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告别 1990年4 月,我向新任命的裁军与防御部长表示,愿意以国家人民军司令的身 份继续服役,并承诺,尽管我与他及其政党朋友们有着世界观和政治上的差异,但 我仍会对自由选举产生的东德人民议院和德梅齐埃政府保持无条件的忠诚。我之所 以这样做,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我们仍然属于华沙条约组织,尽管局势已经明朗化,华约内部将发生变 化;基于大多数东德公民的愿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东德也将与西德合并,从 而也会迅速地发生变化。但我的观点是——这里表述的也是我与埃佩尔曼谈到的观 点——在削减我军所承担的军事义务时,务必顾及体面与尊严,务必尊重我们伙伴 国的安全利益,务必维护我们与战友们的友好关系。 其二,国家人民军正处于变革的严峻时期,以往的服役动机已经不复存在。各 政党、社会组织、国家机关和经济界对军队及其官兵的态度仍然错综复杂。军事改 革已经带来了巨大变化,但许多变化仍在初始阶段,尤其是军队内部结构需要重新 调整,为此,应当放弃过时的敌情观念,采用西德的经验。 我认为,我有能力、也有义务参加两个历史进程。我尤其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现 有的形象,尽管军内和盟国都有不少批评的声音。然而时隔数月之后的结局说明, 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 我当时的主要动机是将人民军作为一个可信的、可靠的,而不是不驯服、哗变 甚或四处抢劫而引起不安乃至恐惧的组织带进统一的德国。 我还以为,自己可以在另一方面施加某些影响:苏联强有力的部队集群仍然驻 扎在东德国土上,而且还将留驻一段时间;在东德人民军逐步摆脱军事联盟义务的 进程中,希望得到苏联将领的容忍。当然,不可能指望他们会感到欣喜,但是至少 希望他们能够认可这一进程,不要恼怒,不要或多或少地公开采取敌对行为——他 们本来是有各种手段可以利用的。 有一种猜测并非没有道理:苏联及其军队很可能会突然感到自己是国际缓和中 的真正失败者,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数百万人的损失似乎变得毫无价值,德国 的统一似乎是对战争结局及其艰难所获胜果的一种修正,是对其安全的一种新的威 胁。 苏联将领的一系列失败,尤其表现在计划于夏天举行的联合武装力量演习方面。 早在7 月16日戈尔巴乔夫与科尔的高加索首脑会晤时,我就与联合武装力量参谋长 卢波夫大将会了面。当时,“花岗岩”演习中东德防空力量的全国性空军战备演习 正处于结尾阶段。 在谈到我对时局和这次演习结尾阶段的印象之后,我同卢波夫谈及了两个问题 :一是人民军退出华约武装力量的方式方法;二是我军参与“友谊”陆军联合演习。 第一个问题的决策并不复杂。空军在值勤体系中的任务和海军舰队在战备勤务 中的任务,均应以华约总司令下达指令的方式逐步结束其效力。我们达成一致意见 :人民军总参谋部的军官,在联合武装力量代表的参与下,制定一项从华约部队退 出的计划。这一计划应由人民军司令和华约联合武装力量参谋长签署,由东德国防 部长和华约总司令批准。 国家人民军驻莫斯科联合武装力量司令部的军官和联合武装力量司令部驻东德 的军官,均应于9 月30日之前回到各自家乡国。保密文件和技术装备应由人民军自 行销毁或退出。人民军的退出,应以签署一项备忘录的形式确定,由东德国防部长 与华约总司令签署。 我和卢波夫大将在他对代理国防部长阿布拉斯国秘进行拜访时表明了这一立场, 阿布拉斯对此表示同意。总参谋长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由维尔纳。齐克曼少将担 任组长,负责起草这一计划。8 月初,在卢波夫逗留东德期间对此计划作了协调和 签字,尔后呈交埃佩尔曼部长批准。 我在7 月16日与卢波夫大将所谈到的第二个问题,即人民军是否参加1990年夏 季联合武装力量最后三次演习中的最后一次“友谊”演习,其难度大得多。 计划参加这一演习的有苏军西部集群、波兰军队和东德人民军(人民军参演部 队由陆军司令施凯拉中将负责指挥),因此人民军也参加了演习文件的起草。 考虑到政治局势和我军的兵力状况,我们已经决定不参加较大规模的部队演习, 仅以象征性的兵力参加一次司令部演习。在设计演习计划时,我们也脱离了以往的 计划模式,避免涉及以往通常的“北约与华约之间紧张关系激化”模式,演习行动 以南北向作战取代了东西向作战。 7 月9 日,在总参谋长在场的情况下,我陈述了关于演习的想法。我们所关注 的重点是,这一演习至少应当符合政治现实,但是要抱有最好与联合演习保持距离 的见解。 时至1990年吕月,距离从华约退出和与联邦国防军合并只有短短几周时间,此 刻的国家人民军官兵怎么还会对这样的演习感兴趣呢?早在春季就已经出现了一些 反对与苏军联合演习的呼声。 然而,退出演习的决定不能由我们这个级别作出,何况,埃佩尔曼部长6 月间 在施特劳斯贝格曾经宣布东德将参加此次演习。于是,我们按照以往参加此类训练 时的惯常做法,向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发去了我军的演习文件。与此同时,我们向 他申请退出此次演习。 7 月16日,我再次向卢波夫申请退出“友谊”演习,理由是即将实现德国统一, 况且在目前的政治框架条件下,制定共同的训练目标是否有失明智。但是卢波夫认 为,此举关系到当年度训练计划的完成。此外他还强调指出,只要东德还是华约成 员,国家人民军就必须履行其联盟义务。 双方的立场都比较强硬。我已经为这种态势预先准备了妥协方案:或许可以在 各自的领土或驻地,在统一想定的基础上实施演习,即波军在波兰,西部集群和国 家人民军在东德参与演习。我们将把这一想定文件同时发往其他军队。结果,我们 就这一建议达成了一致意见。 由于我们的这一妥协已经解决了“友谊”演习问题,因此我向卢波夫大将提出 建议:在第二天会见国务秘书阿布拉斯时不要再谈及此事,而是集中精力讨论东德 脱离华约组织的计划。我在会晤前向阿布拉斯通报,“友谊”演习问题已经得到了 解决。 然而,当卢波夫在会晤期间再次谈到了“友谊”演习问题、而且态度比前一夜 更加强硬时,我们顿时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很可能又与莫斯科通过电话,莫斯科 要求他务必迫使我们遵守国防部长委员会会议上的承诺。 但是,我们的立场也很强硬。其结果是,演习的实施仍然按照我们提出的妥协 方案进行。在陆军中,举行的是司令部演习,参演兵力使用的代号是“北风”。于 是,这一演习没有引发政治丑闻,也没有在我军官兵中引起愤怒。 更令我惊讶的是,埃佩尔曼部长在8 月19日的《星期日世界报》上刊文道歉: 他不应在德国统一前夕下令参加以西方为假想敌的联合演习。在当时的西德,真的 有人相信国家人民军枕戈待旦,正在等待进攻的命令? 实际上,我们当时与华约组织有关的计划只有一个,即在东德、波兰和捷克斯 洛伐克之间的三国交界处以及佩内明德采取军事政治舆论宣传措施,目的是隆重地 与昔日盟军告别。 然而在实施上述计划时,某些媒体开始发难。它们对有关友军合作与作战计划 的文件较少兴趣,而更大的兴趣在于一些属于保密范围的现役技术装备。 在埃佩尔曼部长看来,他对这些文件几乎亲自负有责任,因而希望我把文件妥 善保管在保险柜中,因为他认为那里最为安全。可是,保险柜内当然不可能有很大 容量,需要保密的毕竟是一整套作战、情报、警戒兵器的技术资料。 在我们的退出华约计划中,还包括着一项近期移交的方案,其中详细规定了人 民军何部队或司令部将奉命向西部集群何部门移交何种武器、器材和文件。因为, 在议院作出决定之后,东德随时可能刻不容缓地立即加入西德——1990年6 月17日 就差一点走到这一步。 这些情况,我们也向联邦国防军的联络小组作了通报。利希特准将不仅了解人 民军从联合武装力量退出的计划,而且知晓保密装备的清单。 最令我们头疼的是这一批技术装备。在当时的采购合同中,到处都附加有限制 条款,要求东德未经供货国的同意不得对外透露这批技术装备。我们的立场是,凡 是已经提供新独立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使用的苏军技术装备,均已不再符合保密级 别。苏军代表对这一立场给予了默认。 但是,究竟应当如何处理那些“真正的”保密装备呢?一共有四种可能性:由 苏联回购;无偿交回;在东德就地销毁;在苏联的同意下出售给第三国(如其他华 约国家)。双方相对立的利益点是十分明朗的:苏联想尽可能多地无偿回收,我们 想尽可能多地出售,因为东德的这些作战兵器并非无偿获赠。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苏联和东德分别派出工作小组进行会商。苏方组长是大使 馆的商务参赞,德方组长由我担任。我们相当紧张地工作了三天,还参观了这批特 种装备。德苏两国间的友谊和战友情谊,并未能帮助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于是,我 们将已经解决和尚未解决的问题一揽子落成文字,交由埃佩尔曼和亚佐夫定夺。在 两国部长交换信件作出抉择之前,这批保密装备暂时存放在西部集群。 9 月5 日至7 日,我在裁军部其他军官的陪同下来到苏联,分别在莫斯科、列 宁格勒和基辅向留学和助勤的军官解释统一条约的相关规定,为他们于1990年10月 1 日前回国预作准备。 在苏联逗留期间,我受到了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和总司令鲁舍夫大将的接见。 两人都对条约中有关国家人民军的规定颇感不安。在几乎35年的历史上,他们所经 历的东德人民军始终是苏联武装力量最可靠的盟军之一。如今,这支军队已经行将 终结。鲁舍夫本人曾经多次在东德任职,其中最后一职是西部集群司令。 当我与鲁舍夫的谈话结束时,华约各国军队的代表已经聚集在联合武装力量司 令部。在欢送仪式上,总司令感谢了东德国家人民军官兵数十年来可堪信赖的职守, 感谢人民军为加强华约军队的战备状态和战斗力、为保卫和平所作出的贡献。我也 作了答谢讲话,并保证——不仅以我个人的名义——,即使我国不再存在于这一政 治和军事联盟当中,昔日人民军的许多官兵未来肯定仍将致力于维护我们各国人民 之间的友谊。 在高加索首脑会晤中,命运的色子已经落地,国家人民军的命运实际上已经盖 印加封。西德政府事实上已经完全操控未来统一后德国的所有安全与军事政治关系。 东德方面是否还有能力或愿望对统一条约的谈判施加影响?在东德消失之后,波恩 政府是否还有意愿格守这样的规定?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知道,也没有人能够作出 明智的预测。 为数众多的呈文、信函、媒体报道、讨论以及要求与建议,反映了军职与文职 人员对局势发展的不安全感。有两个例子值得一提。 1990年6 月17日,总参谋部的施泰因福特上校向总理提交了一封个人信件。信 中写道:许多职业军人之所以对自己的职业前景颇感担忧,主因并不是武装力量即 将裁减和数以千计的职业军人即将被辞退这一事实。人民军许多军官对此早就有意 识地作好了思想准备,因为这是非军事化和增强和平等造福于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完 全符合逻辑的结局。 “但是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种种显而易见的趋势:德国统一的安全政策基础,将 以新德意志国家武装力量裁减员额为出发点,而裁军进程将以东德国家人民军单方 面裁减职业军人为代价。显然,此举可以简化受到当今社会制度影响的国家人民军 职业军官团的历史评价,可以简化对前民主德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忠诚度的评价。” 然而,他认为这一问题并非可以真正地得到简化处理。他继续写道,他自1966 年起出于忠诚地为着一个美好的事业服务这一坚定信念开始了军官生涯,“由于我 的世界观立场与统一社会党公开声明的政治原则相符,与建设一个社会公正、尊重 人性的社会这一目标相符,因此我加入了该党”。他忠实于自己的思想与义务信念, 将自己的工作看做是为和平与人民幸福服役。这种使命感自然会植根于相互对立的 两大世界体系和军事联盟的构架当中。对西德联邦国防军官兵而言,或许也有同感。 施泰因福特认为,一个新的德意志国家的全德武装力量,“只有在两支武装力 量于两个国家联合过程中协调一致地融为一体的前提下才会存在,其裁军进程当然 应该以相应比例同时进行”。国家人民军的所有职业军人或许都会同意他的观点。 他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人们并没有从内政和外交问题的深刻反思中吸取必 要的教训,尤其是自东德领导人背离戈尔巴乔夫的新路线以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与苏联政策相俘的做法本应引起警觉,但是人民军的军官毕竟宣誓过效忠。“我们 的观点是,应当有纪律地、认真地履行自己的军事义务,为保证我国在和平条件下 进一步的繁荣建设作出贡献。于是,我们过久地服务于一个显然已经走人歧途、不 再为我国人民谋福利的政策。” 在他看来,1989年秋季开始的转折已经“在人民军全体军官中引起了对当前政 治立场的深刻反思和审视。这一进程仍在继续,最终导致我们向当时的国防部长和 军队其他领导人提出要求:鉴于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应当引咎辞职,从而给国家 人民军官兵以机会,使之能够建设性地投入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证明自己是真正 的人民军人。” 人民军官兵在1989年秋季以及后来几个月内、直至今日的所有表现,充分证明 “我们仍然时刻履行我们至今始终遵循的保卫和平、保卫人民安全的责任,不允许 任何人在民主德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滥用我军。这种立场绝非偶然! “我们也希望祖国统一。我们自信地支持了当前的社会变革进程,并以军队改 革步伐在人民军内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今后,我们将以诚实和严肃的态度继续参 与并投入这一进程。在创建全德武装力量的过程中,国家人民军将在自身进行必要 裁减的同时,为留役军人融人全德武装力量的一体化作出一份贡献。从国际角度来 看,我们将为消除邻国可能存在的恐惧和担忧作出努力。” 那些不得不退出现役的人民军官兵,应当在社会保障的基础上获得再就业的同 等机会。他们也应被视为统一后民族的一部分。凡是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对数以万 计职业军人的生活问题施以另类待遇的行为,几乎没有赢得任何人的理解。 举两个例子:7 月31日,第5 营建团团长克伦获上校给埃佩尔曼部长写了一封 信。他在信中强调,部长在接任之后的表态和举动在该团许多官兵那里赢得了尊重 和威信。通过他的许诺,许多军职和文职人员对未来前景产生了勇气和信心,对建 立联合武装力量和裁军过程中的社会保障看到了值得追求的目标。 然而,最近几天的态势对这一进程的继续发展没有些许助益,使得不安全感、 被欺骗感和对前景失去信心的情绪蔓延开去。导致这一局势的主要因素如下:—— 不同政治家(包括裁军与防御部内)对国家人民军在统一进程中作用和地位的不负 责任的表态,这些表态事后并未得到裁军与防御部的否认;——未公布任何关于裁 军与防御部在第二个国家条约谈判中的立场;——裁军与防御部未向部队提供任何 关于第二个国家条约谈判内容和程序的具体信息;——再就业计划的起草进程既缓 慢又不全面,对未来就业机会未作任何承诺;——裁军与防御部对“将如何处置我 们所缴纳的养老保险金”这一问题保持沉默。 这位团长请求部长,为了社会利益而立即解答该团下属提出的种种问题。 为了解答这类问题,“指挥官协商会”于8 月2 日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共 有46名军官(所有师长、区舰队司令,各兵团的团长以及团级指挥官,两大军区的 司令)。 受国务秘书阿布拉斯的委托,人事局长恩格尔曼先生作了报告。他声明,统一 条约中将对前国家人民军和边防军全体军职和文职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作出规定, 无论他们今后是在全德军队中留役、光荣退役、接受转业训练,还是调往其他部门 工作。在决定人民军和边防军官兵能否在全德军队中留役时,将主要考虑他们是否 履行了服从命令的职责,但不会追究个人责任。 恩格尔曼当天向波恩新闻界宣布——他在波恩休假时曾经应邀与施托尔胜贝格 部长共进早餐——他不再支持保留两支德意志军队,但是将有60000 名国家人民军 官兵被全德军队接受;人民军军人将不会受到“二等军人”的待遇。他指出,在新 的联邦国防军内,上尉军衔以下的军人将受到为期一年、少校以上军官将接受为期 两年的考验。一个人事委员会将最终决定他们的任命问题。 西德和东德的两位国务秘书维默尔和维措雷克,在共同前往佩内明德参观部队 时,向人民军官兵以同样的精神作了安抚性的讲话。正如恩格尔曼在“指挥官协商 会”上的发言一样,这一切只能起到短暂的安抚作用。 刚刚时至8 月9 日,陆军就报告说,提出的疑问已经越来越多:如果政府不解 答任何问题,究竟还能指望人民军对它保持多长时间的忠诚?职业军人的忍耐究竟 还能维持多久!“部长、国秘和人民军的领导层究竟对他们的军人是什么态度?难 道要把我们‘一片一片地’卖掉,以保证他们能够安全地进入统一?” 我们原本考虑起草一封人民军司令致全体军职和文职人员的信,动员他们有纪 律地履行军事义务以及其他所有任务。这封信我已经于吕月6 日签署,但是我们后 来不得不放弃下发,因为此间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各种信件、记者访谈和媒体亮相, 已经在部队引起了变态性的强烈反响。 尽管如此,今天再度重温这封信,了解一下我们当时——时在1989年吕月初— —是如何理解自己面临的任务,即如何将人民军完好无损地带进统一的德国,仍然 是有意思的一件事。我、我的副职和所有直接下属,今天都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当 年我们的这种做法完全是出于良好的意愿。 在这封信的草案中,主要内容包括:在实现统一之前短短的时间内,我们的任 务是保障应急指挥能力、所有情报系统的工作能力,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实施旨在维 持作战能力的训练活动。 这封信的结尾写道:“国家人民军以实际行动证明,她始终致力于使我国的转 折和平进行,致力于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安全,使两个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在没有内外 冲突的前提下顺利推进。我相信,我们在今后几个月内也不会令我国人民失望。” 这话只是说得容易,因为此间部长第21、26和28号命令使军内的危机进一步尖 锐化。陆军早在8 月中旬就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大批职业军人已经达到了绝 对忍耐极限。已无法排除出现示威活动的可能性。”在勃兰登堡军区,农民驾驶机 车前往人民议院示威的行动得到了军人的支持。据称,这件事可能引起效法。8 月 底,所有军种的民意表明,官兵们均对裁军部的政治领导人失去了信心。 军事领导人的形象相对好一些。原因之一,是我们能够深人部队和教学机构, 面对最为严厉的批评。有关的分析报告,也呈交了部长、国务秘书和局长们。这些 分析难免会触犯某些人。负责领导军事政治局势分析小组的梅尔克尔少将,终于有 一天被一位国务秘书叫去,因为他的分析报告不够美化而受到斥责。然而,报告中 反映的确实是真情。 9 月初,局势变得极为严峻,以致总参谋长格雷茨及其几位副手匆匆去找部长 ——当时我正在苏联,向他报告军内情绪的危险性及其原因。因为,此间已经公布 国家条约中有关国家人民军的规定细节。在8 月底首次公布条约内容时,仍然缺少 相关的内容。 8 月23日,人民议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东德于1990年10月3 日加入西德 的决议(在此之前,预计加入的时间一直是12月中旬)。8 月31日,朔伊布勒部长 和克劳泽国秘在柏林签署了统一条约。 国家条约中有关人民军的规定至今没有公开,但8 月29日的《法兰克福汇报》 以较大篇幅发表了这些规定的主要内容。在大多数公众已经知情的情况下,人民军 的职业和合同军人自然也已经有所了解。 该报报道说,究竟将如何接管国家人民军,至今仍然不得而知。尤其不清楚的 是,究竟有多少人民军官兵将于10月3 日起被联邦国防军接纳?施托尔胜贝格和埃 佩尔曼部长曾多次表示,目前仍在服役的近10万官兵中,将有5 万至6 万人留役。 (东德职业军人协会根据人口比例计算,要求7 万名人民军官兵留役。) 《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这一数字既未精确确定,也未从法律上予以规定。 迄今为止,尚难判断两国部长间事实上或口头上已经达成的理解程度。还有一个问 题尚待澄清:东德现在的军事驻地究竟有哪些将要保留,哪些将要取消?人们相信, 9 月中旬将可以从波恩找到相关答案。” 文章报道说,人民军义务兵将从第一天起就可以获得与国防军同等的军响。但 是,合同军人和职业军人则不能享受同等待遇,有关的军人法的种种重要规定将无 限期搁置起来。尔后,媒体不断传出消息:这批军人将首先“闲置”一段时间,完 全解除他们在国家人民军内曾经享有的所有权利与义务。即使那些继续留役的军人, 也不会得到原先的军衔。军人法内原文规定:“由联邦国防部长决定其暂时获得何 种军衔。部长将参考其役前所受教育、军事训练、服役时间、军事生平和在国家人 民军内担任过的各种职务,并将这些因素纳人联邦国防军相应军衔的任用可能性。” 以下合同与职业军人应予辞退:——主动申请退役者;——已满规定的服役年 限者(如合同军人);——触犯人权与法制基本原则者;——曾经为国家安全部/ 国家安全局工作过,“从而不宜继续服役者”。 以下合同与职业军人可以辞退:——已达到或超过最低服役年限者(如职业军 人);——“因缺乏专业知识或个人素质”而不能达到要求者;——“因需求量不 足而无法安置者”;——“迄今服役之机构完全或部分解散,或缩编、合并。大幅 改组,因而无法安排现职或其他职务者”。 根据上述规定,所有人都可能被炒鲸鱼。但是,也制定了某些允许职业和合同 军人继续留役的规定。他们可以在自愿基础上应征担任两年合同军人,尔后由联邦 国防部长决定其是否可以延期服役或转为职业军人。 原文中接着写道:“在转为职业军人之前,他们须接受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对其 个人素质的考核。这一委员会的组成、权限和工作程序,由联邦政府决定。凡是年 龄已满50周岁者,通常不得接纳为职业军人。”在大多数媒体毫不停息地持续公开 批评国家人民军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委员会究竟会保持何种独立性,可以任由人 们去自由想象。 可以预见,这些条文如同紧箍咒。丝毫也感觉不到是平等伙伴之间的联合,前 国家人民军的官兵和机构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发言权。所有决定权统统掌握在联邦国 防部长及其委托人的手中。 在8 月间,尚能听到某些媒体和联邦政府代表温和、理智的音调。8 月1 日, 《世界报》从波恩报道说,波恩方面不再考虑全面解散人民军的所有部队,“同样 也不再考虑全部辞退所有中校以上军官”。 8 月7 日,联邦国防军军人协会甚至打算与国家人民军职业军人协会联合召开 一个记者招待会,反对歧视人民军官兵。但是,可能是因为受到了联邦国防部的压 力,他们临时取消了这一决定。 (世界报》8 月17日从波恩报道说,由15名军官和官员组成的一个联络小组, 将于8 月20日抵达施特劳斯贝格,由贡纳尔。西蒙副司长和埃克哈特。里希特准将 带队。这个小组的任务是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人民军人员编成、编制体制、武器仓库 以及隶属关系的细节。还将讨论接纳人民军成员的程序问题。文章最后指出:“但 是有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不可能将某些军衔组别(如将军)全部辞退。据波恩此 间消息称,基本法中并未涉及这一情况。” 然而现在,这些规定——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步骤,下文中我还将提到——完全 与上述报道相矛盾。据9 月7 日的形势报告,陆军许多指挥机关和部队的60—80% 的军官表达了退役的想法;空军许多部门在讨论中一致坚决反对人民军人事变动中 的现行做法。 一部分职业军人认为,统一条约中关于人民军的规定是“部长的谎言发票—— 他把发票开给人民军官兵,尔后由他们自己承担所有后果”。此类言论越来越尖锐。 例如,第1 防空师中有人说:“部长对我们的欺骗比原来的领导人更加恶劣。”该 师也兴起了退役浪潮,大多数军官甚至要求在联邦国防军开来之前就退伍。 在海军,对统一条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国家条约中关于人民军的 条文,使人感觉到是赋予联邦政府的廉价政策,它可以据此任意处置现在的国家人 民军。自1990年10月3 日起,西德联邦政府将成为全德政府,它可以在1992年9 月 30日前根据自己的喜好任意处置前国家人民军,无须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2.国家条约的相关附件,可以任意针对任何人民军成员随意解读。它完全可以 对一个军人是否适合在未来军队中继续服役作出随意表述。在许多职业军人看来, 此举可以为清算人民军,将之视为昔日统一社会党国家的军队铺平道路。与此同时, 也绕开了对人民军自1989年10月至今的忠诚、合法表现的评价。 3.对那些自1990年10月3 日起留役的所有职业军人来说,统统开始了惶惶不安 的艰难岁月。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会被新的军队接纳,更不知在审查期6 —9 个月 之后自己将要得到的是什么待遇。此外,如果届时再被辞退,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 么样的前景。 4.尤其气愤的是那些服役年限不足25年的职业军人。他们认为,一次性的补偿 费根本就不够维持生计。 9 月中旬,人事局长恩格尔曼回答了《趋势》周报记者有关国家条约的问题。 他试图以此遏止“职业军人大逃亡”。记者问:“联邦国防军将接纳哪些军衔组别 的职业军人?”他答道:“我想应当是全部组别,直至将军。至少目前是这样考虑 的。”记者问:“年龄是否重要?”答案是:“我认为,所有年龄组别的职业军人 都有机会,包括50至54岁组别。”最后有人问道:11月3 日不能被接纳的职业军人 将享受什么待遇?“恩格尔曼先生的答复是:”他们将享受‘退出现役’的待遇。 享受这一待遇者也包括所有曾经服役的预备役军人。“ 在那些天里,职业军人协会再度讨论是否应当组织示威活动,就像其他公共事 务部门的官员们一样。作为新成立的军人利益代表组织,该协会对此已经酝酿多时 了。各级理事会已经多次向两个德意志国家的议会和政府提出申述(见附件13), 但始终没有收到任何反应。 国家人民军领导层对罢工和示威活动的立场十分透明:我们既不想单独、也不 想联合他人上街游行。我们在8 月24至28日再次到各军种和军区召开讨论会时,就 已经表明了这一立场,并得到了赞同。 然而,我的女秘书于9 月初接到一个匿名电话:“今天晚上我们上街!”尽管 我并不十分当真,因为自1989/90以来我已经不止一次受到过这样的威胁,但是我 还是与各军种司令进行了联络,嘱咐他们留神作战物资仓库的安全,并在可能的情 况下增派警戒力量,任何作战车辆未经许可不得驶出军营。我也向埃佩尔曼部长报 告了此事经过。几天后,又接到一个电话:“我们要上街!” 在此期间,政治领导层似乎也觉察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大概是在9 月8 日或9 日,我刚刚从苏联回来,部长柏林办公室的罗特上校送来一封致所有军队单位传真 函的清样,埃佩尔曼在函中禁止所有形式的罢工和示威活动。我建议不要发这封函。 第一,我估计在9 月埃佩尔曼与施托尔膝贝格会晤。12日召开人民军指挥官会议之 前,不会发生危险事件。第二,所有经验表明,某些禁令反而会导致人们做出越轨 行为,或者对他们产生挑衅效应。部长同意我的看法,这封传真暂时压住不发。 军队上周忙于应付的诸事当中,还有一宗通常不必操心的事件——与女军人们 打交道。当时到处都在传闻,说联邦国防军只能为女军人提供很少服役岗位,而且 几乎清一色是在卫生系统。但是,文职岗位却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女性(将近三分之 一)。 除了医药卫生勤务部门,所有其他部门都为女军人转编文职工作而手忙脚乱。 9 月7 日下达了相关命令,即由国务秘书和人民军司令负责此项工作的落实。我是 偶然听到这一消息的。人事局召集所有女军人开会传达工作安置问题,却没有向军 队领导层通报此情。 决议本身已经无法改变,但我认为,在与波恩商议时本来应当留有比较充裕的 时间。如今,不得不以冲刺速度改变所有的岗位计划,与女军人们签署就业合同, 以保障她们未来的就业机会。 然后,我们还要为另一批男性军人作出类似的决定:一批军衔为专业准尉的司 机。因为,联邦国防军内并没有这种军衔。 9 月11日,人民议院专门委员会审议人民军局势,收到邀请的有部长、各位国 秘和职业军人协会主席。在他们看来,人民军司令似乎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发言权。 在尼克尔上校博士的请求下,我才得到了一张请贴。但是,我并没有多少时间,因 为当天下午两国国防部长将要会晤。 我在委员会会议上提议:在全面了解军内严峻局势的同时,必须强调军人对宪 法和议会的可靠性与忠诚度。在对国家条约进行激烈讨论时,我明确指出,必须为 那些由于岗位需要或个人觉悟而留役至年底之后、从而将失去社会保障的军人们作 出必要补偿。在参加部长会晤的短暂时间内,我也向施托尔股贝格部长讲述了这一 提议。 在施托尔股贝格博士、国务秘书卡尔博土及其随从乘车离去之后,我们几个人 在部长的柏林办公室内开了一个小会。我们的议题是即将召开的,也是国家人民军 最后的一次指挥官会议。指挥官们对此次会议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们的兵团、部队、 分队和驻地未来究竟将出现什么变化?这是他们当中每个人都想了解,并想向部属 解释的问题。然而,施托尔股贝格及其随从对这些问题一直保持缄默。 我们讨论了部长的报告内容。我赞成在所有问题上持坦率和诚实的态度,包括 不要讳言近几个月来所犯的错误。此外,我要求在报告中顾及指挥官们的心理状态、 激烈反应、懊丧心态以及深深的不安情绪。根本就别想指望负责起草部长报告的赫 普斯特先生会这样做。 会议将于12日下午召开。在部长讲话之后,计划将由人事局长恩格尔曼先生主 持国家条约的探讨,由联邦国防部联络小组组长里希特准将和西蒙先生进行详细解 释。 当我来到会议中心时,格雷茨将军告诉我,大家的情绪很激动。他建议我再向 指挥官们说几句话,对他们进行安抚。我同陆军的几位代表谈了话。给我的印象是, 他们不会采取轻率的举动。他们只是请求部长能够在小范围内回答指挥官们提出的 问题。部长确实也愿意这样做。 在听取报告时,大家保持着较好的纪律。但是可以感觉到,报告内容并不符合 他们的期望。形象地说,有几位服役年头很久的老兵“脸上已经青筋毕露”。尔后, 开始对以书面形式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问题主要集中在国家条约及其附件的细节 方面。在这场问答游戏过程中,总参谋长给我递过来一张纸条。他认为,人民军领 导层也应当有代表出来发言。我把纸条递给了部长,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当轮到我发言时,我再一次提到了国家条约。我在即席讲话中请求埃佩尔曼部 长采取必要措施,务必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然后,我又简要回顾了自己40年来的 服役经历,感谢战友们的合作,要求他们在今后几天和几周内竭尽全力,使国家人 民军以一支有组织、可信赖的部队迎接统一日的到来(见附件14)。 我所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听众们或许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我在整个军事生 涯中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鼓掌场面。也许是他们把我的这次发言视为对国家人 民军指挥官的最后一次讲话,内心充满了激动。 1990年9 月15日,我向洛塔尔。恩格尔哈特少将移交职务,他以前一直担任陆 军司令部(设在波茨坦盖尔托夫区)的参谋长。同一天,还有一些人民军指挥岗位 由年轻的新任将军接任:总参谋长由莱比锡军区的施洛特豪尔少将担任,保障部部 长由安得斯少将担任(以前任刚刚解散的国家公民工作局局长),陆军司令由新勃 兰登堡军区的赖歇少将担任。 如果你没想一下,所有这些将军只在他们的职位上呆了两个星期,你就一定会 感到可笑;这一切似乎是马戏团小丑表演的闹剧。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想让两个国家不仅在口头上、而且以相应的行动真正 融合在一起,如果未来的全德武装力量内确实想保持对前社会主义德国军队的传统 指挥能力,会有少数非常年轻的将军和上校军官在联邦国防军内留役。 人事局长的名单上确实有过大约12名将军——其中甚至还有一名陆军中将和一 名海军中将——和其他一些高级校官的姓名,这些人本来应当被联邦国防军所接纳。 8 月31日,我还曾与里希特准将谈到过这个名单。埃佩尔曼部长本人曾在9 月初对 军队周报《趋势》发表过声明:联邦国防军当然不可能接纳所有国家人民军的军官, 因为根据国防军的体制,人民军的军官比例过大。“我在这里透露一个具体的数字 :在人民军现有的300 名将军中,将有30人于10月3 日以后留用。” 当时已经被公开宣布为未来联邦国防军东部司令部司令的舍恩伯姆上将,在他 的回忆录中写道:在统一的筹备全过程中,对辞退国家人民军将军的激烈争论始终 没有停息。埃佩尔曼希望联邦国防军能够接纳一部分将军,“联邦国防军军事指挥 层也有人提议在某些专业部门录用几位人民军将军。甚至个别议员也认为,不应当 一概辞退高级指挥军官,不应发生类似‘迫害基督徒’的事件。鉴于波恩以往对一 位联邦国防军上将下达的政治要求,我对这样的表态感到惊讶。” 我还想不加评论地引述这本题为《两支军队和一个祖国》书中的后续段落,因 为在我看来,这些话足够明确地反映了作者本人和东德裁军与防御部前政治领导人 的立场。舍恩伯姆将军在书中写道:“这一决策持续了很长时间,给那些对前途颇 感迷茫的军官们带来的压力尤其大。9 月中旬施托尔胜贝格向埃佩尔曼通报了他的 想法:联邦国防军不接纳任何人民军将军。我们的观点是,即将开始的新开端尤其 将在最高指挥层日益明显地发展下去;国家人民军的将军是在为了社会主义和阶级 斗争服役的环境中得到升迁的,不可能在联邦国防军中坚定地为我们的基本法、我 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法制服役。如果接纳他们,即使前东德年轻的义务兵和国民也 不会理解。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埃佩尔曼部长才表示接受这一决定。在10月 3 日前数日,他委托阿布拉斯国秘辞退了所有将军。于是,此次解职在特别仓促之 间完成,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怒。” 9 月28日,24位将军被区区一位国务秘书解除了职务——而他们的任职命令历 来是由最高国家元首颁布的。但是,这一场面我已不可能亲身经历。他们当中,有 一半人年龄不足50岁。他们都表示支持转折,而且表现了对社会变革和德梅齐埃政 府的忠诚,显示了自己的能力。然而,他们在星期五被告知,下星期二将被解职。 在向恩格尔哈特少将移交人民军司令的职务之后,我的最后一次任务与东德和 国家人民军退出华约组织有关。 9 月22日,我与联合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驻东德代表处的将校军官及其夫人一 道,应邀来到位于大柯里希的边防军宾馆参加告别晚宴。我们共同回忆了以往的演 习、会议和个人交往,表达了各自的爱好,尤其是赞扬了苏军各个歌舞团在东德所 有专区和各个人民阶层中留下的喜悦——最初的演出是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在完全 被战火摧毁的柏林宪兵广场上,在此间已经重新建起的辛克尔戏剧院的废墟前面举 行的。 9 月23日,我与格雷茨中将一起到机场欢迎联合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和参谋长。 这两位大将的情绪比较稳定,内心已经认可了国家人民军退出华约的事实——鲁舍 夫比卢波夫的心态更加平和一些。曾经在7 月19日对人民军领导人对华约作出如此 轻率决定进行尖锐批评的声波夫,似乎此间也修正了自己的评价,承认人民军并非 是从华约组织中“偷偷地溜走”——他在那一天是这样指责的。他当时说:“德国 人历来以爱秩序。守纪律和忠诚著称”,因此在退出华约时,“应当抬起头来,向 联盟伙伴们说一声谢谢再走”。 在将由鲁舍夫和埃佩尔曼签署的协议书准备问题上,两位大将方面没有作任何 说明。在筹备阶段,苏联参谋军官可能在某些措辞方面有过争议,但人民军军官的 态度也很强硬。 9 月24日,在部长的柏林办公室内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会谈,西部集群司令也在 场。尔后,总理接见了鲁舍夫及其随行人员。总司令以简短的语言赞扬了人民军在 华约范围内作出的成绩,感谢了东德政府在过去岁月中对联合武装力量司令部和部 队的一贯支持。 德梅齐埃找到了一些赞扬华约的语言,夸奖了联合武装力量领导人的工作,尤 其强调了苏联对德国统一所表现的同情。他许诺道,他坚信统一后的德国将尽全力 发展与东德在中东欧地区的昔日联盟伙伴的友谊与合作。 尔后,在媒体的踊跃关注下,签署了关于国家人民军从华约退出的议定书。议 定书只包含6 项条款,确定人民军在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同时解除在华约的所 有相关义务和协议,终止其所有代表处的活动,停止所有支付费用,双方间不再存 在任何要求。 第四项条款规定,东德归还从苏联获得的苏制密码器材和所有特种器材的途径。 第五项条款的原文是:“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从华沙条约领导机关和军事组织获得 的所有文件,应归还相应机构,或在与之协调后自行销毁。这些文件的内容不应向 第三国透露或公开发表。” 在签字仪式上发表的口头声明,主要表达了欧洲缓和进程不可逆转的意思。在 紧接着进行的午宴上,我也讲了话。我感谢了总司令及其随行人员在加深友谊和相 互理解方面作出的努力,感谢了我们之间在长期合作中不断增长的,尤其是现在, 在双方告别的最后时刻所表现的相互理解。我还向代表着苏联公民的苏军将校军官 及其全体官兵表示了感谢,因为我曾经常做客苏联,与人民军其他许多军官一样, 曾经向他们学习过许多东西,并在保卫和平与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共同服役中与他们 建立了真正的战友情谊。 在与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其他将军告别之后,我们来到施特劳斯贝格的施陶 芬贝格大楼,接受埃佩尔曼部长主持的欢送仪式。曼弗雷德。格雷茨、霍斯特。斯 凯拉、汉斯。霍夫曼和所有在场的将军,内心早已作好了准备。 尽管如此,气氛还是比较紧张。从埃佩尔曼身上也看得出来有几分不自在。他 曾经说过许多好听的话。这位裁军与防御部长似乎已经感受到了在场的富有纪律性 的精英们的无言谴责,因为他作过的某些许诺,如争取人民军以平等地位编人全德 军队等,并没有能够兑现。 在维尔肯多夫宫殿共进的晚宴,也因阿布拉斯国秘与埃佩尔曼部长之间关于部 长顾问评价的一场论战而不欢而散。我认为这样的告别晚宴上根本就不应该争吵, 因为一切宴席都即将散尽,参加宴会者都很快会进入世俗社会。因此我表态说: “如果意味着现在要打破缓和的气氛互相追究过错,莫如立即终止宴席。”我起身 告辞,其他战友们也跟随我离席而去。 退伍后,我收到了部长一封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感谢信:我知道,这些天对您 来说是十分痛苦、至为伤感的日子。无论作为水兵、军官、海军上将,还是身为部 长、国家人民军司令,您始终是一位全心全意忠于职守、富有献身精神的军人。您 完全有权利自豪地回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内38年多的服役历程。在这些 岁月中,您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紧张的工作,以渊博的知识、正直的为人、人道的 精神在军人当中赢得了崇高威信。如果说国家人民军在华沙条约联盟中因其战备状 态、训练水平和忠诚可靠博得了高度尊重,那么您本人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作用。 当今之日,我自然会忆起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会面——当时,您身为国防部长, 为自已设定了目标,保障我国的和平性革命,对此,无论如何赞扬都不为。过。怀 着由衷感激之情,我还忆起了您同意接任人民军司令之职的意愿——由于各种原因, 你我一样很难作出这样的决定;您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对士兵 们及其利益所承担的责任。 今天,我要向您表示敬意和谢意——不仅要感谢您给予我和其他裁军与防御部 政治领导层代表们的战友般帮助和支持,而且要感谢您始终不渝地遵循一个目标, 即把一支完好无损的、训练有素的、与人民紧密相连的国家人民军带进德国统一。 然而,1990年9 月底我不得不确定,我所遵循的这一目标无法实现。但是我内 心认为,我们——人民军的领导军官们——对此并不负主要责任。 1990年10月2 日,我应苏联国防部长的邀请,循空路离开东德前去休假。我与 夫人一起,在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度过了美好的秋日。令我惊讶的是,在那里遇 到了那么多熟悉的苏联将军。谈话的话题主要围绕着苏联的局势——他们对此十分 痛心——也谈到了此间已经实现的德国国家统一。 大多数谈话伙伴对两德统一表示了欢迎,但是当他们听说大多数国家人民军官 兵所受到的遭遇时,感到极度的不理解。 当我们紧接着来到莫斯科,应鲁舍夫大将的邀请共进晚餐时,也经历了同样的 反应。在座的还有卢波夫大将和刚刚任命的国防部副部长兼苏军总监舒拉廖夫大将。 舒拉廖夫此前担任总司令驻东德代表,他对我军有所了解,或许也给予较高评价。 我们飞离时是民主德国,返回时却是另一个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此 之前,我从未踏上过这个国家的领土。而我出生长大、受过完好教育、拥有良好发 展可能性的国家——这一切,我作为农业工人的儿子从未梦想过——已经不复存在 了。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时,我努力争取的最高生活目标不过是海军上尉, 即一介舰长或艇长。但是,我居然当上了海军上将、海军司令、国防部长和国家人 民军最高军人。然而,这支军队如今已经不复存在。 在这个新的、统一后的德国内,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曾几何时满口许下的东部 生活水平将与西部持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有公民将获得宪法保障之平等权利的 诺言,究竟怎样才能实现?难道要等到1996年甚或2006年才会成为现实吗? 曾经在冷战时期度过整个行伍生涯的我,能够在昔日第二支德意志军队行将迎 来的40周岁生日中、抑或还将等到她的50周岁生日中,经历一个真正统一的德国与 和平的欧洲、经历一个优于战后任何时期并有别于冷战时期的欧洲吗? 有一点可以确信:冷战并没有上升为热战,政治与社会矛盾重重的欧洲并没有 引发可能导致核灾难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星——对这一切,国家人民军曾经作出 过她的贡献。昔日这支军队的军职和文职人员,不必感到羞愧!今天不必,明天也 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