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统一社会党及其权力机构的崩溃 1989年,统一社会党拥有230 多万正式和预备党员,几乎相当于东德成年人的 四分之一。1988年秋,94%以上的党员参加了基层组织的选举,140 多万党员在各 自的组织内发了言,近50万人当选了各级领导。当时,这些数字足以使党的领导人 感到陶醉。 在国家人民军和边防军内,1988年11月底共有112881名正式党员和8281名预备 党员。军内还有2181名来自其他四个友好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民主农民党、自 由民主党、国家民主党)的党员,其中只有142 人是职业军人,353 人为合同军人。 全军拥有自由青年团员141727人,自由工会联盟成员59273 人。后者仅限于文职人 员,现役军人的会员资格暂时中止。 在人民军和边防军内,军职与文职的统一社会党党员分布情况如下:大约 96 %的军官、94%的准尉和 60 %的职业士官是统一社会党党员,因此根据上述数字 基本可以推算出各级军人的实力总数。在服基本役的义务兵中,党员人数平均为6 %至7 %,合同士兵中约为14%。 党员的纪律性总体来说是高的。诚然,党员参与特殊事件、行为并受到军法处 罚的比例也很高。例如,在1981至1986年间,即党的第1c和第11次代表大会之间, 统一社会党共接纳26335 名预备党员。同期淘汰的党员为6311人(不合加人预备役 部队的党员):675 人死亡,286 人退党,1789人除名,3561人开除。 由于人民军和边防军军人中统一社会党党员的比例很高,显然普遍给人以一种 印象,即军人会毫无保留地执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每一道命令,会与其每一个政治 步骤、每一项经济或社会政策措施均保持一致,并无条件地予以支持。由总政治部 控制的宣传喉舌,军队领导人的正式与非正式讲话,均试图传达并维持这样的印象。 这个小小的神话故事已经接近尾声了。当东德的政治危机在全世界曝光之后, 甚至在大批年轻公民离开共和国,统一社会党基层党员开始公开反抗之时,在国防 部各部门召开的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庆祝活动上,仍然是由对此时局负有责任的领 导人们在主持,他们在宣布闭幕时领唱的是那首由路易斯。菲思贝格作词的歌曲。 这首常常令人误解的歌曲大意是:党总是一贯正确,“因为凡是为了真理而斗争的 人,总是反对谎言与剥削,总是一贯正确”。但是,充斥人们听觉与神经的,总是 那句不断重复的旋律:“党啊党,它一贯正确!” 1989年夏天,根据中央的一项决议,应当与所有党员进行“公开的、同志式的 对话”,每次对话均由一或两名党的领导干部主持。对话的目的是为计划于秋季进 行的更换党证活动作准备(某些人认为这是一次新的资格审查或“清理”)。我从 各种谈话中得出这样的印象:大多数党委书记隐瞒下情,不敢将党员对东德经济与 政治局势以及党的领导束手无策与脱离实际的表现所提出的尖锐批评意见如实向上 级政治部门报告。他们之所以缄默与封锁“来自下面的批评”,原因之一是担心自 己成为“来自上面的批评”的焦点,担心自己要为所在基层党组织内那些“爱吹毛 求疵者”、“爱发牢骚者”的“反党”言论承担责任。 党中央和政治局威信的丧失,要求召开特别党代会解除旧领导层职务的呼声, 要求统一社会党进行彻底改革乃至彻底解散并重建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政党的呼声, 也对国家人民军和边防军队伍产生了影响。在11月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退 党现象。12月间,这一现象进一步加剧。 12月3 日,星期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在第12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全体辞职。 在此之前,一批政治局委员被开除出党。中央辞职之后,组成了一个特别党代会筹 备工作委员会。筹委会旋即于12月8 日召开了党代会。然而,事态的发展不仅仅超 过了东德国内局势,而且超过了迄今的执政党内局势的变化。统一社会党尽管一路 小跑地紧跟形势,但仍然未能追上社会的发展速度。 党代会代表的产生完全不同于以往,不再是按照中央规定的程序,根据代表在 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自上而下地“推荐出来”,尔后交由县、专区党代会进行选举。 这一次的代表由基层党组织提名,直接由县级组织选出,然后在参加专区会议后直 接进人中央党代会。 由于政治部门已不再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机关,因此组织方面的筹备工作由一个 专设委员会负责领导。这个委员会负责人民军与边防军的相应工作,由卡尔维拉格 少将担任主席,他的职务是国防部干部部副部长。 以往的惯例是,所有中央委员和高层政治部门的领导人都会被选为党代会代表。 这一次,就连11月中旬还在担任国防部长的政治局委员海因茨。凯斯勒,也很可能 在他的基层党组织内落选。考虑到所有昔日的领导成员都有可能无法出席党代会并 发言,特别党代会筹备工作委员会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即特邀所有中央委员和 候补委员到会。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在意这一机会,但是军方人士统统应邀到会了。 我曾经认真作过思考,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自己究竟是否应当参加选举。迄今 为止,我只当选过一次代表,那是1971年的第吕次党代会。当时,在党代会上正式 发言的是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大将。他是当然的代表,而且每次党代会上都是 由他发言。在 1986 年的第 11 次党代会上,发言的是海因茨。凯斯勒大将。作为 已故部长霍夫曼的后任,他自然也被选人了政治局。 如今,我已成为凯斯勒的后任,已经以人民议院统一社会党党团成员的身份被 提名为部长会议成员,因而原本可以指望得到本党党员的信任。另一方面,我公开 表态支持政党从武装力量中退出。然而时值1989年11月,这一观点根本不能得到大 多数党员的认同。由于这一原因,尽管人们对许多高级将领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但 我仍然担心自己是否能够赢得必要的票数。然而,无论从我的部长工作角度来看, 还是对人民军的领导和军事改革来说,一场“泻肚”疗法是必要的。 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并与其他同志谈话之后,我决定参加基层党组织的代表 选举。由于我仍然属于海军司令部的一个党组织,因此我必须去那里参选。 海军司令部内的党代会气氛如同疾风暴雨。司令部政治处主任曼舒斯上校所作 的汇报,简短而朴实。这个报告虽然获得了通过,但是引起了对党的前领导层的尖 锐批评。我也在讨论中发了言,重点谈到了军队和军事改革的现状。我也很清楚, 党员们对军队及其政治部门旧的领导方法十分不满,尤其是对压制军人批评意见和 过于强调“阶级使命”而避而不谈宪法赋予人民军队之义务的做法日益不满。这种 不满情绪远远超过人们的设想——从外表看,人民军党组织似乎仍然坚如磐石。 在代表会议上,可以有两名党员通过直选成为特别党代会代表。在候选人名单 上,列有8 或9 名党员姓名。这些候选人均有较好声誉,能获得基层组织的信任, 并对转折持积极态度。名单中也包括我自己。有一点很清楚:再也不可能出现一致 通过的选举结果,每个人都必须做好面对反对票的思想准备。我内心希望自己在第 一轮投票时获得 50 %的选票。然而,根本就不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因为我和海 军直升机大队的一名党员获得了必须的票数。在大约190 名代表中,我只获得了4 张反对票。 在党代会即将召开之前,军队代表在施特劳斯贝格的国防部会议中心开了一个 会。工作委员会指定国家安全部侦察总局多年的局长马尔库斯。沃尔夫负责召集武 装力量以及安全、保卫部门的代表。沃尔夫因其《三驾马车》一书和对戈尔巴乔夫 路线公开表示同情而在政治局内失宠。由于职务上的原因,我不能担任召集人。 自1985年底以来一直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布吕纳上将,准备了一份向特别党代 会代表们作的简短汇报文稿,交由我来宣读。我的印象是,这份报告不会被接受, 因为它没有对中央政策和总政工作做一个自我批评性质的分析,与代表们的期望值 不符。我向他表达了我的意见,但也无法—一列举应当在报告中进行修改或更新的 所有内容,因为我对武装力量内部政治训练与教育的领导程序以及对党组织的指导 方法了解甚少。 霍斯特。布吕纳在滥用职权方面恐怕几乎无可指责,他本人的生活作风相当简 朴。例如,他始终拒绝从自己现在的住房搬到施特劳斯贝格的“将军住宅区”,即 使在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总政主任后也执意不搬。在转折之后,当政治局委员们所 谓适度特权的范围曝光时,他并不比大多数军人少一分惊讶和震惊。正如我们预料 的那样,他的报告因缺乏这方面的内容而未被代表们认可。 在军队代表开会时,也传阅并讨论了关于选举统一社会党新领导委员会的各种 意见。根据军队党员的人数,可以得到4 名理事会候选人和1 名仲裁委员会候选人 名额。当选的条件是:迄今为止曾经从事过党务工作,反对斯大林主义,赞成转折 和军队内部的民主化改革,道德纯洁,本人对党的改革作出过贡献。 推举的理事会候选人是海因茨。卡尔维拉格、沃尔夫冈。舍勒博士、哈特穆特。 塞劳和约阿希姆。斯拉德科,仲裁委员会候选人是霍斯特。诺伦贝格——顺便说一 句,他们在党代会上每人都获得了 85 %以上的选票。此外,我们在人民军和边防 军的代表会议上还推选舍勒海军上校教授博士为党代会主席团成员和讨论时的正式 发言人。 这里必须补充说明:这一切已经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做法。以往,讨论稿经过认 真遵选、多次“加工”,并经过从县到专区主管部门的逐级审查。于是,一位代表 本应现场发言或对媒体宣读的讨论发言,往往事先要在团、师、军区、军种直至总 部(在军工企业和国土防御系统内也根据类似的模式)等各级预讲三至四次。某些 讲话经过多次“风格润色”之后已经面目全非了。 如今,这些繁文已经荡然无存。沃尔夫冈。舍勒的讨论发言稿没有经过“碾磨” 的挤压,甚至没有让军队代表们看过。此外,在这次党代会上几乎完全是不拿讲稿 的自由发言——以往根本就闻所未闻——,而且发言时充满了积压已久的感情色彩。 然而让我感到不习惯甚至很伤脑筋的是,在会议日程和工作日程上的讨价还价 十分艰苦。对我们军人来说,这一点相当令人“冒火”。在时间上和精神上那么多 的消耗,要是用在解决实质问题上该有多好!但是,这种做法也可以理解。代表们 在任何问题上都反对表面上或事实上的引导甚至操纵,他们是刻意彰显其在这个根 本性改观了的统一社会党中,在这个终于成为最高决策机构的组织当中的绝对自主 权和决策自由。 有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我希望能在这次党代会上找到答案:1.为什么民主 德国的“现实社会主义”失败了?其主观和客观原因何在? 2.这个党的出路何在?解散,重建,还是在新领导层的领导下进行痛苦的改革? 3.这个党及其党员未来在武装力量内部将起何种作用? 在党代会开幕之前和休息期间,武装力量的代表们就以上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 论——我们都坐在同一个区内。 米歇尔。舒曼教授在党代会第二天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关于社会危机及其原 因以及统一社会党的责任》,回答了我的第一个问题。这个报告是由一些社会科学 家起草的。报告中称:埃里希。昂纳克及其政治局之所以造成这样严重的损害,主 要原因是目前这一整套体制、机构和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酿就并怂恿了这一类滥 用职权的现象。滥用职权的症状如今已经昭然若揭:——权利集中在一个狂妄自大 的独裁者手中;——经济由一个权力中心所掌控,但这个中心缺乏对社会生产领域 与消费领域基本需求的了解,缺乏对人民生活质量的了解;——对文化、科学与教 育实施控制和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将我国的一部分富有批评精神的人才驱赶出境 ;——剥夺我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将持不同政见者判以刑事罪名;——将新闻媒体 变成信息荒漠和令人厌恶的宫廷报道;——在所有党内意志的形成与决策过程中, 均将基层党组织排除在外。 在领导与群众之间,在党的领导层与基层之间,存在着一道深深的鸿沟。从许 多要求变革的群众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当国家面临着因大规模公 民出走浪潮而行将崩溃的时刻,某些党员参加了这一群众运动。但是,作为组织, 统一社会党既不想加以领导,也不能理解其性质。由于以克伦茨为首的领导层拿不 出一个方案,并没有拥有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意愿,因此,这个党如今不得不为了自 己的生存而斗争。 舒曼的报告中也对斯大林主义及其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作出了分析,虽然篇 幅简短,但十分透彻。在评价党的作用时,这些来自不同研究机构的学者相当冷酷 无情,我不止一次地忍住了打断他们发言的念头。因为,许多事我并没有见到过, 直到今天我也不这样看。 报告的作者们同时还指出,东德公民和统一社会党党员“始终以良好的愿望, 为在德意志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而全身心地投入”,他们需要确认的是,他们也在 德意志历史上留下了一道出色的轨迹。报告中列数了他们的成就:在从纳粹政府法 西斯和军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后,他们曾经成为主宰这个社会的力量;他们曾 在所有制社会化的基础上组织过工农业生产,一度取得过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速度 ;他们曾经在不利的条件下创造了人民的福利,尽管这种水平不足以与最发达的工 业国相媲美,但在世界范围内仍居于较为领先的地位;他们曾经拆除了教育限制障 碍,在教育水平和职业进修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并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精神氛围 ——在这一氛围中,社会公正的思想已成为许多人的基本信念;他们创造了一张社 会网络和一种立法机制,可以使所有公民免遭失业、居无定所和被社会遗弃的命运 ;他们曾以自己在许多领域中的业绩使得民主德国赢得国际尊严;他们曾经为民德 赢得和平国家的声誉、赢得国际团结与反法西斯家园的声誉作出过贡献。 米歇尔。舒曼在12月16日的报告中指出,以上这一切,在批判斯大林主义时不 应被抹杀,因为只有对历史作一个客观、理智的分析,才能展开一场革新。这番话 不仅仅对我本人,而且对许多其他代表来说,均是一针“灵魂的清凉剂”,因为目 前存在着一种日益普遍的倾向,即把1949年以来,甚至1945年以来德国东部发生的 一切变化都予以全面诋毁。 困扰着我的第二个问题,即党的未来出路问题,于会议期间的第一个周末,即 12月9 日清晨,在经过连续18小时的马拉松会议后作出了抉择。在许多发言者已经 表态要求保留政党但改变党名之后,有人在午夜之前提交了解散本党的提案,并要 求立即投票表决。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休会后,召开了一个全体会议。汉思。莫德 罗在会上对最近几周的错误与失误作了一个感情色彩十分浓烈的讲话。他说,在10 月18日的第9 次和11月13日的第11次中央全会之间,受到最大程度毁灭的是统一社 会党——由于缺乏决心与果断,也由于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惟一取得的成果,是 组建了一个拥有工作效力的联合政府。 他接着指出:“新论坛的一位发言人,即绍莱默牧师,几周前我们还想把他看 做是敌人,如今他公开声明,从民主德国的未来着想,没有统一社会党和群众运动 均是不可设想的。如果连他都这样认为,我们理应意识到自己担负的责任。”他说,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星期一在莫斯科的政治磋商委员会会议上十分严肃地对他 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还想拯救党吗?你们必须明白:如果你们做不到这一点,苏 联的民主化也无法逃脱责任!因此,他不得不完全负责任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这也许始终是他最喜欢说的一个词组)强调:“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如果 因为坚持不站在某一政党立场上而使这个国家在遭受批评的疾风暴雨中丧失政府工 作能力,那么,在这个国家走向崩溃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对此负有责任!” 依我之见,这一发言对党代会一致赞成保留本党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大多 数人认为应该改变党名。究竟应当改为什么名称,会议计划在对目的和地位拟订必 要的原则性文件后,于下周末再作决定。 党代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以党的名义对“统一社会党的前领导人将我国 引人了一个危及生存的危机中”向人民郑重道歉。决议也对民主德国公民以其勇敢、 和平的斗争方式迫使国家进人激进转折的行为表示了谢意。决议指出,此次党代会 与党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强权政治和领导层凌驾于基层组织的独裁方式实现了决裂。 “我们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政党。她将继承工人运动的传统,将继承社会民主 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遗产。” 这是一些传统的、有时看似相互之间并不兼容的观念。例如,统一社会党党员 以往在党校学习时和军官在参加人民军社会科学进修时所讲授的那样——马克思主 义与列宁主义严格摒弃和平主义——至少在东德是这样理解的。这些矛盾的理论在 军队党员中间引发了辩论、决裂和退党现象。 在特别党代会中,共有人民军的三名军官和边防军的一名士兵作为武装力量的 代表在讨论中发了言:沃尔夫冈。舍勒(恩格斯军事学院)、克劳斯一迪特。莱姆 克(某物资保障营的营长)、乌韦。巴尔塞维茨(某炮兵团党委书记)和沃尔夫冈 一亚历山大。季米特洛夫(柏林边防司令部)。 舍勒教授博士代表军方声明,我们决定与军队和其他武装机构的官僚主义管理 体制彻底决裂,这种体制“曾被错误地称为社会主义”。我们将与党内的改革派和 全社会愿意与我们进行民主合作的力量一道,努力实现这~目标。我们的合作对象 包括从教会到新成立的群众组织等一切力量。“我们将不再是一党的军队,而是全 民的军队。因此,我们的意愿是立即解散国家人民军和边防军内的党组织。” 正是最后的几句话,在军队内引起了矛盾。因为第一,大多数军官从未把军队 视为“政党军队”,尽管大家都认可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作用。第二,12月初的基层 党组织气氛还没有低落到不得不尽快解散本党的地步。相反,许多统一社会党党员 把党的革新与军队的改革视为相辅相成的进程。然而,这种现象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南德意志报》在政党报道专版中刊登舍勒的宣言时强调,这个以国家人民军 代表团名义发表的宣言表明,人民军和边防军依据宪法赋予的使命将不会对人民使 用武力,也希望人民不要向军队使用武力。这家报纸的特约记者甚至回忆了当年人 民军参加党代会阅兵时的情景:“一列列身穿灰色军服的军人队伍,在身佩短剑的 军官引导下,向党代会舞台齐步走来。军乐队高声演奏被东德称为”1 号阅兵曲 “的约克进行曲。一位将军向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呈上一份用红色羊皮夹着的精美信 件,其内容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充满对和平之敌的仇恨“,怀着对党 旗宣誓的忠诚,无条件地执行每一道命令,”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报道 指出,那位发言的海军上校有意识地在代表们面前以地方的鞠躬方式结束了他的讲 话。 莱姆克营长强调,国家人民军的最高权利代表是人民议院,必须由议院决定民 主德国的国防理论和实现这一理论所需要的武装力量规模。裁军步骤是可以理解的, 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西德联邦议会刚刚批准了542 亿马克的军备预算;如今希望 在东德迅速站稳脚跟的戴姆勒一奔驰康采恩,不久前与麦瑟施密特一伯尔科夫一布 洛姆集团达成兼并协议,从而成为西方最大的军火生产者。“如果合并后的奔驰集 团在2000年前也实现非军事化,只生产炒锅、玩具和环保技术设备,那我也很愿意 脱去军装一起干。然而,只有在关注到双方力量对比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这一目 的。要想单方面削弱我们,我们不接受。” 受“埃里希。米萨姆”炮兵团和“威廉。弗洛林”摩步团代表们的委托,12月 16日发言的巴尔塞维茨书记指出,由于中央第9 次全会对东德和统一社会党的局势 突然作了一次毫不留情的自我检讨和评价,会后所有基层党组织都“在上级没有开 放绿灯”的情况下大大地发泄了不满情绪。他所在的基层组织也不例外。“这就等 于是向一个病人讲述了病情的严重性,但是并没有同时交待医疗的方法一样。” 自5 月以来服基本役的边防战士季米特洛夫,对边防军中解散党组织的决定表 示欢迎。他介绍说,自10月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战士被提前复员,如今回到 了各自的职业岗位。他所在分队的一位上官现在开着一辆货车,在柏林城里帮人搬 家。他感到高兴的是,边防值勤的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在柏林墙边站了多 少个夜晚,总是望着黑暗中,仔细聆听每一种声响:又来人了?我们总是很害怕— —这是真的,请你们相信我——我们总是害怕有人来;因为,要是有人来,我们只 能冲过去,尔后,我们再也无法保持现在的心态,总是怀有一种负罪感,这种负罪 感是很难去除的。”然而,即使是民主改革之后的东德,仍然需要安全的边境,仍 然需要保障越境交通的顺利和有序。没有一套经过根本改革的边防体系是不行的, 在这一点上所有军衔的边防军人都有共识。“而正是我们这些边防军人,在11月9 日的夜里根据电视报道打开了边界,并在短短几小时内开设了许多新的边境关卡, 以满足旅行新规定的要求——在做这一切之前并没有等待上级的命令。”他指出, 新的服役条令已经在征求边防军所有官兵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新的民主参政形 式已经存在,例如士兵委员会。 在党代会上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中,包括“工人战斗队”问题。格莱戈尔。居 西在12月8 日的发言中声明,尽管与很多人的意见相左,但事实上这个组织井不属 于党,而隶属于内务部长,因此统一社会党只拥有建议权。我们应当建议解散该组 织,请该组织的成员“转人旨在保卫人民和国家民主发展的其他非武装组织”。 这当然是一种空想,并立即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对。东部钢铁联合企业的代表伯 恩特。库克利克师傅说:“在我看来,工人战斗队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尽管我对 曾经起过作用的许多同志和同事深表敬意,但从历史角度看,它的存在已经没有必 要。在目前这个开始裁军和各政党关系开始密切的阶段,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工人战 斗队。” 于同一周末在莱比锡召开的新论坛全国代表大会,向圆桌会议提出立即解散工 人战斗队、将其装备移交国民经济部门的要求。此外,新论坛代表还要求解散国家 安全部,将反间谍机构移交内务部和人民军,并要求将民防组织改组为纯粹的消除 自然灾害后果的组织,还要求实现边防军的非军事化、解散统一社会党的内部后勤 设施,如无线通信、有线通信和电报网络。 12月15日,政府新闻部门宣布,已经作出终止工人战斗队事务的决议,所有相 关措施将于6 月30日前落实完毕。当然,这一切进展的速度比当时宣布的快得多, 军队因而增加了很多工作,也增添了很多烦恼。因为,工人战斗队迄今为止保存在 县级人民警察局、各企业和部门的武器库内的射击武器和其他装备,统统要移交军 队。 工人战斗队是东德国土防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战争状态下,它负责交通 与通信系统关键目标以及能源、工业、农业的重要企业和国家指挥设施的保卫工作。 在80年代,工人战斗队共拥有18.7万人。各专区的战斗和警戒力量总共划分为39个 摩托化营、428 个摩托化百人大队和2164个非摩托化排。部分非摩托化排同时也隶 属于百人大队。此外,还拥有近100 个独立反坦克排和迫击炮排。每个专区还拥有 一个重型装备百人大队和一个防空连。 工人战斗队的成员中,有不少人是或多或少自愿加人的非党群众,即使党员同 志中也有些人热情并不太高。他们在周末进行防御敌空降分队或破坏小组的演习, 是以不变应万变的防御性潜在实力。尽管如此,工人战斗队在维护内政稳定和秩序 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政治因素。这支战斗队成立于1953年6 月17日,并曾在1956年 秋天的政治危机中举行过示威游行,震慑了反对派力量。这一切表现并非偶然。 在东德武装力量以及安全与保卫部门中,与统一社会党关系尤为密切的第二根 支柱是国家安全部。安全部被公开合法地、大张旗鼓地称为“党的盾牌和利剑”。 在转折之后,其大部分成员成为攻击和敌对的目标,迄今仍然成为不同色彩的政治 家、政党和群众运动攻击的替罪羊。 早在11月4 日,马尔库斯。沃尔夫参加了一次大规模示威活动。当他出现在国 家安全部许多工作人员面前时,人群中响起了愤怒的口哨声。这些工作人员曾经为 了民主德国的内外安全,为了防范间谍、破坏、恐怖和新纳粹活动而诚实地工作, 没有任何刑事犯罪行为。 居西在12月8 日的发言中指出,国家安全部除了负有合法、必要的使命——例 如揭露战争罪犯、保卫国民经济和侦察,也担负有一些不合法理的任务,例如防范 所谓的“意识形态破坏行为”。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破坏行为”在东德领导人看来 是利用无线电和电视途径实施的,而这种行为事实上发生于每家每户,因此,对这 种行为的“防范”便是大面积覆盖的监督行为,并常常演变为秘密监视。此外,国 家安全部部分工作人员的“权力意识”和党的领导干部对人力与物力的掌控权力, 本不属于国家行为范畴。由于国家安全部名声大败,因此,要求解散其后身国家安 全局的呼声也难以避免。 根据圆桌会议的要求,政府于12月14日解散了国家安全局。在上次发言的一周 之后,居西在阐述党的未来任务时提议,立即着手组建一个规模较小的民主德国情 报及宪法保卫机构。居西的原话如下:“宪法保卫的任务仅限于防范真正背叛国家 的犯罪行为。其他职能,如反恐怖、要员保卫或公共场所的警戒,包括对其他政党 和社会组织的保卫工作,均应由内务部负责。” 国家安全部的“费利克斯。契尔岑斯基”警卫团拥有12000 人,实际上达到了 一个师的实力。该团拥有300 辆步兵战斗车,此外还装备有火炮、反坦克武器和防 空武器(这个团的任务是具备以军事手段保卫国防委员会指挥部的能力)。正是这 个警卫团,早在12月就被卷入了解散部队的旋涡。该团的大约3500人计划转隶内务 部。国家安全部所拥有的所有射击武器、防化装具和运输卡车,均将很快转人国家 人民军仓库。 在1989年12月的统一社会党特别党代会上,讨论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两个德意 志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大多数东德公民,包括所有政党和群众组织,当时都赞成 保留一个独立的。民主改革的东德,并在逐渐趋合的节奏中走向两德邦联的道路。 汉思。莫德罗在党代会开幕时指出,民主德国在东西方对峙的漫长岁月中扮演 了有利于欧洲和平的稳定角色,但是,目前欧洲正在向另一方向发展,已不再需要 “安全阀”角色。只有一个新的东德才能适应这个欧洲,因为欧洲应当有一个非军 事化、民主、文明和生态理智的前景。“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统一,尚不是现实 政治问题。凡是真心希望局势向健康与和平方向发展的人,都不应人为地加快这一 进程,更不应将其用作竞选弹药。”受ZDF 电视台和《明镜》周刊委托所作的第一 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71%的选民赞成保留主权国家,只有27%的人赞成统一。 当时,各华约国家和大多数北约国家也持这一观点。戈尔巴乔夫在那个周末的 苏共中央会议上指出:“我们以十分坚决的态度声明,决不会置民主德国于不顾。” 他说,苏联领导人将尽全力阻止外界干涉苏联战略盟国民德的内政。但是,许多党 员完全清楚地意识到,柏林墙倒塌所产生的大规模心理后果,势必导致越来越多的 东德公民向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会现状及其生活水平,因为对现实不满的许多 人来说,资本主义商品供应的极度丰富较之官僚主义计划经济的商品短缺具有更大 的吸引力。 根据上述《明镜》周刊的民意统计,东德公民确实认为西德在工业、生活水平、 科技水平、环境保护和卫生事业方面占有优势。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本国在 避免失业、幼儿保育、防止犯罪、防止吸毒、竞技体育以及社会保障乃至男女平等 方面占有优势。 受新当选的本党理事会的委托,居西在12月16日的发言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 战导致两个德意志国家的现实,已经成为欧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的“不可或缺的保 障”。他说,我们现在应当从一个现实的德意志问题出发(过去的统一社会党认为 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将它视为一个欧洲的问题,并基于对“两个德意志 国家人民根深蒂固的民族认同性的认识”。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 符合各邻国乃至全世界的利益,也有助于“不再出现对德意志祸患的恐怖。任何国 家的人民都再也不应对德国人民产生恐惧感”。 我与人民军和边防军的其他代表们一样,完全同意上述观点。然而,短短的几 个月后,时局的发展就超过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有关未来危险的其他一些预言— —主要是有关社会安全的问题——已经成为现实,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问题的 严重超出了以往的担心程度。 党代会结束后,我回到部里就开始解散人民军和边防军内的党组织——与撤销 政工部门同步进行。军队党员在其居住地重新登记注册。各居民区新成立了一批基 层党组织,这些组织纯粹按照街道和小区划分。在这批多少有点过于仓促成立的党 组织中,许多组织未能度过1990年。早在1989年12月和1990年1 月,就出现了大规 模退党现象,以致时值1990年2 月底召开民社党选举大会时,党员人数只剩大约65 万人了——而在1989年12月8 日的特别党代会开幕时,党员人数尚有178 万人。 在那几周内,这个新成立的政党面临着一股仇恨的浪潮,这是昔日统一社会党 所无须面对的。大规模的媒体攻击浪潮,包括针对居西和莫德罗等人的个人攻击, 导致民社党退党、失望乃至自杀现象,并引发自相残杀般的激烈争论。右翼激进势 力自我感觉日益强大,在莱比锡喊出了如下口号:“把莫德罗。居西钉上墙去,德 国实现统一!”匿名谋杀威胁和爆炸威胁已经司空见惯。 人民军内部也引发了有关德国统一的讨论。例如)第22摩步团(驻米尔豪森) 的三名士官于12月初成立了“德国统一”倡议小组,并在一个连队召开了大会。会 上,大多数士兵和士官表示支持德国重新统一。12月6 日,魏森费尔斯的大约500 名群众在第18摩步团驻地前游行示威,要求统一德国。他们的活动得到了军营内的 激烈声援,声援者主要是预备役军人。驻该市的第门防空导弹团团长收到了一封匿 名信,信中写道:“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官僚,快向你们的士兵道歉吧!清算的日 子来到了!” 各军种和军区的领导集体一致认为,职业军人应当退出统一社会党,以显示军 队对政党的独立性。海军司令和新勃兰登堡军区司令向我通报了这一立场,并报告 称,他们的副司令们大多已经采取了这一步骤。军事科学院海军部部长、我在列宁 格勒进修时的学友伯舍尔少将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详述了他退党的动机。 根据我的经验,1989年秋季和1990年春季大规模退党浪潮之所以也波及职业军 人,存在着一系列综合原因。除了上支已经提到的原因外——国家人民军的性质是 一支真正摆脱统一社会党在武装力量中领导作用的人民军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对某些越权腐败的领导滥用职权行为的愤怒。 柏林的一位建筑工程师名叫曼弗雷德。巴尔克,他人党已经40年,参加工人战 斗队也已30年,曾以泥瓦匠的身份在斯大林大街经历过1953年6 月17日的事件,也 以哨兵的身份在伯尔瑙大街经历过1961年8 月13日的事件。他在党代会上十分沉痛 地表示了自己对最近几天所揭露出来的腐败行为的失望心情。他在谈到设立柏林墙 时说:“当年我曾乞求人们理解政府的建墙措施,因为这堵保护墙可以阻止共和国 受到进一步的销蚀,并保障道德、经济和政治上的健康。然而,政治局欺骗了我和 成千上万工人战斗队队员。他们把反法西斯柏林墙玷污成一堵肮脏的墙,躲在墙内 像脂肪里的肉蛆一样挥霍无度。” 面对这种痛苦的失望,许多高级军官对革新后的党内这种近乎混乱的关系,对 这种缺乏“纪律与秩序”的现状,对这种存有缺陷的、显而易见不可能十分成熟的 计划,均表示了不理解。一些统一社会党一民主社会党(新党成立初期的全称)党 员当中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和左翼思想也起到了一定影响。 当然,也有一些党员认为,无论从军内还是地方的未来职业发展前途看,都没 有必要留在党内,因为他们无力抵御日益增长的公开敌对情绪,或者干脆产生了听 天由命的思想,或者对政治和“东德特色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已经感到了“厌烦”。 也有一些人悄悄地消失了。他们原本是党的知识的化身,曾经在别人面前扮演 过“左派”的形象,其中甚至有些人是总政军官和部队的政工干部,他们在各自的 岗位上显然丧失了“阶级立场”。这种现象也表明,许多党员并没有独立思考的能 力,他们以往只是照搬形式与教条,对一些问题只是像迷信宗教一样的盲从。 我承认,我当时并不清楚是否应当解散统一社会党,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人 民党。我也曾经有过思想斗争,是否应当离开这个被许多将军称为“暴徒团体”的 军队。为了军队的利益,我停止了党的工作——原因是,作为政府成员和第一军人, 我必须在所有行动中明确表现对任何政党决议的完全独立性。尽管如此,我仍然保 留了民社党的党籍。 我下定决心与这个新党并肩走上一条与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础、传统与经验并无 分野,而是与斯大林教条主义决裂的道路。“这种教条使得理论僵化,对理解世界、 改造世界毫无实际用处。”民社党的阵脚逐渐稳定下来以后,在2 月底的党员选举 大会的发言中有着以上这段表述。但是,我没能再参加这次党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