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圆桌会议上 1990年2 月26日,中央圆桌会议第14次会议将东德军事改革纳人会议日程第二 项。这对于军队情绪起了极大作用,此间对于军队来说,圆桌会议的权威远远高于 人民议院,因为圆桌会议也有反对派参与,其各项决议具有决定性影响力。另外人 们也可想而知,各党派和群众组织已经在莫德罗领导的“民族责任政府”带领下发 挥作用,在3 月8 日人民议院选举之后将组成新政府。 在2 月20日军事改革政府委员会第2 次会议上,大家指出了武装力量中的紧张 局势,因为当时军内有无数军人申请转服民役,甚至有人公开鼓动大家拒绝服役, 从而危及必要的警戒勤务,更无法保障训练活动。 总参谋长在2 月22日的形势讨论会上指出,在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崩溃的同时, 军队纪律和秩序也在迅速退化。因此,迫切希望圆桌会议深人了解人民军和军事安 全的现状。 鉴于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激化,我们决定将国防部长的下述传真信件送发各级 指挥官,并在新闻媒体上发表:近日来,国家人民军和苏联武装力量西部集群内部 再度出现动荡。不同的群众组织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要求关闭部队训练场地,并 在停止训练活动后移交设施和营房。 人民军内部出现了各种尝试,试图解散某些分队、立即停止服役或调往其他驻 地。这加剧了内部局势的恶化。 此外,还存在着因为情绪冲动导致局势失控的危险。我再次重申,任何通过罢 工和最后通蝶式的行为贯彻个人利益的企图,都是违反现行法律和军队规定的行为, 都是置国家秩序和安全于不顾的行为,将严重危及宪法赋予使命的完成,从而进一 步加剧我国政治局势的动乱。 必须立场一致、态度坚决地反对这种现象。必须紧密配合直接领导,与地方政 府和所有关心国家政局稳定的党派和群众组织保持合作,尤其是要与军人选出来的 代表进行坦诚的、战友式的合作。 军队领导层了解并理解官兵们对自身社会保障的忧虑,将会竭尽全力找到正确、 快捷的解决办法。1990年3 月二日的部长会议将讨论职业军人转业工作,并研究军 职和文职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 1990年3 月2 日将召开军队指挥官会议,通报当前局势,共同商讨巩固武装力 量、深化军队改革的各项任务。所有重要决定均会立即通知大家。 每个人都要为稳定和缓和军职与文职人员的情绪施加影响,从而维护我军形象、 为国家的局势稳定贡献力量。这也是为1990年3 月 18 日的人民议院选举做准备工 作。 出席大圆桌会议,成了人民军宣泄情绪和了解各政治力量对人民军及其现实问 题所持立场的机会。因为各次会议均作电视和广播直播,况且这已成为当时收视率 最高的节目,因此,如何准备和实施会议问答有着决定性分量;我相当怯场也是可 以理解的。 讨论会在国宾馆尼德舍恩豪森宫举行,随同我参加会议的还有新任命的人民军 总监、政府军事改革委员会秘书克劳斯。巴尔斯上将(杰斯中将教授博士已被任命 为恩格斯军事学院院长,正在为上任做准备)、东德职业军人联合会总理事会主席 埃克哈特。尼克尔中校博士和国防部圆桌会议召集人、军事政治学校的迈瓦尔德上 校。 像以往一样,我照例提早到达现场,在前庭问候了一些曾出席过格吕璃军事圆 桌会议的熟人。会议日程上注明他们是受各自组织的委托而来。因为大家深知我们 的问题所在,这无形中安慰了我。另外,所有组委会的正式成员都收到了我们寄去 的对改革、裁军和退伍者社会保障等设想的文字材料。我们当然不知道,他们是否 有时间阅读这些材料。 在前庭,一位民社党代表告诫我,让我作好精神准备,因为我关于武装力量在 德国统一进程中所起作用的方案将会遭到尖锐批评。究竟哪些想法会遭到特别批评 呢?他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再次在脑子里回顾了一遍方案内容,但找不到有什 么修改的理由。 我的位置紧挨着大圆桌会议主持人杜克主教。今天,我特别欣赏这位天主教神 学家和他那两位基督教伙伴安样自若、和蔼可亲的态度和特有的心理感觉。他们以 这种方式,给这类往往具有戏剧性特点的会议带来了令东德民众满意、使改革充满 和平特色的有益氛围。 这些人理所当然的通过圆桌会议、确切地说是通过展示他们的才干知名于世。 他们善于在讨论激烈时力挽狂澜,在混乱的情形下始终保持清醒。当然,他们自身 也具有特殊感人的温情。这种姿态自我在教堂施过坚信礼后再也没有体会过,因此 更加珍惜它。此后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军队里对这些教会人士要拒之千里。作为 海军参谋长和司令的我,能够乘军舰到瑞典和芬兰同当地主教接触,却无暇理会德 国牧师,这使我感到惭愧。 坐在这位深深了解人和政治的天主教神学家身旁,我真正感受到了内心的平静。 当然,我作了充分的准备。我带来了20多种文件和表格,以便随时答复那些能 够预想到和未能预想到的问题。 下表展示的是人民军的实力。1990年2 月中旬与1989年12月初相比,已经削减 了47000 多人。 1990年2 月中旬,人民军主要武器装备总数如下:陆军拥有23个战役战术导弹 发射系统、57个战术导弹发射系统。2600辆主战坦克、3227辆装甲输送车、1137辆 步兵战斗车。1531门火炮、325 门迫击炮、590 具火箭筒、323 辆战斗车辆。399 个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发射系统、262 门自行加农炮、229 个防空导弹发射系统、1018 具便携式防空火箭发射系统、121 辆自行防空榴弹炮、516 门防空高炮、94架直升 机(其中76架武装直升机)。 空军/防空军拥有286 个防空导弹发射系统、420 个便携式防空火箭发射系统、 428 门防空高炮、213 架截击机、64架歼轰机、22架侦察机、60架运输机和66架直 升机。 海军仍然在编的装备有24艘导弹舰只和导弹快艇、19艘海岸防护舰船、30艘扫 雷舰、12艘登陆舰、27架直升机(其中10架武装直升机)、264 个便携式防空导弹 发射系统和49 ti 防空高炮。 国家人民军当时拥有的地产为1070处设施,其中862 处营房设施(军营、训练 设施、防区司令部、疗养所和休养所、儿童度假营地),124 处军事保障设施(仓 库、车间、训练场所)84个用于防空值勤系统的设施问个机场,6 个备用机场,36 个防空导弹部队营地及其阵地,26个无线电技术部队营地)。 在人民军改编过程中,将腾出240 处设施。截至1990年3 月20日,所有302 个 人民军戒严区,约170 平方公里总面积将进行全面审核。巴特利本韦达以及至少6 处其他驻地的设施和营房已经开始移交,这些地产均在法律上属国防部所有(到1989 年底,总面积约238520公顷)。 在转折之前直属国防部的50处安全防护设施(28个备用指挥所、地区性机构和 22个电台发射站)中,有16处已移交,其中5 处归贝尔培县集中使用,11处由各军 种负责管理。值得一提的是,截至1989年,只有纯军事指挥机构和通讯设施由人民 军负责管理,而国家级指挥机构和国防通讯设备则由国家安全部机构和人员负责管 理和维修。 1990年度的财政预算支出为105 亿马克,这意味着比上一年减少23亿,减少18 %,首先是削减武器和技术设备支出。边防军的支出预算为12亿马克。1989和1990 年度,东西德人均国防支出的对比情况如下:1989年度1990年度东德(东马克)783, -642 西德(西马克)874 ,-893 因为人民军内政工机构和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作 用,不论对其他党派或群众组织来说都是最敏感的题目,所以我没有提议予以解散, 只是了解了这些机构原来的编制情况(在圆桌会议上,从没有人要求提供准确的数 字)。 在人民军和边防军内部解散政工机构之前,共有5669名军职和2137名文职政工 人员。此外,总政治部直属各单位还有 23 名军职人员(如文艺兵)。军职人员中, 总政治部和国防部其他部门有269 人,陆军2 的6 名,空军/防空军818 名,海军 518 名,边防军986 名,总部直属单位450 名。除总政治部外,共有6 个政治部 (各军种司令部指挥层)、64个政治处(师级指挥层)和258 个政治工作组(团/ 独立营指挥层)。 能够出席这次会议,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很清楚,如果事先得不到圆桌会 议批准,部长会议不可能对社会保障问题作出决议。 如今,不仅人民军和边防军、而且内务部和民防部成千上万军人的期望,全都 压在了我那并不怎么宽大的双肩上。 施迪夫博士(国家民主党)在会议开始时宣读了《圆桌会议在民德军事改革中 的位置》。接着,对这一文件进行了讨论,最终得出以下结论:国家人民军的位置、 作用、任务和发展,以及那些困惑着军人的问题,均属民德民主化进程的组成部分。 这些问题也包含在全欧发展进程中,亦属于德国逐步统一进程中的问题。它们与欧 安会谈判进程的文件和其他国际协议与约定相互联系。 1.按照圆桌会议精神,民德军队政策的最高原则是,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 维护欧洲和平,促进与所有国家的合作,以消除军事威胁,达成欧洲的共同安全。 民德赞成解散北约和华约。只要它们仍然存在,民德就将始终同华约伙伴国保持合 作。 2.我国的军事改革是民主变革的一部分。由国防部长召集的“军事改革圆桌会 议”,为人民议院起草了“民德军事政治原则”决议。经国防部专家起草的兵役法 已发表在《人民军》周刊第7 /90期上。军事改革的进程在军内引起了争论,有些 批评十分激烈。很多人认为这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军人们要求更有力地投 身改革。圆桌会议支持军人们的要求,致力于加强军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为军队的 内部稳定作出贡献。 3.圆桌会议提议在民德宪法中规定,人民议院应任命兵役事务专员。所有军人 均可向该专员提出申述。他也应成为按照现行法律在民德边防军及战备警察部队中 服役者的对话伙伴。 4.圆桌会议反对兵役法草案第17款(政治行为)。该款规定“不容许军人成为 政党和团体的成员。服役前已加入者在服役期间应退出”,这与宪法的基本原则和 我们对民主的理解相悻。此类规定显然不会像文本作者所期望的那样保障军人的政 治中立立场。德国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5.圆桌会议支持许多军人的建议,即容许军人身穿军装参加各种政治集会。圆 桌会议的立场是,在对军人进行国家政治教育的允许范围内,所有民主党派和群众 组织的代表均有权利根据军人的愿望宣传其政治目标。 6.圆桌会议赞成改善军人的服役和生活条件,赞成军人在进一步裁军过程中, 在达到服役年限后转为预备役时应享受社会保障。在服完义务兵役之后,有权要求 恢复原劳动法工作关系。圆桌会议期望人民军与职业军人签订服役合同,合同中应 包含长期预做退役转业准备的规定。 7.国防部长表示,新设的国家政治教育局和国防部、人民军其他部门(如后勤、 计划和科学工作部门),立即向所有民德民主党派和各政治组织成员开放——圆桌 会议对此表示欢迎。圆桌会议也致力于使所有职业士官、专业准尉、军官均对来自 各阶层有能力、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开放,无论其来自何政党或组织,无论其信奉 何种人文世界观或宗教信仰。 这个决议的其他段落是经过讨论修改后成文的(特别明确地拒绝使用“联邦军 队”的称谓)。其原文如下:圆桌会议支持人民军军职和文职人员工会组织的活动, 支持职业军人联合会和其他形式民主自治组织的活动。圆桌会议要求将与此相应的 规章制度写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政治指导原则”。圆桌会议支持在各部队中 实行民主选举军人代表。 8.圆桌会议支持迅速起草裁军设想原则方案,此方案应在1990年5 月前送交人 民议院审定。 9.圆桌会议提出,国防部未来应由一位文职部长领导,这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情 况相符。纯军事领域的工作应自始至终由民主的将领主持领导。 10. 作为军事改革的一部分,现在也应该进行前瞻性设想,并应与欧洲和德国 统一进程及其对解散军事集团的影响相结合。民德政府中应设立一个裁军与改编局, 为全面非军事化预作准备和导向。圆桌会议拒绝任何形式的联邦军队。上述最后一 句的原始文本是: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逐步统一之后的未来德国,在欧洲尚未最终 结束裁军之前始终需要一支新型的国家军队。这支军队应置于欧洲安全体系中,并 有义务参与世界范围内的裁军进程。 这种由国家民主党起草的表述方式遭到大多数圆桌会议与会者的反对,正像反 对我向舆论界散布的关于建立全德联邦军队的设想一样。 国家民主党的代表宣读决议草案之后,我对能够参加旁听圆桌会议表示感谢, 并介绍了军事改革的现状、武装力量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以及我对圆桌会议的请求 (见附件3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信任可以赢得重视——或者幻想——即认为由 反对党和群众组织组成的未来政府将会有力地推动军事改革。 在随后的讨论中,绿党代表猛烈抨击了我对德国武装力量在德国及欧洲统一过 程中所起作用的方案。批评的焦点是,该方案没有经过军事改革圆桌会议的讨论就 蒙混过关了。 这个批评我可以接受。但另一方面,我并不是自作主张,而是与外交部协调过、 经过总理同意才付诸行动的。而且,政府修改政治构想的权利是很难剥夺的。 有人问我,这些问题是否已经与联邦国防军领导层进行过磋商?两德军官会晤 中探讨过什么问题?两德国防部长接触时究竟已经谈到过什么问题?尽管这些问题 明显缺乏信任,但是我的答复还是使他们恢复了平静。 然而,在本党内提出自己的设想和看法却费力得多。例如,民社党代表建议将 国家人民军在2000年以前有计划地予以解散。首先,立即裁军50%;自1990年起, 不再征召基本役士兵;自现在起,不再任命职业军人,并立即开始职业军官转业培 训工作。 我的困惑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作为这个党仍在联合政府内起作用的代表,居然 没有人向我说明,为什么这个党在圆桌会议上提出如此不切实际的设想。 其结果是,我只好努力地客观解释那种陈腐的道理:一支军队是不可能一夜之 间就裁军一半的,这不仅关系到遣散士兵,而且还涉及拆卸武器问题(光是600 辆 装甲车辆就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困难,这还不算根据维也纳协议还须继续削减的另外 1200辆)。服役者的任务不仅是参加训练,还要警戒有关设施和武器;即使为了维 持这支军队,也需要吸收和任用年轻的职业军人;况且解散国家人民军决不是个单 纯的问题,它关系到整个欧洲的裁军过程,还有待于华约和北约的协商。 其他政党和群众组织也提了很多问题,主要是边防勤务。民役法、拒绝服役现 象、所有军人参与军事改革、为基本役士兵、合同军人和职业军人提供再就业和再 培训机会等问题。我对这些问题的答复基本上能够令他们感到满意。我告诉大家, 我们迄今没有拘捕过任何完全拒绝服役者,而是将他们移交劳动与工资部门处理。 圆桌会议所有代表执着的积极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为裁军后退役军人 能够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条件,为寻找一条既经济又能保证生态平衡的有意义的裁 军道路,为东德现有军事实力的转轨而自始至终地不懈努力着。 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我对本党民社党在讨论中的态度却感到十分失望。在格 吕瑞军事改革圆桌会议上,民社党成员不但不为军人走上多元化、民主社会结构和 多党制社会的道路而努力,恰恰相反,与国家人民军作对的竟大多是民社党成员。 直至2 月25日,即26日专门讨论东德军事政策的圆桌会议第14次会议的前一天,民 社党竞选大会才将取消义务兵役制确定为竞选的首要题目。 由于民社党领导人数次在公共场合亮相,并呼吁军人焚烧服役证件,在过去的 几周内,导致武装力量中的民社党成员大批退党。 在休息期间,我有机会同圆桌会议各位代表进行交谈,包括曾经组织过反对人 民军示威活动的群众组织代表。他们向我保证,他们的示威行动并不是针对军队某 个成员,而是反对任何武装力量,因为武装力量的存在与战争密不可分。没有武器 和士兵,自然不可能发生战争。 同时,他们赞许了1989年秋天以来军队指挥官们的谨慎与配合的态度,并且表 扬了人民军目前提出的一些口号。几乎所有驻地的军人都有机会与地方社区、党派 和各种组织的代表共商国事,他们坐在同一张桌旁——不一定都是圆桌——解决某 些争议问题,至少可以进行讨论。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对自由德国工会联盟的申请和绿党关于“立即实现非军事 化”的声明进行了讨论,并将讨论结果作为圆桌会议的附件,收入会议文件付诸决 议。 工会的中央组织建议圆桌会议向政府提出要求:“立即制定措施,为军事改革 进程中退役的军人提供社会保障。首先是为他们创造工作岗位、进行转业培训、承 认他们在各军校的学历、争取退役军人与其他行业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条件”。“ 绿党的声明类似于非军事化建议,只是言辞没有民社党方案中那么激烈。声明 是这样开篇的:“目前,我们目睹了东西德某些势力的所作所为,它们以不负责任 的方式,试图加快两德统一的速度。竞选策略,传统强权政治利益,也许还有鼓惑 民心的鼓吹,凡此种种因素均开始膨胀,从而影响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同样也影 响了对未来重要的安全政治问题的判断。”两德的非军事化将强制性地有助于采取 负责任的、信奉和平政策的行为。“设想一下,若两德统一后仍然拥有60万因服役 义务而手持武器的现役军人,仍然拥有因服役义务而建立的一个干部化的、具有扩 充数百万机械化预备役部队的体制,这种情形将意味着建立欧洲和平新秩序的任何 希望都有遭致扼杀之虞。”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群众组织和新兴政党中积极主张和平的朋友们的主张, 远远没有当时某些与会者那样夸张。 第二天,即2 月27日,国防部长圆桌会议再次于格日膨召开。因为这一天正值 我55周岁生日,所以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却收到与会代表们衷心的贺寿祝愿。 然而,在同“原则立场”的作者之一戴姆少将打交道时,与会者则有几分不愉 快。事情的起因是,戴姆将军试图重新推出已被中央圆桌会议拒绝了的那份全德军 队方案,甚至还要按照自己的爱好行文布局,并加注历史文献。当然,他的讲话很 快就被嘘声和主持会议者(轮到“新论坛”主持)打断。我在事后阅读决议记录文 本时得知,戴姆将军关于两德并肩发展的安全条件的观点未被接受,遭到驳回。 与会者也向国民工作局局长安德斯少将(此前任某摩步师师长)提出了质问, 因为某些圆桌会议代表怀疑新瓶里面装的是旧酒。考虑到他是这个岗位上的新手, 大家对他还算宽容。以前几次会议上已经讨论过的文件(军事政策指导原则等), 只是略微加了一些补充,很快就顺利通过了,并将送交人民议院审批。 除此之外,与会者还向未来民主选举的政府提出了一项建议,即成立一个国防 部长军事政策与军事改革协商会议,取代以往圆桌会议的工作。与此同时,还要起 草一项有关协商委员会的任务、权限和组成的方案,而后由3 月9 日的圆桌会议予 以通过。这项方案将像其他决议和法律草案一样,送交人民议院和新政府批准(原 文见附件4 )。 有必要顺便提示一下,有关军事改革的这些文件和指导思想,受到了基民盟和 群众组织代表的很大影响;在德梅齐埃政府组成之后,它们却几乎未受到任何重视, 更没有付诸实施。 1990年3 月,圆桌会议还发生了其他一些重要事件。3 月1 日,圆桌会议与会 者受国防部长的邀请来到施特劳斯贝格,先后在会议中心和作战训练中心了解了国 防部及其下属部门的体制和任务。国防部工作人员的努力得到了军事认可,他们在 军事指挥程序中的训练与计划科目采用了电子数据处理手段,而且有助于有关军事 改革的上千种数据、建议和批评意见的汇总与迅速落实。 为了起草会议草案,有关方面还向圆桌会议与会者提供了众多的信息材料,以 便对以下重要的工作情况有所了解:东德军事改革的基本原则;部长对继续实施军 事改革的指挥方案;国防部实施新组织机构的初始考虑;东德国民经济领域对国家 人民军物资与技术条件的保障;有关国防部法律所属土地资产出让现状的信息;有 关生态学领域内工作现状的信息;已经或即将退役的军用卡车的民事使用事宜;国 家人民军国民工作的内容和组织情况;对国家人民军内部宣传鼓动的基本考虑;国 家人民军内文职人员工会工作的情况。 3 月9 日,就兵役法新文本和服役义务法进行了讨论。业已起草的草案中,已 经考虑到了自《军事改革报》创刊以来所表述的各种立场。之后,于3 月7 日召开 了由130 名军队基层代表参加的讨论会议。在2 月20日宪法第23款得到修改的基础 上,兵役与民役获得了同等的法律地位,从而得出结论,如今应以服役义务法取代 兵役法。 圆桌会议通过决议,将下述内容写人正在起草的新宪法:在欧洲现有之安全架 构的范畴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仍旧拥有国家人民军。国家人民军的惟一使命是保 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外部安全,排除外来军事进攻的可能性。由现有的各项法律 协调其体制与编成。完全拒绝服役者不得视同刑事犯罪者。人民议院通过议会委员 会对宪法使命进行监督。为保障身穿军装之公民的民主权利,人民议院任命一名军 人事务专员。“ 国防部对有关拒绝服役者的那一段话表示反对。经过多次讨论之后达成的协议 是作如下表述:“每一个男性公民均有义务为社会服役12个月,或者在武装力量中 服役,或者服民役。” 有几位与会者(和平与人权倡议组织和基督教会联合会)批评了我们对拒绝服 役者不得视同刑事犯罪者这一要求的反对立场。我们遂即指出,如果给予所有年轻 公民以权利,拒绝对社会服役而可以不受任何惩罚,那么无论国家人民军还是民役 组织都无法可靠保障员额的补充。然而上述两个组织持相反立场,认为完全拒绝服 役乃是凭良心行事之自由的一种表现。 他们的这一立场未能得到大多数其他与会者的支持。征兵检查工作的结果证明 了上述趋势。例如:莱比锡专区 80 %的年轻人愿意选择服兵役,20%的人选择服 民役。 对兵役法中包含的义务兵军队和志愿兵军队这两种选择方案进行了讨论,大多 数选票(每个政党或组织只拥有一票,无论其与会者数量多寡)赞成义务兵军队的 方案。 在质询阶段(第3 项日程)讨论的焦点是:和平磋商会的代表介绍说,应“89 呼吁”的倡议,于2 月28日举行了东德非军事化集会。在这次大会上,恩格斯军事 学院的菲舍尔海军上校博士也上台为“89呼吁”的观点作辩护。他说,自己是受院 长盖梅特中将之托前来发言。这位提问者想知道,如何保障军队内及其科学机构内 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我不得不回答说,我并不了解这一详情,我将去作调查。我承诺道,我们将大 幅削减军备,但必须在尊重现实条件和联盟义务的前提下,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 接着,贡纳曼教授博士援引3 月5 日《南德意志报》和《明镜》杂志的文章质 问,国防部将采取何种步骤阻止文中所提及的国家人民军内部士气低下的趋势。 我答道,无论在这里还是在中央圆桌会议上,我都毫无粉饰地介绍过国家人民 军的形势。我指出,大多数部队都能够完成其军事任务,但是确有一些分队由于有 人提出最后通碟式的要求,致使现有的法规和命令无法得到执行。与此同时,舆论 界大肆进行反对服兵役的宣传,各政党和群众组织也缺乏对宪法赋予人民军使命的 公开立场,政府和人民议院缺乏对参军意义的积极评价。 基督教会联合会的代表介绍道,两名士兵(第27摩步团两个连队的发言人)向 他们的上司通报说,他们所在的分队将不参加已经确定的综合性训练。由于他们也 打算参加此次罢训行动,因而受到了10天禁闭的惩罚。有人向我提问,是否应当向 这些民主选出的军队发言人提供某些保护。 我答道,是否参训的决定当然不可能由一个军人协会作出。但是,对这一事件 的陈述不够全面,因为据我所知,甚至在《青年世界》上都已刊登消息:这两位发 言人很快就会解除禁闭。总的来说,选举产生的发言人当然可以受到保护,即使他 们向领导或军队提出令人不快甚至令人难以接受的要求。 我认为,组织罢训并非士兵发言人使用的典型谈判手段。这一观点在圆桌会议 的后续会议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在此之前,我在评判这一事件时再次申明了 自己的立场。 大家也谈论了关于苏联空军低空飞行事宜,并提出疑问,东德是否还拥有本国 领土的主权?苏联军队是否在东德某些领空拥有自治权? 我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棘手,我也深知东德方面已经作出过许多徒劳的努力,但 无法使西部集群司令明白,乌克兰或白俄罗斯与小小的东德之间有着区别。因此, 我只能引证当年德苏之间签署的占领协议。这一军事协议没有规定苏军司令有义务 向我通报训练和演习的时间地点。此类事务只能在更高级别进行磋商。很久以来我 们就曾建议政府派出一名官员,负责东德与西部集群之间的接触。因为,若要人民 军总参谋部来核实东德公民与乡镇集体提出的合法申述,简直是强人所难。 军事改革圆桌会议的第7 次,也就是最后一次会议,是在人民议院选举之后的 1990年3 月20日立即召开的。40名与会者代表着ZI个政党和群众组织,其中大部分 代表来自处于上升阶段的基民盟、“民主觉醒”、“立即民主”、“新论坛”、民 主妇女联盟和“89呼吁”。 主持会议者轮到国家民主党。会议日程主要是裁军、转轨以及职业军人和文职 人员转人地方就业的过渡问题。 负责技术装备的国防部副部长戈德巴赫上将就物资转轨问题作了发言。而后, 以和平与冲突独立研究所的亨泽尔教授为首的专家小组作了补充报告。副部长的介 绍简洁明了,受到了各方好评,被视为很有价值、很有说服力。 戈德巴赫上将在发言时开门见山地指出,由于经费紧缺,东德早在几年前就已 开始转轨生产。随着国家人民军的裁减及其需求的萎缩,已经在30多个企业中开始 了转产准备。例如:——停止生产反坦克火箭筒;——减产反坦克导弹、步兵武器 和弹药以及装甲车辆的履带;——邦纳的蔡斯公司大幅减产并逐渐停产坦克瞄准装 具。测距仪以及其他光电仪器;——大幅削减工业企业中装甲车辆、歼击机、驱动 装置以及工程技术装备的修理保养工作。 东德军事技术装备削减工作的第一阶段已经起步。其主要步骤是淘汰国家人民 军单方面裁军而闲置的技术装备。接管国家安全局工人战斗队、边防部队等武装机 构、以及国家库存储备的武器、弹药与器材,并将接管已下令解散的人民军及其部 队的装备器材。 上述军事技术装备将由人民军仓库按规定接管、查实并根据其危险程度分类保 管或警戒,从而阻止非法挪用现象。然而,尽管接管工作尚未结束,但已经出现一 些问题:总部和军区的仓库均已爆满;大型装备不得不从仓库中搬出来露天存放; 由于兵役期的缩短和不再征召预备军人,上述任务由现有兵力无法完成。 对大多数武器和器材,根本没有销毁或拆卸的实际经验。况且,人民军现有的 能力亦无法胜任。而在工业企业中拆卸装备,要比军内处理的成本高出三至四倍。 鉴于拆卸的成本很高,在许多情况下无偿奉送的效果更加经济。因此,未来的政府 应当在出口或回送生产者这一问题上征求意见并作出决策。 戈德巴赫上将通报了600 辆坦克(已完全拆卸)50架歼击机以及“奥卡式”战 役战术导弹系统(北约代号为SS-23型)。根据总理于1989年12月14日作出的决定, 4 个导弹发射平台中已经拆卸并解体两套,另外24辆运输装填车辆、各种监测、保 障和训练装备以及24枚常规弹头导弹应于1990年11月前予以销毁。 如果进入人民军裁军与全面解散的第二阶段,将涉及3130种技术装备,总价值 (采购成本)约860 亿马克,其中约250 亿是消耗品、仓储品和零配件。 为了形象地说明规模程度,戈德巴赫将军向听众提供了如下数字:80000 辆轮 式车辆,10000 套机动式情报仪器,2500台化学专用设备,230 万套服装和装具, 2600辆坦克和7000辆陆军装甲战斗车辆。此外,还有数千门火炮、数百架飞机和直 升机以及数十艘舰艇。仅弹药一项,人民军总共拥有29万吨。 由于销毁如此大量军事技术装备需要数千名劳动力,况且要耗时10年以上,因 此,圆桌会议的与会者们没有一个人还抱有希望:在欧洲中心立即或短时期内实现 非军事化。 圆桌会议随之也同意了对新政府的建议,即设立一个裁军与转轨局,负责掌握 这一进程。 此外,亨泽尔教授博士还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随着各种生产合同的中止或 取消,这个问题出现在东德国防工业的最重要企业中。在亨泽尔教授访问过的这些 企业中,员工们缺乏开工的可能性,尤其是那些从事研究和发展的为数众多的高素 质的工程技术人员。 缺乏国家的领导中心(如裁军与转轨局)和国家的转轨方案,具体而言意味着 转轨工程缺乏合同商和资助者。在转轨进程中,时间的流失导致国民经济损失的日 益严重。根据谨慎的估算,损失已达10亿马克。其中,仅德累斯顿特种技术联合企 业一家就损失了5 亿马克。 教授批评了一种观点,即认为东德国民经济中只有1 %的工业商品用于国防目 的——1989年为55亿马克,因此转轨问题在国民经济领域中只是一个可以忽略的任 务。教授的批评很有道理,因为直接受到影响的毕竟有100 多个企业,包含10万多 名就业者。其中,30多个企业的生产能力已经大部闲置。 接着发言的是赛费尔特中将。他先前的职务是国防部工程兵司令,负责协调国 民经济领域中兵力的投入;如今,他的身份是部长全权代表,负责军职和文职人员 退伍转业的职业培训与过渡工作。他在发言中介绍了自己新的工作领域。 他介绍说,自3 月1 日以来,经过兵力与资金的调配,部内新设了一个局,归 他领导。该局的主要任务是在法律和社会方面保障那些并非由于个人过失而淘汰之 职业军人和文职人员的转业过渡工作。1990年共涉及3000名职业军人。尔后,1993 年前每年约 7000 至 10000名职业军人和 3000 名文职人员。 如果不及时地采取预先措施,将可能出现一些社会问题相当密集的驻地,如施 特劳斯贝格、佩内明德、新勃兰登堡和巴特萨尔等地。正在筹建一个军队系统的人 事与就职介绍机构,归属于驻地城防司令部。军方须与地方的劳动局以及其他机关 密切协同,尽快地全面吸纳闲置的劳动力和就业岗位,并迅速地进行双向介绍—— 在全国乃至跨国范围内。 在目前和今后数年内,一批军营设施和技术装备将逐步转为民用。因此,我们 打算将其提供给各乡镇或私有企业继续使用,与此同时,为职业军人和文职人员创 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 问题首先存在于课程内容上,目前转业培训方向只是一般性泛泛地确定下来, 几乎无法按照职业类别进行培训,因为没有人能够讲清楚将来的职业结构和他们地 区分布情况。此外这些费用也会加在我们身上,这一点没有人想到。最终要将迄今 为止军队的培训中心改为转业培训中心,而且在此加强与科技机构、经济界以及管 理机构的合作。 赛费尔特将军以非常乐观的态度结束了他的报告,并保证说,人民军军官们具 有创造力和改革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取得成绩。军官们往往具有组织能力, 习惯于对自己提出高标准,有耐力,守纪律,并且办事可靠。经过社会调查证明, 在他们的人生观中,正逐渐地克服过去的信条。 对很多人来说,未来自然会带来恐惧心理。职业军人越快地脚踏实地,就能够 更快地克服心理上的沮丧状况,尽快进入对于我们的人民、对于他们自己、对于他 们的家庭来说新的历史时期,这意味着新机会、新开端,在新的高质量生活开端时, 能够成为自始至终在场者。 会议第4 项议程是应不少与会者的要求,向他们介绍军队驻地的数据材料,军 队的实力以及装备和技术状况;数据须按照师团部队分别加以说明。他们的理由是, 只有了解这些数据,才能够为裁军和安全提出建议。 根据以往的保密规定,像这类愿望要求是要通过军事检察院批准的。由于我们 认为过去的规定不合时宜,对此类规定的执行不很严格,因此我们可以对此作出这 样的答复:有关人民军白皮书中提供的数据,是在维也纳谈判规定的标准和分类基 础上整理的。至此,我向圆桌会议与会者说,如有需要可随时找巴尔斯中将索要材 料,我们也可以提供维也纳谈判数据。 在咨询结束时,我再次发言,对大家的配合表示感谢,并表示,这个工作对我 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新学习时期,是在国家人民军任职期内崭新的工作。对我来说特 别有收获的是,在军队和安全问题的工作中,几乎所有的党派和群众组织代表都参 与了。 在开始的时候不得不克服障碍,自然我们没少为此争执。如果想使得工作有所 进展,争执是不可避免的。我强调说,部分与会者对事态结局的评价或许大相径庭, 但是整个圆桌会议的工作是十分积极的。因此,我可以向国家人民军新的领导人乃 至新政府提出许多成熟的决议草案。这些草案是经过集体工作产生的,并得到了一 致的认可。 圆桌会议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作出决议:“圆桌会议全体代表一致对海军上将霍 夫曼表示谢意,感谢他在圆桌会议共同工作中表现出的对话诚意、出色工作、坦诚 态度和合作精神。”在这一政治动荡时期内,对我而言,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