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但他自我感觉,仍然是好的。 他在内心,是把自己当成大师的。他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在当代文学 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至少,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我想:他可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 实,那就是大部分作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是逐渐褪色的。 事实上,在当代文学里是缺少大师的。至少,在整个新时期文学里,并没有出 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家。像我的导师王先生这一辈的作家里,他们当中是有条件出 现一两位大师的。他们有阅历,有思想。他们经历过苦难,无论是从大到整个社会、 国家的角度去考量,还是从小到个人的情感生活来探讨,他们都有可能写出真正的 宏篇巨著。——后来的年轻一代作家,在艺术感觉上,也许比他们更敏捷,汲取西 方文学营养比他们更丰富,创作的手法更多元,但对整个时代的感受却是不一样的 (在后来的商业化的社会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青年作家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大量 地书写并复制着金钱与欲望,城市里的红男绿女。——当然,在我看来,这也无可 厚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物质。他们不再承担社会批判的责任,而更多地 沉迷于生活表象的描摹)。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里的共和国的历 史,是一个不可重复的历史。像王先生这一代人,应该是有深刻的反思与清醒之认 识的。他们应该去写。他们不应该把那段历史,当成一段可以遗忘的历史。 有一年冬天,我记得这个城市里下了大雪,我到王先生家里去还书,和他谈起 了这个问题,他也是喟然长叹。 “你不懂,”那天他也是喝了酒,脸上红红的,对我不屑地说。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你不懂。”他说。 他说这话的时候,表现得很清醒。事实上,像他这样用断然语气说话的时候, 是越来越少了。年复一年,他这样不离茶、酒,已经越来越像个糟老头了。是的, 虽然他平时出门时还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皮鞋也擦得比较干净,但头发却乱蓬蓬 的。他问题出在精神上,他精神萎掉了。他的眼睛藏在眼镜后面,浑浊不清。看上 去,他的个子比过去显得更加的矮小。平时在家里,衣着也还是挺干净的,可他总 给人一种邋遢的感觉。 “他需要一个女人,”我不止一次地想。 但是,他的好日子过去了,年轻的女人不可能再看上他,而上了年纪的守寡老 妇人,又提不起他的任何兴趣。 他的生活没有了情调。 而他,也在这没有情调的生活里,成了一个很是枯燥乏味的老男人。 “事实上,我们这一辈作家已经被阉割了。”他有点悲伤地说。 他的悲伤,让我有点意外。 我坐在他的书房里,把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开。他真的很老态了,脸上多余的赘 肉,让他看上去显得有点庸俗。我坐在沙发里,从窗口望出去,小楼外的校园里到 处都是皑皑的白雪。积雪下面的那些树木植物,却还是深绿色的。整个校园里特别 的宁静,也特别的美。我知道他“被阉割”的意思。他身体上还是行的。就在不久 前,他还和一位从外地来的女作家会了面。那个女作家当年还是一位普通的女作者, 很崇拜他。他们当然有过那种亲密接触,有着非同一般的某种关系。但是,他们却 没有结成夫妻。这里面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也就是在他们热恋的那几年里, 那位女作者慢慢地成长为一个知名女作家。她的很多作品被转载,或者被拍成电影、 电视剧,名声很火,而且当选为她所在那个省份的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先生每每说 到这个著名女作家时,总是表现出很暧昧的语气。他往往是欲言又止,吞吞吐吐, 或者顾左右而言它,嘴角上却挂着高深莫测的微笑。当有人直接问他时,他则不否 认,也不承认,脸色却特别的冷峻,弄得对方好不尴尬。 那个著名女作家是到这个城市里来开会,然后顺道看望了“恩师”。他呢?其 实心里是看不起她的名望的,但有时却又为他们过去的那种关系而在心里自得。我 有时是能够揣摩出他的心思的,不,有时是洞悉。当然,只是有时。 “您没有,其实您的思想还是很锋利的。”我说。 “您比同时代的作家要优秀得多。”我说。 “您完全可以写出更加厚重的,能在文学史上留下的大作品。”我说。 我这样说,真假参半。虚假的是,我已经不再相信他的能力了(以当时的文坛 来看,相当热闹,成了年轻作家的天下。像王先生这样的“老作家”,差不多已经 被淘汰光了。王先生有多少年不发表作品了?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了。偶尔还写 点东西的老作家,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随笔。所谓随笔,也不是思想随笔,而是 鸡零狗碎的游记一类的);真实的是,我是真诚地希望他能努力地去写。我不希望 他就此消沉下去,最后默默无闻,成为昨日黄花。当然,事实上,谁能不成为历史 呢?我是希望他能写出大作品。他的经历那样复杂,对社会政治生活有着一般作家 所不能体会和理解的洞察,完全应该能写出深刻的好作品来。 在那个寒冷的雪后,在那个偌大的校园的一角,瑟缩的小楼,王先生阴暗的书 房里,我和他谈起了俄罗斯文学。我们说到了雷巴科夫、别雷、安德列耶夫、爱伦 堡、普拉东诺夫、巴别尔、布尔加科夫、索尔尼仁琴……这些伟大的诗人们,怀着 一颗赤子之心,勇敢地面对现实,写出了《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古格拉群岛 》、《解冻》、《切文古尔镇》、《癌症楼》、《撒旦起舞》、《骑兵军》等等这 样的伟大作品。最终,谈得他热血沸腾了。 “是的,我应该写。”他搓着手,看着我说。 “也许,有人会写那段历史的。”他突然说。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不对的。他和他的同时代作家们,不能把这样的一 个责任,推到以后的年轻作家身上。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书写他们亲身经历的 那段历史。 “是的,是的。”他说,“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在思考……” 他的眉头是紧皱的。 我很高兴他能这样的认识。 那天我们谈得很深入,他承认过去的那段文学是浮浅的。我们从国内的那些与 他的同时代的作家们谈起,一直说到那些定居在海外的华文作家,一致认为他们没 有写出公认的“伟大”作品(我认为,后来即使是某个在海外取得很广泛影响的作 家,某一作品获得了重要国际奖项,它的“伟大”性,也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居上)。 “定居海外的那些所谓作家,他们不是俄罗斯文学中的流亡者,”他说,“他 们是淘金者。他们到美国去,到欧洲去,做的是淘金梦。” 我笑了,觉得他的批评倒是不无道理。 “他们是可以很好地写作的。有了参照系,可以对过去进行反思。”他说。 “但他们也许真的放弃了文学理想与追求。”我说。 “至少他们是自由的,”他说,“可以自由地表达着。” “是的,是的。”我赞同说。 “我是要写的,”他说,“像巴老讲的,要讲真话。一个民族,要想立足于世 界,必须有自己的文学艺术大师。像印度、日本,这样的亚洲邻国,都有了不起的 文学成就。这些年,拉丁美洲,整个是文学大爆炸,影响了世界文坛。我们中国这 样大,应该有自己的天才作家。鲁迅过世这么多年了,一个世纪快过去了,中国应 该出现一两个巨匠了。” 是的,这是一个话题。那一阵子,似乎报纸杂志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话题。旧 的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快要来临。人们在心底里,呼唤着大师的出现。这多少 反映出,人们在文化上是焦虑的。这种焦虑的背景是,当时经济改革迅猛,原有的 价值观受到了冲击乃至被完全地颠覆。人们希望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甚 至是道德)秩序。而这种秩序的建立,有赖于一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横空出世。因为, 只有大师级的人物出现,才会有足够的冲击力。 “一个作家,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留有遗憾,”他说,“像老舍、曹禺这样的 天才作家,他们都是有遗憾的。他们是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的。” “但是,形势比人强啊。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是很渺小的。大形势是大海里的 汹涌浪涛,个人则是细细的沙粒。”——他阐述着他的历史观。但是,历史现实是 历史现实,责任归责任。知识分子是应该有着特殊的历史使命的。 “你们幸福,没有经历过那种特殊的年代。”他说。 “其实这也正是年轻一代的不幸。”我说。 他沉吟了一下,说,“从文学上看,好像是这样。苦难是一种财富。” “我要写。我一直在考虑着。我要写一本小说,长篇小说,多卷本的,就叫《 大中国》。一百万字,史诗式的。 他这样的想法也激动了我。 以后的一年多里,我一直帮他收集着各种材料。 看来,他是认真地做准备了。 “我要写,无所顾忌地去写。对于历史中的一些问题,我不会回避的。写出来 会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的。是的,到那个时候,所有的那些所谓著名作家们都会 汗颜的。他们没有力量来写。是我写出来了。他们所有的小说加起来,分量也不如 我这一部。”他说。 “是的,”我完全同意,如果真能有这样一部作品的话。如果是这样,当代文 学史就不会显得过于空白了。 “真正的作家,其实就是一位勇士,”他说,语气里充满了豪情,仿佛身体里 一下注入了许多的力量,“直面人生,直面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