系统预培。职业干部的养老供应也须具有法 律规定。 在11月14日的领导小组会议期间,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几乎所有成员都发 了言,而且十分坦率——与以往大相径庭。在凯斯勒宣布他对国务委员会和国防委 员会主席承诺将在新政府内出任部长后,会场情绪相当紧张。 大多数领导小组成员,包括我在内,都公开要求:“部长同志,要想保住这支 军队,请您放弃候选人资格!”此间,已经淤积了对海因茨凯斯勒无主见、不现实、 老年固执的巨大不满——他与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无什么重要区别。不仅如此他前往、 朝鲜、古巴、尼加拉瓜等国家进行公务兼度假旅行他对公务住宅进行十分昂贵的改 造等行为均受到了公开的攻击。有一句口号在军队内也很流行“国家需要新面孔。 与此同时,没有一位领导小组成员公开宣布准可以或应当取代凯斯勒大将。此 外有一点尚难看透,即克伦茨或凯斯勒究竟是否会对易人的要求让步。 深夜,我回到罗斯托克。第二天11月15日早晨6 :45分我的司机迪内曼一级准 尉像以往一样准时等在住房前。20年以来,他一直为海军司令开车——在1987年12 月之前为威廉埃姆海军上将开车,之后为我开车。这一天早晨,我们几乎没有聊天。 以往的习惯不同,最近几周我们也还聊过国内的复杂局势。而这一天早晨,我 想在上班之前思考几个问题。 我命人把副司令、直属的舰队司令和部局长当天上午请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对 领导小组会议作了初步评价,并对他们说,国防部已经克服了基层部队所批评的那 种“哑口无言”的现象现在似乎终于认可了转折和社会改革。 这一天的工作起初十分正常,也就是说,首先处理信件听作战值班员介绍每天 的情况报告。尔后,海军医疗勤务主任内赫曼上校军医和司令部门诊部主任本克特 中校军医来见我讨论的问题是如何让当地居民更好地利用我们的医疗设施。 尔后,各位副司令和其他指定与会者来到我的办公室。会议刚开不久,电话铃 响了,是部长打来的。他什么也没多说,只是下了一道指示:“霍夫曼同志,快乘 车来见我!” 不到10分钟,我接到了第二个电话,这一次是党中央安全部打来的。这个电话 明确告诉了我,部长为什么命我前去我已被提名为莫德罗总理新政府的国防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