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现实主义之真实境层(6)

　　十九世纪，巴尔扎克和雨果的分野，不仅在于两者小说中的写实与浪漫，还
在于他们面对社会与人的不同态度上。巴尔扎克写的是人与社会的混沌性，不可
分割性；雨果写的是人与社会的剥离性，不可调和性。前者被誉为批判现实主义，
后者被称为浪漫现实主义。前者小说中的人物多有社会与民间世相之表演，后者
小说中的人物多在戏剧般的社会和宗教舞台上大起大落。如《悲惨世界》中的冉
阿让，《巴黎圣母院》中的加西莫多和爱斯梅哈尔达。至于一七九三年法国的那
场资产阶级大革命——共和国志愿军和反革命叛乱的斗争，就干脆是《九三年》
小说人物命运的直接舞台了。民间世相的真实，多为人生经验之真实，批判也好，
颂赞也罢，两者兼混的暧昧也可，但这种真实都是读者之经验或可体会认同的经
验。而社会真实，则不是多数读者的经验，而只是他们的向往和遥想。巴尔扎克
笔下的人物仿佛就在我们身边。而雨果笔下的人物，则活在我们的想象与向往之
中。这样的阅读感受，并不是中国作家和读者对他们体悟的独有，全世界热爱十
九世纪伟大小说的人，都会对他们有这样的阅感与体味。

　　回到中国文学的世相真实上来。《边城》是典型的乡村世相真实，张爱玲是
都市世相真实，而《围城》则偏重于社会世相。至于茅盾、巴金的写作，陈思和
在《激流尽处应是黎明》（6 ）的文章中极其精确地写到：" 回顾巴金先生的一
生，从一个有社会信仰的活动家，到卓有成就的著名文学家，晚年又是一个撰写
《随想录》反思' 文革' 的社会良知，始其社会运动，终其社会批判，一生中最
大的关怀目标是中国社会将如何健康地发展，中国人民将如何合理地生活，用'
忧国忧民' 四个字来形容巴金先生的一生，并不过分。" ——这段话高度概括了
巴金的人生，也同时概括了巴金这一代作家的创作。由此考查他们的作品，就不
难理解他们对社会世相写作的尽心与倾力。相比之下，老舍的作品，倒是社会世
相与民间世相混合的杂揉。彼此之间，其熟高熟低，彼优此略，则无可分离评判，
正如我们不能说巴尔扎克和雨果谁更伟大一样。他们的高下区分，不在于民间世
相与社会世相的分野与混合，而在于他们谁的写作，更可以穿越世相，和巴尔扎
克与雨果一样，抵达至生命真实的深层境界里。

　　在中国的阅读和评判传统中，社会世相真实的写作，属于" 快热型" 作品，
这也是中国作家对此一脉写作往往更愿趋之若鹜的缘由所在。而民间世相真实，
则属" 慢热型" 写作，所以作家队伍较小，但又常常后来之居上。其原因是民间
世相小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显出了它的稳定性。而社会世相小说，在时间和社
会的推移与变异中，则会显出一种相对的不稳定性。由此使人想到，玛格丽特·
米切尔和毛姆这样的世相写作，前者有广阔的社会背景，却非中国曾经的经典繁
华、而今趋向冷落、命运如离休干部般的一脉社会世相的现实主义作家；而后者，
放弃阔大的社会景观，又非中国的民间世相小说。这英美两位，当他们也是中国
作家之一员时，也是中国的世相现实主义之一种时，不知我们会对他们作何文学
和文学史的评判与论说。我常常怀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倘是佳丽斯出生在中
国的南方或北方，玛格丽特·米切尔就是中国上海的张爱玲，《飘》的故事就发
生在中国的军阀混战、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或者国共内战的大背景下，我们对这
部中国版的《飘》，对那个不可能的张爱玲，又不知会作何样的认识与何样的阅
读之感受——会把那部中国版的《飘》，视为文学史伟大、正统的经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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