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中之鳖 我的学前教育是在赌场获得启蒙的。我的 我的学前教育是在赌场获得启蒙的。我的 中文是从麻将的“梅兰竹菊”和四色牌的 “帅仕相”学起,数学则是藉骰子和牌九 的复杂点数打下加减乘除的基础,而我最 早学会的英文字母,是梭哈上的AJQK。 一九七八年春,我被基隆警方以“流氓”名义移送国防部警备总司令部管训, 那年我二十三岁。被捕的那天晚上,天飘着细雨,我身穿蓝色风衣,头戴黑色呢帽, 走在基隆田寮港的东桥。突然前后两组人马,将我的前途后路完全截断。 我因为是在访友途中,身上没带任何武器,再加上东桥那一段路,左右两边没 有任何巷弄,离田寮港也有相当距离,只要警方前后包抄,我便如瓮中之鳖。因此, 我选择不抵抗,也不逃避,我想或许我可以跟他们讲讲理。 来到分局,我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罪?” 没有人理我。我再问一句:“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终于有一个刑警慢条斯理地开口:“杀人未遂!” 我说:“杀人未遂官司,我从头到尾坦然面对,检察官也准我以五万元交保, 交保期间法院已判我五年徒刑,我不但放弃上诉,而且准备执行公文一下来,就去 报到服刑,你们干嘛还来围捕?” 那个慢条斯理的刑警又回了一句,这时,他的手中多了一份文件:“经营赌场、 赌博、携带武器、违警十几次。” 我明知跟他拌嘴无用,但还是顶了回去:“我经营赌场,我赌博,你们抓到了 吗?我携带武器,我违警,哪一次没被关过呢?我欠你们的债,哪一条没有还清呢?” 那个慢条斯理的刑警不再回话了。其他的刑警不是递香烟,就是买槟榔,有一个更 过意不去的,竟跑到对街的面摊,端一碗什锦面过来。总之,我是警备总部要的人, 他们只是奉命追捕,这点,我非常清楚。 等候送管训期间,我被关在警局拘留所,罪名是“妨害安宁秩序”。拘留所里 关着各式各样的人,有赌徒,有流莺,有在撞球间被临检的刑警带回来的青少年。 我利用每日都有人进出的机会,试图将口信带给我的家人。我知道我矿工的家庭背 景,绝无可能扭转我的命运,何况我已厌倦四年来到处躲避警察追缉的日子。我只 是想在“管训”之前,再见父母一面而已,但直到“起解”那天,仍见不到他们。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父母并不是没有来,而是警方照例向他们推说:“没有这 个人。”从此,我便成为非正式的“失踪人口”。 刚到管训队,当然是先进总队,我被带往总队部直辖的一个过度中队,等候被 送往一个被形容成“地狱”的新收队,去接受为期十六周的“魔鬼训练”。过度中 队的营房是长方形的,人口处叫中山室,左右墙上分别挂着孙中山和蒋介石肖像。 走进那营房,我的心情平静得仿如归巢的倦鸟,毕竟我已厌倦四年来东躲西藏的日 子。 行经中山室,我的眼睛忽然为之一亮。就在蒋介石肖像底下,一字排开站着五 个管训队员,新剃的光头,一身黑色卡其布工作服,嘴角冷冷的,似笑非笑。很快 地,我发现他们一个比一个矮。仔细一看,原来他们脚上各戴着一副十二公斤的脚 镣。我说十二公斤,并不是指脚镣本身,而是连同绑在上面的两颗铁球。脚镣的重 量迫使他们整个身体往下沉,以维持上下的平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必须在蒋 介石肖像底下罚站,只觉得走过他们背后,一颗心忽然变得沉重了起来。 剃发之后,领了制服,我被带到一个“特殊”床位的上铺。“特殊”是因为下 铺住着某大帮派的开帮大哥,他姓王,听说是个高于子弟,从小和“太子”混在一 起的。了解他的背景之后,我觉得心理平衡了许多,因为连他这种家世的人也来管 训,而我只是一个矿工的儿子。 就在我即将爬到他的头上之际,他开口了:“哪里的?” “基隆田寮港!” 他把头歪了一下:“嗯!听过,田寮港哪里?” “矿区!” 王大哥笑出一排宽大的牙齿,然后碎碎地念着:“听说基隆田寮港有一个矿区, 日本占领时期被称做‘流氓坑’,那是日本人管训台湾流氓的地方。和现在比起来, 日本人的做法很不一样。当日本警察抓到台湾流氓时,并不会把他们关进像现在这 样的地方,任他们的妻儿从娼的从娼,流浪的流浪,而是将他们送到矿区,强制他 们参与劳动生产。生产所得照给,不过必须扣下一部分薪水拨给他们的妻儿。这样 管训几年后,才让他们恢复自由。日本人对台湾流氓,虽说也是未经起诉审判就剥 夺他们的自由,但比起现在还是较令人心服。你是不是来自那个‘流氓坑’?” 我笑一笑,没有作答。 王大哥接着说:“你如果真的来自那个‘流氓坑’,那么,你应该很会赌罗?” 我还是没有答腔,只在脸上挤出一丝苦笑。 说起赌,我想那是我的宿命口巴!我生长在一个赌风鼎盛的矿区,那里虽是一 个贫民窟,却几乎是无人不赌,而且赌法琳琅多样。牌九、梭哈十分阳刚,捡红点、 四色牌较为阴柔,麻将、骰子则男女共享,其他还有象棋、暗棋、接龙,可说无所 不赌。至于小孩的赌注也不遑多让,大一点的掷钱猜币,小一点的甩标弹珠,再小 一点的龙眼核也可以输赢。 我十七岁就听老一辈说起,我们的矿区在日本占领时期是一个“流氓坑”。从 遗传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矿区人们好赌的原因。另一个现实的因素是,每日在地 底下与死神搏斗的矿工们需要追求刺激。我们的矿区有一句俗话:“抽鸦片的是死 了还没有埋;做矿工的是埋了还没有死。”每天天还未亮,矿工们就得把自己埋人 通往地狱的坑道,挖掘全家大小一日的粮食,一不小心便可能惨遭活埋。要是有幸 出得坑来,尽管天早已黑了,又怎能不藉刺激性的活动,驱除死神的阴影,迎接生 命的阳光?刺激性的活动除了饮酒、做爱以外,赌博也是能让矿工们“刻骨铭心” 的选择。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矿区地处偏僻,比较不会引起警方的注意,再加上 “炭坑人”看惯了赌博,心理既不排斥,也就没有人会向警方检举了,这样有利的 主客观条件,当然会吸引不少职业赌场前来经营。就这样,本庄人小赌,外地人大 赌,整个矿区俨然是一个赌窟。 生长在这样的环境,即使是“孟子”,若不“三迁”,恐怕也要赌。从小,我 和玩伴穿梭嬉戏于矿区的大小赌场,耳濡目染之下,不要说骰子、梭哈,就连最难 的牌九、四色牌也都样样精通。常常,我会因好奇而驻足在某个赌客身后,要是碰 巧发现他打错了牌,还会忍不住出声加以制止。这样可爱的小动作,总会引起赌客 们好笑又好气的咒骂。其实,认真说起来,我的学前教育是在赌场获得启蒙的。我 的中文是从麻将的“梅兰竹菊”和四色牌的“帅仕相”学起,数学则是藉骰子和牌 九的复杂点数打下加减乘除的基础,而我最早学会的英文字母,是梭哈上的AJQK. 讲到“赌”,我的心理是十分复杂的。 王大哥又说话了:“这里是总队部,谈话比较自由,书信也不限制,等你到了 新收队,那里可是十八层地狱。说真的,你看起来跟一般角头兄弟不太一样,我请 问你,你会不会写文章?” 我听了一愣,他接着解释:“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帮我写一封较长的信?一 封陈情书?”我不愿提起我在小学、初中时每年都是作文比赛冠军,我只信口答了 一个字:“会。” 王大哥略为研究我自信的表情,然后取出一叠十行纸。 “这里面写着我的冤情,也写着你和所有在这里接受‘流氓管训’的人的冤情。 你我都是‘人’,‘人’一般指的是无所事事的人,但其实不然,我们也是认真在 经营事业的人。 你知道赌博在欧美许多国家都是合法的,属于提供休闲娱乐的服务业。这样的 服务业,只要管理得宜,会是健康的,而且会为政府增加许多的税收,但若无视于 赌是人性的一部分,硬要将它视为非法,只会将它逼人地下,徒然滋生许多的罪恶 来。像我们为了赌场纷争打打杀杀的,这些在赌博合法化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发生。 好!就算我们经营赌场是非法的,也因赌场纠纷犯了一些罪。然而,再怎么说,一 罪不能两罚,绝不该不经司法审判程序,仅凭警察机关主观认定,就可以报请警备 总部核准,将我们偷偷逮捕,秘密监禁,而且一关就是三五年。我要讲的话都写在 这里,写得很粗糙,也很情绪化,所以要请你帮个忙,看能不能将它修改成一篇情 理法兼顾的文章。“王大哥的信是写给管训队的上级单位,一位与他交情匪浅的将 军级人物。 翌日,我帮王大哥改写书信。我一边写一边想:“对!一罪不能两罚,王大哥 说的没错,既然设了法院,为何又叠床架屋来一个‘东厂’似的警备总部呢?所谓 ‘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犯了法,被法院判刑是应该的,但为何警备总部可以绕 过法院,径行将我逮捕?可以随便按上一个‘流氓’罪名,就将我关进军营里来呢?” 记得台湾民间有一句俗语:“一只牛不能剥两层皮”,我是人,难道就可以例外吗? 我越想越愤慨。 修改完王大哥的陈情书,我想这位将军要是真的跟王大哥有深厚交情的话,应 该会想办法救他出去的。我的判断不只是根据那封“陈情书”,也有我的观察做基 础。比如,我注意到总队的每一个队员都必须出操,只有王大哥像是来度假的,悠 哉游哉,到处闲逛,光凭这点,我就认为他是不可能跟我们一起被转送到新收队那 个“十八层地狱”的。看着手中的陈情书,我确信它只能拯救王大哥一人而已。至 于我和其他等着被送往地狱的“流氓”,是无处“陈情”的。我们只能在认命和脱 逃之间做一抉择,我选择后者。