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原来在铁路系统的厂子里上班,是个工人,工人哪里有办公室?车间很大, 夏天贼热,冬天贼冷,大家呆在东南角的班组,吹牛的,喝茶的,抽烟的,侃女人 的,十来个人,都有话头,都说不完,说完也不要紧,重复说,继续说。有活儿时 忙活儿,没活儿时吹牛,你要是拿个书本子看,可惨了,成了“标兵”不说,全班 的人都不待见你,什么鸟儿啊,想飞啊。 班里的人都不是善茬儿,一位的老爹是厂里的总工程师,一位的老爹是厂里的 总会计师,一位的老爹是厂党委组织部干部(资深),其他几位都是本厂子弟,说 白了,就我是外地人,人家都称我是“老乡”——我也是巴城人呢,无非家安在巴 城的乡下,我老爹从部队转业前,也是营级干部,配枪呢,如果提前到巴城活动活 动,肯定安置在城里了,但他不善于交际,听惯了组织的话,回乡下当了医生。所 谓的乡下,实则是县城,我们那个县城不是一般的小县城,秦始皇时就有,历史好 久了。 进了“干部班”,我该荣幸,但我属于那种拿着书本子看的人,在大家都吹牛 的美好时光里,我一直坚持学习和写作,从而被全班视为异己,好在是车间党支部 书记宽厚,一直罩着我,才没有让我被“干部子弟”排挤走。 我也争气,大约两三年后就从工厂调了出来,进了一家新闻单位。新闻单位有 办公室,却是一间黑房子,准确地说,是办公室兼库房。 这是一家才复刊不久的报社,市面上已经有几份主流报纸了,我们的报纸销路 不好,每天卖不掉退回来的报纸一摞摞压在库房里,也压在人心上,挺紧迫的。我 夹在报纸堆里办公,常常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扎在墙上,试图扎个小孔,哪怕针尖那 么大,也会有一点光亮,有一丝风。只是,我的耳朵即便贴近那墙,把耳朵揪下来 粘上去,也什么声音都听不真。办公室没有窗。窗被钉得严严实实。也许它当过谁 的洞房,花烛之夜,怕人偷看,干脆密封起来。 没窗的房间,人就成了困兽。 我们这张报纸是机关报。 机关的楼很高,从外面远远地望去,像肥胖的男人伸开的双臂振翅飞翔。这么 高的楼,这么多房子,怎么会调剂不出两间有窗子的办公室给我们呢?当然是有的。 机关的干事,结婚后没房子的都在楼上住,一家一间,标准间。我楼上楼下视察过, 有的房门显然很久都没被人碰过,糊了报纸的玻璃框四周满是灰尘。这样的情况下, 不给我们有窗子的办公室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人为的。事实上,我们虽然是机关报, 体制却是自收自支,跟机关里百十号吃“皇粮”的人比较起来,有后娘养的嫌疑。 最关键的当然不是这个原因,总编辑在机关混成了孤家寡人,最典型的“案例” 是,秘书长有个外甥,大学毕业,学中文的,想到报社来当记者,秘书长请潘总帮 忙,潘总给人家的话是,他这里可都是一个顶仨的枪,你外甥中文功底怎么样?秘 书长陪着笑,这不全靠你培养么。潘总很干脆地告诉秘书长,他这是自收自支的单 位,人来了就要冲锋陷阵,没有培养一说。 潘总把秘书长给彻底利落地得罪了。 机关就是机关,机关重重,秘书长虽然来机关时间不长,但人家是管后勤的首 长,潘总不给秘书长面子,秘书长凭什么把有窗的、通风的、阳光灿烂的办公室给 他呢。 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办公室和宿舍自然是两码事。我没宿舍。 混了一年多以后,我找过机关总务科长说起宿舍的事儿。张科很热情,态度十 分友好。我们刚刚热乎过,他的一个女同学评职称要发论文找过我。论文那东西一 般情况下都是又臭又长,再说市场经济了,不给钱谁给你发?就是给了钱,也要排 长队耐心等候。他不耻下跑地找到我们的办公室,抽着鼻子说,这里空气真不怎么 样。我笑道,张科,给我们腾两间房吧,长期下去,我们都脑缺氧,严重影响健康, 我们的健康受到影响,报纸也就受影响了。张科找了凳子坐下,说,不是我不给, 房子这事只有秘书长说了算。 话题一转,他先痛陈评职称对于论文的要求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之后,又谈 了他不得不甘愿受到迫害的苦衷——那个女同学是他的好朋友,不帮忙说不过去。 青梅竹马吧?我开玩笑。 哪能?也对,青梅竹马,但什么事都没有。张科辩白道。 机关里的人都会绕着圈子说话,当然,也不会绕很远,绕多远,要看事情有多 大。我笑着说,你跟我还绕圈子,给我——张科呵呵笑着,从西装里袋拽风筝似的 拽出几页稿子,说,你给把把关。我溜了一眼标题,青少年与性教育。题目还新鲜, 但孤零零地发,太显眼。我后来想了个选题,让记者去采访,然后把记者的稿子和 论文一起发了出来,总共发了两个专版。 见报后社会反响还很不错,广大教育工作者对青少年的性教育有了全新的认知, 来电来信的都有,80% 的读者认为不能让青少年过早地洞悉男女关系的秘密,要坚 决予以抵制和掩饰;10% 的读者觉得随着青少年身体发育步伐的加快,有了两性关 系也不是非常见不得人的事;10% 的读者认为使用安全套可以解决青少年两性关系 中的后遗症问题。总之,这篇论文起到了非常好的理论指导实践的效果。 张科的女同学非常高兴,张科自然也非常高兴。张科从我这里拿走了20多份报 纸,还说,有什么事,来找我,除了要办公室。 但我要宿舍不是要办公室。 张科兜圈子——宿舍这事儿啊,不是小事——他从机关目前面临的困境,讲到 机关宿舍的紧张,又讲到机关干部和下属单位干部的区别。他始终是微笑的,一点 都不刻板,像是和同志在谈心、拉家常。我坐在张科办公室宽松的沙发上,看见了 窗外明媚的阳光和窗台上几盆生机盎然的花。 张科扔给我一根烟,圈子绕了回来——你要宿舍不是不可以,但我没权批,这 事要秘书长拍板。 我的心吧嗒落了下来。我站起来把报纸包着的两条烟往张科桌子上一放,说, 小意思,请笑纳,我这就去找秘书长。张科站起身,只要秘书长发话,我马上给你 钥匙。 秘书长是个很不错的男人,矮矮的,胖胖的,慈祥得像个老太太。年岁不大, 长得富态,肥厚的屁股挤在椅子上,笑起来非常憨厚,给人以无比的温暖。 他边认真地听我的陈述,边在一份文件上圈点。我汇报完思想,他点了点头, 把红蓝铅笔插到笔筒里,笑道,你的困难我能理解,虽然你是下属单位的干部,但 总归也算是大机关干部里的一员,而且,大家对你的印象也很不错。宿舍嘛,我不 清楚有没有,我问一下总务科再说。 我像美国人似的耸了一下肩。我能和秘书长不绕圈子直接谈宿舍的问题,得益 于我对他们的事总是有求必应。总编辑和他关系不怎么样,但一点也不影响我和秘 书长的关系,各人有各人的活法,穷庙还有富方丈呢。我们是机关报,很多东西是 要通过机关报去反映的。私下里,这样那样的后门稿子就和夏天防不胜防的苍蝇似 的,而我凭借编辑部主任的角色,每每处理得让大家都满意。另外,我和书记关系 不能说不错,但他认识我,也对我的文笔很赞赏,这机关里的人都如显微镜似的瞧 得一清二楚。 有了这些前提,秘书长要踢我的皮球就有了一定的难度。我继续说我的困难, 虽然工作多年,但确实买不起房子,现在即将流落街头了,请组织上尽可能地给予 关照。值得庆幸的是这期间始终没人进来向秘书长请示汇报工作。秘书长认真地听 着,也不接茬,表情时而严肃,时而松懈。我最后表态,我只住一年,每月按时交 房租,保证不利用房子从事非法勾当。 期间,秘书长表现出了一点不耐烦,但那点不耐烦像阳光下的洗衣粉泡。他终 于爽朗地笑笑,你这小子——他捏起桌上的内线电话,熟练地捣了几下,张科,你 来一下。 几秒钟,张科敲门进来。 秘书长说,张科,小杨的工作很不错,对我们支持也不少,现在面临具体、暂 时无法解决的困难,我的意思是,尽量先给他调一间宿舍,是暂时给他住,他一有 地方马上搬走。 秘书长的眼睛盯住我,小杨同志,丑话说到前头,到时候可不能赖着不走,其 他的,按机关的规定办。 张科连连点头,说,我马上安排。 我也起身忙不迭地点头,谢谢秘书长体贴下属,我一定好好工作,不辜负您对 我的信任。 下楼时,我脚步如风。回到办公室,感觉肠道蠕动,微微地抬了抬身体,一股 湿热的气体穿越轻薄的裤子,那味儿,真没得说。 我迅速离开原来位置,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屋里没人,记者们都去跑发行了。 到了年关时,记者都如骡子一样的辛苦,一月几百块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坐车, 差不多就是倒挂了。混得清楚的,开个会什么的,夹杂在一大堆记者里,混水摸鱼 地弄一到两个红包,要不,日子便秘似的难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