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那时候,凶杀案的外调进入胶着状态,天空仿佛失去了亮色,街道两旁的树木 总是静止的,再也听不到鸟和蟋蟀的叫声。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跑派出所查暂住人 口和旅馆信息,或是到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闲逛,回到宾馆总是喝水不甜,吃饭 不香。 星期六,机关部门休息,整个城市都在骚动。我们跑了一个上午,个个筋疲力 尽,如同霜打的茄子一般。我提议泡宾馆不如看看“五泉山”,可以浏览风景,说 不定还有歪打正着的机会。说到玩儿,没一个同伴响应,我想,枯燥的工作已经把 侦查员人性中的那一点点人文感悟洗刷得干干净净,个个懒于工作以外的闲事。也 许,没走进这个圈子里的人并不明白,刑警这行十有八九乏味得很,排查摸底,蹲 坑守候,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奔波的途中和否定的叹息里,哪怕是案件 的转折和有计划的缉捕,也是被艺术家浓妆重抹并且夸张了的版本。这世界在刑警 看来是苍白的,他们受到太多的刺激而渐渐变得麻木不仁,常年与罪恶打交道让他 们心里永远徘徊着一种黑暗,所有的感官似乎不再能感受到这个世界还存在着美, 平常人生活中的快乐元素常被刑警们看做是矫情作态,他们的自我调节系统在不知 不觉中遭到最严重的侵蚀,心态无一例外地朝着更加阴暗的方向行走。很少有人明 白这个道理,而明白的人也很难摆脱来自职业的无奈与磁场般的引力,更可悲的是 他们的盲目自信完全排斥了所有对自身缺陷提出的疑问,他们是心理上亚健康的群 体。没人理会这些,更不会有人承认这些。 有时,刑警的娱乐方式很简单:打牌与喝酒。 不去“五泉山”,大家说找个清真馆吃羊肉。因为随时可能出击,酒没敢多喝, 回到宾馆大家又开始打牌。我爱吃羊肉,偏偏不爱打牌,又忍受不了房间里浓烈的 烟草味,只得躲到隔壁的房间里看电视。电视中的商业广告促使我不停地更换频道, 但除了广告,其他几乎全是肤浅无聊的搞笑节目。百般无聊中,我想该给家里打个 电话,其实我不想妻子只想听听三岁女儿兴奋地叫“爸爸”声。和妻子通话我有一 种自卑感,我常年在外出差,每次回去总是热情勃发,她却是哼哼一声都不肯,像 是在忍受着我野蛮的折磨,这种冷漠让我意识到我的粗野近乎于动物。开始我并没 有在意,对自己因为外出办案而忽略照顾妻女感到内疚并且加倍爱惜妻子。于是每 次回家总会带上许多吃的或是衣服什么的,如果时间不允许,回到本市也要匆忙买 些妻子喜欢的果脯,然后告诉她这是出差地的特产。不想妻子精明得很,早就看出 了我的把戏,只是一直不屑戳穿我。后来发现,妻子对我带的东西几乎没有动过, 尤其是经过几个大男人参考都说好得不行的衣服妻子从来没穿过;而妻子添加的另 几件新衣服和几样不知何种材质的首饰既美艳又般配,这让我和妻子在做爱时的冷 漠进行了比较:这漂亮的打扮显然不是冲着我来的。 我忍着情绪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心想星期六也许在她妈家,再把电话打到 岳母家,还是没人接。我心存疑虑拨通爸妈的电话。爸妈说安安没来过,问我什么 时间回去,我知道我妈会问个没完,说声快了,便匆匆挂了电话。 快了,谁知道呢。 隔壁房间里的声音很高,副支队长不善玩牌,每次都挨骂,挨骂了他还玩,只 是永远不会进步。热热闹闹的争执突然衬出我的孤独,这种孤独像是由来已久,而 此时袭上心头夹着浓烈的苦楚,伤感中我想起了薛尤明。我突然觉得薛尤明在我离 开时的情绪和我现在的心情一模一样,同病相怜的感觉让我一把操起电话。我希望 他在办公室,那样,我和他可以多聊一会儿。可是办公室里没人,接电话的说他今 天没版面;电话打到手机上也没人接听,我每隔两分钟重拨一次,并对薛尤明不接 电话的原因列出了许多种可能,恍惚间竟然睡着了。 我是被急促而又凌乱的脚步声惊醒的,惊醒时还听到副支队长低沉的呵斥,呵 斥里夹杂着我的姓名。我一翻身坐起,本能地操起枕头底下的手枪,副支队长撞了 进来:“快走!” 虽然副支队长只说了两个字,严峻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一行四人冲出宾馆,上了已停在门后的面包车。这辆车是从支队带出来的,为 了不暴露目标专门更换成当地的民用牌照。 车上副支队长说,三名杀人嫌疑犯在火车站出现,当地警方正往那边赶,现在 车站派出所一名民警正盯着他们。 我们熟知三名犯罪嫌疑人的画像,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五人中的任何一名侦查 人员哪怕是在茫茫人海中,只要看到其中的一名犯罪嫌疑人就能一眼认出他来,更 别说他们三人同时出现。 我和副支队长先下车,只要发现犯罪嫌疑人,我就悄悄联系外头的力量。两个 多月来我们来过很多次,站内像往常一样熙熙攘攘,除去攒动的人头就是大包小包 的物件。转到第二个候车大厅,我一眼就看到了右前方那三个短发的凶残的青年, 我扯扯副支队长的衣角,他显然也看到了,转身走了出去。大厅里的椅子背靠着背, 挤挤挨挨坐满了人,这种状况动起手来必须迅雷不及掩耳,在两三秒钟内解决问题,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绕了一圈,佯装是找位置的旅客,走到三名暴徒身后的椅 子边,刚好有一名干部模样的男人的包裹占着一个座位,我说:“对不起。”那男 人看了我一眼,挪开了背包。三名暴徒显然感觉到了什么,中间的一名扭过头来, 我没理会,背对着他一屁股坐下。我能感觉到副支队长他们从两边运动,只要五米 之内暴徒没有行动,我们便成功了。一切都发生在瞬间,几乎是同时,暴徒开始察 觉,我们的人箭一样从两边射向暴徒。也是同时,我猛一站起,顺势推开身边的男 人,左手紧紧地箍着中间那名暴徒的脖子,右手攥着那家伙伸向腰间的手。两边的 暴徒还没来得及站起身子,就被扑上去的我的同伴制伏,戴上了手铐。我们从三名 暴徒身上搜出两支仿“六四”式手枪和一把锋利的刀子。 几秒钟时间内,所有的旅客几乎都来不及反应。被我推开的男子从地上爬起, 愣愣地望着我,我抱歉地一笑,伸手拍拍他的肩膀。一名年轻的警察匆匆跑过来说 :“你们来得真快,市局的同志半个钟头都没到。” 我说:“我们两个多月前就到了。” 当我们把人带到车站大门口时,看到市局的副支队长带人赶来,看到我们抓了 人,虎着脸说:“你们冒险了!”副支队长上前和他握手并解释着什么,然后一同 上了他们的车。 对被追捕杀人犯罪嫌疑人的讯问通常比较简单,他们所有的防线都押在不被抓 获的心理要求上,一旦被擒,所有防线随之坍塌。讯问仅用了三个小时,三个小时 内犯罪嫌疑人并不知道我们是哪里的警察,这不合规矩,但可以让犯罪嫌疑人摸不 着头脑,交代我们没有掌握的案件。结果不出我们所料,三名犯罪嫌疑人不但交代 了在江都市的抢劫杀人,还交代了其他两起抢劫杀人案。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千里 押解,五名警察轮着开车需要两天两夜,我们分分秒秒都不能松懈,而三名犯罪嫌 疑人完全可以以逸待劳。说白了,五人当中一个开车,三个人一对一地看着,每次 只能有一个同志在副驾位置上休息。为了安全起见,除了手铐,我们专门购买了脚 镣,如果不能把他们固定在面包车的后座上,上了高速,任何一名犯罪嫌疑人一头 撞向驾驶员,必定车毁人亡! 没什么谱可摆,按照预定的计划和行驶的路线,严格执行五个人轮流开车、行 驶速度、看守、吃饭、上厕所时间的规定。两天两夜到达江都市正好是星期一晚上 九点四十五分,比原定时间提前了十五分钟。 办完看押手续,精神松懈了下来,个个觉得腰板酸痛。我说开车先送你们回家。 副支队长却说得由他把每一位同志安全送到家才放心。我说我送你们吧,我还得给 女儿买点儿吃的。同事说得了吧,又哄老婆呢。我没心情争辩。副支队长说:买什 么我也陪你。 到了只剩下我和副支队长两人时他才叹息说:“做刑警的老婆不容易,好好安 慰雪琴。” 不知为什么,听了这话,泪水直往眼眶里涌,我把头扭向窗外,窗外灯红酒绿, 吐着醉人与惬意;情侣挽着胳膊紧挨着,脸上充斥着阳光与幸福;携家带小的夫妻 在商店里进进出出,调皮的儿女或挽着父母的手,或前窜后追传着父母低声的呵斥 与铜铃般的笑声。多彩的轿车游龙般地滑动,让寂静的高楼与连绵的街道变得饱满 并且富有弹性,都市的夜生活刚刚开始……我看着看着竟然双眼模糊,有几粒泪水 飘落在车窗的玻璃上。 “我也要买点儿什么,老夫老妻愈觉得珍贵。”副支队长瓮声瓮气地说。 我买了果脯,同时给女儿买了和她一般高的大娃娃。副支队长先回到车上,我 问他买的什么,他用嘴努努后座的袋子,我拿出一看,竟然是透明的文胸和内裤, 那种东西只有二十多岁的姑娘才穿。副支队长自嘲地笑了,说:“你知道,你嫂子 身材很好,这么多年来我想见却从没见过她穿过这种性感的东西——嫁给警察可惜 了。” 我喉咙像被骨头鲠住了,一路无话,车子一直开到我家楼下,我抱着娃娃一身 风尘走到单元下回过头来,副支队长朝我挤了个鬼脸,倒车走了。 后来我想,如果抓获犯罪嫌疑人晚一天或者讯问时间拖一天,如果我第一个回 家或是没去商店买东西,一切都可能没来得及发生。但是所有的结果都是“因”的 归宿,避开了今天,那么,明天后天呢?“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呀。 开门进去,听到的是一声短促惊叫,接着是凌乱的动静。我放下东西推开卧室 的房门,妻子雪琴和一个男人正赤裸着惊诧地望着我。 接下来的一切全是空白。很久以后我才想起,当时我从腰里拔出手枪,一步跳 到了那个男人面前用枪顶住了他的脑门。但是我不明白当时为什么没扣动扳机,否 则我即刻从警察沦落为一名罪犯。是什么样的意志中止了我的行动,显然一切都在 茫然之中。后来我相信,任何一种杀戮都包含了对社会的仇视,不管这种仇视来自 意识还是潜意识,社会让他失去了第二种选择,杀人只是一种暴发方式。也许我内 心没有仇恨以至于在我完全丧失理性的时候,没有扣动扳机。 在我清醒的瞬间,我看到那个男人裆下的尿顺着大腿流了下来,而后在脚板周 围的地板上淌成一圈弧线,他战栗不止的双腿正逐渐弯曲。这时候我突然听到妻子 雪琴大叫一声:“唐西伯,你这个软蛋!”同时妻子扑向那个叫唐西伯的男的,一 把将他推倒在地。 我不知道自己怎样离开了房间,也不知道那晚我睡在哪里。第二天一大早我出 现在办公室的时候,支队长看到我的脸色吓了一跳说:“马兵,这次行动把你累成 了这样吗?” 我苦笑了笑。 支队长又问:“下面的案子要不要再接?” 我有气无力地问:“什么案子?” “你的老搭档死了,怀疑他杀。” “谁?” “薛尤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