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考上山西大学,是该作个长揖。 但是,当年我在感念的同时,多少还是有些失落,觉得自己应当去个更好的学 校,至少也是山西以外的学校。社会不成全,就自己成全自己吧。那时我正迷着写 作,一到了学校就写了个小说,给《火花》寄去,怕同学们笑话,落款写的是爷爷 单位的名称。也没有给爷爷说,他接到用稿通知,自然知道是我的。上的是山西大 学,能成为作家,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为此,寒假过运城时,都没有去看望唐天榜老师。一九六六年的春夏间,肯定 会发表一篇小说,放暑假时带上作品去看望,多少能减轻我心头的愧疚。真没想到, 就是这一念之差,让我再也没有见到教了我们三年语文的唐老师。夏天“文化大革 命”开始不久,唐老师就自杀身亡了。 后来,了解到更多的高考情况后,我才知道,自己当初的那些想法,是多么愚 蠢,简直是白痴一个。考上山西大学,不是该作个长揖,而是该磕三个响头,还得 是泣血稽颡的那种。 真是悬乎,真是可怕,说是小命悬于一线,一点儿也不为过。而这个认识,我 这个蠢货,竟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直到“文化大革命”过后,才算是真正明白了此 中的玄机。 一九七二年,已是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山西省汾西县教书的第三个年头。教书 的上团柏学校,是我教过的第二所学校。放暑假回家,在霍州境内的辛置站(离上 团柏村约十五华里)上的车,一坐下就看见对面椅子上坐的是路老师,路益言老师, 康中高一时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多年后师生相见,分外亲热。推小车的过来,买 了两包香烟送给路老师,算是老学生的一点儿孝敬。谈起当年的高考,路老师说: “安远,你知道不知道,一九六五年你们那一茬学生高考,是政审最严的一次。好 多好学生,都因为政审不过关叫刷下来了。像你们班的李惠英、解仁伦、卫亚兰、 牛兆仓,怎么都应该上了大学的。有的是家庭成分不好,有的是家里有判过刑的人。” “接到通知书,我去过学校。平常我们班的成绩,四个班里是排头的,高考, 数我们班最差。全校是百分之八十,我们班只达到百分之七十,没考上的差不多有 十个。都怨我们班是专职班主任,政审严,其他三个班都是语文老师兼着,政审松 些。” “老师是一个方面,主要还是当年的政治气氛。你记得你是在哪个教室高考的 吗?” “记得,老初三那个旧教室,在新教室的旁边,早就拆了吧?” “那年高考,出身不好的学生,家庭有问题的学生,全都集中在老初三的那个 教室里。后来我们统计过,那个教室里,就考上你一个。” “真的?” “真的。你再想想,你们班里有出身不好考上的吗?肯定没有。全校就你一个。 高考过后,我们扒拉来扒拉去,扒拉了多少遍,那个教室里,就考上了你一个。当 然,我们也分析过,你的家庭情况比一般出身不好的,要好些。” 车到运城,与路老师道了再见。我相信路老师说的话,他的出身也不好。后来 路老师当了康杰中学管教学的副校长,现在他老人家仍健在,该有八十岁了。 真让人寒心。将所有出身不好的考生集中在一个教室,且是所有做考场用的教 室里,唯一的一个旧教室。不知是谁出的这个主意,真是够毒的。意思很明显,你 们都是些注定考不上的学生,就不必占好教室了。由此也就联想到,考外语时,李 卓老师找我,为何会在进考场前才急匆匆地走来,定然是以为六十二班的考生,都 在某个新教室,去了没有找见我,经人指点,才来到初三这个旧教室的。 在山西大学,开了学,系里通知,学外语的分两个组,一个组学英语,一个组 学俄语。班上的同学,在中学都是学的俄语。想改学英语的,自己报名。我报了英 语。外语是公共课,授课教员是外语系巩象巽先生。教室在主楼二层南边的一个教 室。记得第一次上课,巩先生对照花名册,挨个儿点名认人,点到我时,我应声站 起,巩先生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下花名册,这才说:“啊,你该上外语系嘛。” 这话是什么意思,不难明白,想来我外语成绩是很高的。究竟多高,我也不知道。 一九六六年九月吧,我们班从“半农半读”的岚县回到太原不久,学校大乱, 我们系的系办公室叫砸了。最初的一两天,谁都可以进去乱翻乱找,我们宿舍的几 个同学也去了,最让我惊奇的是,在我们入学前,学校给每个学生都刻了一个长方 形的章。没有边,光秃秃的两或三个宋体字,间隔有一个字那么宽,后来翻出我们 的花名册,才发现这个印章是专门用来造名册用的。名册上有格子,印章上就不需 要边儿了。我拿回了我的印章,顺便还拿回了班上一个女同学的印章,当天或是第 二天见了人家,就殷勤地献给了。几十年后,留下的痕迹是,在我当时用的《四角 号码词典》的扉页上,拓着我的姓名:韩安远;在另一页“查字法”的字行间,拓 着这个女同学的芳名:王健秋。想来是拿回的当天拓上去的。健秋是我们班最漂亮 的女生,白净清秀,有着体操运动员一般的身材,跟她谈恋爱,我连想都不会想, 能献点儿小殷勤就是很幸福的感觉了。 也是这次去系办公室翻找,竟然看到了我们入学的成绩表,就是那个用了印章 的花名册。我的入学成绩并不高,七十九点五分,金班第二,最高的是张天祥,八 十一点五分。那年高考,只考四门,政治、语文、俄语、历史。我的单科成绩,最 低的是政治,七十分,最高的是俄语,九十九分。是不是看到了政审等级,现在记 不清了,想来是看到了的,我的是“普通”,意思是可录入普通高等院校。因为多 少年了,我有个印象,觉得冤枉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这个概念是从哪儿来的,只 能是看到我的政审不是那么坏,才会有这样的转变。由此推论,当时是看到了的。 这也可说是我此生的又一件幸事。 要感谢的,或许不是班主任老师,该是那个神秘而又荒谬的“百分之五”,写 作“5 %”更直观些。 这个百分之五,虽说早就存在,且在我的生命中起了那么大的作用,而我,却 是多少年后才发现的。 “文革”后,有次与中文系的薄子涛同学说起出身这回事,我说我们班三十个 同学有两个出身不好的。他说,他们班五十个同学,也有两个出身不好的。中文系 一年级甲乙丙三个班,他是丙班的,据他所知,甲乙两个班,也是每班两个出身不 好的。我有些奇怪,说这样我们班就占便宜了。子涛说,谁也占不了便宜,整个一 届学生平均下来,就是百分之五。教育系人少,三十个学生,不用问,也有两个出 身不好的。 我脑子里马上算出来了:50×5 %=2.5(中文系),30×5 %=1.5(历史系), 30×5 %=1.5(教育系)。可不嘛,中文系三个班,每个班多出来的半个人,正好 填补了历史系、教育系的窟窿。更准确点儿,中文系某个班,应当是三个出身不好 的。人不能按半个算,多出半个该算成一个。 对出身不好的学生,想来也是挑了又挑,拣了又拣,看看我们班两个出身不好 者的情况不难明白。我的不说了,另一位同学叫乔象鋐,出身地主,但他这个地主, 也实在冤枉。他父亲三十年代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抗战起来,年龄大了,回 到河津老家。他与母亲,一直在太原,与姐姐、姐夫生活在一起。他也是从太原考 上的。他同父异母的姐姐,是当时中科院学部(后来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乔象钟,姐夫是中国著名的马列主义美学家蔡仪。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学者家庭 出身的人,多少年来一直蒙受着出身低贱的屈辱。在班上,与我成了不便多接触而 心心相印的好朋友。直到现在我们还来往着。去年秋天,他家后院里的葡萄熟了, 还邀我一家去采摘。 这个百分之五怎么来的,绝不会有什么统计学的支撑,不过是那个年月,人们 常说的一句话衍变而来。那年月,甚至更早,那些大大小小的领导,一说起阶级斗 争一类的事,总是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群众,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既 然人民群众占了百分之九十五,阶级敌人只能是百分之五了。 事实上,对学生政审的鉴别,是一个非常严格甚至是严厉的系统。我记得当时 共分四等,一是绝密,二是机密,三是普通,四是不合格。前三类,是考生政审的 等级,也是可以录取的学校的级别。绝密类的,指哈军工这样的院校;机密类,指 太原机械学院这样的高校;普通,山西大学这样的学校;不合格,就是说政审不合 格,哪儿也不能录取。 前年,我看到袁剑平的一篇文章,名为《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 》,载二〇〇七年第六期《书摘》杂志,作者是河南开封著名的育才中学的学生, 一九五九年的考生。文章主要回忆了他们班当年高考的情况,也涉及到河南省和全 国的一些情况。其中说,他们那一届共有学生二百余人,一九五九年高考时,除了 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后来才知道,全是因为 政审没有过关。当年的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一是可录取机密专业,二是可录 取一般专业,三是降格录取,四是不宜录取。 这样说来,一九六五年的政审,又严厉了一步。将可录取机密专业,分解成了 绝密与机密两类,去掉了含糊其辞的降格录取,“不宜录取”也改为更为明确的 “不合格”,免得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在“宜”字上做文章。 起初我还是感激这个政策的,毕竟我是“给出路”政策的一个受惠者。多少像 我一样出身不好的同学,从此告别了学校,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当了小学教员,还 有的回到农村,再也没有出来。极少数幸运的,直到十二年之后,国家恢复高考, 才再一次走上考场,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想。相比之下,我真是够幸运的了。 然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羞辱、磨难,甚至是恐惧之后,我不那样认为了, 隐隐约约的,我总觉得,这或许是一个更为恐怖的安排。在一个阶级斗争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的社会,或者说是历史时期,不管在哪儿,怎么能少了斗争的对象? 好比一个角斗场里,断然少不了角斗的另一方。 这一部分太长了,但对于下面要写到的内容来说,我觉得还是短了些。不把责 任归之于时代,你永远也无法解释同学之间会那样的残酷无情,心毒手狠。比喻虽 说不伦不类,总可以回避一些更为尖锐的问题。 我们班录取时是三十名,开学后不久,从别的系转来一男一女两个上一届的病 休生,就是三十二个了。我们这一级叫六五级,学制五年,按毕业年限说,就是七。 届了。历史系是小系,全系不过一百五十人。二年级人数最少,只有二十个。 第一学期先是入学教育,记得主持工作的刘梅副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说了句让 人振奋的话,说是山西大学要振兴,已定出详细的规划,概括地说就是:七年奠基, 十年有成。希望新人学的同学,为振兴山西大学而勤奋读书。代表教授讲话的是历 史系教授阎宗临先生。阎先生是国内著名的世界史家,这并不是他最辉煌的名头, 最辉煌的名头是鲁迅的学生,《鲁迅日记》上有七八处提到他。他的讲话,声音不 高,不像副校长那样理直气壮,嗫嗫嚅嚅的,意思不外是希望大家好好学习,打好 基础,将来毕业了,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一学期糊里糊涂地过去了。记得清楚的是,每人发了一个借书证,每次可借 五本书。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图中馆,借了翻翻就还,还了再借,不到一个学期, 借书证上就写满了,又换了个新的。再就是去市里的书店买书,现在我的书架上的 一套《中国文学史》就是那时买的,不过却不是主动买的。同宿舍的李三文同学有 一套,我借了中册去图书馆楼上看。回来路上要去厕所,遂将书包挂在路边的树枝 上,出来就不见了。当天在食堂外面的墙上贴了个寻物启事,写的是:本人临时有 事,将书包挂在图书馆南侧路旁的树枝上,不知哪位急公好义之士捡走,望能送还 或告知本人去取,感谢不尽。这样刁钻刻薄的失物启事,鬼才会给你送还或是告知 呢。里面有李姓同学的书,怎么办,只好去书店买了一套,将其中的一本还给人家。 自己留下上册和下册,插在宿舍的小书架上,不留意的人还以为是全套。直到一九 六九年冬天,我们要“战备疏散”去昔阳了,教务处打电话到系里,让韩安远来领 他的书包。我去了,才看到四年前挂在树枝上,让某位“急公好义之士”捡了交到 教务处的书包,里面有我的文具盒、硬面夹子、笔记本,还有那本《中国文学史》 中册。小册回来了,跟剩下的上册和下册,又配成一套。 这件事极具典型意义。退休后有时间细细回味此生,为何如此落魄,如此凄惨, 有一条是不能回避、不能怪罪别人的,那就是笔下无德。什么好意思,叫我一写, 全变了味儿。想来那位捡了书包的同学,就是见了我的寻物启事,也不能交给我或 是告知我了。又不能味了,只有交到教务处了事。奇怪的是,教务处竟能保存四年 而最终物归其主。 还有一事该记。我家里有两个人挣工资,评助学金前,我没有报,班上还是给 评了个最末一等,每月四元。据说是我家人口多,按人口平均,不足十五元,给补 齐。班上出身好的同学,人人争说困难,几乎报什么评什么。金额助学金十八元, 除了伙食费之外,还有几元的零花钱。我仍是由父亲每月给寄十五元,比高中穷多 了。这儿光伙食费就是十五元,好在家里不时给予接济,没有真的穷过。放在书包 里,一起丢了四年后又回来的那个硬纸面夹子,一个就二元七角,是在太原五一大 楼文具部买的。一般同学不会买的。这个夹子还在,除了旧些,一点儿也不比现在 市面上卖的塑料面的夹子差,似乎还要气派些。上街饿了,一次买两碗炸酱面解馋 是常事。太原的炸酱面,多是刀削的,筋道,几感比北京的炸酱面好得多。 第二学期,就是一九六六年春季开学,一到学校,就听说要让历史、教育、中 文三系一年级学生,组成去晋西北某地搞“半农半读”试验。当时什么都是革命化, 大学教育也要跟上革命化的步伐,别说是“半农半读”,就是说要搞“全农不读” 试验,我们听了都不会觉得奇怪。“文革”如果是一场风暴的话,这时候已经是 “满城风雨”了。 各种零零散散、影影绰绰的消息,在风传中渐渐完整,也渐渐明确。晋西北某 地,经派员踏勘并与省地政府部门协商,具体为忻州地区的岚县。机构名称为山西 大学吕梁分校,不加“半农半读”四字。分校校长为山西大学副校长逯行同志,时 间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我对这些都无所谓,我不是个多么有脑了的人,去看看 晋西北的山水,也挺好嘛。 下去了,坐汽车下去的。山忻州去岚县,要过一个叫十八盘的地方。大卡车在 山路上绕来绕去,有时我们这辆车车头朝东,而下面那辆车车头朝西,像是背道而 驰似的。太原已经热得要穿衫子了,而这里的背阴处,还有未消融的积雪。这一切, 都让人像将要奔赴疆场的战士一样亢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