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父亲终于回到了他原来的金融系统,担任了西照县人民银行的党支部书记兼行 长。 此时是一九六二年,十二岁的我,考上了西照县的重点中学——西照一中。 我们班里共有四十五名学生,非农业户口的有六名,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农业和 非农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因为,凡农业户口的同学,都是从家里带粮食交到学校 的大伙上,交什么粮食发什么饭票。农业学生交伙的多是玉米和红薯干,发的就是 玉米面票和红薯面票,也有交麦子和大米的,不过这样的学生很少,即使有人交, 交的数量也很少,发的就是白面票和大米票。大伙上每顿都分别做有各种饭,如: 拿着白面票可以吃到白面馍可以喝白面条,拿着玉米面票可以吃玉米面馍可以喝玉 米糁汤,拿着红薯面票只能吃红薯面馍和喝红薯面糊糊,而非农业的学生,则是按 国家供给的标准,配发百分之七十的白面票,百分之二十的杂粮票和百分之十的黑 粮票,这样,在饭场吃饭的时候,学生们便出现了两个明显的阶层,虽然由于农业 学生多,吃黑馍喝黑面糊糊的人总有点以多欺少的倾向,但内心深处,农业学生对 非农业学生除了嫉妒外更多的却还是羡慕。 我在这种情况下想得最多的是对父亲的抱怨。 我想,我本来是应该吃白馍的。 我不敢直接责问我们的父亲,为什么自己去县城了却把我们撇在农村?我问过 我的母亲,母亲当时倒不以为然,说乡里好活人,都去城里顾不着呀!当时很多干 部都不干工作回家当农民了,北院你李叔就是自动放弃工作回家来的,物价太贵, 许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了一捆葱呢。 正是由于在农村比在城市好养活我们,父亲放弃了妻儿可以恢复非农业的机会, 心甘情愿让我们当了农民。当然,父亲一直不这么承认,偶尔提起,他只是说,当 时国家困难,我是个领导干部,应该带头为国家减轻负担。 我们不进城,国家的负担可能是减轻了一点点,父亲的负担大概也减轻了许多, 但有谁能知道,没有劳动力的六口之家,在农村的日子,又是如何的艰辛呢? 母亲要尽量多地出工。生产队有规定,像母亲这般年龄的妇女,每月劳动日是 不能少于二十天的,出不够了就要受到惩罚,即便是队里没有硬性规定,为多挣工 分少缴缺粮款也是要尽量多出工的。那时,我、夏弟都上着学,母亲将没上学的萍 妹及幼小的秋弟托给邻居一个老奶奶看管,每月给人家几块钱。母亲要出工,要给 两个上学的孩子做应时饭,要伺候两个幼小的孩子,还要给全家人做衣服、鞋袜, 真是非常的辛苦。 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都不算苦,最苦的是将分到手的粮食拿回家和将原粮的加 工。我这样说农民家的孩子一定会感到好笑,这不是最简单的事吗,有什么苦的? 但对我家,对我的母亲来说,却并不简单。去生产队干活,一群妇女有说有笑,受 苦受累大家都一样,也就不觉得苦了,而分粮食时,人家有劳动力的人家,都是男 劳力挑挑扛扛就回家了,而我们家,父亲在外工作,大点的孩子都在上学,母亲就 得独自一人将分得的麦子、稻谷一袋袋往家背,尤其是分粮往往是没有定时的,或 中午,或傍晚,这时间,对别人,不算啥,而对我们的母亲,却是难关,因为这时 候可能正在哄孩子,可能正在煮饭,可能正是家里脱不开身的时刻,然而,分粮食 是按名单喊的,喊你你不在就只好将你的一份倒在不拘什么一块空地方。乱哄哄的 打麦场上,等分粮的人头攒动,谁顾得为你看堆?何况是什么年月?等你去拿时十 成可能只剩五成了。所以,队里的管事人为了尽职,也为了推卸责任,一般是一定 要领粮人到现场的,而且为了不愿向一家家解释这次分粮的具体规定,管事人每每 等人到得差不多时要开一个简单的会,向大家宣布譬如这次打了多少麦子,分红的 截止日期是哪天,全队共有多少工分,是按人六劳四还是按人四劳六,谁谁家多少 工分、几口人应分多少,等等。这个必要的过程对母亲来说是难挨得要命的过程, 母亲在别人探头引颈洗耳恭听时往往如芒刺在身,面对着待分配的粮食堆,母亲脑 子里想的是锅里的饭溢出来没有,栓在床腿上的孩子是否把屙的屎、尿糊了一脸一 身……为了公平,分粮这次从村东开始,下次呢,就从西往东,母亲是记不着这些 规则的,等她甩开羁绊匆匆赶到场里时,免不了早了晚了的不是时候,队里人多嘴 杂,好说损人话的人虽不多但不乏其人,来得早了,有人会说,看人家干部家属, 干活不见人,分粮跑头哩!去得晚了,话更难听:看人家干部家属架子多大呀,干 活喊不到,给他们粮食也请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