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到了岚县,地方早就划好了,我们班在山上一个小村子,叫井家洼。住了没有 一个月,又搬到东土峪村,是个大村子,教育系也搬了过来。中文系还在原来的地 方,他们的条件原本好一些。这儿是平川,条件好多了。我们每天都要出工,先是 在河滩里开垦耕地,种玉茭。后来又将一条小河堵住,要栽种水稻。到东土峪没多 久,六月一日吧,《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 带我们下去的辅导员,接受“反右”的经验,将学生划为左中右三类。我也不 知道自己算哪一类,一次劳动时有个同学露了馅儿,这才想到,我的类别不会比我 的出身更好。 那天是在稻田劳动,我、乔象鋐,还有一位王姓同学在一起拔稻田里的稗草。 一边劳动,一边随心所欲地说些班上的事,间或还会说句下流话。象鋐心细,见那 位王姓同学不时转过身,在胳膊的皮肤上写什么,悄悄走到他背后,一看就生了气, 说:“你怎么把同学随便说的话,都记录下来,是要向老师汇报吧?”那位同学叫 揭了老底,很是尴尬,连声说不会的,只是自己回去记日记用。我们谁也不相信他 的话,因为他平时从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怪不得辅导员老师不下地,却常常很自负 地表示,他什么都知道,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那些小把戏,别想骗得了我,谁 是革命的,谁是不革命的,我看一眼就知道,你们底下说些什么也都知道!”曾有 一个同学,被诬陷说了一句什么话,死不承认,最后竟弄到咬破手指写血书的程度。 到了八月,不时听到太原总校的一些情况,三个系的同学都闹着要“返校闹革 命”,分校领导没办法,请示总校后,派来四五辆大卡车,接我们回太原。一到太 原,哈,全校到处都是大字报。某日下午,竟然见我们系的几个高年级学生,押着 十几个教师在校内游街。其中一个年轻老师,走在最前面,提着一面小铜锣,走上 两步,当当敲上几下。喊一声:“我是大流氓×××!”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 哪是什么大流氓,连小流氓都够不上。他是党员,刚从“四清”的村子回来,有同 学写大字报揭露,说他在村里常议论哪个媳妇漂亮,哪个媳妇长得白净。游街时, 都要有个名堂,老先生可以叫反动权威、牛鬼蛇神,他是普通教师,又没有什么学 术著作,只能给他安个流氓的称号。既是流氓,当然以“大”为上品。 这期间我也写过大字报。有次外语系开会,跟另一派发生了冲突,另一派说是 打人事件,要揪出打人凶手,来势汹汹,写了许多大字报。正好推搡时我在跟前, 就写了张大字报叫《是推不是打》,还附了当时两人位置的示意图。贴出来,引来 好多人围观。中文系一年级乙班的崔巍见了,说写得好,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常来 常往。我们都是吕梁分校的,以前打过交道。通过崔巍介绍,又认识了孙涛,再后 来又认识了薄子涛。认识梁志宏要晚些,但对他的名字,上学之初就听说了,他比 我们高两个年级,是文三的,我一入学,就听说中文系有个同学是诗人,在《人民 日报》上发表过诗。 九月的一天傍晚,楼道上忽然有人呼喊:走,去省委,要求声援西安的学生运 动。我也跟上去了。路上才知道,西安的大学生受到省委的压制,在省委门前静坐 示威,给全国各大学发来求援信,呼吁派人赴西安声援。省政府的东院,当时是省 委的办公室,高年级的几个同学进去交涉去了,我们在外面等了又等,直到天黑了 很久,交涉的同学出来了,说省委同意了我们的革命要求,拨给经费和粮票,南下 支援西安的学生运动。省委秘书长出来接见了我们,叮嘱路上要注意安全,早去早 回。 第二天,我们就上火车去了西安。全是我们系的,谁想去就去,总共三十几个 吧。领队是谁我不知道,该是高年级的同学,我们班的班长也去了,若有个领导小 组的话,会是小组的成员。去了西安,事件已平息了。我们也乐得如此,在西安玩 儿了两天,就南下去了成都。之后便是去重庆,设想是由重庆坐江轮,直达武汉, 再经郑州、北京,回到太原。当时全国大串连还没有开始,我们的这一设想可是够 宏伟的。 到了重庆,住在重庆大学,吃饭就在学生灶上。吃了两顿饭,我就发觉重庆人 要比山西人,在文明进化上高了一个档次。我在山西大学吃食堂,馍馍是定量的, 每顿一个,连窝窝头也是定量的,别想多吃半个。菜呢,常是大烩菜,材料并不差, 肉片子、粉条、海带、白菜,应有尽有,但肉跟蔬菜一锅熬,大师傅舀菜时,一勺 子下去,很难说舀到什么。也许一勺子全是肉,也许一勺子全是菜,全看你的运气, 还有大师傅的心眼。重庆大学就不是这样。他们是一大木桶白米饭放在那儿,随你 去捶,吃多少抷多少,不限量。菜呢,肉与蔬菜是分开的。以我吃过的肉片炒嫩姜 为例,抔好白米饭,去排队领菜,递过搪瓷盘子,先由一个大师傅给你舀一勺子妙 嫩姜片,往过挪一步,再由另一个大师傅用一个小匙儿,给你舀上满满一匙儿的炒 肉片。尽量的满,让你感到大师傅恨不得把盆子里的炒肉片全给你一个人舀上。只 是太可惜了,他的小匙儿就那么大,实在没有办法。 这样一顿饭下来,谁也不会有吃了亏的感觉,吃饱喝足,高高兴兴地去上课读 书。 我后来在学校里,见过为排队争先恐后打架的,到了昔阳县,还见过有同学打 上菜,当即泼在事务长面前的,想想,都是因为没有采用重庆大学这种做法。要是 这样做了,先来后到就没有差别了,也断不会有同样掏了饭费,而碗里不见一个肉 片的事了。说起来是小事,却关乎一个人一整天的心情,甚至会诱发更大的事件, 能说是小事吗?我总觉得,社会能体现公正的地方,一定要尽量体现公正。公正是 一种智慧,不公正则反之。 在重庆待了两三天,主要是江轮的票不好买。有高年级同学办外交,我这样的 人只能坐享其成。忽然有一天,说是江轮的票买下了,明天一早就可以上船了,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少陵的诗句在胸中涌动着,我甚至都能 想象出三峡绝壁上攀援的猴子,怎样向坐在船舱里的我尖声啼叫了。 然而,到了傍晚,我们班的班长找见我,有些难为情,却又坚定地说:重庆的 革命气氛很浓,接待我们的红卫兵提出,不能让“黑五类”学生混在红卫兵的队伍 里游山玩水。我们研究过了,只怕往后到武汉,还会有这样的事情。为了不给大家 添麻烦,决定让你跟高年级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现在就返回去。这儿没有去太原 的火车,给你们买的是到北京的票,在北京玩儿上两天,就可以回学校了。 说着将一张火车票递过来。 我默默地接过来。立即意识到,这是遣返,只是没有人押着罢了。“遣返”这 个词,我是熟悉的。想不到的是,遣返这种事,会落在自己身上。用红卫兵的语言、 当时重庆大学挂在主楼前的大幅标语上的话说,则是“黑五类滚回去”。 有什么可说的呢,总不能因为自己一个人出身不好,耽搁了大家的行程。班长 说的是实话,不光主楼悬挂的白布黑字的标语上确有“黑五类滚回去”的大字,据 说外地来渝的学生,登记时都要问清什么出身,出身不好的不予接待。 第二天早饭后,卡好钟点,我和高年级的三个同学一起乘公交车去火车站。几 十年过去了,只记得五年级的一个同学叫王庸,其他两位叫什么,哪个年级(肯定 不是一二年级),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也是因为,情绪都不好,默默地进了站, 上了车,各自找地方坐下,都没什么话可说。记得到北京后,不是王庸,是另一个 同学,下车后问清我想去一下颐和园,特意告诉我该怎样乘公交车。他在北京有亲 戚,常来的。 虽是无奈,也不是没有怨怼,比如说,大家都是从太原出来的,学生证上又不 标明出身,你们不说,接待单位怎么能知道哪个出身不好?还有,同行的一个叫施 雅芝的二年级女同学,也是出身不好,为什么就不让她跟我们一起遣返回去呢?当 然,施雅芝同学是系里最漂亮的女生,给了我,也会把她留下的。这是另一回事。 至少说明,要隐瞒是可以隐瞒过去的。 回到太原,大约是九月十日左右,不久就是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自然没 有我的份儿。 到了九月底,学校通知,凡是没有参加过接见的大学生,都可以去北京,由学 校统一领队,统一安排。这次我去了,住在朝阳区的一个中学里,睡的是教室,连 床板也没有,就是席子、毯子。到了十月一日这天,早早就出发了,集中在东单附 近的胡同里,快十点钟了,排成八列纵队上了长安街。两边全是解放军战士,只有 中间一条通道。一会儿走,一会儿跑。到了金水桥前,边走边朝天安门上瞅,只见 镁光灯一闪一闪的,想来是给毛主席照相,看人却看不见。到了正对面,能看清了, 只见周恩来总理拿着本“红宝书”,探着身子,胳膊不住地抡着,意思像是快过, 快过。有人停下了,顿时挤作一团,旁边的解放军,几乎是推搡着,训斥着:快走, 不准停下。再往前走,过了中山公园门外,就没人管了。 后来据眼睛好的同学说,我们经过的那一会儿,毛主席不在天安门上,进去休 息或是做别的什么事去了。反正不在天安门上。 大串连正火,人们疯了似的往外跑,没人再说“黑五类”不准去串连的话了。 我跟同班的几个同学,又去了西安,目的是再去重庆,补偿上次没有过三峡的遗憾。 到了西安,领不上南下的车票,去乌鲁木齐的票却意外地好弄。别人不去,就我与 张天祥两个愿意去,于是我们两人,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去乌鲁木齐玩儿了三天 又坐火车回到西安,再南下去了重庆。在重庆,领不到船票,没办法,只好坐火车 继续南下,过遵义,到贵阳,又到了桂林,在桂林竟意外地遇上在西安跟我们分手 的景运则等三位同学。 也许是招架不住大串连的损耗,“复课”又复不了,中央号召步行串连。离校 前,都订了步行串连的计划,我和天祥的计划是从韶山步行到井冈山。离开桂林, 去了长沙,到韶山再折回来,步行穿过罗霄山脉,走到井冈山,共用了七天的时间。 井冈山上印象最深的是黄洋界上的大雾,远处的山峦像一个个小岛,忽隐忽现,近 处的雾在身边飘来飘去,挥挥手就能拨开几绺。在接待处,领到一个小小的毛主席 像章。我还买了个竹子扁担,过春节拿回老家,北方太干燥,没多久就裂开缝不能 用了。 在山上玩儿了两天,步行下山到吉安,坐汽车到南昌,参观了八一起义纪念馆。 坐火车经鹰潭,后来怎么回到太原的,现在都记不清了。所以记住鹰潭这个名字, 是因为我们坐在火车上,挤得跟沙丁鱼一样,半夜里迷糊中,听人说车到了“湘潭”, 心里大惊,怎么刚离了南昌,就到了湖南,后来才弄清,不是湘潭,是鹰潭。写到 这儿查地图,既然到了鹰潭,按当时的铁路线,只能是去上海或是南京了。上海是 肯定没有去的,那就是去了南京。真要去了南京,也没有停留,挤上火车,经德州、 石家庄回到太原。好像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在大串连中走得最长的一次,连上在重庆遭遣返,去北京受接见,共三 次。再后来上泰山,纯粹是游玩,不能叫串连了。 就在这次回到学校不久,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羞辱。 历史系的男生宿舍,一直在过去老校门南侧的拐角楼上,两层,我们系占了二 楼的大半,北头几间住的是教育系的学生。我住的,是中部窗户朝西的一间,同房 间有景运则、张天祥、李三文、沈宝根。这样的格局,肯定不是一入学的格局,后 来稍有调整,别人动没动记不清了,我是肯定没有动过的。 一天我正斜躺在被摞上看书,同班一位张姓同学进来了。这个同学出身好,觉 悟高,运动初期是积极分子,但不知为什么,班上好些同学都不怎么看得起他。平 日穿戴邋遢了些,说话也不怎么干脆,稀里哗啦的,张天祥给起了个外号叫“油条 拉稀”。天祥出身中农,不好也不坏,平日又爱跟人开玩笑,这位张姓同学一点儿 办法也没有,相反,还跟天祥特别合得来。两人见了面,总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 常是天祥占便宜的时候多,张姓同学吃亏的时候多。今天不知为什么,两人又打闹 起来,桌子上有先前用来写大字报、现在用来练习写字的墨汁与毛笔。天祥拿起毛 笔蘸上墨汁(或许毛笔原本就在墨碟子上放着),朝着张姓同学脸上洒了过去。张 姓同学大概起初不以为洒上了,伸手在脸上一抹,连眼睛也糊住了,再看手上,全 是墨汁,知道脸上肯定少不了。天祥那边还在取笑,张姓同学这边最要紧的当然是 将脸上的墨汁擦掉。连看也没看,从床腿子间绷的细铁丝上,扯下一条毛巾就擦, 这是条新毛巾,一擦马上就是一片墨黑。我本来不理他们,在看自己的书,瞥了一 眼,一看是我的毛巾,几乎是本能地喊:那是我的毛巾!腔调里当然是不满意的, 说着站了起来。不料,这位张姓同学一下子发了怒,将与天祥争斗吃亏的火气全朝 我发了过来,一边擦脸,一边冲着我叫道:“就要用你的,狗崽子,你要怎么样l ” “你——” 就像一根大棒砸下来一样,我一下子全蒙了,站在床边,除了一个“你”字, 什么也说不出来。对方再说什么,都听不见了。 听见这边吵闹,旁边宿舍有同学过来了,其中一位跟张姓同学关系还不错,一 边责怪其不该发火,一边将之拉了出去。另一位同学是乔象铉,安慰了我几句走了。 天祥也走了。我一个人斜靠在被摞上,由不得暗暗垂泪。那一瞬间,我是不是想到 了自己往后的命运,现在已记不清了,想来是不会想到的,只是眼下的屈辱,就够 我心如刀绞了。能想到的只会是,这谁都可以羞辱你的日子,何时是个头! 多少年后,记得是我退休的那一年,一次在乔象鋐家里,说起这件事。象鋐说 :“安远,你不记得你当时的情形了,我一进去,你嘴唇哆嗦着说了句什么,我就 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站在那儿,浑身不停地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脸雪白雪 白,很怕人呢。” 我相信象铉说的是实话。 当时我是气坏了,伤心透了,这就是我的同学,这就是我上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