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也许是“天随人愿”吧,经过一场严重的折磨以后,父亲的疾病显然有所减轻, 能够起床活动了。 这不但使我们全家和他的朋友们庆幸,而且使他自己的心情也感到愉快。 每在空闲的时候,他便和母亲一起往鱼缸里换水,铺沙,布置水草,再把鱼缸 轻轻地放回原处。有时看到水草过密,怕妨碍鱼的呼吸,又去掉一些,再撒下鱼虫, 然后静静地观看鱼在水中争夺吞食的情景。我有时乘大人不备,伸手入水,想捞一 两条鱼来玩玩,然而斗鱼极其敏捷,往往从指缝里溜掉。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放弃 这种念头。 但我这个“好事之徒”,并未就此罢休。逮不住斗鱼,就想出一个新招,在这 鱼缸里养了一群蝌蚪。这是纠缠着许妈,从郊区小溪里捞来的,约有三十多只。一 直养到它们脱去尾巴,长出四只小脚来。 小青蛙是两栖动物,不能光让它们在水里扑通。于是我们便小心地从鱼缸里倒 出一些水,加些清沙,让它们在浅堆旁边跳跃。有时跳得很高,差点跳出缸外,我 便用一块玻璃盖住缸面。 对于我的这些举动,父亲似乎也并不认为是多事之举而加以制止。 但后来,不知哪一天,这些青蛙被谁全部倒掉了。四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回想起 来,这些都已成了梦境。 一枚生病图章 父亲的印章,现存有四十九枚。有名章、号章及笔名章,还存有判别古籍真伪 的“完”、“伪”、“善”、“翻”等单字章和“莽原社”等等的社团章。以石质 居多,还有水晶石、牙质和玉质的。外形有圆有方;有经过加工者,也有不加磨制 保持自然形态者。 有一枚刻“只有梅花是知己”,石质,没有边款,我至今不知何人所赠。这些 印章,现分别保存于北京和上海的鲁迅纪念馆中。 遗憾的是,1941年12月,母亲遭日本宪兵队逮捕以后,父亲的手稿、日记和图 章,都被当作“罪证”抄没。待到母亲获释,东西发还时,才发现丢失了“十几个 图章”,其中有母亲自己的印章,有“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图章,也有父亲的 几枚印章。 这十几枚图章,连同1922年父亲的一册亲笔日记,虽经母亲的当面追寻,但均 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当时,日本宪兵队的审问者名叫奥谷,如尚在世,能够提供线索,使这些东西 得以发现,是我的一线希望,也是广大鲁迅研究者和一切维护中日友好者的愿望。 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着一枚白色木质图章。式样极其普通,呈长方形,印面为 37×10厘米,刻有阳文“生病”二字,字体正方,质地一般,刀力平平,显见刻工 并非名家。没有边款标记,不明作何用途。母亲生前,纪念馆的同志似乎也未问及, 因而使一些研究者不得其解。其实,我倒是一个“知情人”。 当年大陆新村一楼会客室的里间,有一张我们平日吃饭的八仙桌,桌上有四只 小抽屉。这枚图章,就放在朝南方向、大门方位的那只抽屉中。 和它放在一起的,还有个小圆匣印泥。我小时候,曾经拿这只图章往纸上盖着 玩,弄得手指油腻腻的尽是腥红色,这枚图章也被我弄得遍体印泥,满是朱砂色。 据我所知,这枚“生病”图章,是父亲在逝世之前的那一年请人刻制的。 当时,他已病得很重(据《日记》,从1936年6 月5 日至6 月30日,就“艰于 起坐”),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了,因而也就不能像过去那样,有信必复, 有稿必看了。 想必父亲接到信件,不愿拖延时日,以免寄信人和寄稿人牵挂,所以想出此法, 在回执盖上“生病”二字的图章,使寄件人见此回执,就能明白情况,不致焦急催 促。这也是父亲对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那时我已经6 岁多了,有时在楼下玩耍,遇到来信要盖此章时,往往不许旁人 插手,抢着完成自以为非常荣耀的任务。 后来,很多熟人知道父亲病重,除了问候以外,一般都不忍再以事务相烦了。 但有些人并不了解,所以偶然也仍有送稿件前来请教的,碰到这种情况,母亲估计 短期来不及阅读,便婉言谢绝,如有持介绍信件送稿者,便在来信后面盖以这“生 病”二字图章,以让送信人有个回复。父亲去世后,这枚图章,连同其他什物,一 并搬到霞飞坊64号。 -------- 深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