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危机中的国家人民军 12月18日,我很晚才从柏林格吕瑙的“军队改革圆桌会议”制宪会上回到家。 当天。柏林的“大圆桌会议”也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与会者呼吁东德总理莫德罗和 西德联邦总理科尔,在12月19日的德累斯顿对话中为东西两德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划 定政治与财政框架,并为在经济、科技、环保、交通。邮电、通信、旅游、法律帮 助等方面旨在改善两国公民福祉而展开合作筹备具体步骤。两个德国中的任何一方, 均不得对另一方的主权和国家领土完整造成损害。 “新论坛”和“统一左派”在他们的少数派宣言中态度更加激进,要求所有政 府级对话和所有国际经济合作谈判既不应导致经济衰退等社会弊端,亦不应导致东 德资本主义制度的重新复活,而且不应使东德成为廉价劳动力的国度而变成西德生 产流程的延长线,导致东德在经济上的单方面依赖性。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关注着科尔总理的来访。数百名公民聚集在德累斯顿美景饭 店门前,以狂热的情绪欢迎联邦总理,手中挥舞着黑红黄三色西德国旗,并对那些 要求保留主权东德的年轻人进行攻击。报章对此均作了报道。从德累斯顿的电视报 道来看,这里的游行与莱比锡不太一样,没有打出德意志帝国的军旗,但是那种富 有挑衅性的示威方式却相差无几。 赫尔穆特。科尔在妇女教堂废墟前所作的讲演,在我看来是聪明而适度的,因 为当时的情绪相当冲动,科尔总理的激情也显而易见。他强调,在德意志历史上, 东德第一次以非武力的方式、以如此严肃的态度和团结的精神实现了转折。即使对 西德来说,自主权亦意味着尊重东德公民的意见,如今和将来都没有人想对他们指 手画脚。他说,在与汉思。莫德罗总理进行第一次会面之后,二人达成了共识:尽 管政治背景不同,但他们都将尽力为本国人民尽其义务。 科尔的原话如下:“如果历史允许的话,我的目的仍然是全民族的统一。” “如果我们共同为之努力,如果我们以理智和认真的态度行事,尽最大的可能争取”, 这一历史时刻便会来到。这不会在一夜之间轻易得来,必须重视东西部邻国的忧虑 乃至恐惧,尤其是尊重其对安全的要求。 他的这一席话,对那些听惯了歌舞升平大空话的东德公民而言,有如火上浇油。 他们对科尔的呼吁内容也没有任何异议。科尔呼吁道:“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多和平 与自由的世界,人们之间应当更多互助而不是敌对。”大多数东德公民可能抱着一 种希望,即希望西德联邦政府能够坚定地信守其在德累斯顿作出的各种许诺。 所谓东部邻国,主要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前 苏联国家。联邦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于12月13日接受了东德电视台的采访, 他在这一十分重要的谈话中指出,“三个速度”至关重要,即德意志活力、欧洲的 经济与文化合作,以及在两个联盟体制影响下安全架构的形成——三者不可偏废。 社民党名誉主席威利。勃兰特在1989年12月18日的柏林党代会上阐述了该党明智的 政策取向:“绝对不应该采取任何有可能导致与外国冲突的行为——这里所指的是 与苏联驻军的关系。苏军在1989年10月事件中表现得十分友好,并没有卷人事态, 他不会总是驻留在今天的驻地。” 事实上,东德国家人民军和国防部与苏军西部集群、华约指挥参谋部以及苏军 国防部的关系已经进一步复杂化。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东德的政治危机、由于不再 征召预备役军人,人民军出现了日益严重的逃兵、超假,擅人禁区禁地等现象。与 此同时,由于接收了工人战斗队和国家安全部的武器装备,由于向国民经济领域、 卫生事业和地方供应行业投入了兵力,军队出现了超负荷现象,已经难以保持必要 的战备程度。 在苏联盟军中,人们对东德人民军战斗力、训练水平和政治士气的稳定程度产 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怀疑。此外,苏军及其营地,尤其是训练措施、行军和演习活动, 均因飞行和战斗噪音而引起机场和演习场所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 在 11 月 16 日的华约联合武装力量高级指挥官首次会谈中,这些问题还不很 严重。作为“部长候选人”,我也参加了此次会谈。曾在东德服役多年、最终职务 为西部集群司令的卢舍夫大将,对东德情况十分了解。他在担任司令期间,与各位 前任有所不同,对各级司令及其部队的纪律和秩序要求甚严;每当我国人民军总参 谋部甚或国防部长向苏军提出申诉时,他很注意信守对东德人民所作的承诺。 在11月底华约国防部长会议举行的布达佩斯会议上,我再次会见了这位总司令, 向他通报已经起步的军队改革,以及导致东德在华约联盟中所承担义务可能发生的 变化。此举也可能导致迄今为止对部队制式编制规定的改变。此外,我也请匈牙利 国防部长介绍了该国军事改革及其军旅制计划。受莫德罗政府的委托,我也向卢舍 夫通报了东德愿意维持华约组织、并为华约改革成为政治联盟作出贡献的意愿。 更为费心的是,我在此次会谈期间不得不与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进行一次会谈。 尽管这样的一次谈话拥有足够的谈资,但是原本并不在计划之内。我们原先认为, 最好由两军副总参谋长就不同的问题作一次澄清。然而,由于苏方代表态度强硬, 况且他授权有限,结果证明无法达到目的。 问题症结何在?具体由头是居民和地方政府机关对苏军在普伦茨劳地区非法建 造一个直升机停机坪提出的抗议,抗议内容还包括西部集群许多机场空中通道的噪 音负荷,而且这种噪音在夜间和节假日也不能幸免;对火炮射击和空中轰炸超出靶 场安全区的现象也提出了抗议。 对德方提出的申诉,苏军副总长丹尼索夫上将在我军负责作战的副总长施特格 尔中将面前表现得很不克制。他认为,部队必须训练,这也是为了保卫东德居民。 无论如何,毕竟是苏军把德国人民从法西斯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本应得到的是另一 种待遇,而不是目前所承受的示威、谩骂和抗议。 施特格尔中将的申诉在他那里完全碰了壁,不由得气上心头,认为这位苏联伙 伴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具有相当严重的帝国主义作风。于是,我只好主动约见亚 佐夫大将。 此次谈话既简短又不和谐,与我的期望相反。我请亚佐夫作出决断,以大幅度 降低扰民程度,如效仿东德人民军的实践经验,设法安抚西部集群驻地群众。苏联 国防部长显然心不在焉,正在思考另外一些更加伤脑筋的问题。他礼貌地听我诉说, 并允诺将发出必要的指示。也许他确实这样做了,因为事后可以察觉出变化,也可 以从西部集群司令施涅特科夫大将流露出来的受伤害表情可以看出这一点。 在另一问题上,苏联国防部的表现就比较缺乏妥协意愿了。这个问题在公众舆 论当中不那么具有爆炸性,但实际上最具危险性,即陆军的战役战术导弹。 东德人民军拥有两个导弹旅——分属于两个军区。每个旅各装备有12个地对地 导弹发射系统,射程约300 公里(北约代号为“飞毛腿B 型”)。驻北部的导弹旅 中,有一个连队已经装备有现代化的OKA 式导弹,射程约500 公里(北约代号为 “SS-23”),共4 个发射系统、24枚导弹。 根据我们的理解,此类战役战术导弹不再符合防御性军事理论。因此,我主张 将其尽快撤出并移交苏军。毫无疑问,此型苏制导弹属于苏美签署的INF 条约规定 范畴,应予销毁。但是,苏联伙伴本身显然已经存在足够的问题了,因此在以往的 谈判中就曾说明,东德的导弹不属于苏联,因而不在美苏INF 条约规范之内。 在一次指挥员会议上,我曾要求向地方群众代表公开展示部队的武器仓库和作 战车辆。会后,有一位导弹部队的指挥官要求与我谈话,他的连队迄今从未公开展 示过“OKA ”导弹系统。他问我,应当如何执行我的命令。由于我当时尚不了解这 一情况,于是首先向负责技术装备的副部长戈尔德巴赫询问。 之后,我向总理汇报了这一情况,建议将“OKA ”系统从人民军编制中撤销并 予以销毁。然而事后证明,这一想法并不现实,因为若在东德销毁导弹推进装药并 非没有环保损害。 我同时还向莫德罗建议,也将两个旅的其他战役战术导弹从人民军装备中撤除, 并移交苏军西部集群,理由是鉴于我军严格限于防御性质,已经不再需要此类导弹。 这些武器未来很可能会被北约视为威胁,因为西德国防军已经淘汰了同类型的“潘 兴式”导弹。 汉思。莫德罗完全同意我的建议。但是,两个导弹旅的军官、准尉和职业士官 们对这些决定当然不会感到兴奋,因为他们牺牲了一生中的很多年华,用于学习与 操纵这一现代化武器系统。 在1989年12月间,在许多职业军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担忧,即担心东德的防御 能力会受到不适当的削弱。12月间,几名西德记者首次有机会参观人民海军的瓦内 明德基地和一艘反潜舰。他们在报道“帕尔希姆”舰长的观点时称:“地方居民对 所有武装机构都感到惊讶,他们抱怨这些机构对这个社会制度曾经起到支撑作用。” 报道称,人民并不清楚人民军的作用是什么,这一点应当归咎于以往的保密习气。 军队连统一社会党的同志也不敢信任。该党特别党代会的一名与会者曾经介绍说, 当人民军和边防军的代表们集体进人会场时,会场鸦雀无声,似乎许多人都在暗忖 :“他们是在搞兵变吗?” 西德记者报道说,东德将领们更加感到担忧的是,军事改革过程中的军队民主 化是否会势不可挡地导致军队瓦解。在罗斯托克会议大楼内举行的“军事改革磋商 焦点”活动中,人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居于首位的是“我们还需要军队吗?”迄今 为止,“旋风式”战斗机在我人民海军舰艇上空超低空呼啸飞行的行为足以证明我 们所面临的威胁。如果本国公民中有一部分人希望我国与“旋风式”战斗机所属之 国合并统一,我们又怎能对内和对外解释我军的使命呢? “帕尔希姆”舰的一名水兵叙述说,他在几天前“几乎挨了一顿揍”,几个年 轻人揪住他摇晃,并骂他是“军猪”。这种事带来的压力当然很大。因为即使是 “周末可以去西边看看,值勤时却要跟踪西德驶来的潜艇”这样的事,已经令人很 难理解了。 住在军队住宅区的军人家属和退休军人,也担心受到流氓无赖和光头士的侵袭 ——尤其是因为圣诞节期间对西德公民解除了人境限制。每天早晨,我办公室的信 函夹内都有一些紧急函件、传真或电报,有时多达数十份。在这些函件中,我要么 被骂为半料或全料叛徒,要么被讥讽、同情或厌恶,也有人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 施”。 施特劳斯贝格的一位退休军人在12月15日的一封信中对我说:“作为部长会议 成员,您对解散国家安全局负有责任。如今,各个拘留所内已经空了;自1 月份以 来,光头士、新纳粹和刑事犯罪分子纷纷从西柏林和西德进人东柏林和全东德,引 发或直接采取了恐怖活动。您对这一切也负有责任。如果这些暴徒也冲进人民军住 宅区,摧毁财产,把我们这些同志殴打致死,把我们的家属绞死,您将怎么办?我 现在回忆起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 在职业军人当中,对东德内部秩序与安全的混乱、对要求德国重新统一之呼声 的不断增强,表示了特别的担忧。有人向我报告,有的飞机驾驶员已经在进一步裁 军的情况下开始考虑去西德寻找就业机会。 也有少数人展开讨论,是否应当采取军事武力阻止社会的进一步动乱。个别军 官认为,军队有必要直接掌握政权。但是,这种意见并不占上风,趋和者也不多。 然而,对本国现状束手无措的愤怒情绪却在增长。当时的现状是,一方面军队受到 的歧视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一再作为“社会消防队”为消除生活必需品领 域的瓶颈现象而疲于奔命,逐步达到了超负荷状态。 尤其是新闻报道和读者来信中所散布的谣言、谎言和真假混淆的传言,对军队 人员的情绪造成了伤害。这些报道把职业军人的生活描写得几乎成了世外桃源,从 而导致军人作出情绪性的反应。各种圆桌会议和“新论坛”组织的各种活动,也常 常激发军人的恼怒。 于是,海军的一个导弹快艇大队向“圆桌会议”发出呼吁:不要再继续用“小 小讨论”的方式构成“革命的反动力”,从而为右派势力开放门户。水兵们指出: 我们不愿意效仿魏玛共和国,重蹈后果严重的历史覆辙。他们对人民代表们呼吁: “你们必须正确完成这一特殊重要的历史任务,否则人民将像遗弃旧制度一样把你 们抛弃到马路上去。民主德国1989年的十月革命万岁!” 陆军军官生也对目前的现状不满。他们一方面由于职业关系而受到舆论咒骂,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去充当“补缺打零工者”。12月15日,军官生在勒鲍和齐陶地区 的一次示威活动中提出了要求:若要他们协助褐煤矿田开采劳动,前提是保障社会 的稳定。 空军/防空军军官生则表示反对填补国囚犯大赦而空缺的地方劳动岗位,要求 与产业工人得到同样的报酬。申请终止服役义务的军官生、士官生、合同士官和合 同士兵的人数越来越多,仅陆军军官学校一家就达到700 多人。 1989年12月27日,我与美国参议员卡尔。列文进行了数小时的交谈。当时,美 国大使和参赞均在场。列文自我介绍说,他是美国参院武装力量委员会负责常规武 装力量和联盟问题小组的成员,以往他对力量对比的评估并非常常得到认可。列文 在谈话中问我,如何看待东德人民军、北约和华约在欧洲的进一步发展。 他最为关心的是,东德人民军与苏军、与西德联邦国防军在几年前、在眼下和 未来的关系状况,北约在1986年或现在是否构成对我国的威胁,我们在10年前是否 会与西德军队发生武装冲突,如今与西德军队的关系如何,华约部队中是否存在多 国混编兵团——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表明,他是美国议会一名防务问 题专家,正以最为坦诚的方式提出问题,并对我答复的译文表示了高度关注。 第二天,即12月28日,《新德意志报》同时发表了关于这次谈话的消息和我较 长时间以前接受该报军事政策编辑部采访时的谈话内容,标题是《我们还需要军队 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原则上持肯定态度。首先是基于任一国家维护主权、保卫其 公民和领土免遭军事进攻的权利和义务,这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其次,在华 沙条约中也负有国际义务,尤其是旨在保持与北约之间的力量平衡,这是保证欧洲 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为维持这一敏感的军事战略平衡,也是或正是为了削减武 装力量,两个德意志国家理应负有高度的责任感。 宪法所赋予我军的使命,要求我们保卫民主德国免遭外来威胁——军事威吓、 挑衅或武装袭击。我国武装力量的战备状态必须能够保证我们免遭突然袭击。其原 文如下:“如果我们放弃武装甚或单方面放下武器,使之成为废铁,使我们失去抵 御能力,那么我们就会面临危险,民主德国就可能像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被吞并, 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制度就会被推翻,由此而建立起‘第四帝国’。” 诚然,如果因技术装备老化失灵或者由于对其他一方军事行动的错误判断而导 致意外军事冲突,我国的外部安全就会面临各种现实的危险。 利用维也纳谈判的机会,我对西德国防部长格哈德。施托尔股贝格的声明表示 了欢迎。他在声明中承诺,在维也纳达成协议的前提下,西德联邦国防军在和平时 期的总兵力将于90年代中期之前从49.5万人削减至47万人。但是,这只是一种宣示 而已,尚未采取任何行动。众所周知,就连联邦议会反对党要求停止生产联邦国防 军迄今为止最昂贵的装备项目“90歼击机”的提议,也被波恩政府抛在了脑后。 当前,东德人民军面临着两项不可回避的任务:一是维持防空系统和其他军种 的值勤制度,并保持各级指挥部的战备状态;二是通过投入兵力维持国民经济、交 通和卫生事业的正常运转。 然而,部队中却因此而缺乏兵力。于是,对留在军营的军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为他们不得不在人手紧缺的情况下,以加大体力消耗的代价完成任务,尤其 是要完成那些吸引力较小的警戒勤务。 最后,我向记者们通报了军队改革的各项长期任务,重点强调在1990年4 月之 前,即下一次征兵开始之前颁布民役法。 1989年12月27日,国防部领导小组召开了“次会议。与会成员介绍了各自负责 领域中军队的困难状况。大家都感到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危机是否已经达到了低谷, 军队改革是否还会进行。因为,部队内很少感受到军队改革的社会影响。事实上我 们曾经宣布过,要改变军营内外的勤务、工作和生活条件,以适应东德公民当前与 未来的生活水平,从而使军人不再像现在这样面对尖锐的敌对情绪。某些方面我们 确实做了一些事,例如允许穿便衣外出或接受西方媒体采访。 但是,许多军官的行为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人们对军事官僚主义繁琐 规定与限制的憎恶也尚未排除。还存在不少令人发指的弊端!因此,我再次要求大 家在新年前后为留在军营的军人们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 我们还谈到了特莱普托夫纪念碑遭到反苏势力污损的事件。那里纪念的是苏联 红军攻克柏林时的阵亡军人。我们商议了向苏军西部集群转达东德人民军对这种民 族主义失礼行为表示的愤慨之情。 新年前夕,我在边防军司令鲍姆加滕上将、海军司令博尔恩中将的陪同下视察 了东德北部边界的边防部队和第6 海岸防卫旅。战士们已经相当出色地适应了新的 条件。尽管值勤任务相当紧张,但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纪律性。他们高兴的是,现 在不再需要在每一次发生越境事件后都作详尽调查。但是,他们十分关注军队改革 能给士兵和士官们带来什么好处。 除夕夜,我与全家在罗斯托克度过。气氛不像往年那样喜悦。相反,我们都对 有关勃兰登堡门前除夕夜庆祝活动的报道感到担忧,对东德国旗被扯事件,对“ELF99” 青年电视台拍摄架倒塌致使100 多人受伤的消息感到担忧。 新年午饭之后,我又登程前往施特劳斯贝格。刚刚抵达办公室,总参谋长格雷 茨中将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他是第一天行使职权,此前已经设法往罗斯托克打过电 话。他传达的是一个坏消息:在贝利茨,士兵罢工! 国防部作战值班室的报告中作了以下记载:“1990年1 月1 日。自1 时起,驻 地贝利茨(ABAS-4 ,AB-l ,BChA-l ,AA-l )办公区前出现示威活动,大约 300 名军人要求进一步加快军事改革步伐。有一项提议上共搜集了378 人的签名, 此提议已于13时交与德新社。要求的主要内容是:——立即退伍,并在家乡获得工 作;——将服役期缩短至12个月;——制定兵役替代役法;——改善服役与生活条 件;——所有军事基地均可向公众开放;——适当调整合同士官服役期内的有关问 题。 尽管MBV 和第回摩步师的指挥官已经表了态,但是他们仍然不肯执行勤务,执 意要求在对他们的事件作出具体承诺后才回到勤务岗位。“ 格雷茨中将告诉我,同样刚刚履任的陆军司令施凯拉中将,将于1 月2 日去贝 利茨,并在那里会见东德电视台《时事镜头》栏目的记者。他还向我通报,新勃兰 登堡军区副司令利斯特曼少将、正在组建的职业军人协会代表尼克尔中校和当地的 其他高级军官,试图与第1 训练基地司令和第1 摩步师师长一道,努力消除困境, 劝解上街的士兵回到军营。 第1 训练基地是人民军的一个新建制单位,系由已经解散的第1 摩步师坦克团 演变而来。该基地的士兵应征入伍后,只经过短期的基础训练后立即投人了生产领 域。在刚刚卸任的司令施特希巴特上将的领导下,陆军司令部对牺牲军队利益解决 经济问题的作法持十分悲观的看法,但是依然完成了下达的任务。在此期间,已经 发生了数十起事件,即义务兵向入伍前所在企业发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即限时返 回原单位(根据兵役法保留的工作岗位),否则他们将不再听命。 1989年 11 月应征入伍来到贝利茨的义务兵,大都来自马格德堡专区。在军事 基础训练结束之后,他们奉命在莱比锡专区劳动。圣诞节休假期间,他们目睹了家 乡劳动力缺乏的现状,了解了供应、服务、交通、卫生等行业存在的地区性问题, 因而对自身服役意义的怀疑进一步升级。 此外,还发生了一件近乎乏味的、但在部队里却很典型的事件,从而像一点火 星掉进了火药桶:有几名士兵请求军官破例同意他们在除夕夜用香槟酒碰杯庆贺, 据媒体报道,这一要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绝。 士兵们气愤地回到寝室,情绪很快就激化了。他们手头当然有酒瓶子,新年爆 竹也预备了,于是,愤怒的情绪和自我力量的意识开始膨胀。战士们用纸板和毛巾 制作了横幅,书写了各种要求,尔后走出军营大门,拦住过往车辆,请旅客将贝利 茨士兵罢工的消息向各地和媒体散布。事态迅速发展。 有关的情况报告尚未送达军队领导(媒体已经开始详尽报道,并使用了具有爆 炸性新闻的标题。幸好值班人员立即采取措施对武器仓库进行警戒。 我与施凯拉中将再一次商议了事态,并了解了此次冲突调解的现状。我表示愿 意会见他和贝利茨各级军人的代表。我心中决心已定,必要时可以亲自去现场。 1 月2 日的上午,事态已经明确了:陆军司令无法处理这一状况。他的管辖权 不足以对各项要求清单中的几个重点问题作出决策。晌午时分,军人代表们也表示, 不愿意随施凯拉中将前来施特劳斯贝格的国防部。 我因此决定亲自奔赴贝利茨。我只带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海姆佩尔中校。我既 不认识那个军营,也不知道确切位置。但我向别人打听到,有一条长途公路干线通 过军营门口,士兵们现正聚集在这条公路上。于是我决定先不将车开进军营去,而 是提前下车,测试一下士兵们是否接受我,我是否有可能制止这场罢工行动。 军营前呈现了一幅令人伤心的画面。公路两边点着明火,士兵们围着火堆或站 或坐,身上盖着军被,手里举着蜡烛。他们给人的印象是要通宵不眠。军营门口的 坦克纪念碑前,悬挂着一幅标语:“我们也是人”。我的心猛地抽紧了,我为人民 军目前给所有过往行人所展示的这幅画面感到羞愧。我让司机伯特歇尔准尉停车, 尔后下了车。 陆军司令没有料到我会来。没有人下达口令。也没有人前来报告。但是,士兵 们都站了起来,自动组成欢迎的夹道,招手或鼓掌致意。也许很多人一生中第一次 见到一位海军上将,心中正在纳闷:这个海军会给我们这些普通的“土步兵”带来 什么呢? 施凯拉将军在军营的俱乐部内向我介绍了士兵们在刚才几小时内不断提出的要 求清单。大约已经增加到了24点要求,双方的立场相当僵硬。其中有些是原则性的 要求,例如立即退伍回家乡、缩短服役期、增加军饷、停止演习和一切训练。但是, 大多数要求属于内务问题。 我与陆军各级指挥官一同过目了要求清单。我们统一了认识,区分出哪些问题 可以在陆军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内现场解决,哪些问题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可以立即协 调,哪些问题必须经过国防部有关部门的审查,还有一些则须经政府乃至人民议院 审批。 我立即在俱乐部大楼内与总理通了电话。我向他叙述了目前的局势,请求他同 意对训练基地的军人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安排——即在其驻地附近的企业内劳动—— 并且重新调整国民经济领域中的整体兵力安排。 这不仅涉及贝利茨,而且事关其他6 个训练基地。根据东德单方面裁军措施, 原现役各师中解散的6 个坦克团的军营均改编为训练基地。此外还包括为数众多的 其他一些部队,主要是各摩步团,因为这些部队的相当一部分兵力已经投人生产领 域。鉴于如此糟糕的局势,汉思。莫德罗只好以沉重的心情同意了我的建议。 尔后,在贝利茨驻地与各部队选出的代表开始了会谈。我在介绍了国内和军内 的局势之后,联系贝利茨要求清单谈到了军事改革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从而表明, 清单中的许多要求本来就包括在军队领导的改革计划之中,或早或晚将在近期内得 到解决。 同时我还指出,有些问题无法立即解决,也无法在未来三天内作出决定,因为 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经过政府的同意,而且必须经过与其他华沙条约国家以及华约联 合武装力量参谋部的协商。 我所拒绝的要求中,包括立即缩短服役期、允许已经服役12个月的义务兵和合 同军人退役,以及增加军饷。尽管军人代表们对我的这一立场不尽满意,但他们已 经看出,当场作出决定是不可能的。关于其他的一些要求,在经过2 小时的争论之 后,一系列具体问题得到了澄清。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由我向军营的军人们通报 我对他们的要求所作的决定。我们给予各级军人代表们30分钟时间,请他们先向军 人们传达此次会议的成果。 有一位代表对我说,军人们虽然认可我穿着蓝色军服出现,但不能保证也能认 可我的答复,因为对那些已经在公路上逗留两天的士兵来说,部长也算不了什么。 士兵们在军营门前的一辆拖车上建了一个临时舞台。我与施凯拉中将和其他几 位军官登了上去。我的心里很清楚,士兵们是否会离开公路,关键取决于我的讲话。 从内容上来讲,我既不能偏离共同商定的立场,也不能从我已经拒绝的各项要求方 面后退。重要的是,我应该怎样说。 偏偏东德电视台记者也在场。当时,谁也不知道电视台是否会发报道,不知道 将播出哪些画面,也不知道将对这些画面作何评价。自从昂纳克/海尔曼这对搭档 和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的至高无上权力被削弱后,至少是在莫德罗政府组成之后, 东德已经出现了彻底的舆论自由,就连资产阶级出版商或媒体康采恩纯粹出于政治 或经济利益的行为也无法限制这种自由。 我没有预作准备,也没有写提纲,而是完全自由地发言。于是,我就可以将注 意力集中在听众身上,可以及时发现自己的讲话是否“打动听众”,如何才能“打 动听众”。我首先向军人及其家属祝贺新年快乐和身体健康,然后阐述了军队在目 前条件下、在保障国内改革和平进行和履行华约义务前提下的使命。 接着我明确表示,在目前条件下是不可能缩短服役期、不可能提前退役的。但 是,我也通报了陆军司令现场作出的某些决定,通报了我自己所作的决定和即将积 极审查的某些要求。我向军人们作出了整体允诺,即在1 月5 日之前就所有提出的 问题给予具体的答复。 我本来并没有指望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然而我的讲话多次被掌声打断。从 心理上来看已经表明,该是结束公路集会行动的时候了。于是,我向士兵们提出请 求:在我满足了他们的一系列请求之后,他们是否也应该满足我的一个要求,即返 回他们的军营。 在我作出这些解释之后,在我对各种要求作出了赞同或拒绝的陈述之后,我认 为提出这一要求合情合理,而且与已经缓和的气氛也相符合。贝利茨、新塞了以及 周边驻地的军人集会活动,确实因此而告终止了。军人代表们十分真诚地就我们所 作出的决定表示了谢意。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与我一同坐在贝利茨谈判桌旁的各级军人和各部队的代表 们,并非无理取闹或游手好闲者,而是一些聪明的年轻人,他们完全清楚自己的要 求是什么。我们这些军队领导人,即国防部和陆军司令部的领导人,也代表了我们 的立场,顶住了不同声音的压力,没有退让和作出不负责任的允诺。 在乘车返回施特劳斯贝格的途中,我心里一直索回着一个问题:当晚电视台的 “时事镜头”节目中将会怎样报道这一事件?因为这是当时东德观众最多的电视栏 目,当然会对全军和公众舆论产生影响。因此,我委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海姆佩尔 中校与电视台联系一下。 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报道中一句也没有提到我对军队各项任务的阐述,也 没有提及我拒绝的那些要求,没有提及我公开表达的拒绝理由。报道中只提到了我 答应士兵们可以在家乡附近服役的讲话,提到了我在答应大部分要求之后请求士兵 们返回军营的场面。 当我看到这些镜头后,眼前立即浮现出老将军们的愤怒面情。西德记者后来对 我宣称,在他们那里,遇到这种事态就会由宪兵出面解决。然而第一,西德联邦国 防军还从未遇到过此类事件;第二,1918年的11月革命表明,在此种变革时期,宪 兵或其他类似军事警察的分队也无济于事;第三,东德国家人民军中根本就不存在 相应的分队。为数甚少的几名军官战备值勤小组成员,是无法与此类分队相提并论 的。 一部分人民军军官当时可能认为,他们本来可以利用伞降兵之类的力量“掌控 局势”。他们显然是对实际上的态势、对现实的矛盾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缺乏正确 的判断。现场的陆军将军们也没有产生过这种念头,至少当时没有表述过。 无论如何,“时事镜头”的效应是灾难性的。尽管1 月3 日的《新德意志报》 刊登的一则短消息对这一事态作出了客观、正确的反映,但是已经无济于事。因为, 大多数军人并不清楚,贝利茨那支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投入国民经济领域。他们 以为,只须走上马路大声要求去家乡附近服役,就可以退伍回家。于是,1 月2 日 夜里发生了更多的游行示威活动,l 月3 日来自各军种部队的代表团纷纷来到施特 劳斯贝格的磋商中心。 我一上班就召集国防部副部长以及下属各部门领导开会,对贝利茨的事态作出 评价,并为兑现1 月5 日前下达必要指示的诺言起草文件。我要求国防部各部门都 进行审核,哪些与军事改革计划相适应的措施可以立即实施?我想通过实施相应的 措施采取主动,争取走到部队所提要求的前面去。我要求总参谋长将各项措施归纳 起草为一份部长指示文件。 正当国防部集中精力起草这一文件之时,来自第9 坦克师、第3 防空师等部队 的代表团执意要求面见部长,提出他们的各项要求,否则他们不肯返回本部队。这 些由士兵、士官。准尉和军官组成的代表团,均受到了我的接见。会谈中又重复了 在贝利茨谈判中双方交换的观点。 在两小时的会谈中,谈到了一些并不客观的行为方式。甚至有人威胁道,如果 得不到明确答复,他们将派坦克向柏林方向行进。我竭尽全力保持冷静客观,并指 出,我不可以超逾政府或人民议院擅自行事。 此间,总参谋长格雷茨手持文件草稿走进房间。我浏览之后,请他再审查一遍 调整服役期限的计划。对这一计划,我的顾虑最重。待这一程序完成,我在文件上 签了名,并向各部队代表作了宣读。会后,他们立即返回了各自的部队。 文件写道:鉴于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和边防军目前的状况,兹决定采取以下断 然措施:1.在1990年1 月期间,起草一部新的兵役法,并呈部长会议,交由人民议 院审读批准。兵役法草案中将规定,基本役期限为12个月,合同役期限至少为24个 月。义务兵的征召将最大可能地根据近地服役原则,兵员年龄为18至21岁。 目前正处于第三个半年服役期‘的士兵,均将于 1月26日提前退出现役。其他 正在服基本役的士兵,将于12个月兵役期届满后提前退役。 合同士兵与合同士官,将可根据本人申请于2 年期满后退出现役。届时,晋升 条令中关于优先进入大学和获取奖学金的第一款将不再适用。 2.本周内将向民主德国政府提出建议,仅仅为了支援国民经济而创立的建制单 位(训练基地和工程建筑营)应予解散。只要在本措施第一项中所规定的最低服役 期限届满之后,正在服基本役的士兵以及合同士兵、合同士官,均可退出现役。 目前正在训练中心服基本役的士兵,在结束其三个月的训练之后,将于1 月26 日调回当地县军分区,在军分区的管辖下服12个月的基本投。 现于建筑与住房部辖下的建筑部队,建议转隶建筑与住房部,即转隶政府。 3.在东德军队改革的框架内,将起草一份新的内务条令草案,送交公众讨论, 并与兵役法同时呈国防部长,交由人民议院审定。 4.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和边防军全体官兵即时起获得以下待遇:于每周一至周 五的工作日执勤,每周勤务时间为45小时。超时勤务应首先通过调休弥补;若无此 条件,则通过财务补贴弥补。 为保证必要的战备力量和值班制度,原则实施50%的外出与休假率。 军人之间的称呼由“同志”改为“先生”或“女士/小姐”。 由军人自行保管个人证件与旅行护照。 放松驻地外出限制范围。 为合同士官发放军人证件。 军营内业余时间的活动可根据个人愿望安排。 当天,部长会议主席在施特劳斯贝格召开了一次负责武装力量各部部长的会议, 从而使我有机会向他汇报了局势以及我那份指示文件的主要内容。许多观点也涉及 内务部的利益,因为内务部队中也有义务兵员在服役。人民警察部队也同样向国民 经济领域投入了相当实力的预备役和学员。在汉思。莫德罗的指示下,部长会议拟 定了一项决议草案,对基本役士兵、合同士兵提前退役和解散国民经济领域中投入 的分队作出了规定。这一草案将在未来几天内提供会议讨论。 此外,我们还与总理讨论了有关军队改革的其他问题——例如边防部队移交内 务部,民防部队移交部长会议,体育与技术协会移交青年与体育局——并就以往属 于国家安全局管辖的一系列问题的未来处置方式作出了规定。政府首脑莫德罗决定, 迄今为止由国家安全局经营的中央与各专区指挥所和情报中心,均由国防部接管。 1 月4 日,我得以在部长会议上就上述草案作出解释,并进一步详尽地介绍了 军内的局势。我特别赞扬了职业军人们为维护安全与秩序所作的努力。当然,我也 毫不讳言人民军内局势的严峻性,尤其是各种事件、罢工、示威以及逃兵现象接连 不断。 部长会议成员均被这份毫无粉饰的报告所触动。由于其他一些社会领域中的现 状更加糟糕——东德当时缺乏劳动力达到25万之巨——,因此解散国民经济领域中 投人的部队之举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尽管我们的措施中并没有包括预备役军人,而 且大约有4 万名军人即将返回其原来的工作岗位。 由于政府成员一致认为必须恢复军内局势的正常化,因此草案得以通过,会后 由国防部发言人通报了草案内容。草案中提到,新兵役法草案将把基本服役期缩短 至12个月;同时还将起草一份民役法草案——服役期延长6 个月,但服役者将在劳 动与工资部的管辖下服役。 军事科学院的罗尔夫。莱曼少将教授博士把1 月3 日的这份规定评价为“超音 速民主化”、这一规定在不少军官和职业士官中引起了震惊。 例如,驻米尔豪森的“托马斯。明策尔”摩步团领导于1 月4 日向我发来了一 封愤怒的“公开信”,此信同时也寄发给德新社埃尔富特与柏林分社。信中描述了 人民军的现状(士官与士兵缺乏士气;职业军官在执行军事任务时,在对待职业发 展与未来生活等方面存在着不满意与不安全感),并将这一现状归咎于“国防部领 导的束手无策和方寸大乱”,指责我们在压力面前一味退让,没有作科学的论证。 信中指出,贝利茨士兵提出的那些要求与建议,米尔豪森团早在8 周之前就向国防 部提出过。 5 名中校和3 名少校在信中声明:“我们不再愿意接受这种方寸大乱的传真函 的指挥,不再愿意当‘修鞋匠’。我们不再愿意接受那些早在军队改革之前就领导 过我们、当时就不重视我们提出建立一支现代化的、与时代相合拍的国家人民军的 设想、不重视部队中现实生活的军事领导人的指挥。”他们表示将支持军事改革、 支持民主政府、尊重宪法赋予的使命。 他们在信中阐述了对军队改革的八点建议,其中三点有关组织的法律基础,如 士兵委员会和职业军人协会的工作等。第二至第四点内容如下:——与苏军西部集 群签署一项协议,由其暂时接管民主德国的全面保卫工作,并解散国家人民军;— —在科学可行的基础上,迅速建立一支符合民德财政、民族、生态要求的新型国家 人民军;——由新干部领导军队改革工作,清除所有对军队改革未持具体立场的指 挥干部。 最后那点建议在当时很流行。有人把它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人民军报 》发表了题为《我们对军队改革的设想》的评论文章,介绍了一位海军少校的立场。 他建议:“毫不迟疑地解除所有级别主管及其副职的职务。”他认为,在空缺的岗 位上,派任那些经秘密投票获得多数选票、其专业和个人素质合格者。 1 月5 日,各级指挥官前来施特劳斯贝格参加扩大会议,与我和各位副部长就 1 月3 日的指示文件进行会商。当他们到会时,大多数与会者已经看过这一期的《 人民军报》。 我宣布会议开始,并对民德当前与一周前的局势作了对比——一周来的局势明 显恶化:圆桌会议使政府工作无法开展,各政党公开表态支持两德重新统一,并谋 求对国家人民军施加影响。西德大选角逐已经开始,基民盟对东德的干涉公开化。 人民军内部的局势也变得极为严峻——尽管在数千兵力仍投入国民经济领域的 情况下,战备值勤制度仍能维持。我对军内的无序现状描述道:每个人都只会提出 要求,军官们毫无节制地开着车四处奔走,有了问题不是向主管上级请示报告,而 是写信给上帝和全世界。有不少驻地已经发生哗变,我们现在每个月都因逃兵而损 失一个连的兵力。 在谈到纪律松懈的原因时,我列举了军队领导自仲夏以来观望等待的态度—— 直至11月20日才迈出了宣布军事改革的步骤。在东德和华约其他国家处于深刻变革 的这一时期内,一日的变化大于以往一个月。宣布军事改革之后,唤醒了人们对迅 速、深人改革的过分希望,存在着一种过高期望值,对这种期望无论在客观上还是 主观上——由于过于保守的观念——都无法实现。 我指出,随着统一社会党的衰败、边界的开放和一切政治上出现的其他变化, 许多军人的信念已荡然无存。已经或即将采取的裁军措施,导致职业军人对生存的 疑虑。真空已经出现,正在形成的体制上难以弥补这一真空。 尔后我提到贝利茨事件,叙述了那里的态势,并提醒大家,在除夕夜和新年那 天,其他驻地——如德累斯顿——也曾发生过同样或类似的事件,也曾通过新闻媒 体散布过类似的要求。我通报了与汉思。莫德罗的电话谈话以及达成共识的现实内 容。我说:“如果军队哗变,将危及共和国的存在。如果有人不仅仅从电视中了解 情况,就完全会认为我当时不应当去。但是,如果我当时不去贝利茨,那将是一个 错误。” 我指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保证职业军人队伍的稳定,应当作一次全面检 查,哪些任务可以由职业军人去完成。战斗任务的划分应当依据现实状况,而不是 根据泛泛的条例条令,因为以目前的兵力不足以达到条令规定的标准。有关提高军 饷和休假、登岸等规定,必须迅速作出决定。 我在讲话结束之前布置了以下任务:1.团结职业军官,使之恢复工作能力,能 够与下属协力工作;2.积极支持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使之能够与士兵协力工作;3. 将军队改革的内容和步骤传达到各级指挥层;4.牢牢掌握或重新掌握指挥权,防止 部队的纪律与秩序完全放任自流。 接着,总参谋长、副总长和组织、工程、干部、财务、营房等部门领导,分别 就各自管辖范围内对1 月3 日指导文件和1 月4 日部长会议决议的看法和建议发了 言。 格雷茨中将首先提出了保持指挥、作战与动员状态的最低标准。他指出,指挥 状态尚可通过一系列措施予以稳定的保障,如指挥官(无论在家中还是周末,随时 可以联络)和指挥部的值班制、指挥小组接受临时行动任务时在营地的准备措施等。 作战状态则有所不同。自1 月26日以来,作战状态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予以保 障。战役和战斗任务的完成,已无法按照相关文件的规定执行,而只能部分地实现, 而且时限上亦须有所拖延。苏军西部集群对东德人民军的这一现状相当了解,因此 十分担忧,因为在防御状态下,我们负责保障西部集群两翼的警戒任务。 至于动员时间,由于部队与分队数目较多,不得不由12至24小时延长到24至48 小时。必须从行将退伍的基本役士兵和合同军人中征召部分志愿者,他们必须至少 服役至5 月底,尤其需要的是坦克与防空武器瞄准手等重要兵员。 负责组织工作的副总长莱斯特纳汇报了1 月26日退伍人员的规模:大约25000 名基本役士兵和15000 名合同军人,总共40000 人。在5 月之前,共缺额三分之一 士兵和五分之二士官。 他认为,我们必须改变目前的征兵和退伍制度,使之与各种社会利益相一致, 尽快实现从学校/职业教育向人伍服役,尔后重新回到职业或高等院校的圆满过度。 迄今为止,我们每年有两次征兵/复员期、而西德国防军是四次。如果我们采取每 年改为三次的替代方案,乃是可行的。 干部部部长路德维希中将汇报了职业军人的社会保险问题,并解释道:某些军 官因裁军或建制变动而失去职务岗位,这些人可以暂时留在军队内。军队将不辞退 任何军官——除非那些早就在干部晋升计划中列人转业的军官,以及因纪律或健康 原因主动要求转业者。 3500名失去职务岗位的军官将转人自由岗位(包括文职岗位)或易地、易职 (如在地方军分区)担任指挥官。1990年内即将毕业的300 名军事学院学员,将根 据其发展前景给予任用。各军官学校的每一位毕业生,应当尽可能获得职务岗位。 干部部副部长卡尔维拉格少将谈到了国家公民在军队内的基本任务。他指出, 保持军官队伍的内部稳定“确确实实”是稳定军队的“最后一道关卡”。而这道关 卡的负荷能力已经十分有限,因为许多军官之所以还留在军队,只是迫于社会现实, 而不是出于思想原因。有一种意见占据了上风:既然国家已经不能遵守诺言,人们 也就没有义务信守自己的誓言。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类结论的产生当然也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即对人民军军官 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教育尽管耗费了巨大精力,但仍然无法坚定大多数职业军人对 日益虚幻的“马列主义”基本方向和世界观的持久信仰。在东德社会基础和政权体 制发生动摇乃至最终崩溃的这一极其严峻的态势下,恰恰最缺乏的是独立的、批评 性的、富有创造性的思想,缺乏“社会主义基本信念”。而这一切,以往曾经说了 那么多,经营了那么久,口头理论上是那样精神练达。 卡尔维拉格少将指出,军人们现已失去了政治取向和价值观,出现了普遍的信 仰危机、失望和听天由命的思想。但是,仅仅把原因归结于我们目前只是破除了军 队中的政治体制、却未创立一个有效替代物是不够的。即使归咎于只在各级指挥层 设立国家政治工作机构的新型疗法也不够深人。设立这种机构是想通过专业授权以 及教育与心理学的能量,介人人们的思维程序,激发其政治积极性,从而支持各级 指挥官的工作。但是,许多军人却只把这类机构视为昔日政工机构的一种遮遮掩掩 的延续而已。 这种想法的产生并不奇怪,因为确实存在着一种倾向,即设立这类国家政治机 构时必须优先考虑安排现有的前政治军官。其目的是是军人拥有新型的、民主的国 家意识,以确保行动上对民主德国政府的忠诚。 卡尔维拉格的报告说得对:在各种政治观点和价值观并存的条件下,必须找到 一种对我国人民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广泛共识。必须支持在我国领土上工作的各 政党、组织和群众运动的代表,使之成为国家政治工作的伙伴。 人民军总监兼军事改革专家小组组长杰斯中将,对军事改革起步过慢提出了抱 怨:几乎没有进行过协商,许多指挥官反对吸收年轻军官。即使在国防部内,每当 谈到迅速采取措施时,就会出现观望现象和权限争议。如今每个人手里都发了有关 军事改革的90年第一号部长命令。在计划于1 月19日召开的指挥官会议上,至少应 当有叨%的问题得到回答。这些问题大都是各部队提出来的。 尔后,由各军种和军区司令发言。上午刚刚主持过空军/防空军指挥官会议的 贝格尔中将,通报了他的部属们提出的各种坦率意见:根据二月3 日的规定,战备 状态和值勤制度将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而且能够保留下来的只是各军种的空架子 而已。人们对12个月基本服役期的规定也持相当尖锐的批评——态度诚然,这一规 定的实施不可避免,但是过于草率的决定令人难以接受,正如每周45小时工作制不 可行一样,因为三分之二的兵力处于24小时轮流值勤制度,他们根本不可能享受到 这种待遇。 他认为,对军队的打击莫过于从上而下的摧毁。空军/防空军不愿意执行这样 的路线,必须召开一个由部长出席的指挥官会议,最好是在某个防空师内进行,或 许还可以邀请总理参力D.海军司令博尔恩中将认为1 月3 日的传真文件十分必要, 而且达到了目的。但是,职业军人中存在着担忧情绪,有些人表示了不理解,认为 军队领导在哗变者面前退让,为解决问题而牺牲了职业军人的利益。90/1 号命令 指定的时候从长远看是可行的,但是军队领导必须与职业军人和合同军人并肩推动 军事改革,而不能在哗变者的蚕食战术面前步步退缩。国防部长也不应一味等待人 民议院的决议,而应自行决策,事后再将其决议交付审批。 陆军代表施凯拉、维甘德和杰拉谈到了贝利茨事件的原因和影响,介绍了在各 个指挥层召开磋商会的计划,目的是在1 月19日指挥官会议召开之前将有关军事改 革的建议与设想归纳起来。争论最多的对象是当兵半年内的新兵,他们带来了地方 革命性变革的经验,而军官们通常对这种变革难以接受。当年轻军官受到压力或下 属的欺侮时,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们。 他们认为,前一天在新勃兰登堡军区各部队召开的连级集会清楚地表明,士兵 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现在必须尽快指定内务条令,从而使每一名士 官都明确军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应当对前政工部门及其人员迅速作出决议,因为大 家正在期待着。大多数非现役军官都是政治军官。内部勤务的范围不许扩大至建立 一支军警部队。各士兵委员会的工作范畴必须得到明确的界定,应当局限于本团内。 军事改革专家小组副组长巴尔斯中将明确指出,现在终于是对基层提出的大量 建议作出反馈的时候了。部队需要的不是意向声明,而是明确的决策和指示,需要 知道的是每个人的任务或完成任务的手段,军队的指挥就应当有军队的样子,因此 应当在未来几天内召开团以上指挥官会议,交代方针,亮明旗帜。 会议结束时我再次指出,我们应当把贝利茨事件视为一次明显失败的教训,但 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地步。我在八周时间内六次下到部队去,因此可以 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相当有把握地说,无序现象是原因之一。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声明当然浮浅,但是当时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一事件 关系到军队与社会的关系,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体制的崩溃盖源于在人们常常 描写的阶级斗争中落败于资产阶级的西德,这一失败自然也对军队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病症就是东德政治制度的僵硬化。 在谈到前政治军官的命运时,我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说辞。只能指出,我们现 在还未拟定相关的文件。关于士兵委员会的规定,将刊登在新出版的《军事改革》 报上。无论如何,我们今后不应允许游行示威活动再度发生。 格雷茨将军紧接着发出呼吁:即使在忧虑重重的条件下,也务必不要让指挥、 作战与动员体制毁于一旦。他表示,在华约与北约行将召开的维也纳军事理论研讨 会上,他将不宣布东德人民军的解体。 1990年1 月第一周的最后一天,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星期天的上午, 我第一次答应接受一家西德画刊——《明星》杂志两名记者的采访。在此,我引录 一段《明星》杂志刊登的那篇时文:明星记者问:部长先生,您在位不足两个月, 但是对您的国家人民军已经认不出来了。曾经发生了第一次哗变,服役期已经缩短, 军队将裁员四分之一。您是拆迁公司的企业家? 霍夫曼答:不,我的感觉是处在一个重新开始的阶段。现在已经发生的事,将 来肯定要发生的事,无论换了哪个国防部长都逃脱不了。在这个国家里,发生的是 一场革命,一场没有暴力的革命。一支军队在一场革命过程中丝毫也不会遭遇困难? 我相信,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目前我正竭尽全力地维持这支军队的团结,稳 定这支军队。军队领导人本应当及时地认清我国这些变化是实质,及时地声明:我 们支持这一进程。 记者:您这是在谴责您的前任海因茨。凯斯勒? 霍夫曼:至少是一种批评。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彻底的军事改革。我希望最 终建立起一支新型的国家人民军——不再是一个政党的军队,而是人民的军队。我 们与所有政党和群众组织都…… 记者:这支军队如今不是罢工,就是哗变。 霍夫曼:是的,发生过这种事件,但并不是出于对军队和兵役法的抗议。我去 过各个军营,与士兵们谈过话。我从他们提出的要求中援引几条:“我们要求有意 义地服役,有意义地为社会劳动。立即结束游手好闲的日子广还有:”军营大门挡 不住民主!“ 记者:这表明很多地方乱了营。 霍夫曼:抗议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我们把数百名军人投入了国民经济领域。 如果没有这些兵力的投入,这个国家的某些环节便无法正常运转。但是,此举也使 许多分队的训练无法进行。第二,军事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必须看到 事件的本质。30年内形成的东西,不可能立即改变。但是,部队内的期望值当然很 高。如果不是万事立即起步,很快就会产生想法。军事改革受阻了。 记者:现在是怎样处理那些哗变者的? 霍夫曼:哗变者这一称呼是您使用的。并没有处理他们。我去过那里,向士兵 们解释了态势,我相信他们理解了这一切。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如果我们试 图用武力说话,会发生什么后果?他们是受过装备训练的士兵,都会使用武器。当 然,我们在目前的情况下并不想使用武器。 记者:这么说,您是因为担心部队内部发生武装冲突而让步的? 霍夫曼:是的,共和国并不需要这种武装冲突——我甚至要强调欧洲也不需要 武装冲突。 记者:这就是说,您目前可能受到本国军队的要挟,而这种要挟以往从来未发 生过? 霍夫曼:不,因为目前已经作出的决议和将来即将作出的决议,都是军事改革 计划内的措施。我们只是把这些决策提前宣布了而已。 记者:您认为还会发生新的抗议活动吗? 霍夫曼:如果您四周前问我是否料到会发生这类事件,我会十分明确地否认。 记者:已经有人当逃兵了? 霍夫曼:是的。 记者:多吗? 霍夫曼:遗憾的是,对一支军队来说太多了。但是我不能说出数字来。这受到 了边界开放的影响。 记者:你们军队强调了几十年的假想敌,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再存在了…… 霍夫曼:我们现在没有假想敌…… 记者:……真的不再有了? 霍夫曼:不再有了。国家人民军的军人已经可以出国旅行。我们可以看一看事 实:国家人民军的军官与联邦国防军的军官已经会面了,人民军的士兵与国防军的 士兵也会面。他们通过这些接触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每一个人都说他是为了和 平而当兵的。 记者:一支失去了固定假想敌的军队,还有生存的意义吗? 霍夫曼:只要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仍然存在,本身就构成一种 威慑。我相信,一支军队若能不断地发出信号:我们是为了国家而存在,时刻准备 着保卫国家!在危机之中亮明旗帜,从而避免危机态势的蔓延,避免使用武器,这 本身就是军队存在的意义。 记者:你们仍然认为西德和北约是帝国主义者的庇护所,他们随时都在准备袭 击你们? 霍夫曼:只要有人不愿意急速裁军,威胁的问题就始终存在。只要武器存在一 日,危险就始终存在。至于我们是否害怕遭到西德国防军的袭击?我的回答是否定 的。我目前看不到被西德军事吞并的危险。 记者:您如何看待人民军的未来? 霍夫曼:我认为,维也纳关于裁军和建立信任措施的谈判会取得丰富成果。作 为成果之一,国家人民军将大幅度裁减——大约保留*万至12万兵力。尔后,我们 要改变人民军的体制,更加注重防御性质。 记者:统一社会党主席居西建议,两国的军队于1991年之前各裁军一半。 霍夫曼:我跟所有其他人一样,对这一建议感到惊讶。我注意到了这一建议。 记者:您对这一建议持何看法? 霍夫曼:根据双方安全的原则,我同意这一建议。但是,一支军队在一年之内 裁军一半,谈何容易。这不仅意味着要裁减兵员50%,而且要裁减武器50%。销毁 一辆坦克的费用是6 万马克。裁减兵员不成问题,问题在于职业军人,他们会感到 不安。裁军之后,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我必须同其他各部合作采取某些组织措施, 以便那些职业军官顺利转入地方生活。有可能采取这样的措施:在军内开设学习班, 让职业军人预先学习地方就业的本领。尔后,还需要额外的社会保障条件。 记者:为那些离开军队的人准备“金饭碗”? 霍夫曼:你也可以这样形容。我赞成称之为社会保障。 记者:东德究竟还能不能承担起这支军队? 霍夫曼:东德需要国家人民军。我们属于华约,承担有我们必须完成的各种义 务。东德必须能够承担其军队。与此同时,我们当然还要削减国防预算。政府于1989 年承担了在1990年之前削减军费10%的义务。1989年度,已经节约了11亿马克。 记者:在多少基数上节约的? 霍夫曼:人民军总支出大约为120 亿马克。我们当然还在进一步节约。也许还 可以节约10亿。 记者:您曾以国防部长的身份提出要求,即在东德历史上第一次认可拒绝服兵 役者的理由存在。您认为可能有多少人拒绝服兵役? 霍夫曼:我们预计会有15%左右,但也可能完全不切合实际,也可能会有30%。 对于第一次征兵结果,我还难以作出预言。至于未来军队的前景?我认为国家人民 军在业余时间的限制将减少。这一点对人民是否决定服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服民役的时限将是多长? 霍夫曼:我们建议要从基本役延长6 个月。这样做也符合国际惯例。 记者:为什么要延长6 个月? 霍夫曼:因为士兵的生活要比服民役者艰苦一些。从军营住宿条件开始,到站 岗值勤,还有在演习中的负荷很大,在训练中的考核很严。 记者:如果两个德意志国家建成条约联合体,或许甚至结成联邦,那么就会存 在两支相互对立的德意志军队,这岂不是很荒唐?您是否能够设想建立两德混编旅, 就像德法混编旅那样? 霍夫曼:经验告诫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说永远不可能。但是,只要两个 军事联盟依然存在,我就认为不可能建立混编旅。否则,别国会有受威胁之感,我 们必须想到这一点。 《明星》杂志社用另一种方式给我“照了相”:他们登出了一个巨大的地球仪, 这是我的一位前任得到的一份生日礼物。于是,前人民海军(是小小的东德的最小 的军种)司令站在地球仪旁,目光投向印度洋,如同一名候选者正在期待着继任 “七大洋征服者”一样。 实际上,我在那些天里的心情很痛苦,对当前的局势和未能如愿的诸事,我都 有着强烈的个人负疚感。作为一名国防部长,自己的士兵罢工,军官毫不掩饰地表 示不满,自己当然难辞其咎。这一想法日甚一日,以至于我决定辞职。这样做可以 给我的后任提供改弦更张的可能性,他可以改变我的一些决定,放慢军事改革的速 度。 我把总长和干部部部长请来,通报了我的想法。曼弗雷德。格雷茨中将和哈拉 尔德。路德维希中将不同意我的意见,努力劝解我,认为目前的局势与我个人和我 所做的一切并无多大关系。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做了广泛的工作,还有很多事要共 同去做,从而稳定局势和军队。 当我重新独自一人时——这个周末我没有回罗斯托克家——我再度产生了疑虑。 1990年1 月8 日,星期一,我向部长会议主席递交了辞呈。 汉思。莫德罗问我,贝利茨事件是不是我辞职的起因?我说是的,他说:“那 你现在就应该坚持下去。” 当我把我的疑虑告诉妻子时,她也批评我不该在这种局势下把烂摊子推给政府 首脑。于是,我决定甩开膀子,把已经起步的军事改革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