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解体 1990年5 月31日,人民议院根据德国民主联盟的提案,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 后作出决议,从所有公共建筑物上拆除民主德国的国徽。只有民社党和联盟90/绿 党的议会党团表示反对这一决议。他们要求将“化剑为犁”的象征性标志作为国徽 的替代物。作为基民盟代表,议会国务秘书维措雷克博士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个妥协 性的建议:在两德统一之前所剩不多的时间内,不再引进新的象征性标志,但老的 标志并不一律拆除,只拆除醒目处的标志。因为,国徽已经印在所有的硬币上、军 徽上和军旗上。 他指出,在裁军与防御部内,经过详尽讨论后作出决定:武装力量成员的人伍 宣言将不再面对“以金色字母印着‘为了保卫工农政权’字样的军旗,而是面对设 计朴素的国旗”。 接着,维措雷克在回答一位议员提问时说,他已经受到许多职业军人要求改变 军旗的建议。他的这番话,以及议院内的整个会议讨论经过,在各部队、各城市和 人民军各训练场所引发了不满和抵触情绪。最终,这种情绪蔓延至所有坦克、步兵 战斗车、装甲运输车、飞机和直升机上,蔓延到所有标有国徽的人民军技术兵器和 卡车上。在军旗的陪伴下于海上保卫民德国家主权的海军官兵们,对人民议院的决 定十分气愤。据1990年6 月5 日关于民德局势的一则报道称,在陆军的军官学校内 ——不仅在这所学校内——有人公开表示怀疑:“国务秘书维措雷克先生是否收到 过要求摘除国徽的文件?” 1990年6 月6 日,人民议院裁军与防御委员会在斯特劳斯贝格召开会议,主持 人为副主席维拉。沃勤贝格尔。受我的委托,格雷茨中将通报了人民军的现状。至 关重要的是,他在讲话中强调:武装力量中军事纪律与内务秩序的混乱状况已经逐 步得到克服。这一趋势的一个明显现象是,近几周内逃兵人数已经大大减少。然而, 十分令人担忧的是,安全屡屡受到触犯,武器弹药以及炸药不断失窃。 在人民议院选举之后,4 月底的老兵退伍和新兵人伍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人民军的实际兵力达到10万人,其中6 万职业军人和4 万合同士官及基本役士兵。 格雷茨中将指出,在1972年的征兵体检中,80%的人愿意服民役,20%的人决定服 民役,150 名年轻男子拒服任何形式的兵役。 人民军未来的体制将不再是一支常年保持战备状态的军队,而是一支战备状态 低下的训练军队。这一过渡期将从1990年秋开始,于1993年结束。根据目前已知条 件,在这一过程中将腾出大约70个军营,其中14个驻军人数超过1000人的大军营。 委员会的成员们讨论了各自对义务兵役制与民役制的设想。他们表示,赞同在 未来的民役法中不再规定进行信仰测验或良心测试,而只是由每一个男性青年简单 地作出服兵役或服民役的决定。尽早作出这一请求理应给予充分重视。西德方面也 同样应当赞成引进这种为期12个月的民役制度。 现在有效的军值规定应予保留,也应对建立货币联盟可能造成的后果作出一定 的补偿。沃勒贝格尔议员对新闻界代表宣布:人民军对职业军人退休金的供给规定 不应视为特殊供给,而应视为这些军人长年服役之后得到的补偿,应当给予合法保 障。 这个问题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在退休金平衡法和削减前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 退休金的规定出台的同时,国家人民军供给规定也将废止。这一情况是职业军人协 会主席尼克尔博士于6 月中旬向我通报的。这一决议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军人协会 向政府和人民议院的代表提出了申诉。我与埃佩尔曼部长谈了话,要求他施加所有 的影响取消政府的这一决议。这一决议果然被取消了。6 月22日,埃佩尔曼在工作 会议上宣布,人民军供给规定仍然有效。 然而6 天之后,又袭来了致命的一击。6 月28日,我接到内政部打来的一个电 话,获悉人民议院将决定削减退休金。与此同时,有人通知我说,无论埃佩尔曼议 员还是维措雷克议员都不会参加这次会议,没有人能够代表我们的利益。部长当时 公务缠身,于是我设法去找国务秘书,但是找不到。结果,这项法律没有遭到国防 部代表的反对意见,顺利通过了,从而使军人们,尤其是服役年限较长的职业军人 的退休金要求受到了限制。这一规定同时还导致了军官团内的分裂,因为较年轻的 职业军官觉得自己的利益并没有被触及——至少在最近的几十年内。 但是,这一决定总的来说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人们不断指责道:最高人民代表 机构再一次轻率地作出了一项决定,既没有对时局持超脱立场,也没有对时局进行 审视。何况,这一决议与短短几天前公布的保持现行供给规定的声明截然相互矛盾, 对建立信任关系毫无助益,反而有害于恢复武装力量内部的稳定。而这种稳定恰恰 是“某些人不愿意见到的”(7 月2 日的形势报告中如此写道)。 我与几位副职、各军种司令和局长们一起商量下一步的做法,最后决定给人民 议院主席贝格曼一波尔博士写一封信,详细汇报我军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指出这些 待遇与退休金平衡法第23款中限定的供给量直接有关,是对职业军人及其家庭的集 体惩罚(参见附件10)。 这封信由我和各军种司令、边防军司令签署,抄送总理。裁军与防御部长和议 院裁军与防御委员会主席。7 月12日的这封信发出后,我们从未得到任何反响。至 于这封信是否已经送达收信人,我们也从未得到书面或口头的证实。 议院委员会于6 月6 日再次会商,议题是在柏林格吕培军事政治学院的基础上 建立一个安全政策研究所,并在政府内组建一个负责政府体制改革的局。此外,议 员们还参观了战役训练中心,从而得出结论,认为不仅在训练和战备方面,也在人 民军裁员和财产与建筑物移交方面拥有许多富有意义的可能性。 据与会者和参观者事后向我报告,此次会议对政党议员之间相互认识和加深理 解大有神益,也有助于新人民议院重新改善在所接触的军人当中的形象——由于某 些不尽客观的低毁和恶毒攻汗,由于议院在重要会议中过于草率作出某些决议,由 于在就某些重要日程进行表决时的会议大厅内空空荡荡,其形象曾经受到损坏。 从总体来看,人民议院和政府形象的低落则由于某些部长缺乏权利,以至在军 人当中引发消极的印象,即两个委员会在统一进程中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从而 致使内政局势更加不稳定。自6 月中旬开始,人民军内部有一种呼声日渐升高,即 认为“两个德国的合并应当尽早实施,因为只有合并后局势才会好转,秩序才会得 以恢复”。 这一情况说明,为什么德国社会联盟议会党团会于6 月17日提议增加额外条款, 即根据基本法第23款的原则,以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东德就在“今日当天”加入 西德的日程。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东德的末日似乎已经近在飓尺,甚至可能先于货 币联盟的建立、不等第二个国家条约的签署一这一条约不仅应当协调时局,而且可 以使东德在不受到任何国际条件束缚的前提下加入西德。在经过数小时讨论和总理 作了一个语调低沉的讲话之后,该提案被送交各委员会。 在无线电台转播讨论实况的过程中,我得出了一个印象,即此举意味着一项事 先协调好的计划(或日一场事先预谋的游戏)最终失败了。其征兆是:就在此之前 不久,两德领导人已在柏林数度会晤;此次会议因而拖迟了两小时;科尔总理以客 人身份亲自到会——或许是因为对本届议会抱着极大的兴趣——直到事态表明他已 经不可能赶在这一天成为全德总理后才离去。 1990年6 月13日,西德联邦国防部长施托尔股贝格博士在费尔巴赫联邦国防军 第31届指挥官会议上发表讲话,不点名地抨击了东德裁军部长埃佩尔曼关于继续存 在两支德意志军队的设想。施托尔股贝格的原话是:“有关未来在一个统一的德国 内建立武装力量的讨论,应当首先着眼于国家人民军在联邦国防军内积极发挥作用 这一基点。”他指出,尽管有关今日东德国土安全地位的一系列重要的框架条件尚 须澄清,但目前已经可以就某些重要问题作出决策,即保留义务兵役制,拒绝设立 非军事区的建议——东德政府应采取这一立场。“ 施托尔股贝格接着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一俟全德国成为拥有一个议会和一 个政府的民主国家,就要在短时间的过渡之后只拥有一支军队。”为了“奉行一个 负有责任感的防务政策”,必须“在北约体制内、在今日联邦德国的领土上进一步 推行德意志武装力量的一体化。东德的各部队将作为一个广泛的国土防御组织的一 部分得以重新改组。北约联盟提出的安全保障,将对整个德国负有效力。这一基本 架构正在逐步清晰化。” 施托尔腾贝格说,布什与戈尔巴乔夫6 月间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晤时虽然未在 一些核心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但分歧所在“主要是统一后德国的北约成员资格问 题,这是我们的盟国所要求的”。东部伙伴、尤其是苏联的合法安全利益应受到关 注,“北约的任何部队和体制都不应提前进入今日东德的领土”。 他认为,为了在维也纳达成广泛的裁军协议,“统一后的德国应在暂短的过渡 时期之后保留数量大大减少的盟国武装力量、数量大大减少的德国武装力量,并很 快就不再存在苏联武装力量”。 这就是联邦国防军领导层公开发表的见解。他们在内部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筹 划肢解国家人民军,并计划将其物力和兵力编人联邦国防军。在埃佩尔曼于5 月底 与施托尔股贝格会晤之后,曾在数十次答记者问时声明,施氏在6 月13日所说的 “暂短的过渡时期”,是指东德并人西德后的零时起一直持续到1992/1993年,也 许施氏在与埃佩尔曼会晤时还没有明确说出真正的意图。 两位部长于5 月28日在施特劳斯贝格会晤之后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了各自 军队进一步裁减装备和兵员的意愿。当时大多数媒体提出批评,认为联邦国防军迄 今为止只是发表一些老调重弹的声明,而国家人民军则已经恰如其分地削减了自己 的规模。在谈及苏联方面向记者们宣布的在统一后德国领土上最多保留36.5万德国 军人这一数字时,施托尔股贝格顾左右而言他:目前谈论的有好几个数字。曾经宣 布国家人民军未来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仅保留7 万军队的埃佩尔曼,发表声明说:如 今全德军队员额能够低于6.5 万当然是一件好事。 针对德国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计划,出现了相当尖锐的反对意见,包括在西德的 社民党内。联邦国防军预备役将军、社民党联邦议会党团安全问题专家曼弗雷德。 奥佩尔,5 月30日在波恩说:“如果有人要求统一后的德国未来留在北约内——哪 怕只是暂时的——或者更有甚者,如果有人要求统一后德国的武装力量留在北约内, 并像联邦国防军现在那样继续扮演核角色,那么他实际上要么是不想让德国统一, 要么仍然追随冷战政策和倒退政策。” 华约联合武装力量参谋长卢波夫大将在6 月6 日《图片报》上发表的答记者问 中指出,他认为解散联邦国防军和国家人民军是对苏联的最佳安全保障;德国只须 保留一支国土防御部队。他表示,国家人民军并入联邦国防军并从属北约的选择是 不可接受的。 卢波夫此刻正在施特劳斯贝格。6 月13日至15日,华约国防部委员会在该地举 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东德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华约政治磋商委员会已于6 月7 日在 莫斯科作出决策。华约组织将逐步改组为政治性条约联合体。德梅齐埃曾经表态赞 成叫约彻底改革“,从而使统一后的德国在东德领土上拥有特殊军事地位。埃佩尔 曼在莫斯科对德国媒体发表声明指出,虽然没有公开谈论东德退出华约的可能性, 但人们已经私下达成一致意见:东德在政治统一的那一天起将宣布结束其华约成员 国的地位。 在6 月14日、15日国防部长委员会期间,埃佩尔曼在施特劳斯贝格向华约武装 力量最高司令卢舍夫许诺道,国家人民军将按计划参加联合武装力量1990年的3 项 训练活动:波罗的海联合舰队的编队航行、代号为“花岗岩”的防空演习和代号为 “友谊”的陆军演习。这一消息也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然而,正 如许多其他事态一样,这一事态的发展结局都并非如此。 媒体关于施托尔增贝格在联邦国防军指挥官会议上讲话的报道和评论,首先在 国家人民军内再度引起了严重的不安。6 月17日《星期日世界报》的一篇文章要求 尽可能多地保留联邦国防军的一切,尽可能多地削减国家人民军的一切。作者的主 要理由是基于以下评价:“凡是在国家人民军内成为军官者,必须在莫斯科学会绝 对服从,学会对敌人的仇恨,并能教育士兵学会仇恨。”他要求埃佩尔曼采取第一 个姿态,辞退几位“在国家人民军近卫部队”(系指边防军)中担任过“杀人司令 官”的人民军军官。 6 月15日的《莱茵水墨报》以同样的语气报道了对新勃兰登堡专区系列采访的 印象:“自1952年以来,驻扎在埃格辛及其周边地区的军队根据华约战略进行了针 对性的训练,旨在危机状态下不惜一切代价占领汉堡。第9 坦克师是一支经过意识 形态淬化的敢死部队,几十年来灌输了斯大林思想毒素,对统一社会党和国家安全 部竭尽忠诚。” 可以想见,莱茵地区的读者如何设想这样的一支部队未来将编人联邦国防军, 自然会吓出一身鸡皮疙瘩。然而,第9 坦克师的历史和现实并非如此。 1990年6 月19日和20日,群众工作局在该师组织了一次综合性分析,分析对象 是职业军人对裁军、转轨和人民军改组过程中社会问题的看法。共向383 名职业军 人提供了有关一系列政治性基本问题的无记名书面问卷。 这一社会学调查的结论中,这样评价道:“对武装力量在德国统一进程中发展 前景作出明确的政治表态,在对部队和机关前途作出军事决策后的降速调整(无论 军队以何种方式解体),将对军人适应社会调整、平稳地从军队转向社会,对武装 力量的内部稳定和有效运行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当今时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职业 军人对德国统一进程和本人在全德武装力量中的发展前景寄予厚望。他们表达了坚 定的忠诚。” 6 月19日,西德前国防部国务秘书洛塔。吕尔在《世界报》上撰文指出:“在 国家人民军锐减兵力并收编为联邦国防军的国土防御部队之前,人民军内应进行一 场严厉的人事清洗。”在6 月27日的《世界报》上,有人刊文坚决驳斥他的观点。 撰文者是当年沃尔库塔——鲍岑劳改营的一体用犯曾被一个苏军法庭判处了50年强 制劳动。 他认为,吕尔的观点与二战结束后审判纳粹战犯的法庭一样无情,是“以民主 名义采取的契卡肃反行为”。他指出,清洗毕竟是清洗,这一概念包含着告密、暴 力、傲慢与不宽容。“这将意味着,66000 名职业军人与合同军人,实际上也就是 国家人民军的整个军官团与士官团,统统都要被流放到沙漠地区去。通过‘审查’ 辞退的官僚手段达到人民军解体的目的,被称之为‘自我清洗过程’。这样做究竟 是谁清洗谁?最终剩下的根本不是什么国土防御部队,而是一支公共食堂就餐大队。” 为了不失公正,有必要在此提及:民德政府的某些代表和反对党的部分议员, 起初也反对这种全面低毁国家人民军的做法。6 月20日,两德议会的国防委员会在 波恩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东德人民议院主席卡尔一奥古斯特。卡米利(社民党) 在会上反驳了西德联邦议院部分议员的观点,认为建立一支全德军队不应采取“将 国家人民军全部解散,将联邦国防军略微削减”的做法。 施托尔股贝格在联邦国防军内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焦点是与国家人民军关 系的现状与未来。这场讨论中产生了各种极其极端的观点,有的认为应当严厉拒绝 与人民军职业军人的任何接触,有的则要求向人民军军官提供公平的机遇,使之能 够在全德军队内继续服役。 例如,一位预备役中校在6 月18日的《世界报》上撰文明确欢迎施托尔腾贝格 先生(3 月18日在西德中央电视2 台)发表的声明,即联邦国防军将不接受国家人 民军的任何军官和资深士官。“如果联邦国防军接受任何一名国家人民军军官,作 为当年东德政府的长年政治犯,我将采取坚决措施,在附近的国防军军营门前示威 性地焚烧我的军装。” 联邦国防军指挥学院的一名上校,在6 月15日的《时代报》上就与国家人民军 之间的接触问题发表了“怀疑与信任”一文。他像不少战友一样,要求上司确切地 回答一个问题,即应当如何与边界另一侧保卫政权的那支军队的代表对话?“我们 在讨论时带着冷静的尖锐性、内心的冲动和由自身经历而产生的情感。各种意见五 花八门,从明确拒绝、最低程度的对话意愿,到帮助国家人民军改革进程乃至建立 坦率的伙伴关系。‘在联邦国防军武装力量指挥参谋部先后长期担任《东部军事形 势》和《整体形势》刊物负责人的退役准将福尔默博士,对各种军事杂志中所表露 出来的以及在与现役、退役和预备役军人谈话中所观察到的抵触情绪感到惊讶。他 在致《欧洲国防知识》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他在以往的工作岗位上曾经不得不” 规劝许多盟国和德国对话伙伴不要有太高的期望,不要以为国家人民军的大部分官 兵会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当逃兵或拒绝听从苏联人的命令。显然,当时人们并没有认 为国家人民军是一支不可靠的政党军队。“ 他感到惊讶的是,如今却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支统一社会党的军队,但是他的 观点却很孤独。退役准将哈格纳博士是一个例外,不过他的观点却是受到了另一种 政治判断的影响。此人在访问了德累斯顿恩格斯军事学院之后,对东德的军事改革 给予了十分积极的评价,认为政治家们应当考虑到:“身穿灰色东德军装的士兵们 也是我国人民的一部分。” 福尔默认为,应当对国家人民军给予公正的评价。他的最根本论点是:“国家 人民军陆军、空军/防空军与海军各种军衔组别的大多数军人都认为,从他们的观 点来看,他们同我们一样,是在为祖国效力,而不是为统一社会党效力。”他承认, 所有军御组别中有一定百分比的军人坚信“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当年的帝国国 防军军人,在纳粹国度中视一切都是正面的,而只是在战争即将结束甚至战后才认 识、认清纳粹时代的罪恶本质。对这些军人,人们难道不承认他们同样缺乏辨误。 认知和识别能力吗?“ 他承认,应当排除将政治军官和边防军人纳人联邦国防军的可能性,国家人民 军的军官确也不应安排在对安全敏感的特殊岗位,即使从顾及北约伙伴的角度看也 理应如此。但是,绝不应当把所有国家人民军的职业军人统统排斥在全德统一后的 新社会之外,将他们推回到统一社会党/民社党的怀抱中去。正因为如此,福尔默 将军对几名年轻军官的言论感到惭愧,认为他们“虽然愿意接受人民军的士兵和士 官,却不想接纳军官,以保障自己的军官岗位”。 《士兵与技术》杂志主编胡巴切克退役上校早在7 月号刊上就撰文批评道:由 于德国人自己的原因,他,已经把安全政策与军事问题搞成了统一进程中的薄弱环 节。东德一方强调在华沙条约组织内承担的联盟义务,并要求保留两支德意志军队。 西德一方除了强调统一后德国必须归属北约外,迄今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其他条件。 在事关国家人民军未来的问题上,也没有明确表态。尽管两军已经开始合作,但仍 然谈论着——甚至可能是暗藏的愿望——最好将国家人民军彻底解散。“胡巴切克 在文中指出,现在已经是提出建议的时候了:”国家人民军应当作为德意志的军队 予以保留,尔后在统一之后,在外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立即与联邦国防军光荣合 并。与此同时,也可根据当时条件的判断,将国家人民军作为全德统一军队中的一 个军种,向它布置某些任务。“但是,目标只是达成某种状态,即统一后的德国仅 拥有一支统一的、联合的武装力量。 这篇评论文章在受到赞扬的同时也遭到了强烈的反驳。6 月24日,基民盟与基 社盟联邦议会党团主席阿尔弗雷德。德雷格尔在黑森州电台极力主张解散“政党军 队”国家人民军。他说,只有存在由联邦国防军构成主导力量的一支军队,才有可 能存在一个统一的德国。 1990年7 月1 日,《星期日世界报》披露了西德国防部的几份内部报告,从而 在东部和西部均引起了轰动。这篇报道称,国家人民军将在年底前解散,现有的10 万名军职人员中,将辞退3 万人;2 万人转为文职,被国防管理机构所接纳;根据 两德军事专家会谈的结果泄露的消息,其余5 万人将成立一支不隶属于北约的地方 性武装力量,其构成为:陆军35000 人,空军10000 至l1000 人,海军3500至4000 人。 《星期日世界报》评论指出:“依据这一消息,国防部的计划与东柏林国防部 长埃佩尔曼两周半之前所宣传的看法大相径庭。埃佩尔曼曾经指出,在今后几年内, 国家人民军将独立存在。由此可以看出西德国防部的进军方向是:自12月起,德国 将只存在一个政府、一种国旗、一支军队和一种军装——联邦国防军军装。简而言 之,联邦国防军与国家人民军大合并将根据1 +l=l 的模式。”至于国家人民军的 武器和器材处理问题,国防部认为“不应因人民军而增加装备。据此,人民军的全 体意味着全部毁灭。” 当天的英国《星期日电报》甚至报道称,有人从外交圈内获悉,联邦国防军将 在两德统一后首先从西德军队中抽调10万人派驻在前东德地区,并包括一系列防空 导弹和雷达设施。此举显然违背了根舍外长对苏联所作的保证,即北约不向东德派 驻军队,据称,国家人民军军官团将几乎全部解散。 我像几乎所有人民军官兵一样,是从媒体、广播或电视中得悉这些计划的。军 队改革全权代表巴尔斯中将于6 月25日召开了一个磋商会。在这次会上,军队官兵 对未来命运的不安全感就已经爆炸性地表现出来。巴尔斯将军隶属的议会国务秘书 维措雷克博士,也向部长和其他负责人介绍了情况(见附件8 ),并告诫道,在准 备统一条约时两德军事谈判的信息工作必须做得更为周全。 在我国裁军部内,由戴姆少将主笔起草了《关于组建一个两德联合武装力量委 员会及其工作范畴的各项原则》。这一委员会的目标是在尊重各项政治决策和由此 而产生的安全政治特点的前提下,为联邦国防军和国家人民军合并组建全德武装力 量过程中的计划、组织与指挥制定基本原则。 在6 月22日的部务会上,也谈到了该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埃佩尔曼指出,应当 把国家人民军的设想带进这一委员会,从而使全德武装力量的大幅削减不仅仅由国 家人民军单独作出牺牲。如有必要,应当进一步增加有经验的工作人员。然而在提 名时,我却很难把人民军领导层的代表人物推荐人委员会,因为几位国务秘书也推 荐了候选人,并认定他们肯定会代表军队的利益。 我所提名的是总参谋长格雷茨中将。他也确曾参加过一次会议,但是后来再也 没有收到邀请。也许有人不愿意让人民军领导人进入这个委员会——也许是作为东 德方面主席的国务秘书阿布拉斯本人,或是西德国防军的代表们。由于在对这件事 作出决策时极为严格地守口如瓶,因此我们当时毫不知情,以致后来对令人不快的 突然事件大感惊讶。当时,若想再作改变为时似乎已经太晚了。 耶尔格。舍恩伯姆在他的书中回忆国家人民军的终结时这样写道:他当时领导 的计划参谋部,向施托尔腾贝格派出了一个工作小组,任务是就全德武装力量的总 规模以及未来派驻东德领土的总兵力深人研究、拟定指标。 1990年7 月初,该工作小组提出建议,国家人民军的各兵团和设施,首先收编 为联邦国防军的各分队,而后逐步解散,继而按照联邦国防军的标准建立新的混编 部队。裁军与防务部也必须予以解散,在过渡时期内,组建一个联合性的联邦国防 军东部司令部,作为司令与指挥权力的机关。该部的民事任务,凡是仍有必要继续 行使者,均由波恩国防部的一个办事处接管,或由新成立的第7 军区接管。 舍恩伯姆继续写道:“因为,东德人显然很少了解这些计划——或者他们并不 相信。”埃佩尔曼部长在7 月中旬还要求发表意见,再次指出:德国统一之后,东 德地区仍将存在一支独立的军队,即国家人民军,只是规模比以前有所缩小。甚至 连新军装都已经设计好了。 此文的读者自然要问,波恩的政治家和军队领导人是不是对东德的对话伙伴们 始终保守着秘密?抑或他们——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连自己都不可以或不愿意明 确地传达信息?东德加入西德这场戏剧中负责预先排练的导演,毫无疑问是西德人。 无论如何,人民军的领导人在这方面是毫无发言权的。 当时的裁军与防务部谈判代表韦尔纳。E.阿布拉斯,即国务秘书克劳泽率领的 东德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他的《归营式》一书中略有几分道理地作过批评式叙述 :在东柏林时,双方曾是平等的谈判伙伴;在波恩时,东德的国务秘书只可以每人 带一名顾问——理由是宾馆的床位不够——而西德方面参加谈判的国务秘书们,身 后却坐着四、五排工作人员。 即使在西德谈判负责人朔伊布勒倾向于根据东德的愿望作出改动时,也会有某 个办案人员出面干预,以这样或那样的财政理由予以搪塞。阿布拉斯写道:“于是, 某些人最终的感觉是,我们被西方的专家们所淹没了,被官僚主义的苛刻条件所束 缚。” 对埃佩尔曼部长及其国务秘书们而言,在事关解散国家人民军方面,西德政治 家和军队领导人的苛刻条件早在东德加入西德之前就已经处处掣肘了。否则,1990 年夏季会晤者们的某些行为方式就很难解释了。 人事局长格尔德。恩格尔曼于6 月20日首次与我就进一步辞退将校军官问题进 行会谈时,就是一个例子。这场艰难的会谈在部内进行。人事局提出的一份名单包 括120 名高级军官,这些人未来只能得到最低水平养老金。 部长在6 月22日部务会上所说的一番话,出乎所有与会者的意料。他说,他的 印象是,有些人不能胜任自己的任务——他没有明确说明是那些人。如果这些人提 出辞呈的话,他完全可以理解。由于与会者不仅包括军人,而且还有为数不少的文 职人员,因此,我们这些长期服役数十年、在所有指挥级别上都拥有丰富经验的军 人们,自然不会对这种暗示自动地对号入座。 我们从汉堡又收到了更加明确的信号。负责裁军的国务秘书弗兰克。马尔钦内 克在汉堡的联邦国防军指挥学院作了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及这一点时宣称:国 家人民军内的“斯大林分子们”迄今“只是受过肥皂沫的浸泡,部长将来还要用盐 酸去消毒”。《明星》杂志刊登了他的讲话,所有人都能够读到,自然在人民军内 引发了强烈愤慨,因为谁也不想知道作者笔下的“斯大林分子”究竟何所指。 当1990年第27期《明星》杂志面世并被军官们阅读之后,这一表述如同野火一 般蔓延开去。在部内,将校军官们酝酿着在部长办公楼前召集一次示威活动,要求 领导对此致歉。职业军人协会要求国务秘书马尔钦内克辞职。之后,各军种的军官 们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见附件13)。 7 月5 日,我给部长写了一封愤怒的信(见附件9 )。我在信的结尾表示,希 望马尔钦内克国秘能够公开对此发表声明。令我惊讶的是,埃佩尔曼亲笔给我回信 说:“我也希望他这样做!我自己从未发表过上述观点。”这封信所署的日期是1990 年7 月6 日。就在这一天,埃佩尔曼部长向阿布拉斯国秘移交工作,因为他将在8 月6 日之前休年假。他究竟是否与马尔钦内克谈过这件事,至今仍旧是个迷。 后来,我又从部队收到了大量的抗议信。例如,布尔克县城防司令部的职业军 人协会通过传真向我通报:“我们将发起强烈的示威活动,反对国务秘书马尔钦内 克先生的讲话。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精神恐怖主义的开端,我们感到自己作为职业 军官已经被出卖了。请您向裁军与防务部转达下述要求:——在第2 号国家条约中 注明国家人民军的未来;——确保政治决策时更大的透明度;——把国家人民军引 人统一后的德国。 8 月2 日,我亲自与马尔钦内克谈到了这一事态。他对自己的讲话感到十分悔 恨。我当天就向指挥官会议转达了裁军国秘对我表述的歉意。 埃佩尔曼部长在休假之前至少还来得及实施我们早在他上任时就建议过的部队 之行,他分别访问了海军(6 月18至19日)、空军/防空军(6 月25日)和边防部 队(6 月29日)。 在边防部队中,埃佩尔曼部长实际上同时也是告别访问。也许在他看来,对边 防部队的直接责任已经卸却,因为自7 月1 日起,通过西德和西柏林边界的过境警 戒以及对过境人员往来的检查将予停止。通过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将由内政 部新设立的边防部门负责警戒,不再投入服基本役的士兵。仍然隶属裁军部的边防 军指挥机构、各分队和设施,在拆除边界安全设施并分阶段解散边防部队之前仍旧 归负责裁军的国务秘书领导。 在访问海军时,三支波罗的海分舰队将分别派出联合舰队参加演练,由海军司 令指挥。于是,我们于6 月19日乘一艘海岸防卫舰登上了指挥舰。这是一艘苏制导 弹驱逐舰。我们与华约部队司令卢舍夫大将一道检阅了各舰队在吕根岛东部海岸水 域内实施的海上行动。埃佩尔曼和阿布拉斯先生分别在他们的回忆录中以并不十分 严肃的态度对这一次访问以及后来对法国地中海舰队的访问作了评价。 在访问空军/防空军时,也是检阅了国家人民军应当参与华约的最后三次演习 中的一次。6 月中旬,我们收到了有关“花岗岩叨”联合防空演习的各种文件。经 过总参谋部的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此次演习对战略态势的判断不再符合当前 的政治特点。文件中像以往一样,认为在北约的挑衅下,局势正在尖锐化;北约有 可能发起侵略。 因此,我们向部长提出建议:在这种形势判断和任务规定的条件下,我军不参 加“花岗岩”演习;如果军事政治的框架条件不作改变,我们认为理应在本国范围 内实施防空军与其他军种联合举行的防空演习。部长同意了我们的建议。 当我们于6 月25日访问空军/防空军时,空军司令贝格尔中将再次汇报了我们 的想法,并表示支持我们的建议。埃佩尔曼先此早已发出指示,要求向华约司令发 一份传真函,建议修改“花岗岩”演习的形势判断。如今,他再次下达命令,同时 也向其他参演国家(即华约的西部战略方向,包括苏联、波兰、捷克三国)的国防 部长发出传真函,通知他们:在目前的形势判断下,国家人民军兵力兵器将不参加 演习。我建议这一通知应当通过我军总长传达,但部长拒绝道:这不是一个军事决 定,而是一个政治决策。他的话中含蓄地表达了对人民军司令的训斥:不要干预政 治决策。所有与会者(这是一次各军种领导人联席会议)很可能都能够体味这一训 斥。我还没有回到部里,这一消息已经不胚而走了。 7 月3 日,我与人事局长格尔德。恩格尔曼作了一次谈话。事由是关于辞退一 些年龄较大的将校军官的问题。他认为,这些军官或者在部内形象不佳,或者不适 合新的编制体制,或者由于以往的政治历史而不能够再留在军内。他说,由于主要 牵涉到总参谋部的军官,所以已经事先与总长协商过这一名单,而且也在人事委员 会开会讨论过。 我读完这份辞退名单后问思格尔曼,为什么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人事局长对 我主动提到这一问题表示感谢,并称,尽管没有人对我个人提出看法,但考虑到我 在政治上的历史,我本不能够留在军内。我同意将我列人名单,但同时指出,我的 任命并不是基于个人要求,而是根据新政府的愿望。 后来,我在海军第6 区舰队时的一名老熟人比特纳海军中校把协调后的名单送 来,并要求我签字。我阅读后发现,对有些军官作出了书面评价——大多是负面的 ——,而对另一些军官却没有评价。我问他,军官们本人有没有看过对他们的评价。 中校说没有。于是,我拒绝签字,并建议——反正并非对所有人都作出评价,因此 我放弃评价和签字的权利。我也向恩格尔曼先生通知了我的立场。尽管他放弃了请 我签字的请求,但上述将校军官的特殊辞退计划并没有实施,因为当时形势的发展 速度超越了计划。 7 月6 日,北约16国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在首脑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变化中的伦敦宣言》之后,又通过了一个新的防务计划。该方案将核武器 的可能使用只作为“最后的出路”,并向华沙条约国家提出了放弃武力和开展合作 的建议,表示要向华约国家伸出“友谊之手”。方案还称,关于德国武装力量的规 模问题,留待维也纳关于常规武装力量谈判结束后再予宣布。 带着这把尚方宝剑,加之北约再次强调统一后的德国必须成为北约成员国,科 尔总理于7 月14日飞往莫斯科,并与戈尔巴乔夫一起转飞高加索地区。7 月16日, 全世界,包括当时仍持相反立场的东德政府,都惊讶地从谢列斯诺沃茨克的记者招 待会上获悉:苏联已经为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开放绿灯(当时,根据比较严肃的 几家研究所作的民意调查,70%以上的东德公民反对德国加入北约)。据科尔称, 两位国务政治家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德国统一后立即签署一份全面的基础协定,以 协调德苏两国的持久性睦邻关系。戈尔巴乔夫指出,西德是苏联最重要的西方经济 伙伴,东德则是苏联最重要的东方伙伴。他说,政治就是实现各种可能性的艺术, 他相信新德国将拥有全面主权,各大国将终止对德的权力;新德国必须负责任地思 考新的道路,德国人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科尔通报说,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苏联撤军将在三至四年内完成;北约的 体制虽然不向东德领土扩展,但联邦国防军的国土防御兵团却可以在统一之后立即 进驻今日东德和柏林地区。在苏联撤军之后,联邦国防军的所有类型的部队均可进 驻前东德地区,但核运载工具和非德国军队除外。西德联邦政府愿意在维也纳谈判 中作出承诺,德国军队将在未来三至四年内削减至37万人。德国将放弃制造、拥有 和使用核生化武器。 根据我的观察,全德武装力量37万人这一数字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提出来的。它 很可能已经包含在舍恩伯姆将军提到过的西德联邦国防军计划参谋部的建议之中。 据我所知,也曾在7 月上旬出现在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部审改过的我部关于统一协议 的报告当中。 在这份报告中,有着这样的内容:“在苏联武装力量西部集群仍然驻扎在德国 的期间,将在现今国家人民军的基础上达成以下目标:设立一个裁军与防务国务秘 书处,作为联邦国防部的一个机构;从陆军、防空军、海岸防御力量中组成不隶属 于北约的东部德国国土防御部队,其实力相当于全德武装力量的五分之一;组建东 部国土防御司令部,作为国土防御武装力量的一个指挥机构;建立东部军区。 签约双方声明,统一后的德国武装力量将在三至四年内削减至37万人。 统一后的德国将承担国家人民军与联邦国防军所有已经退伍或即将退伍军人的 安置工作。 7 月10日,人民议院裁军与防务委员会将派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最高苏 维埃的议员们进行为期三天的工作会晤。在此之前,该委员会中的社民党、联盟90 /绿党和民社党的议员于7 月9 日出人意料地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其原因是, 该委员会的基民盟/为了德国联盟和自民党议员撇开了一份业经执政党与在野党协 调的立场性文件,自行达成了一份其他文件。尽管这份文件的立场与总理在人民议 院所作的政府外交政策声明相悻,但是竟然被宣称是委员会的正式意见。 德梅齐埃总理在声明中曾要求北约在体制和战略方面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意 味着放弃现在的“灵活反应”战略,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和前沿防御。由于微妙的 谈判过程尚未结束,埃佩尔曼部长在回答问题时既不想就德国武装力量的上限、武 器装备和编制体制发表看法,也不想提及国家人民军裁减员额的速度和规模。他认 为,如果联邦国防军可以保留80%的兵力,而国家人民军却要辞退80%的兵力,这 种计划无论如何没有考虑成熟。 据维拉。沃勒贝格尔和其他委员会成员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执政党(不含社 民党!)的立场性文件根本不再提及对裁军和北约的要求。其中的重点是德国立即 成为北约全权成员国,东德迅速退出华沙条约,同时解散国家人民军,由联邦国防 军实施全权领导。文件认为,德国武装力量的上限第一步应当符合巴黎协议规定的 数字,即50万人。 《青年世界》以“追随北约路线?”为题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现在的人民代 表们,显然正在为实现波恩军事专家们提出的清单而完成这项肮脏的工作——如果 来自所有阵营的尚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在访问莫斯科之前不能尽快予以阻止”。然而 不到一个星期之后,这方面的“所有弥撒都做完了”。 自此之后,有关高加索首脑会晤的文章与传说颇多。这次会议的成果几乎令所 有人都感到惊讶,甚至包括某些与会者。社民党乃至基民盟资历最深的东方政策与 德国政策专家、自7 月5 日起出任“东德国家人民军顾问”的埃贡。巴尔在维尔肯 多夫的一次内部谈话中指出,他虽然意识到苏联已经变得软弱,但没想到会软弱到 不肯向东德“付出一个苹果和一枚鸡蛋”。 埃佩尔曼对记者说,巴尔的顾问工作预计要持续6 个月。巴尔本人则称,在德 国统一进程中,必须为国家人民军制定一个过渡时期的特殊规定,其目标是建立惟 一的一支德国军队,因为一个国家存在两支军队和两个安全区将不利于欧洲的稳定。 他本人于7 月13日在施特劳斯贝格起草了统一协议中的有关规定,并交给我审 阅。文件的主要段落是:“基于统一后德国将隶属北约、联邦国防军将留在北约一 体化指挥体制内。其部队将留驻今日西德的领土之上这一前提,国家人民军的武装 力量将在全德首次大选开始之前的立法阶段留驻现今东德的领土上,其实力和体制 将作相应的改革,以便未来成为统一德国武装力量之一部。 在此过渡时期——它将隶属于德国国防部长以及委任的一名国务秘书(或一名 特殊部长)领导;——根据两德政府达成的协议以及现有的国际条约,将确定其与 联邦国防军保持适当比例的实力;——其编制应独立于北约一体化之外。这一点亦 适用其空军与海军;——其军队法、内部管理体制、兵役与民役法、法制体系、社 会保障制度和专业训练方法等均应进行改革,以达到建立统一军队的目的。 埃贡。巴尔之所以建议以一个立法阶段为最大时限,其理由是:一方面需要较 长的一段时间“进行必要的改革,从而对两军的协调富有意义,而这一改革在今后 数月内根本不可能完成”,另一方面,他是想从时间上限定过渡期的有规定。 有关高加索峰会成果的消息刊登于1990年7 月17日的报纸上。当我读到这一消 息时,感觉到这些决定似乎比西德联邦总理在谢列斯诺沃茨克发表的声明略微聪明 一些,眼光也远一些。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我对巴尔的印象, 也通过与他的多次交谈以及他的几次答记者问而得到了证实。巴尔的访谈录中,1990 年7 月24日由裁军与防御部新闻处发表的那一份已作为附件12列于书后。在这次采 访中,他丝毫没有回避任何尖锐的问题。 在国家人民军内,许多军职和文职人员都为戈尔巴乔夫与科尔会谈的成果感到 震惊。1990年7 月14至20日期间的形势报告表明,人们的惊讶主要起因于苏联同意 德国未来加入北约和联邦国防军派驻东德,人们担忧“此举提前决定了国家人民军 最终毁灭的命运”。民主德国政府或总理居然没有参与这样的会谈,令大家感到遗 憾,有些人也表示了不理解。人们进一步加深了“别人决定东德及其人民军的命运, 却不顾及东德主管政治家的立场”的印象。 人们从而始终表示怀疑:东德政府或裁军部长究竟是否能够在第二个国家条约 中确定其外交和安全政策设想——包括国家人民军的未来。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肯 定会有大批军人从军队辞退。第6 区舰队的职业军人作了简洁明了的表述:“在转 折以前,我们受到了欺骗和蒙蔽;今天,我们已经被背叛和出卖。” 在这样的情势下,军人们于7 月20日根据人民议院审议的新誓词举行了军旗宣 誓仪式。5 月间刚刚入伍的士兵按照这种模式举行了宣誓。其他军人,有的根据老 的誓言宣誓忠于工农政府和保卫社会主义,宣誓将与苏军并肩作战。有些年龄较大 的军官则只进行过军官宣誓,因为1956年之后的几年内没有军旗宣誓誓言。 从国家法的角度来看,在采用新誓词的同时废除旧誓词是合法的,因为否则士 兵们必须以手中的武器阻止西德联邦国防军部队进入民主德国领土。经过民主选举 产生的议会在圆桌会议上讨论制定的新誓词,从政治与道德内容上看也很重要,因 为它标志着东德的根本性社会改革,标志着对人民议院和政府的忠诚。 因此,部长在7 月20日下达关于启用誓词的命令时宣布:“民主合法的、真正 扎根于人民并代表着人民利益的国家人民军,在民主改革的进程中已经并仍将继续 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支军队时刻准备以审慎与负责的态度,在统一的德国国土防御 部队中占据自己的岗位。” 埃佩尔曼部长之所以选择1990年7 月20日宣誓,因为这一天是当年帝国军队中 爱国军官试图举行反法西斯起义的纪念日,从而有意识地发出信号,希望已经开始 转轨并将继续转轨的国家人民军,将遵从民主与国家利益,摒弃任何形式的专制。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施特劳斯贝格裁军部里的两座指挥大楼是根据1944年7 月20日事件中的两位人物命名的:劳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和亨宁。冯。特雷斯 科夫。在庆祝这一时刻之时,应邀者除了高级政治家外,也包括反希特勒政治与军 事抵抗战士荣誉称号获得者及其家属。 政治局势的发展速度之快,已经超出了春天所期待的程度。人民议院实际上已 经作出了取消民德这个国家的决定。此时,越来越多的职业军人问道,离东德终结 不过还有短短几个月,何必还要向这个国家和军旗宣誓呢?换言之,他们有可能拒 绝这一仪式。在这样的状态下,还能指望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诚然,人们没有强迫废除宣言。作为道德上的一种义务,拒绝誓言同样不能课 以刑法——像针对作伪证那样。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理应十分客观地宣誓, 理应采取这种以和平为方向的誓词,从而告别旧日的誓词或军官誓言,宣示对民主 德国及其最高人民代表机构的忠诚——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部内讨论得出的 结论是,凡是不愿意采用新誓词的职业军人,统统予以开除。 对合同军人和基本役士兵的处理方式则有所不同。军人事务专员米歇尔。哈恩 在致埃佩尔曼部长的一封公开信(此信也发表于7 月2 日的《趋势》周报上)中指 出,为数众多的询问、呈文和个人谈话表明,一部分合同军人也打算拒绝宣誓。他 们希望以此举强行离开军队。许多动机(因人员紧缺而导致负荷过重、对获取工作 或学习机会的担忧,等等)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反对这一倾向的理由也是合 情合理的:过多士官和合同军人的退伍,会危及军队的行动能力。因此,专员认为 只存在对所有拒绝宣誓者采取统一处理方法的可能性,要求部长尽快作出决定。 部长打算对这封信作出答复,要求我与米歇尔。哈恩共同起草回信。我们未能 立即达成一致意见,因为军人事务专员认为应当一视同仁,即开除所有“拒绝宣誓 者”。我则担心最终没有人来警戒那些堆积如山的武器装备。在裁军部法律专家的 陪同下,我们后来决定作出妥协——不参加宣誓不应成为开除军人的理由。 埃佩尔曼致所有军人的回信刊登于7 月6 日的《趋势》周报上,引起了积极的 反响,人们几乎把这视为具有所罗门国王式的智慧之举。信中表现出了对那些认为 与其半年后退伍、不如立即回乡者的理解。同时,又要求“指挥官先生们”不仅要 充分重视对个人而言十分困难的各项关系,而且要小心斟酌拒绝宣誓的个案处理方 法“。对此的反应很大,在军人们看来似乎是一种要挟:职业军人能否留任取决于 是否按照新誓词宣誓。也有一些说法十分荒唐,例如第1 摩步师内有人要求更换帽 徽,另一方面却要向国旗宣誓。 代理部长阿布拉斯国务秘书于是决定,向人民军军人发放饰有新帽徽(无国徽) 的常服军帽和野战军帽,并要求于7 月20日首次佩戴。对此,人民议院并没有提出 决议(军装的定型原本是经议院批准的)。因为人民警察与内政部其他制服部队的 帽徽仍然沿用,所以我问阿布拉斯是否已与内政部长迪斯特尔作过协调,这一方案 是否提交过政府。他说还没有这样做。我建议道,至少应当向内政部长(他同时也 是副总理)和总理汇报,以免他们直到7 月20日以后才能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 何况,内政部现在还是佩戴老式帽徽,铁路局则始终只佩有黑、红、金三色。 在第二版刊登埃佩尔曼的命令和公开回信的当日《趋势》周报上,第三版刊载 了一位来自希尔德斯海姆的弗吕德先生的读者来信,题为《关于国家人民军及其军 官的未来》。他在信中粗鲁地指出:“多年来一味为昂纳克政权服务的军官”,原 则上不应留在未来的德国军队内,也不宜留在东德领土上的国土防御部队内。“个 别军官或许可以在某些行政管理岗位上留用,但无法设想的是,怎么可以让一个有 着统一社会党历史的上尉到民主化的德国武装力量中担任连长?对他下属的士兵来 说,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这种理论以及类似的非正式与正式表态,均在军内引起了越来越大的不安。与 此同时,两德谈判内情也不断泄露。这些现象促使我在7 月24日给总理写了一封信 (见附件11)。 出于将人民军有序地过渡至德国统一轨道的责任感,为了与成千上万军人的呼 声相一致,我在信中简要申明了我们对保卫和平、对转折与统一的立场。同时我也 指出,政府在这一关键时期对武装力量缺乏明确的立场。人民军官兵有权利期望在 统一条约中见到各种明智的规定。 我把这一步骤事先通知了埃佩尔曼部长。由于我未从总理办公室得到任何答复 ——这是它的一贯做法,我认为有必要通过传真传向各级指挥官,要求他们把这封 信的内容通报其部属,尤其是职业军人们。 不久,从陆军(如第11摩步师)和海军(如第1 区舰队和第18海岸导弹团)均 获得了反响。职业军人们期望所在部队“应当为着人民军官兵的利益挺身而出,必 要时也可以采取非议会手段,即像内政部官兵那样走上街头”。 7 月间,连基本役士兵和合同军人也开始参与示威与罢工了,因为他们担心建 立货币联盟的后果,担心他们的伙食和津贴费没有保障。 毫无疑义,当7 月1 日引进西德马克时,几乎每一个东德公民起初都得到过某 些好处。人们手中有了“硬通货”,商店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排队的现象仅仅出 现在兑换货币或边界哨卡处。人们在国外不再是二等观光客,一些东德公民开始开 着西方轿车出国度假——当然某些车辆并非处于十分安全的状态。 然而,部队的供给不得不着手转轨,这在补给管理方面带来了相当突然的变化, 因为采购时不得不在“自由市场上”面对很大差异的物价。 部长已于6 月间下令提高伙食费65芬尼,自7 月1 日起增加到5l马克,与联邦 国防军的伙食标准相符。但是,7 月1 日之后,无论在东德内部还是与西德相比, 物价差异都很大。一些驻地发来了报警信号:伙食费之所以尚能够用,只是因为在 部队人伙者数量很少(自军事改革以来,并不强行规定在部队人伙),也是因为尚 能依靠现有的食品储藏。 由于部队给养紧缺,军人事务专员也多次向我提出申诉,于是我委托后勤保障 部长霍夫曼海军中将与主管给养的官员们一道去了解情况、商议稳定局势的措施。 7 月30日,报来了第一批审查结果的报告。部队总体而言能够应付5 *马克的伙食 标准。尽管下一步不可能迈得很大,但另一方面,休假期间发放双倍伙食费的规定 引起了相当积极的反应。 关于军响的问题麻烦得多。埃佩尔曼在6 且J2日的工作会议上宣布:自8 月1 日起基本役士兵的军切增加叨马克,从而与联邦国防军的军切差距不足5 马克。然 而,财务局长提醒道,根本没有资金保障如此大幅的提薪。尽管缺乏资金保障,部 长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而且作了公开宣布。这一消息当然受到了士兵们的大力欢 迎。 提高军值无疑拥有许多理由,不仅仅缘于东西部士兵的平等待遇。在我们这里, 许多商品也确实贵了很多,尤其是非酒精饮料。价格上涨的商品中也包括啤酒、饭 馆餐费乃至鞋油、牙膏等日常用品。 然而,财政上并没有这笔资金。各部队都有这样的抱怨,尤其是那些与上级指 挥机关驻在一起的各分队与设施。例如,有人从第2 警卫团获悉,提高军响的计划 现在尚无保障。于是,士兵们威胁要罢工。 我预感到局势不妙,因为某一部队的罢工行动可能在其他部队引起连锁反应— —他们的要求并非不合理,无非是要求增加物价补助、家庭补助等费用。但是,我 们并没有相应的资金。这是我从财务人员那里听来的。我请来财务局代理局长,他 证实了提炯没有保障的现状,并告诉我,在这方面现在未采取任何步骤。他认为应 当由政府作出决议。他还向我透露了一点绝密情况:统一条约中并未包含有关武装 力量的内容。我在了解这一规划时得出的结论,条约中确未包含有关退伍军人的任 何规定。这一点令我大为不安。 于是,我请求面见国务秘书阿布拉斯——他仍在代理部长。他于7 月27日会见 了我。在场的还有职业军人协会主席尼克尔上校博士和副主席卡登中校。 我首先谈到了部长宣布要提高军值这一问题。我说,如果不能兑现这一许诺, 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把士兵从街上拉回来。阿布拉斯国秘显然很清楚事态的严重性, 命人起草一份给部长会议的决议。在军内“发薪日”之前,我们还有两个多星期的 时间。 尔后,我又提到了对统一条约结构的几点看法。阿布拉斯对我居然已经了解条 约的内容感到惊讶,他说,如果条约中未包括这些内容,说明也许原本就未计划在 内。我立即指出,最先起草的文件中曾经包括人民军。阿布拉斯的反应相当激动, 质问我:总参谋部究竟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干涉政治?由于职业军人协会也表达了 对统一条约的看法,国务秘书总算答应考虑我们的意见。 除了这件事以外,我在那几周内不断地面对有关统一条约的问题,不过大都是 以间接的方式。不时会有一些报告传来,如人民军拥有化学武器,向伊拉克出售武 器等军队“犯下的”所谓严重行为。每当此时,我不止一次地受到阿布拉斯国秘的 批评,意思大致是:“如果此事属实,联邦国防军连一个人民军的职业军人也不会 接受!” 7 月中旬,西德媒介开始散布消息,称人民军内储存有苏军的毒气武器,人民 军拥有大量化学战剂。其实这并不属实。人民军历来只拥有很少量的此类物资用于 训练和体验防毒面具及其他器材的性能。化学勤务部队司令纳格勒少将提供了详细 的数字:705 克神经性毒气,206 公斤能够灼伤皮肤的化学战剂,38克精神致毒化 学物资。我们邀请国防军领导人前往视查,以便他们确切了解真实情况。 7 月18日和19日,一个由12人组成的专家小组视察了人民军化学勤务部队及其 仓库,重点是位于施托科夫的训练基地。我可以坦然地面对这一监督。结果证实了 我们提供的数据。但是,阿布拉斯国秘仍然担心会发生不利于他这位代理部长的突 然事件。 8 月上旬又传来了新的丑闻报道:人民军向伊拉克,也就是向危机地区出售了 舟桥坦克。萨达姆。侯赛因于8 月2 日派兵人侵科威特,联合国安理会于吕月6 日 宣布对伊拉克实施贸易禁运和财政与军事制裁。部长的一位助手施特凡。施瓦茨拿 着这样的报告来找我。我指出,人民军从未进行过此类外贸活动,这些贸易是由外 贸部,也就是如今的经济部负责的,在这个部里派有几位军人。我请他专门去找工 程技术外贸部门了解详情。 因为是周末,他没有找到经济部的人,但他了解到,舟桥坦克已经在一个波兰 的港口装船待运。他以部长的名义委托我了解进一步的详情。我通过海军司令了解 到,确有部分舟桥坦克已经在格了尼亚装上了一艘挂有伊拉克国旗的船只,该船已 于7 月13日离港,现在应当已经位于地中海海域。 部长于8 月13日指示我设法制止该船继续航行。我提醒埃佩尔曼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该船已经不再位于我国领海,任何步骤都只能通过外交部进行。 在追究责任时,三名军官被解除职务,尽管没有指证其犯有何种罪名。之后, 由国务秘书马尔钦内克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对此进行了调查。我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 员。委员会与吕月16日证实人民军在这一案件中不承担任何责任。三名军官的解职 命令予以撤销。 然而,部长周围又有人放出风来:人民军之所以没有承担责任,原因可能是联 邦国防军不愿意受到此类罪名所累。不管这一说法出自东德人还是西德人之口,我 对此说法十分气愤,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军队的整体评价与判断。即使人民军某些军 官确实担有责任,又与其他的军区司令、师长、团长或营长有何干系? 8 月底或9 月初的一个星期日,国务秘书阿布拉斯要求我立即去裁军部。肯定 发生了什么事。究竟是什么事呢?如果是军内出了事,作战值班人员肯定会向我报 告。这么说,肯定是军外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 与我一同被召到部里的还有总参谋部部队侦察局长罗特尔少将。他也不知道发 生了什么事。然而,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内情:阿布拉斯国秘从波恩获悉,人民军储 存着前国家安全部的大量录音载体。在参观部队侦察系统的指挥设施时,罗特尔将 军向西德国防部联络组的一位军官展示了三个装满录音与数据载体的地下车库。这 些车库受到了严格的警戒。那位西德军官对这件事感到困惑,于是向上级作了汇报。 起初我也感到很恼火:为什么好几个月没有人关心这批数据载体?阿布拉斯先 生认为,这件事又会危及统一条约中有关武装力量的条款。因为,与国家安全、数 据与录音载体或档案有关的一切,均是烫手的铁块。 如今,人民军,尤其是警卫团确实从国家安全部接管了大量武器、战斗车辆、 器材与装备。还有一些物资是由公民委员会在解散国安部/国安局时转交我们的。 例如,海军接受了一批数据与录音载体用于训练目的。经过长期调查后确认,部队 侦察局地下车库内的数据与录音载体并未包括十分复杂的内容。至此,这一风波总 算平息了。 另有一事并未平息。在与阿布拉斯于7 月27日就士兵军响问题交谈后,问题并 未解决。部长会议没有接受议案,原因之一是担心文职人员也会立即提出提薪要求。 在发烟日前两天,仍未作出任何决定。于是,我前去面见部长。部长自8 月6 日起重新在位了。我提醒他曾经对士兵们作出过承诺。他迫切地了解兑现诺言的各 种可能性。他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他问我,听说我军的军官与士兵人数大致相同, 不知道是否属实。当我表示肯定后,他建议每个军官为士兵提值捐款50马克。 我当即语塞。当我恢复理智后,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解决方案表示拒绝,因为这 事关国家对服兵役者应负的供给义务,事关主管部长、议院议员乃至执政党(“民 主觉醒”于8 月初加入了基民盟)之一的党主席的诺言。 我指出,如果不能兑现这一诺言,他在其他方面的许诺也会失去信任。何况, 人民军官兵以往确实曾经多次捐款,但或多或少是自愿的,如今他们已经厌烦了这 种做法。再说,一个家有两个孩子、妻子失业的连长,如今对每一个马克都缺不了。 部长表示尊重我的意见,许诺将在第二天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由于没有得到 积极的反响,我再度去找部长。他当着我的面向总理汇报了局势。看上去,似乎德 梅齐埃作了承诺:第二天的部长会议议事日程中,第一项就讨论提高军响问题。 部长向我们通报:议案被否决了!但是,裁军部被授权从现有的国防预算中重 新分配资金。我们找到了一种可能性,即动用奖励基金和成果补助基金。这种做法 原本不合理,因为这笔资金是为所有军职和文职人员规划的,不应只用于服基本役 的士兵。但是,距离统一不过只有数周时间,何况训练量也已减少了,所以挪用一 下未尝不可。我感到一阵轻松,将此信息传达给各军种:自8 月起提高军铜。 尤其令人忧郁的是另一些消息。夏天,部队内不断传来裁军部的信息——部长 第刀、26和28号命令。 第刀/90号命令下达后,人民军各高校停止训练活动。第4 学年的军官生尚可 获得毕业文凭,第2 和第3 学年的军官生全部退学——任何人没有机会在国防军内 担任教员。原已批准于1990年人校的学生,全部取消人校资格。 这一决定对许多军官生乃至家长来说实在无法理解。这些年轻人之所以选择了 军官生涯,并非仅仅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且还有其他种种动机——出于对航 海的爱好,酷爱飞行,对机械感兴趣,具有与人们打交道的本领或偏爱军事传统和 军人行为举止。他们在转折前后的表现已经证明,绝大多数人拥有民主思想和批评 精神。 自7 月25日至8 月3 日,我访问了各军种的教学机构。从军官生至校长,情绪 普遍低落。但是,他们并没有无所事事。到处都可以听到各种设想:或许可以将拥 有良好设施和一大部分教学人员的教学机构改建为转业学习或训练机构,或者将其 作为私人经济实体融人地方体制,适应地方的需求。 大多数人都很清楚,联邦国防军几乎不会接受任何一个教学机构作为军校留用。 对一支削减后的德国军队来说,他们已经拥有足够的训练力量。但是,有关高等院 校及其教职人员的未来前途,必须由政府作出决定——也要经过与波恩国防部的协 调。我无能为力,因此只好鼓励各院校教官以及其他员工的各种设想。在我看来, 他们的计划都是相当理智的。 第ZI/90号命令对部队的情况造成了持续的影响。埃佩尔曼自5 月2 日指挥官 会议以来建立的信任预支款,逐渐消耗殆尽。鉴此,我认为部长有必要召集各院校 代表开一个会,尔后再对各院校及其人员的未来命运作出规定。他表示同意。此会 定于8 月27日13时在施特劳斯贝格的会议中心召开。 像以往常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次部长又因故不能到会,委托国务秘书维措雷 克博士代表他出席。维某并非第一次充当消防队的角色,迟到了一个小时才到会。 这位议会国务秘书对会议的主题——教学机构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可说的,因此 向与会者通报了两点情况:一是西德国防部长可能在东德加入西德时发布一道命令, 届时前东德人民军官兵将据此调整各自的工作勤务;二是未来东部联邦军区司令部 的可能组成情况。 有关教学机构的种种问题,我曾两次向联邦国防军驻施特劳斯贝格联络小组组 长里希特准将提及。里希特是一位聪明。谨慎的人,也许他已经看出这一问题对未 来的意义,对有关人员的命运表示了理解。但是,直到我退出人民军的那一天,他 也没有对我的问题作出回答。 我们心里很清楚,统一将给人民军及其官兵的带来深刻而痛苦的影响,但是, 我们始终不清楚的是,一切事态的发展方向都是快速地、激烈地对人民军、尤其是 人民军官兵进行破产清理;在国务秘书——包括波恩国防部——的动听词句后面, 跟着而来的是专家们粗鲁无礼的行为。 8 月7 日,刚刚结束休假回来的埃佩尔曼部长召开例会。他将于8 月8 日参加 部长会议和人民议院联席会议,8 月9 日将去布拉格与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会晤, 8 月10日将在圣彼得一奥尔丁(施莱斯维希——霍尔施泰因)与施托尔腾贝格进行 单独会谈。 8 月7 日的会议上,讨论了东德军事改革的最后几个步骤。其中包括取消观礼 阅兵仪式和更新人民军指挥机构等问题。此外,还作出决议,撤销负责国家公民工 作的部门。为此,起草了国家人民军司令的第26号命令。 除此之外,还要起草部长致所有指挥官的一封信。指定巴尔斯中将(代表议会 国秘方面)和施密特上校(代表人事局)协助这一工作,由国家公民工作局局长安 德尔斯少将主笔起草。会上的基本问题与人民军面临的问题相同:官兵们今后干什 么?从事国家公民工作者大都是以往的政治军官,某些人早在转折之前或转折期间 就积极地支持军事改革。然而,西方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对人民军内那些 “愚昧的政治乌合之众”的扭曲看法,早已十分普遍。这种看法与现实并不相符。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前政治军官中不存在“混凝土脑袋瓜”。 我们早已猜测到,联邦国防军几乎不可能接受任何一位政治军官作为职业军人。 实际上我们也能理解这种做法。但是,政治军官也是人民军军官,也曾受到最好的 教育,也曾以高度的责任心履行过自己的义务,因此,应当像人民军所有其他职业 军人一样,受到同等待遇,应在同样的条件下享受社会保险或职业训练的可能性。 换言之,他们在国家公民工作机构解散之后,理应调整新的工作岗位,或立即安排 到地方工作,或进行转业培训,或者享受延长期限的供给待遇。 此外,还讨论了接管文化、科学机构以及属于这些机构的大量物资的有关规定, 尽管这些机构与前政治与国民工作很少有干系。这一切都要在部内协调,并明确地 在命令草案中得到表述。据我所知,这些内容构成了部长的一封信。埃佩尔曼阅后, 将此信签署为第26/90号命令。 在此期间,有关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如人事局和与会的军官)传到了各部队, 并下达了有关的具体指示。当消息传到部队时,已经归结为一句话:部长命令遣散 所有从事国民工作的军人! 我们从部队的情况报告中得知,愤怒的反应十分强烈。这一情绪也感染了部长, 第二天的工作会议上重新提到了解散国民工作的议程。所有责任都推到了这份命令 的起草者身上。但是我们能够证实,这种愤怒的情绪早在命令颁发之前就已经开始 了。 我当然为这份命令进行辩护。所有人都大声地表态赞成或反对这一命令。然而, 我刚刚宣读了几行命令就得出了结论,大多数与会的文职人员根本就没有看过原文!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份命令是得体的。 尽管如此,部长还是决定写一封信。这一回,他指定维措雷克博士负责领导, 由部长顾问班子负责人赫普斯特先生负责起草文件。他将在8 月15日的工作小组会 议上商议此信。那一天早晨,赫普斯特来找我,给我看他写的草稿。我创览了一遍, 得出的结论是:此信内容不能发出。对那位西德自民党人来说,即使出发点十分善 良,也难以理解人民军职业军人、尤其是前政治军官的思维和感情世界,因为他无 法深人了解和理解,并得出痛苦的结论。 与迪特马尔。赫普斯特争论信件内容的所有观点,自然没有多大意义。因此, 我援引了第26号命令的原文,再次阐明了我的观点:这一命令已经得到了人们的理 解,目前已不再成为批评的焦点,所以这封信已经是多余的了。在场的军人,包括 维措雷克博士,都同意我的观点,要求取消这封信。 8 月7 日,改革人民军指挥体制的议题提上了部长会议的议事日程。然而,会 上作出决议,55岁以上的职业军人在统一之前进入扩大时限的供给状态,即提前退 休。这一举措关系到裁军部和各军种指挥机关以及教学机构的大部分军官。人民军 领导人同意了这一决定,此立场符合政治理智与军事逻辑。我们的想法是,至少还 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将校军官能够获得机会,能够将人民军现有的一些优长之处带进 未来的全德武装力量。 然而,有传闻说,50岁以上的职业军人统统要被辞退。这一规定将使现任领导 层无人能够留任至统一之后。在部长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汇报了军内形势和有关 传言的相应规定。我表明,人民军领导层虽然同意辞退55岁以上的职业军人,但不 同意以50岁为界。总参谋长格雷茨中将情绪激动地支持我的立场,并补充了一些观 点,认为应当态度坚决地拒绝这一规定。尼克尔上校博士和各军种司令也赞同我的 观点。令我惊讶的是,在我们积极表态之后,人事局长格尔德。恩格尔曼要求发言, 并建议将第28号命令中原本包含的辞退55岁以上者的规定,扩大至50岁以上的职业 军人。由此看来,传言果然确有背景。然而,我们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埃佩尔曼部 长在审批辞退军官的名单时原本只想特批少数几人例外。但是根据经验,“不可或 缺者”的名单总是会越续越长的。因此,人民军领导层只作出一个例外决定,即留 用预算局局长卡登少将。我表示同意部长的观点,部长果然作出了这一决定。卡登 少将说,他不想成为惟一的留任者,因此主动要求辞职。 及至统一条约中的规定公布之后,50至54岁年龄组可以自行决定,或者留任, 或者在1990年年底之前提前退休。据我所知,大多数人选择了年底退休。由此,联 邦国防军领导层实际上早在10月3 日之前就已经成功地达到了“斩首打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