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出任国防部长 具有立法并予以实被任命为如此高级的职务,这一消息对我来说毫无思想准备。 因为在我看来,作为凯斯勒大将的后任,本有许多其他将军应当优先考虑,例如戈 尔德巴赫上将、格雷茨中将或杰斯中将。他们同样不是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如 果这一点确有某种意义的话,他们在最近几周内同样持公开的反对立场,在必要的 社会改革以及军队改革问题上同样对凯斯勒大将及其副部长们采取了相当尖锐的批 评态度,他们同样反对某些措施,例如在柏林墙开放后继续保留百人行动队组织。 也许正是由于上述最后那一点原因,他们均未被列人候选人名单,或未能在名单中 保留下来。 我才当了两年海军司令。正是由于这一职务,我才担任了国防部副部长,因此 对其他军种或专业领域并没有发言权。此外,我从未在国防部工作过,始终只是在 这个最小的军种内奉职,何况在年龄上也是最年轻的副部长。从党内职务上看,我 只担任过县一级党组织的纪委委员。其他军种司令和边防军司令至少是中央候补委 员。 我没有告诉副手们被召去斯特劳斯贝格的原由。但是我认为,在向海军参谋长 勒德尔移交会议主持权之前,至少有必要向与会者传达领导小组会议的主要内容。 在前往斯特劳斯贝格的途中,汽车如同飞驶一般。有很多事情在我的脑海里涌 过——首先一个问题是,我究竟是否应当接受这一任务。作为军人和党员,我受到 的一贯教育和我习惯的做法是,命令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党决定让我干什么,我 就干什么。但现在一想到要担任部长职务,我确实有些顾虑。 在斯特劳斯贝格,已经有人在等我——除了凯斯勒大将外,还有总参谋长施特 雷利茨上将和总政主任布吕纳上将。此外,部长秘书办公室内还有人在等我——服 装定制所所长,我的一位老熟人。他名叫罗尔夫。韦尔纳,以前是鱼雷艇的炮手 (我在这艘艇上担任过艇长),现在是预备役海军中校。在一阵强有力的握手之后, 我走进了部长办公室。 凯斯勒大将向我通报了那条新闻,即由我出任他的后任。对我来说,这已经不 算是突如其来的消息。他交代了几项未来的主要任务。之后,我问及其他的人事变 动。他告诉我,我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同时晋升为陆军上将,裁缝将立即为我量 体,因为军装第二天就要制妥。 我根本不喜欢这种做法。每当海军军官——海军中校或上校——在国防部内值 勤时被晋升为陆军上校或少将时,我总是感到生气。我认为这不仅是鄙视了其迄今 所接受的训练和发展,而且,如果每一个海军军官都能被任命为陆军将军,同时也 是对陆军军官的知识和经历的轻视! 于是,我无论如何不同意以海军将领之躯去穿陆军将官服。毕竟我是从水兵开 始服役,一直升到了人民海军司令。我曾担任过作战艇长,指挥过分舰队和区舰队, 但从未指挥过摩托化步兵连或坦克营的战斗射击。 在我同部长谈话时,所有与会者都劝我:“你必须当陆军上将,命令已经下来 了。”我只好去找裁缝。我的老熟人虽然也不赞成,但他在职业生活中已经为一些 改行的军官做过“伪装”了。他正是出于这些经验而告诫我,留任海军将领的机会 并不大。 接着,我又来到党中央安全部。沃尔夫冈。赫格尔博士会见了我。我以前就认 识他。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考虑问题比较现实、为人谦和的同志,在许多方面 不像我们职业军人那样喜欢板脸皱眉。我倒是认为,如果他来当文职国防部长更为 合适。 谈话的内容涉及军队对转折的立场和武装力量内部必要的变革。我们一致认为, 必须进行一次全面的改革,并制定各种改革蓝图。我们一致商定,在讨论政府声明 时,由赫格尔博士以人民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建议实施军队改革。 沃尔夫冈。赫格尔还提了一个问题:作为副部长兼海军司令,我过去享受过什 么特权?我对他保证道,我的生活一向严格遵守军事原则,认真地履行各项义务, 十分小心地行使权力。只允许自己行使别人同样拥有的权力。 有一点在党中央是尽人皆知的:我在征得部长的同意后,将现有的海军业余设 施,如达尔斯观察站禁区等,尽量向广大军人和文职人员开放——原本这里只是供 海军司令部和领导们使用的。 幸运的是,我从未努力追求过猎人的尊严,从未使用过狩猎小屋,更没有打过 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对狩猎没有反感,更没有反对猎人的意思。尽管如此, 我仍然为自己属下几乎没有一个人有此嗜好而感到高兴。尤其是在1989年秋季,由 于足够的理由,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因为这种半封建主义的狩猎特权而声名狼籍。 在谈话的结尾,我向赫格尔表达了对自己被任命为陆军上将的想法,并指出, 我在被任命为部长之前即已打败了第一仗,因为这一军装的变更有违自己的信念和 明确意志。赫格尔虽然原则上并不这样看,但对我的想法表示理解——当然他担心 已经无法改变这一决定,因为所有必要的文件都已经签署。他认为,现在只有埃贡。 克伦茨可以收回成命。 之后的谈话,是在新当选的总书记兼国务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主席那里进行。 任命和晋升高级军官以及晋升军衔均是他的职责范畴。此次谈话十分简短,毫无痛 苦。由于埃贡。克伦灰也出身于沿海地区,他首先问起了海岸地区的局势。然后, 沃尔夫冈。赫格尔向他转述了我们在安全部内的主要谈话内容和我对军衔的看法。 我们进行了简短的对话:海军军官担任部长是否会“引起海上大国东德”的疑 虑?瓦尔德马尔。韦尔纳曾以海军上将的军衔担任总政主任,从而成为人民军内最 高党务干部达20年之久!在此谈话之后,克伦茨决定尊重我的意愿。 在乘车返回罗斯托克的途中,我把一切过程都仔细地想了一遍。我决定首先与 我的长年首长威廉。埃姆退役海军上将谈一谈,听听他的意见。他的建议大致可以 归纳为这样的意思:“在寻常年代,你永远也当不上部长。但现在是非常年代,而 且再选另一个人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必须接受这个职务,你也一定能够胜任, 因为你不仅能够坚定不移地遵循已定目标,而且在与其他人打交道时具有妥协能力。 当今之时,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两种特性。” 与我妻子的谈话就没有那么轻松了。由于我的军务原因,她已经承受了很多。 我们已经搬了9 次家。有时她找不到工作,还不得不经常改变工作性质。她常常单 独与孩子们生活,总是单独承担教育孩子的负担。她的第一反应是:“够了!我这 一次不跟你去广但是,我最终还是使她相信,此次我比以往更需要她的支持。她在 国家人民军存世的最后一年内勇敢地承受了她所面临的多方压力。 1989年11月15日下午,在我已经乘车返回罗斯托克时,上文提及的国防部党员 积极分子大会正在施特劳斯贝格会议中心召开。事后我从与会者那里听说,会上的 气氛比11月11日明显地客观多了,凯斯勒大将和布吕纳上将要求辞职的宣言明显地 要温和得多。海因茨。凯斯勒第一个发言,称他已在上一次中央会议上提议辞去政 治局委员,不再提名为新政府成员,但是未能遂愿。他在近几日内再一次深思熟虑, 决意重新申请辞职。国防部长的继任人选,须经国防委员会和组阁委员会审批。有 意思的是,我的姓名并未被提及,尽管短短几小时前我刚同凯斯勒、布吕纳和施特 雷利茨谈过话。 对迫切需要实施的军队改革之极其具体的设想,由戈尔德巴赫上将、杰斯中将、 格雷茨中将共同研究提出。此外甚至还包括施特雷利茨上将,虽然与会者中有人再 一次要求他效法海因茨。凯斯勒和霍斯特。布吕纳。约阿希姆。戈尔德巴赫在他深 思熟虑的军事政治和军事科学构想中谈到了不那么迫切的战争危险,谈到了国家人 民军脱离一切不属于保卫民主德国外部边界的其他任务的必要性。总政工作人员和 基层党组织书记们提出了同样珍贵的思想进行讨论,有些思想甚至相当激进。与会 者直截了当地指责军队领导人的住宅建设和公费出国问题。 11月16日,在即将发表政府声明的人民议院会议召开前夕,我与汉思。莫德罗 和其他内阁成员首次会面。作为未来的国防部长,人们期待的本应是一位陆军将领, 但是莫德罗认为这无关紧要,因为他从小就理解航海生涯。他父亲曾经是海员,几 次航海绕过霍恩海角。谈及我的后任海军司令,他表示了很大的关注,希望出现在 军舰指挥塔上的是一位年轻的海军将领。出生于1944年的第一区舰队(驻佩内明德) 司令亨德利克。博尔恩海军少将符合这一条件,因而即刻有望增补一颗将星。这在 他本人是未曾料到的。 11月16日,我被晋升为海军上将。接着,我又参加了埃贡。克伦茨与华约国家 武装力量总司令鲁舍夫大将的谈话。当时我没有料到,东德在华约只能逗留不足10 个月。在这10个月内,我与鲁舍夫一共见了6 次面,每次谈话都充满了真诚和相互 理解。鲁舍夫与其他苏联高级将领不同,他没有那种统治思想,对政治和军事政治 领域的变革持明智态度,尽管他像别人一样对此深感痛苦。 为了达到表述的完整性,我有一点必须说明:我当时即意识到,自己将会是东 德最后一任军职国防部长。与其他一些人一样,我在1989年10月即已盘算到了有可 能任命一位文职人员担任部长,从而严格割离国防部部务工作与军事指挥职能。不 少“知情者”早在1985年12月海因茨大将猝死时即已期待着这样的一种解决方式。 1989年11月,我们认为,人民议院选举将在1990年5 月进行,选举后将出现一个联 合政府,其中将吸纳群众组织和新政党的专家。在之后的几周内,我们在起草新指 挥体制的过程中也预见到国防部中增设文职国务秘书和其他文职部门领导的组织体 制。 在海军司令部移交工作和与领导集体及身边工作人员告别时,已经有了时间压 力。因为,我在此同时必须对人民军指挥员会议和军队改革的起步进行初步考虑和 决策。尽管我的战友们都为我出任部长感到高兴,但他们也像我一样,对我们共事 时间如此之短感到惋惜。我在海军司令的岗位上干了不满两年。直到告别海军的一 刻我才意识到,我与这个军种及其官兵多么的息息相关。 1989年11月17日,我在人民议院,即共和国宫内聆听了莫德罗总理的政府声明。 声明指出,我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需要经过民主讨论、议会辩论并置于议会监督之 下。应能保障和平和人类的自由发展。在维也纳谈判成果的框架内,东德愿意进一 步裁减人民军,从而缩减用于国防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民德也将积极发挥作用, 促使华约和北约尽可能相互削减进攻性、毁灭性武器,从而不再存在危及生存的威 胁。为此,我们必须重新制定军事理论,重新制定兵役法,并制定一部民役法。 沃尔夫冈。赫格尔代表统一社会党议会党团对政府声明表示赞同,并强调,无 论政治局还是党中央,未来都不会干预政府工作。他指出,统一社会党已经明确认 识到以往所犯的严重错误,决意全力终止东德畸形的社会主义,努力建设一个符合 工人利益和人类理想的社会主义。 赫格尔强调,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决不意味着对军事结盟义务的任何怀疑。兵 役法不仅因为民役法的制定而改变,而且由于役前训练准备、合同制服役关系和职 业军人制度而变化。他的原话如下:“民主德国军事改革要包括国家人民军军队体 制编制和服役期限,同样应包括军事训练内容。”与此同时,自然应当了解军人的 现状。今后将取消自我显示军事实力的阅兵式。 根据我的记忆,在此次人民议院会议上,其他议会党团中只有自由民主党就军 事政策问题发了言,而且要求拥有对安全与军事政策的参与发言权。所有议会党团 都宣布同意政府声明中有关外交与军事政策的方针。 基民盟主席、副总理洛塔。德梅齐埃强调,并不是社会主义已经终结,而终结 的是它(官僚主义的、独断专行的)行政管理体系。基民盟议员格哈德。波尔博士 宣称,旅行自由是人权的一大改善。尽管他很清楚,由于经济方面的各种原因,现 在并不可能完全实现签证自由,但是他仍然赞成建立一座从莫斯科经华沙通向波恩 和巴黎的“和平桥梁”。 在我被选中并受命为国防部长后,便依属于最高人民代表机构。迄今为止,这 一机构尚未摆脱以一致鼓掌通过所有决议的表决委员会的影子。在未来几周内,需 要作出更大的努力——鉴于媒介对人民军和边防部队的诽谤和质疑,以及存在着袭 击武器和要地的威胁——人民议院及其主席团必须对武装力量的任务和军队的改革 表明立场。 1989年11月20日,星期一,有关东德军队改革的指挥员会议召开。开幕式的主 旨发言稿在周末紧锣密鼓地起草。我将这一发言视为民主德国在其生存之最后阶段 的关键性军事政策文件,因此,在此重申这一发言的几个重要部分。 在报告的开头,我讲述了政治和军事政治局势,即东德严重的政治危机。“我 们尚未走出社会动荡的谷底。”但是,这些天戏剧性的事态不仅仅只有紧张、苦涩、 失望的特点,目前席卷全国的社会大觉醒,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广大党员 的意志,他们要求对党、国家和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革新换面。 迄今为止,尽管北约领导圈内无疑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反应,但我国社会主义刚 刚起步的革新并未导致军事政治局势的尖锐化。在过去的几周内,也没有一刻出现 过西德或其他北约国家武装力量介人这一革命过程或者试图军事对峙的危险性。柏 林也没有出现这种迹象。 这种判断与我们迄今对各种威胁所作的分析格格不人。若按照迄今为止的陈腐 观念和思维方式,目前恰恰应是社会主义面临北约军事挑衅或挟迫的最危急时刻。 因为,我们在冷战时期已经习惯于这样的思维:我们总是过高估计所面临的资本主 义国家及其联盟体制的军事力量,而总是过低估计民主德国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稳 定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原本比想象中更加有效,更加有利于和平。 在谈到部队现状时,我认为人民军和边防军官兵在过去的几周内维护了人民战 士的形象。“即使在极其复杂的心理状态下,例如 11 月 9日夜间或后来在勃兰登 堡门和波茨坦广场旁,人民军和边防部队的官兵们以令人惊讶的完备程度表现了政 治理解力和战备状态。” 但是,在目前国家人民军内部的具体状况下,确实无法按时、保质、保量地完 成战备指示中确定的任务形式。由于领导层的茫无目标,由于军队体制尚未改变亦 无法改变,由于战备力量和已经投人国民经济建设的部队十分分散,也由于紧张状 态下无法保持现行的战备要求,因此各项训练指标均无法达到。 对政治思想状态很难给予判断。社会主义社会中开始导人的革新运动,得到了 欢迎和支持。不容摧毁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的决心十分明确。但是,在各级集体中广 泛开展的讨论表明,人们对党、国家和军队领导同志的信任已经普遍丧失。目前, 对未来的担忧、不安全感、疑虑、悲观、震惊、痛苦和愤怒的情绪已经十分突出。 我接着说,此时此刻的首要任务是,必须牢牢掌握各级领导权,用实际行动赢 得信任,全心全意地接受革命性的更新进程。“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着手酝酿在民 主德国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中科学地深入开展改革,采取务实的措施,发挥我军 官兵和文职人员的所有创造性潜力。” 为达此目的,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由国家人民军总监察长汉思。杰斯中将教 授博士担任领导。根据宪法赋予的使命,国家人民军作为全民军队,必须重新确定 其职能。它只能用于维护和平和抵御外敌进犯。在新的条件下,也必须重新制定边 防部队的作用、编制和体制,必须起草一份新的边防法供人民议院审批。 在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的形势下,在信息和媒体政策发生深人 转变的形势下,在艺术和文学领域出现巨大精神更新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全新的 要求。由于我军负有向人民议院报告工作的义务,由于我军必须置于人民议院的监 督之下,因而要求所有干部适应迄今为止从不习惯的民主意识,并在军事事务上达 到进一步的透明度和公开化。这一点也适用于国防预算。 在维也纳谈判中,很有可能就通报、观察和限定所有三大军种的军事行动、相 互交换编制、主装备和驻地部署以及相互核查军事目标和军事行动等达成内容广泛 的协议。北约与华约之间相互核查将成为我军生活中的一项正常活动。 武装力量内部的整体国家政策的教育和进修工作,以及公众舆论工作,均应重 新拟定。此举将使民主德国的出版机构未来拥有更大的自由——在这个报告中我没 有提及西方媒体,但是短短几天之后,现实形势的发展就超越了我们。 关于统一社会党和各种群众组织在军队内的作用与影响,总政治部办公厅已于 11月18日作出决议,即党组织与军事指挥机关脱钩。统一社会党对国家人民军和边 防部队的指导关系已经废止,总政办公厅和各军种政治部已经解散(其权力由专区 及其党委接管)。为准备特别党代会和党员选举活动,成立一个中央倡议委员会, 其代表来自所有各军种。 这一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毫不留情地揭露滥用职权和违法乱纪行为”,要求 党的各级纪律监督委员会“一视同仁地审查所有揭发材料,必要时追究当事者的责 任”——以党内审查和党纪处罚的形式,因为显而易见,党的纪委此刻已经不再拥 有行政处分权限。 我在 11 月 20 日的报告中传达了总政办公厅决议的主要内容。接着,我批评 了一股脑地指责政治军官的做法,因为他们作为党的干部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受到 了带有诽谤性的指责。诚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人民军政治思想工作中教条主义和 夸夸其谈的作风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任何人没有权力把试图在武装力量内部建立 真正社会主义的、战友般关系的努力的失败归咎于政治军官们。 我也明确表示同意以往其他将领们提出过的要求,即尽可能地摆脱那些并不具 有军队特点的任务和体制,如民防工作。边防部队民事替代役以及海洋水文地理勤 务等。经过裁减后的军队,未来只有在人民议院及其有关组织作出决议后,才会向 国民经济等非军事任务领域投人兵力和财力,如自然灾害救助等。与此紧密相关的 是,应当在国防部内建立有效的体制,压缩行政管理机构,进一步重视富有预见性 和前瞻性的工作。与以往实践不同的是,此次新的部队编制、国土动员体制和相关 的指挥体制,均应根据分队与基层部队最佳组合的原则自下而上地构建,而不是自 上而下机械地裁减所有作战和支援保障领域。 在彻底改变监督与检查工作的同时,应重新审查所有军事规定,其目的是快速 简化各种渠道,只保留必不可少的环节,包括过于臃肿的下情上达渠道。 我在报告中还谈到了许多其他问题——从充分利用科学成果、建立兵役体制、 对职业军人给予法律保障,到工作与生活条件、战斗训练值班制度和战备状态。为 了针对上述和其他问题提出建议、表明立场或展开批评和咨询,第二天,即11月21 日,就在国防部内成立了一个协商与信息中心。中心设在斯特劳斯贝格的“湖边俱 乐部”内,由干部部长哈拉尔德。路德维希中将领导。这个中心不仅向军职和文职 人员服务,而且向所有其他感兴趣的公民和研究机构开放。后来,在各个军种司令 部也成立了类似的中心。 在指挥员会议结束后,我又会见了记者们,从德通社的《青年世界》到基民盟 的《新时代》日报。一阵暴风骤雨般的问题劈头盖脸地向我袭来。转折潮流会不会 停止在军营门口?目前人民军的现状究竟有多么凄惨?什么时间颁布民役法?我是 否会与西德国防部长施托尔滕贝格会晤?基民盟党员大会是否可以在军营内召开? 什么时候取消“同志”的称呼?——以上只是列举了其中几个问题。我当场努力诚 实坦率地回答了所有问题——根据我当时了解的情况。我宣布说,我希望成为一位 “抓得住的部长”,从今开始要关注人们关心的问题,“了解水兵们在洗澡堂内谈 论的话题”。 有一天,大儿子问我,我在下部队时是不是每一个角落都会走到,喜欢拧一拧 水龙头,检查一下厕所的冲水设备,还要问一问伙食、休假和上岸情况。这些是人 们在他的工作地点叙述的——他在格赖夫斯瓦尔德核电站当木工。我证实了这些传 闻,但指出,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追思当水兵或军士长时的回忆,而是我一贯关注 每一个战士理应受到的待遇——从淋浴设备、可口饭菜到节假日休息。 我对记者们说,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将于11月23日去看望柏林的边防战士,因 为他们在过去几周内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承受了最大的精神和身体压力。我在边防 军人那里原本是要解释有关边界警戒的新命令。根据这一命令,各项任务都应在现 有条件下广泛保障旅行自由,确保不使用射击武器——除非边防战士的生命受到袭 击时。 说到做到。我走访了11月9 日在勃兰登堡门担任警戒任务的那个连队。边防军 人们就国内局势提出了许多问题,也问到了我于11月20日所作的讲话,即边防部队 在军队改革过程中脱离国防部隶属关系。但是,最令他们激动的是,为什么会在毫 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突然开放边界的事件。我对边防军人们为避免武力而采取的特 殊行动表示了感谢,并向他们保证,今后将不会再让他们面临这样的局面。 然而,我通过这些谈话后意识到,我们必须尽快打开勃兰登堡门,必须自主谨 慎地策划,尽可能出其不意地实施。因为,来自全世界的许多电视台已经在那里架 起了拍摄棚。 在部长会议大楼内与汉思。莫德罗再次会晤时,我向他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并 获得了他的同意。尔后,我与边防军司令鲍姆加尔滕上将商谈了实施办法。各条通 道应当在某一天夜里建好,并于第二天早晨突然开放。在这些工作开始之前两小时, 由国防部和边防军司令部的军官向中部边防司令部宣布各项措施。 11月底,柏林市政府也表示赞成将勃兰登堡门向公众开放,并在附近开设一条 过境通道。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 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于12月19日在德累斯顿与民主德国总理会晤时,请求共同努 力在圣诞节前就打开勃兰登堡门,因为他显然十分清楚此类举动的巨大政治效应。 联邦总统冯。魏茨泽克以前曾经说过,只要勃兰登堡门不打开,德国问题就永远解 决不了。于是,在按照计划中的工作模式预作相应准备,并与柏林商量妥当之后, 勃兰登堡门于12月22日打开了。 在 11 月和 12 月间,比勃兰登堡门更令我们担忧的是,在与西部接壤的所有 县乡都要求设立一个过境关卡。边境地区的每一个小镇,甚至每一个村庄,都希望 本地尽可能拥有至少一个过境步行通道。在 11 月底之前,西部边境地区就开设了 42个过境通道,在西柏林边境新开了8 个。于是,西部每隔20公里,某些地区甚至 每隔5 公里就有一个过境通道。边境地区的纵深从5000米减小到500 米,458 个住 宅区和200 个从业人数超过50人的企业划出了边境地区编制。剩余的边境地区20万 人口中,所有的限制也全部取消。 新开设边境通道不仅需要采取额外的建筑和工程措施,而且需要新增兵力。尤 其要紧的是,为了实现护照检查体制的统一化,原本由国家安全部负责的此类工作 将移交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该局将列人边防军的序列。1989年12月1 日起,边防 部实行新的编制,不再含以往的三个边防(司令部、北部南部和中部司令部),辖 团级建制,而是编为各边防分队,隶属各专区边防司令部和县边防司令部,从而使 未来的边防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相平行。 各护照检查分队原本拥有 7000 人左右,自 11 月 9日起又增加了5000人。12 月14日,部长会议作出决议,各护照检查分队军人就地解职,部分兵力编人边防部 队,但降低军衔。只有那些未曾担负过内部监视任务或渗透群众组织的原安全部人 员,才会被收编人边防军。 边界仍然是两个军事集团、社会制度、经济体制、货币体制之间的分水岭。人 们担心东德及其部分特别便宜的商品会“被买空”。这种担心并非幻想,而是每天 都在印证的现实。由于当时西德马克与东德马克的比价已经达到1 :20,不少公民 对这种现实产生了恐惧。 在 11 月 27 日的莱比锡星期一游行队伍中,已经出现了割除东德国徽的黑、 红、黄三色国旗,“统一的祖国德国”的口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1月 28 日, 赫尔穆特。科尔在联邦议会提出了关于两德关系发展的十点方案。在这个方案中, 波恩虽然表示同意莫德罗政府宣言中关于建立条约联盟的想法,但是希望再往前迈 出关键性一步,“即在两德之间发展邦联体制,最终目标是达成联邦,意即在德国 建立一种联邦国家制度”。 但是他提出,建立联邦的前提条件是应在东德经过自由选举产生一个民主的合 法政府,尔后,两国在此基础上组成各个联合政府委员会。只有在东德作出对政治 和经济体制同步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决议并不可逆转地付诸实施时,才可能全面扩大 援助和合作。在过渡时期,西德政府虽然可以为东德公民的旅行基金提供一些资助, 但东德必须为其旅行公民自筹必要的外汇。只有在东德创造了市场经济的条件并允 许私有经济的存在之后,才可能出现经济繁荣。这位联邦总理面带极为友好的表情 宣称,这些并非先决条件,而是客观前提,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到援助;何况,东德 人也有这样的愿望。科尔断言:“今天,谁也无法预言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会是什么 样子。但是,只要德国人民希望统一,统一就迟早会实现,这一点我坚信不疑。” 许多东德公民,包括我在内,当时都把这位联邦总理的政府宣言视为对我国内 政的明显干预,而且倚仗西德的经济实力,并利用东德公民的求诉,带有相当赤裸 裸的讹诈意味。东德公民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意外地获得了强烈要求的旅 行自由之后,现在又要求借助西德企业获得丰富多彩的商品供应和服务质量。 就在 11 月 28 日当天,由克里斯塔。沃尔夫、施特凡。海姆、福尔克尔。布 劳恩、弗兰克。拜尔、孔拉德。魏斯、克里斯多夫。戴姆克主教、京特。克鲁舍牧 师、弗里德里希。绍勒默尔神甫等人士发表了题为《为了我们的国家》的呼吁书。 他们作为第一批签名者,于 11 月 26 日完成了这份呼吁书。文中简要评述了民德 的局势及其发展方向的不同选择。因为这一呼吁在国家人民军内部也引发了激烈的 讨论,所以我在这里引述其原文。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深刻的危机。我们再也不能够,也不愿意像以前那样生活。 一个政党的领导层,自以为对人民拥有统治权,自以为是人民的代表。其充满了斯 大林主义特点的体制,渗透了所有的生活领域。人民以非暴力的群众示威游行方式 迫使革命性改革起步,这一进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要想从这一危机中找到出路, 我们现在只有很少的时间去探索各种可能性。 要么——我们可以立足民主德国的独立性,努力团结所有力量,与所有愿意同 我国建立共同社会的国家和利益团体并肩合作,以保障和平和社会公正,保障每一 个人的自由,保护人类环境。 要么——我们只能忍受沉重的经济压力,忍受那些难以接受的条件,因为西德 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强势力量将对东德的援助与这些条件相挂钩。我们的物质和精神 价值正在开始抛售一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迟早会被西德收入帐下。 让我们选择第一条道路。我们还有机会,在并入西德之外选择一条社会主义道 路,与欧洲所有国家建立平等的睦邻关系。 我们还能忆起反法西斯和人道主义的理想,这一切曾经是我们的出发点。 所有与我们共担希望和忧愁的公民们,我们呼吁你们响应这一号召,加入签名 的行列。 据来自部队的消息,大多数军人都赞成这一呼吁——但是担忧的心情也在加重 :东德可能难以持久地抵御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压力,难以抵御西方颇有吸引力的优 惠条件的引诱力。 早在 11 月 14 日,凯斯勒部长即已作出决定:除极少个例以外,允许每个军 人前往西德和西柏林旅行——这一规定远远超出了西德联邦国防军的规定。《青年 时代》报在评论这一亦适用于军人周末休假的规定时,立即登出了大字标题《西柏 林库达姆大街?为什么不去!只是请你不要穿军装》。 在后来的几个周末里,许多军人利用这一可能性,尤其是那些从未见过“现实 资本主义”的职业军人们,一下子就被西德的经济成就震惊了,对其经济成就基础 上的丰富商品供应。高水平消费文化以及西德农村和交通业的模范基础设施,感到 目瞪口呆。 从11月21日至23日,在这些戏剧性的日子里,我们在德累斯顿坦克师和边防部 队内进行了一个现实的民意调查。尽管调查结果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国家人民军,但 毕竟拥有参照和对比的价值。与以往的各种调查相比,明显看出人们在政治和世界 观立场上大大地失去了定位。在陆军士兵中,40%对东德的认同带有很大的保留甚 至完全不认同。在士官中,这一比例大约为20%。10%以上的士兵赞成东西德合并, 另有28%倾向于反对合并。 只有刚刚过半数的人对公民西逃表示不理解,而近半数人的观点是:“人生只 有一次,(东德的)变化太慢了。” 绝大多数人(70%至 95 %)认为,改革进程中的必要步骤是让每一个政党和 群众组织都拥有较大的独立性乃至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和党政经必须分家。80%以上 的士兵和士官在自由表达意见时指出,以下步骤势在必行,而且应当尽快开始:— —完善经济(清除官僚主义,推进现代化,比较合理地制定计划,提高生产力,实 施效益原则,部分地实现私有化,加人欧共体);——确立法制国家(制定新闻法、 旅行法、边境海关法和选举法,取消特权,惩处腐败,清理国家机关和行政管理机 关);——改革武装力量(裁军,提高质量,实现民主化,部分地撤销编制);— —通过货币改革保障我国货币的可兑换性,避免市场被买空;——改善供应和消费 能力(从缩短家庭轿车的订货时间到阻止走私);——改变工资与价格结构,取消 国家补贴;——对环境保护、文化、国民教育和住宅建设给予更多的关注。 对统一社会党领导的信任已经丧失。党内同志也期待着本党自下而上地革新, 不再有臃肿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党的机关不再拥有全权。对党的现有信任主要局 限于几十年来的工作成就(社会安定,维护和平)和某些人物:63%的人民军和边 防军军人信任汉思。莫德罗,因为是他带动了改革进程;对埃贡。克伦茨的信任者 为30%,对曼弗雷德。格尔拉赫的信任者为 21 %。享有军人信任的其他人物是京 特。马洛伊达、京特。萨博夫斯基、格雷戈尔。居西和贝贝尔。伯莱。 如果谈及11月中旬士兵与士官对各政党和群众组织的看法,分析起来颇有启发 意义。对各党团拥有全部或有限信任的程度是:新论坛 54 %,自由民主党 48 %, 基民盟 37 %,农民党 32 %,自由青年联盟 27 %,国家民主党 26 %,统一社 会党25%——对这个迄今为止在武装力量中负有领导角色、在人数上远远超出平均 值的政党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 即使在几乎是清一色统一社会党党员的军官中间,也有人认为本党已经失去了 要求担任领导角色的资格,因为党的政策失误是导致社会畸形的主要根源。他们认 为,必须对老领导层进行清算。根据内部情势报告,此举“应当尽早起步并‘一蹴 而就’因为目前的实际做法只会使人们的狐疑和丧失信心逐步公开化,并导致退党 势头的持续化”。 对国防部的反应迟钝也提出了生硬的批评,因为对一系列问题仍然没有作出决 定,如重新调整每日勤务时间、在军营内接待西方记者、削减对战备状态的要求、 制定下一年度训练计划等问题。许多指挥官允许部属自行删除军队纪律,并且由于 担心出现争执而回避部属提出的不合理要求。 尤其是那些应征服役的预备役军人们,纷纷要求结束预备役勤务,立即返回国 民经济领域。将服基本役的士兵投入企业,却将预备役军人召回部队补充兵力,他 们对这种做法想不通。军营中类似的一致呼声,同时也针对统一社会党和安全部门。 由于缺乏训练的连续性,缺乏军队日常生活中的计划性,加之各种命令自相矛 盾,导致人们对军队使命完全不明确,甚至导致人们产生了几乎不需要或者根本不 需要在部队服役的感觉。每个男性公民服兵役的必要性,只有不足五分之一的士兵 和半数士官表示赞成。十分之七的士兵认为应当实行自愿服役制。几乎所有军人都 赞成制定民役法。 士兵和士官异口同声地赞成在武装力量内部展开改革,首先是在以下领域:— —根本性改善上下级之间的社会关系(实施人事管理的现代方式,消除对下级不关 心和漠视的现象,毫无限制地保障部属的所有权利);——在军队生活中扩大民主 影响(扩大士兵与士官的参与发言权,尊重他们的个人意见,确定他们的权利,增 加其个人自由);——目标明确地改善目前状况比较糟糕的服役和生活条件(从文 化生活到军装、给养质量,而许多军营的住宿和家具条件尤其值得关注)。 在那些日子里,地方和军队的研究机构也对东德军队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内容 的指导方针发表了看法。东德科学院和平研究所科学委员会的6 名学者——克劳斯。 本约夫斯基博士。伯恩哈德。戈尔曼教授博士、沃尔夫冈。施瓦茨博士、罗尔夫。 莱曼少将教授博士、沃尔夫冈。舍勒海军上校教授博士和维尔弗里德。施莱贝尔上 校教授博士(其中几名军职学者也在德累斯顿军事学院和柏林- 格吕瑙军政学校任 教)——于1989年11月 23 日通过德通社就东德军队改革发表了题为《启发和建议 》的文章。 许多内容已经在国防部作出的决定和确定的方向上有所反映。某些想法更加明 确地表述出来,例如“在人民议院建立一个常设机构,以评价武装力量的现状和精 神面貌,所有军人和公民都可以直接向其递交呈文、提出申述或建议”(有点像西 德联邦议会中的军队监督委员模式)或组建军职和文职人员集体的和社会的利益代 表机构——被称为士兵委员会或委托人。职业军人协会和预备役军人协会——以及 允许接待西方记者。允许在业余时间穿便衣,设计一种朴素实用的军装,并“废除 那些军事阅兵仪式”。 学者们对人民军任务与职能的设想,基本上与1989年春季国防部内部起草的内 容相近。在那次文件起草过程中,除了国防部工作人员以外,地方研究机构的学者 们也参与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东德军事理论方面,无论是国防部起草的说法, 还是和平学者们在公众舆论上公布的观点,都于1990年初“被纳人军事改革圆桌会 议议程”,并被东德末届人民议院颁布的“军事政治指导原则”所参考(见附件一)。 然而,起初议程的焦点均是十分现实的问题,每天或多或少必须作出经过深思 熟虑的决议。首先从人事变动和如何应人们对前领导人的极端不信任情绪作出必要 反应。 与转折无关的是,人民军干部发展规划中早已确定了空军/防空军司令沃尔夫 冈。赖因霍尔德上将(生于1923年)于1988/89训练年度结束时退休。11月24日, 我将空军/防空军的指挥权交给了罗尔夫。贝格尔中将(生于1936年),同时还赞 誉了赖因霍尔德的军事生涯。他于1952年作为飞行机长被自由青年联盟推选为驻营 人民警察部队航空兵组建代表,并担任过团长、师长等指挥官。赖因霍尔德曾在两 所苏联军事学院留学,1967年起担任空军/防空军参谋长,1972年起任司令,在这 个军种担任领导达20多年之久。 11月20日,陆军司令霍斯特,施特希巴特上将(生于1925年)在一次私下谈话 中申请辞职。他的理由是,转折需要新面孔,群众已经不能接受旧政治的执行者。 尽管我也听说过对他指挥方式和所谓乘专机去国外打猎等行为的指责,但是我还是 劝解他:考虑到陆军目前的复杂局势,不应仓促作出决定。在过去的年代里,我所 了解的施特希巴特其实是一个有能力的将军,是他的士兵们的勇敢的利益代言人, 即使在部长面前也从不隐瞒自己的意见。他当士官时进了苏军俘虏营,1948年获释 后通过在苏联参加读书班进入了军官学校,尔后成长为战术和战役兵团的指挥官。 1972年,他在经过培训后担任了陆军司令。 12月5 日,我访问了位于格尔托夫的陆军司令部。在那里,施特希巴特上将重 复了他的申请。由于我在谈话和讨论过程中逐渐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即他的理由值 得尊重,因此,我表示赞同他的意见。当晚,我通知了总长施特雷利茨上将和总政 主任布吕纳上将,并建议他们考虑一下采取同样的步骤。 于是,在12月6 日的领导小组会议上,施特雷利茨上将(生于1926年)、布吕 纳上将(生于1929年),还有边防军司令鲍姆加尔縢上将(生于1931年)均申请辞 职。尽管许多人在那几周内批评我太过自由主义和迁就顺从,但我认为,较之许多 地方基于未经审查的指责就要求“驱逐”某些将领甚至要求对他们革职、惩处的做 法,这一解决方式更为适当一些。 作为施特希巴特的后任,原计划由多年的参谋长霍斯特。斯凯拉中将(生于1930 年)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后任并没有物色,因为这一职务在军队改革过程中已经 取消了。鉴于边境局势的复杂化和迫在眉睫的改组,我请求边防军司令暂时撤回辞 职申请。 决定总参谋长的后任并非一件易事。因为,施特雷利茨上将或许是东德有关国 防的所有问题和华约框架内各种义务的最重要“知情者”。另一方面,国防部内, 尤其是总参内部,对他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颇多意见。此外,在批评领导人滥用 特权方面,他是仅次于凯斯勒大将的众矢之的。 由于我是国防部的新人,也没有政府工作经验,因此总长后任问题着实让我伤 了几分脑筋。通常情况下,一位副总长,例如负责作战的副总长,本应站在军队晋 升阶梯的上几级。但是,施特格尔中将也是1987年刚刚进入国防部。在此之前,他 是莱比锡军区司令,曾是格雷茨中将的继任。后者于1985年底从莱比锡调到施特劳 斯贝格任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后勤部长。 曼弗雷德。格雷茨(生于1935年)拥有陆军团至军区所有指挥级别司令部的丰 富经验;在担任后勤部领导期间,即负责全军供给或后勤保障领域中,对军队和国 防事务的所有内外问题都十分了解。从1990年1 月1 日起,他接替施特雷利茨上将 任总参谋长,实际上成为第一副部长,因为无论在国家人民军,还是在苏联和其他 华约国家军队的指挥条令中均规定,只有参谋长可以以司令员的名义,在所有问题 上作出决定并发布命令。格雷茨中将迄今担任的职务,我交给了海军的多年后勤部 长汉思。霍夫曼海军少将。 在12月6 日的领导小组会议之后,又在国防部20号楼内召开了一个会议。将于 周末参加统一社会党特别党代会的国家人民军代表们也参加了这一会议。会上,我 宣布了一个有关军队改革的消息,即一系列领导职务要重新任命。人群中有人要求 :“快说姓名!”起初我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一要求是合理的, 于是就列举了有关的人事变动。这一系列决定获得的主要反响是一片掌声。 此外,会上还有人要求禁止凯斯勒大将踏进国防部。当时,他已经搬出部长办 公室(20号楼),搬进了国防委员会大楼(3 号楼)。然而,第一,他是当选的国 防委员会和人民议院成员;第二,经埃贡。克伦茨同意,他退出现役的时间将为12 月15日;第三,从我的感情上来说,这样的处理方式有失礼貌和尊严。诚然,许多 军职和文职人员发泄的愤怒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们看来,那些领导人有如圣经 中所指责的那样,在公开场合标榜自己喝水,在暗地里却偷偷地喝酒。 在拒绝这一要求时,我还提出了一个理由:即使每一个连长交接,也有权利井 井有条地从前任手中接管各项工作,可是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交接的时间。当台下 流露出不满情绪时,我作了这样的声明:“如果你们不想要我,如果我不能赢得你 们的信任,我倒是觉得跟水兵们在一起更加自在,反正我还没有移交海军的工作!” 这时,有一名被选为特别党代会代表的上校表示,不应当考虑辞职问题,因为我是 部长的合适人选。 在那几周内,人民军和边防军内部对几乎所有高级干部的不信任感都在增长, 其起因是有关政治局万德利住宅区特供商店的报道,以及在人民议院会议上和媒介 中披露的有关民德党中央、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成员腐化堕落的案例。有些人认 为,第一阶层和第二阶层的军队领导人都应该被解职,因为他们统统都有历史的包 袱,立场保守,在推动军队改革方面既无意愿也无能力。 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杰斯中将建议我成立调查委员会,其任务与11月13日在人 民议院设立的临时委员会相近,即调查滥用职权、腐化堕落、个人非法致富以及其 他违法行为。 由于人民议院的那个委员会在基民盟议会党团的建议下任命前东德最高法院院 长海因里希。托普利茨博士为主席,因此,我们新设立的委员会也应由一名经过专 门训练的法学家担任主席。起初考虑的人选是前最高军事检查官莱普尼茨退役中将, 但是由于他的历史问题,这一任职引起了年轻成员的批评。所以,我在新年前后任 命了汉思于尔根。马德尔上校担任主席。他是一名司法军官,而且在11月的军官积 极分子大会上对国防部领导进行了十分大胆的批评。 调查委员会进行了充分的工作,实施了深人的调查。调查重点是1989年秋天国 家人民军部队的动用情况、住宅建设。动用政府专机、狩猎区和非法特权等问题。 委员会主席几乎每周向我报告一次调查情况。大多数调查结果和建议我都给予了肯 定和采纳,包括在媒体中曝光的大量调查报告。 不过,我当然不会完全同意马德尔上校的所有建议,也不会同意媒体中披露的 有关个别领导人所谓违法事例的所有报道。因此,我把某些材料转交军事检察院或 其他政府部门供审查。我因此而陷入了两难境地——被批评者要求我阻止针对他们 的攻击,而那些或多或少情绪比较激进的军人或记者,则要求将他们革职、撤衔和 惩处。但是,我不愿以新的不公正去惩罚旧的不公正。 事实证明,真正滥用职权和违法乱纪的规模和程度都比人们原本担心的差得多, 比迄今仍在散布的夸大之辞轻得多。 调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成绩是,证明了国家人民军职业军人们的高度战备状态 和献身精神,及其在遵守法律和条令的前提下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有些军人,尤其 是偏远驻地的家属们,都在贫困和重负下达到了战备状态的艰巨要求,某些甚至是 过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