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祖母对周作人的看法 这里,我顺便说一说祖母对这个二儿子周作人的议论。当然,那时我还小,又 远在上海,不可能亲耳聆听她老人家的谈话。但有一个人却是不时地听到过的。她 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俞芳。 关于俞芳,我想有必要做些介绍。也是绍兴人,她今已九十高龄,退休前是杭 州市学军中学的校长。 她是十二三岁时认识我父亲的,那时她们三姐妹由大姊俞芬带领着从哈尔滨去 北平求学,住在砖塔胡同61号她们家好友钮伯伯家里。由于她们的父亲俞英崖和我 父亲也认识,就与我祖母互有来往。 砖塔胡同61号有三间空房,正好那时周作人和父亲闹翻,父亲要寻房子搬出八 道湾,祖母也不愿住在周作人身边,便想到俞芳那个院子里这三间现成的空房,这 样他们就成了同院而居的近邻,由此愈加熟悉。 俞芳入北平培根小学读书时,就是父亲为她作保的,后来她毕业于北师大的数 学系。 在此期间,每逢节假日和过年,俞芳姊妹经常去陪伴祖母喝茶聊天,从1930年 到1935年夏,直到俞芳毕业工作为止。这五个年头里,祖母写给我父母的家信算来 足有一百多封,平均每月两封,其中绝大部分是俞芳代笔的。俞芳总是先拟了草稿 念给老人家听,让她提意见修改内容和口吻,誊清之后,老人家还要亲自过目,从 不含糊。所以,俞芳从1922年和祖母相识到1935年离开,足足有12个年头,对北平 鲁迅的家事十分清楚,她是一位绝好的见证人。 八道湾里只有一个中国人了 祖母在与俞芳她们聊天时,谈得最多的是二儿子周作人。老人家说,信子是日 本人,老二让着点可以,但过分迁就了。 信子到了北平,做了当家主妇,得寸进尺,似乎什么事都得听她的,否则就生 气、发病,吵吵闹闹全家不得安宁。吵闹起来还要发作晕倒,起初大家不懂这是什 么病症,有一次恰好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在旁,他说这不要紧的,在日本东京也时 有发作,等一会儿就好。可是这样的次数多了,弄得二叔也怕她,从此就处处顺着 她,种下了信子飞扬跋扈的根源。 后来,信子将日本的父母弟弟接到八道湾同住,生活日本化,买东西只去日本 铺子。 “九·一八”事变以后,局势稍有波动,信子就把八道湾门上的“周宅”门牌 摘下,换上“羽太寓”的门牌,甚至干脆挂上日本的国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 而周作人却安然自得。 祖母为此叹道:“八道湾里只有一个中国人了。”又说,老二如此昏聩!羽太 家庭经济困难,寄些钱去接济是可以的,但把他们接到八道湾来住,就很不妥当了。 “七·七”事变前,祖母对俞芳的姐姐俞藻说:“我真为老二担心,现在教育 界开会的消息,报纸上很少有老二的名字,恐怕他对抗战的态度不坚决……”说这 话时心情很沉重。父亲逝世的电报到八道湾,周作人找了宋紫佩先生同往西三条告 诉祖母。 事后,祖母对俞藻说:“那天,老二和宋紫佩来,我心里已猜想到不是好兆头。 心想,大约老大的病更加严重了。及至得知老大已经过世,我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 击,悲痛到极点。只觉得全身颤抖,两腿抖得利害,站都站不起来,只好靠在床上 说话,但头脑还是清楚的。我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老二说:‘我苦 哉!我苦哉!……’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 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 的责任。” 祖母气愤地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这些都是俞芳告诉我的。 -------- 深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