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军事改革开始起步 11月12日,我宣布军事改革开始起步,并在施特劳斯贝格“湖边俱乐部”设立 信息与磋商中心。之后,电话铃声不断,信件、电报和传真源源来自东德各专区, 来自人民军和边防军各部队。截至11月 29 日晚间,已经收到 600份传真、电传和 912 个电话,并接待了115 名来访者。 不妨举一个例子:仅在米尔豪森一地,截至11月底/12月初即已收到人民军和 边防军现役与预备役军人的批评、提示和建议45份。这些意见均分门别类呈报给国 防部各相关部门与局处。 要求将基本服役期缩短至12个月,所有军人星期六免除勤务,职业军人实行五 天工作制,组建选举产生的士兵代表机构,根据国土原则征召当地义务兵服役,遣 散预备役军人或撤回投人国民经济的兵力,增加部队的军饷、伙食费和度假场所, 取消队列问候方式和“同志”称谓——这些只是米尔豪森等地所提建议的几个例子。 在边防部队中,还普遍存在着不稳定情绪,担心边境开放以后是否还能保住自 己的职业。一些边防军人想方设法调到海关去工作。 1989年11月30日,东德新闻媒体的代表们首次有机会在施特劳斯贝格国防部所 在地参加记者招待会,全面了解裁军现状、军队支持国民经济建设的情况和未来计 划,以及军事改革的各项措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黑姆佩尔中校通报说,人民军迄 今已经有50架作战飞机和432 辆主战坦克退出现役。在俄斯特利茨和新勃兰登堡两 地,人民军已经拆卸109 辆坦克,另有22辆目前“正在施工中”。实践表明,“将 卸去装备的”坦克投入国民经济领域的难度比起初想象的更大,而且拆卸工作也相 当耗费人才和财力。 此间,苏军西部集群已经从东德撤走11416 名兵员、1988辆坦克和126 架飞机。 经过此次裁军行动后,人民军现有的4 个摩托化步兵师均不再拥有坦克团。 1989年 11 月底,投人地方生产领域、保障居民供应和维持运输业的人民军和 边防军兵力为10200 人。自12月1 日起,将再向工业企业投人6600人,并将2000名 建筑士兵投人卫生设施和社会福利机构。此外,将不再对预备役军人作征召考核, 1990年第一季度将放弃征召21000 名预备役军人的计划。 由于在边界开放以来已经增开数百辆专列,国家铁路系统形成了灾难性的瓶颈 状态,军队遂向交通领域增加投人运输卡车,并将铁路系统正在服役的800 名职工 统统复员。 黑姆佩尔中校向记者们介绍说,若想保障问月间征召人伍人员的必要训练措施 和维持武装力量的职能,有关方面的压力也已经达到了极限。人民军并非像某张报 纸报道的那样,是在“转变职能,成为国民经济领域中的一个服务性企业”。 在门月底的多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已经指出过这一点,并应新论坛组织的要求 对东德尽快实现非军事化问题表明了立场。 在法国总统密特朗来东德进行国事访问的准备阶段,几位法国军事记者于12月 初参观了国家人民军部队和国防部。他们利用这一机会向我提问:苏联在东德的驻 军是否还会进一步削减?东德是否有能力独自——没有苏军的支持——确保国防? 我的答复是,我们的努力目标是在全欧对话和签署相关安全协议的进程中“保 持以军事手段保卫我们国家的必要能力——无论是一国承担还是集体防御”。届时, 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将裁军进程继续推进至双方无进攻能力的目标。 我说,从纯军事角度看,东德的国防如同任一战略问题,首先取决于力量对比 ——仅以西德联邦国防军的实力为例,无论在兵力还是兵器上均查有实据地对东德 占据双倍以上优势。此外还有北约国家的8 个军,它们可以很快地沿着我国边境展 开部署。 法国军事记者们追问道,国家人民军是否会接受维护国家秩序的任务。我指出, 宪法赋予的使命是抵御一切外来进攻;为此,我军必须坚持所有训练与战备措施。 此外,我们的军事条令禁止任何可能引发战争的行为,禁止首先使用武器,要求拥 有足以防御敌陆海空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体制。但是,这样的体制和武器绝非适于 维护国家秩序。 与此相关,我想就近几周内正在总参内部酝酿的国家人民军各兵团新编制作一 点说明。根据摩托化步兵师的新编制,此类陆军兵团将削减90辆坦克(从214 辆裁 至124 辆)和40套火炮系统(从216 套裁至 176套);与此同时,增加 154具反坦 克兵器(从102 具增至256 具)和62具防空兵器(从173 具增至235 具)。增强的 反坦克与防空兵器,主要是可携式系统,即直接用于抵御小分队和打击其阵地。 在国家人民军防御性体制的进一步改编过程中,还计划于1990年初削减门万军 队和 4万文职人员。其具体削减范围如下:作战兵力将合编为2 个军(辖12个旅)、 2 个防空师和2 个区舰队。 从性质上讲,人民军应成为一支在未来防御情况下基于作战动员的训练和基准 军队,它只拥有少量可保障指挥、侦察防空、海岸警戒和保卫国家边界之值勤体系 的战备部队输分队,军队人员的三分之二为职业军人和合同军人,三分之一为义务 兵。在防御状态下,军队实力应扩充至25万人,拥有1060辆坦克、2352辆步兵战斗 车和装甲输送车、735 套火炮系统、225 架作战飞机和44架武装直升机。 这一系列军队改革的初步规划,从根本上说来尚未摆脱国家人民军目前已经达 到的发展水平,而且是1987年开始起步的改革进程的继续。而到1990年春夏之际, 新的改革设想更为激进,包括拟定了建立小型职业军队的文件。 1989年11月底,在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次国防部新闻招待会上,继黑姆佩尔中校 和路德维希中将发言之后,由杰斯中将就国家人民军《首脑与躯干改革》设想作了 原则性的介绍。他在发言之初即指出,“切断旧辫子”的计划并非人人赞成,因为 所有国家的军队都不属于最有改革意愿的力量,国家人民军迄今为止一直处于过分 严格的监护与控制之下。 未来的这支人民军队必须建成一支代表东德人民所有阶级和阶层真正利益共同 体的军队,必须置于人民议院,包括驻地人民代表机构的直接监督之下。它的领率 机关应当实现真正的集体领导,为此应当定期招开军人大会。指挥官的答询义务, 包括军队干部的轮流调动原则,必须成为重要的环节。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义务兵乃 至职业军人和合同军人在不同岗位的职业培训。军队中的教育改革也势在必行,应 当增强科学和科学家对国防的影响。 这些设想与我们的考虑相吻合。早在 11 月 27 日,我就利用颁发恩格斯奖金 的机会向军职和文职人员们申明,我们从未像最近几周乃至几个月里这样急切地需 要我们的科学家所作出的贡献。我在发言中说:“在军事改革过程中,科学将对我 们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政府赋予的使命,军队在社会中的地位, 军队的体制、装备、训练和教育,军队内部、军人之间基于民主原则的相互关系— —凡此种种,若无科学与科学家的积极参与,根本无法想象。” 应当从国家人民军行政法规对重要科学部门的限制和阻碍作用中汲取教训。在 80年代,诸如教育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样的领域,系统地得到了削弱, 在军队的某些科学机构中甚至降到了零点。而另有一些学科,如后勤学、修辞学、 简史和艺术史、地理学和文化科学等,根本就从未系统地建立过。尽管拥有大量专 职政治军官,尽管一再发出呼吁或实施严厉的惩罚,但是仍然未能消除以“即将退 役老兵运动”为名义对新兵进行刁难的现象,未能将同级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提升 到党组织号召的阶级同志般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水平上来。 在后来的几周内,由这种紧张关系导致的各种冲突不可避免地公开化了,从而 使军事指挥官排解此类不和谐现象的权威及能力受到了动摇。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未经深思熟虑的决定或基于以往习惯作法而采取的行政限制措施,就足以导致 投敌行为。 1989年12月初,由于多起丑闻在公共舆论中同时曝光,导致了东德政治危机的 尖锐化。首先始自12月1 日的人民议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调查委员会公布了对 党和国家领导干部滥用职权和个人致富现象的初步调查报告。大多数代表对这种无 异于独立王国的生活方式,对这些来自劳动人民阶层并在他们的推选下成为干部者 的生活方式感到痛心,从而使人民议院变成了声讨的法庭。统一社会党中央于12月 3 日作出决议,将一批中央委员开除出党,并宣布集体辞职。 当国务秘书沙尔克一戈罗德科夫斯基的神秘外汇交易成为人们的话题,有人传 闻他把1 亿西德马克存入了瑞士银行时,人民议院的愤怒情绪达到了特殊的高潮。 12月2 日,星期六,罗斯托克郊区卡维尔斯多夫的一个军火仓库被发现,里面 存放着准备出口的步兵武器、弹药和卡车,愤怒的群众冲进了仓库。这个转运仓库 属于沙尔克辖下“商业协调”部门的伊梅斯公司。货物并没有什么差错,否则,那 里的仓库主任说不定会被打个半死。为了不使军品流失,由人民军和新论坛组织共 同派人看守这个仓库。 星期天中午,在调查有关情况时发现,沙尔克已于星期天夜间逃离东德。星期 一,1989年12月4 日,西柏林的《柏林日报》头版登出了大幅标题:“东德陷入混 乱。东德最重要的财神宵遁。克伦茨解除其所有职务!中央集体解散。米塔克等其 他统一社会党领导被捕!办公室和住宅受到搜查。昂纳克及其所有统一社会党元老 均被开除出党。4 所东德监狱暴乱——囚犯要求减刑。” 如今,到处充斥着关于东德和国家人民军出口大量武器的谣言,在许多地方, 包括军队单位,也不断有人追查禁止出口的武器或计划对付国内平民的武器,因此, 戈尔德巴赫上将向德通社表明了立场,我也接受了《青年世界》报的采访。我们明 确指出,国家人民军与东德企业的武器出口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从军队淘汰的武器, 或作为军援物资的武器和器材,均通过东德的相关外贸企业出口。 12月4 日,我与《青年世界》和《人民军》报社的记者们进行谈话。他们在谈 话中问到了一系列士兵们最关心的问题,如生活条件、军侧缩短服役期、服民役、 每周五天工作制、士兵协会、职业军人和合同军人专业培训等。他们也问到了解决 上述问题的办法。我毫不隐瞒地表示了对这些要求给予解决的赞成态度,包括满足 五天工作制的要求。但是我不得不立即指出,有关决议虽然正在酝酿,但需要经过 各相关委员会乃至人民议院的批准。 我非常诚实地承认,以我们目前对军队秩序和战备状态的理解来看,各位将军 普遍对“前所未闻”的现状难以适应。对我本人来说,某些想象也无法适应,例如, 直到向我的后任移交工作时,我也未能像大多数人要求的那样在国防部内作出弹性 工作时间的规定。这种时间调节规定,不仅仅在西德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然而,我完全能够理解人们的要求,我们确实必须迅速。彻底地付诸行动—— 例如新的旅行法规使所有军人均可以享受成年公民的待遇,从而与昔日臭名昭著的 繁琐手续相区别,即用众多的文件和冗长的规定最终达到墨守成规的效果。 出于这个原因,我下令将一系列早在转折前就已经起草好,但尚未修改完毕的 条令于1989年12月1 日首次生效,因为这些条令至少可以减轻几分军人们的重负。 然而我当时已经知道,军队内至迟1 月1 日也会引进五天工作制,因为原军队领导 人之所以持反对态度,除了要与苏军驻德西部集群的作息制度保持一致外,最主要 的理由(或借口)之一是东德的学校星期六也上课,而这一条规定如今已经取消了。 尽管如此,必要的战备状态仍然可以得到保持——不仅我自己抱有这样的观点。 因为,每一个对军事感兴趣的人都知道,西德联邦国防军的大部分军人每周星期五 至星期日的晚上均不留在分队和军营内。“1989年12月5 日,星期二,我带着这一 观点参加了在波茨坦市郊格尔托夫召开的一个陆军指挥员会议。我的指导思想是尽 可能具体地了解陆军的情况,了解高级指挥员的情绪和意见。他们现在面临的主要 问题是,如何完成各训练中心的任务(具体说是5 个动员师的营地警戒和武器装备 保养任务)和各专区、县兵役局日常工作的保障任务。因为,如今命令已经下来, 1990年春季所需要的 11000名预备役人员将不再征召。国民经济领域所需要的兵力, 以及12月初所下令投入地方群众供应运输的卡车,已经高度超出负荷,部队早就不 可能进行系统的训练了。 在这千头万绪之间,还有一件事令我操心:新论坛组织号召人们参加 12 月 6 日的大规模总罢工活动。在乘车前往格尔托夫的途中,我读到了《柏林日报》的标 题:“统一社会党惧怕报复和愤怒的浪潮。统一社会党紧急情况处置理事会告诫公 民不要出现‘无政府和混乱状态’。人民警察首次游行示威,反对统一社会党文过 饰非。工人战斗队军官呼吁:不要使用武器!”在莱比锡,游行示威者冲进了国家 安全部专区办公大楼。在舍内费尔德机场,有人阻止飞机起飞,指称飞机将把秘密 文件运往罗马尼亚。 尽管时局那么紧张,我并没有发现将校军官们流露出听天由命的情绪。指挥员 们均表示支持改革,并就征兵问题、就军人利益的代表机构问题、就军队与驻地机 关和群众组织合作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我对他们说,为了消除现有的不信任感,军队必须打开军营大门,包括阵地地 域。如果门前来了100 人,要求检查军队是否已做好对付人民的作战准备,那就不 适于断然拒绝,而应允许他们派代表进来,向他们显示一切,并请他们把实情转告 其他示威者。在谈到对住宅区进行警戒,以免军队家庭遭到袭击的措施时,我请他 们考虑周全,不要以过激行动引发不必要的不信任感。 人民议院12月1 日通过的声明,也在陆军内部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声明的内容 是:“人民议院对民主德国1968年参与华沙条约国家对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纠纷的军 事行动之举表示深切的遗憾,并代表民德人民向捷克人民表示歉意。” 1968年已经参军的将校军官们,尤其是来自第7 坦克师(驻地为德累斯顿)和 第11摩步师(驻哈勒)的军官们知道,尽管这些部队当时已经抵达集结地域,作好 了进军的准备,但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并没有越过德捷边界。只有少 数几位通信部队的联络军官曾在布拉格附近的联合部队集群司令部内工作过。 当然,这丝毫改变不了东德对这一违反国防法的行为负有的政治连带责任,也 改变不了国家人民军的这两个兵团隶属于临战部队的事实。东德的所有相关媒体— —从电视到军事历史出版物——在1989年秋季之前始终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国家 人民军全力参与了“对捷克斯洛伐克阶级兄弟的国际主义援助行动”。 当我获悉人民议院即将作出向捷克斯洛伐克道歉的决议后,我向当时仍为人民 议院成员的凯斯勒大将递交了一份文献,以证明国家人民军1968年确实没有派部队 前往捷克。他并没有使用这份文献——起初令我感到失望——也许他是有充分理由 这样做的。在当时的情势下,这样的论点只会被视为刻意为国家人民军作苍白无力 的辩解,而所有当事人全知道,人民军在1968年夏天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确实处于 较高的战备状态。 1989年12月6 日,国防部领导小组在施特劳斯贝格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就在 这一天,新论坛全国对话委员会呼吁双方在监督国家安全事务时避免使用武力,并 要求解散国家安全部所有对内职能机构,只保留确实针对刑事犯罪和新纳粹行为的 部门,但应将这些部门转交内政部。令人欣慰的是,并没有举行总罢工,只是在若 干地区举行了反对统一社会党和要求德国重新统一的短时间的警告性罢工。 我主持了这次会议,开幕式后简要评价了国内继续尖锐化的局势。国家的权威 正在明显动摇,党在广大群众中已经失去了影响力,目前存在着某种双权领导现象, 对立的一方面是国家机关,另一方面是公民委员会以及反对党派。在冲击内政部和 国家安全部的同时,也出现了冲击国家人民军建筑和设施的企图。我指出,对此类 行为不得使用武器,最多只能使用肉体进行封堵。预备役军人首次举行了示威游行, 每天收到10至15人又作逃兵的报告。 尔后,我通报说,第二天,即12月7 日,将召开圆桌会议。国务委员会今天将 召开会议,埃贡。克伦茨将辞去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同时也辞去国家安全委员 会主席的职务)。曼弗雷德。格拉赫将在大选之前主持国务委员会的工作。一个新 的国防委员会将在总理的领导下组成。 12月8 日,人民议院主席京特。马洛伊达博士将会见以我为首的国家人民军各 军种和边防军代表团。我们将向他汇报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同时还要通报军职和文 职人员所面临的棘手问题。12月7 日下午将召集各军种的士兵、士官、军官生和军 官代表到施特劳斯贝格会商。 接着,杰斯中将和路德维希中将介绍了军事改革已经进展的水平。被戏称为 “铲除特权委员会代表”的格雷茨中将(当时仍然担任总后勤部长),介绍了在卫 生、疗养、军贸、狩猎和宾馆等领域中已经制定的各种规定。 施特雷利茨上将急切地建议,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应尽可能详尽地向华约联合 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参谋长通报我们的计划。他的苏联伙伴、西部集群参谋长已经向 他指出了二十多起“特别事件”(主要是针对苏军的示威游行)和国家人民军领导 人所采取的不当措施,这些措施与共同确定的战备和作战训练规定并不吻合。 作为此次会议的决议,向人民军和边防军所有机关发去了一份较长篇幅的传真 函。在文件的13点内容中,通报了各种法规(兵役法、民役法、政党法)的筹备情 况,建议以秘密选举方式确定发言人和积极分子,并组建职业军人和预备役人员的 各种协会。团独立营以上的首长和部门领导有权根据驻地条件自行决定服役时间的 开始和终止。 从即刻开始,早晨操练不再作为必修科目——早操已引起了特别的不满,因为 他们无论在何种天气下,刚一睁眼就必须穿着体育服装到户外操练。连洗漱都来不 及提前进行。 在争议最多的一点上,我不得不收回承诺:宣布职业军人的五天工作制——即 缩短日常勤务,并将训练日缩短为星期一早晨至星期五晚上——将推迟到1990年3 月1 日再实行。为了避免产生过高的期望值,同时宣布了有关疗养假期的规定,以 弥补工作上的额外重负。 此外,当然也宣布了确保值班湿度的特殊规定。这些规定主要是针对防空军各 分队——歼击航空兵以及保障分队,防空导弹部队,无线电测量分队——它们必须 一轮班方式始终保持战备状态并对空域实施不间断的观察。 除了这份传真文件外,还发出了《对国家人民军领导层的呼吁书》。其全文如 下:人民战士们! 值此国家命运沉重的时刻,我们要求你们牢记宪法赋予的以军人手段保卫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的使命,忠诚地履行这一使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们! 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和边防军的军职和文职人员,作为人民的一部分,支持革 命性的变革。我们温暖请你们分担保卫和平的忧愁,尊重我们为此付出的努力。 我们只有齐心协力,才能捍卫民主德国的主权,才能使我国避免无政府和混乱 状态。 我们这些人民战士目前的任务是什么呢? 第一,国家人民军的陆、海、空域值勤制度要求我们全力投入。对这一制度的 任何冲击都可能对我国安全造成危险。 第二,我们不可以允许对军事目标的秩序和安全进行扰骚。必须制止非法接触 武器、弹药和燃油料。必须排除对公民和士兵生命构成的危险。 第三,必须维持国家边界的秩序。 第四,通过在国民经济领域、交通与卫生领域以及当地供应设施中的高效投入, 我们与人民各阶层紧密合作,为维护我国社会关于国计民生的职能做出了我们的贡 献。 第五,民主德国业已开始的军事改革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其目的是使每一个身 穿军装的公民均能履行宪法赋予的义务,在完成社会使命时得到尊重,并能在武装 力量中享受民主,毫无限制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第六,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和边防军的荣誉和尊严应当得到维护。我们必须模 范地履行义务并全面破除个人特权,从而为此作出特殊贡献。 人民战士们! 让我们与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家武装力量的成员们一道,竭尽全力保卫欧洲 中心的和平,可靠地保障我们今天这一代和今后各代人民的未来! 此上是领导小组会议的呼吁书。我们在当天就通过国防部的军官掌握了第1 摩 步师(驻波茨坦)和第8 摩步师(什未林)等部队的反应。总的来看对内容是赞成 的。那些被问及的职业军人们,认为当务之急是人民议院和政府应当对国家人民军 表明立场,阐明军队在国防范畴内的任务和军队人员参与保障社会安全的规定。 据国防部军官报告,由于来自家庭和公众舆论的压力日益增大,部队中产生了 对未来生存的担忧。除此之外,怀疑的情绪也在蔓延。人们怀疑在旧的领导和旧的 机关的参与下,军事改革是否可能实施。更换部长之后,对领导信任感的丧失并没 有得到遏止,领导干部缺乏与群众的真正接触。直至现在人们仍然怀疑,领导干部 是否能够现实地判断形势,在决策时往往未能关注时局的影响和后果。其原因是: “如果改革不是从基层启动,便没有成功的机会。军队领导在士兵面前扮演的是好 好大叔角色,我们却不得不承担责任。” 针对职业军人和合同军人的急切忧虑所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由部长会议新闻 与信息处于星期三当天向德通社发了一封函件,政府在函中呼吁人们保持镇定与冷 静,并强调,国家人民军的椎一使命是保卫公民的和平生活免遭外来进攻。应当停 止一切针对国家人民军营地和设施的行动,只允许人民议院和政府所委托者进入这 些场所。 12月7 日下午,各军种选出的与人民议院主席进行对话的代表在施特劳斯贝格 聚会,向国防部工作人员讲述了他们所在驻地的现状和问题。例如,在一个小组中, 有来自马克斯瓦尔德、明歇贝格、海纳斯多夫、苏尔、松纳贝格、鲍岑、勃兰登堡、 萨斯尼兹和德兰斯克的各级军人代表。当我开完部长会议例会(每逢星期四开会) 回来后,还来得及参加了这次会晤。 在早些年间,普通军人晋见国家领导人或参加统一社会党和其他联盟党的党员 大会,通常要在礼节上事先进行详尽的预习。尤其关注的是媒体形象,而且所有与 会者的口径必须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体政策和军事政策的观点,乃至中央宣传部或 人民军总政治部的战术性谈话规则保持绝对一致。我们并不想组织这样的演戏,与 会者当然更不愿意。他们以往就常常感到恼火,不满那种对他们的讲话进行“编辑 性处理”、尔后刊登在报纸上的作法。 令我们高兴的是,电视及其他媒体都认为这次会议有助于东德改革的非武力化 进展,进一步认可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在这一进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从国防部领 导和新闻处的角度来看,并没有规定或限制与会者与人民议院主席会见时的谈话内 容,只有在一点上需要进行某种引导,即所有军种以及边防部队的所有各级军人代 表都应当有发言的机会。至于各军种代表中究竟由谁发言,则由他们自己决定。 进展情况确实如此。京特。马洛伊达友好地会见了代表团,以其客观平静的方 式向我们表示欢迎,并先让我发言。我介绍了人民军内的形势,介绍了军事改革的 现状和目标,强调了武装力量对转折的积极态度以及对民德议会和政府的无条件忠 诚。尔后,我又表述了我们对国内秩序失控的担忧,对武装力量人员及其家属受到 攻击的担忧。我指出,人民军驻地内并没有安置任何针对人民的工具,但武器和弹 药决不允许落人陌生人的手里。 在接着进行的讨论中,代表团的所有成员确实都发了言,毫不掩饰地阐述了各 自面临的问题及其对此的看法。他们异口同声地强调,他们决不想也决不会对人民 采取行动。他们表示,希望人民议院保障军职和文职人员必要的职业和法律安全。 在前一天晚上详尽谈话中的某些特殊重点,今天在对人民议院汇报时集中地得到了 表述。陆军代表重点谈到了警戒力量的缺乏,原因是在国民经济领域中投人了过多 兵力(以勃兰登堡摩步团为例,涉及到3 个摩步营中的2 个营)。其结果是,既不 能实现正常的训练,也无法保证士兵的外出和休假。在军官生中(尤其是社会科学 专业中)出现了大批退学申请者(第4 学年的学生中多达80%),原因是他们的专 业在部队中已无就业前景。 在空军内,职业军官们自视为“国家弃儿和替罪羊。” 他们认为,目前因为油料配给量太低对飞行员飞行时间的调整导致这一职业具 有生命危险,训练急剧下降,只能“在最低生存条件下”飞行。许多飞行大队的物 资条件不足,飞行训练仪器过度磨损,体育设施以及飞机保养的技术基地过于陈旧。 在一些无线电技术部队的营地内,居然缺乏淋浴条件。 位于鲍岑的航空兵军官学校的青年团辅导员,立即向该校的代表们送来了21条 《致国防部长的提示、建议和要求》,文中的主要要求是:审查服役条令对宪法的 忠诚度和清晰性;审查国防部体制,建立一个民职监督委员会;更替年迈的军队领 导人,未经(调查委员会和有关组织的)核准不得退休;在合法基础上建立代表所 有军人利益的各种组织(工会,士兵委员会等);与地方劳动法相适应,签订双向 性质的职业军官服役合同;查出 1989 年10月7 日发布行动命令的负责人;公布国 家人民军的最高部队实力;信任措施扩大至基层;对所有退伍者发放同样数额的退 伍金,无论其处于何种退伍原因;与各专区和县级国家机关建立接触;在保障战备 状态的前提下实现每周5 日工作制,制定新的休假规定;磋商裁军问题,以期找到 解决财政和兵员问题的最佳方法;终止对军人的监视行动;揭露国家人民军参与军 火贸易和培训外国军官的行为;向警戒分队通报警戒任务的意图所在。 据海军代表向议院主席所作的汇报,在最近数月内,人民海军内部与陆军一样 面临日益严重的勤务压力。除了警戒勤务外,海军还要额外在海上值勤,休假条件 也受制于驻地位置,在探亲途中和到达家乡后的抱怨十分普遍。而且,由于裁军步 伐的影响和缺乏燃油料供应,使得一些军人无法如愿参加舰艇分队出海训练。许多 海军军官生担心未来没有职业,纷纷考虑长期服役后如何为转业到地方预作准备。 海军代表的某些意见,与其他军种代表的意见有所区别。例如在体育问题上, 他们认为军队不是退休者协会,军事体能训练是增强体质的必要途径。而在抱怨卫 生条件不好时,他们的意见则是相同的:有的水兵只能连续几周洗冷水澡。他们对 外界的某些传闻(某些是由媒体散布的,或者至少是在推波助澜而不是辟谣)也感 到不理解,例如,关于佩内明德和卡尔斯哈根海军驻地的传言给人的印象是,那里 简直就是一个“小万德利茨”。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关于高额津贴费和军队商店内 优惠付帐条件的传言——尽管是最不可信的谣言,但是却有人相信这些传言。 几乎所有军种的代表都普遍强调:各级军人都已逐渐丧失了服役的动机。如果 针对军人及其家庭的压力继续这样增强下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产生反动力,从 而导致谁也不愿意见到的失控局面。 边防军代表们的主要批评焦点是,在边界警戒条件出现变化、国家边界被打开、 边境地区不复存在的新条件下,上级指示和训练要求中均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实 际上,边界的开放正是在混乱的状态下从上而下导演的——群众是从媒体中得出结 论的,而正常渠道的命令根本就没有传达下来。边界通道的设立根本就没有任何法 律基础,有些地方甚至没有配备兵力和设备;地方的国家干部们在这方面表现得毫 无纪律性,对边防军人表现得充满挑衅性。 在前一年的边防军改组中,也导致了某些不堪忍受的状况,例如有些新的边防 专区和分区司令部位于50公里以外,每天需要派车接送人员。边防军人的服装和武 器也不符合新的要求,有损于民主德国的形象。这一点有别于海关人员,与西德联 邦边防警官的差距就更大了。 各种军代表还提出了一些相似的意见,而且确实提得有道理——从士兵配发的 粗呢大衣到军官配发的根据老式骑兵服裁剪的马靴裤。以往设计的新军装,也一再 “由于财政原因”而束之高阁。 然而,边防军人感到最大的不安却是未来的隶属关系——边防军将仍然隶属国 防部还是屈就内务部? 人民议院主席对人民军和边防军在最近几周所作出的富有牺牲精神的贡献表示 了感谢,同时也感谢他们在国民经济、服务行业和卫生事业方面的贡献。他对实施 军队改革的设想表示赞同,并强调,这一改革确实有利于建立一支独立于政党影响 与信仰派别的人民军队。他允诺将在人民议院主席团内讨论代表们提到的各种问题, 并促成议会全体会议和各专业委员会寻求解决方法。 人民议院主席京特。马洛伊达,在议院第二轮投票中以农民民主党主席的身份 战胜了自由民主党主席曼弗雷德。格尔拉赫,但是,当时他并没有给公众留下特别 深刻的印象。然而,我相信他此次给代表们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持久,尽管对几 乎所有代表来说只会有这一次机会见面。 在后来的几天内,杰斯中将就军事改革面临的中、长期问题提出了一个详尽的 建议报告。这一报告在内容上已经为制定新的国防法、建立防御状态下的国家指挥 体系以及改革国防部和人民军未来编制奠定了基础。 在涉及国防部组织体系方面,报告中提到了部机关行政事务与军事职责和军事 工作明确分开、文职人员与军职官员的责任范围明确分开等原则。 国防部长(应选文职人员担任)应下辖若干个专门工作机构,分别负责议会工 作、与各政党和组织之间的联络以及新闻等工作,并下设一个国防研究所。迄今为 止,国防部内并未设上述机构,或者只是以十分有限的形式存在(如新闻处),而 且处于其他隶属关系,通常只是作为总政治部的三级单位。部长或其他副部长几乎 不可能或不愿意对这类单位施加影响。 报告还建议设一位国务秘书(同样挑选一位文职人员)及其工作机构。国防部 下辖人事部(由迄今负责职业军职和文职人员档案的干部部和总参负责协调合同军 人、义务和预备役人员征募的几个组织部门合并而成),人事部下设一个社会局 (人民军内部以往根本没有这个单位,与其有关的任务由诸如卫生勤务之类的不同 部门分别负责)。平行单位还有采购部。预算部、行政管理与法律部、营房建筑部 以及一个负责国防部全面保障的总局。 不难看出,这一方案参考了西德国防部管理体制的模式。当时确实有一个事实 :一些东德的老资格军人因为大半辈子是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适应了几乎完全由 职业军人构成的指挥体制,所以尽管他们深刻抱怨迄今为止的旧体制,但是根本不 喜欢新的体制。在民主德国,本不存在职业文官。1945年建立新的管理体制时,废 除文官制度之举曾被作为战胜资产阶级官僚主义、战胜统治阶级教育与权力垄断的 胜利果实加以庆贺。 报告建议,总参谋长应下设负责军队事务的3 个部门:指挥参谋部(除负责全 面工作的副职外,应“以与现编制相同的实力”囊括总参谋部迄今所有机构,并以 超过现编制的实力囊括各军种以及负责后勤和发展规划的基础部门)、教育训练部 (以科学方法)和保障部(后勤、技术和营建保障)。 在杰斯中将提出的报告中,国家人民军的编制应当是:“通过总参谋部(指挥 参谋部、训练部与保障部)承担国家人民军指挥机关、部队和海军舰队日常工作、 发展与训练的所有基本任务,从而排除各军种司令部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其结果 是,所有军种的各兵团、各训练设施以及保障系统的中央机构和设施,未来全部隶 属总参谋长。总长通过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对以下单位实施领导:——2 个集团军或 军,——l 个防空军,——l 个混编航空兵师,——1 个混编区舰队;通过训练部 长(在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中均设有此部,东德国家人民军以往亦设有此 部,但70年代初在陆军司令部时被撤销)对以下单位实施领导:——军事科学院, ——各高等军事院校,——国家政治教育院校,——其他中央训练基地;通过保障 部长对以下单位实施领导:——所有负责保障的中央仓库、工厂和设施。 在东德行政划分从专区向州过渡时,取消两个军区和若干个防区司令部(迄今 为止共设有15个防区)。未来防区的数量将减为6 个。尽管这里套用了西德国防体 制的概念,但是似乎并没有完全参照西德的内容。因为在人口超过6000万的西德, 毕竟只设有6 个防区! 以下单位将从国防部长的管辖区内划分出去:——边防军(移交内务部作为边 防部队,编制尽管压缩为15000 名职业军人和2500名文职官员,撤销重装备,取消 动员任务),——第6 海岸边防旅(移交边防部队),——民防部队(作为民防力 量移交部长会议以及各州。县),——建筑部队,——参加国民经济建设的兵力, 体育与技术协会(改组为独立的技术性体育组织),——国家机关、国民经济、社 会组织中特设的军事设施和特别分队。 在这份长达19页的报道中,其他几章对各个具体改革项目的时间表提出了建议 (时间跨度为1989年12月至1990年6 月)。主要内容是:——兵役法,干部培养, 科学改革,管理改革;——国家人民军在新型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军人在新型武装力 量中的地位;——国家人民军的财政保障;——群众工作。 在财政保障一章中,主要内容是物力与才力需求的规模与结构应当公开化并置 于人民议院监督之下;东德创建的“特殊”科技生产与维修能力(系指装备生产能 力)应得到有效利用,应当在(军事政治)要求发生变化的基础上重新确定其生产 与经营方针,根据未来需求削减富余的生产能力,将转轨并入国民经济领域并用于 保障民事需求。 这一反感自然不会受到人民军职业军官的一致欢迎——这种心理也是可以理解 的,因为前提条件是撤销那些原本相当独立的各军种司令部,并撤消所有国防部副 部长(仅总参谋长例外)职位。尽管如此,从基本思想和对问题的认识角度看,这 一方案有利于民主德国(而不是我们长期以来所适应的“国家人民军”这一概念) 军事改革在更高级别上的进一步“制度化”,即设立“军事改革委员会”和国防部 长“圆桌会议”。 “圆桌会议”的模式当然是效仿1989年12月7 日的中央圆桌会议。当时,14个 政党和群众组织的代表迪特里希一邦赫费尔大楼聚会,除了商定议事日程外,还一 致通过了一项声明。声明中指出:“圆桌会议尽管不能行使议会或政府的职能,但 是将公开指出克服危机的各种建议。圆桌会议要求人民议院和政府及时通报有关法 律、经济、财政和重要决定,并要求参与决策。圆桌会议的存在,可视为我国实现 大众监督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实施自由、民主的不计名投票选举之前,圆桌会议 将一直持续工作下去。这一选举建议于1990年5 月6 日进行。报告认为,应当刻不 容缓地开始起草一份新宪法,以便在议院选举之后经全民公决作出决议。 包括各执政党代表的圆桌会议参加者们,要求政府以建立法制国家为本,立即 采取一系列断然措施,例如由内务部派员对国家安全部所有机关进行控制(以免发 生销毁或滥用文件以及证据材料的现象)。国家安全部应在文职领导的监控下予以 解散,应保障该部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途径。若有某些安全部门必须存在,须由政府 向公众舆论作出通报。 显而易见,圆桌会议从一开始就把自己视为一个可以表述其对政治和战略问题 见解,并勉励实施其意志的机构,在人民议院威信大减的情况下,它也自视为惟一 民主合法的中央顾问机制。由于圆桌会议的某些与会者同样未经选举产生,或并不 符合人民意愿,因此不难理解,在西德自我标榜为“议会选举民主”的充满资产阶 级议会作风的西德政治家看来,这种基础民主的做法就显得面目狰狞了。在西德政 客们的影响下,圆桌会议和公民委员会在1990年3 月18日人民议院选举后不久就迅 速撤消了——这一结局既符合逻辑,也是必不可免的。 杰斯中将 11 月 30 日就曾向我建议,邀请各界人士组建一个公开论坛,以讨 论军事改革问题。此举可以避免“在自己的锅内熬汤”,从而在迄今为止相当封闭 的国防问题上增强宽容度。我们认为,我们应当与部长“协商委员会”进行深人讨 论,并通过这一途径与各政党、组织和群众运动建立和保持联系。 为了给国防问题的全面讨论奠定基础,我们决定将已经着手起草了很久的《民 主德国军事理论》交由各应邀党、社会团体以及群众组织讨论。12月2 日,我签署 了邀请代表们12月18日18:00时到柏林格日瑙“威廉。皮克军政学院”开会的请帖。 12月7 日,我又签批了该学院“军事改革倡议委员会”争取对话伙伴的呼吁书,从 而使“圆桌会议”的论坛形式“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制定军事改革的指导方针。 除自民党以外,所有收到邀请的联盟政党、有关科学机构的代表以及反对党 “新论坛”、“立即民主”、“和平与人权倡议”和绿党等组织均应邀到会。国防 部与“威廉。皮克军政学院”共有36名代表参加了这天晚上的会议,开始了激烈的 辩论,但是大家保持了相互尊重和注意听取他人意见的雅量。在此后的几周内,军 政学院的代表们还将承担圆桌会议的总体组织工作。 “新论坛”派出了阵容最强大的代表团。那些将军们很快就明白了,这个东德 的反对派组织不仅仅由全面否定派或军事外行们组织,而且包括真正的军事行家, 例如有前国家人民军的军官们。就像后来在电视上曝光的那样,当基督徒联盟的安 全问题专家罗姆贝格博士发言时,在场的某些佩带苏联或东德军事科学院毕业勋章 的将军们很快就脸色苍白起来,尽管他们本身就是态度积极的改革者。 对于第一次会议,我内心的期待值至少有一半受邀请的政党、组织和运动能够 出席。出乎我们意外的是,出席率达到50%以上,而且有些出席者是我们原来没有 料到的。我负责宣布会议开幕,也有人为我准备了动员报告。但是,我决定不念这 份稿子,自由地表述我内心的各种想法。在这方面,我已经有过多次良好的经历。 即使在1989/90年间的严峻环境下,我也保持了这一作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军事改革委员会或国防部其他部门的文件起草工作是多余 的。与此相反,我的精神准备正是基于这一工作,而且报告中也引用了一些必要的 数据。然而,每当民主德国最高权威人士竟然在祝酒时还需要念讲稿,而且眼睛一 刻都不敢离开讲稿时,我总是觉得反感。 会上,我首先对与会者表示感谢,并对民德的深入改革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人民 军与边防军的改革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在发言中强调指出,国家人民军是一支人 民的军队,而不是任一政党的军队。这支军队,包括它的建筑与设施,均对所有社 会组织开放。我表示,人民军没有任何东西需要隐瞒,一切用于完成使命的工具都 可以公开,不仅文化设施与体育场馆,而且包括导弹基地。 我接着指出,我们赞成在人民医院内讨论军事政策和军队生活中存在的根本性 问题,最高人民代表机构应该通过一系列有关的法律,如晋升条例、内务条令(包 括人伍宣誓条令)。边境法、文职人员条例。后者将于12月间交政府讨论。在起草 这一条例时,我们与许多机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还同教会进行了磋商。接 着,我阐述了我们的观点,通报了在国防部组建一个协商委员会的相应邀请(这一 委员会应于1990年1 月聚会),并且征求了大家对提前下发的根主德国军事理论》 的各种意见。 关于协商委员会的组建,大家很快就当场统一了意见,即组建一个具有鲜明特 色的“圆桌会议”(从而使各政党和群众运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在谈到军事理论时,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在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动荡的当前, 对制定这样一个文件的意义和目的表示怀疑。尽管如此,大家最终还是同意了一个 建议,即向新当选的人民议院“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各项建议”。 罗姆贝格博士指出,在维也纳谈判的努力下,1990年可望中欧地区武装力量受 到大量削减。无疑,对国家人民军职能的重新定位十分必要,尤其是应将重点放在 生态平衡、联合国、防范综合性威胁等任务方面。戈纳曼教授博士提议,军事理论 中也应吸收一种新思想:与民德政府所提出的建立条约联合体的建议相适应,应当 建立东德国家人民军与边防军为一方,西德联邦国防军和联邦边防部队为另一方的 安全伙伴关系。例如,可以建议在不放弃国家自主权的前提下,进行联合边境巡逻。 讨论刚一开始,就流露出了对“武器机关”的普遍不信任感。有人问讨论主持 者施赖伯上校教授博士,如果有人表示反对意见,讨论的内容是否会被进行电子剪 辑处理?还有人问,在国家安全部目前存在的斯大林体制下,如何能够保证军队不 参与内政事件(10月7 日和8 日的事件引起了许多年轻人的不满)——然而另一方 面,军队在发生政变时将持何种态度?还有人指出,军队领导层迄今为止均为统一 社会党党员,能否保证所有人(例如多年任职的总参谋长)都能执行军事改革的进 步思想? 我答称,1 月1 日将进行干部调整。军队内有许多人支持改革,但是当然也有 一些人不愿意或不能够参与改革。我们必须把这一部分人排除出去,但具体做法应 有分寸。杰斯中将补充说,未来将较大规模地吸收其他政党和群众运动的成员成为 军官。此外,所有政党和运动成员都应有权利不受限制地参加军队的公民教育和政 治训练。 关于民主性利益代表的问题,也绝对没有“自上而下地”进行操控。各军校已 经有了学生会,各分队也有了士兵委员会,现正成立一个职业军人协会。但是,目 前暂时还没有考虑通过地方人民代表机构对部队驻地进行监督和建立国防顾问的问 题。此举有助于保证人民与军队的团结一致,应当纳人正在起草的各项法律。 与此同时,我再一次强调,我们必须转向各种新的体制,包括设立一位文职国 防部长。这位部长当然也可以是执政的统一社会党以外的其他政党成员。此外我还 宣布,国家人民军内部的统一社会党组织将于1990年1 月1 日起解散,而总政治部 将在12月间即予解散。诸如政治教育、文化活动、公众舆论宣传工作、社会问题和 青年问题等,将由一个新组建的机构负责——其具体结构和名称(也许称为内部指 挥部门)还须经过讨论,也要经过圆桌会议的商议。 我指出,法律保障问题也很重要,因为第二年大约将有10000 名军官专业。人 民议院应当作出决议,怎样能够使那些长年处于战备状态、其家庭条件受到相当多 限制的军官顺利地转人地方。国家人民军在这方面负有再就业训练的任务。此举同 时也是裁军的结果和具体步骤。 这一场激烈的对话持续了3 小时。我再一次衷心地表示了谢意,并作出保证, 军方领导人未来将更加广泛深入地参与政治。我强调,地方公民参与军事问题的好 处已经再一次得到了证明。 第二天,12月19日,我根据总理的指示,将组建一个“民主德国军事改革”委 员会的草案交给了部长会议。部长会议于12月对日作出决议,并决定于1 月12日召 开制宪会议。然而,在这一天到来以前,又有许多雨水流人了施普雷河、哈韦尔河 和易北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