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北约还是华约 在后来的几周内,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件,既有好事,也有坏事,以致有时一天 之内多次改变我的情绪,就像杜霍尔斯基在评价变化多端的春天天气时所说的: “一会儿让人开心,一会儿让人烦心,真不知道它是见了什么鬼?” 1990年5 月7 日至10日,裁军与防御部长率领东德第一个正式的军事代表团去 苏联参加伟大卫国战争胜利45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团成员中有国务秘书阿布拉斯、 顾问参谋部主任赫普斯特和三军司令(施凯拉中将、贝格尔中将和博尔恩海军中将)。 其他华约国家也派出了由国防部长率领的代表团,同我们一样下榻在华约联合武装 力量司令部宾馆。 一个西德人居然走进华约的圣殿,骤然引起了几分恼怒:埃佩尔曼的顾问迪特 马尔。赫普斯特,晚一天乘航班飞机抵达,被显然没有得到通知的华约联合武装力 量司令部的苏联将军看做是北约的一匹特洛伊木马。但是,这种困难可以通过说明 事实真相予以克服,因为赫普斯特同北约组织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在联邦国防军 里工作过,对西德的军事政策更多的是持批评态度。 我们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安排相当丰富。同所有代表团一样,我们向无名烈 士墓献了花圈,参加了莫斯科大剧院的庆祝大会和红场的阅兵式。此外,埃佩尔曼 部长还让我们代表团回赫鲁晓夫墓献了一个花圈,访问了尼洛夫教堂。 戈尔巴乔夫在庆祝演说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分析出现了一些新的调子,然后 谈到了这对苏联国际地位的影响。他说,可以肯定,尽管苏联遭到了各种损失,但 它经过战争以后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是强大的。然而,在冷战期间,“人民创 造并且本应成为人民福祉源泉的巨大财富,被大量用于军备,被军费支出吞噬了。 这是我们经济遭到破坏、国家陷人今日危机的一个因素”。 戈尔巴乔夫首先把战胜国的以下共识看做是战后现实的基本要素,即他们永远 不允许德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发动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确定的欧洲各国之间的 边界是不可触犯的。他指出,“在过去45年中,欧洲的和平应归功于这样的事实: 即使在政治对抗最复杂的时刻,也没有人触犯这个原则。” 他说,不应改变这些边界,从而为避免发生流血冲突创造前提条件。但是,允 许并欢迎在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环保以及其他一切可能的意义上开放边界。 苏联对德国统一的态度也是由这个“全欧大厦”的观念所决定。“我们理解生活在 东德和西德的德国人提出的合理要求,即在一个家庭中生活的愿望。” 接着出现了新的音调。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提及德国的北约成员国问题,只 是提及了签订一个和平条约的想法:“当我声明苏联人赞成与新德国的合作时,我 相信自己代表了所有人的意见。维护和发展我们两国伟大人民的经济联系、政治对 话和科学与文化领域的合作,可以给文明带来很多东西,可以成为赫尔辛基进程的 一根路标。然而,这需要获得可靠的保证,即两个德国的统一不应损害我国和其他 国家人民的安全利益,不应摧毁欧洲和世界的战略稳定。” 他指出,签订一项和平条约,以规定德国的军事地位及其在全欧安全体系中的 位置,明确德国对战后边界不可侵犯性的义务。这一条约必须是确切和完全意义上 的和平文件。戈尔巴乔夫的原话如下:“我强调,我们不想签订一个歧视德国和伤 害德国人民族尊严的文件。签订一个新的凡尔赛条约是不适当的。对1952至1954年 的分裂协定进行粉饰也是不必要的”(这是对西德加入北约的惟一暗示)。 然而与之相反,亚佐夫元帅非常坦率地重申了苏联对统一后德国成为北约成员 的疑虑。这位国防部长认为,这种想法是毫无前途的。而刚刚出席2 +4 会谈开幕 式后回国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则认为,统一过程已经启动,苏联不能“跟在形 势后面追着跑”。 第二天,在红场上举行了最近5 年来的第一次五月阅兵式。除了展示大量的军 事历史外,还包括T80 主战坦克及多种型号的防空导弹、战役战术导弹和战术导弹, 但是没有展示中程导弹和洲际导弹。在老战士和老工人的游行队伍中,展示了柏林 特雷普托区苏军烈士纪念碑的模型,队伍前列飘扬着1945年升上德国国会大厦的红 旗。 几天以后,在华约成立35周年之际,苏联军方领导再次强调了反对统一后德国 加入北约的立场。亚佐夫部长在对《消息报》的采访谈话中说,这样的想法是苏联 人所不能接受的。他的副手特雷恰克甚至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将不允许联邦 国防军进驻东德领土,苏联军队将留驻东德。鲁舍夫大将在《红星报》上声明: “我们不能忘记,对我们说来北约的性质仍然没有变,是一个与我们对立的军事集 团,其军事原则包含进行第一次核打击的可能性。” 然而,当时在苏联军人中也出现了另外的声调。苏共中央军事专家巴特宁少将 在1990年5 月4 日《柏林日报》上撰文表示,赞成整个德国成为北约成员。有趣的 是他的论据:在欧安会进程的框架内,使欧洲过渡到确保双方安全的不结盟体制, 至少需要5 至10年的时间。他说:“两个德国经济的完全融合,社会和法律领域的 相互适应,建立巩固的联邦关系,大致需要同样长的时间。” 他认为,这一过渡时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方案:成为北约的全权成员或有限制 的成员;同时成为北约和华约的成员;中立和不结盟。主张第一种方案的是美国和 北约首脑,主张第二种方案的是苏联外长。因此,必须寻找妥协办法。 接着我惊讶地读到了一种观点。如果了解后来事态的发展,这种观点理应具有 深刻的启发性,然而,有些东德公民当时却接受不了这一观点。巴特宁该文的大致 意思是:“我要强调,中立的或者不结盟的德国,并不符合欧洲安全的利益。在这 种情况下,统一后德国强大的军事经济潜力集中在欧洲中心,将引起邻国的严重恐 惧。邻国没有能力用政治杠杆将德国纳人共同的安全体系。其次,统一后德国将成 为一个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巨人。因此,它不大可能自愿接受一种‘军事 政治的软弱无力状态’。” 巴特宁认为,德国成为北约和华约双重成员的选择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华约显 然正在走向自我解体。最佳选择方案是接纳整个德国加入北约政治组织,因为它拥 有发达的政治体制。 在从军事角度观察这一问题时,巴特宁的视角与众不同。他说:“联邦国防军 作为北约联合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不超越正在实现统一之德国的西部边界,而东 德的国家人民军继续在德国东部行使职能,其结果自然是不再接受华约联合武装力 量的作战指挥。……在国家人民军的基础上,可以组建一支不结盟的、完全受本国 指挥的军队。显然,这一地区的军事战略平衡将会有重大变化。为了防止战略态势 突然失衡,必须继续保留苏联在东德的军事存在。”这个问题,如同过渡时期美国 军事存在的必要性问题,都应在秋季全欧会议上予以解决。 在同意德国成为北约成员问题上,苏联的达希契夫教授走得更远。他在5 月15 日的《共青团真理报》上批评苏联外交政策坚持欧洲均势的过时观点。他认为,为 了使德国成为对所有国家都可靠的安全伙伴,必须放弃“禁锢”德国的意图,放弃 维护四个战胜国的“特殊权利”。二次大战结束45年之后不能再像对待战败国一样 对待德国。 此外,达希契夫在人民议院选举结束后立即在《世界报》的电话采访中谈了这 样的看法:“必须把统一后德国捆绑在北约框架内。有一张图片上是一尊没有栓在 舰艇甲板上的火炮,有人把中立的德国比喻成这样的火炮。”他认为,这次选举之 后,德国统一的进程将会加快。统一也许可以在第二年初至年中就能实现。到那时 为止,德国的邻国也必须解决它们同德国的问题——安全问题、边界问题和法律地 位问题。现在苏联必须作好准备,不是同两个,而是同一个德国发展关系,要把驻 军从德国领土上撤走。这就是达希契夫1990年3 月19日的观点。 从公开演讲到席间交谈,或者同老朋友、老战友的私下闲谈,苏联人在各种不 同的场合表现出形形色色的恐惧和希望,对军事政治形势的判断和各种事务的方针 均感到不安。这一切,我们全都体会到了。在礼宾安排之外,埃佩尔曼部长再次同 前苏联大使法林和苏军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进行了交谈。他在同《莱比锡人民报》 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他能够理解苏联的安全利益,理解苏联担心出现1941至1945 年那种局势的恐惧感。在阅兵式(他是第一次亲身经历这一类原本并不喜欢的活动) 上,他也明白了卫国战争给苏联人带来的无法形容的苦难,明白这一切对苏联人具 有什么特殊意义。他说,苏联固然不想干预德国的内部事务,但是目前欧洲中心发 生的某些事情并不符合苏联的安全利益,更不用说华约的自我解体和苏联内部不稳 定的局势发展了。他从同法林和莫伊谢耶夫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是,军队内部眼下 也有一些人至少愿意考虑国家人民军的不结盟构想。 我在同苏联军人,主要是海军军官和其他华约国家代表团成员交谈得到的突出 印象是,我们一直看做是一个最强大的和平因素并共同建设起来的军事联盟正在走 向终结。我们预感到,对我们中的许多人说来,这将是最后一次会晤。我们共同的 意志宣言是,祝愿昔日社会主义阶级兄弟和战友的伙伴和合作情谊,仍然作为永存 的价值观念在未来的、其规模更为宽广的欧洲各国中发扬光大。 在列宁格勒,我特别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根据埃佩尔曼部长的愿望,我们 代表团还得到了访问列宁格勒的机会。亲自参加过列宁格勒保卫战的鲁舍夫大将陪 同我们。因为他知道我在这里学习过,他开玩笑地对我说,我被允许对我的60年代 的女朋友们作一次短暂的访问。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报告说,尽管俄罗斯女青年令 人喜爱,但是当时作为已婚青年,我只关心学习和玩纸牌。 在参观市中心的名胜古迹之前,我们晋谒了皮斯卡约夫斯科耶纪念陵园。列宁 格勒被包围的900 天内,60万列宁格勒人中牺牲了5 万多人,大多数人是饿死的。 他们都安葬在这里,其中也包括鲁舍夫的一个儿子。埃佩尔曼和没有来过列宁格勒 的每一个代表团成员,肯定都为德国士兵在法西斯征服世界的计划下,在无情的种 族主义狂热的驱使下,使这座城市瘦为平地,使这里的居民遭受灭顶之灾的罪行感 到震惊。 下午,我受部长的委托,同在列宁格勒学习的人民军学员进行了谈话。自然, 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人民军及其每个人将会有什么样的前途。我阐述了部长的观点: 德国统一还需要1 至2 年的时间,此后,只要苏联军队还驻留在我们领土上,人民 军也将继续存在下去。不是所有听众都如此乐观地看待这件事情。当时,我也对时 间的估计产生了一些怀疑。 学员们对继续留学问题有着各式各样的想法。国防部的总方针是:即将毕业的 军官应当正常地完成学业;刚开始留学的军官应当中断学习,并在我们德累斯顿军 事学院继续学习;今后不应当再派人到苏联留学;个人的愿望应当予以考虑。 学员们的意见众说纷坛,从“立即中止”到“无论如何要继续学习下去”无所 不有。所有人都指出,人民军方面应该。而且必须支持留学苏联的军官及其家属的 生活供应,因为否则不可能进行正常的学习。 当地的苏联军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统一的意见。在东德驻列宁格勒总领事海因 茨。鲍尔为欢迎军事代表团举行的酒会上,应邀出席的军事学院院领导和教官均表 示,希望国家人民军军官和军官生继续学习下去,希望我们以后继续派军官到苏军 院校深造。我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学员的学习纪律和和睦团结精神在外国留学生 中享有很好的声誉。 然而当时我们还没有预感到,由于民主德国迅速加入联邦德国,即将要作出决 定:截止1990年10月3 日,所有军事学员都要从苏联调回。至于这样做是否有意义, 是否有益于德苏友谊,则可以长期争论下去。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我们应邀出席了东德大使格哈德。柯尼希的晚宴,西德大 使和武官代表也出席了。换言之,这已经是一种全德会晤。气氛十分轻松和谐。但 是,我清楚地感到,大使对我们有点嫉妒,因为埃佩尔曼同我们军人有一种无拘无 束的关系,而他们外交部的部长马尔库斯。梅克尔(东德社民党)最近在莫斯科访 问时,对东德培养的、至今一直为东德忠诚服务的外交专家则采取了另外的态度。 埃佩尔曼在莫斯科华约军人圈子中不仅充满自信地进行活动,而且在与他们中 的有些人(例如鲁舍夫大将)交往时也肯定感到愉快。我的印象是,他愿意改变以 前关于共产党人是蔑视人的浮夸者的判断。他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防部长斯 维斯基大将和瓦斯拉维克大将的关系可能也是如此。 此外,他一定察觉到,社会主义国家军人之间的友谊是真实和热诚的,不是如 有些人所说的是由于听命于党或是苏联强加予人的,而是立足于共同的观点和利益, 同时也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乃至家庭之间的同情和同志情谊的基础之上的。 回国之后,我在5 月11日早晨怀着紧张的心情阅读了关于国家人民军的情况报 告。在此期间,已经征召了义务兵。部队今后的行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 些兵源。5 月10日的情况简报内容如下:东德国家人民军和边防军的战备指挥能力 能够得到保障。防空部队和海军作战值勤体系的兵力兵器均处于战备状态。 现役义务兵的征召工作已经按计划完成。总的看来是有序进行的。在海军方面, 有关于个别酗酒新兵违纪事例的报告(以法西斯方式敬礼,骂职业军人是“变色龙”、 “猎狗党员”)。截止1990年5 月9 日17时,预定应征新兵中已经报到的有:1.陆 军——直属部队部:分队:96%——第3 军区:95%——第5 军区:76%2.空军/ 防空军:92%3.海军:93%最终数据将在下周初汇总。 目前,应征公民报到后立即向首长申请转为服民役的人数为497 人,有一例是 拒服任何役种。 在初步谈话中,大多数入伍新兵强调他们愿意认真服兵役。其服役动机则比较 宽泛。典型的主要观点是:“服兵役是法律义务,是为国家服务、对转折作贡献” ;“服兵役是男人的事,服民役不算是男子汉”;“在军队中,可以增长知识、提 高能力”;“与其以后可能去联邦国防军服役,宁愿今日在国家人民军服役”。 总的说来,由于年轻士兵服役是基于自愿原则,因此他们期待上级待之如战友, 尊重他们作为民主国家公民的人格,并且希望军营生活富有意义、组织良好。1990 年5 月10日没有逃兵的报告。 对新兵服役和首次按照新誓词宣誓的活动,大多数媒体发表了友好的评论。《 莱比锡人民报》派记者参观了格奥尔格。舒曼军营的第3 通信团。他报导说:清晨, 人们还在睡觉,“柏林墙倒塌后第一批新兵即将应征入伍。但是,在这个不安定的 时期,是否会有新兵前来报到呢?莱纳尔。诺依曼少校说:‘今天我们期待着大约 100 名新兵,但我们确实不知道最后是否只会来10个人’。……二小时、三小时之 后,一批刮光了胡子的年轻小伙子在营房门口排起了长队。10点钟过后不久,神色 轻松的诺依曼少校又说道:‘看来很快就满100 人了。’……我们只见到一个人曾 经想服民役,但他现在还是选择了军队。他的主要理由是:‘现在军队中看来人情 味浓多了。’他认为过去连一点点自由也没有,就连莱比锡都不敢去,无法设想像 今天这样每天下岗以后可以穿着便装,拿着身份证走出军营。” 在正式开始服民役的5 月7 日,可以提供的民役岗位是18591 个(要求提供的 总量是24508 个),共有5333名青年男性提出了民役申请。在今后几周内,劳动与 社会部的主管部门还将创造其余6000个民役岗位。 勃兰登堡专区的例子可以说明民役分配情况:有1737名男青年决定服民役,其 中一部分已于5 月7 日报到。各有关部门总共已核准592 个民役岗位。其中282 人 分配在卫生系统和社会福利部门,37人分配在德国红十字会,41人分配在宗教机构, 72人分配在教育部门,160 人分配在地方社区。据专家的看法,医院和护理机构的 民役岗位还是太少,整个组织工作的时间毕竟比较紧迫。 此外,5 月10日情况简报中提到的军内申请服民役者,通过后来的谈话和颁布 新的规定,又撤回了他们的申请报告。因此,即使个别部队(如第2 无线电侦察团) 发生了严重的困难,我们对征召新兵的成果还是可以感到满意,可以松一口气了。 很多问题倒是发生在其他方面。陆军司令部5 月11日报告说,驻哈勒、梅塞堡 和魏森弗尔斯的职业军人得到消息,苏军伙伴在5 月8 日庆祝活动上表示了对国家 人民军未来结盟关系的忧虑。他们说:“将来谁是你们的敌人?如果你们属于北约, 那么敌人又将是在东方?”还有类似的一些问题。整个气氛也比往年冷清。 1990年5 月8 日至10日,在各军种的3 个兵团(第1 摩步师,第1 防空师和第 1 区舰队)中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参加不记名书面答卷的有380 名刚入伍的新兵, 325 名服役半年以上的老兵、合同士兵和职业士官,以及294 名专业准尉和军官。 60%以上的士兵赞成拥有一支职业军队、再加上志愿兵就足够了。不足15%的士兵 反对任何形式的兵役。 有趣的是对决定服兵役而不服民役动机的答案。在多项选择答案中居于首位的 是:63%的人宁愿在国家人民军服役12个月,而不愿在联邦国防军中服役15至18个 月。其次,有43%的人认为服兵役要比服民役痛快。在新兵中,有一半人的印象是, 他们所在分队的日常军事生活取决于首长的周密的指挥和任务分配。70%以上的新 兵认为纪律和秩序状况是好的。66%的新兵对伙食的印象不好,sl%对宿舍、58% 对卫生条件的印象不好。 对两支德国军队的态度,自1990年3 月以来有了明显的变化。意见调查表明, 主张单方面解散国家人民军或者主张编人联邦国防军的士兵、士官和军官均少于10 %,而意见明显倾向于两支德国军队暂时并存。 我从莫斯科回来之后还读到其他一些简报,其中涉及东德职业军人协会被接纳 为“欧洲军人协会组织”成员的消息。这是该组织主席团在马斯特里赫特会议上一 致通过的。东德职业军人协会约有40000 名成员,也参加了5 月6 日东德的地方竞 选,并在n 个县议会和一些市议会(其中包括新勃兰登堡。斯特拉尔松和施特劳斯 贝格)中获得了议席。这些都是相当积极的消息。 不大令人高兴的是周末《新德意志报》的一篇文章。汉斯。施温克是原中央圆 桌会议下属的解散国家安全部委员会和安全工作小组的工作人员,他在上述文章中 对裁军与防御部长和国家人民军进行了猛烈攻击。他写道:“埃佩尔曼先生确实使 人对新政府感到失望。这位昔日狂热的和平主义者,刚刚掌握权力,立即发现他需 要一支军队,也需要兵役法。不仅如此,他还想设立军事情报机构。他说,他已经 找到了25名穿迷彩背心的人员。他是从什么地方找到这些人员的呢?是不是从前人 民军军事情报部招来的?这个军情部从未停止过活动。他们认为,这个组织名义上 不属于国家安全部是有好处的。” 文章还认为,埃佩尔曼此举大概是想设立前国家安全部新的替代机构。然而, 这个军情部究竟是要针对谁进行活动呢?“显然已在瓦解中的国家人民军,还有什 么东西需要保密呢?…… 除了刚刚抓到手中的权力之外,没有什么值得窃取的东西了。“ 《新德意志报》5 月19日发表了一位人民军军官的读者来信。此信表明,在这 些日子里,人们对埃佩尔曼的评价是多么的不同。这封读者来信对施温克的文章进 行了实事求是的批评。德特勒夫。盖斯勒写道:“对我们军人来说,埃佩尔曼先生 的出任令人感到惊喜。”创造一个真空,迫令国家人民军立即解散,或由它自我解 散,却丝毫不考虑国际影响和社会后果,这大概是施温克先生的期待? 文章还批驳了施温克对军事保卫和军事情报工作的猜疑,指出这并不是扩大, 而是建立了军事保卫机构。与各国军队一样,军事侦察工作的委托者并不是国家安 全部。作为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部的工具,其主要任务始终是对东德以外的军事局势 作出可靠和客观的分析判断。 为了抨击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我们于5 月17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部长解释 说,正在组建的军事保卫局,没有间谍职能,也没有具体的假想敌。他已同西德同 事施托尔腾贝克达成一致,立即停止相互间的间谍活动。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我通报了军事保卫局的编制与任务等计划。我说,人物 监控不是军事保卫局的任务。但是,防止恐怖活动和暴力袭击军事设施,则属于军 事保卫局的任务范畴。在保护华约联合武装力量的敏感技术装备(例如敌友识别仪 器)方面,我们有义务对华约伙伴国家保持忠诚。 5 月14日,在施特劳斯贝格国防部会议中心举行了华约成立35周年庆祝活动。 被邀请的客人中有苏军西部集群司令施涅特科夫大将。在庆祝会上,他和其他穿制 服的军职和文职官员一样,内心赞同裁军国秘马尔钦内克关于德梅齐埃政府军事和 安全政策的讲话。 他也对华约的作用作了评价。这个评价既偏离我们的评价,也偏离北约的评价。 他说:1955年建立的华约组织,也是一个德意志国家加入1949年建立的北约组 织的后果,在长时间中具有矛盾的性质。 与华约成员合法的安全利益相符合,华约在过去和现在无疑都拥有防御职能, 华约过去和现在无疑都是欧洲和全球威慑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个威慑体系以最昂贵 和最危险的方式,但至今一直成功地阻止了大规模的战争。华约为保障和平作出了 决定性的贡献。 然而,华约是那种进攻性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逻辑”的组成部分,这种逻 辑至今还在军备竞赛轮番升级,导致荒谬地积存具有多次毁灭能力的武器,最终并 未消除不安全感,而总是重新产生不安全感。遗憾的是,华约在它的联盟边界内还 有一种维持秩序的职能,如同1968年华约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赤裸裸和残暴地表 现出来的那样。这种职能侵犯了人民的自决权和国家的主权。 尽管当时我并不赞同这种估价的每个细节,但是今天我认为这个评价的每一点 都是正确的。 5 月18日,正是新部长接交公务一个月之后,他终于第一次视察了部队。我们 与陆军司令施凯拉中将一道视察了驻勃兰登堡一霍恩斯蒂肯的第3 摩步团、驻巴塞 波尔的“阿道夫。冯。吕佐夫”武装直升机联队和第5 防空导弹团。《青年世界报 》的贝尔恩特。费尔特尔在4 周以前还由于发表了《国家人民军的内部反叛》一文 而使埃佩尔曼十分恼火,这次他赞扬了部长视察第3 摩步团的工作热情。他写道: “他在视察时名副其实地走遍了每个大厅和车库。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部长是努力 想在极短的时间内了解清楚这支拥有13.5万人的军队。” 部长说,在人民军裁军时不得不分离出去的所有职业军人均可放心,政府将竭 尽全力为他们创造新的机遇。他祝愿士兵们度过美好的12个月,这段时间不应当是 碌碌无为的日子,而应当是重要而有价值的人生经历。他表示,如果谁没有得到这 种印象,就可以向他报告,他将提供帮助。 在巴塞波尔,埃佩尔曼下令让装备有医疗急救设备的两架直升机进行了表演。 当别人问到他的总体印象时,他回答说,这是他对迄今只是从书本上了解到的一个 领域的初步观察。像一顿美好的午餐一样,他还要对经历的事情进行消化。接着, 我们还飞到了莱宁训练基地,在那里视察了训练设施。在华约范围内,这也是具有 示范作用的居民地作战训练设施。 第二天早晨,我在报上读到关于两德财政部长魏格尔和罗姆贝格在波恩签署两 德国家条约的报道。漂亮大话脱口而出,这已不是第一次。德梅齐埃总理说,不是 所有的美丽梦想都能实现;但是“没有人会比现在生活得更糟,而是恰恰相反。” 联邦总理科尔一再保证说,社会市场经济的实现将向东德公民提供“各种机遇, 保证梅克伦堡—前波美尔、萨克森—安哈尔特、勃兰登堡、萨克森和图林根州很快 又会成为每个人都值得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繁荣地区。”东部和西部的人都可以放 心,在走向统一道路上没有人会跌交。“没有人会受到不公正的磨难。”然而,对 此我也不能这样完全相信。 报纸上很少有令人兴奋的报道:作战值班人员和军事政治分析组都在研究处理 各部队发生的炸药盗窃事件、出售人民军仓库武器事件和反对埃佩尔曼搬进前军队 宾馆的公民抗议事件。 我在前面提到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谈到,迄今最严重的炸药被盗案件发生在5 月初,格拉专区有人通过通风并潜入人民军大型综合仓库作案。这显然是专业窃贼 做的案。周末,在同一地区,第3 导弹旅的安全设备被破坏,不知名的作案者割断 了铁丝网。这一地区以及其他一些营区,。指挥官对军营的特别敏感地区,如陆军、 空军/防空军的阵地地域、各类仓库,均增设了岗哨和检查点。与此同时,发现了 更多的炸药丢失情况。 1990年5 月是新裁军部的出访月。5 月4 日,国务秘书阿布拉斯去波恩会见国 务秘书卡尔;国务秘书维措雷克于5 月11日去巴黎会见北约议员,于5 月ZI日在明 斯特联邦国防军第1 军会见了面德国务秘书维默尔;同一天,埃佩尔曼部长访问波 兰,随访的有国务秘书阿布拉斯、人民军司令和三军司令。 波兰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由于两个德国即将重新统一,波兰人的威胁感有所 增长。5 月初68%的问卷答案认为自己受到德国人的威胁,而1989年7 月只有41%, 当时59%的问卷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1990年5 月,总计有83%的答卷认为, 德国完成统一以后威胁还将增大。 如同在此之前访波的外交部长梅克尔,裁军部长埃佩尔曼也试图以言词和姿态 来消除这种威胁感,使波兰伙伴相信德国统一不会给邻国带来危险。他在5 月18日 同法林谈话时就宣扬了一种想法,即组建一个德波混合旅、一个德捷混合旅和一个 德苏混合旅。他已向荷兰人提议建立一个联合乐队,向奥地利人提议建立一个联合 体育团队。在接受几家西欧报纸的联合采访时,埃佩尔曼表示反对“人为加速”德 国统一。他指出,科尔和拉姆斯多夫出于内政上的原因,意欲“催促”统一和“强 行贯彻”本来尚待成长的东部联邦制结构。如果在12月或1 月举行全德选举,那么 东德地区的新州至多只能象征性地存在于地图上。他再次指出,可以设想的分阶段 完成这一过程“大致应在1992年”。 作为出访波兰的第一站,完全有意识地挑选了尼斯河畔的古平。埃佩尔曼在那 里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作了主旨演说,他开门见山地“祝愿奥得一尼斯河边界始终保 持40年前就享有的和平边界美名”。祝愿这两条界河上的所有桥梁,不仅成为波兰 人和德国人,而且成为所有欧洲人的安全的、能够充分利用的过境站和联络站。他 还说,只要波兰和德国能够同俄国或苏联和平相处,日子总是过得很好。然而,反 之则会给我们两个民族乃至欧洲带来多么可怕的灾难。德国的统一,不允许、也不 会危害波兰以及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法国、荷比卢三国或丹麦的安全需 要。 联结我们两国的纽带,也联结着波兰军队和我国人民军的友好关系。多年来, 两军部队与指挥部门之间的相互信赖关系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培育。通过空军飞行联 队之间的互访等共同训练项目,两军许多军人之间建立了个人接触。这种富有人情 味的、建立在坚定反法西斯政治方向上的关系,应该作为宝贵的财富加以保护。 波兰国防部长西维茨基大将紧接着埃佩尔曼的讲话强调说,东德和波兰的关系 树立了一个紧密联系的样板。据他了解,不论在华约还是北约内,都没有像国家人 民军和波兰军队之间这样在作战分队级别上进行军官和士兵间的密切交流。 在华约会谈期间,西维茨基通报了波兰军队的体制变化:共解散5 个坦克师; 在所有师的统一建制内削减一个团和100 多辆坦克;防空军编制也进行了类似国家 人民军那样的改组。他还谈到了与进一步裁军和计划于秋季开始缩短服役期至18个 月等相关问题,特别是职业军人问题。 他介绍说,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已经解散,建立了一个教导团,编制人数由5000 减少到2500.1989 年以来,军队中已不再存在政治党派,已全面禁止职业军人参加 政党活动。他们既然已经决定为国家服务,就不应再追求个人的政治升迁。据估计, 议会中多数人会赞成这种办法。目前军队中的纪律良好,与社会上相比有些方面比 较突出,刑事犯罪活动已经减少。然而,军队中仍有逃兵现象,自杀率居高不下。 对埃佩尔曼关于组建德波混合旅的建议,西维茨基相当吃惊,反应不大热烈。 他建议,先可以由两国陆军司令和海军司令就这种可能性仔细交换意见(海军中将 博尔恩曾为海军作过相应考虑,并写出了组建两国混编扫雷舰队的草案),最后应 当先同总统和总理商谈之后再向公众宣布。 东德部长还提议任命一位有经验的非苏联将军,例如由西维茨基担任华约联合 武装力量总司令,以充分表明华约国家的平等地位。对此,波兰部长的回答是:波 兰以往从未争取过华约部队总司令的职位,将来也肯定不会这样做。 对西维茨基关于两军合作的评价,我表示了赞同,并列举了军事学院交流军官 学员,甚至指挥机关交流实习军官的例子。这种做法就连与苏军之间也未曾有过。 我也详细通报了东德军事改革的过程和结果,并且强调说,国家人民军参与了转折 进程。我强调,即使由文职部长和文职国秘担任军队领导的做法,也不是强加给我 们的,而是由国家人民军主动作好了准备。 人民已经投入了统一,政治却落在了后头。我们必须注意,不应让军事政治落 后得更远。我对组建混编旅的表态更为谨慎。在两人单独谈话时,我很坦率地向埃 佩尔曼部长说明了对组建混合旅的疑虑,而他此刻正沉润于这一念头。他憧憬的是 直至最小分队的完全一体化,然而,不仅由于语言和训练的区别而难以实施,而且 也因为缺乏足够的立法规定而无法实现。 如果混编旅仅限于不同国家军队之间联合举行某些营级规模的训练,尔后在边 境地区组建联合指挥机构,或许还是可以设想、可以办得到。不过,仅此而已。再 者,鉴于德国统一进程的速度,这种举动肯定是有问题的。无论如何,有必要同联 邦国防军领导层就这类项目进行商谈。 埃佩尔曼向马佐夫茨基总理和雅鲁泽尔斯基总统介绍了组建混合旅的计划。他 得到的反应同我的反应没有多大差别。埃佩尔曼表示,希望迅速地“先把路子趟好”, 以免日后再去请求科尔的许可。波兰总理对此的回答是:这种事根本不需要请求任 何人的许可,连政治上的象征性许可都不需要;我们并不是要“熄灭任何焰火”, 而是安排集团之间接触的内容而已。波兰最感兴趣的是,在东西德建立货币联盟之 后,在1990年底以前即将举行的全德大选之后,德波条约将会有什么前景?不应出 现这样的结局:两个德国实现了统一,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得到了遵守,而同波兰的 条约却得不到遵守——尽管波兰拥有的大炮少得多。 雅鲁泽尔斯基总统说得更清楚:他懂得组建德波混合旅这类步骤的象征性影响, 但在当前十分敏感的阶段,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保护和开发业已存在的东西。他希 望别人能正确地理解他——他赞成将45年来业已取得的成果得以持续下去。不管人 们对两国现在的权力运行体制采取什么态度(他本人对此已多次发表过批评与自我 批评言论),两国和两军在寻找共同点方面已取得了许多成果。他本人经常到东德 来,他对两国和两军关系的了解不仅局限于道听途说。 波兰人没有忘记,在东德(例如柏林),有波兰战士纪念碑,但在西德的威廉 港,却没有任何纪念波兰战士参加解放这座城市的标志。国家人民军有以波兰历史 名人命名的军营,而在联邦国防军的兵营里;一直还有通往布雷斯劳、但泽和波森 等旧地名的路标。正因为如此,他十分赞赏埃佩尔曼的访问计划及其在古平的演讲。 波兰方面曾希望西德联邦总统访问波兰时也访问什切青,但西德联邦政府没有接受 波方的建议。 埃佩尔曼提出关于国家人民军在华约废除后起到桥梁作用的论点后,雅鲁泽尔 斯基的表态表明他对未来局势的发展报着现实主义态度。他说:“如果您如此确信 两年后华约将会解散,那么您有什么根据相信两年后还会存在国家人民军?” 根据总参谋长的建议,我在从波兰回来的当天就通知,将在5 月中旬召开国家 人民军指挥官会议,作为5 月2 日指挥官会议的续会,讨论下半个训练年度军事工 作的主要问题。因此,与会人员的范围也比较小,只包括国防部军职部门、各军种、 各军区和兵团的领导。 我应在会议开幕时讲15分钟话。因为我们刚从波兰带着新鲜印象回来,况且此 前还没有机会向指挥官们通报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情况,所以我念完预先准备好 的书面报告后还剩下较长时间,强调了国家人民军未来在华约中的作用——从今天 的角度来看,当时是太过乐观了。 尽管我的观点立足于德梅齐埃联合政府的政策和埃佩尔曼的公开讲话,但在某 些先生看来,我的讲话显然令他们感到不快。虽然裁军部政治领导层没有人参加这 次会议,但是国务秘书阿布拉斯和人事局长恩格尔曼事后却对我进行了指责,说我 和格雷茨中将把军队搞乱了。他们重点批评了格雷茨关于华约的表述——然而,格 雷茨根本就没有提到过这个题目。 在裁军部内,以政治和行政领导为一方,以军事领导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关 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这里面有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以及政治背景原因,个人的性 格特点有时也起着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总是可以让人一目了然。 在社会主义国家内,直到1989年之前,武装力量的政治。行政、一般性军事和 作战指挥权力,都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国防部长是党中央委员,大多数情况下还 是政治局委员,置身于社会的最高领导层,直接接受党的总书记和国家元首(大多 数情况下也是一个人)的领导。作为一长制领导者,虽然要接受集体讨论的制约, 但他对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决定负有全责。 政治的优先地位是完全有保证的,没有一个军官对此认真地提出过疑问。即使 在1989年秋天民主变革过程中,国防部长不再是党中央委员、而是直属于政府首脑 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问题。相反,党组织解散之后,武装力量的发展由国家的政 治领导,亦即由政府管辖,这一点就更为清楚了。 鉴于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至于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权及其战略领 导应当掌握在一位军人还是一位文职人员手中,对我们说来也是不成问题的。美国 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以充分的例子显示了他们的战略和政治权限,这里只要提 一下肯尼迪、基辛格和麦克纳马拉的名字就可以了。 此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表明,由于实行了专业化训练,军人无法始终在必 要的程度上全面掌握武装力量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犬牙交错关系中的行政性和经济 性问题。这一点,有时难以看得清楚。由于这一切原因,我们在军事改革的框架内 已经为进一步扩大文职领域、将国防的行政和经济任务与真正的军事职能、训练和 武装力量的作战使用清楚地分离开来制定了相应的方案。 我们把建议交给了国务秘书阿布拉斯,这个方案主要是以西德首脑体制为参考 模式的。毫不奇怪,除了一个问题以外,我们的方案与部长的首席顾问、来自波恩 的克吕格尔一施普伦格尔博士的设想没有什么区别。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埃佩 尔曼和阿布拉斯力求将裁军部的军事指挥权也交给国务秘书,这在西德从未有过先 例。 果真如此,阿布拉斯先生并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因为除了他的兴趣领域普鲁 士历史之外,至今他还没有接触过军事。据我所知,他与埃佩尔曼的区别在于,他 连建筑士兵也未当过。此外,埃佩尔曼、阿布拉斯和维措雷克完全懂得,在各自的 直接指挥机关内,他们需要具有军事专业知识(在政治方面,他们认为自己是完全 称职的),因此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将部内有经验的军官接纳到了他们的办公室。 尽管如此,未能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政治领导机构迅速膨胀并出现了许 多专员、顾问、秘书和来自“民主觉醒”组织的朋友,裁军部这部机器如同掉进了 许多沙粒。有一件事可以说明经常出现的混乱状态:裁军部柏林办事处的几乎所有 工作人员都参加埃佩尔曼的办公会议,并且都认为自己在会上必须发表意见。 在裁军部机关各部门工作的将校军官们,很快也感觉到了部门之间变化了的力 量对比关系。他们中有些人认为,无论为了公务还是为了上司,他都必须充分利用 自己的地位。 于是许多人——往往是相互独立地行事——开始对裁军部的军事部门和各军种 发号施令。经常有人问我是否知道这个指示,或是应该怎样理解那条命令。东德及 其国家人民军中根深蒂固的本位主义观念,不仅没有被破除,反而更加严重了。 此外,埃佩尔曼还以党主席和内阁成员的身份,参加他认为有必要的许多活动、 接受记者的采访——从支持北威州基民盟的竞选到接受柏林广播电台的晚间电话采 访。这种活动常常是临时性的,但是十分耗费时间,从而必然大大减少了供他支配 的时间和精力,从而也削弱了他对裁军部事态发展的影响。 埃佩尔曼原来曾经宣示过一种十分简练的领导设想,即由“和平运动组织的高 素质专业人员”组成“一个小型、高效的顾问参谋部”。这个参谋部“应当利用全 世界专家们的建议”,使部长避免“陷入军事机器、军事思维、军事眼光以及行政 管理观念的陷断”。参谋部主任赫普斯特出版的《维尔肯多夫谈话录》一书前言中 至少就是这样写的。 埃佩尔曼本人在一次电台夜间电话采访中说:“我的参谋部主任不是我们军队 的人。他应当深思熟虑,他应当向我挑战。”这对他说来是重要的。因为这位参谋 部主任是西德公民,国家人民军对盟国的忠诚要求这位参谋部主任“不参与情况研 究,自然也得不到军事机密的通报”。 由于除了这位东德“裁军与防御部长思想库”(埃佩尔曼的定义)主任之外, 其他顾问对国家人民军也毫不了解,因此,要求他们为裁减部队、同时又要训练部 队、巩固部队这一类矛盾过程的复杂领导找到点子,是不大可能的。即使像社民党 主席团成员埃贡。巴尔这样一位安全问题高级专家,即使他显然怀着十分良好的愿 望,而且他曾经几次担任顾问,其结果也是如此——据我揣测,波恩的基民盟领导 和国防部对巴尔出任顾问的热情并不太高。 因为我和总参谋长的兴趣完全一样,为了本来已是负担沉重的部队和指挥机构 的利益,主张排除各种障碍,使领导机关的各个部门能够顺畅合作,我们提出了部 长关于各部门任务分工及其协调之原则决策的详细草案。草案说,裁军部的指挥行 为必须首先保证在向部属下达任务和发布指示时简洁明了。 我们关于职责义务和职权划分的建议,经我一再催问仍无下文,尽管在实践中 有些事情的处理已经参照了我们的建议。即使用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也不是单纯的 遗忘,而是有意而为,因为军事领导层对基本原则问题的决策准备甚或讨论已经越 来越没有兴趣。其借口是,他们不想对政治决策发表意见,更不想加以干预。 我第一次受到这类侮辱是在6 月间,在埃佩尔曼部长5 月28日同施托尔股贝格 会晤之后。当时,两德正在谈判统一条约,在涉及武装力量的作用时,埃佩尔曼显 然面临西德较大的压力。 5 月24日(那一天是耶稣升天日),我们还和总参谋长一起视察了设在柏林一 阿特勒斯霍夫的裁军部信息中心和在柏林一格吕琐的军事保卫培训班。 信息中心是转折之后由前人民军总参情报部门组成的。早在1989年12月初,我 在同情报部长克劳泽中将进行一次谈话后就作了口头指示,削减针对西德的秘密侦 察活动以及从事该项工作的机构。 新年前后,颁布了相应的书面命令,决定将情报部改组为作为国防部附属机构 的信息中心;同时将战役一战术情报侦察工作划分出去(归隶总参谋部)。我们的 一致意见是,秘密情报不再向其他情报机构(如苏联情报机构)提供,也不提供给 当前冷战中的对手。情报材料甚至不允许以大大压缩的形式传输出去,而是应当坚 决地予以冻结。 但是,这就要求解除从事该项工作人员的义务,也要销毁相关的人事档案,从 而避免任何人——不论是东方、西方或中立方——对这些人施加压力,要挟他们从 事新的情报工作或公开以前的工作关系和联络人。 因此,我于1990年3 月16日发布了“关于停止地下军事情报工作”的1206号命 令。许多报纸总是只摘引这个命令的一项内容,它实际上包括五项内容:3 月1 日 前停止地下军事情报工作。 2.与东德国内外所有秘密工作人员的合作义务和协议均不再有效,并于1990年 7 月31日前予以终止。 3.关于秘密情报工作的特殊规定和法律宣布撤销,相应的文件宣布无效。 4.所有个人的、物质的和财务的证明材料、登记卡片。档案文件或者其他可能 导致揭示个人情况的资料,必须在1990年7 月31日前予以销毁。 5.这些措施的实施由国防部信息中心主任负责。他须在1990年7 月31日向国防 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报告完成任务的情况。 4 月中旬,两德内政部长朔伊布勒博士和迪斯特尔博士商定相互停止间谍活动。 迪斯特尔宣布“将以绝对与严肃的方法解决”前国家安全部的问题。关于西德公民 的信息资料,将予以无害处理。然而,迪斯特尔拒绝向朔伊布勒交出前国家安全部 在西德的特务名单。 后来,克劳泽中将向我报告说,由领导干部掌握的材料将在停止谍报工作的过 程中由他们自己审核、归档或清理掉。然而,由于以前国家安全部和国防部之间有 协议,一大部分以前的情报侦察机关涉及人事的档案材料存放在位于诺尔曼能大街 的国家档案室中。 因此,在1990年5 月2 日同内政部长讨论边防军的情况之前,我向埃佩尔曼建 议,也同迪斯特尔谈这个问题。经埃佩尔曼同意,后来,我向全面管辖处于解体中 的国家安全部的内政部长迪斯特尔提出要求,同意恢复由裁军与防御部负责保存自 己的档案。 迪斯特尔表示支持我的要求。尽管东德部长会议在德梅齐埃主持下于5 月16日 作出决议:“要保证由前国家安全部接管的国防部、内政部、总检察院和军事检察 院的文字材料和档案资料在短期内全部归还上述国家机关。”文件档案的清理工作 相当复杂。 5 月24日在信息中心视察时,部长也了解了该部门的历史细节和当前任务。1206 /90号命令交到他手中以后,他决定该项命令继续有效并要求予以落实。当国务秘 书阿布拉斯在此期间不同意将波茨坦军事档案馆的文件移交给信息中心时,他于8 月再一次确认了该项决定。 1990年9 月13日克劳泽中将向埃佩尔曼部长报告了施特劳斯贝格和波茨坦档案 馆保存的文件档案清理情况,并且组成了负责保障和核查该项工作的专门委员会。 被销毁的是那些有可能用来推断人员、军事设施和事情过程等情况的材料以及与华 约军队交换的资料。 克劳泽将军及其负责整理和销毁档案材料的委员会主席得出的结论是,这样就 保证了:过去为东德利益在西德从事军事情报工作的人和其他合作者不会受到追究, 其个人数据将予保密;前军事情报人员将无法继续从事谍报工作;其他情报机关将 不能接纳前情报人员。 同一天,西德总理科尔向联邦议院议长递交了由联邦政府决定的关于对叛国和 危害外部安全的刑事犯罪行为免于追究的法律草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了以下 说明:“两德在走向统一的道路上已经停止了相互间的情报侦察。过去该项活动具 有德国分裂和两德对抗地位所造成的特点。为了消除法制争议,并且为了统一后德 国的未来,有必要将与此有关的刑事犯罪行为作一个和平的了结;在民主德国加入 联邦德国之时起,以有限方式免予刑事审理的规定开始产生效力。”由于联邦参议 院的反对,该项法律没有在联邦议院获得通过。 两个德国情报机构之间相互撤销刑事追究的问题,同样是两德国防部长施托尔 增贝格和埃佩尔曼1990年5 月28日第二次施特劳斯贝格会晤中的一个议题。埃佩尔 曼认为,将西德联邦情报局和其他西方情报机关的特务和特工领导歌颂为英雄,而 把东德国家安全部情报总局和国家人民军军事情报部的特务和特工领导作为罪犯加 以追究,这也是不公正的。 在“一般性问题”的议题下,埃佩尔曼也向施托尔股贝格谈到了军事情报问题。 他说,针对西德的谍报工作已于1990年3 月起停止。他建议对为了国家人民军利益 而在西德领土上工作的人员放弃刑事追究。我们还告诉埃佩尔曼部长,整个部门 (包括特工侦察)的工作完全是为了了解重要的军事情况。它与瓦解政治组织或者 与压榨政治人物没有一点关系,而是要搜集、整理并随时提供有关北约武装力量、 特别是在中欧地区的军事能力和可能性尽可能精确的情况报告,尤其要认真分析北 约武装力量在危机时刻和较大规模演习时期的活动。 施托尔腾贝格部长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这些情况。他说,对西德公民不能免予刑 事追究,因为他们为了一个外部政权的利益从事针对西德的情报侦察活动。关于在 西德领土上活动的国家人民军成员免予刑事追究问题,他不愿表态。但是至少可以 指望,他作为内阁成员和基民盟主席团成员,对这样的事情不会漠不关心。 在施特劳斯贝格的主要议题是《关于联邦国防军和国家人民军军人之间的公务 和非公务接触的框架方针》。该文件由两位部长签字,并应于1990年6 月二日生效。 如果读一下这个框架方针的总则部分,就会感到有些地方像以前国家人民军关 于政治工作的指示。文件中这样写道:“进行谈话的重点应当遵循内部管理和公民 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并将其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去,特别是落实到人事领导、福利 保障、政治教育以及兵役法和军人条令中去。在这方面,要宣扬民主军队中穿军装 的公民理应具有的模范形象。” 不允许个别军人或分队相互参加演练、军事比赛以及战斗训练框架内的活动, 也不允许参加礼仪活动或军事表演活动;不能建立结对帮教关系;两军具体办事部 门之间不能发展定期接触关系。穿着便装前往对方团一级部队或参加文化活动与设 施并在当日返回,是最大限度的接触形式。 关于接触与活动的指挥与审批权,两位部长严格限定在两国国防部的主管部门 以及两军10个指挥机关(作为联络单位)。国家人民军的指定单位为第8 、第7 和 第4 摩步师以及空军/防空军和海军司令部。稍微宽松一些的是双方教育训练机构、 图书馆以及军事史学工作者和军队音乐工作者之间的联系。 上述这些限制,肯定应当理解为旨在避免双方各自的伙伴军队和盟国对东西德 之间的亲密拥抱产生不安和猜疑。然而我的感觉是,在这个文件中恰恰没有提出各 类军人(从义务兵直至上校或将军)最感兴趣的话题。 即使两国国防部和两支军队之间基本的政治不和谐没有公开暴露出来,它也是 始终存在的。在前一天,即5 月27日,赫普斯特先生同施托尔股贝格的计划参谋部 部长舍恩伯姆少将进行了一次会晤,他对埃佩尔曼在5 月2 日的指挥官会议上只字 不谈国家人民军的过去,而说德国统一之后实际上存在两支军队的说法表示惊讶。 国家人民军的领导层依旧只是那些在旧军队中服役过的军官,他们都是共产党人和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忠实追随者。 舍恩伯姆十分强调:至少应有7.5 万至10万美军武装力量继续留在欧洲;北约 组织作为超级大国同苏联的惟一抗衡力量,也应继续存在下去。他表示担心的是, 东德政府可能继续掌握权力,国家人民军可能逐步走向稳固,苏军可能在东德的支 持下坚持留在德国。舍恩伯姆认为,埃佩尔曼提出的在德国存在两支军队的军事政 治模式,将会稳定现状,延迟统一进程,并限制统一国家的主权。 这位下一任的联邦国防军东部军区司令,在他的《两支军队与一个祖国》这一 颇有讲究的书中表示了他对5 月28日施特劳斯贝格会谈和我在那里所作论述的恼怒。 那时我说,国家人民军可以带来从苏联和东欧邻国合作中得到的经验造福于德国。 舍恩伯姆在书中对此评论说:“埃佩尔曼也赞同这个论点。国家人民军的政治领导 和军事领导看来在谋求共同的利益,首先是保留国家人民军,长期目标则是在建立 一个尚无定义的欧洲安全体制的情况下解散两个集团(北约和华约)。国家人民军 的军官们相信,这将是拥有安全保障的未来。国家人民军没有进行明显的自我清洗 ;老的领导干部受到了从和平革命中产生的民主政府的尊重与认可,从而躲避了对 国家、党和他们所服务的制度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正是这个最后的论断根本不准确。然而,这不只是舍恩伯姆将军(施托尔股贝 格部长的亲信)的个人成见,而且是联邦国防军大多数将军的立场。 这种立场也影响了国家人民军的政治领导层,这从他们的态度变化中可以看得 出来。在以后的时间里,一些国务秘书和司局长虽然公开表示信任国家人民军军官 的忠诚可靠,但还是迫不及待地尽可能把他们统统挤走。我与埃佩尔曼之间相当良 好的个人关系,从5 月底起也在西德保守势力不断增长的影响下变糟了。 在建立货币联盟和引进西德马克之后,经济和政治条件容许波恩领导施加更强 大的压力,其目的是使东德无条件屈服。许多新的政府干部成了联邦政府和联邦国 防军的帮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